英国人的六大性格特点

英国人的六大性格特点（共3篇）

英国人的城堡性格 篇1

确实,在英国现在的几百座大小城堡里,有许多还是一如往常,是皇室贵族或巨富们的豪宅。不过,也有许多著名的古堡,在物换星移后,由灿烂而归于平凡,变成公益基金会的财产,而成为观光胜地。

除了这些发思古之幽情的城堡之外,我觉得英国还有另外一种城堡,不是每一个人的家,而是每一个人自己,就是一座小小的城堡。每个人好像都在自己的四周,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看不到摸不着,但是感觉得到。除非主人从城堡里出来,否则大门紧闭,外面的人进不了城堡。

酒馆通常是很喧嚣嘈杂的地方,各种年龄和职业的人都有。可是,在酒馆里,经常看到有些人,一个人买了杯啤酒,就站在吧台的旁边,自斟自酌。一站就站上一个小时,表情一脸木然,不知道心思何在;而且,摆出来的姿态,就是不搭理人,也不希望被干扰。因此,可能两个人肩膀相依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彼此始终不发一言,甚至不看对方一眼。

这种有意无意雕塑出的含蓄、冷淡、距离、界限,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来英国之前,我送了一则短讯给“烟斗族网站”,表示将到牛津,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同好云云。三个月之后,接到一封电子邮件,信里表明:已经叼了近20年的烟斗,最喜欢皮特森Peterson)这个牌子,自己就住在牛津附近等等。

我第二天回信,表示很高兴收到他的讯息;既然他在附近,也许哪天我们可以在酒馆里碰个头,一起谈谈烟斗经。信送出之后,如石沉大海,从此音讯全无。当时觉得奇怪,现在我大概知道原因——我的回复不够含蓄,可能太晓白率直了一点。

其实,这种无形的城堡,本身就含有一种矛盾的成分。在酒馆里,彼此相隔咫尺之内、而距离千里之外,看来似乎是高度的自我节制、独立自主。其实,未必;如果真的是从容于独处,又何必到酒馆里来,挤身于人群和喧嚣里?

不过,英国人这种性格上自相矛盾的特质,也许有其他的含义。要盖一座雄伟壮丽的城堡,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可是,要在一般人的性格里,普遍地斧凿出那道无形的城墙,显然需要更长更长的光阴。而且,必须世世代代的人,都接受和认同这种特殊的性格。

无论如何,英国人的这种城堡性格,倒底有什么含义呢?最明显的,当然是一个人的自我节制。要维持城堡的疆域,自然要树起高墙;因此,言行举止上的含蓄保守、有礼有节,正是要堆砌那一道城墙,好让其他人不能轻易穿越。

当然,自我设限是对自己尊重,可是这种做法的另外一面,其实是对于其他人的尊重。因此,希望别人不要随便闯入自己的城堡,相对的也不能随便侵犯别人的城堡。

一旦形成这些信念、或是只知其然的习惯,当英国人有机会飘落到其他土壤里去时,也会把这种性格和这种性格所支持的典章制度带过去。因此,论纪律英国人比不上德国人,论热情比不上西班牙人,论实际比不上中国人,论文化比不上印度人;可是,历史上多少国家有过殖民地,然而有哪一个国家的殖民地,发展成今天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于印度、新加坡的模样?(相形之下,当美国人带着美式民主,硬梆梆地向世界各地推销时,却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我很好奇,这是不是直接间接的,和英国人的城堡性格有关?

中国人的性格中庸吗 篇2

最早提出“中庸”二字的，是孔子，但孔子并没有给中庸下过明确定义。《论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可见，孔子视中庸为一种德行，且是至高的德行，不过民众很久未曾拥有了。中庸乃孔门心法，孔子肯定传授过，只是未见记录而已。

相传孔子的孙子子思，忧虑道学失传，或传久了出现偏差，于是写下《中庸》。《中庸》因收入《礼记》，才得以流传。北宋的二程很推崇《中庸》，到朱熹时，《中庸》因被列入“四书”，成为历代学子的必读书。最早误导人们理解中庸的，却是朱熹。朱熹在《中庸章句》开篇，就作了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 这样一个寻常释义，使后人往往忽略了中庸的真正内涵。

朱熹后面引用了程子的解释，就要完整得多：“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今人多认为中庸的“中”，是折中的意思，其实是误解。这里的“中”是公正、适当的意思，所以称为“不偏不倚”，所以才能成为“天下之正道”。

“庸”也不是如今理解的平庸或不高明。在古汉语中，“庸”有“用”和“常”的意思。不要小看了“常”字，古人认为只有天地日月四季的运行，才是不变的常态和常规，所以程子用“不易”来解释“庸”，“不易”就是不会改变的规律，所以才能称为“天下之定理”。同样，五谷之食、布帛之衣，这些伦常日用，也是人类万古不废的常态。而“庸”巧妙地结合了“用”和“常”两字的含义，说明孔子倡导的是一种人人可以实践、而又符合自然常规的生活。

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意思是：真实，是自然的法则；寻求真实，是做人的法则。实行真实的法则，不必勉强就可以事事合于天下的正道了，不用过多思虑就能寻找到天下的真理了，从容不迫，事事合于天下正道，这就是圣人了。纵观《中庸》全篇，求真其实“中庸”的第一要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文中的“率性之谓道”“自诚明，谓之性”等观点。原来儒家的中庸之道，所强调的慎独也好、诚明也好，强调的都是要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只有从这种内在诚性而发的道，才是“不可须臾离也”的“道”。

中庸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哲学理念，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详述的。简单说来，它就是寻求是一种公正又合乎天地常理的人间正道。它是最高德性，又是一种美，因为它的追求对天、地、人三者来说，都是一种公正而适合的普遍行为状态。同时，它期望在人类精神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不朽法则，也是惯穿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大道。钱穆对中庸也是这種见解，他认为中庸之道，若一定要强调两端的话，一端在至远的天，另一端则是内在的自我，只有执其两端而达到中和了，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选择性遗忘 中国人的绥靖性格 篇3

我们善于阿Q，更善于绥靖地处理各种问题。因为我们骨子里始终在猜忌，见惯种种隐瞒与欺骗，神经上本能地选择安抚和姑息，这样要轻松得多。

“信”在汉字中是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但事实上，这可能是时下中国商业社会中最罕见的美德。

一位学者曾讲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也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说，“银行票据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普遍，似乎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能想通为什么中国人总在姑息。因为大家彼此，无非深浅不一。我们习惯了被欺骗被伤害，见怪不怪。这时“以己度人”的美德反而跳出来去容忍、去安慰，甚至去宽恕各种病毒。

看客，最难治的传染病

选择性原谅

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一次次碰触人们的生命和良知底线，却鲜有人去追问真相。

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希望你全权代理帮他打官司，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

由动车事故、李庄案、郭美美等画面构成的“中国故事”使我们明白获得真相如此之难，难怪人们要无动于衷做一名“看客”了。

做看客最省力气。这是一个视觉至上的景观时代，又是一个观者至上的娱乐时代。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几千年来留下的保全之道，也是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留下的“礼物”。所以我们常常做出聪明的“选择性原谅”之举：蒙牛有问题我就去买洋奶粉，双汇坏事了我就换品牌，达芬奇造假我不买就是了。

无非是一个绕道而行。避之远之而已，没有人去纠责问罪。有人轻易地遗忘，是因为“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有人轻易地原谅，则是因为担心惹火烧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看客心理，其实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冷漠最容易蔓延，我们每个人如此轻松地路过、遗忘并谅解，这种中国人的千年劣根性，直到如今依旧是我们社会中最严重、最难治的一种传染病。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传统伦理在作怪：误读中庸之道，是非不分。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人们远远站着看热闹，内心却紧绷，时刻对外人和外界处于戒备之中，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

如果道德患了病，那么所要做的不仅是阻断传染源，还要加强每个人自身道德底线的免疫力。每个围观者必须扪心自问，你会上前扶小悦悦一把么？

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何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较真，最误读的贬义词

原谅比纠错容易

与看客对应的是较真，这在中国商业社会中常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

较真就意味着这个人很麻烦，不圆熟。较真的人往往被排除圈子之外，频频受到争议，比如方舟子、韩寒、老罗。

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是难得糊涂，因为现实中较真的成本太高了。三聚氰胺事件后尚可有人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害去追诉，在蒙牛黄曲霉素事件中又有谁有真凭实据证明自己受伤了？

所以不了了之。一位重庆的大学教授讲述，人们害怕麻烦，即使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也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有时候即使打赢了官司又怎么样？”

一位宁夏的消费者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百货公司购买一双女鞋。因为鞋跟有毛病，她三次来京换货，但仍出现同一质量问题。她要求退货未果，她来到投诉的经理办公室要求打电话，结果与保安扭打，被对方叫来的110民警“请”出门外。

她不甘心，咽不下这口气，找消协没人理，找工商没人管。她疯狂打听这家百货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联系方式，无意中得到其邮箱地址，洋洋洒洒写了一份投诉的“万言书”，事情终于解决。

为了一双鞋子，至于吗？她让我常常想起电影上执拗得有些不通人情的“秋菊”，还有现实中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固执得可怕的小伙子。16岁的刘亮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诬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的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最后他如愿以偿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

比起较真要付出生命代价而言，原谅、容忍的成本要小得多，不过低个头假装没看见罢了。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抵死挣扎。

方舟子算个例外。他说，“要说这种较真是一种偏执，甚至有人说有病，我觉得是社会有病，而不是说较真的有病。”

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说过：圆熟不像圆滑，令人反感，圆熟是生存正常的需要。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是出自社会环境。

圆熟让我们学会闭眼、自保，因为原谅错误、容忍罪恶要比揭开伤疤再去愈合，纠正错误重建机能容易得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但是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环境还能有安全吗？

著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晚年忏悔时说过一段话，后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