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回顾

中国百年回顾（通用8篇）

中国百年回顾 篇1

自１９０１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历时整整１００年。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充满了无数的艰辛与曲折。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一百年。经济史决定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由盛而衰，与之伴随的是外来学术思想与理论在中国的广为传布。矢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从外来的先进思想理论中探索建国、富强的真理，西方各种学说，包括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由此开始。

经济学的传播：

危难中国的渴求

两次鸦片战争既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方发展差距，从此以后，向西方学习、重振中华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社会潮流。这股社会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此后，经过冯桂芬、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义思潮得以发端，并达到了高潮，对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认识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１８６７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Ｗ．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讲授美国经济学家福塞特（Ｈ． 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后来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于１８８０年出版。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除了《富国策》之外还有１８８６年由海关总税务司翻译的《富国养民策》（Ｐｒｉｍｅｒ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作者为英国人Ｗ． Ｓ． Ｊｅｖｏｎｓ），以及１８８９年英国人傅兰雅口述、徐家宝笔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这些译作当时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传播开来。实际上，直到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经济学才像其它“新兴”学科一样真正开始引起国人的重视。１９０５年以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加上科举制度被废除，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传统经书的羁绊，投身于社会现实之中，出国留学、兴办实业蔚然成风，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新军。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逐渐传播开来，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热潮，经济学也随之在中国得以扩散开来。

京师大学堂在１８９８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１９１２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系——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４０年中，中国出版了４０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１９０１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学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１９０５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１９１０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１９１１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１９１１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琼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２０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１９０２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１９０２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华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９年，中华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６９８个发展到１７５９个，增加了１５７．７％；资本从３．３亿元增加到５亿元，提高了５４．５％。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疴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３０、４０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１９１９－１９２７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３０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３０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１９１４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５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１９２３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１９４９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１９２９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３０年代最多，其中１９３０年一年出版了６３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３０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２０世纪前１０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３０、４０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４９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１１２种，其中２０年代有１０种，３０年代４８种，４０年代５３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１９３０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３０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５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１９３７）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１９３６）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１９３４）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著作《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等，都是很有见地和影响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有比较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１９２８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１９３３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５００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３０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宝三的著作《中国国民所得》，是中国现代意义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开山之作；陈达的《人口问题》就人口理论、人口数量、质量、人口与国际关系等进行了分析之后，给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３０、４０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

早在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１９３０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１９３４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１９４７年共发行了１１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代表作。

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孪生兄弟

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自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经济，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

自１９２０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开始系统搜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１９４７年萨谬尔森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学自１９４９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大陆本身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１９５３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即５０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５０年代后期、６０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对孙冶方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今天的标准看，５０、６０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国经济学者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圭臬的年轻学者基本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９０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的已不多见了。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政治经济学杂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经济学杂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经济学季刊》（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计量经济学》（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经济研究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经济和统计学评论》（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为例，它们在７０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７８篇，８０年代为８２篇，而９０年代就增长到１３４篇。

在６０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８０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２１世纪：

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１００年了，回眸百年来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令人感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运动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３０年代，经济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现代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１０年、２０年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经验实证等现象。

中国百年回顾 篇2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勇武, 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姚建年等10位来自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化学发展取得的成就、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重大命题, 为公众奉献了一场化学改变世界的科学与知识盛宴。

白春礼:化学-发现和创造的科学

白春礼表示,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结构, 性能和物质的科学, 探索新物质, 探索新应用的学科。回顾百年来化学的发展, 化学已经建立了重要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门中心学科, 推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支撑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化学未来的发展, 有四点趋势。第一个趋势是, 化学将向更广度、更深层次的方向延伸。这体现在几个方面:未来对原子、分子的认识将更为深入, 多层次分子研究更为系统, 在创造新分子、新材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功能性。超分子是一个分子结构与宏观性能的关键纽带, 是产生更高级结构的基础, 如何设计超分子结构和材料, 对复杂生命体系的理解和模拟及调控都是前沿的课题。第二, 新工具的不断创造和应用促进化学创新发展。随着技术能力和仪器设备的不断进步, 空前准确和灵敏的仪器不断被创造和应用, 科学家不仅能在原子、分子甚至电子层次观察并研究微观世界的性质, 而且能够对其物质结构和能量过程进行操控。第三, 绿色化学将引起化学化工生产方式的变革。绿色化学不仅是对现有过程的改进和新过程的研究, 未来化学的研究将更加注重绿色产品设计的理念。绿色化学将经济、高效地制备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物质。绿色化学不仅创造可持续的化学产品, 还要变废为宝, 将今天的废弃物变为明天有用的资源。这将引发化学化工的变革。第四, 化学在解决战略性, 全局性, 前瞻性重大问题当中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的不断发展, 对化学发展提出新的需求, 比如:能源危机要求我们如何像光合作用那样高效地利用太阳能;环境保护方面如何控制、降解、驱除污染;资源利用方面必须做到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材料方面要绿色化及智能化, 可再生循环利用;社会安全方面要防患于未然, 比如易燃品, 爆炸品的检查和防护。有很多工作需要化学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勇武:坚持推动科学发展,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石油和化学工业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工业, 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对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石油化学工业用短短的60多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总产值从1949年的1.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88万亿, 成为世界石油和化学工业的第二大国。从仅能生产有限的基础化学燃料和初级的化学产品, 到炼油基础化学原料, 农药专用化学品, 橡胶制品等50多个重要的子行业, 6万多种产品, 门类齐全, 完整的工业体系, 创造了世界石油和化工化学发展史上的奇迹。“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入改革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我国仍处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石油和化学工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我们面临石油和化学工业大国向强国的发展征途中,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将进一步促进石油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为我国企业走出去, 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创造有利条件。石油和化工行业应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与保持行业经济平稳运行有机统一起来, 通过技术、工艺和装备的升级改造, 提高传统产业的节能降耗、安全环保、品种质量水平, 增强传统行业的竞争优势。同时, 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业, 有序发展新型煤化工。另外, 必须加快推进技术进步与创新, 创建一批世界知名品牌。大力推进节约安全清洁发展, 初步形成绿色、低碳、安全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以培育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为重点, 构建大中小配套协调的行业企业体系。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 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

姚建年:化学走向“精准化”

化学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随着社会的文明发展我们对化学的要求就越来越严, 希望在合成的过程里面有更好的选择性。我们对化学学科的发展, 要提出化学“精准化”的要求。

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已经被公认为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严峻的三大挑战, 这三大挑战和化学, 尤其是合成化学非常密切。2009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野依良治提出未来化学的发展要求, 即对合成化学反应的精准性控制。过去的十年终有三次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合成化学的精准控制直接相关的金属有机方法学, 体现了社会对精准控制的苛求和期待。由于合成手段的局限, 合成工业达不到理想的精准要求, 发展更加绿色的, 高效的, 高选择性的合成方法迫在眉睫。现代合成的目标就是发展理想的新反应和新方法, 寻找更加精准的新一代物质转化途径。单分子, 单原子操纵, 是化学走向“精准化”的另一个方向。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比如单原子成像, 操纵技术提高与改进, 原子的三维排列怎样更加有效, STM的图象和能级的理论计算, 复杂的分析体系怎样通过进行控制反应。自组装, 是新一代的“精确”合成方法, 自组装是指组装基元通过弱相互作用自发地行程有序结构的过程, 是创造新物质和产生新功能的重要手段。自然界的自组装现象是很多的, 大到细胞膜和细胞等都是自组装的例子, 这些自组装体系是十分复杂, 高度有序, 它们的功能不再仅仅取决于构成这些体系的组装基元, 而表现出更多的一种综合效应, 各组装基元在自组装体的基元是精准的。2005年, 自组装被列为二十一世纪将要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

福特赛车百年回顾 篇3

福特赛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1年10月10日。那年秋季，年仅38岁的亨利·福特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汽车制造公司。在当时，汽车是超出绝大多数人购买能力的奢侈品。福特的愿望是使汽车成为人人都买得起的、廉价而又安全的交通工具。为了筹集资金、提高知名度、建立自己的声誉，赛车便是达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法。汽车制造商们都在利用赛车证明自己产品的价值、思想及专业技能。于是福特在奥利弗巴瑟尔、艾德哈夫等人的帮助下建造了名为“赌彩”的赛车，并参加了由底特律驾驶俱乐部赞助和发起的一场比赛。该比赛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国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比赛。参赛的选手来自不同地区，包括来自克利夫兰的亚历山大温顿。温顿是成功的汽车制造商，也是当时美国著名的赛车手。当时的赛车一般不低于29kW，温顿的赛车有52kW，而福特的赛车只有19kW。相形之下，福特明显处于下风。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动摇福特实现自己愿望的信心。相信只要有效率，就可能以小胜大。在这场比赛中，福特以平均45英里/小时的车速跑完全程，并获得冠军。奖金为1000美元和一个玻璃雕花调酒碗。更为重要的是，那场比赛的意外胜利同时也吸引了几位投资人的注意。在他们的帮助下，福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建立了一家汽车公司，之后于1903年6月福特汽车公司成立。

在那场比赛中，福特的优势是拥有技术更为先进的点火系统。1901年发动机的不稳定放电和电机不洁经常导致熄火，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点火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福特车队委托当地一名牙医制作了一个陶瓷罩，使赛车的点火线圈绝缘。这一设计提供了更热、更稳定的点火，使得发动机能够更好、更持久地运行。

这场比赛改变了整个世界，不仅将福特自己对低成本汽车的信念付诸实施，而且建造了真正使全世界在车轮上转动的汽车。

全球百年最经典广告语回顾 篇4

2.麦当劳：你理应休息一天。

3.可口可乐：享受清新一刻。

4.佳能复印机：百闻不如一印

5.傻瓜相机：聪明人选“傻瓜”

6.美加净颐发灵：明不必绝顶

7.步步高VCD：说到不如做到。

8.美国捷运公司：你知道我吗?

9.美国征兵署：成为一个全才。

10.百事可乐：百事，正对口味。

11.通用电气：GE带来美好生活。

12.万宝路香烟：万宝路的男人。

13.消炎药：快治人口(脍炙人口)

14.热水器：随心所浴(随心所欲)

15.止咳药：咳不容缓(刻不容缓)

16.摩托车：骑乐无穷(其乐无穷)

17.营养液：口蜜腹健(口蜜腹剑)

18.普腾电器：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

19.麦氏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中国百年回顾 篇5

打造百年钢铁企业

——写在中钢廿六华诞之际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又是一个十月一的到来，又是一个国庆厂庆的到来。二十六年春华秋实，二十六年日新月异。腾飞的中钢告诉你一个革命老区的一个传奇，跨越的中钢告诉你一个三晋的瑰丽。

二十六年中钢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二十六年企业取得了从平庸走向成功，从成功走向卓越，从卓越走向辉煌的业绩！

回顾历史，我们心潮澎湃，展望未来，我们热血沸腾，在这国庆厂庆生日到来时刻，我衷心地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企业欣欣向荣。

抚今思昔，我们为公司创业的艰辛不胜唏嘘，我们为公司现有的辉煌雀跃不已，我们为公司璀璨的未来满怀憧憬和期冀！

廿六华章美，世纪宏图新。

廿六年辉煌历程，廿六年激情跨越。廿六年来，中钢伴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祖国的强盛而强盛。中钢公司1985年孕育于联营铁厂，1988年发源于钢源铁厂，1992生根于南川河畔命名为中阳钢铁厂，2005年正式改制为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廿六年艰辛创业，在改革、发展、跨越的道路上，中钢人一直秉承“奉献社会不求所有，造福乡土只图所为”的宗旨；肩负着振兴民族企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也肩负着成就员工造福员工的重任。中钢人依靠科技创新，以人为本的管理；凭借永不满足，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的工作作风，实现了中钢人自身的价值，取得了显著成绩。

——企业的规模、资产进一步得到了扩张。

廿六年来，经过中钢人的不懈努力。处处彰显了企业节节攀升的可喜成果，事事体现了企业一路高歌猛进辉煌成效。企业由初办厂时的6.5立方米的炼铁炉子，几间破旧的房子，七十名左右的工人起步，发展到今天成为1780立方米的炼铁高炉，万余名员工，二十多公里长的现代代钢铁企业。资金从原来的七拼八凑的二十万元起家，发展到现在已逾越百亿的实体，并将实现年产值逾一百个亿、上缴税收十个亿元的企业。

——企业的实力、竞争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企业在廿六年的发展的征程上，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企业由原来的手工作坊起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以钢铁产业为龙头，以煤碳开发为基础，以电力能源为支撑，以精细化工为延伸“四位一体”的产业集群。同时企业管理由原来的粗放型管理升级转换为“以人为本”的精细化管理。还有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自动化设备的普遍投用，程序化作业的精准操作，高科技、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大批量进厂等等，都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实力。

——产品的创新实现了质的跨越，产品品种由原来只能单一生产半成品的生铁发展到现在能产Ø5.5—16mm的热轧圆盘条，热轧光圆钢筋，热轧盘螺；Ø12—40 mm直条圆钢，热轧带肋钢筋等五大类二百多余种的产品。产品质量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量由原来日产不足12 吨的半成品生铁，到现在日产将达一万吨的“中玉”牌系列成品钢材的跨越。产品销售由原来只在交城、文水一带的周边地区，发展到现在有：西部的青、甘、陕、宁、川、渝一带；东北方向有蒙、冀、京、津、一带，南方有江、浙、沪、等沿海地区。并且产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客户的亲睐，目前我们常常出现货物供不应求的可喜场面。

——企业员工队伍发生了巨大变化，素质得到了质的提高

从2000年以来，新增员工将近九千名，其中高校毕业生约三千多，员工队伍专业程度高，学习热情高。用人呈梯次结构，优势互补，为公司的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人力资源。新老员工达配制，互相比、学、赶、帮、超的工作氛围，大大提高了员工的综合素质。

——员工收入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员工现在的平均收入比刚建厂时，翻动了十倍以上，股份的分红，福利住房的使用都体现了企业的对员工的关心与关爱；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支付切实为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娱乐场所的增设与实施更体现了企业的温暖。

——企业的整体形象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廿六年来，企业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奉献社会，造福乡土，近年来中钢坚持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中钢通过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来践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新农村建设，洪涝灾害、汶川地震、兴学助教，资助慈善事业等方面充分发挥了企业的积极作用。中钢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中钢公司赢得了新的发展机会，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良好的企业美誉度。公司先后获得无数殊荣：有山西省工业转型发展百强潜力企业、山西省功勋企业称号、全省三届蝉联名企、全省品牌之星、全国先进民营企业、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等荣誉。——企业生产运营质量进一步得以提高与优化

2000以年公司运营状态一直稳中有升，公司成立分厂以来，分工明确，各分厂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使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为公司占领市场提供了有力的先机

——熔铸企魂，文化促进企业和谐、高速发展，-常言说十年企业靠管理，百年企业靠文化。要想打造百年企业，首先必须打造强有力的自身企业文化，为此公司十分注重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如今各分厂、各科室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中钢文化》，《中钢时报》是企业文化的主流，是体现员工意志，提炼企业文化的园地，也是成为鼓舞和激励广大员工爱岗敬业，岗位创新的动力源泉。它本职贴近实际，贴近员工，贴近企业的导向，将促进企业的高速发速。现在一个高效、灵活、富有竞争力的中钢百年发展模式将在浓郁的企业文化中脱颖而出。风华廿六载，佳期待明天。

廿六年风雨沧桑，廿六年磨砺奋进，一代又一代的中钢人以不懈的追求，不断的进取，不停的耕耘，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铸就了中钢的不平凡历史，也铸就了中钢明天的不平凡发展成就。

廿六岁月成过去，未来前景无限好。公司在“十二.五”发展规化的开局之年，立足新起点，谋求转型发展，实现跨越发展之际就提出了全力打造“百年名企”的战略思路。如今在进行一体系的升级技改中，就是着眼于未来，着手于小节。做到环环杜绝残缺，事事力求完好，坚定信念，把每一件事做好，做实，做精细。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美好宏伟蓝图的实现，必将激励我们所有中钢人去拼搏、去奉献。打造百年名企，需要我们全体员工精诚团结，通力协作，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去实现我们的理想目标，我们坚信，在盛世和谐的今天，我们借着转型发展的东风，沿着一体系升级技改的方向，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成为全国有名，山西前茅，吕梁山龙头的钢铁企业。

百年潮中国梦百年追梦观后感 篇6

该片从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切入，从“百年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筑梦天下”五个方面，很好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梦、为什么要实现中国梦、怎样实现中国梦、中国梦对中国的意义、中国梦对世界的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整部片子大气磅礴、雄浑深厚，既有政治与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又有文学与艺术的精度和力度，堪称中国梦宣传的精品力作。

中国梦是要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百年坎坷复兴路，世纪沧桑强国梦。

没有梦想的民族是可悲的，对美好梦想没有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精神的民族同样没有前途。

只有自强不息坚定梦想的奋斗才会有当今强大的中国。

总书记说过“让每个人人生出彩之梦，是每个人和祖国一起成长的梦。

”年轻人的未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年轻人的“中国梦”汇成整个国家的“中国梦”。

所以我们更应该坚定梦想，自强不息的去奋斗去拼搏，完成自己的中国梦。

人因梦想而勇敢，我们因梦想而成长。

在如今梦想又被提及，并且成为一个很真实的话题，将我们原本谈论的话题一下拉到现实，并且鼓励我们前进。

在《百年潮·中国梦》这档节目播出之际，老师们积极组织同学们观看了《百年潮·中国梦》，让我们的孩子了解自己的国家，乃至了解整个国家的中国梦。

也使学生加深了对“中国梦”的理解。

梦想是太阳，不像一个世纪那样遥远，甚至也不像甲子前可望而不可即，它已经从地平线上蹦出，万道朝霞正照耀在我们的眼前，激励我们勇往直前。

中国百年回顾 篇7

世界乒乓球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已然是一个热门话题, 纵观整个世界乒坛, 已逐步形成了以亚洲为重心, 以中国为核心的局面。造成了世界乒乓球运动开展的不平衡, 为此, 国际乒联曾几次推出意义重大的规则改革, 虽取得一定成效, 却没能稳定世界乒乓球的平衡发展, 乒乓球运动在世界的开展遇到了瓶颈, 对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作出新的思考与展望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世乒赛的百年回顾, 针对世界乒乓球运动开展中所透视出的现存问题对乒乓球“霸主”之国中国, 国乒联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分别提出促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战略。以寻求乒乓球国际化发普及与发展新的出路, 同时为乒乓球运动可持续性发展提过参考依据。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

本文查阅了1926—2014年有关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获得冠军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等有关的硕士论文、体育期刊等文献。

2.2、数理统计法

通过搜集历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历届冠军的获得情况资料, 进行数理统计分析。为乒乓球发展史及现状研究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2.3、逻辑分析法

通过数据结果进行逻辑分析和归纳, 全面分析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近百年的发展状况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3、世界锦标赛的百年回顾

3.1、欧洲乒乓球鼎盛时期

1926-1951年共举行了18届世乒赛, 其中17届在欧洲举行, 大多数参赛国家为欧洲国家。这一时期, 运动员大多数使用的是弹性小、易掌握、具有一定破擦力的胶皮颗粒胶的球拍, 这种球拍在进攻时虽稳健但缺乏速度、力量, 攻防守时稳健又有旋转, 利守不利攻。主导打法主要是削球, 指导思想是“减少自己失误, 防守多余进攻”。

由表1可见:举行的前18届世乒赛共116个冠军, 除美国选手夺取8个冠军占总数的10.34%, 其余全部由欧洲选手获得, 占该时期冠军总数的93%, 其中匈牙利获共获得冠军57.5个, 占该时期金牌总数的49.57%, 排在首位。其次是捷克斯洛伐克 (表中简称“捷克”) , 共获得冠军25.5个, 占该时期金牌总数的21.98%。这一时期以匈牙利、捷克为首的欧洲国家迎来了乒乓球的鼎盛时期。

3.2、日本称雄

在1952年第19届世乒赛中, 日本运动员采取远台长抽与快速的步法移动相结合的打法, 同时还使用了海绵球拍加快了进攻速度。手握海绵拍、采用直拍全攻新型打法击败了欧洲长期制胜的下旋削球。

由表2可知:1952-1959年间共举办了七届世乒赛, 冠军总数为49个, 日本获得冠军总数24个, 占这一时期冠军总数的48.98%, 居于首位。罗马尼亚获得冠军总数10个, 占总数的20.41%。匈牙利获冠军总数6个, 占总数的12.24%。捷克、英国、美国分别获得冠军4个、2个、1个。分别占该时期冠军总数的8.16%、4.08%、2.04%。由此可以看出, 日本在这一时期获得冠军总数近半, 远远领先于罗马尼亚、匈牙利等欧洲国家。

3.3、中国乒乓球兴起

1959年第61届世乒赛, 中国直拍近台快攻打法登上世界乒乓球舞台, 并一举夺得男子单打冠军, 从此中国运动员开始登上世界乒乓球的舞台, 通过对参赛经验的总结, 逐步开创性的形成了“快、狠、准、变”为技术风格的独特的直拍近台快攻打法。中国凭借独特的技术创新迅速登上世乒坛高峰。

由表3可知:1961—1969年期间共举行了5届世乒赛, 冠军总数为35个。在此期间日本共冠获得冠军19个, 占总数的54.29%, 列居首位。中国共获得11个, 占总数的31.43排在第二名。瑞典、苏联各获得2个, 占总数的5.71%, 罗马尼亚获得1个, 占总数的2.86%。由此可以看出, 在此期间日本获得的冠军总数仍居世界首位, 中国获得金牌总数虽不及日本, 却已跻身世乒坛前列。

3.4、欧洲乒乓球运动的复兴与欧、亚对抗

这一时期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在世乒坛的辉煌成绩, 也极大的刺激了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欧洲选手通过了近20年的努力, 创造了弧圈、快攻结合的新打法, 从而走上复兴之路, 形成欧亚平分秋色的对抗局面。

由表4可知:在1971—1993年间的12届世乒赛中冠军总数为84个, 中国选手共获得52个, 占总数的61.9%, 位于首位, 排名第二位的瑞典共获冠军总数为10个, 占总数的11.9%, 而他国家所获冠军数更是屈指可数。由此看来, 中国逐渐登上世乒坛之巅。这一时期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迅速发展, 成功的激发了欧洲各国对乒乓球运动新的探索, 成功的走上了复兴之路。

3.5、中国称霸世界乒坛

经过欧洲复兴和亚欧对抗之后, 中国队重新调整技术和心态。自1995年以来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不断挑战自我,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多次包揽全部冠军。

由表5可知, 自1995年至2014年共举办了10届世乒赛, 冠军总数为70个, 这一时期中国共获得冠军数64个, 占总数的91.43%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位的瑞典也仅获2个, 占总数的7.14%。朝鲜、奥地利、新加坡、中华台北各国均获1个, 各占总数的1.19%。这一时期, 中国基本包揽所有项目的冠军, 称霸世界乒坛。

3.6、各大洲世锦赛的百年历程

由图表1可知:自1926年至2014年 (1—52届) 。欧洲各国与北美洲各国在不同时期所获冠军总数百分比呈下降趋势。亚洲各国所获冠军总数百分比逐步上升, 而中国在不同时期所获冠军数节节攀升, 且越来越接近亚洲所获冠军总数。整体看来, 历届世锦赛冠军被欧、亚两州于不同时期所包揽, 两者之间基本成相反方向的变化趋势。说明亚洲已经进入乒乓球鼎盛时期, 而中国成为乒乓球“霸”主之国。近百年的世界乒乓球运动开展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小球转动大球”。

4、世乒赛透视出的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现存的问题

(1) 世乒赛成绩分布过于集中, 长期出现分布失衡的状态。中国6次包揽7项冠军, 1次包揽6项冠军, 4次包揽5个单项冠军的现象, 不利于乒乓球运动在世界及其他国家的发展, 也制约了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普及。 (2) 提高乒乓球运动观赏性的改革如11分制、大球、无遮挡发球、奥运参赛人数控制等, 措施不利、效果不佳, 尚未抓住本质。 (3) 中国为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所提出的措施收效甚微。虽然提出了诸如“养狼计划”, 但乒乓王国的霸主思想不变, 所推出的措施, 只能隔鞋搔痒, 难见成效。

5、对世界乒乓球运未来发展的展望

5.1、中国作为乒乓大国强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1) 通过调整发展战略, 开发其潜在价值。美国NBA将竞技体育与娱乐文化相融合给我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借鉴NBA模式, 开展乒乓球的超级联赛NBA, 促进乒乓球文化产业的发展。包装国内外的乒乓球明星, 利用品牌效应促进乒乓球的发展。 (2) 重塑乒乓球文化凝聚力来确保自己强国地位, 同时, 应着手于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推广与普及调整姿态。 (3) 重新审视、实施“养狼计划”, 合理派遣外援。将“海外乒团”与“养狼计划”规范化。向国际打开大门, 建立“国际乒乓球学校”以培养中外优秀乒乓球运动员, 摒弃“不彻底、有保留”, 在推广技术的同时不断创新技术。

5.2、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

(1) 转变改革思路, 着重加大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大众普及度群众是基础。大赛定位不一定全部定位在国际最高水平上, 鼓励组织不同级别的赛事, 除了“奥运会”、“世乒赛”以外, 通过开展“国际校园世乒赛”、促进校园乒乓球发展, 开展“国际大众世乒赛”, 促进群众乒乓球运动的开展。通过扩大乒乓球运动的群众基础推广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开展。 (2) 集合各国乒协之力, 走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通过国际乒联联合各国乒协一起创办乒乓球训练基地, 定期举办国际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 通过体会不同技术风格与氛围调整本国发展方式, 加强对乒乓球的文化宣传与教育, 走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3) 积极改观世界乒乓球大赛的承办过集中化的现象。合理的安排世乒赛主办权, 多给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国家举办机会, 通过这种方式扩大乒乓球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 从而推动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顺利开展, 促进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

5.3、其他国家重新审视并重视本国乒乓球运动的开展

(1) 各国根据本国乒乓球运动发展现状, 适时改变运动发展模式。通过完善本国竞赛制度, 加强国内各类各级比赛刺激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借鉴中国及其他乒乓球强国的运动员培养模式。重视科学选材和后备人才的培养, 同时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 (2) 加强与乒乓强国的交流, 实现通过取“鱼”收获“渔”。充分利用其他国家提供的有力条件, 派遣教练员、运动员到中国及其他乒乓球强国进行培训、学习、训练。鼓励运动员积极参与国内外各大型乒乓球比赛。在训练过程中, 寻找新的制胜规律并融入自己的技术风格及个人特长, 增加科技含量, 实现通过取“鱼”收获“渔”, 掌握技术发展的新动向。

摘要：本文通过数理统计法、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 回顾了世乒赛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的百年发展历程, 分析并总结出不同时期影响世界乒乓球发展的因素, 针对目前世界乒乓球发展现存问题, 做出了新的展望, 以此为世界乒乓球运动开展提出新的可行有效的方法, 为研究者提供可靠、有力的参考依据。主要结论如下:在百年世锦赛中, 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不均衡性、因不同时期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呈现出不同特征:20世纪前50年代前, 欧洲以削球为主的技术统治球坛;50年代, 日本远台长抽打发和海绵球拍的发明打破欧洲统治;50年代末至60年代, 中国以近台快攻为主打法攀登世界高峰;70—80年代形成欧洲弧圈球与亚洲快攻技术相互抗衡新局面;90年代后, 中国乒乓球运动技术不断创新, 引领技术发展, 至今称霸世界、长盛不衰。世锦赛透视出的世界乒乓球运动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世界竞技乒乓球运动发展严重失衡、奖牌过于集中在少数几国导致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普及受到影响;此外, 提高乒乓球运动观赏性的改革措施不佳、效果不佳;中国为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在全球发展所提出的系列措施收效甚微。回眸历史, 展望未来作为乒乓球王国的中国, 应当承担起作对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与普及做出贡献。首先, 应积极推进竞赛模式和规则变革, 奖牌分布区域化;其二,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应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改变世界乒乓球大赛的承办过集中化的现象, 激励不同区域、国家承办各种赛事、提升世界赛事的商业价值。其三, 积极推进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提高, 加强不发达地区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培养, 推动普及, 指导训练, 培养人才。最后, 不断进行乒乓球技战术的创新与改革, 解决观赏性的瓶颈, 提高乒乓球运动的竞争性。

关键词：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百年回顾,展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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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凤梅.世界竞技乒乓球运动发展不均衡现状及对策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

[4]荆雯.乒乓球运动非均衡发展的地缘文化探索[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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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立欣.马拉维国乒乓球运动开展现状及原因分析[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

[7]刘鹰.论“限制海外乒团”对乒乓球运动发展的影响[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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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缓缓.“奥运瘦身计划”对促进世界乒乓球运动改革与发展的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

中国百年回顾 篇8

软手段敲开了通商之门

美国人最早关注朝鲜半岛是在1845年,时任众议院议员的普拉特拟就了一份《开放朝鲜案》,认为应该抓住欧洲列强盯住中国和日本的时机,积极发展与朝鲜的通商机会,应该建立外交关系。但该议案未获通过。1866年8月,美国商人普雷斯顿乘坐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进入朝鲜的大同江水域,遭到平壤民众袭击,所有船员被烧死,美国第一次用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的尝试失败。紧接着美国先后于1867年、1868年、1870年和1871年多次企图以炮舰政策强迫朝鲜通商,但最终都遭到了失败。

经过几年沉寂后,美国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向朝鲜半岛挺进。

1878年10月29日,美国海军部向周游非洲的海军提督薛斐尔下了训令:“访问朝鲜的任何港口,用和平的方法,为与该国交涉而尽力。”11月9日,当时的国务卿爱法兹又补充道,“小心地观察朝鲜有无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的愿望;借与日本的友谊与斡旋,顺利完成薛斐尔提督的亚洲之行……”可见此时,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已转向假借第三国来帮助完成。日本方面答应替薛斐尔转交书信给朝鲜国王,但以薛斐尔必须呆在日本长崎为附加条件,这时薛斐尔始知,野心勃勃、已把朝鲜视为自己禁脔的日本“并无开放朝鲜对世界通商的诚意,而日本人只是借交涉以利于他们自己的企图罢了”。

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得知此事,便力邀薛斐尔至天津会谈。在得到可使美国与朝鲜之间签订通商条约的保证后,薛斐尔欣然前往。客观地讲,作为宗主国、与朝鲜保持朝贡关系的清朝之所以主动邀请美国势力进入朝鲜,主要是因为俄日已对朝鲜半岛怀觊觎之心,因此希望将西方势力引进来,起到牵制日俄的平衡作用。为此,李鸿章对朝鲜进行了劝服工作。1881年11月,朝鲜国王高宗派使节与清朝协议对美修交的问题,朝鲜使节带来了朝鲜国王愿与美国签约通商的口信,并力邀李鸿章代为主持缔约谈判。1882年初,李鸿章及其麾下便与美国全权大使薛斐尔就朝美通商一事在天津进行了谈判。5月22日,《朝美通商修好条约》在汉城正式签订。美国也成为第一个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的西方大国,在此之后,英、德、意、俄、法、奥等国才分别与朝鲜签订了类似条约。

《朝美通商修好条约》签订后,美国在汉城设置了外交机构并派驻公使。此后,美国便开始了与朝鲜多方面的联系。在政治方面,1895年10月日本幕后策划了“乙未事变”,杀害了亲俄的闵妃,此事前后的宫内府顾问是美国人莱津德里;在事变发生时,率领侍卫抵抗以保护高宗和闵妃的是美国人戴伊;而向全世界报道事变真相的是美国《纽约先驱报》的著名记者柯克里尔。随后美国还参与策划了以推翻朝鲜亲日内阁为目的的事件。在军事方面,据美国国会最近发表的回忆录显示,在朝美修约后至朝鲜被日本吞并亡国前的20多年里,美国曾三次派兵至朝鲜:1888年朝鲜出现叛乱的情况下,为保护侨民,向朝鲜半岛沿岸派遣海军;1894年至1896年,为保护甲午中日战争后汉城的美国公使馆和美国人,派遣了海军陆战队;1904年1月5日至1905年11月11日,为保护日俄战争期间驻汉城的美国公使馆,而再次派遣海军陆战队。

但是在1905年日本与当时国号为大韩帝国的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后,美国被迫中断了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关系,退出朝鲜半岛达40年之久。

二战为美国重返朝鲜半岛提供了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美国重返朝鲜半岛提供了契机。

其实,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6月,当时流亡在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919年成立于中国上海)的主席金九和外交部长赵素昂,就曾分别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希望能够恢复外交关系。但对美国来说,如果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也就意味着美国承认了临时政府,而在没有与日本宣战的情况下,美国是断然不可能承认临时政府并与之恢复外交关系的,所以美方没有给予答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在12月10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对日本宣战。日美爆发战争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但是对承认问题,美国方面一直持谨慎态度。12月22日,国务卿赫尔致电驻华大使高斯,要求“详细调查所谓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包括其成员、属下武装人员的活动范围、与朝鲜国内和中国东北的革命组织的接触状况、中国政府对之的态度以及与之的关系等。高斯衔命与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作了非官方接触,并于1942年2月将按上述要求调查的情况向国务院作了汇报:重庆地区仅有200左右的朝鲜人,有一小股武装人员加入了中国军队,温和的“韩国独立党”主导这个临时政府,而左翼的“民族革命党”在中国东北有大量的朝鲜追随者。言下之意,高斯认为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朝鲜人中并不具有代表性。

从1941年底至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前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高斯频繁地以电报的形式发回关于临时政府的具体情况,并多次将从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处获得的中国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态度向国务院做详细汇报。期间临时政府驻美代表李承晚也曾致信国务卿赫尔要求承认临时政府,但都被拒绝。美国不承认临时政府的原因,通过已经掌握的史料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因素:首先,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独立的呼声高涨,而作为美国盟国的英国也曾是韩国临时政府的“公关”目标,但是英国鉴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可能将会在自己的殖民地中引发骨牌效应,继而会瓦解自己的殖民统治,所以英国人索性将这个难题当作皮球踢给了美国,而美国为了团结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自然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开罪自己的盟国;其次,当时的韩国独立运动中,的确派别林立,掌控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党”只不过是这些派别中的一支,更重要的是,这些独立运动的派别与其时朝鲜国内的联系较少,所以美国担心承认了临时政府,就等于剥夺了战后朝鲜人民自由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最后,涉及到了苏联因素,美国1945年的外交关系文件显示,苏联对朝鲜半岛也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苏联当时尚未向占领朝鲜半岛的日本宣战,如果此时仓促承认了流亡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等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时刻,有可能会扶植与自己意识形态比较接近的派别组成政府,这样就会造成错综复杂的局面。

而对于欲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中国政府,美国娴熟的外交艺术在此时发挥到了极致,在陈述自己理由的同时,美国建议“可做临时之承认”。对于在国内正面抗日战场上需要大批美援的中国来说,此时也只能心领神会地追随“财主”美国,始终没有正式承认临时政府。这样美国将朝鲜半岛问题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所以在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上,美、中、英三国首脑也只是象征性地宣布“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在开罗宣言中,“在相当期间”这个词很富有弹性。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设想中,朝鲜半岛彻底获得独立地位前应先由英、美、中、苏四大国进行托管,以启迪朝鲜人民的政治智慧,待时机成熟再将主权移还,这引起了朝鲜人的极力反对。然而历史的吊诡却是,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和9日苏联对日宣战、迅即日本溃败后,朝鲜半岛成为以三八线为界、美苏分别掌控半岛南北方的冷战试验场,四大国托管的构想也并未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