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共10篇）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篇1

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当官？海瑞说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他同情饥寒困苦的流民，也为别人被欺压而感到不平。在他心目中，出仕做官是为了取得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而不是借官职谋私利。如此看来，他的确是官员中的典范。

海瑞这种精神的本质也和创建本朝的洪武皇帝的`治国思想完全一致。然而海瑞所不知道的是，当朝文官们的行事标准就是在上层颁布一个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海瑞却不懂这种所谓阴阳之道。他凭一己之力即想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想法，不免有些草率。

不仅如此，海瑞的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更不能代替周密的考察和详细的法律。

海瑞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也确是一个公正而廉洁的官员，他想让人民生活更幸福，国家更强大，但因为对当时的问题没有有效的处理办法，加上他的操之过急，而干不成实事。他既没有对情形做过周密考察，又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也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仅仅有他自己奋力践行维护的伦理道德，是远远不够的。明朝是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缺乏有效的商业法律和货币制度，经济制度也较为僵硬。想要改变这些，明朝现有的政府机构是没有能力办到的，要在当朝力挽狂澜，就要依靠有力的技术与组织。而海瑞偏偏没有意识到这点。海瑞以为只要自己以身作则，实行新制度就能改变现状。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篇2

中国历史的问题中最受争议也被很多人斥为伪问题的是，倘若没有鸦片战争和西方工业革命中国会不会自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等等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 ，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 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感悟800字 篇3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篇4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现在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悲剧，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希望通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篇5

明朝时，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高峰，废除丞相制度，文官集团日益强大，但是军队建设却极其落后，依靠多次翻修的城墙巩固国防，待倭寇入侵才开始培训新兵。天下的奏折，评判的标准则仅仅依靠仁礼道德，没有强而有力的法制建设，文官集团越发强大，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最终走向灭亡。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以“礼”为尊的国度，从民风淳朴的先秦、百家争鸣的春秋、诗词盛行的唐宋，甚至是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已失传的今天，传统道德的渗透力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它就像是手表中的齿轮，在历经时光岁月的磨损之后，终于在运作中发出了不和谐的噪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00字 篇6

明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以文官集 团为支柱。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但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他不仅可以知道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而正是明朝的官员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制肘，同时也体现了皇帝对于这些文官的依赖。文官权力的膨胀带来的是皇帝的无奈，而万历则是最典型的例子。以至于曾经打算一番作为的他也不得不以消极抵抗来应对，即老子所谓的“无为”。

文中以少量的笔墨描述正德皇帝，一个没有对传统屈服，我行我素，毫不为臣僚的批评所所动摇的一个皇帝。然而从侧面看出在这样的制度和社会下，连皇帝都深感束缚，他的子民又何谈自由呢?且皇帝权力的实施又需以道德为基础，以《四书》为标准，皇帝的创造力被加以束缚，制度无法创新，无法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注定了朝代被更替的结局。同时又不免令人感受到儒家文化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或者说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影响。它教人礼仪，待人以“仁”，以道德为高标，且深入人心。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正反两面，儒家思想也不例外。一方面，官员们能够以同一标准来执行事务，而避免了观念不同导致的秩序的混乱。但另一方面，人们的思维定势扼制了人们所特俱的创造力，凡是越过“道德界限”的，则视为违反了原则，应当“剔除”在外。

在此书中，也看到了延续至今的问题，即官官相护，官员腐朽，每出现重大事件，支持派和反对派便彼此展开攻势，不过是为了私利。可笑的是，提倡诚信的官员们又仍然执行“常例”，向百姓加收税额，甚至搜刮民财，也许今日不至于此，但也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罢了。存在如此的官员，社会也难以“正着走”。而在每一个“一己私利”的做官的人中，倘若有创造者，革新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古人言：“学而优则仕”，然而成为“仕”在如今也不过是对自己与家族图利，已少有什么有志青年。消极地想，假如有一天做官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恐怕也不会去做，因为我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清官，但至少能够让社会少一个同流合污的人，当然这也只针对于我，旁人若是有幸成为并坚守本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篇7

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篇8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00字 篇9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作者以大历史观来看待历史，作者从技术的角度通过对典型历史人物的分析，展示了明朝文官执政下的一些社会现象，从对人物命运的分析中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万历年间是文官集团执政比较成熟的时期，因此整个时代也散发着文人的气息——重道德轻法律，重文化轻武力。所谓的法制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去实行，更多的体现的是道德的衡量。整个朝廷上下奉行低薪制度，以至于腐败盛行。“万历十五年公元为1587年，距鸦片战争尚有二百五十三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

关于人治与法制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依据。所以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政府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造成政府不用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组织上的原则已不能处理当下的问题，只能以人事调动代之。

.文官集团的考查制度造成了中国官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出现——乡谊，年谊。优秀皇帝的职责乃是平衡。

文官集团的“阴阳”

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也参与了对立阵营。

调和这种阴阳皇帝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

明朝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顽固不磨的真理。

政府公务员待遇不合理，地方官没有实际力量足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官员们一面标榜的仁义道德的阳，一面又私底下收受贿赂。所以海瑞成为所处环境的异类，一方面他的德行被推崇一方面又被文官集团所排斥，因为社会已不允许这种特立独行的出现，海瑞的行为触动了文官集团的“阴”面。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500字左右 篇10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潜质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务必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取的，正因他应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取，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向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十分公开的事。就象这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资料。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构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tanwufubai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因此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但是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立刻得天下，怎样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潜质、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持续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持续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思考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构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坚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好处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以前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因此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正因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带给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正因我更喜爱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潜质，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能够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刻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能够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样存活数百年。(MD，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Yan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以前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必须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取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因此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潜质是怎样被束缚的，能够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但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样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正因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潜质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但是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