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纪念

不能忘却的纪念（通用9篇）

不能忘却的纪念 篇1

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发端于1902年, 由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37年“七.七”事变, 在中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与我国108所高校的千万师生一起, 从沦陷区颠沛流离, 跋涉千里, 举校迁移, 踏上了西迁办学的艰难历程, 进行了中国教育史上罕见的教育大迁移。

一、民族救亡, 举校西迁办学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平,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和文学院分别成为日军的警备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9月初, 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一起西迁至陕西西安, 共同组成“西安临时大学”。根据教育部指示, 北平师大校长李蒸与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及陈剑脩、周伯敏、藏启芳、辛树帜等人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 赴西安进行筹备工作。经当时行营主任将鼎文、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及省府秘书长杜斌丞的协助, 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城隍庙后街四号警备司令部旧址成立总办公处及第一院 (国文、外语、历史、家政四系) 及第一、第三两院的学生宿舍, 在东北大学借用的一部分新建的校舍成立第二院 (工学院各系及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四系) , 另租用通济坊大楼成立第三院 (法、商、农、医各学院及教育、地理、生物三系) 。1937年11月15日, 西安临时大学正式开学上课。虽然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已与其他两校形成联合组织, 但在实际管理和教学方面仍是各校校长负责。然而, 好景不长, 由于山西太原沦陷, 潼关告急, 敌机不断轰炸西安西门外飞机场, 致使师生们再也不能安心上课。同时, 西安临时大学的师生大多数来自北平, 大都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 加之延安对西安的影响与日俱增, 部分学生为了抗战投奔延安。因此, 国民党当局利用“潼关吃紧”、“西安告急”的气氛, 强令学校再次迁往陕南汉中一带。西安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开始上课, 到1938年3月停课, 共上课13周, 为期仅3个多月。

二、翻越秦岭, 再迁陕南城固

为了躲避战乱, 保存学校实力, 组织好迁移工作, 李蒸、徐诵明等西安临时大学的领导为学校再次南迁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成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 下设沿途布置委员会、运输委员会、膳食委员会等机构, 并将全体师生整编为一个大队, 徐诵明任大队长;李蒸任参谋长, 负责行军事宜。西迁途中 (1938) , 大队下设三个中队, 每中队约500至600人, 中队下设区队, 区队下设分队, 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行军系统。其中, 中队是行军单位, 每个中队按照设营组、侦查班、中队全部、医务组、运输组、收容班的次序行军。大队、中队、区队、分队均自制一面白布角旗, 各组制作一面白布方旗, 写明番号。

1938年3月16日晚, 师生乘火车出发, 次日抵达宝鸡, 开始了徒步翻越秦岭的行军。他们从宝鸡进入秦岭, 经过黄牛铺、草凉驿、古风州、双十铺马道、褒城等地行军半个月, 途中住的是仰见星斗的破庙, 三面敞开的戏楼, 四面无遮掩的古道河滩。每餐吃的是一块锅饼, 有时还遭遇武装劫匪的抢劫。校长李蒸和其他老师与同学同吃同住、甘苦与共、出入相顾, 关系非常亲密。一路上, 大家高唱抗战歌曲, 斗志昂扬地跨越秦岭。1938年3月底到达勉县的褒城, 由于校舍尚未安置妥当, 学生暂住褒城各乡。后经与地方当局商洽, 学校在城固、南镇、沔县三县的六个地方安置下来, 不久即恢复上课。

1938年4月,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平津沪地区以上学校整理方案》, 教育部根据《方案》下令:“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原北平师范大学改为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 后改为“师范学院”, 隶属于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成立不久, 国民党教育部就派张北海担任法商学院院长, 张在校秘密从事迫害进步学生和解聘进步教授的活动, 对进步师生进行恐吓和威胁, 使整个学校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为反对将学校置于国民党特务控制之下, 同为西北联大常委的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和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提出辞职, 迫使张北海无法在西北联大呆下去。国民党教育部于1939年8月下令将西北联大分解, 西北联大师范学院独立设置, 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李蒸任院长。同时, 国民党教育部收缴了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后, 由于有黎锦熙、袁敦礼、董守义、李建勋、徐褐夫、方永蒸、何士骥、胡国钰、王耀东等一大批知名学者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 重教之举的精诚所至, 北平师大“尊师重教, 勤学笃实”的优良校风继续为师生所崇尚, 北平师大这所开创我国师范教育之先河的教育薪火得以传承。

三、艰苦奋斗, 创业黄河岸边

1940年4月, 国民政府鉴于城固地处偏僻, 高校太多, 而甘肃高校太少, 迫切需要培养中学师资以发展教育, 下令西北师院再迁甘肃兰州。5月, 甘肃省以临时参议会发出邀请函:“贵院历史悠久, 成绩卓著, 海内外蜚声, 此闻有奉令迁甘之议, 将于西北整个文化推进贡献重大力量, 本会代表全甘民众欢迎并愿切实赞助, 盼早来临”。西北师院在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和甘肃临时参议会的邀请后, 学校同仁商得一致:为谋学校的发展, 迁到一个较大的省会地方也好。于是, 全校师生员工在艰苦的岁月里, 又一次开始了迁校办学的准备工作。

1940年6月, 李蒸率团由城固翻山越岭到兰州勘察校址, 最后确定兰州西郊六公里处, 黄河北岸傍近甘新公路的十里店为建校的最佳地点。他就此事商呈教育部长陈立夫, 报部核准在此购地275亩, 由此定下十里店为西北师范学院永久性校址。

1941年4月, 李蒸院长再次赴兰, 聘请兰州各界知名人士29人组成学校建筑筹备委员会, 并相应成立学校筹备处, 正式开始建筑楼舍的工作。然而在战时社会经济情势下, 要在这片沙滩上建设一所大学校园并非易事。出于对各种困难考虑和保证教学不受影响, 商定迁建采取逐年过度的办法, 即“兰州分院”招一届新生, “城固本院”毕业一届学生, 直到城固的学生全部毕业为至。从1941年起, 城固本院的学生陆续毕业, 不再招收新生, 而兰州分院则每年招收新生。同时, 城固本院毕业一批学生, 将腾出的人员和设备随即迁运兰州。1942年, 国立西北师院本部由城固迁至兰州, 原城固本院则改为分院。1944年,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整体迁至兰州, “城固分院”随即撤销。至此, 学校完成了西迁办学之路上最后一次举校迁移的工作。

西北师院初迁到兰州的时候, 环境恶劣, 资金匮缺, 以李蒸为院长的西北师院师生白手起家, 同甘共苦, 共渡难关。在生活方面, 师生们更为艰苦, 学校负责人出差或搬运公杂用品仅是一辆马车。师生如果要进城, 或坐羊皮筏子, 或徒步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学校饮水全靠两辆铁轮车、几头小毛驴和从城固赶来的一头牛到二三里以外的黄河边去驮拉。因驮运拉运水量有限, 经常发生水荒。有时碰到汛期, 河水混浊, 师生们只好喝泥水了。刚刚迁到兰州的师生们生活非常艰苦, 他们为延续我国教育的命脉所付出的艰辛, 催人泪下, 激人奋进。

四、薪火相传, 植根西北沃土

1945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 全国教育界纷纷掀起“教育复员”活动。教育部以“教育合理”分布、北平师大撤销在案为由将北平师大没有列在复员学校之列。消息传来, 全院师生群情激愤, 师大校友总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先以电呈教育部请求恢复师大, 学生复校委员会同时发出电报宣言从旁策应。1946年1月22日教育部电, 派督学沈亦珍自西安来西北师院协商, 师大校友总会驻重庆代表董守义也与民党政府教育部接洽。经多方努力, 在西北师范学院复校运动的压力和社会各界支持呼吁下, 教育部改变了原定方案, 准许将校址重新确定在北平, 任命西北师院体育系教授、系主任袁敦礼为院长。同年6月, 袁敦礼从美国讲学归来, 即赴北平接管学校, 校名仍为“北平师范学院”。复校运动结束后, 西北师范学院继续独立设置, 原院长办公室秘书易价被委任代理院长。嗣后, 西北师院部分教职员工和300多名学生随即转赴北平, 进入北平师范学院工作和学习。但大部分师生仍留在兰州, 继续为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默默地耕耘。他们植根西北这片沃土, 把青春奉献给了西北人民, 用智慧播下了振兴西北教育事业的种子。

五、厚积薄发, 西部教育摇篮

新中国成立之前, 继续留在西北兰州办学的西北师院的师生们, 为西北地区的发展默默地奉献着。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 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 就认识到在开发西北的工作中, 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培养与延揽。他们致力于以教育振兴西北的社会发展事业, 聘请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和有志于开发大西北的知识分子相继到学校任教。如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孔宪武, 留学回国的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吕斯百、常书鸿, 著名的十大美学评论家洪毅然, 著名的古汉语及音韵学家彭铎、郭晋稀等, 都是西北师范学院西迁办学的奠基者。

不能忘却的纪念 篇2

7月30日上午，我在网上看到钱伟长先生逝世的消息，一下惊呆了，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的最后一位长者钱伟长与世长辞，最后一颗科学巨星陨落。

“三钱”与广西出版事业的几件往事和有关细节，立刻涌上我的心头，追思敬爱的“三钱”，写下这篇不能忘却的纪念文章。

从“红领巾”时代起，“三钱”就一直是我心中十分仰慕的杰出科学家。那是在1964年10月16目，我当时还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从《中国少年报》上看到了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后，我知道钱三强是中国的核物理学家。196g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响起环绕宇宙的《东方红》乐曲，当时我看到中国有那么杰出的科学家为中国人争了光，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与自豪，很想亲眼目睹伟大科学家的风采。这决不是孩子气的冲动，我的这种愿望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淡薄，而是一直伴随着我长大，一切恍如昨日。14年后，在大学时代，我读了许多“三钱”的书和文章，受益匪浅，“三钱”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质更是令我高山仰止，真希望在今后能见到这些杰出的科学家。

一、钱三强与《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

1990年，孩提时代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这年春天，经钱三强先生的秘书葛能全、吴丽芸介绍我认识并见到了钱三强先生。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拟聘请钱先生任顾问并题词。经吴丽芸秘书的安排、钱先生同意，我于1990年2月23日下午在中国科学院钱三强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钱先生。钱先生待人和蔼可亲、爽直谦和，丝毫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我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并亲耳聆听了他那闪烁着深邃智慧火花的教诲。在与他的交谈之中，我惊喜地发现，这位杰出人物果然人如其文，我脑际中想像的钱三强与我眼前所见的钱三强丝毫没有差别。钱三强听完我关于《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的汇报后，充分肯定并支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他说：“出版这套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的传记，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对于全社会努力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树立一种重视科学、尊重科学、热爱科学和理解科学的精神，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他还说：“科学是靠人来做的，我们确实需要鼓励、表扬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以振兴中华民族。”钱三强的接见大约一个小时，最后，他表示同意担任《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顾问，并当即为丛书题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振兴中国的科技事业。”临走前，钱三强说：“现在为科学家树碑立传的出版社不多见，你们的精神很可嘉，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钱三强的关怀、支持和鼓励是对我们出版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和鞭策。

我第二次见到钱三强是1991年10月，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组织编辑大型少年科普图书《少年科学文库》(《新编十万个为什么》是文库中的一套书)，拟聘请钱三强任《少年科学文库》顾问并作序。当时，正值钱三强在北京主持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经安排，钱先生在百忙之中抽空听了我的汇报，他非常支持这一工作。他说：“科普工作很重要，科普工作的任务就是把科技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传授给大众，尤其是传授给当代青少年，从而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科普工作。”他还介绍了他所写的一本著名科普书《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该书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图书荣誉奖)。之后，他欣然答应担任《少年科学文库》顾问并撰写序言。1991年11月1日，我接到钱先生亲自从北京寄来的专递快件，内装他为《少年科学文库》撰写的代序《致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和给我的亲笔信。在信中，他着重强调了三点：“第一，说《少年科学文库》是开启现代科技知识宝库的钥匙，缔造21世纪人才的摇篮并不夸张；第二，少年儿童朋友要想胜任驾驶时代航船的使命，就必须从现在起努力学习科学，增长知识，扩大眼界，认识社会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艰苦奋斗：第三，衷心地希望少年朋友一定要当好21世纪的主人，知难而进，锲而不舍，从书本、从实践汲取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为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实现划时代的崛起，为中国迈入世界科技先进强国之林而不断努力。”字里行间透出老一辈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殷切期望。

第三次见到钱三强是1991年12月，当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周光召院长是经钱先生的推荐参加原子弹设计工作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构造设计者和主要计算者)主编的《跨世纪的中国科技》一书，请钱三强任顾问并作序，钱三强欣然答应。他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抓紧作准备，迎接新世纪》的代序。他在序言中写道：

“时光太匆匆，伟大的20世纪正在一天天离去，而更加绚丽的21世纪正在一天天来临。在这跨世纪的时刻里，当人们回顾即将走完的这100年的历程时，一个共同的认识是：科学技术已经迈开大步登上历史舞台，正推动着人类社会加速前进。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不少同志在思考，中国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考虑：

首先，需要制定切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这项发展战略既要重视高新技术发展计划，又应注意基础理论的研究。

其次，在实现发展战略时，除了要抓紧日常的，具体的人、财、物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之外，还要不断地更新观念，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观念跟不上，就会使决策脱离形势。

再次，在实现科学技术发展战略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发挥各类科技人才的作用。当前世界的各类竞争，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才的竞争。我们一定要培养好我国的跨世纪的科技人才。”

与钱三强的三次见面，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他给我的信件，也成了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深深地感受到钱先生是一位大睿大智的长者和诲人不倦、慈祥敦厚的导师。

钱三强治学严谨。他不仅学识渊博，思想活跃，而且脚踏实地，一丝不苟。尽管他早已闻名世界，但强烈的进取精神仍驱使他一直走在科学探索的前列。

钱三强不仅以自身的研究工作做出表率，而且身体力行，关心和支持科技出版事业，并在科技出版工作上直言不讳地发表个人看法，呼吁全社会关心科技人员，重视对科技人员的宣传。

在钱三强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下，《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获1992年首届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和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金钥匙图书奖和第二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跨世纪的中国科技》获第三

届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二、钱掌森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

1992年9月3日，在我编辑生涯中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钱学森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由薄一波同志撰写序言的、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的消息后，便让他的秘书涂元季两次打电话到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转达他的意见：“购买几本《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学习研究用。”《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思想这一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当前有关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的水平。这本书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弘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推动科技创新，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钱学森的电话在广西出版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深为感动。钱学森是科学界的巨擘，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他却学而不倦，不断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充实自己，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并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我们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地处祖国边陲南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我社出版的书能引起钱学森的关注，这对我们广西的出版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记得那天晚上，我打开工作日记，将这永远使我感动的事情记了下来。写完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仿佛看到钱学森拿着《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在认真研究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思想。而钱学森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他那渊博的科学知识，那坚韧不拔的毅力，那一腔火热的爱国激情，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现……

钱学森曾说过：“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能顾及其他。”正是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钱学森和他的战友们艰难地攀登在通向科技高峰的崎岖山路上，辛勤地耕耘在科技王国里，到达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的顶点，收获了一个又一个高科技的丰硕果实。从洲际导弹到远程运载火箭，从人造卫星到同步通信卫星，每一个成就都凝聚着钱学森的心血，饱含着他的超人胆略与天才智慧，他无愧于“中国导弹之父”这一光荣称号。

1993年，《邓小平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一书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作为科技出版工作者，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方面能有一定的成果，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理论的空白，并得到了国家级图书大奖，获得国内学者的好评；特别是该书得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关注。作为责任编辑，我的心潮难以平静。钱学森那“学而不厌”，“生命不息、学而不止”的学习精神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三、钱伟长与《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

1988年，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时，到北京组织《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和《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的写作班子和顾问班子，光明日报社科学部主任周文斌提出建议，由他出面，聘请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担任两套书的顾问，最后得到了钱伟长的欣然答应，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当时被聘为这两套书顾问的还有周培源、汤佩松、金蔷宝、卢嘉锡、钱三强、钱临照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作为生活、工作在祖国南疆，地处边陲，文化科技相对滞后的省(区)的我，在组织这两套书的作者队伍和写作计划中得到了那么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特别是后来《当代中华科学英才》丛书获中宣部首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新编十万个为什么》丛书获“国家优秀科普作品奖”，发行22万套并成为全国六大城市优秀畅销书后，留给我的是一种永远的感动。两套丛书的成功运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首先要感谢科学家对出版媒体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心情只有当编辑的才能切身体会到。

1994年，钱伟长在百忙之中，又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赤子情怀”征文活动题词并任顾问。这次征文活动历时半年，共收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青年优秀科学家的文章100多篇，后结集出版，定名为《赤子情怀》。该书1995年被评为中南六省(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1996年和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奋力抗洪救灾。灾后痛定思痛，通过周密调查和认真论证，我组织了以张台英、刘仲桂等为首的国内一流水利专家编写的《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得到了钱伟长的关心和支持，他欣然为这部专著题写了“依靠科学技术增强防洪减灾能力”的题词。1 998年底，在钱伟长先生的关心、支持下，《中国南方洪涝灾害与防灾减灾》一书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殊荣。

钱伟长主张：青年人应该积极投身改革，站在改革的前列，但要牢记，不能胡改，因此青年人尤其要重视学习，要按照科学规律和国家的发展来改革。在知识经济的社会里，他提倡人人都要学习，三年不学习就落伍了。他认为要给年轻人大量学习的机会，不能给年轻人的学习设很多卡。要广开学路，特别要鼓励在职青年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学习。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天才”也是不存在的。才能虽然有差别，但成绩的取得来自于勤奋学习和实践。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都不是“神童”，牛顿终生勤奋学习，很少在午夜两三点钟以前睡觉，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学习也是实践，不断的学习实践是才能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只有坚持不懈的奋发努力才有可能成为科学家。钱伟长曾在他的科学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道：“1 977年以后，欣逢党中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效力，感到无限幸福，我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极尽绵力，把一天当作两天过，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就是一个优秀科学家的内心自白，这种精神感天动地。

钱伟长，这位出身清贫、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学者，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由国学，而西学，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和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和精辟的见解已经广为人知。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近60年来他从未停顿的辛勤耕耘和开拓，对中国应用数学和力学的发展，无论是在学科开创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每每想起“三钱”对广西出版工作的厚爱和关心，一种认真研究他们的人生历程、科学贡献和人格力量的愿望便油然而生，而且愈来愈强烈。后来，我写了《走近科学家》一书，详细地介绍了包括“三钱”在内的30位中国“二院”院士。

“三钱”虽然出生于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是五代吴越王钱锣的后裔。自钱王开始，钱家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到了现当代，更是人才辈出。钱三强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钱玄同，而国学大师钱穆则是钱伟长的四叔。钱伟长的老家在江苏无锡七房桥，这个地方的钱门就出了6位院士。作为中国第三代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三钱”是学贯中西、融汇文理的“通达之人”，“三钱”是中国最罕有的大师，它所需要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都很苛刻。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很多辉煌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人毕生努力的心血，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的。中国的“三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骄傲。“三钱”中最早辞世的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去年辞世的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刚刚仙逝的钱伟长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留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和“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

“三钱”一一三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代表着那段每每谈起都能让中国人豪情激昂的科技记忆——“两弹一星”的成功，让积贫积弱的中国挺直了脊梁，迸发出从未有过的信心；《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奠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走向和脉络，让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从混沌逐渐清晰……这其中，“三钱”居功至伟。

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鲁迅) 篇3

中文系刘玉芳

或许，还君明珠，卞玉归楚，是最好的祭奠和悼言。

———写在前面的话

已经很久不愿动笔动思动情动感念的去纪念某个人，因为总觉得，再美的笔触，再美的文墨，情到深处，也难描摹。思到深处，就连呼吸都充满了惦念，一切尽在不言中。今天，我却要悼念一位先哲，一位曾经宁为孺子牛的人，我想，多年前的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今日就借其珠玉送还给先生吧，还君明珠，愿其魂可安。

就像缅怀所有的先贤一样，这后来者的敬仰，浓烈而绵延。这种缅怀或许有很多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或许没有半点理由，但毕竟你在我心中留下了些许的感动或者震撼，那份纪念不会随时光的流失而斑驳。只是，这样的日子，在海婴先生（鲁迅之子）逝去的日子，这深沉的失去，让我们一度惶恐的失去，再次提醒我们，那个以血溅轩辕的人，真的，走远了，而且越来越远······

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是否是国党的白色恐怖也深入了百姓的骨髓里？是否每个进步的青年都在勇敢却颤栗？或许是，或许不是。动荡的年代，暗夜里，总是需要先哲来寻找光明，来告诉苦苦等待的属于我们劳苦的大众黎明即将来临。于是，鲁迅横空出世了。时势造就了鲁迅，鲁迅也成就了时势。他的时代等待勇者，这位勇者也成就了时代的最强音。

有时我暗暗的想，或许，鲁迅更希望他是周树人吧，“鲁迅”属于时代，属于大众，属于在白色年代里的斗士们，然而，唯有“周树人”才属于他自己，属于他的家庭，属于他的海婴公子。这也是一位平凡的父亲吧。在当时孩子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父亲。“鲁迅”的灵与魂，或许离普通的人太远，“周树人” 1

却离我们很近很近，因为周海婴曾在，他的孩子在，他的血脉在传承。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我们都深深懂的父爱，深深懂的父爱又怎是一个“爱”字了得的！

曾听闻，周海婴的儿子卖过爆米花，曾为了真爱远赴宝岛。是这样的令人感动，这样的令人惊叹。毕竟鲁迅的孙子，回归了。他从“民族魂”的高峰上回归了，回归成了最最一般的民众也最最不平凡的民众。这种人生的选择或许是鲁迅先生作为周树人的教育和理念的传承和祈愿吧。这样成也不凡、落也不凡，处高峰可敬，放低处亦可敬！这或许不是一个被神话的人对子子孙孙的祈愿，但也许是一个父亲的心声：唯愿快乐此生。花开的时节又思君，海婴先生逝去的时节又思及鲁迅。因为这再次的失去，又一次把那些许流年冲刷的记忆捡回了吧。那些曾锁住心头解不开的痛，又不经意间回来了。

作为鲁迅，他坚韧，他刚毅，他正直，他在黑暗里毫不胆怯，尽情燃烧，照亮他人。作为周树人，他慈爱，他温情，他谦和，他给予家人无尽的暖暖的爱。这样的百炼钢，这样的绕指柔，怎叫人忘却？即使，离去，那些文、那些字、那些思想，总会和着时间，酿成一壶想念的酒，历久弥香。总会在以为忘却的日子里，稍一动念，就扯出大把大把与那个时代那个孺子牛相关的记忆碎片，一发便不可抑制。

除了仰望，我希望我也可以坚韧，我也可以刚毅。我的年代，没有腥风也没有血雨，可这全新的年代自有全新的任务需要去打拼，自有全新的生活需要去过。我渴望，籍着先生的勇气，在如今，活的更果敢，更孤勇！去找寻自己的人生与时代，管它雷雨还是风暴，任它来的晚或是早！是的，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鲁迅已逝，海婴亦远去，但那些魂犹在，薪火传承，指引我们去追寻我们的美好未来。

《为了忘却的纪念》 篇4

杨坤坤

鲁迅，这一个名字已淡淡地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鲁迅，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有人曾言：“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

还有人说：“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誉罢了。”

如同雷锋一般，有人信，也就有人不信，但我认为周树人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唤醒与呐喊，对敌人的横眉与冷对是无法抹杀掉的。

当年二十多岁的他留学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他经常受到一些日本人的蔑视与嘲讽，然而他更加悲哀的是麻木的中国留学生对祖国的不闻不问，无情冰冷。

弃笔从文！他做出这个改变他一生的重要决定，或许对人民，甚至对国家这都不失为一个重要决定。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18年，他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借此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并大声疾呼“救救孩子！”他对青年的冀望之心昭然跃纸。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把目光集中到社会底层，他曾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在那样一个冰冷的社会中，在封建礼教吃人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爱、信任与温度，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枷锁把人们困在里面，困在冷漠、自私与无知的隔膜内。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爱他们，希望他们可以拥有人的尊严与骨气。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们学的最多的便是他的《朝花夕拾》。一篇篇散文情真意切地回忆往事，他感念那些帮助过他，和他一同走过的人，尽管他们身上也固有一些迂腐陈旧的品性，但他们的真诚、善良在这社会险恶的背景上抹上一抹暖色，添上一抹温情，滋养了鲁迅的生命。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从觅小诗。”还记得《纪念刘和珍君》中他愤然写下的文字吗？还记得《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他正气填膺的文字吗？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及枪杀，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的血腥残害，使他以笔为戎，试图唤醒昏睡的民族魂。“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他激励人们走上抗争的道路。“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岂有豪情似旧识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即使受到死亡的威胁，他亦是不惧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直到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1936年10月19日，他去世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在他的灵柩上覆着一面旗帜，上写有“民族魂”。

忘却的纪念作文 篇5

眼看着时间被漫漫的撕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茫然，该用什么去诠释那个50天以后的高考呢?有点无措，于是有了点要写什么的感觉。

还没来得及给初中生活说一再见，便匆匆茫忙的来到这个本不应该属于我的学校，当然，每天面对的沉重的学习压力，让我有点厌烦，有点乏味，当每个人在那无数的题海里逛来逛去的时候，而我却恋上拉小说与网游......

曾无数次的质问，那个离家出走的是觉新。觉慧，还是觉民，是古龙更加的潇洒还是金庸更加的英雄?同时也喜欢韩寒与郭敬明的叛力，当我捧着那一本本厚厚的小说的时候，S君便回那样的怅然若笑，你啊，总是要等到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后悔，但，我无言，因为，毕竟她是过来人。

可是我们依旧在网游，在那里，我们挥霍着我们的青春，浪费着我们的精力，当然，也浪费拉许多的MONNEY，只是，我们从来不说后悔。

理想的风帆总会带上它所应载的那一艘船，喜欢坐在那个静默的窗台边，默默的数着那天边的星星，想念心中的那份至爱，看那烟舞群沙渐行渐远的感觉，因为，他也喜欢，那是Y君。

翼说，当你喜欢上某个人的时候，那么你千万不要爱上他，否则，他将会成为你一生的绊脚石，懵懂的我，有一点那样的疑惑，只是，还是无济于事，依然记得翼所说的话，可是......

不知道两个要好的人不在一起，会不会彼此的忘却

曾经我会依然的对翼说，不会――因为我幸福。

在哪个忧郁得有点发黑的天空，只有偶尔的收到―――君的一封信，信很简单，但是却让我感动得落泪，会莫名的兴奋好几天，也许在那些氤氲的日子里才会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只是，渐渐的，那一切生活的影子，终究会随着时间而渐渐的远去，曾经哪个潇洒自如的Y君也会掉眼泪。

要等到一的近乎于叛隶的男孩给一个对于自己并不重要的`人写一封信，那就象是在等待一个真正的爱自己的人一样，――――君便就是那样的男孩。有点伤感，也有点悲哀，同时也有点点的无奈......

渐渐的，就那样的看着他在我的身边来了又去，我近乎所以的去怀疑我自己，是否只是爱上拉爱情?Y君没有回答，也永远不会回答，面对生活所有的不愉，只是有中释然的感觉，曾经他说过，很想来我们学校和我一起学习，在当时，觉得他怎么就远的那样没有追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还是来拉，只是我们也不在是那样的要好拉，就象是电影里放映的一样，也发生在了现实生活中，那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那时我才感到，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当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是谁。

高二的生活，空气好象变得更加的沉闷，更加的虚无与飘渺，而我，翼还有舒也一样，终究，还是被捆在那个上紧的发条中，接受新生生活的洗礼，我们不再网游，不再小说，闷热的空气，偶尔见也还是会翻起点点的涟漪可乐在空中激起的泡末也会让我们笑得更家的坦然......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篇6

大陆人为何热衷于赴台游，其实很难让人想透。台南说，我是全台首府，西安笑了：我是世界史上第一国都，出演首都角色1000多年；台北说，我是“民国临时首都”，很有当下流行的“民国范儿”，南京笑了：你也知道自己是临时工，所以01区号还给我留着呢；玉山说，我是中国东部第一高山，高大险峻，喜马拉雅山笑了；台湾小吃说，我口味多变内容丰富，八大菜系笑了；花莲说，我原生态，西藏笑了；屏东和阿里山说，我有少数民族风情，云南和贵州笑了……台湾说，我把文化大师待过的地方基本都原样供着，全大陆都笑不出来了，因为，梁思成故居拆了，纪晓岚故居变饭馆子了，杜甫草堂被超女办新书发布会了。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游客很高调地跑去台湾找流行文化的印记，譬如有人特意去缅怀凤飞飞、张雨生；也有一些游客特别爱研究古代及民国军政要人路过的痕迹，去两蒋居所、行馆、墓地、纪念堂溜达溜达，去蒋介石最爱而张学良也待过的阳明山发发感慨，更有历史的延平郡王祠当然更是非去不可了，最次也得去金门看看与胡琏有关的莒光楼。但，看似热衷政治和历史的大陆人骨子里最想纪念的是上文提到的所谓“民国范儿”——表面上看起来，那只是民国名人表现出来的个性，其实却是属于传统中国人、但又被现代中国人弄丢了的风范和性格。

想看真正民国范儿（民国范儿的区间，并不仅限于民国存在的那38年时间），恐怕还真不得不来一趟台北游——到了剥皮寮历史街区，莫一味想着《艋舺》，因为这里藏着国学大师章太炎来台避居的住所（广州街123号）；到了雾峰林家花园，也别一味想着《沧海百年》，因为莱园唱和是国学大师梁启超与“台湾第二家”一起创造的佳话——梁启超考察台湾时便住在林家，林家花园留下了梁启超父女与林家子弟宴游的景象，也凝聚着梁林两家对清廷放弃台湾的愤恨之情以及两岸同根的血缘亲情。

幽默大师林语堂曾道：“空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这份闲情，是当下不少厌倦都市的年轻人孜孜以求的，返璞归真是好事，但是“刻意”你就输了，好像那个流传甚广的寓言——来自美国的哈佛企管硕士教育不求上进、一天只抓几条鱼的墨西哥渔夫，应该多多捕鱼，做大事业，退休时就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喝点小酒，陪陪老婆孩子，跟哥儿们玩玩，钓钓鱼。渔夫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这样了吗？

林语堂1966年返台定居，令台湾当局惊喜不已，遂专门在阳明山上划出一块地，供他自行建设。这座位于台北仰德大道二段141号的林语堂故居（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是林语堂的私人家园，也是安息之地，站在此处，整个台北盆地的美景尽收眼底。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亲自参与了宅邸设计，这座融合西班牙和中式风格的四合院式建筑，至今仍按原貌陈设，并着力展示了这位“兼职发明家”的巧思。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自动牙刷、自动桥牌机等实物和设计手稿。林语堂口中的“明快打字机”据说是惟一一台无须记住字位、字码的中文打字机，可打出9万个字，其键盘曾授权给IBM的中译英机器和Itek公司的电子翻译机使用，现代人常用的电脑中文输入法便源于先生的发明。

林语堂书房叫做“有不为斋”，有所为易，有所不为难，那一款纯天然的可喜，是我们丢失好久的范儿。林语堂先生的人生好像主要浸淫在自己的兴趣里，再顺便给予世界一些什么，他曾讲，读书目的有二，“面目可爱”和“语言有味”，即读书只是为了给生活增加乐趣——世间事大抵如此，世人却永远想不开。

离开林语堂故居，可立刻赶往台北外双溪的钱穆和张大千的故居，因为林、钱、张三人是密友。国学大师钱穆的故居“素书楼”位于东吴大学内，这里花木扶疏，皆系钱穆夫妇亲手栽种。钱穆晚年得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任，常在家中授课，他的学生有的连听20年课，从学生听成教授，还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到钱家听课。1986年生日当天，钱穆为学生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从此告别杏坛。这个佳话，如今已化为影像，定格在故居墙上。但先生风范没有定格，走进钱穆故居，你可以看到正在读经的儿童，一如当年那些渴求新知的钱门弟子。

名为“摩耶精舍”的张大千故居，为张大千亲自设计兴造的四合院型建筑，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完整重现了绘画大师张大千的生活起居，展示着其画作、照片及奇石盆栽，而大千先生也长眠于此。有趣的是，当年大千居士甚至还在园林中豢养鹤与猿猴，有一种民国范儿叫做“有趣”。

胡适留给台北的最后身份是“中研院”第三任院长。胡适纪念馆亦是故居和墓园（胡适公园）的结合体。胡适在台北南港区研究院路二段130号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胡适纪念馆不大，但布展很大气，先生的用品、书籍、文稿、书房、客厅、卧室，摆设一如生前。纪念馆附近还有适之路和胡适桥，记录着人们对先生的崇敬。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你做到了吗？

相较而言，书法大师于右任有点不幸，可能因为他是民国大佬，与政治关系甚深，他的遗迹比较容易被破坏。离台北捷运新北投站不远处是其避暑寓所“梅庭”，如今已化身北投游客服务中心，而其台北故居已遭拆除，阳明山上的墓园也乏人管理，玉山上的雕像也遭人为毁坏，倒是应了他的名句，“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而到了台湾大学，自然要去观摩一下那口著名的傅钟。台大校长傅斯年长眠于傅园，永伴傅钟，这口傅钟每逢上下课都会响21声，因为傅斯年说，“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这句话，应该送给那些破坏于右任遗迹的胆儿肥心虚人士。

为了忘却的纪念作文 篇7

为了忘却的纪念

天阴沉着，循蜿蜒小径，来到它的身边。它的四面被铁索禁锢着，一层蝉翼似的塑料虚了视线。努力贴近，隐约可见零星的森森白骨。心一下跌了下去。那是一段我们没有经历的惨重岁月小学生作文 你也可以投稿，无辜者被凶残地收割，尖利的锐器在柔弱的身躯上扭曲，他们就这样成了罪恶的填充物。一具具赤裸的尸体被他们雇用的.国人随意弃在了荒郊野外，层叠累计，大地上行走的孤零野狗见此情形夹尾而至。曾经在散文里读到的那些文字喷薄而出，那是结在黑土地上的伤，这是结在江南的痛，这是流淌在中国土地上的大恸。

“我还以为万人坑是多大的墓地呢，想不到是这么一个小地方。那里面竹笋似的骨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谁的口喷出这样遥远而又清晰的声音?他的身后一片笑声陡然成长起来。谁让谁近在咫尺却远隔天涯，我能说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是的，是他们经历了杀戮，与我们何干!他们的生命里生前攀附了腹背受敌的冰霜，还是前赴后继，为的是留取一盆炭火，死后难道要被拥着炭火的孩子冷漠地一次次打量吗?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收割这样的教育吗?如果这里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心里会那么轻佻吗?我们不懂自己的生命是被呵护的，自然也遗弃了这些罹难的生命。想想这里都是谁，这里有如我们一样青春岁月的少年，有如我们父母一样慈爱的长着，有如我们弟妹一样活泼的孩童啊。 我们是那样简单地忘记了昨天，忘记了被宰割的痛苦，忘记了被宰割的因由。受了这样思想的支配，我们身边不乏昏天黑地不乏连稻粱都懒得谋求的角色。没有硝烟的土壤里种植了冷漠。想起德国新教神父马丁那段刻在波士顿的犹太人纪念碑上的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不能忘却的仪式作文 篇8

开学典礼上，我们经常看到多数同学只是抱着晒太阳的心理来被迫参加，甚至有些校长开学讲话五年都是同一稿。开学典礼作为新学期伊始的重要仪式，为何到如今只剩下空架子了？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仪式遭到人们的质疑，很多人都认为仪式不过是形式，走走过场就行了。那么仪式真的该被抛弃吗？当然不，因为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蕴含丰富的行为方式。

仪式具有强化参与者重视感的效果。课前问好教育同学们尊师重道，基督教徒每周的礼拜使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更加虔诚，升旗仪式强化人们对祖国的敬爱之情，生活正是因这样小而精炼的仪式才丰富多彩，生命因这些仪式而显得庄重。美国有一武术馆，用仪式的方式进行年终审核。提前一个月练习仪式礼仪，每一个动作都有严格规定，仪式上等级分明，老师端坐在前，学生们按年龄高低、等级在台下依次就坐，？仪式之上不允许非习武之人入内，参与者在仪式上必须保持静穆。强烈的仪式感使学生们对武术的敬畏之情提高不少，同时仪式结束之时，一种轻松感与先前形成对比，使师生之情浓厚许多。

仪式还寄托着人们的特殊心情，是一种象征和标志。春节祭灶神，出征祭战神，清明祭祖先，都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未断绝的特殊仪式，各自寄托人们或喜或悲，或甘或苦的心情。《红楼梦》一书中贾宝玉两次行祭。一次祭金钏儿，金钏儿因与宝玉嬉闹受辱而死，宝玉在王熙凤的生日上丢下众人，跑去河边打水，祭奠金钏儿，以表哀情；一次则是晴雯死后，因听晴雯化作了芙蓉花神，因而在芙蓉花之下，摆上佳果，写了祭文《芙蓉女儿耒》，最后含泪烧毁了这篇文章。这两次祭奠体现了宝玉对他人的关怀，对不幸女儿遭遇的伤感，使他“情不情”的形象更加鲜活了。

仪式既然如此重要，那我们该如何让仪式被重视、传承呢？

许多仪式都蕴含丰富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文化内涵并没有与时俱进，进而与时代脱轨，不被人们所重视，因此我们可以在传统仪式的基础上适当注入新元素，或者在现代仪式上加入传统要素，这将十分有利于仪式的`传承和发展。如我校开学典礼上增添抽奖环节以及火炬传递项目，抽奖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熊熊燃烧的火炬更使学生们新学期的干劲增加不少。一年一度的传统成人礼也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让学生们穿上汉服，到国子监去行古礼，既提升中华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又让千篇 一律的仪式变的乐趣无穷。像这样传统因素和时代要素珠联璧合，丰富适当而又不脱离本质，便可以使具有文化内涵的仪式受到重视，得以传承和发展。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篇9

谢信财，1927年生人，1944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家住宣化县王家湾乡谢家堡村。 在一次战斗中，老党员谢信财被鬼子的迫击炮炸伤昏了过去，并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醒来后，看到一羊倌，老人用手比划成“八”字，对羊倌说：“我是这个”，羊倌将老人背回村子，并和部队取得了联系。老人手指眉心伤疤，为我讲述被鬼子迫击炮弹炸伤的经过

闲暇之时我总喜欢翻动那个蓝色的文件夹，那里面有我拍摄的部分老党员照片，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容、一对对深邃坚定的双眸和一双双布满褶皱的大手……总是以一种无法言传的方式强烈地震颤着我的心灵。

三年前，我开始为张家口的建国前老党员当起了拍客，三年下来，我几乎利用周末时间走遍了张家口各个县区和大部分村庄，共为140多名老党员拍了照片，留下了一套老党员的资料，也圆了自己一个梦。

给老党员拍照片的想法，缘于一偶然机缘。

2008年奥运安保期间， 单位派我去赤城大海陀拍些照片，在一个村庄村口，我遇见了一个在村口义务执勤的老人 ，当我闲聊时问起他手指为何缺了一截时，他给我讲当年参加新保安战役时的情景……那一刻，我突地就有了应该给这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共产党员留下点什么的想法，哪怕一张照片，于是我上路了，自己也没想到从此竟一发不可收拾。

刚开始拍的时候，我没有经验，都是自己开车漫无目的地找，每到一个村庄，我就向当地的村民打听。 有的时候正跟老党员聊着，村官就跟来了，敏感点的，就不让我拍了，甚至会把我撵出村子。那种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但我知道，要做成些事，我必须学会忍耐和坚持， 这样安慰自己，心里才好受些。不过这一路背负的心理包袱依然让自己有些郁闷，有时候打听出来哪个村有老党员，便驱车一两百公里地赶过去，结果去了再一打听，要么老人不在世了，要么出门去孩子家里了。那个郁闷啊！除了这些情况以外，有时候还会迷路、走错……由于不太了解老党员们所在的具体地址，所以这三年来拍摄的进度很缓慢，总共才拍了30几个。今年3月份，我的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有了单位领导和市委组织部各部门的帮助与支持，今年进度快了很多。

如果这些困难都可以被时间慢慢消化，但拍摄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却让自己经常后怕。2008年一天，我开着那辆破213吉普去阳原化稍营拍摄， 车陷入了满是沙石的河道。周围也没有村庄人家，手机也没信号，而且看着天有可能会下雨。为了保命，我背上相机，翻了一座大山，走了有两三个小时，终于在一个小村找到了两个村民，我向他们求救，后来在他们的帮忙下， 才把车挖出来。车出来没多长时间，真的下雨了，车辆刚才所在的位置完全被水淹没了，非常惊险。还有一次，拍摄途中赶上了大雪天，去赤城县的时候，差点滑进路边的沟里……

虽然寻访的过程艰苦了点，然而顺利拍摄后喜悦完全可以抵消一路上所有的艰辛。当我真真切切地面对这些老党员时，岁月便以一种震慑人心的方式扑面而来，让我肃然起敬。”听着老人们讲起那些往昔岁月，我经常心潮澎湃。他们经历过炮火洗礼后身上沉淀下来的那种无畏和淡定，心中那种坚定的信仰和朴素的情怀，都让我感动。面对着心中的老英雄，我总希望用手中的相机给他们留下最美好的瞬间。

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照过相，见到自己的照片就好像是在欣赏一件稀世奇宝。正因此，每次给老人们拍完照片，我总是想方设法再把照片给送回去几张。1943年入党的任丙义在崇礼县狮子沟乡三号村独居，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老人拿到照片时的喜悦。“我把这给闺女送过去，让她瞧瞧……”可是去年我听说老人离开了人世，我心里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压抑。

目前，我可以说是在做着一件抢救性的工作，我不但用相机记录，同时还用录像机留下他们的视频资料，因为很多历史或故事都会随着老人们的离去而消逝，毕竟这些老党员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也算是我们后人的一件幸事。

其实，我之所以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为老党员做这些事情，与我爱人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因为拍片，自己的工资近一半都搭到了加油和交过桥费了…… 开始的时候，妻子对我不理解，说我一到周末就像掉了魂，在家老呆不住，为此也曾闹过别扭，可我把这些老党员的经历和故事以及生活状态描述给她听时，她也被感动了，不仅理解我了，还经常在语言和行动上给予支持。

今年《张家口晚报》对我的事迹报道后，社会各界给予了我很多赞誉，很多人都打电话、发短信、在网上发帖子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中石化张家口分公司还赞助了我4500元的加油卡，这让我劲头更足了。

一路下来，我有一些感受。首先是我对这些老党员们来自心底的一种尊敬。当年，在战场上，他们为了和平与解放，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战斗，甚至与敌人拼刺刀，肉搏，每当老党员们讲起那些场面，就让我心底震动，更我感动的是，现在这些革命的老功臣很多人隐居农村，生活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很清苦，但他们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而是默默恪守着一名党员的朴素情操，不少人依然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奉献，有的义务护林、有的自费绿化荒山……国家每个月三百块钱的补助他们都非常知足，各级政府逢年过节的慰问都让他们感激不已。

每每采访的时候，听着他们那种知足与淡定，对我来说都仿佛是一种精神的洗礼，灵魂的净化。我想，一个人，只要具有了虚怀若谷的气度，海纳百川的胸襟，就能听得进逆耳之言，经得起误会曲解，受得住委屈非难，咽得下酸甜苦辣。

一般地说，成就事业很难，需要许多条件，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胸怀。 从他们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党员身上，我看到了豁达，学到了淡泊，正是因为他们有了厚德载物的精神、豁达大度的气量、宽容待人的心胸，才能在和平年代如此坦然地面对身边发生的一切。

现在很多时候，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或不如意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镜头中的这些老党员们，然后情绪就会很快调整过来。所以，除了尊敬，我还应该感谢他们给我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支持，让我乐意放弃这么多的休息时间，放弃和家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乐意顶着各种压力和不理解，坚持为他们留下一张照片，一种回忆。

责任编辑：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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