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共2篇）

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篇1

题目提纲、、、、、、、、、、、、、、、、、、、、、、、、、（1）内容提要、、、、、、、、、、、、、、、、、、、、、、、、、（2）摘要、、、、、、、、、、、、、、、、、、、、、、、、、、、（3）关键词、、、、、、、、、、、、、、、、、、、、、、、、、（3）引言、、、、、、、、、、、、、、、、、、、、、、、、、、、（3）

一、赵树理小说语言口语化的形成基础、、、、、、、、、、、、（3）

二、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的表现、、、、、、、、、、（4）

1、通俗化、大众化、、、、、、、、、、、、、、、、、、、（4）

2、形象化、、、、、、、、、、、、、、、、、、、、、、、、（5）

3、深度化、、、、、、、、、、、、、、、、、、、、、、、、（6）

三、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的政治和文学史上的影响、、（7）注解、、、、、、、、、、、、、、、、、、、、、、、、、、（7）参考文献、、、、、、、、、、、、、、、、、、、、、、、、（7）

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摘要：本文对赵树理小说语言口语化特征的形成及特点(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深度化)以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一些论述。

关键词：赵树理 语言 艺术

在现代文学语言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1906—1970）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有他特殊的农民气质，能自然自在地写出真正的为农民所欢迎的通俗乡土小说。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由于他的作品大部分是在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写的，被视为最能体现毛主席《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方向性”文学的代表，是“一位具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种“方向性”的文学是怎样在作品语言中体现的？本文就是赵树理小说语言艺术作一些肤浅的探讨。

一、赵树理小说语言形成的基础

一个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的形成非一朝一夕所就，它是作家长期从自身生活的语言环境中既潜移默化吸收，又不断弃旧图新、勇于探索、追求的结晶。

赵树理出生山西沁水县农村。1906年至1925年夏，一直在家乡务农，长期的农村生活与农民打成一片。这使他既精通各种农村技艺，深切地体验到农民的喜怒哀乐，更接受民间艺术与农民语言的熏陶，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农村生活基础。可以说，赵树理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的农民保持着最深刻的血肉般的精神联系。他的根深植于农村，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思想气质都彻底农民化、农村化的。他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阅读了大量鲁迅等前辈作家的作品，认识到现代文学脱离人民大众的特点，立志做一个与封建小唱本争夺阵地的“文摊文学家”，使新文学真正走向劳动人民。于是，赵树理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艰难的跋涉，成为一位把自己的全部创作都贡献给广大农民兄弟的“农民作家”，亦称“为农民代言的小说家”。②他的小说，语言风格清新，具有鲜明的山西乡土气息和社会风俗气息，并以他为代表，逐步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勃勃生机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高尔基在论述文学语言时，曾引过一个民间谜语：“不是蜜，但是它可以粘住一切。”③赵树理同志的这种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不正是“可以粘住一切”的“蜜”吗？这种“蜜”是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写老百姓“喜闻见乐”的作品，要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毛主席《讲话》要求与赵树理长期以实践中体验追求的方向、志趣完全吻合，他曾说，《讲话》更坚定了我为普通群众写读本的信心。④赵树理以此作为创作起点，锲而不舍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一条深深的足迹。

二、赵树理小说语言特色：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

总体说来，赵树理小说实践了他追求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具体体现在小说语言上，以口语化、形象化、个性化为特征，下面分别论述。

1、口语化，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最大特色。语言从语体色彩分阶段口语和书面语。由于赵树理描写的对象---中国农村中普通的农民，加上他自己是农民出生，在他笔下，农民已不是30年代作家笔下模糊苍白的概念化形象，而是作为生活的真正主人和作家热情歌颂的对象，有鲜明的个性气质和真正可信的生活环境。这标志着赵树理对农民题材的描写，对于农民形象的塑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程度，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新的重大突破。这样，对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来说，有了为自己说话的人，有了歌颂自己的感兴趣的作品。了让农民朋友们更好的读得懂，不识字的也读得懂，这就要求用口语化。赵树理切切实实的做到了这一点。赵树理的小说大都故事性很强，而朴素明快的口语，正是作家用来叙述故事的最得力的手段。一部故事性强的作品，按照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要求作家在叙述情节、描写环境时开门见山，时间、地点、人物交待得清清楚楚，一开始就知道什么人在做什么事。那种把叙述描写语言作为作者自由驰骋的天地，离开人物和事件，堆砌一大堆空洞华丽的词句，是不利于结构故事情节，同时也不符合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的。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人物对话和叙述描写，语言是完美统一的，不仅人物对话是口语化的，而且作家的叙述语言也是真正口语化的。

《小二黑结婚》中写三仙姑“老来俏”的那段文字，“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直仍要绣花，裤腿上乃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全是群众的口语，十分生动，质朴无华，通俗晓畅，叫人过目不忘。

《登记》的开头是：“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零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身上。”这里既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也没有作家的议论，语言朴实无华，十分简洁明快，一句一个意思，把时间，地点，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交代的请清楚楚。读赵树理的作品，就像听农民群众诉说家常一样，娓娓动听。另外，《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湾里》都是这样的。

赵树理不仅从群众口头语言中吸取了宝贵的原料，而且也从民间口头文学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民间口头文学是群众口头语言的艺术化。反映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就使他的作品中的口语色彩更为鲜明，音调更为响亮，往往富有语言的音乐美和节奏感，《孟祥英翻身》中的孟祥英被婆婆，丈夫折磨的吃不上饭，进不了家，“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的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呼啦的，院子里静静的，一天星头明明的，衣服湿湿的。”这种及其朴素的口语，有音响，有色彩，有情态，强烈地烘托出孟祥英的艰难处境和不幸遭遇。

赵树理的小说中，常常夹杂着许多诗歌，快板，顺口溜。这些来自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东西，使他的作品别具一格，更为生动幽默。大家熟悉的，《李有才板话》就是最突出的一篇。农民诗人李有才和他的伙伴们，编写的大量快板，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成为他们同地主及狗腿子斗争的武器。如“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用生动形象的对比，充分表现了农民群众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和讽刺，嘲笑的语言技巧。

2、形象性，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另一特色。文艺创作必须运用形象思维塑造艺术形象，那么，作为构成艺术形象的语言，当然也应该是形象的。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形象化，突出的表现在表情状物栩栩传神，刻画人物惟妙惟肖，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小黑结婚》的开头：“刘家郊有两个神仙：一个是前庄上的二孔明，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孔明也叫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手动脚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年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遥遥摆摆装扮天神。”全然是白描手法，在他这自然，朴实，鲜明，准确地叙述故事的同时，我们从字里行间随时都可以看到他塑造的人物的鲜明形象。《小二黑结婚》中描写三仙姑到区上出丑的那一段，就十分生动形象：“邻近的女人们都跑出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在这里，妇女们对三仙姑评头论足的热闹场面，三仙姑尴尬不安的窘态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作家没说三仙姑羞愧难当，而是说“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对人物性格特征和外貌的描绘，很少直接去写，往往是通过别人的口，眼，用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小二黑的漂亮，是以“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反映出来的。小芹的漂亮，是通过村里的小伙子的围着她转描绘出来的：“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生动的比喻往往增加语言的形象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在劳动人民的口语中是常见的，当然也反映在赵树理的小说里。三仙姑“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了霜。”这里所用的语言都是形象化的，一个头顶黑手帕，身穿镶边裤，脚登绣花鞋的‘老来俏’的形象跃然纸上。三仙姑年近半百又想打扮漂亮，作家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她那涂满白粉的脸，就象“驴粪上下了霜。”这个出自农民口语中的比喻十分形象，同时又为农民群众所熟悉。又如《锻炼锻炼》中，塑造的一系列人物，特别是‘小腿疼’，‘吃不饱’，故事曲折有趣。作者用绰号来加强读者对人物的形象感，识别人物的性格特征。语言十分生动形象，富有丰富的想象力。

3、个性化，是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又一特色，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总是十分生动鲜明，栩栩如生的。但是这种鲜明的性格，主要不是通过作家的介绍，而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的。个性化的语言是赵树理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他能通过看来十分普通，平常的人物对话，表现出不同人物的特殊身份，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使读者听其声便知其人。

《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是一个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的阴阳先生。他开口动嘴，三句话不离本行，区长问他给小二黑找的童养媳几岁，他先说‘属猴的’，然后回答‘十二岁’。区长告他“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他说：“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这里的“官家”“恩典恩典”“命相不对”之类的词，只能出自二诸葛这种人嘴里，完全符合他落后迷信，又曾读过书，识过字的特殊身份和性格特征。三仙姑，小芹被金旺他们送到区上以后，交通员去传她，她一点不着急，反倒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的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然后打扮的妖里妖气，来到区上趴下就磕头，连声叫到：“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做主。”这些语言是个性化的，既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又极为幽默风趣，作者的褒贬和倾向也隐含其中，读了仿佛如见其人，令人感到意味无穷。

赵树理同志运用个性化的语言，不仅有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性格，而且能够曲折尽意地描绘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登记》中的小飞蛾捡起女儿艾艾掉在地上的一枚罗汉钱，又拿出了自己珍藏了多年的另一枚罗汉钱，叹了一口气说：“唉，算个甚？娘儿们一对戒指，换了两个罗汉钱。”两个罗汉钱代表着母女两代人的两个恋爱故事，“算个甚”三个字包含了小飞蛾对自己二十多年来酸甜苦辣经历的回忆和感慨，对女儿会不会走上自己的伤心路的关切和担心。一个短句蕴藏着多么丰富，复杂的感情啊。

三、赵树理小说语言是在广泛吸收基础上的创新

由以上可见，赵树理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经过创作实践，赵树理首先实践了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我们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这是他解决语言问题的出发点。他又说：“我在写一个作品之前，总要注意到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讲的读者对象问题，问一问这东西写给谁读，如何能使读者更多。”所以，他写给农村干部看的作品，就用农村干部能懂的语言，写给一般农民看的作品，就用一般农民能看懂的语言。在1943年发表的《小二黑结婚》中，通篇没有用过一个“然而”，“于是”这类字眼儿，他考虑到当时的农民听不懂，听不惯，所以不用。

为了让农村的读者能够读得懂，听得惯，赵树理同志主张写进作品的语言应尽量与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让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得懂。赵树理正是从写作应与说话一致出发，对于词汇选择，句子构造。以群众听得懂听得惯为前提，既不用那种结构复杂修饰过多的冗长的句子，更反对那种追求“古”一点，“洋”一点，“奇怪”一点的所谓“雅”，而主张字眼儿要顺当，句子要简短，使作品语言具有朴素，明快的口语化的特色。

赵树理同志主张写作要与口头一致，但他并不认为只要照搬口语就行了。他从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吸取了大量有生命力的词汇，但同时摈弃了群众口语中不科学，不健康的成分。他从不为了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装饰自己的作品，而使用其他地方的读者所不懂的方言，土语，歇后语，十分注意语言的规范化和纯洁性。他说：“要照着原话写，写出来把不必要的字，词尽量删去，不连贯的地方补起来。从说话为基础，把它修理得比说话更准确，鲜明，生动。”所以他的小说语言，既有生动形象，朴素明快的群众语言的特色，又没有那种滥用方言，土语的偏狭，既口语话又艺术化，宛若一粒金刚石，那样纯朴，那样绚烂多彩。⑤所以，赵树理的作品，不仅为山西的读者所熟悉，而且为全国各地的农村读者所热爱。

赵树理同志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的一位语言巨匠，创造出十分出色的大众化的语言艺术，也是他长期扎根与群众生活之中，努力想群众学习语言的结果。在他从事文艺工作后，为了使文艺真正能够为群众服务，使自己的作品能为群众所接受，他更加注意学习群众的语言，研究农民群众的语言习惯。他在群众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材料，而又有所创新，所以写起来就能够运用自如。结语

综上所述，赵树理用厚重的作品实践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解决了从五四开始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就确定了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大家知道，五四时期就是提倡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但在文学语言上仍拖泥带水，没有做到“喜闻乐见”和“平民化”。“左联”时期又推行过文艺大众化运动，这“大众”就比较具体了，指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所写作品在通俗化上有了长足之处，但真正体现在作品中的并不多。抗战期间，曾提过“文章之乡，文章入伍”口号，但多是通俗快板，朗诵诗，话报剧之类。直至毛主席讲话后，赵树理作品的出现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把它变成了现实。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比较完美的结合。这正是赵树理创作的主要特色和贡献，并由此界定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注释：

①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② 《20世纪名家名作新论》一书（395页）③ 《山西文学评论选》（309页）④ 《赵树理谈创作》（《作家谈创作》一书）⑤ 《20世纪名家名作新论》（394页）

参考书目：

试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特征 篇2

一、口头性

别林斯基指出:“可以称作语言优点的,只有正确、简炼、流畅,这是纵然一个最庸碌的庸才,也可以从按部就班的艰苦的锤炼中取得的。可是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触性[2];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因此,任何一个伟大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赵树理独特的口头性文体,也应当从他的个性、气质和创作思想方面去理解。

任何一个伟大作家都有自己的文体。赵树理独特的口头性文体,也应当从他的个性、气质和创作思想方面去理解。

在当时当地,口头性对于作家的书面文学语言却同样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好的谈吐是叫人爱听易懂的艺术,这种艺术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听众而变动不居,知识分子喜闻乐见的欧化语言、文言腔调,在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那里却不受欢迎,认为艰深晦涩、不知所云。事实上,不是这些作品语言不美,而是这些作品对不识字的农民来讲,他们听不懂,进步的新文化对他们产生不了美感,对他们来说新文化只是陌生的彼岸。因此,他把自己定位为“文摊作家”,“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艺术形式”

《白马的故事》、《李家庄的变迁》中描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前者几乎每个句子都有比喻,每个比喻都辅之以某种文绉绉的词语——“轻轻的抹了”、“莹莹闪烁”、“轻俏的拂打”、“缀了几多”……它好像一幅初学油画者的习作,画布上涂满了浓彩艳色,令人眼花缭乱、疲于辨别。后者则可以比喻为白描的水墨画,它没有另外添加的粉彩,也没有什么的企图,由二妞的眼睛透视出整个画面,一切不符合她农妇身份的词语、比喻,都被他无情地一刀砍掉,它使大字不识的老妪听了,也会感觉身临其境。用口语把描写对象由听觉转化为视觉,让读者或听者产生历历在目的感受,正是赵树理孜孜以求的艺术效果。而这种效果对于不识字、无文化,需要由听觉来接受文学作品的工农兵又是何等重要!作家贵有自己的声音。赵树理之所以被尊为语言大师,就因为他具有这种生动独特的、仅属他个人所有的“口头性”音调。

二、故事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体式主要是从外国文学那里借鉴而来,1918年胡适首先引入的“横断面”写法成为“五四”以来短篇小说的基本范式,这种结构方式与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相去甚远,吸引着广大民众的依然是章回体式的通俗旧小说。

赵树理既是个说书行家,又是个革新能手。其实,任何作家都不能避免偶然性的因素,不然一切生活现象都将显得死板而抽象,关键在于这种因素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与情理之中,这样才能扣人心弦,燃起读者的兴趣。

三、幽默腔

林语堂在三十年代突然大发幽默之逸兴,拼命提倡的著作,是当时一部分右倾胆小的知识分子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企图避世脱俗的情绪的曲折反映,也是他们承认个人在这腐朽冷酷的世界中奋斗失败的隐晦的自我哀怜。毋庸置疑,这种幽默同鲁迅的思想感情毫无共通之处。清醒的现实主义和强烈的爱国主义使鲁迅意识到,这种“含泪的笑”会使愚昧不堪的国民在暴政下变得更加驯顺,而且失去斗志,所以说他坚决反对,他发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之声,令人心痛欲裂,悲愤欲绝,因而为生存杀出一条的血路来。而在解放区,鲁迅梦寐以求的理想得到了初步的实现,所以同样执着于人生的赵树理,就比鲁迅更少感时忧国的精神,而更多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

结论

赵树理带着山里人的那股认真劲儿,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同行的轻视和冷遇,头也不回地从高雅的文坛走向庙会前的文摊。赵树理表示:“我宁可不在文学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写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了我的目的。”而文学界的一致公认,广大人民群众的狂热喜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他的努力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平实简洁朴素的说唱语言,写出了老百姓的所喜闻乐,怀着对乡村的热爱,对解放区乡村社会的关注,对农民兄弟们的尊重,对农民心理文化的准确把握,按照小说的形式,以平等看待的姿态,为人们谱写了一篇篇不朽的佳作!

参考文献

[1]魏建刚,吕自先.从文化翻译看中国民间文学的英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