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研究及启示

中印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研究及启示（精选2篇）

中印农村金融发展比较研究及启示 篇1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农业保险：农村金融法律制度

论文摘要：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和农村金融法律现状等方面的比较，认为中国在今后农村金融改革中，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制定和完善农村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6O%以上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是我国历届政府最为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农村金融得到了较快发展目前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分工协作的金融服务体系。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农民贷款难、资金大量外流、金融市场竞争缺失以及价格扭曲等诸多难题。中央政府从至连续颁布的6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鼓励农村金融改革，可见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农业大国。截至底，80%的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农业GDP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8%。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加之印度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力度较大，仅1970到1992年问.在农村地区就有50000家新成立的金融机构②。目前已形成了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农村金融保险为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是人口、农业大国，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有很强的可比性，既有很多相似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的研究着重把重点放在对印度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评价上(白广玉，;冉杰，;文富德，2006;等)，对深入认识中印农村金融状况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比较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

印度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十分庞杂，其业务几乎涵盖了与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所有领域主要包括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NABARD)、区域农村银行(RRBs)、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等。在这些机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由于这二三类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对象不同，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在农村金融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

(1)印度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于1982年6月成立，是印度当前最高一级的农村金融机构。它既负责农业和印度农村地区经济活动的信贷领域的政策、计划和经营等所有重大问题，又是一个最高再融资机构，为信用合作机构、区域农村银行以及从事农村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服务。截止到208月，共提供9046千万卢比的再融资额，按当时汇率换算③，大约为23亿美元。(2)区域农村银行。其营业机构主要建立在农村信贷机构薄弱的地区，贷款对象主要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农村小手工业者等贫穷农民，还分期给农民提供维持生活的消费贷款，贷款利率不高于当地农业信用合作机构。1975年刚开始经营时只有6家区域农村银行.到年3月31日，印度区域农村银行通过组合，现共有96家，在全国534个县设 14520家分支机构，其分支机构数占所有商业银行总网络分支机构数的37%。(3)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印度工业信贷和投资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中长期贷款、投资和租赁;此外，还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40%的贷款用于扶持小企业，包括农村工业)，其资本金中有80%为政府所有。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成立，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粮食调控政策和农业产业政策。其成立之初专门从事粮棉收购，目前已经形成以粮棉油收购贷款业务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中长期贷款业务为两翼的发展格局。截至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有机构2152个，涉农贷款余额1.2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总额的17.6%。但从其贷款结构来看，以为例，其主要贷款仍集中在储备粮、棉、油及收购贷款上，而对于农业化龙头企业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的力度较小，同时不涉及对农业科技、渔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贷款。

(二)农村合作性金融

在印度的农村信贷体系中，合作性(Co-opera-tive)金融机构占有独特的地位，现在印度90%以上的农村地区建立了信用合作社，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人了信用社。

印度农村合作性质的信贷机构分为两类：(1)提供短、中期贷款的合作机构，主要是信贷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是向农民提供廉价信贷的来源，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农业信用社(PACS)、中心合作银行(DCCBs)和邦合作银行(SCBs)。截止到203月31日。PACS共贷出4.61亿卢比，占全部农村金融贷款的37%，中心合作银行和邦合作银行贷款比重分别为23%和30%。目前，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遍及印度90%的农村地区，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加入了农村信用社(冉杰，2006)。(2)提供长期信贷的合作机构.主要是邦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SCARDBs)、初级农业和农村合作发展银行(PCARDBs)。其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和发展债券，以土地抵押的方式为农民提供5-或更长期限的长期贷款，以购买价值高的农业设备、改良土壤、偿还旧贷款及赎回地主扣押的土地等。截至2007年3月.SCARDBs和PCARDBs机构总数分别为20和697个，贷款额分别为l316.7 亿卢比和1275.1亿卢比。

中印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及启示 篇2

文■王天龙

对中国与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讨论近来成为中外学术界的热点。笔者回顾曾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亚欧青年领袖论坛”，有机会实地、近距离地观察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感受与体会

（一）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将决定经济绩效和人民福祉

新德里地铁是印度人很引以为自豪的项目，但是来到地铁才发现，其实非常一般。当我们从地铁出来，来到旧德里大街的时候，着实让我们感到吃惊。旧德里的街道混乱不堪，到处是人力车、小三轮车、摩托车等，狭窄、拥挤而嘈杂。街道两旁的建筑异常陈旧，黑漆漆的，大量电线与光缆无序地裸露在街道两旁，斜挂在木杆上和树上，似乎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如果就基础设施情况做个对比，我觉得作为印度的首都，旧德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甚至远远赶不上中国三、四线城市下面的县城。

基础设施水平不仅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也具有深远的国民福利含义。如果对比中国和印度，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差不多同时开始经济建设，印度1947年独立，中国1949年解放。两国起步时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也比较相似，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相对丰裕。但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建设，印度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落后？在同印度的朋友交流了解后，我认为主要是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思路。

印度选择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把发展外包服务业作为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中国则选择了主要发展制造业。应该说两国的选择都有道理，这些产业都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都符合两国的资源禀赋优势，但是发展后果却明显不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因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重点具有不同的经济绩效，也需要不同的基础设施水平，特别是在一国财政资源的约束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将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我个人认为，印度以发展外包服务业为主的战略导向，不但容易受到外部形势的影响，也不太鼓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那些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一些外包服务业比如呼叫中心（Call Center）等，只需要固定的场所以及一定的数据通信系统就可以提供服务，因此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不仅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这种战略还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运送商品物资的要求。而随着经济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也要求基础设施等硬件不断更新换代，以提高效率，维持竞争优势。从大的视角来看，正是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两国经济绩效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不同的结果，也影响了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

在印度，甚至在其具有很大优势的IT产业里，基础设施投资也是不足的。在这个著名的IT国度里，五星级宾馆竟然不能免费上网，上网要付相当高昂的网费，30分钟近3美元，而且网络也非常不稳定，这种基础设施水平无疑会对印度发展构成制约。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主要发展制造业的战略在资源环境上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这次印度之行让我看到，印度主要发展服务业，仍然存在非常严重的污染。笔者抵印一出机场就闻到了空气中刺鼻的化学品污染味道，本以为是当天凌晨有雾的原因，但在印度的6天时间里，新德里的空气一直如此，让人感到窒息。在分组实地考察中，我们去了恒河支流的亚穆纳河，这条作为新德里主要水源的河流，遭受了异常严重的污染，水面漆黑、粘稠，散发浓重的臭气，而河两岸的百姓则主要饮用此水，造成了大量的健康问题。

（二）不恰当地选择“西式”民主或是印度经济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在参观旧德里的时候，一路上我都感到非常沉重。在旧德里破破烂烂的基础设施的映衬下，是一幅幅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候选人照片和竞选口号，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我在斯里兰卡也看到过。印度搞了这么多年“民主”，基础设施建设却如此之差，普通百姓生活如此困苦，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和沉重。印度的“民主”制度，多年来也选出了不少“有识之士”，但是却没有谁改变旧德里破败的基础设施状况与人民的生活困苦。在参观新德里的地铁项目时，当地官员介绍，项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受制于印度的政治体制，直到1998年才开工建设，拖了将近三十年。三十年耗废了将近一代人的宝贵时光，也错过了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

近年来，有美国著名学者研究认为，民主内生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一直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一个连续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既不能固步自封，不求变化进取，但也不能跨越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已经有过几百年发展和积累的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如果简单套用西式民主体制，不但不能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创造出更多新的问题。印度和斯里兰卡如此，很多非洲国家也是如此。不考虑本国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照搬西式民主模式，正是造成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低效、缓慢和混乱的重要原因。

尽管很多西方人认为，印度是与他们一样的民主国家，但我并不认为印度已经成为了高质量的民主国家。从本质上说，优质民主要求有自由与平等的土壤来滋养。西方思想家在论述民主目标的时候，几乎总是强调要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度。但是应该看到，在自由和民主的排序上，自由排在民主前面。没有经过自由的洗礼，高质量的民主不可能实现。自由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经济上自由，意味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而思想的自由，则意味着消除歧视和偏见，只有经过思想自由，才能够开启民智，发展和践行民主。在没有实现自由之前而选择民主，是危险的颠倒。

实际上，印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国家，民众的思想意识束缚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很难实现真正的优质民主，反而降低了印度社会的凝聚力，工作效率非常低下。因为要参加本次青年领袖论坛，我早早地把签证递交到印度使馆，提前了将近40天，但是直到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刻才拿到签证，而这也是在德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才实现的。从印度回北京，在新德里机场，我们过海关安检，真正见识了印度“民主”体制下傲慢、低效的官僚体系，平均每个人要花二十分钟以上才能通过海关，以至于我们几乎赶不上飞机，只好跟前面的人商量，让我们先进行过关安检。这些“民主”体制下的散漫官员，很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沮丧，从而失掉投资热情。在参观旧德里市场的时候，我看到满市场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我问印度同伴，为什么印度不自己生产这些简单的商品。他告诉我说，印度的体制和文化，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总的来说，我认为印度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很多问题的原因，就在于其不恰当地、过早地选择了西式民主体制，这或许将成为印度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三）印度未来发展中存在的积极因素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调侃地说道，当下有三个新兴大国崛起，分别是中国“和平地”崛起、俄罗斯“好斗地”崛起以及印度“吹牛地”崛起。整体上看，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发展战略、治理理念与模式的不同选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印度。但是本次印度之行，也有一些地方让我印象深刻。在旧德里的街头，尽管衣着陈旧，但是印度人仍然展现出来了极大的热情，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繁忙，忙着做生意，忙着工作，这种活力确实让人振奋，或许这将驱动印度经济更快发展。另外，目前中国社会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印度的整个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5岁左右，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能够使得印度社会获得“人口红利”，而年轻人的活力与激情，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当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也严重地抑制了印度年轻人的创造力和冲劲，对其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印度无法有效地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印度社会的梦魇。目前，由于在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制约，印度在制造业上还不能与中国竞争，但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再加上印度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优势，未来印度在制造业方面，很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竞争对手，应该对此高度重视。

二、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要高度重视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TFR）在1.3左右。应该可以判断，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向。应该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和各方面条件变化来深入研究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措施。另外，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也还有空间来进一步用好现在的人口资源。一是部分产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匹配”问题，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做好职业教育培训，有效衔接供需。二是尽管我国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但要看到由于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的提高，60岁和55岁的退休男女仍然处于能有很大作为的重要时期，能够发挥其经验、知识积累优势继续为国健康工作，因此应该考虑制定相应政策来发掘这部分人口的潜力和资源。三是要看到全球老龄化趋势带来的商机，提前布局养老产业。特别是在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方面要大刀阔斧，否则我们未来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在这一产业进行竞争时就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二）应该谨慎处理好中国改革的相关问题

未来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十年，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实现年均7%左右的高质量平稳增长，到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再翻一番，那时候各方面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就会很大。经济发展是依赖于资源禀赋的连续的动态过程，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但也不能浮躁盲动，采用超越发展阶段的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借鉴印度等国家的教训，我认为未来在改革的优先次序上，应该把经济改革置于政治改革之前。先让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充分发展，加快培育中产阶层，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政治民主化。在经济改革方面，则要警惕落入“华盛顿共识”的政策陷阱之中。从目前很多人提出的经济改革措施来看，其主张并没有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和政策框架。而“华盛顿共识”已经被证明，不是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灵丹妙药。未来对看得准的改革，比如打破垄断、鼓励竞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加快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财税改革等方面要大刀阔斧，以回应民众对改革的期待，而对一些还看不太准的改革，则要继续深入研究，不要着急。

（三）要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特别是从中印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我认为中国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比如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战略明显胜出。以服务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尽管也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能够比较好的解决就业等问题，但本质上，服务业不够稳定，也比较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形势和突发事件的影响。中国未来调整产业结构，不能一味地照搬西方，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必要的，但是服务业比重过大则可能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西方国家在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普遍提出了 “再工业化”、“回归实业”的战略，我们不能回头走西方的老路。未来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发展实体经济的道路，特别是要未雨绸缪，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势，加快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产业布局，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

（四）要加快实施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硬实力提高很快，但是我国的话语权等“软实力”的提升还不够快。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战略问题，均依赖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国家形象。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略，能够树立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并向全球贡献新理念和智慧。当前，由于身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泥淖，西方国家经济下滑，国内矛盾尖锐，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游行活动，动摇了“西方中心”的信念，各国精英阶层开始反思西方价值观和各种制度安排，形成了相对宽松、多元的国际环境。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支撑，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复兴路径，大家希望并愿意倾听中国声音，认知中国道路，这为我国话语权提供了空间。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实施国际话语权战略，加快国际战略布局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