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

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共8篇）

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 篇1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中国名人励志演讲稿_名人经典励志演讲稿》的内容，具体内容：中国现代名人数不胜数，其中很多名人煽动人心的励志演讲，都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名人励志演讲稿，希望大家喜欢!中国名人励志演讲稿 1：张卫健我是...中国现代名人数不胜数，其中很多名人煽动人心的励志演讲，都值得我们去看一看。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名人励志演讲稿，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名人励志演讲稿 1：张卫健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帅到掉渣，怎么了，说的不好吗?怎么掌声那么少啊?(掌声)谢谢!

我很适合这个舞台，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演过很多角色，曾经说过很多到现在为止大家可能还记得的对白，并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这个舞台是一个用说话改变命运的舞台，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曾经试过很多次用说话亲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岁的那一年，我加入了香港的 TVB 成为一名演员，当时我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男一号，可是我日复日年复年地拍，拍着拍着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回头一看，还在演那些配角，跑龙套的角色。

有一天又到了我要续约的时候了，我就对着那位艺人部经理说，经理，可能您不知道在咱们公司里面有这个人存在，我叫张卫健，我在公司里边已经有十年时间了，我几乎所有角色我都演过，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红了，现在我只是欠缺一个机会，一个当男一号的机会。如果您能给我这个机会的话，我肯定将来我一定可以帮 TVB 赚大钱的，他直直的看着我，眼睛里边写着两个字，“白痴”，接着我就说如果你问我续约之后我要求的工资是多少，我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你随时给我一份合约。上面没有填工资的，我先签，签完之后您拿回去再填。因为对我来说，今天我要的并不是钞票，我要的是机会啊!经理!我余光看到他盯着我的头顶看，当时我还是有头发的，抬起头来我看到他的双眼，有写着两个字“感动”，他被我深深的感动到了。

果然，三个月之后，第一个演男一号的机会终于来临在我的身上了，很快第二个第三个第四部第五部，我演的电视剧的收视率一部比一部好，终于我可以在香港尝到红的滋味了。来时拍电影，票房相当不错，我发唱片销量非常高，在努力之下我终于可以存够钱，买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房子。我记得那一天，我第一步踏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是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家，远远我的妈坐在沙发上跟我说，怎么了儿子，还满意吗?咱们的家哦，挺好的嘛，行啊!不过我们很快就搬了，发什么神经啊，才搬进来怎么又搬呢?妈，四个字，如日中天，您儿子现在的事业可是如日中天，能不搬去一个更大的房子吗?

万万没想到，一年时间不到，我有一部电视剧播出，收视率很差，接着下一部更差，再下一部依然差，电影的票房一个字“烂”，唱片的销售量地的不能再低。那一刻我承认了我的事业正式踏入了寒冬，完全掉进了谷底。我默默地跟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给我，再一次爬回去的话，我以后不要再做一个那么骄傲的艺人。我要做一个踏踏实实谦虚的人，终于机会再一次来临到我身上了。我接到一通从 TVB 打来的电话，他们问我有没有兴趣回去履行跟 TVB 最后一部戏的合约，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当时我是多么地渴望工作，多么地渴望再一次站在镜头前面演戏，所以我就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拍了这个戏，而这个戏的名字叫《西游记》，我演的角色是孙悟空，戏播出收视率打破了香港电视界很多的纪录。

我再一次在香港起来了，接下来我选择了离开这个让我长大的母校，我希望出去闯一闯，试试看自己的实力。当时我碰到一位香港的制作人，他找我拍一部戏，让我开一个价钱，我就给了他一个很合理的价格，然后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多少钱?卫健，你不要以为你演完孙悟空，在香港很红，我告诉你，你在中国内地的知名度是零，送你一句话吧!记住，你的脸上没毛呢，你是不值钱的!

听了这句话之后，我感觉好像有把刀插进我的心脏一样。我就马上收拾行李毅然离开香港到了北京，成为一名北漂。我跟自己说：放下!放下你以前在香港做出的一切的成绩。以前——你是一个腕儿，现在——不是;将来——不知道。如果你想再一次成为一个腕儿的话，现在你要做的事只有八个字，就是努力努力努力和努力!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第三个年头，一个被誉为北京四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我拍了一部戏叫《少年英雄方世玉》。(记得吗?)接下来等着我的，并不是最热的夏天，而是四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北京，我演了一个角色叫韦

小宝。(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记得吗?)

接下来我的事业，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稳定期。突然有一个晚上，我想起当年那位制作人跟我说的那句话——”你的脸上没毛呢，你是不值钱的!“

行啊，那么就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粘毛。我不只不在粘毛，我就连头顶剩下的那几根，我都先把它剃光。我要证明给你看，我的脸上一根毛都没有，我还是可以爬回去的;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我的脸上一根毛都没有，还是可以有那么一点点价值的;我就要证明给全世界的人看，一个男人头顶一根毛都没有，都可以很有魅力的。

我相信我能做到了，我能做到你们也能做到。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我很期待，期待着一帮年轻人，带着你们的激情，凭着你们的勇气口才与智慧，挽起你们的袖子——来，咱们大干一场，用说话改变你们的命运吧!

谢谢大家!

中国名人励志演讲稿 2：马云

大家下午好!坐在那儿本来我不想发言，广昌说你来了，一定得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因为我坐在下面，应该讲受益匪浅，听了经济学家的讲座，听了各位的交流。因为从经济学家开始，我还得说几句经济学家的问题。

其实这一年大家活得都不容易。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活下来了，年底这么忙，大家可以在这儿花一个下午，说明我们都过来了。商场如战场，战场上活着的人，是成功的，企业也一样。战场上，商场上年底还能站在那儿听讲座，还能交流，还能发奖金、工资，那就是不错。做企业的第一

要素，就是不死，跟战士一样，上战场的第一要素，有时候不是为了赢，而是活着。

2015 年最后一天，我们都没倒下，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我们每年都把未来的一年想得非常艰难。尽管我知道，第二年肯定有很多人做得比我们好，未必我们公司能做得更好，我们公司可能会有很多不可预期的困难出现，看清楚未来的灾难，仍旧为之，这才是真正的乐观。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企业，脚踏实地，其实来的 3 到 5 年经济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未来 5 到 15 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还是很有机会的。

在经济好的时候赚钱的企业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企业家。股市是牛市的时候，街上买菜的老太太都能赚钱，你不能把自己称之为投资者，只能称之为炒股者。经济不好，你才是优秀的企业。好企业，基本上经历过几个悲惨的经历，或者是自己的原因，或者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在危机关头，能熬过去的企业才有”抗体“。

最近也听了很多经济学家讲，在短期以内中国经济有下滑压力。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下滑压力，是长期的，是持久的，是永远性的。我们不可能回到 9%、12%。我们要学习适应 5、6%，甚至在未来 20 年，我们能保持2%-4%，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你继续保持 15%的增长，这是要出问题的，到 1.78，不太会长了，要的是脑袋，国家体制、机制，这也是一个科学，所以不是短期有压力，而是长期我们学会有 2%到 4%，其实 2%、4%，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即使 2%、4%，有企业依旧能达到 200%、300%的成长，有的企业再好的经济形势，也做不好。其实经济形势好坏，与你自己做得好坏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不要因为说你的企业做得不好，你就”归功于“经济不好，经济不好也有好企业，经济好的时候，不好的企业有的是。

总体来讲，过去的一年中国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二胎开放了，人民币进了篮子，2015 年其实很不简单，很多事情我这辈子可能看不见，都发生了。但是我们企业家就是要把握那些可能超越我们期望和预判的东西，我自己有时候想，人家现在把阿里巴巴看得挺神，其实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16 年以前，我们说出要成为世界十大网站之一，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排名可能 200 万名以外，说这句话很狂妄，但是稀里糊涂地居然做到了这个目标。这不是因为我们多厉害，而是我们处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独特的时代。这不是虚话，我们确实感谢这个国家，感谢整个改革开放，我们确实感谢互联网，感谢所有年轻人。没有这些，阿里巴巴所有的梦想，真是一个空想。

今天全世界变化最大的国家，可能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转型也好、升级也好、创新也好，各种各样的变革，都非常之大。特别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在座所有的企业家我们拥有的机会，可能是人类社会在一个时代极其罕见的。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企业的质量、数量、规模、品质，跟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比，欧盟比，欧洲比，跟日本比，还相当非常之大。今天，我们能够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中国国家企业队，其实就像中国足球队一样，我们能进去，也是检漏进去，我们实力远远不足。但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一定会诞生很多世界级的企业。

中国过去 30 年的改革开放，请问中国有多少企业活过了 30 年?而要想成为一个持久的经济体，大概需要 50 年，很多企业只有跨国 50 年的历程，这 50 年历程内至少有 5 到 10 次灾难，是经历了国家、国际形势和企业内部的灾难，才能称之为一个坚强的企业。任何一次打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次机遇。

大家今天讲得最多的就是创新，中国这个时代也是千年不遇。几千年来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真正消灭贫困?但是我们这代人正在努力实现。互联网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我们是否能把握、掌握?

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我们要理解这个时代，要读懂这个国家，我们企业家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有什么、要什么、放弃什么，你企业才会走得久。刚才周会长一番话，我听下来觉得周会长在反思自己有什么、要什么以及学会放弃什么。我们的知识越多，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缺乏智慧，因为智慧告诉你什么我们是不要的。

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商业变革的时代，商业变革，每个人对机会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把这个机会看作机会，灾难，有人把灾难看成机会，有人把好好的机会做成了灾难，而很多人又把灾难做成机会。其实机会在没有形成机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机会，形成机会以后，往往是灾难的开始。所以今天的雾霾，已经形成了雾霾，抱怨有什么用呢?这时候是我们做企业巨大的机会，如果你改变了这个雾霾的现状，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你有可能是未来 30 年最了不起的企业。创新，企业家的职责是创新，创新的主角是企业家，企业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家，企业家是稀缺资源，我们可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但是不可能培养企业家。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记住，我们企业家就是野生动物，我们就是原生态。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反思和思考，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创新不是讲故事。如果你觉得靠概念可以成功，那么你最后得到的，还是一个概念，如果你觉得讲故事能成功，最后你剩下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大家要记住，创新是逼出来的，没有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可以做好创新。创新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刚才王新奎教授讲的我非常同意，企业家是个状态，创新是有个时间的。马云的创新，可能就三年五年，但是创新付出巨大的代价、压力，是超过想象的。创新时间有限，如果你在乎许多外界的东西，就会失去人生中最宝贵的那一刻。65 岁，你只能在自己家里做一些儿孙满堂的创新了。

创新也是有巨大风险的。传统银行机构在风险处理上比我们互联网创新要做得好。其实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传统金融可能做的风险是把防弹衣做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好，而我们的创新是让杀手根本不可能靠拢你。我们想的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你是把防弹衣做得更强还是让杀手没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场地上?思考的深度广度，都是我们值得创新、反思的地方。

我们企业家一定要想明白另外一些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成功?我个人也讲点哲学的，成，我们有时候讲，成在自己，功在后代。如果没有把功传给别人、社会、传承下去，让你的员工、客户、家人、所有认识的年轻人能得到那个功，你并不是很成功。

中国最怕的就是”首 FU“，有好几种富，一种是富有的富，中国当首富是个灾难，应该是负责任的负。还有就是负债最多的负，我们也不少，但是我希望是首福，福气最好的人，有安稳的结局，千百年来做企业做得大的多少人有好的结局?我们不能解决我们的生存，出身在哪里，但是可以决定我们怎么死，企业更是如此。我们要为自己的企业、自己的员工、自己的后代找到一个很安稳、平稳的福气，只有你的家人、企业、员工、客户都得到好的、圆满的结局，这才是我们要的首福，福气的福，可能来得更好。

做企业，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企业开始学会了埋怨。其实真正的企业家，是不埋怨的，做成功的人，永远在检查自己的问题。台上的嘉宾都是在讲，我反思我过去的一年，但是不成功的人总是在怪别人，实体怪虚拟，都是别人没有做好，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其实实体经济也好，虚拟经济也好，今天都是个婴幼儿，两个孩子打架，都说对方不好。其实任何一个企业，我们永远面临着未来的挑战，我们永远面临着被别人淘汰，或者被自己淘汰。刚才讲过剩产业，中国有过剩能力吗?没有，是落后经济的能力过剩。中国制造业下滑了吗?制造业下滑，制造业从来没有下滑，世界上有苹果、特斯拉，是那些创新的，中国零售行业做得不好吗?零售行业做得很好，是你的零售行业做得不好。20 年以前，你怎么把那些小商小贩、国有体制的那些落后、不能引领把握掌握未来的消费需求的商场给灭掉?你活了 20 年，这 20 年，你专注在房地产，没有专注在客户体验上，今天互联网把你给淘汰了，也是天经地义，因为互联网企业也一样，没有几家企业真正能活好三到五年，如果真正看一下，互联网企业的死亡率比传统企业好不到哪去，甚至更为残酷。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问题，也是我们的机会。中国经济不管怎么调整，不管浙商企业会面临多大的挑战，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浙商群体过不了，中国没有一个商帮过得了，如果我们跨不过，谁能跨得过?中国几个商帮每年会有一天聚在一起，学习讨论半天时间?有多少商会能这么组

织起来，这么研究和学习，反思自己、学习别人?我们做不好，谁能做得好?所以我们对自己，还是要有信心。

都说我们浙商的鼻子很灵，哪儿有商机，哪儿就有浙商。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可口可乐的地方，就一定有浙商，没有浙商的地方，好像没有可口可乐。所以浙商今后不仅要擅长于发现需求，我们还要创造需求，不仅要善于追赶需求，我们要引领需求，我们不仅仅要找到外在的需求，更要发掘内在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浙商未来最大的机会，在于整个国家就是品质的提升，消费品质的提升。我认为马云很难复制，因为我自己也复制不了，也不知道怎么走到今天了，没想过，从没想过自己会做企业，走到今天，是纯粹的巧合、偶然。但是很多以为自己能复制，麻烦就大了。你只能超越，不能复制。而且规模、速度并不决定你多成功，决定你成功的，不是你多大多快，而你多好、多有舒适感。中国经济一样，7%、9%，不重要，中国经济什么样的比例最舒适，这是最重要的。只有舒适度，才是最好的。有舒适度，你不会有这种压力，会调整自己。企业也一样，不要看到别人有 30%的增长的一天，别人也有负 30%增长的一天，只有把自己做好。

工匠精神，经济速度放缓，有什么不好?我最想不明白，其实水平好坏，在于慢速度，而不在于快速度。在快的过程中，一定会出错。如果你想快，又想慢，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懂得放慢脚步，要懂得建立机制，要懂得用最好的人，最好的管理方式，最好的技术来提升创造最好的产品，而让年轻人去提升速度，不要跟年轻人比速度，也不要跟年轻人比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2016 年并不好过。过好了，你就当马云说错了，过得不好，你要相信，其实大家过得都不好，挑战只会越来越大。互联网对大家的冲击，是远远超过你们在座所想象的。组织的变革、人才的变革、文化的变革、技术的变革，刚刚开始。

所以预祝大家 2016 年不是活得好，而是 2016 年我们坚持再活过去!因为阳光总是在那儿，希望能够照到我们身上。

谢谢大家!

中国名人励志演讲稿 3：李嘉诚

很多人会认为打工是在赚钱。其实打工才是最大最愚蠢的投资。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除了我们的青春还有什么更宝贵?!很多人都抱怨穷，抱怨没钱想做生意又找不到资金。多么的可笑!其实你自己就是一座金山(无形资产)，只是你不敢承认。宁可埋没也不敢利用。宁可委委屈屈地帮人打工，把你的资产双手拱让给了你的老板。

我们试想一下，有谁生下来上天就会送给他一大堆金钱的?有谁是准备非常齐全了完美了再去创业就成功了?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毕竟是极少数、富不过三代，许多伟业都是平凡人创造出来的。计划赶不上变化，特别是在如今这个信息高度快速传播的年代!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个朋友为什么不去打工?他的回答是：”说句得罪点的话，出去打工简直就是愚蠢的浪费青春!“为什么你一直是打工仔?因为你安于现状!因为你没有勇气，你天生胆小怕事不敢另择它路!因为你没有勇往直前，没有超越自我的精神!虽然你曾想过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穷困的命运、但是你没有做，因为你不敢做!你害怕输，你害怕输的一穷再穷!你最后连想都不敢想了，你觉得自己

也算努力了、拼搏了、你抱着雄心大志、结果你没看到预想的成就，你就放弃了。你就只能是一个打工仔！

为什么你一直是打工仔?因为你随波逐流，近墨者黑、不思上进，分钱没有、死爱面子!因为你畏惧你的父母、你听信你亲戚、你没有主张、你不敢一个人做决定。你观念传统、只想打工赚点钱结婚生子，然后生老病死、走你父母一模一样的路。因为你天生脆弱、脑筋迟钝只想做按班就部的工作。因为你想做无本的生意，你想坐在家里等天上掉陷饼!因为你抱怨没有机遇、机遇来到你身边的时候你又抓不住，因为你不会抓!因为你的贫穷，所以你自卑!你退缩了、你什么都不敢做!你只会给别人打工!你没有特别技能，你只有使蛮力!你和你父母一样，恶性循环!所以，你永远是一个一直在打工的打工仔!

很多人想把握机会、但要做一件事情时，往往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让自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不断浪费时间，虚度时光。如：、我没有口才——错：没有人天生就很会说话，台上的演讲大师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出口成章，那是他们背后演练了无数次的结果!你骂人的时候很擅长、抱怨的时候也很擅长、但这种口才是没有价值的口才，看别人争论的时候、自己满嘴评头论足、却不知反省自己，倘若你付出努力练习，你今天是否还说自己没口才?、我没有钱—— 错：

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赚钱的脑袋。工作几年了没有钱么?有、但是花掉了。花在没有投资回报的事情上面。花在吃喝玩乐上、或存放贬值了，没有实现价值最大化、所以钱就这样入不敷出。每月当月光族、周而复始、没有远虑、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得过且过。、我没有能力——错：

不给自己机会去锻炼，又有谁一出生就有能力?一毕业就是社会精英?一创业就马上成功?当别人很努力的学习、很努力的积累、努力找方法，而你每天就只做了很少一点就觉得乏味。学了一些就觉得没意思、几页书就不想看、跟自己也跟别人说没兴趣学。然后大半辈子过去一事无成，整天抱怨上天不给机会。能力是努力修来的、不努力想有能力，天才都会成蠢材。但努力，再笨的人也能成精英。、我没有时间——错：时间很多、但浪费的也很多!别人很充实、你在看电视，别人在努力学习时、你在玩游戏消遣虚度。总之时间就是觉得很多余、你过得越来越无聊。别人赚钱了羡慕别人、但不去学别人好好把握时间创造价值，整天不学无术。、我没有心情——错：心情好的时候去游玩、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家喝闷酒，心情好的时候去逛街、心情不好的时候玩游戏，心情好的时候去享受、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睡大觉。好坏心情都一样，反正就是不做正事。、我没有兴趣——错：兴趣是什么?吃喝玩乐谁都有兴趣，没有成就哪来的尽兴!没钱拿什么享受生活!你的兴趣是什么?是出去旅游回来月光族、出去 K 歌回头钱包空空、出去大量购物回来惨兮兮....打工有没有兴趣?挤公交车有没有兴趣?上班签到下班打卡有没有兴趣?家里急需要一大笔钱拿不出来有没有兴趣?借了钱没钱还有没有兴趣?卖老鼠药的人对老鼠药有兴趣.....?、我考虑考虑——错：考虑做吧有可能就成了、不做吧好不甘心!一想整天上班也没有个头、还是明天开始做吧!又一想还是算了、这钱挣的也不容易!不不、就是打工挣钱也不容易，决定了不能放弃机会!哎呀、天都黑了，明天再说吧!然后第二天又因为以上 12345 点、因为左思右想、继续循环、最终不能决定。犹犹豫豫、耽误了很多时间、还是一无所获。

有句话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一生中不是没有机遇，而是没有争取与把握!借口太多，理由太多....!争取之人必竭力争取、一分钱都没有也千方百计想办法!不争取之人给一百万也动不起来、发财不了、还有可能一败涂地。这就是行动力的欠缺!喜欢犹豫不决、喜欢拖延、喜欢半途而废、最后一辈子平庸、碌碌无为!还有的人、做事三分钟热度，一开始热情高涨、等会就继续懒散，这种人成功的帽子也不会在你的头上。

看看为什么别人身价几个亿，你自己还在为钱奔波!不要羡慕别人命好，别人很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坚挺过来的，怎么克服困难、突破自己、改变命运的，你没看到罢了!你看到的只是他成功后的光环!所以你抱怨嫉妒羡慕恨!

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 篇2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有其内因与外因。内因概括起来有二: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二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外因的作用概括起来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马克思是先进文化的传人。

1.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是阶级的政治代表,列宁说:“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近代以来,任何新生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本阶级的政治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说明了这一客观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产生,也不例外,无产阶级是近代工业的产物,中国无产阶级是随着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的出现而产生的。从19 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它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壮大起来。1894 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已有约10 万人以上。到1919 年五四运动前,已增至200 万人左右。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过渡。工人阶级的壮大,政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而先进文化的向导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2.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从一般意义上说,开始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之初。从那时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起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都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农民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局限,使这两次运动均以失败告终。更有完全意义的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也是失败。那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激化又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它将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谁有能力提出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纲领,谁能推动革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中国的无产阶级,其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它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因此,它(通过其政治代表)能够提出这样的革命纲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应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向前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内因之一。我们纵观几次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不难看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革命理论的向导作用。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并在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3.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7 年十月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树立了榜样,给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就是先进文化———马列主义的向导作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布尔什维克党的路子走出来的。

4.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十月革命后,一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很快便接受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杰出代表就是李大钊。他在1918 年11 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1919 年元旦发表的(新纪元)等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这是他的预言,这预言激励着共产党人为之而奋斗。由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先进的文化的开始传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便逐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思想解放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想的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新青年》杂志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较大影响的刊物。《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的传播,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开始形成了一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可以说,马列主义是先进文化代表对我党的成立起到不可估量的外因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程

文化是20 世纪人类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新世纪里,文化更是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各门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同样作为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这个问题很关注。她除了宣传马列主义这种先进文化之外,还大力探索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可以说,她的历史是探索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

1.中国共产党是优秀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中华文化是惟一历经从人类文化的源起、生长、发展、壮大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她有许多优秀成果,人们把她统称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中国共产党没有丢掉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是把它发扬光大。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特质“德”,中国共产党把她运用到干部的考核和任用标准上,并对“德”赋予新的内容。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多得举不胜举。

2.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新文化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必然产物,更是中国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也是人类新文化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新文化,产生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伟大代表。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形形式式的反动派、复古派、殖民派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坚持和捍卫了“五四”运动的文化方向,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社会风气,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力发展繁荣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中国共产党在怎样代表先进文化的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大批判”来实行“全面专政”,结果恰恰是阻碍以至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放到了突出位置。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新阶段里,中国共产党也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种新的先进文化。并用邓论作为向导,抵制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捍卫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已经越过国界,带有世界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解体后,这种指导作用的榜样性越来越明显,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伟大代表———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它不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文化代表,而且是人类先进伟大代表。

3.三代领导人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探索。“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产生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无不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其动员之广泛,响应之热烈,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第一代领导人把马列主义这种先进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先进文化———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

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经验教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摆到突出位置。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观点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了从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向适应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上转变,实现了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开创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进入了—个崭新的境界,为促进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正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其诞生的内因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二是中国革命的内在需要;外因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二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的传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是探索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结果。

中国历史名人的嘻哈事 篇3

2神农氏：发楞功顽固修炼者，为了追求自身圆满，到处收集仙丹妙药，逮着什么往嘴里塞什么，最终死于食物中毒。

3精卫：不听劝告，未经许可在非游泳区游泳，结果溺水而死。死后化做一只呆鸟，每天飞来飞去，不断进行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填海工程。

4共工：跟人打架，打不过。一怒之下，拆了房子。结果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造成了板块漂移和环太平洋——喜玛拉雅火山地震带的形成，对中国现代地质地貌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5尾生：一个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知识分子。尾同志在谈恋爱过程中正好碰到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尾生同志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一座大桥，不惜跳入河中，用自己的身躯挡住洪峰。国家财产保住了，尾生同志却光荣的牺牲了。尾生同志的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6嫦娥：最早完成登月任务的中国女宇航员。面对摄影镜头，嫦娥同志激动的表白了自己的心声：“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丈夫后弈，是他不远万里给我买来了瑶池牌补钙丸，瑶池牌补钙丸是中国宇航局的指定补钙丸，吃了瑶池牌补钙丸，你好我好，他也好。”

7柳下惠：反腐英雄，国家的好干部。某奸商为了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使出了最卑鄙的手段——性贿赂。雇佣某三陪女为柳下惠同志进行按摩，被柳严辞拒绝。柳下惠同志据腐蚀永不沾，不愧为人民的好公仆，被授予中国最正派的男人称号，并颁发了锦旗和奖状，被组织上委以重任。但是奸商们却卑鄙地造谣污蔑，说柳下惠同志患有严重的性功能障碍症。

8孟姜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恐怖分子。为了替恐怖组织团伙——自己的丈夫报仇。使用人体炸弹毁掉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国防工程——万里长城。

9花木兰：花木兰的父亲为了使自己和儿子逃避服兵役，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让花木兰同志冒名顶替服兵役。花木兰同志在战斗中勇敢顽强，一人击毙多名敌军官。由一名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特级女战斗英雄，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光荣接见。

中国名人故事演讲稿素材 篇4

陈胜即陈涉，年轻时终年像牛马一样在地里干活，有一次他和几个雇工谈起对当时统治者的仇恨时说：“将来如果我们中间谁富贵了，可不要忘了穷哥们!”

有个伙伴听了冷笑道：“我们现在穷成这个样子，靠给人家当雇工过活，哪会有什么富贵呀?”

陈涉叹口气说：“小小的燕子和麻雀怎能知道鸿鹄的雄心壮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燕雀，指燕子和麻雀，比起天鹅(鸿鹄)来，燕雀当然渺小得多啦。

关于中国历史的演讲稿500字 篇5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读起来朗朗上口，意思是在天下人担忧之前先担忧，在天下人欢乐之后才欢乐。这不仅是一句话，更浓缩了抗日时期炎黄子孙的可贵精神。也正是先烈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品质，使如今的中国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之东方。

五星红旗是用什么染成的，红线，红绸，还是红漆？可我认为是革命烈士的鲜血制成的，虽没有织成裙如此华美，也没有赤龙服那般精致，但它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回首抗战八年，哪儿不是枪林弹雨，哪儿不是血流成河。先辈们为了祖国的安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头颅，洒热血。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在残酷的刀光剑影中，在惨绝人寰的毒刑下，中华儿女浴血奋战，行走于残垣断壁中，穿梭于硝烟炮火之中，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力，终于将日本人赶出了九州，迎来了胜利的黎明。

中国人的胜利印证了这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这种品质的一个人，必会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视爱国为己任。中国正是如此人粹辈出，才得以富强。写到这儿，我不禁回想起了杀敌在前锋的黄继光；正气流千古的秋瑾；忠于革命的刘胡兰……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家喻户晓的狼牙山五壮士，当我读完他们的事迹时，心情像波涛一样不能平静。文中，有这么个壮烈的场面使我热泪盈眶，五壮士喊出他们的肺腑之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面对敌众我寡的局势，他们毫不畏惧，纵身跳下了深谷。写到这里，我想赞美它们真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人，令人敬佩，更令人铭记。

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 篇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沉的使命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新华章。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担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党或群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承担的责任如此重大，面对的挑战如此严峻，而我们党当仁不让，义无反顾，毅然决然把历史和人民托付的重担挑到自己双肩之上，排除万难，一往无前作出巨大牺牲，取得辉煌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史。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前仆后继、浴血奋斗，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

一、敢于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优秀品格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经97年的辉煌岁月，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但始终贯穿着无私无畏、砥柱中流、为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政治本色和鲜明品格。

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勇敢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竭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救人民于水火。在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次次遭受挫败又一次次毅然奋起，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数以百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据民政和组织部门统计，从1921年7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可以查到牺牲者姓名的中共党员就有370多万名。也就是说，在这一万多个日子里，平均每天就有370名中国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些无畏的中国共产党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以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对民族和人民的英勇担当。

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拼搏、敢于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决不做李自成”的历史清醒和对人民负责的历史担当，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近30年披荆斩棘、荜路蓝缕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旧中国百弊待除、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废墟上起步，战胜一切内忧外患，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

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敢闯敢试、敢破敢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拨乱反正，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国际共运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历史担当贯穿于执政兴国、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第一次同中外记者见面讲话时就庄严宣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探寻我们党永葆青春、永葆活力、永葆革命本色的精神密码，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一个敢于担当、善于担当的坚强领导集体。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思想是一个人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灵魂。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党、理论建党历来是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全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开新局、谱新篇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科学指引、确立了根本遵循。

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因奋进，始得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持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都前所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心，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汇集起13亿多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和磅礴力量，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改革和法治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任牢牢扛在肩上，身先士卒、率先垂范、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抓改革，为全党上下树立了光辉典范，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速度前所未有，取得了世所罕见的重大突破和丰硕成果。5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从尊崇宪法、学习宪法、捍卫宪法入手，全面依法治国在各领域各环节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发展。

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习近平总书记以强烈的爱党忧党之心、兴党护党之责发出铮铮誓言：“我们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期待。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这就叫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我们要有这份使命担当、这份毅然决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反腐、重典治弊，猛药去疴、刮骨疗毒，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推动管党治党实现从宽松软向严紧硬的根本转变，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千变化万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党心凝聚、军心振奋、民心昂扬，实为党之大幸、国之大幸、军之大幸、民之大幸。

三、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为强大精神动力，奋力开创政府法治工作新局面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政府法治工作越来越成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前沿阵地”，任务越来越繁重、责任越来越重大、作用越来越突出。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铭记、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法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增强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在政府法治工作中履职尽责、奋发有为，使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支持担当在政府法治战线上蔚然成风，推动新时代政府法治工作迈向更高水平、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要敢于担当。敢于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的重要内容。他明确要求：“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敢于担当，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对我们政府法治干部而言，要特别注重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敢于讲政治、讲原则。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有强大的政治定力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在参加各类学习研讨、调研座谈和对外交流中，对“西方宪政”“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法治西化”思潮和倾向，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对任何质疑、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行，要挺身而出、敢于亮剑，进行严肃坚决的斗争。二是要敢于挑重担、攻难关。“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胸襟。”政府法治机构经常要完成各种时间紧、矛盾多、难度大、要求高的改革立法任务。面对各种矛盾阻力、利益冲突和部门分歧，要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虎劲，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勇气，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去，决不能患得患失、等靠观望，决不能躲闪回避、贻误时机，而是要主动为党中央、国务院分忧解难。三是要敢于战歪风、树正气。政府法治机构不是“清水衙门”，不是“一方净土”，更不是“世外桃源”。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真正把纪律立起来、紧起来、严起来，对身边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要抓早抓小，不留情面、敢于批评，经常“咬耳”“扯袖”，决不能坐看身边的同志小错酿成大错、小病拖成大病、违纪走向违法。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敢于做挡风驱邪的“泰山石”，决不能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

要善于担当。担当的背后有品格、有境界，也有水平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一是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府法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力求学通悟透、入脑入心，努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政治站位，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分析问题注重政治因素，处理问题注重政治影响，特别是要防范政治风险。善于观大势、识大体、谋大局，在坚决贯彻党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既顺势而为，又主动作为。三是要着力培养家国情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诗句穿越时空，打动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政府法治工作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进行顶层制度设计的崇高事业，我们要有为伟大事业勇于担当的赤子之心和高尚情怀，以此开阔胸襟，提升能力，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四是要努力练就过硬本领。我们做立法工作是站在部门的肩膀上思考解决问题，应当比部门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全面、更深入，决不能把立法审查仅仅当成一项程序性工作，决不能把立法协调简单化为拿着一个部门的意见去说服另一个部门。要勤学善学，下苦功夫，求真本领，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综合协调的能力和水平。

简述中国钢琴文化的历史 篇7

一、中国钢琴文化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不仅打开了国门, 还带来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西方的传教士在澳门、上海、广州等地开设教堂、兴办学堂, 让中国人在学堂里, 做礼拜的教堂里见到了钢琴, 听到了钢琴的演奏。于是, 引起了中国人对钢琴的兴趣。钢琴不仅在宗教颂唱活动中成为主要伴奏工具, 还在新学堂的音乐教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教会学堂开设了钢琴课程, 让学生选学。使很多来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有了学弹钢琴的机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迅速发展, 辛亥革命的先驱魏源认识到落后饱受屈辱的痛苦, 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 ”倡导学习欧美科学文化, 以求得富国强兵、救亡图存, 在文化界也出现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创办新学堂的主张。这时候在新学堂里, 开始有了音乐教育课程, 叫:“乐歌课”。我国早期的音乐教育家有沈心工、李叔同等人在这个时期为音乐教育付出了极大地努力, 他们不仅重视音乐教育, 还从日本带回了大量的钢琴教材, 成为中国钢琴初级教学中的主要教本, 一直传承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二、中国钢琴的文化的发展和教学

据记载, 中国人第一次听到钢琴音乐会是在1904年的上海, 是由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契举办的钢琴独奏会。1918年他第二次来中国演出, 后来在上海长期侨居。帕契在上海除演奏钢琴和指挥以外, 还从事钢琴教学, 我国老一辈钢琴家俞便民、张隽伟就是师从于梅.帕契, 后来陆续还有朱工一、周广仁、巫漪丽等人, 都得益于梅.帕契的钢琴教学法。梅.帕契强调手指的训练。很多中国钢琴家们演奏正是按照梅.帕契的严格手指技术获得成绩, 成为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因此, 梅.帕契成为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

在中国早期从事钢琴教育活动中大部分是外国人, 他们在中国钢琴文化发展和推动中国的钢琴教育起到了积极地作用。还有一部分是留学回来从事钢琴教育的, 如:史凤珠、王瑞娴和李恩科等人, 他们在学成回国后, 开始从事钢琴教育, 使中国早期的钢琴文化传播和钢琴教育有了正确的路径。

三、中国的钢琴音乐创作

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最早见于1915年, 赵元任先生所作的《和平进行曲》。赵元任先生在1917——1919年间还创作了钢琴曲《偶成》《小朋友进行曲》。1921年李荣寿先生创作了钢琴曲《锯大缸》。这些产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钢琴小曲, 对中国的钢琴曲创作与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后, 中国的钢琴创作越来越多, 还出现了声乐和钢琴合用的乐曲, 如:《思乡》《玫瑰三愿》《大江东去》《教我如何不想他》等歌曲和钢琴伴奏谱。1934年贺绿汀创作了《牧童短笛》等六首具有中国风味的钢琴作品, 还写了《晚会》《怀念》《小曲》等, 作曲家想借此来寻找具有东方色彩和民族特征的和声, 为中国的钢琴音乐闯出一条路。这些有鲜明中国风格和精致笔法的作品, 成为后来人们研究、借鉴的成功典范。正是这些音乐家的勤奋和创造, 让中国的钢琴文化发展起来。

建国初期, 我国钢琴作品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很多作曲家对我国的钢琴音乐的创作焕发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带着对新生活的热爱, 对钢琴音乐普及和发展的渴望, 投入到创作中去。丁善德先生把新疆体验生活的体会编成了钢琴曲《第一新疆舞曲》《第二新疆舞曲》, 还创作了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等。

为了让新中国的音乐人才特别是钢琴人才的快速成长, 全国各大音乐学院选派一批学作曲的学生到苏联、东欧国家留学, 学习作曲。经过几年的努力, 有很多学生作出了优秀的钢琴作品。汪立三创作了钢琴曲《蓝花花》和《小奏鸣曲》;蒋祖馨创作了《庙会》组曲;刘庄创作了《钢琴变奏曲》;黄虎威创作了钢琴组曲《巴蜀之画》等。为我国钢琴音乐的宝库积累了大量财富。

随后, 在我国又出现了钢琴改编曲的热潮, 如民族管弦乐曲《翻身的日子》被改编成为钢琴曲。黄河大合唱被改编成为钢琴协奏曲《黄河》, 民族乐曲《百鸟朝凤》《夕阳萧鼓》也被改编成钢琴曲来演奏, 这些改编的钢琴曲后来成为了钢琴精品, 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力。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 中国的音乐创作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并且将西方音乐文化融汇到东方音乐文化之中, 无论是艺术风格和演奏技巧上, 既提高了演奏技巧, 又突出了东方色彩, 贯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内涵。这时的创作有:《夕阳萧鼓》《梅花三弄》等。

四、中国钢琴文化的普及

中国历史名人演讲稿 篇8

[关键词]中国法；西方法；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86-06

(一)

今人讨论中国法律史的学术史，多溯至清末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的《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其在该文中论及法律发展的阶段是由习惯、习惯法、成文法、公布的单行法、法典这一顺序递嬗的，并指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不足以及法典编纂的若干问题。梁治平教授认为，在梁文之前的学者诸如沈家本所著《历代刑法考》等只能归于传统律学，而梁启超之所以能称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法律史”，是因为：

(梁)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运用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法律观和社会进化论，批判性的重写了中国法律史。这种对历史的重述既是放眼世界，也是面向未来的。……(梁)参考和引用东西洋社会科学和法学论著。借用西方法律学说、理论、分类和术语构筑中国法律史架构。……为后来的法制史研究所吸收，成为学科发展的基础。

何勤华教授也谈到，梁文“用西方的法学观来研究中国的成文法”，“从根本上抽掉了中华法系存在的根基，并阐明了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来取代他的主要理由”。而之后由杨鸿烈所著另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中国法律发达史》，也基本沿袭了梁启超所开创的以西方法视角研究中国法内容的模式，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刑法时，使用的分类是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在研究中国古代民事法律时，是以人、法人、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所有权、债权等作为论述的基本结构，而这些都是西方法的概念和原理，而从未出现在中国传统法律的分类和术语之中。这样的分类显然已背离了中国法的历史事实。

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中国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以考据为特征的传统律学自然被纳入需要变革的“旧学”队伍中，而借助西方法学概念和体系重写中国法律的历史，自然成了“科学”之举。梁启超和杨鸿烈等人运用西方法学概念和方法，对中国历史中的法律问题进行重述，使其论著与传统的中国律学考证著作区分甚大，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著作，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西方法与中国史的学术嫁接过程，中国法律史学科本身才得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从而在一个完全以西方法为基础的现代法学学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发展至今。因此，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法律史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以西方法的模具套用于中国历史之上，从中抽离出符合西方法律标准的史料加以体系化叙述。于是，在此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法律史教材和著作，均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述，体例虽有些许差别但基本模式几无外于此者。

由于中国法的近代化是在借鉴西方法典改造中国旧有律例的基础上开展的，因此套用西方法于中国史而形成的中国法律史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对中国法近代化的贡献不可替代。“这种模式虽然会带来因今人立场来诠释古人的思想而出现误读、误解的弊端，但对沟通古人和今人的思想、使现代读者更好的了解、理解古代的制度和思想是非常适合的。”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借助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传统法律诸如重刑责轻私权、重实体轻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批判，促使中国近代法律变革走向民刑分离，重视私法，产生独立的司法程序和司法机构。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史学者也多基于了解之同情，为中国法律传统文化异于西方之处给予了解释和辩驳。但总体而言，基于西方法的立场而对中国法律传统进行批判是中国法律史发展的主轴，即便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同情和理解，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西方法为标尺，如论证中国古代早已有了较为系统的民法规则、有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分等，进而求诸一种在中国传统法律中找寻现代西方法因素的论证模式。

然而，无论是运用西方法对中国法律史进行体系化改造和批判，还是设法论证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了西方法的某些因素，都未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研究中国法律史，可称之为研究“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而非真正的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因此，就目前的中国法律史而言，“用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和解释中国法律史，难免‘枘凿’，得出的结论也难免‘尴尬’”。这种尴尬不仅体现于中国法律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与成果，也表现在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自我模糊的困境中。

(二)

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法的历史或者说历史上(传统)的中国法，似不言自明，但究竟何谓传统意义的中国法，则见仁见智，而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将直接影响中国法律史的整个研究态势。以西方法视角看之，中国法律史自然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由于这些法律是隐藏在诸法合体的历代典章律例之中，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就是将历朝历代典章律例按照六法体系逐一划分，归类处理，从中找出对应法律制度进行中国民法、中国刑法、中国诉讼制度史的研究，进而构成了这一模式下中国法律史的主要任务和研究内容。然而这样的研究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法与西方法的巨大差异，以解释西方法的合理性抹杀了中国法的合理性，论证了西方法的普适性而削弱了中国法的主体性。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法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均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甚而言之，中国的“法”与西方的“法”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对此学界虽多有论及，但将此重要前提体现于中国法律史论著之中者实少之又少。为寻找中国历史中具有的现代部门法规范，学者多将中国历代全国性的典章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六法体系进行削足适履的比较研究。此种做法实际上极大地缩小了中国法的范围，并未能够触及到在传统中国真正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和制约地方官员裁断纠纷的司法规则，更难以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有序传承是在何种“法”的运行之下达成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法律史学界“研究法律文本的多，研究法律实践的少，研究精英人物的多，研究下层人民的少。法律史成为法律文本的历史，成为精英的法律史”。因此，要还原对中国法历史的研究，就应当摆脱一种重视法文本、轻视法实践的研究思路，而将视角重点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问题上来，

并依循这两个问题来发掘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

张伟仁曾批评道，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和国内的许多学者以西方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提出问题，然后在中国的资料里去找寻类似西方对那些问题所作的答案，因为找不到，失望之余，得出“无话可说”结论。他进而指出中国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迥异的规则体系：

道是最宽广的顶层，法是最狭窄的基层，德、礼、习俗、乡约、家乘、行规等分别构成了中间的层次，看起来像个倒立的金字塔。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虽然受到各层规范的拘束，但在决定是否遵循某一规范之时往往会考虑较高的规范才采取行动；司法者在作判决时则先看法律，因为那是最低的准则，倘若这个准则不能妥当地适用于案情，便逐步探究较高层次的规范以谋求解决。

将中国法进行多层次的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固然可以参照西方法的一些概念和原理，但要在中西文概念之间进行绝对的一对一对应、解释或比较都不足取。在传统中国，“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中国法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的、明确的、单向度的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法也绝不仅仅是指称各朝代律例典章所载之刑名罚则。中西法的含义既不同，国家成文“法律”在中西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同，执法者裁断纠纷时对“法”的考虑和运用也截然不同。加之中国社会历来有着话语和实践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即俗话说的“说一套，做一套”，从而使中国历史上的“法”以现代观点看来是一种模糊的、多层次、多向度的存在。

因此，在传统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基层社会官员的纠纷裁断中，国家成文法律历来不是“法”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法”的主要内容。在国家的正统教育中，儒家伦常是以高出法统的道统姿态而存在，读圣人之书，守孔孟之道是理想状态下国家对老百姓的行为要求，也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缩小到一个州县、一个乡镇，一个人与人相互熟悉的小村庄的表现在这儿，人们多谙于人情世故，除了家族内部规则的约束外，知书达理、和睦对等、礼尚往来成为存于百姓心中的真实规范。与之相对应，由于国家成文法律没有成为人民日常行为的准则，基层官员为争取纠纷裁断结果的社会认同，也多以律例之外的社会行为规则作为纠纷处理的主要依据。而传统中国(争议主要在清代)纠纷裁断的依据一直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需要指出的是，对地方官员审断依据的讨论并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教谕式”和“依律而断”的争论中，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对纠纷截断依据的争论背后是如何理解中国法的问题。实际上，地方官员在审断纠纷时，其首要考虑的并不是该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成文法律的规定，而是其判决如何为两造及社会所接受。国家律典既不是老百姓的行为规则，判决要取得两造特别是地方社会的认同也势必不能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断罪须引律例”。地方官员要在为老百姓内心真正认同和遵守的中国的“法”的范围内寻找裁断的依据，因此无论其援引国家成文律例，抑或理、情，甚或是地方习惯等，都应当视作是地方官员“依法”处理纠纷。从这个意义上看，多层次、多向度、模糊的“法”才是最真实的中国法。

概言之，研究中国法的真实历史，就必须正视中国法的多层次、多向度特点，在“法源”方面，除国家律典外，情、理、习惯等等都是传统中国名正言顺的“法”，它们在不同的场域发挥着不同的规范作用。但同其他中文概念一样，中国“法”也是模糊的，期待给中国法一个明确的定义或是界定，本身就有违中国法的真实情况。因此，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应当更倾向于描述性的微观研究，而非追求宏大叙事的定性研究。

(三)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中国法律史的史料范围基本上取决于学者研究什么?怎么研究?以及如何理解法律?……研究对象变了，史料会跟着变”。按照王国维的说法，“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中国法律史带有极强的史学色彩，对中国法史料的整理，自然应当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就目前的整理成果来说，由于“主流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无论出自个人还是几人，也不拘是通史、断代史或是专题研究……视角辄出于‘大传统’，讲法律总是自上而下，其视野中的史料，基本上限于正史和官方典籍”，因此对中国法史料整理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为对传统典章制度的校订出版。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法的特点不仅体现于其成文法律的规定，更在于其在具体社会的实现之中。将正史中典章制度的法等同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法，无疑缩小了中国法的研究范围，也局限了中国法的研究素材。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加、地方档案的开放以及与社会转型相伴的学术转型，档案资料在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这一趋势表面上是简单的研究材料的拓展，实际上与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中国主体性”认知的加强不无关系。如果囿于寻找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西方法”，各朝各代的典章制度无疑是研究者的首选素材，而一旦学者寻求的是传统中国社会中法的真实面貌，那么情、理、习俗、村规民约等规则的载体都应当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使用中更应该予以关注的本土素材。

仅举地方档案一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法律史学界对于体现中国法实践特点的地方司法档案明显重视不足。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之外，经济和学风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研究法律史的学者缺乏财力、人力和时间去收集和整理研究素材，而依凭现有制度典章进行宏大叙事的研究似乎在学术的投入和产出比例上更有效率。将州县司法档案运用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源于上世纪50年代台湾淡新档案的发现，台湾大学法律系戴炎辉教授率先整理并运用这一档案论证晚清台湾的司法问题。这一材料被美日学者发现后，极大地改变了其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美国学者戴维德最先对淡新档案作了基本统计，成为之后许多学者的参考材料，之后美国的艾马克(Mark.A.Allee)，日本的滋贺秀三等著名学者也都开始采用淡新档案来论证或佐证个人的观点。台湾法史学者那思陆、张伟仁在其著作中也对淡新档案有所涉猎。

90年代之后，日美中国法律史学者逐渐转向对大陆所存州县档案的使用，如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大规模地利用四川省巴县档案进行清代和民国的法律史研究，其弟子自德瑞(Bradly W.Reed)在著作中指出，巴县档案的出现，使学者摆脱了因淡新档案过于薄弱而无法进行更彻底研究的困境。由于巴县档案的丰富和完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所使用的地方档案，多以巴县档案为主，兼顾淡新等其他地区的档案材料。

在美国和日本学者的带动下，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影响到中国法律史学界。例如田涛对黄岩和徽州民间契约档案的收集和研究、侯欣一对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研究、俞江对宝坻档案的研究、里赞对南部县司法档案的整理研究等等，无疑都是通过对研究材料的发掘而推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深入。

当然，强调对地方档案的重视并不是要否定其他法律

史素材的重要性，更不是要以是否援用地方档案作为判断是否进行“中国法历史”研究的标志。地方档案作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并不是毫无缺陷，如地方档案集中于清朝与民国，对于近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或有裨益，对近代之前的中国法历史就无法印证，而且即便是保存良好的地方档案仍不免缺失，其记载内容也有书吏的修饰痕迹。但就其作为与西方社会相比具有的独特性而言，可以预见地方档案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特别是清代及民国法律史需要进一步重视的中国法本土素材。

除了地方档案之外，研究素材的不断拓展已成为中国法律史近年来的一个可喜趋势，如苏力对传统文学典籍的分析，徐忠明对士绅日记、民间故事等材料的研究，黄源盛对民初大理院和平政院判例的整理和研究，等等。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律史研究风气的改进和问题的深入。按照徐忠明教授的归纳，除成文典章和地方档案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至少应当包括“帝国官员的司法案牍、行政司法事务的指导书和官箴书、地方志、地方法(省例之类)以及习惯法；民间存留下来的法律文书，诸如契约文书、分家文书、乡规民约、家规族法、商业文书、讼师秘本乃至《万宝全书》这类民间日常生活的杂书；其他民间流播广泛的野乘传说、笔记小说、戏曲唱词、法律俗语、宝卷善书、器物图画，等等”。凡此种种，其重要性当然不可等同而论，如一些文学小说、词曲歌赋可资印证或专门进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直接作为信史来研究法律史就略显牵强了。就目前而言，进一步发掘地方档案、法律文书仍是寻找中国法律史研究素材的主要任务。如果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进行简单的归类，至少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类：

成文典章制度：如儒家经典、成文律典、会典、则例、省例等；

司法档案：如中央成案与判例汇编、民国大理院判例、各地司法档案等；

地方法律文献：地方法律志、地契合同、族谱族规、乡规民约、商业行规、习惯调查等；

官吏日常法律资料：如官箴书、讼师秘本、判牍辑存、私家笔记等；

辅助性史料：与传统中国法和中国司法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等。

与西方法的成文性和统一性，特别是西方司法的明确性相对比，研究中国法的历史，当不可对所有的制度典籍“信以为真”，这当然不是指完全抛开成文法律来研究中国法的实践，而是在既有对成文法律的整理和研究基础上，以更广泛的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这样的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官方文件的了解，更需要考虑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行为多方当事人对法的认知和纠纷裁断中法如何得以实现。

(四)

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开始，“中国中心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并逐渐取代原有的“西方中心观”的史学研究范式。中国法律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反思不是受到史学界的影响而是伴随中国法学界开始进行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整体性反思而出现。与法理学和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是，中国法律史还需要努力地化解研究中国法历史“有什么用”的质疑。在梁启超的开创性工作之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法律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也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人们尝试以不同方法探讨法律史，试图发现切合时代精神的历史叙述方式。”由于传统的中国法(如果如前所定义的话)的内容在西方现代法律体系下的确很难找到明确的定位，甚至一度还有着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因此中国法律史要重新回到对中国法的历史研究，还必须要克服功利的研究目的，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目的从“为现代法律制度找源流、和西方法律制度比悠久”转变为“把中国法自身的问题说清楚”，从过度的价值诉求回到中道的事实描述上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法律史而言，弄清中国法的事实比评述中国法的优劣更具有学术价值。因此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把中国法本身的问题搞清楚，缺乏对中国法“是什么”的描述，而一味地致力于批判或褒扬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对当下的法制、法治有何障碍或优势，都会使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漂浮于虚空之中，缺乏应有的根基。

进行中西法的比较研究，其价值在于找到差异而非找到共性，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认识别人，而是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因此将比较研究的参照物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价值评判标准甚至研究的目的实不足取。运用西方法律概念和法律原理分析和考察中国法并非完全不可，但如果将所有的中国法概念、原理完全“替换”为西方法，中国法研究的素材也仅仅是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而不关注中国法的实现过程，文章似可易懂、论述似可方便，中国法自身的魅力却在这词语转换和材料的局限中逐渐消逝了。正如徐忠明所言：

惟有在“解构”这种西方法学概念和法学理论宰制下的现代中国法律史叙事模式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将这套“前见”悬置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回归本土”的学术研究脉络，才有可能真正“走进”历史现场，也才有可能通过文献资料这一特殊桥梁与中国古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惟有如此，所谓“设身处地”的研究才有可能，与中国古人“神游冥合”(陈寅恪语)的境界才能达到；最终，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法律史的真面貌和真精神。

当然，法律史与文学史、宗教史等专门史不同，由于法学(而非传统律学)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舶来品，所使用的语言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语言，所援用的原理是翻译过来的西方法原理，因此完全脱离西方法学语境研究中国法律史恐难以做到，学者所谓的“在西方法学彰显下中国法传统与现代法精神之间的内在张力及由这种紧张所带来的矛盾与焦虑之窘境”可能还会长久存在。本文无意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完全脱离于西方法概念和原理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模式，但至少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不能够落人这样一种模式：每遇西法之“先进”制度，必先考证中国历朝历代典章律例，直至找到“类似”规则，之后大声宣布此制度实为中国法早已有之，以中国历史材料中找到西法渊源为荣，从而主动(或被动地)为西方法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找寻法律史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中国法的历史研究就变成了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研究，此为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历史面貌法的最大障碍，也是时下中国法律史研究缺乏“中国主体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在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理论预设下，重新审视中国法本身的内涵，寻找研究中国法的本土素材，论证中国法自身的问题，恐怕是每一个中国法律史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