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共9篇）

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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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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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摘要】：笔者在系统阅读严歌荃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之后，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之上，拟集中探究她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本土题材小说，以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在不同时期因创作主体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变化所体现在女性形象上的变化。

【关键词】：严歌荃；女性；形象；主体

严歌荃是执著于女性书写的歌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不论生活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作者始终坚持关注不同环境中女性人物，以自身的女性经验为基础，对女性的思想观念、情感心理、生存处境等多方面进行书写，表达出对女性理想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望。

一、女性主体的失落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历了70年代未的“思想解放”大潮之后，对人自身的关注取代了60、70年代对阶级、阶级斗争的强调。作家们开始反思“文革”，揭露“文革”对人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事情。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踊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转。”

（一）对政治的抵触与迎合

《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是严歌等描写一批同龄年青人对事业、爱情、生活追求中的矛盾与仿徨，在迷雾中探寻和挖掘人性的作品。女性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在作品中表现为：年青的女性基于女性的浪漫、感性特质对政治表现出一定的抵触和反感，然而，同样因为年青又对政治表现出一定的迎合和顺从。

《绿血》中，当过兵的出版社编辑乔怡因为一部书稿踏上了寻找作者的路程，同时也开始了对过往岁月中所经历的人与事的回忆以及与当年的战友在现实生活中的接触。作品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因了几位热衷看“样板戏”首长的机缘得以聚集到部队； ①①

②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一一论严歌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5)②李文杰.论严歌荃的女性书写[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转业后，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岁月的磨难之后，已经成年的他们仍然高扬着理想主义的信念和奉献牺牲的精神，这是部队政治教育的结果。如同徐教导员一样，军旅生活“统治着他们的意识和下意识”。乔怡最后对本想挽回爱情的无奈放弃，是她人性向善的表现，也是她为所受到的崇高理想教育做出的牺牲。这是严歌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邀创作的作品，因此作品中那种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就不难理解了。

女性与政治的关系不外乎有女性依附政治、女性掌控政治、女性扰乱政治这三种模式。而这三种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古今中外，政治是男性的疆场，具有“男性化”特征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男性。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的政治体制。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女性是留守在政治之外的，一旦越界，试图成为政治的主导者，控制者，她就侵入了男权的领域，成为僭越传统的野心家，而为社会和舆论所不容。而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女性参与投身政治和争取政治权利的近半个世纪的过程，打破了传统对于女性价值的诉求，被普遍认为具有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意义。然而从某种角度讲，这个过程又是女性“男性化”，两性差异日渐消除的过程。两性差异消除的过程，实质上与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服从被规定的各种功能的角色一样，是女性被男性所规定和塑造的过程，是另一种不平等。“争取平等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要获得男性已经有的权利，解放妇女实际上是以解放了的男性为标准”，“妇女要么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男性；要么固守于传统的女性道德和行为规范，努力调节自己的行为以便适应社会。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的女性其实是一种男性化的女性，一个‘准男人’”，“泯灭男女性别差异的背后，掩盖着的是对人性的无视，是对权威话语的绝对遵从，是以新的菲勒斯专制代替和抹杀了性别平等。”

（二）对感情的渴盼与压抑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女性与政治的矛盾是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就不得不压抑对爱情的渴望、对亲情的依恋，因为这些不符合主流政治观念的要求。严歌菩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某一政治目的在矛盾和犹疑中无奈地放弃爱情、亲情，最终放弃了自我。

年轻、敏感、早慧是严歌荃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的共有特质，她们都有一个追寻纯美爱情的梦：初到部队的乔怡(《绿血》)与个性张扬的杨焚在不断的交往中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并且在多年后她依然想找回这份让她念念不忘的爱；陶小童（《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在十四岁时爱上了救她于危难之中的军人后，毅然决定到部队中寻找爱情，并找到了与她心有灵犀、气质相近的徐北方；陷入乱伦之爱的小点儿(《雌性的草地》)内心也有一份难以接近又不忍 ③④

③

④周晓阳.良性轰炸人类文化—~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简介[J]全国新书目，2000(3)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荃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华文文学，2009(10)

破坏的与骑兵营长的纯美之爱。只是她们心中的爱情在那个荒谬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是难以实现的，并最终变得支离破碎。为弥补荒唐的时代带给黄小慢的伤害，乔怡忍受着巨大的失落，放弃了心心相印的爱情；陶小童爱上了在精神上相通的徐北方，却因为害怕徐北方的不符合部队价值标准的行为影响自己进步，也害怕恋爱不符合部队的要求而不得不违心地放弃；自感下流轻贱的小点儿远远望着不可及的骑兵营长在想象中享受了美好的爱情体验也陷入了精神和肉体的挣扎之中。她想：“如果她有牧马班任何成员那副纯洁身心，当时她不会放走他的。对于他那样的正派男子，她感到她们傻呵呵的五大三粗的形象远比她优越。川小点儿的自轻自贱和对正常爱情的不敢靠近，归根结底是被已经内化的男权标准束缚了。恋爱应该是正常的年龄里最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可是理想信念、政治进步、传统的道德伦常使她们无法勇敢地、主动地追求爱情。

二、异质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严歌荃在异域的时空之下对女性的关注并没有改变。当高扬的理想主义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淡出她的创作视野之后，她关注更多的是女性在“文革”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生存以及女性对生存环境和父权伦理做怎样的抗争。

“文革”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民族苦难和个人苦难相互交织的创伤性记忆。经历过那个反常年代的严歌荃在她的创作中没有间断过对“文革”的书写，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创作环境下有不同的表达。她出国后创作的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作品《天浴》、《白蛇》、《人寰》及《穗子物语》与早期的军事题材三部曲在创作方法、视角、关注焦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小说《大浴》就讲述了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女知青的青春与命运覆灭的悲剧故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纯真漂亮的知青文秀从都市来到荒凉的西藏大草原牧马。可是当知青开始返城时，文秀却被遗忘在草原上。一心想回成都却毫无门路的文秀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与场部的众多男人交易，而这些男人却没有一个真心帮助她实现返城的愿望。绝望中的文秀选择了死亡，以决绝的方式对命运作最后的抗争。小说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讲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凄美。

在严歌苓的代表作品《天浴》中，正是演绎了在现实中无法存在而只有在死亡中实现的纯粹理想的爱情。故事中的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拣出来学放马的，而老金是一个可以让文秀只管“放心”的人，因为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在老金十八岁的时候，他的冤家“在他的腿裆间来了一刀，从此治住了老金的凶猛”。就这样，知青文秀和老金很“安全”的生 ⑤⑤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一严歌荃和谭恩美为例[J]华文文学，2008(11)

活在一起。虽然为了不搂老金的腰（因为要骑一匹马）而放弃了看电影，可却喜欢老金专门为她唱的歌。一种纯粹的感情在他们不知不觉的相处中滋生起来。文秀为了返回城里，不得已向多个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老金只能做着最无可奈何的反抗：晚上把那个男人的鞋偷偷扔掉或者对那禽兽不如的人做出最微弱的咆哮。严歌苓并没有让故事落入爱情的俗套，比如文秀被老金淳朴的善良所感动，和他过起“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很明显，这基于理想的爱情，只能以毁灭或者牺牲的形式出现，当文秀“忽然扑过来，抱住老金，嘴贴在他充满几十年旱烟苦味的嘴上”，并用“几乎是深情脉脉的地看着他”时，老金明白了“她永诀的超然”，老金把枪端在肩上，最终枪响了。而文秀倒下去的时候，“嘴里是一声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呢喃”。文秀与老金，只有在最后的时刻，在最终面对毁灭或者死亡，才为他们的爱情寻找到了最决绝的出路。

严歌苓认识到，不掺杂任何欲望的爱情，就是她曾经讲到的“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在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似乎没有这样的爱情，是超越性欲的凌驾于性爱之上的，高于一切的爱情。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对里面的人物命运的安排：小点儿和骑兵营长有过一场暗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双方对彼此心灵的索取和折磨，使这爱情完全不需要肉体的参与，可最后，这刻骨铭心的爱情却是毫无出路。严歌苓曾在《弱者的宣言》中有过这样的看法：她很支持安徒生给小美人鱼安排的结局，就是小人鱼最终化成了海里的泡沫，而没有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反对好莱坞对结局粗暴的更换。或许，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童话中都难以实现的理想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也只是一个美梦罢了。

三、女性主体的确立

（一）对政治、现实的独特思考

在这一阶段，作家在叙事技巧上己经十分圆熟，少了以往对创作技巧的刻意追求。在作品中，作者以女性主人公的视角讲故事，看历史。在“她们”眼里，革命、运动、战争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她们关注更多的是以自己为圆心以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为半径的日常生活。她们以退为进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完成对历史的参与，人们通过她们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转折：从抗日战争，民族解放到新中国的成立，从各种政治运动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在严歌等的笔下，她们的生活不是对各种政治事件的补充或阐释，而是为更好的活着而过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第九个寡妇》主要讲述了被买来的童养媳王葡萄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从死人堆里救出 ⑥

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被打成恶霸地主的公爹孙怀清，并将他藏在地窖二十年间的故事。在物资贫乏、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个寡妇活着已经不易，何况还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救一个侥幸死里逃生的恶霸地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王葡萄总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在她眼里，什么事都不算事，只有活着才是大事。在她看来，政治就是“打”，就是她家后院满院子的腿；历史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打跑了，再过两天，又一拨人打回来”，就是“同样的人腿，不过是绑腿布不一样罢了”。她也搞不明白“阶级”、“右派”、“进步”等充满政治含义的词汇。就这样，历史、政治的神圣性被一个蒙昧的农村妇女通过自己的女性经验给消解了。她似逍遥的局外人，轻轻祛掉了政治和历史带来的沉重感和压迫感。在别人眼里，没有觉悟、不通世事人情的她完全依着自己简单直接的想法判断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受历史教训、政治观念的影响。她不参加对打成“恶霸地主”孙怀清的批判，并冒着杀头的危险救出孙怀清；她同情在运动中被打瘸腿的李秀梅的丈夫“老虎”，主动帮他打水；而这些是生活在史屯的男男女女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事。

《小姨多鹤》中，朱小环的生活因了历史的进程有了诸多的变化：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丈夫张俭买了日本女人多鹤为张家生子育女，于是她多了一个暗里和自己共有丈夫的“妹妹”；四八年村里解放，为了躲避新生政权的审查，她随张俭带着多鹤离开家搬去鞍山。“文革”中，张俭因工作失误误杀工友石惠财的事故被判死缓；改革开放后，多鹤带着出狱后的张俭和女儿丫头一家回了日本，家里只有一只老狗伴在暮年的她左右。然而，有如此坎坷经历的朱小环对政治，对历史有着同王葡萄相似的理论。她用一种“凑合”的人生哲学面对历史带来种种变故和磨难。其实，这种“凑合”和王葡萄的“躲躲就什么都过去了”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不等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应付，而是一种积极的“凑合”：在生活困顿时，朱小环想方设法给家里人物质上的供应；为了她疼爱的张俭、为了悲惨的多鹤，她竭尽全力去维护家中一男二女的平衡生活；在张俭被捕之后，她又凭一己之力支撑起几近崩坍的家庭。这种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觉担承是女性主动把握命运的体现。同时她对政治、权力的不敏感性使她在苦难的生活面前，保持一份乐观的心态。一些在别人看来非常严肃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她总是嘻嘻哈哈的对待。因与多鹤偷情被逮到的张俭在厂部保卫科接受审问，面对被扣以“生活作风腐化”严重的问题，朱小环尽管因为感到被骗心里疼痛，却在充满智慧的嬉笑言谈之间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以拒绝进入主流政治的姿态言说对生活以及由生活构成的历史的认识。女性人物以一贯的达观和一点善良的世故，从容应对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漩涡。作家 ⑦

⑦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J]南京仁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在表达女性对历史、政治不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而是以疏离的形象出现的。这种对历史、政治疏离的参与使我们对历史中的女性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别于其他女性形象的女性主体得以彰显和确立。

（二）对爱情的主动追求

对美好爱情的希冀是任何一个时代女性的梦想。然而女性因其在历史生存中的边缘化境遇，在爱情上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和屈从的地位。不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女性对爱情多是以一种矜持等待的姿态存在的。她们等待爱情的降临，即使面对自己心仪的男人，也不敢立即表白、主动追求。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是一个例外。她在青春惜懂期卷入革命的洪流，不期然地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男人欧阳英，于是主动展开进攻：为他偷偷拆洗被子，在还他的书里夹“我想嫁给你”的小纸条，并打破所谓的“名正言顺”的传统伦理，在婚前与欧阳英有了夫妻之实，并且怀了孕，就这样和一个“不爱自己而自己深爱”的男人走进了婚姻。田苏菲的爱情经历打破了社会传统的“男追女”的情感模式，彰显了她对爱情的主动性。虽然她明知欧阳英不爱自己，但“她这个人天生知足，有一点就抓住一点”，于是果断地放弃了另一个“事事都为她想，把她看得比他自己重”的男人都汉，追随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嫁给了自己深爱的却“没有实际益处”的欧阳英。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无论是与都汉的情感纠葛还是与欧阳英的爱情历程，田苏菲既是男性追求的欲望对象，也是主动追求男性的主体。

结语

严歌荃三个时期的本土题材作品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主体生成过程：女性从无力抗拒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压抑自身情感和身体欲望的需求，到对生存环境与父权伦理做出无奈的抗争，再到自觉远离历史、政治的漩涡、主动追求爱情、正视自我欲望，使得女性主体呈现出一个缺失、觉醒、生成的过程，最终得以全方位的确立。

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除了能通过女性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以外，还能从她们的处事表现中清楚地找到自主独立的主体标签。严歌荃最终确立的女性主体就是面对各种事情敢于采取果断的行动。她们一旦认定了为人做事的准则，就决不会为追随主流意愿而做盲目的改变。这种在意识上惜懂无知的女性在行动上行使了个人主体的权利，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有着明确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在难以突破的到处体现男权意志的社会中，有着明确主体意识的女性如果在现实中不能达成所愿，难免会碰得头破血流，并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可是，严歌荃笔下的理想中的女性主体不会这样，她们因为僧懂反而能更好的溶入社会之中，用符合自己意愿的实际行动表达相对独立自主的主体标签。她小说中的女性主体不是完整统一的，也不是和父权文化体制完全隔绝的，这就避免了没有现实基础的女性主体虚假论述，也

避免了落入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参考文献】

[1] 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一一论严歌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5)[2] 李文杰.论严歌荃的女性书写[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 周晓阳.良性轰炸人类文化—~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简介[J]全国新书目，2000(3)[4] 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荃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华文文学，2009(10)[5] 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一严歌荃和谭恩美为例[J]华文文学，2008(11)[6]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篇2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里,女性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严歌苓自始至终都关注着女性的生存境遇,情感意志。她打破了中国现当代女性自我书写文本中单一、封闭的审美规范。严歌苓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淡定和关怀,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她很擅长抓住我们很容易忽略的片段,演绎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精彩故事,而在她的作品中也活跃着一群不同时空领域、身份、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是部队文工团里的美丽少女,她遇见了上海世家子弟出身的老革命欧阳萸,从此着魔似的恋上了他。部队首长爱上了她并想娶她,这会带给田苏菲令别人艳羡的权势和地位,但是天真纯洁的她只爱慕充满诗意和浪漫的欧阳萸,采用一切攻势追求他,并且如愿以偿地结了婚。但是生活远不像田苏菲想象般美好,两条平行线上的人无法汇集到一个焦点。欧阳萸出身大家族,清高孤傲,忧郁优雅,而苏菲是小市民出身,率直简单,夫妻两人缺乏共同语言。在后来的三十多年里,苏菲一直在努力,试图走进欧阳萸的心中世界,并且尝试用爱来感动他,但效果甚微。当“文革”运动到来之时,欧阳萸被批判批斗,在别人躲瘟神似的地躲避他时,只有苏菲一如既往地陪伴在他身边,并且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欧阳萸经过了漫长时间的精神漂泊,终于心甘情愿地与苏菲相濡以沫共度余生。

严歌苓近年的力作《第九个寡妇》,改编自上世纪40年代河南农村的一个传奇故事。王葡萄是严歌苓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作家将其置身于一连串历史事件中,抗日、内战、土改、援朝、蝗灾、三年自然灾害、大炼钢铁……在整个故事过程中,通过王葡萄以及她周围的人物,讲出了普通百姓对不同历史环境的不同看法。王葡萄是一个天性未泯的淳朴女人,敢爱敢恨。无论时代怎样变化,运动怎样开展,她都坚定地做自己认定的事。

《陆犯焉识》问世之后被中西文坛广为赞誉,被誉为严歌苓的“颠覆性转型之作”。小说讲述了严歌苓祖父陆焉识的人生故事,同时也生动刻画了祖母冯婉喻的形象。陆焉识和冯婉喻是封建包办婚姻,尽管婉喻对他一见倾心,但陆对她并不认可。陆为了逃避这段无爱的婚姻,选择去美国留学,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生活。回国之后,陆焉识对冯婉喻依然保持着不冷不热的态度,然而谦卑善良的婉喻始终秉承着一个贤妻良母的风范。新中国解放之后,陆焉识被打成右派,饱受了二十年的牢狱之苦。在这二十年中,冯婉喻独立承担照顾家庭的重任。作为“敌属”的她不仅要靠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还要在生活中饱受别人的白眼和欺辱。但是她依然执着地爱着陆焉识,且尽一切努力改善丈夫在监狱中的生活。苦苦等待了二十年后,朝思暮想的丈夫回来了,可是婉喻却失忆了,她忘记了身边所有的人,却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爱人。她弥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 :他回来了吗?如此的深情,令读者潸然泪下。

与热衷于宏大叙事的作家相比,严歌苓显然对生活中的“输者”更感兴趣。她曾说过,“我对边缘人,对边缘题材更感兴趣。”纵观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有几个共同的母性特征 :比如宽容,极具忍耐力 ;迟钝,缺乏政治头脑 ;有一股子坚持到底的韧劲等等。《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本是专演英雄人物的演员,但是她缺乏“政治头脑”,在舞台上出尽了洋相 :当她饰演的刘胡兰被行刑之时,猪血包本来是用来唤起人们的革命同情心,不经意间却让人们说出了看戏的目的 :“图个乐嘛”。她缺乏“政治性”还表现在,当丈夫被劳教时,苏菲宁可从大主演降至锅炉工,也不与丈夫划清界限。从最灿烂的青春,到渐归于平淡的中年,苏菲始终如一地爱着欧阳萸。面对欧阳萸婚后的多次背叛,她也保持着宽容忍耐的态度,并且采取了一切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爱清,哪怕这个男人根本不爱他,她也始终用爱来感化他。

《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严歌苓向文坛贡献的另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她宽厚仁爱,坚韧而又妩媚,有着蓬勃而又旺盛的生命力。葡萄的公爹孙二大是个清白而有智慧的老人,但是在“土改”中被划为“恶霸地主”,而葡萄的“淳朴”天性,使她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半夜偷偷把公爹救出来,藏在一个红薯窖里,一藏就是几十年。她虽然懵懂,却有自己的处世准则,她不受外界所谓的“进步思想”的影响,有着坚定的伦理准则,从不随波逐流。在一个个“政治运动”中,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人性考验,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昧着良心为人行事。而葡萄却始终坚定自己的为人底线,靠着勤劳和智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同《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相似,葡萄也不关心政治,缺乏“政治头脑”。她自始至终都是“一根筋”,在她的眼里,战争就是一拨人打跑另一拨人,过了几天,又一拨人打过来。不论谁打谁,别人还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该种地种地,该赶集赶集。她成了大家眼中的“思想落后分子”。葡萄性格真实,不做作,敢爱敢恨。

在《陆犯焉识》里,严歌苓精心塑造了一个朴实善良、温雅识大体的女性形象——冯婉喻。冯婉喻的形象内涵与前两位女主角有着较大差别。相对于苏菲身上的喜剧色彩以及王葡萄的率直泼辣,冯婉喻则一直保持着旧时代里一个贤妻良母的风范。她同样对爱人陆焉识保持着宽容,忍受他对她的不在意,爱得非常卑微。同样冯婉喻也很认死理,有一股子坚强的韧劲。解放后,陆被打成了“右派”,进了监狱。此时的冯婉喻一改之前的柔弱,只身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尽一切努力改善陆在监狱中的生活,同时还有忍受别人的白眼和欺凌。而当到了陆焉识的“生死关头”时,向来柔弱得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的婉喻,却做出了一次超越自身底线的举动 :与戴同志进行肉体交易来换取陆的一线生机。严歌苓笔下的女主角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东方女性的人格魅力和母性的伟大,她们或懵懂或练达,或文静或活泼,但是始终坚持自身的底线,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我行我素”。正是这种坚持,最终汇聚成生命的本源——顽强的生命力、善良、仁爱,守信,构成超越一切的人间大爱,这也是文学作品令人动容的力量所在。

严歌苓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悲悯的情怀。她曾经说过她原本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崇尚者,但是在20岁那年中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她报名上战场,当了随军记者。前线颠覆了她的全部经验,在这充满血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里,她见过了无数的命运突转,这让她从一个英雄主义者转向对个体生命的悲悯。于是她的作品开始关注人性,以复杂的笔触描写人性的各个方面,而且她尤其喜欢写女性,她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写头。在当代女作家中,严歌苓是较少将自己生平直接移植进小说的那一类,但是她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体验灌注在每一个人物身上。例如《第九个寡妇》的原型就是严歌苓的前婆婆,一个极具宽容善良忍耐力的农村老人。严歌苓对她充满了尊敬,并深受其影响,有一股子坚强的韧性。严歌苓十二岁参军入伍,当了一名文艺兵。作为舞蹈演员,她并不是先天条件最出色的,但是她却是最刻苦的那个。多年以后,严歌苓到了美国读书,她依然保持着这股坚强的韧性 :当过保姆,带过孩子,看护老人 ;从零开始学习英语,每天坚持读十几个小时的书,胳膊上成日写满了英文。靠着这份坚强和毅力,她成为了好莱坞唯一的华人女编剧。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敢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的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摘要：严歌苓的小说世界里活跃着一群个性不同、形象各异的女性形象。她们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处世准则去生活,展现了构成生命最初的本源——宽容、善良、仁爱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东方女性的人格魅力和母性的伟大。

严歌苓作品女性形象分析 篇3

关键词：严歌苓 女性形象 文化内涵 社会底层人物

一、引言

严歌苓作为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小说以刚柔并济、极度凝炼的语言，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为内在依托，具有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艺术性的叙事。纵观严歌苓的小说，她可以说是一个执着于女性书写的歌者。从《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到《扶桑》、《金陵十三钗》，严歌苓创造了多鹤、扶桑、王葡萄、朱小环、文秀、霜降和玉墨等众多女性形象，并且她始终坚持关注不同环境中女性人物，以自身的女性经验为基础，对女性的思想观念、情感心理、生存处境等多方面进行书写，表达出对女性理想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望。作者力图在小说的虚幻世界中通过女性特有的雌性与宽容达到一种对人性的宽宥。本文尝试在严歌苓所构建的女性形象中剖析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身份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些女性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揭示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严歌苓是怎样以小说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女性理想的。

二、苦难中的人性光辉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关心，一直以来都是严歌苓小说创作主题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小人物永远是社会最底层的最苦难的一群人，而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是如此。

（一）苦难中的慈悲——扶桑

扶桑是小说《扶桑》中的主人公。故事发生在120年前，乡间女子扶桑跟随大批去海外谋生的劳工来到美国旧金山，她所要面临的绝不仅仅只是生计的艰难。为生活所迫，她只能倚门卖笑从事皮肉生意，却也因此与美国少年克里斯产生了一段纠结的爱情。扶桑的命运多舛，与自己的丈夫在不经意间相见却又擦肩而过，扶桑是严歌苓笔下的一个妓女——第一代女移民。故事里充满中国劳工的苦难和愚昧，充满种族歧视和践踏生命的仇杀，在那个世界里，男人们尔虞我诈地赚钱和享乐，女人们出卖肉体养活自己可怜的灵魂。作者为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的扶桑担心和浅浅的心痛。她就像一个被上天派来承受苦难的菩萨，但她又如此真诚地从不反抗和宽容地接受一切。严歌苓笔下的扶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充满自卑、自我轻视，反而在那个男子强权、白人当道的美国，扶桑给人的感觉是对生活的无限渴望与憧憬，她甚至是生活的强者，当许许多多的人，在那个逼仄、压抑、严酷的环境中死去的时候，扶桑却依然完好地活着，活得从容、悠然而美丽。她的身上集中了所有空手闯天下的华人移民辛劳忍耐、温顺驯良乃至麻木愚昧的秉性。她的包容、宽恕以及如慈母般的悲悯之情让我们看到了苦难中女性的光辉形象，但又不得不痛惜那一时代中女性移民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待遇的不公。

（二）苦难中的仁爱——葡萄

《第九个寡妇》是严歌苓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她的转型之作。作品讲述了中原地区一个名叫王葡萄的寡妇在土改时期藏匿其地主公爹的传奇故事，时间跨越二十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小说的情节从葡萄以童养媳身份掩护公爹尽孝到作为寡妇以强烈情欲与不同男人偷欢之间的落差展开，讲述了一个普通乡村女子的命运变迁，写出了人性的灿烂。

王葡萄作为童养媳，她的生活永远是围绕在身边的男性与那个不大不小的农村展开的。因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是因为农村质朴的气息影响，葡萄与外人不同，她总是浑然不分地包容一切，似乎她只是历史的看客，是时代的“局外人”。她用自己朴素的人生观洞悉了历史变迁的规律。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人性被逐渐扭曲的时代，严歌苓笔下的葡萄总是用一种让人近乎难以理解的仁爱去保护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的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如大地沃土，无论遭受任何蹂躏践踏，也会无比坚强地滋生出真正的营养。

三、独立的人格魅力

由古至今，女性永远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她们的生活永远是依附着男性、围绕着家庭，她们似乎缺少一种独立自主的行为与思想的支配权力。但是，在严歌苓的笔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拥有独立的人格与自我思考的女性形象。

（一）对爱情的主动追求——田苏菲

对美好爱情的希冀是每个时代女性的梦想。然而女性受制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往往无法对其所钦慕的男性完整地表达出自身感受，勇敢去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爱情。《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是一个例外。小菲从她最灿烂的青春，到渐归于平淡的中年，始终如一地痴爱着不断出轨、意欲寻求红颜知己的丈夫欧阳萸。小说中的田苏菲是个好女人，这样的女人理应是被宠爱的。嫁给了都汉，她会是一个一辈子都幸福的小女人，或许说在所有男人的眼里她都非常完美，但是作者却刻意安排她遇上并爱上了欧阳萸。可是田苏菲努力到头发都白了，她也只是田苏菲，成不了孙百合也成不了蒙蒙。她在青春懵懂期卷入革命的洪流，不期然地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男人欧阳萸，于是主动展开进攻：为他偷偷拆洗被子，在还他的书里夹“我想嫁给你”的小纸条，并打破所谓的“名正言顺”的传统伦理。田苏菲的爱情经历打破了社会传统的“男追女”的情感模式，彰显了她对爱情的主动。

（二）对现实的独特思考——朱小环

《小姨多鹤》讲述了抗战末期日本遗孤、十六岁的少女多鹤被卖到东北某家作为传宗接代“工具”之后，几十年的命运故事。《小姨多鹤》中，朱小环的生活因历史的进程有了诸多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随波逐流，不是单纯的凑合，而是用一种“凑合”的人生哲学面对历史带来种种变故和磨难。在生活困顿时，朱小环想方设法给家里人带来物质上的供应；为了她疼爱的张俭、为了悲惨的多鹤，她竭尽全力去维护家中一男二女的平衡生活；在张俭被捕之后，她又凭一己之力支撑起几近崩塌的家庭。这种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觉承担是女性主动把握命运的体现。朱小环不再是命运的棋子，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在面对困难时，她不会选择逃避，而是抱以乐观的心态以积极应对。

四、结束语

严歌苓作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其创作的王葡萄、扶桑、多鹤等人物开创了中国文坛全新的文学形象。因而许多人常常会将她与张爱玲相比较。但是，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说：“我很喜欢张爱玲，但是与她的经历不一样。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在严歌苓笔下，我们看到的女性并非是张爱玲作品中的无病呻吟、顾影自怜，她们更多的是经受过苦难的社会最底层最不为人所关注的一群人，但是她们面对苦难的生活时，没有偏狭的情感，没有无休止的抱怨，更多展现的是她们身陷苦难时，人性的丰富内涵在她们身上的种种体现，显示出道义和精神的伟大力量。作者在赋予了女性悲情命运的同时，更多的以女性自身的光辉形象与对命运的不屈服凸显新时代女性的社会作用与地位，体现了作者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的不断定位与思考。

参考文献：

[1]赵景芝.女性主体的渐次生成——论严歌苓本土题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河南大学，2009.

[2]龚高叶，扶桑.从妓女到地母——浅论严歌苓对妓女形象的另一种书写[J].科技信息，2006（6）：82.

[3]邹惠玲.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6.

[4]张健.苦难与女性——解读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J].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2（1）：61-68.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读后感 篇4

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这部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十分感人，精彩的情节、生动的语言深深吸引了我。

小说背景发生在从1945-1978年里，是我们所不熟悉，又渴望熟悉的时代，那个时代人的思想、行为都是我们陌生的，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充满了好奇。

一场充满血腥的战争，牺牲了多少条生命?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竹内多鹤一个美丽的日本女孩，如果一直在本土生活，也许她会像许多同龄的女子一样，读书，嫁人，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过着安定、幸福的日子，可是偏偏鬼使神差离开故土踏上陌生的土地，人生轨迹完全改写。战争使多少像多鹤一样的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尝尽人间艰辛，几乎命丧黄泉。

我们用猎奇的心在看那样一个离我们的东北普通人家，买了个日本满洲垦荒开拓团的姑娘，为了避开调查，丛东北农村到江南小城的钢厂，生了3个孩子，一夫二妻的生活了几十年，严歌苓在处理人物的心理和细微情节的处理上都是那样的顺其自然，一个奇怪的家庭，每个人的心理，大老婆和老公的关系、大老婆和小老婆的关系、小老婆和老公的关系、和孩子们的关系等等这样的一个家庭是怎样的看似波澜不惊的经过了几十年，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特殊”家庭三四十年颠沛流离、爱恨情仇、生活困难重重和生活的喜怒哀乐。

多鹤这位日本女子，在日本战败后，从满洲垦荒开拓团死里逃生，被张家人买去做生育工具。一个人，改名换姓，小心翼翼，躲躲藏藏地生活。她勤劳能干，为张家勤苦劳作，整天无怨无悔打理家务，外出务工。她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多鹤凭借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付出，真诚待家人，赢得了张家每一个人信任和关爱。

采访计划 严歌苓 篇5

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创作情况

一、采访对象

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女士

二、采访角度

1、创作的初衷和灵感

2、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创作感想

三、采访活动安排

1、采访地点

一家环境较为幽雅安静的高档咖啡厅

2、采访时间

提前预约后定为2011年10月27日下午3时至5时

3、采访方式

面对面访谈

4、采访次数

1次

四、采访过程安排

1、开头

尊敬的严歌苓女士，您好。我是xx杂志社的记者，很荣幸您能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访。我很喜欢您的小说，是您的忠实粉丝。我们都知道张艺谋导演今年的新作《金陵十三钗》就是根据您的原著小说改编的，你能谈一下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吗？

2、过渡

所有提出的问题必须围绕《金陵十三钗》一个主题进行，问题之间环环相扣。采访的过渡点着眼于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情况。

3、结尾

非常感谢你能在百忙中接受我们杂志社的采访，我们也进一步了解了这部小说许多背后的故事。对广大读者来说，这是您又一次创造的新高峰。我们期待着您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也衷心地祝福您身体健康，创作顺利！

五、设计问题

1、您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2、在材料搜集整理过程中给您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3、您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心情是怎样的？

4、这部小说有历史原型吗还是您根据资料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

5、我们看到您的很多作品都是和军人有关，这是不是和您曾经入伍有关？

6、《金陵十三钗》是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叙述的故事，这在您的很多作品中也有体现，您这么安排有什么用意吗？

7、您通过这部小说主要是想表达什么？

8、您在创作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

9、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10、创作这部小说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1、您小说中涉及到的人伦和人性的探讨是不是您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

严歌苓经典语录 篇6

《陆犯焉识》

哀大莫过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笑。

《陆犯焉识》

我发现一个人在放弃给别人留好印象的负担之后，原来心里会如此踏实。一个人不必再讨人欢喜，就可以像我此刻这样，停止受累。

《无出路咖啡馆》

人一老，对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余最为敏感，他们整天都在看儿女们甚至孙儿孙女们的脸色，看看自己在他们生活里的定位错了没有，错了就是多余。没有比发现自己多余更凄惨的事

《陆犯焉识》

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老人鱼》

庸俗是一个人开辆豪华奔驰车，但连买本书的钱也花不痛快。

《波西米亚楼》

美好而没有希望，是最干净的美好。

《妈阁是座城》

“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人最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那种机器，中国人呢，最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陆犯焉识》

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陆犯焉识》

人这种杂食动物挤在一块比任何动物的气味都坏。

《陆犯焉识》

不管什么时候，都做一个不凑合不打折不便宜不糟糕的好姑娘

《天浴》

我能永远吃苦，却不能永远年轻。

《非洲札记》

终究要失去的东西，不如主动失去。能够主动地丢失便是施者。怎么办呢?不这样施舍，弱者怎样表达对于压迫他们的强者的宽容大度呢?

《陆犯焉识》

人一生只死一次，草草地就死了，比来到这个世上还不由自主。

《陆犯焉识》

一个钱堆出来的女人，一个蜜泡出来的女人，走到哪里都要创造喜剧高潮和欢乐结局。

《陆犯焉识》

”他要跑到她面前，跟她说，我和你发生了一场误会，也许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定要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

《陆犯焉识》

“或许生生去斩断它是不对的，反而帮着它生了根。所有的儿戏你不能去生生地斩断，本来儿戏自生自灭，你一斩，它疼了，它反而生了根，它反而至死不渝了。”

《小姨多鹤》

心，并不指心脏，心是一个生命除了肉体存在的一切存在。那个存在不跟你要吃的、要喝的，但它要除了吃喝之外的一切，连你的梦它都要，因此它是生命的生命。那就是心。心的疼痛便是生命的生命在疼痛。

《老师好美》

跟着人群走是一种选择，一种安全的选择，跟着爱好走，跟着理想走，是冒险的选择，有不可预料的成功和失败等在前面，但因为年轻，选择得起，失败得起，可预料的未来反而无趣。

《老师好美》

一般此类“没用场的人”都有一身本事，误以为本事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让人们有求于他们的本事，在榨取他们本事的同时，至少可以容他们清高，容他们独立自由地过完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懂，他们的本事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本事被榨干也没人会绕过他们，不知如何自身已陷入一堆卑琐，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自由。

《陆犯焉识》

人应该给自己足够的民主自由选择权选择跟谁交往，并坦荡地承认一份交往的失败。

《陆犯焉识》

他和她都没有把目光马上离开。男人和女人的友情一点点暧昧都不要是不可能的。

《妈阁是座城》

这个家是由每一个人撑着的，哪一个走掉都得塌。

《小姨多鹤》

为什么爱一个人就能看的那么不能自已?就要让她疼，恨不得虐待她?让她知道这疼就是爱?或者这爱必须疼。

《小姨多鹤》

我告诉你，正是这个少年对于你的这份天堂般的情分，使我决定写你扶桑的故事。这情分在我的时代早已不存在。我们讲到爱情时脑子里是一大堆别的东西，比如：绿卡，就业，白领蓝领，Honda或是BMW。我们讲到爱情时都做了个对方看不见的鬼脸。

《扶桑》

中国几千年的语文艺术，多么美妙，到此就剩下主语、谓语、宾语的对错，剩下某道题得三分或某道题失两分的算计。这样功利的课程，别说你们这些十七岁的孩子满心寡味，连我这个教学十多年的语文教师，一整堂课都找不到一个兴奋点。

《老师好美》

我想象你的睡眠是一堆破裂的精细瓷片，瓷片薄极了，半透明的，勉强被拼兑成一个惊喜容器，它盛装着你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一次次针灸治疗都在抱残守缺地维系这个容器，以免它彻底散碎开来，而你的健康也就跟着流散。

《老师好美》

天下无非那么几个故事，男女们都在故事里，不知故事其实早就让古人演絮了，看絮了。

《第九个寡妇》

不懂得而同情比什么都可怕。

《陆犯焉识》

你笑，是种放弃：这世界就这么无缘无故啊， 爱也好，恨也好。

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篇7

生态女性主义强调把生态思想和女权意识结合起来, 试图从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的相似性上, 指出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的占有和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之间存在的重要关联。它力图展示的不仅仅是人类恒久拥有的压迫联系, 同时也试图借用生态主义这一新潮的价值观来反对各种形式的自然压迫和性别压迫, 以唤醒生态文化中的男女平等意识。

而在海外文坛上大放异彩的严歌苓, 以自己独特的感受和圆润的笔触, 性感挥洒了一部《雌性的草地》, 它还原了女性在特殊年代的真实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 展示了“雌性之美”的无穷魅力。其中既有作者的女性主义视角, 又蕴含了一定的生态主义内涵。因此本文力图撇开单一视角,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出发, 对《雌性的草地》进行解读, 揭示女性与自然, 女性与社会的关系。

一

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中少数多产, 高质, 涉猎度广泛的作家, 既拥有东方文化的积蓄吸收, 又有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洞察, 这就使得她的作品形成“翻手为苍凉, 覆手为繁华”的独特魅力。而她一贯擅长在宏大叙事中书写女性的遭遇, 像《一个女人的史诗》、《避难》、《小姨多鹤》等, 都融合了她独特的视觉和特有的艺术风格。在《雌性的草地》这部长篇小说中, 严歌苓刻画了一个“雌性群”———牧马班的女子在残酷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父权制文化下的生存挣扎。迫于政治意识而被下放到草原来的牧马班女子们, 与其说是来奉献、历练, 不如说是来破坏自然和遭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草地作为牧马班女子朝夕相处的自然环境, 严歌苓在《雌性的草地》中有大量对草地种族的描写。和女性遭遇相比, 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触目惊心。书中的红马本是桀骜不驯、卓尔不群的骏马, 但是充当军马以后, 为了便于驯服, 被兽医生生地骟了。褪去性别的红马, 成了人的傀儡, 再无生气。老狗姆姆, 虽孕育众多生命却一再遭受人类的白眼和侮辱, 没有狗食可吃的姆姆被逼得去偷主人的食物, 最终被驱赶, 它以身试法, 收养两只狼崽, 却为世不容, 处境悲惨。狼崽金眼对养母姆姆的保护却因其“叛离狼族”而遭受毒打。人类带着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优越感肆意地践踏动物, 破坏草地。十年后, 另一批知青来到这片草地上, 他们虽激情洋溢, 斗志昂扬, 然而他们的辛勤付出却只是对草地的破坏和毁灭。养的牲畜还不够吃, 很多闲散人员用毒药毒死狼, 乌鸦等, 对动物的扼杀给草地带来了瘟疫, 最终致使草地走向荒芜。

对自然肆意践踏的背后折射的是作者对自然、对生态的担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着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女性主义认为, 女性和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 苏珊·格里芬就曾在《自然女性》中说道, “我们是岩石, 我们是泥土, 我们是树木、河流, 我们是风……有人告诉我们, 我们是大自然。”[2]女性的生理特征和情感特质都和自然有着高度的契合。这就使得女性和自然有着天生的亲近力和深厚的情感纽带。在《雌性的草地》里, 动物意向的无处不在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像“红马”、“母马绛杈”、“老狗姆姆”、狼“憨巴”、“金眼”等, 这些动物身上都展现了一定的兽性和人性。

书中沈红霞与红马的较劲。“红马回头看一眼, 突然被她吓住了:这个泥血交加的人形是这样可怕难缠。它的步子错乱起来。垂死的对手使它萌发了一点良知, 它与她多次搏斗拼命、皮肉厮磨, 于无知觉中蓄集的情感在这一刻发生了。它再次回头看她时, 心里竟有种酸酸的感动”。[3]在这里红马被赋予了人性, 它作为沈红霞和自然的“中间物”, 见证了人与自然在拉锯, 竞争, 共存中寻求的妥协。也是红马和沈红霞在挣扎中的情感磨合, 红马是沈红霞理想的化身。而“在一个明媚的黎明, 柯丹在体察胎内生命骚动的同时, 看见老狗姆姆用血埋葬了丑陋低能的崽儿。她与它对视了很久。突然有种不同种类的生命殊途同归的觉悟”。[4]这是同作为母体, 柯丹和姆姆对生命无常的喟叹。而老狗姆姆身上也暗含女性的慈悲和母性的宽容。被自己的崽崽嫌弃, 抛弃, 即使生下怪胎也依然悉心呵护, 甚至出于同情从狼群中捡回了憨巴和金眼, 憨巴的狼性 (兽性) 使得它咬伤自己的兄弟金眼和“养母”姆姆, 对羊群的疯狂袭击显示了憨巴本质上狼性 (兽性) 的舒张。而金眼对老狗姆姆拼死的保护却暗含着人性的光辉, 虽然它最终因为背叛种族而遭受人类的毒打, 但是它的勇敢、忠义却作为另一种生命本能 (人性) 而得到展现。同是狼族, 憨巴和金眼, 一方展示的是兽性, 一方展示的是人性。但是恶与善的报应却在这儿颠倒了, 背信弃义的憨巴得到了赞美和歌颂, 而忠诚勇敢的金眼却遭受歧视和毒打。[5]在憨巴身上我们看到了动物的凶残, 但是在金眼身上却看到动物对母体的依赖。母性的受难和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 作为雌性的基本特征在老狗姆姆身上得到了体现。红马最终被阉割, 母马绛杈因精神暴动而流产等等, 这些一方面说明了生存竞争的残酷, 另一方面也应和了“女子牧马班”对理想和信仰的积极追求和结果却流离失所的反讽, 折射出自然和女性在反抗压迫上的相对应的直接关联。

二

《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出国前的作品, 通过写一群牧马班女子的性别异化来抨击黑暗现实对人性的扭曲。“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 人性被抑制, 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漠视, 命运在这一时期显示出它的荒诞性。严歌苓后来反思说, “十多年前, 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 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 而多年过去, 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 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6]。因此, 严歌苓坦言对于《雌性的草地》, “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7], “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很不真实, 像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 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 只要完成一个试验”。[8]如此可见, 在作者看来, 要几个弱女子赤手空拳, 仅凭着虚幻的理想和信仰去和险象环生的大自然进行搏斗, 并赔上青春和健康的体魄, 这显然是对生命的极大不尊重, 是对人性的野蛮践踏。

作者在书中着力刻画了七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女子牧马班”的生活, 她们在烈日和严寒中的被折磨, 被摧残, 牺牲了青春和美貌, 从有个性的人变成毫无个性的傀儡, 真实地展现了那个特定年代中的青年们庄严而荒谬、虔诚而愚昧的忠贞、激情和义无反顾的, 带有宗教色彩的奉献精神。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辟专节论述了女性与自然以及艺术的关系, 他说“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 一切过错, 一切邪恶, 都是由于女人的天性严重流丧, 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9]在《雌性的草地》中就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位军区首长去视察马场的时候说“红军里头女的啥不能干?走着走着把娃娃生下来的都有。女红军也有用大刀片宰人, 你们信不信?牲口也是母的凶, 你们信不信?有没有女娃敢放军马?!我看是有的, 你们不信?我是信的。”[10]这段话乍看之下, 是对女子生命力的美赞, 然而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 却是对女性生命的轻视, 困难在他嘴下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却是以赔上女性的青春和生命为代价。这样的“鼓舞”是典型的男权霸语, 是对女性精神和肉体赤裸裸的压迫和蔑视, 它的本质就是去除“女性”。严歌苓在《雌性的草地》自序中也说:“要成为一匹优秀军马, 就得去掉马性;要成为一条杰出的狗, 就得灭除狗性;要做一个忠实的女修士, 就得扼杀女性。”[11]因此, 要想脱离男权社会的控制, 只能自行脱离女性的身份, 这就必然导致女性的异化。

像书中的“英雄人物”的沈红霞, 家庭的不幸本是一种缺憾, 可惜将军十岁开始便教育她“叫她不要穿花里胡哨的衣裳;让她争取拿更多的奖状;让她好好听老红军作报告;让她每天读报纸;让她跟学校下乡劳动时多干苦活。”[12]她视这些教条为信仰, 才有了后来她驾驭红马时的倔强和顽劣, 她为了救绛杈而跳进沼泽, 失去了一条腿, 即使是自己吃马料, 也不和战友争食物, 还对自己偷马料吃感到愧疚等等。她一次次以身体的自残来完成理想的高度, 她自身没有作为女性的性别认同, 因此她的无私无畏才显得触目惊心。她以芳子姐和陈黎明的事迹为榜样, 激励自己, 但是她的艰辛付出并没有换来牧马班姐妹们的理解, 反而大家都视她为威胁。简媜曾在《女儿红》中畅谈女性观时曾指出“……蝴蝶和坦克是可以在一个女人身上共存的。”[13]沈红霞就是这样一个集蝴蝶和坦克于一身的女人。“没有男性的地方, 女性就会生出男性的力量与男性的粗野。”[14]然而, 她有多优秀就意味着她所遭受的毒害有多深。她是时代与男权思想合谋的牺牲品。

另一个被异化的人物是老杜。她自卑怯弱, 父母双双牵手跳楼自杀了, 留下她一个人面对残酷的生存竞争, 丑陋和自卑, 加上对男性的欲求都直接导致了她性格的扭曲和变异。例如, 她粘着具有男性性格的柯丹, 钻她的被窝, 即使挨揍也不逃走;她为了体验一刻的晕眩而甘愿被马鞍子磨得血肉模糊;她反复念柯丹的话, 把它念成一句下流话;她跳进冰窟窿救马驹, 她视叔叔为“理想情人”……在这些片段式的描述里, 老杜一个正常人被淹没在一个不正常的时代里, 即使是生存的艰辛也没有让她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理想”的野蛮和荒诞, 最后被冻死在回城的车上。

而柯丹, “女子牧马班”的班长, 高大壮硕, 力气惊人, 严歌苓一开始就让她, 作为女人的榜样, 一个近乎男性的形象出现。在荒蛮的环境里, 一个柔弱的女性是难以抵抗来自自然和男人的双重威胁。因此去除“女性”似乎就成了唯一能活下来的方式。但作为人, 欲望是不可扼杀的, 面对草原上唯一的男人, 叔叔的存在对“女子牧马班”既是种潜在的威胁也是种致命的诱惑。柯丹一时欢愉和叔叔偷情, 生下布布。她像男人一样做着最苦最累的活, 即使在怀孕的时候也不例外。最终恶劣的生存坏境让其他女性都走向异化, 而柯丹却因为偷偷生下布布, 并竭尽全力去照顾她, 而找到了“女性”的回归之路———“母爱”。这也许是作者有意在男权社会压迫下留给女性的一丝曙光。女人的母性作为天性, 是不可被轻易剥夺的。

最可怖的是主人翁小点儿, 她美丽, 邪恶, 十六岁就经历了乱伦, 偷窃, 凶杀等伤害, 这一切都催使她过早地成熟和心机缜密。她是“女子牧马班”中最有个性的一员, 她的反叛是对女性个体欲求的尊重, 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然而爱和性却在她身上对立着。她与姑父的情欲舒张是自然本性, 然而与骑兵营长的邂逅, 却使她因爱而生出自鄙。她最终也被集体忠贞的信仰所感化掉了。这“改邪归正”看似是灵魂的超脱, 其实是对生命内核的扼杀, 是对荒诞理想和现实的妥协。性, 作为最原始的生命动力, 在被规束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人性的毁灭。在那个残酷的年代, 唯有扼杀性, 才能成就圣洁的灵魂,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三

作为旅美作家, 严歌苓一直坚持中文书写, 她的小说对中国女性, 尤其是海外的中国女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这和近代以来的女性作家有些不同, 但本质上来说,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女性发展出路的探求一直是中国女作家的着眼点。

西蒙·波伏娃曾说:“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被塑造成的。”[15]千百年来, 女性一直处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之下, 被迫成为“他者”而在公共场合缄默, 沦为社会的次等公民。女性的苦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终结的。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曾掀起令女性热血沸腾的呼唤———“出走”。并且一些作家的作品也反映出女性意识的苏醒:庐隐的《海滨故人》写出了女性的焦灼和苦闷,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以反叛的姿态, 对女性的情感诉求做了大胆的坦露, 然而在各种社会制度的禁锢面前, 女性即使出走也还是无路可去。这也是萧红曾慨叹的:“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 我要飞, 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16]萧红在亲历了女性的生存不易后发出如此的喟叹。她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中以浓墨淡彩的笔墨描写了一群底层的妇女们的生存景观。像《生死场》对女性生育之痛和男性疯狂的性本能的描写, 渗透了对女性生育之痛, 疾病和死亡等的同情, 传达了荒凉死寂的女性生存姿态, 进而追问女性的生存意义。包括后来的张爱玲、王安忆等都对女性的生存状态做了深刻揭露, 都对女性的生命给予了强烈的关注, 但是她们更多的是对女性生命个体的关注, 是对人与人之间冷酷关系的敏锐感触和尖锐批判, 缺乏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到九十年代, 很多作家的作品已经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对女性的生命意识, 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关注。像成一的小说《千山》, 表达的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张抗抗的《作女》, 反映的是新时期的新女性的新价值观和反叛意识。而张贤华的小说《远方》和简媜的散文, 都从女性和自然的关系入笔, 探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突破男权社会束缚的方式。然而女性解放作为一个恒久的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有效的解决。从女性的生存现状来看, 女性解放仍然停留在形放而神不放的地步。因此, 如何提高女性群体的思想觉悟, 如何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都成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而始终与现实保持密切联系的海外作家严歌苓, 她一方面继承了2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对女性生命的关注热情, 另一方面她把女性写作升华到了“雌性”写作的高度。并以虚实结合的手法通过对雌性 (女性) ———兽性———畜性的三重剖析, 深入阐释了对自然, 对人性, 对生命尤其是对女性生命的尊重。拉近了自然和女性的关系。如她在《雌性之地—————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再版后记》中所说, “把女性写成雌性, 这个容量要大得多, 也本质得多了。雌性包含着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 但雌性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 以及人类学的意义。”也因此, 在作者笔下, 牧马班女子们在草原上生活得像男人一样潦草肮脏, 她们集体泯灭掉自己身上女性的柔媚, 像男人一样去与自然搏杀。她们不再是作为“女性”而存在, 而是被异化成了简单的“雌性”。从雌性出发, 那么性爱作为最基本的诉求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在《雌性的草地》里, 性爱却变成一种枷锁笼罩在每个牧马班女子身上, 逼得她们失掉尊严, 丢弃正当的欲求, 被折磨和禁锢地失掉“女性”才罢休。即使是随性的小点儿也最终没能逃脱它的藩篱。可见, 女性的思想觉悟远没有高到能跨越时代的道德管束, 为自己赢得应有的权利。这种残酷的性欲绞杀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正是男权机制对女性生存权利和尊严的践踏和漠视。严歌苓看到了这一点, 女性作为雌性的一部分, 需要抗争的东西太多。但是至始至终, “人性, 雌性, 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17]

因此, 严歌苓的作品, 无论是对自然女性的观察, 还是对社会女性的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意识和情感体验的思索, 都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作者的女性视点总是流露出人性的悲悯, 无论是对女性书写还是对文革的反思, 归根结底都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是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张扬。这也是严歌苓在一群女作家中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可见, 人类与自然, 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思维从根本上制约了女性的解放和身心发展。在男权社会的掌控之下, 女性的性别意识被压制着, 使她们成为自然和男权社会奴役的对象, 这从根本上是违背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的发展本是雌雄同体的, 和谐社会应该是自然和人类和谐共存, 是男性和女性的和平共处。

摘要：《雌性的草地》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女性主义内涵, 在文本中严歌苓把自己对女性生命体验的思索通过女性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女性被迫“去女性”的性别异化表现出来, 这对一直以来的女性书写既是种继承也是种超越, 她本真地展现了女性在特殊年代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风貌。

严歌苓“一根筋”赚爱情的故事 篇8

弃官追爱结佳缘

严歌苓出生在上海，祖父和父亲都是作家，母亲是演员。1989年，严歌苓和前夫李克威因分隔在两个国家，距离日益拉开，最后离婚。一次失败的婚姻，让独在异乡的严歌苓的内心陷入了痛苦和孤独。

有一天半夜，严歌苓一个幼年时期的女友，突然打来电话要给她做媒。那天下午6点半，严歌苓如约来到女友的公寓。朋友出去购物，她负责准备晚餐。就在她扎着花围裙在厨房里忙碌时，门铃响了。一个大个子美国青年立在门口，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严歌苓心想，就是他吧?然后礼貌地和劳伦斯握了握手。劳伦斯操着一口东北普通话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他这一口带着“儿化音”的东北腔，让严歌苓顿觉亲切：“你的中文讲得果然很好!”劳伦斯更得意了，“我曾在中国沈阳的美国领事馆任了两年领事，我还会说地道的东北话呢。”

然后，他一边看着严歌苓做饭，一边和她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得严歌苓大笑。幽默至此的人，严歌苓还是头一回遇见。谈了近一个小时，她发现不是她拿他练英文，而是他拿她练了中文。劳伦斯也对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作家一见钟情。

有一天，严歌苓和劳伦斯刚走过国务院台楼附近的一条街，劳伦斯平时的嬉闹逗趣不见了，他警觉地对严歌苓说，“你最好装着不认识我。”严歌苓纳闷地问，“为什么?”劳伦斯尴尬地说，“我不想让熟人碰见。”严歌苓倒没觉得难堪，她自认为还不至于使一个并肩走路的男人难堪，她故意半打趣道，“怎么了，跟一个中国姑娘一道走有伤体面?”劳伦斯忙解释，“绝对不是因为你，你知道美国外交官是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的。”严歌苓挖苦道，“那就不要和我建立密切关系。”这一说，劳伦斯急了，“为了你，我宁愿失去我的职业。”对于这个精通八国语言的三十二岁男人，外交官职业是最合适劳伦斯的。他天性爱游走，着迷全世界的各种人文、地理，辞去外交官的职业，无疑是一种牺牲。严歌苓被他这份爱深深地感动了，但同时她也多了一份担心。

严歌苓的担忧很快应验，一年后的一天，她刚到学校，就有同学告诉她，有个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调查她的情况。严歌苓惊惶地给劳伦斯打电话，原来在不久之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中填了她的名字和背景材料，并对他们的关系阐述中写了“趋向婚姻”。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严歌苓就不断地接受着FBI的骚扰，调查、审问，还要求做测谎。严歌苓终于愤怒了，她在电话里冲劳伦斯吼道，“你别再跟我来往了。”劳伦斯吓坏了，第二天就抵达芝加哥，深情地对她说：“没有玫瑰，我以我的心为信物，向你求婚，我要兑现我的诺言，给自己最爱的人撑起一生的幸福!”

为了能和严歌苓结婚，劳伦斯选择了放弃前途无量的职业，这个对感情一根筋的男人打动了她，她没理由再放走他。1992年秋天，这对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恋人结了婚。

王老乐家一对活宝

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劳伦斯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而婚后的严歌苓无后顾之忧，渐入写作佳境，成为年年都出版作品的高产作家。因为劳伦斯机智幽默，严歌苓给他起了个中文名字叫“王老乐”。

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严歌苓开始做编剧。但那时候，他们过得并不算富有。严歌苓像许多中国女人一样，除了写作，还要煮饭，打扫卫生，将丈夫的所有衣服熨好。她当然也会对这种保姆式的生活偶有抱怨。有一天，严歌苓因为写字卡壳了，心情正糟糕，那天的晚饭她马虎应付了事。“王老乐”提出了抗议，严歌苓的拗脾气上来了，噼里啪啦冲劳伦斯发了一通火。劳伦斯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很严肃地对严歌苓说，“亲爱的，你刚才的那个句型不对，应该是这样的……”本来还在气头上的严歌苓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再一回味马上绷不住笑了起来，“你这个老乐啊，真是……”原本一场小冲突就这样被一笔带过。通过这事严歌苓有了经验，她和丈夫平时交谈一般都用英语，但吵架用母语好像更得心应手，因为万一英语用错了什么词而引起更大的误会，性质就完全变了。

美国人特别讲究家庭中保持“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不可以大声喊叫。刚开始严歌苓很不习惯，她会对劳伦斯说，“你怎么不吃药啊!你怎么回事?”好像训斥一样。有一回劳伦斯十分委屈地望着她说，“亲爱的，我好像没有犯错误，你不能温柔点吗?”严歌苓这才明白，自己习惯的语气其实有意无意中已经伤害到了丈夫。此后，劳伦斯让她不高兴的地方，她会告诉他，希望你以后不要这样讲话，王老乐便会认真地回答：“好的。”

不吵架也有赌气的时候，一次他们发生冲突，严歌苓赌气说我要去汽车旅馆，“老乐”也不知道哄和挽留她，还说天太晚了不安全，我开车送你去吧。当场没把她气翻过去。家里有“老乐”这块活宝，严歌苓再怎么也气不起来了。但看起来慢吞吞的“王老乐”也有脾气急的时候。严歌苓是个马大哈，有时候会干很愚蠢的事情。有一天，她把炉子点着人去做了别的事，菜烧糊了锅烧穿了，当她想起来时厨房中已经是一片烟雾缭绕的狼藉。劳伦斯回到家时，看到消防员正站在自家门口，他以为出了什么危险，顿时失去了儒雅风度，“天啊，你还好吧，怎么能这么不小心!”那是劳伦斯第一次在严歌苓面前表现出失控，他因为紧张而吓得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汗。虽然劳伦斯后来道歉，是他的语气不好。但面对丈夫的责怪，严歌苓反觉心里暖暖的。

美国人常说有一种白痴，走路和嚼口香糖不能同时进行，严歌苓就很白痴，干一件事要非常集中。有时候她很让劳伦斯操心，他会细心地把她随手记下的事情输入自己的笔记本，提醒她到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每次她出门，他都会帮她打好地图，然后一直守在电话旁边，直到妻子安全到达。他总会装出很无奈的样子说，“没有我王老乐，你可怎么办呀?”严歌苓就在这充满爱的抱怨声中，幸福地笑了。

在享受着爱的同时，严歌苓觉得夫妻之间更多的是主动给予。美国人实际上很孤独，人与人之间相互介入非常浅。邻居和朋友之间可以谈论政治、股票、球票，但从不说私人生活。哪怕夫妻之间谈得也比较少，一旦触到对方的痛处便立即缩回来。严歌苓保持着中国人的习惯，只要看到丈夫脸色不好，就一定想办法让他说出来。有一天半夜，严歌苓突然发现劳伦斯因为失眠，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喝酒，她走到他的身边，用温柔的声音问，“亲爱的，你难道不想和我聊聊吗?”那天，从不愿在严歌苓这里表现脆弱的劳伦斯，向她吐露出工作上的种种压力。经过妻子的一番开导，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从那之后，每天交流一小时，成了严歌苓和劳伦斯的习惯。他们就站在窗前，对着星空，端着红酒，天南海北的闲聊。那段时光，是两个人都觉得最美好和温馨的。

像码字那样努力赚爱

之前，严歌苓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极没自信。有一次，她的一篇小说构思好后，还没确定用中文还是英文写，于是就在电脑上用英文写了一段。劳伦斯回家后看到了，幽默地问她，“你是在练习打字吗?”严歌苓说，“不是啊。”丈夫又故作吃惊地问了一遍，“你确定不是在用电脑练习打字?”严歌苓有点气了，“这是我自己写的!”劳伦斯哈哈笑起来，“啊，完美的英文!”严歌苓才明白劳伦斯是在夸奖她。

，美国外交部的政策松动，劳伦斯被“召回”复职重新做外交官，严歌苓跟着复职的丈夫一起被派往非洲。但这外交官夫人当起来也并不容易。

有一天，她在家里写作实在太投入了，劳伦斯下班回来她都没听到。“真糟糕，我忘记准备晚饭了。”严歌苓尴尬地解释，“因为写得太投入了。”劳伦斯倒是没觉得这顿晚餐多重要，而是用眼睛瞟了一眼严歌苓，调侃地说，“我真怀疑我今天有没有去上班。”严歌苓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当她顺着劳伦斯的目光，看到自己还穿着早上他走时的睡衣，才恍然大悟。她突然意识到，作为妻子应该让丈夫享受到一种居家女人的赏心悦目，人家累一天了，凭什么回到家还要看一个蓬头垢面的黄脸婆?

第二天，她就上街买了两套漂亮的居家服。在劳伦斯下班之前，将家里打扫干净，还在水晶花瓶里插进了鲜花，放上音乐，然后点上蜡烛摆上晚餐。并且特意做了劳伦斯喜欢的鳕鱼，自从她进入他的生活，他就改吃中餐了。当她穿着漂亮的衣服，在大镜子前面走来走去时，连小狗都高兴地围着她乱跳。劳伦斯一进门，看到这烛光晚餐，既惊又喜。他拥着她说，“亲爱的，谢谢你让我如此快乐。”

看到劳伦斯这么高兴，严歌苓尝试着一点点地改变，比如一大早为他煮一杯咖啡，在他回家之前预备好晚餐，梳梳头发，换件漂亮的衣服。这个过程既没费什么力，而且自己的内心也很愉悦。严歌苓称爱人是一种“纪律”。她曾跟朋友说，“不是一个长期饭票到手了，爱干吗就干吗，无论如何丈夫都是我的。就把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当成天经地义，你要保持一种警惕，继续花力气去挣他对你的爱。”

但两个人的生活再完美，似乎也会有缺憾。他们都很爱孩子，并且渴望能拥有他们爱的结晶。可严歌苓有严重的失眠，23岁开始吃安眠药，一直到才治愈，生孩子的事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育龄。于是他们一起回大陆收养了可爱的小女孩妍妍，将双份的爱给了孩子。

2月，严歌苓担任编剧的《梅兰芳》刚“下线”不久，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在央视热播，11月，她的最新长篇小说《寄居者》出版热卖，她又迎来事业新高峰。现在，以她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和电影《金陵十三钗》也都上映了。

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篇9

一.肉体的毁灭

肉体是人存在于世界的生命载体, 是活着的依据, 是生命力的体现。对肉体的不同态度也展现出作家不同的美学追求。王安忆是追求日常的, 肉体在她笔下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 却体现为人身的力度、美感和情感。《小城之恋》中的练功房里的男女, 通篇没有一句对话, 他们身体代替了语言的功能, 思想、情感通过身体与身体的接触渗透彼此。“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 剧烈地摩擦着, 又如狂热的爱抚”。作者迷恋写运动中的身体, 男女那并不完美的身材并不影响美感, 因为它们张开的毛孔沁出腾腾的热气就是生命最生动的写照, 也是作者认为最值得欣赏的生命魅力。张爱玲则几乎从不正面描述身体, 而是抽离附着在肉上面的生命意味, 在极端的场景冷酷地端详肉身。《金锁记》中, 张爱玲用“死的、腻滞的、带有尸色的”去写肉体, 仿佛揭开《画皮》里的妖怪身上披着画着美女样的人皮, 恶作剧般看着青面獠牙, 面目可憎的妖怪无从遁形。张爱玲拒绝与世俗的肉身过分狎昵, 因为世俗的肉身总是披着虚伪的道袍欺世盗名, 她用尖利的笔把道袍撕开, 划破, 痛快地看着丑陋的肉身如何真实地腐朽而瘆人。

严歌苓对肉体的态度也是不一般的, 她认为:“肉体实际上是束缚了生命, 只是生命短暂的寄存处, 而不死的精神是生命的无限延续, 是永恒”。 (《雌性的草地》) 她从不描述美丽的肉体的存在, 因为那是日常化的一般经验, 但她精心描述美丽的肉体的毁灭, 因为毁灭会带来悲剧感, 美好的事物被摧毁的悲剧之美才是极致之美, 才会带给人们心灵的绞痛、恐惧和反思。《天浴》里, 文秀不愿留在草原渴望回到城市, 付出的代价就是把纯洁的身体向各种别有企图的男人敞开, 遭受最卑鄙的践踏, 最后, 文秀的希望破灭了, 她选择死亡, 在被子弹穿透肉体时她发出的是类似性高潮的“最满足时刻的呢喃”, 污秽的肉体被毁灭才能得到最彻底的净化, “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死亡的被玷污的肉体与寺庙里的壁画仙子竟然具有了等同的比喻意义, 毁灭给文秀的肉身带来了新生的圣洁, 被侮辱被损害的证据没有因为肉身的毁灭而消失, 却凿入人性道德的“忏悔录”上, 成为永恒的警示。《白蝶标本》里的朱阿姨也是美丽的, “我”存在在小说中的全部意义就是守护这份美丽和尊严, 但是越美就越被丑陋糟践, 当盖在朱阿姨一丝不挂的身上的白床单被掀开时, 朱阿姨美丽的躯体便成了白蝶标本。

当美和肉体结合时, 严歌苓总是“残忍”地用死亡来毁灭她们。她一方面尽其所能地舒展美的灵动、可人、美好, 给出美应该存在下去的幻想;另一方面却让人性中罪恶的、猥琐的、污秽不堪的权利欲、破坏欲、占有欲在阴暗处磨刀霍霍, 在美最高潮的时候摧残、毁灭美。贪婪好色的当权者, 文革激进分子和猥琐的窥视者, 他们都亵渎了不掌握任何权利和武器的美丽的人们, 玷污了她们的圣洁, 她们最终都以毁灭的方式为自己涤清污秽, 昭雪冤情———在这场血腥的残害现场, 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包括严歌苓自己———当然, 这是严歌苓为了凸显极致之美的用心为之。

二.爱情的毁灭

魏微说:“男女之间有小喜悦、小欢喜, 却很少有那种你死我活的爱情的碰撞,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不会产生悲剧, 悲剧是大的, 英雄主义的, 接近神性的”, 严歌苓显然是个反例, 她甚至抛弃了把情写得刻骨铭心的写法, 用毁灭的方式, 把爱情推到极致的情境。她在《性与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爱情观:“那样纯粹、不掺欲念的爱情, 也只能在死亡中得到实现, 得到安慰”, 这句话体现了她极致的爱情追求:极致的爱情是最纯粹的爱情, 最纯粹的爱情会被毁灭, 这样的一种毁灭会获得永恒的占有。“死亡是最终极的占有”, 张爱玲在《色, 戒》中就犀利地指出其中要义, 严歌苓的爱情观与之不谋而合, 以爱情的毁灭这样一种方式去达到永远与永恒。

严歌苓宁愿牺牲爱情, 也不愿牺牲自由, 因此她选择了毁灭爱情去成全自由, 爱情的毁灭带来极致的高度和广度, 任自由的心灵翱翔。最突出的例子是《扶桑》里的妓女扶桑, 她和克里斯明明相爱, 却选择了和大勇在刑场上结婚, 捧着大勇的骨灰盒回到中国。“爱情是真正使她失去自由的东西。她肉体上那片无限的自由是被爱情侵扰了, 于是她剪开了它, 自己解放了自己”, 剪, 像分娩手术的重要步骤, 一剪之后, 一个新生命获得自由, 扶桑也是用一把婚姻的剪刀, 把自己与克里斯剪开了, 爱情的疼痛感消失了, 身为下贱的妓女扶桑原来是世上的智者, 明白拒绝救赎才能获得拯救的道理。

《灰舞鞋》里的小穗子和邵冬骏的爱情符合严歌苓“纯粹、不掺欲念”的爱情, 因此一定会毁灭的。小穗子付出爱情的方式完全是无索取的奉献, “她难道还没有把‘一切’给他吗?”小穗子满心以为她把一切都给他了, 精神上的一切;即便是被邵冬骏背叛了爱情, 她仍旧以英雄从容赴死的态度坦然面对爱情的毁灭, 小穗子牺牲了爱情的心态也是豪情万丈, 充满英雄情结的。《我不是精灵》中的“我”也是用纯粹的精神爱韩凌:“我愿以我的不谙世故, 尚清白无辜的生命, 弥补人们对你欠下的公道, 我将无怨地替人们赎过, 将承受你冲天的委屈”, “我”企图用爱情的救药弥补世人对韩凌造成的伤害, “我”认为这么做多么伟大而令人感动, 因为在“我”的意识里, 爱情就要有人牺牲, 注定有一个人牺牲才能承接爱情的甘霖。这样的恋情之所以不能善终, 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恋爱, 女主人公并不懂得真爱的真谛, 要么成为爱情烈士, 要么说弥补冲天的委屈, 爱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小女子英雄主义情结, 未脱稚气的天真假想。如此纯洁得几乎不是爱的爱, 令其毁灭是对它最好的保存。

三.生命的逃离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 我们能感受到一种生命的逃离, 这恰好吻合她个人的生活状态———在中国、美国、其他各地间穿梭往返, 没有永久的停留。现实中的她喜欢安静, 不喜欢被过分打扰, 但现实中的安静是为了在作品中创造大量的丰富, 她的作品从来不缺颠沛流离, 峰回路转, 险象环生, 生离死别的体验。

一方面, 她的作品中的逃离感体现在人物的行动上。她几乎不会刻画静止状态下的人或物, 却对极端的行动者极感兴趣。《抢劫犯查理》中的查理就是一个极端的行动者, “他说他恨这个没有动作的生活。没动作, 没有愤怒, 日子里的无数可能性都在慢慢死去。生命该有动作, 动作是生活的证明”。严歌苓为大动作下的定义是:“所谓大动作, 就是硬碰硬的对抗冲突:生对死、善对恶、我对敌”。《寄居者》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做大的动作:彼得总是在逃离纳粹的追捕———那是生对死的动作;梅总是在“背叛和爱情中疲于奔命”———那是心灵善与恶的较量;杰克布来到上海后总是在搞地下活动;温世海终身的事业就是革命, 一旦停止, 他的生命也会结束———那是我对敌的革命。《寄居者》是一部精彩的动作大片, 从头至尾, 主人公门无时无刻不被命运驱逐着奔波与逃离。

另一方面, 她的作品中的逃离感体现在人物的心态上。《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欧阳萸被田苏菲深深地爱和呵护, 可是他终身都在找寻精神上与他共鸣的另一半, 用文中的话说“他对任何俗称的东西都不屑, 比如幸福婚姻、圆满家庭。在精神上他是一个永远的造反者”, 欧阳萸那种想要在悲剧中寻找美感的人, 不可能苟安于世俗的、宁静的、没有波澜的幸福。田苏菲要给他安定、幸福和圆满的时候, 他总是选择逃离或者破坏。《无出路咖啡馆》中“我”对刘先生和“我”母亲之间的爱情评价也是类似的:“他和我母亲都属于闲情较多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 制造折磨和接受折磨是一种消遣。他们把死别的折磨提前拿到有生之年来享受;明明在一个人间, 却非弄得梁、祝那般墓里墓外;明明是一对家常的老年男女, 这样慢性持久的折磨使他们青春永驻, 翩翩跃趾化了蝶。”严歌苓也像个满心诗意的人, 把折磨当成享受, 把痛苦的离别当成浪漫的传奇。

无论是对肉体毁灭、爱情毁灭的书写, 还是对生命逃离的书写, 严歌苓小说关注的是那些不同寻常的生命体验, 以及那些不同寻常的极致、极端美学效果营造。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 极大地拓宽了文学对人性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也极大地拓宽了文学可能性的探索。当然, 作为一个新移民作家, 严歌苓以女性独有的敏感, 在中西方文化的并置与沟通中, 完成了对不同文化的深刻反省与剖析。

摘要：严歌苓小说经常出现毁灭与逃离的意象, 毁灭不仅包括肉体的毁灭, 也包括爱情等精神上的毁灭, 逃离是指严歌苓小说中人物无论行动还是内心都不安于现状、逃离现状的姿态, 毁灭和逃离是严歌苓刻意营造的美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