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法国文化新政策

21世纪法国文化新政策（精选4篇）

21世纪法国文化新政策 篇1

理

当21世纪的曙光升起，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世界走进中国，当中国走进世界的时候，我们有激情、有困惑、有伤痛也有喜悦。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湖南卫视《新青年》和《中国企业报》一道进入燃情岁月，对21世纪中国企业竞争力、新管理、新营销进行探讨，力争构筑起一个权威经济学家、中外知名企业家和著名咨询专家共同交流、对话的平台。

关于新管理

艾丰：企业管理之所以成为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是因为有3个浪潮的冲击，第一个浪潮来自国内市场经济进一步向深层发展；第二个浪潮是来自国际，即经济全球化，这是我国加入WTo之后不得不面对的更加重要的问题；再一个是信息化、IT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冲击。

张国有：我觉得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加入WTo以后，中国企业面临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竞争。这跟过去的竞争背景和面临问题是大不一样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在多种层次上展开。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八级竞争，第一级是产品和服务，这是最前端的、最直接的在市场上的一种较量。第二级是技术，因为技术是解决产品和服务当中的主要手段，但是技术又取决于管理，所以第三级竞争是管理。第四级竞争是人才，因为虽然技术和管理是社会和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但是涉及当中的轴应当是人、是团队。所以第五级、第六级竞争就是人才之间、团队之间的竞争。团队跟团队之间竞争什么呢?竞争的是—种机制、是—种规则，这就是第七级竞争。而最后规则从什么地方来呢?来自理念。所以最终竞争是理念，这是企业和企业竞争 的高级状态。

艾丰：我想八级里面还可以加两个，即管理和品牌。现在我们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可能没有问题，能够比较顺利实现，但同时我们是一个品牌小国，真正世界知名的品牌没有几个。实际上我们将来管理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焦点。我们目前另一个焦点也就是大：家谈论最多的人力资本。人的竞争目前我认为最前沿的，还是人力资本。

关于企业文化

张国有：企业文化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比较多地被讨论，但是争论比较多。大家把企业文化看成是由企业所有的成员共同在一起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制度财富和物质财富的综合。简单地说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文明的净化，是企业所有人共同在一起表达出来的企业文明的净化，企业文化就是人化。企业文化根基是人，脱离人就没有企业文化。企业所组织的人，他 的智慧发展水平体现在精神上，体现在制度上，体现在他所生产的产品上，都表达着企业文明的进步，文化是一种传统；一种机制，也可看成是一种力量，一种运作企业在向前发展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多年来积淀下来的传统机制。

吴世雄：从我的观点看，我觉得文化需要靠价值来支撑，具体就是有统一的价值取向，规定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举一个例子，做芯片的Intel就要求细节，每个细节都很重视，不允许丝毫疏漏。安迪格路夫1994到中国来，晚上有一个演讲，晚上11点半说几点开会，把明天事情细节走过一遍，然后他上台把明天做的演示操作一遍，同时他坚持拿我的新闻稿看。这就是Intel公司文化的表现。我觉得公司文化规范出来的行为标准，是对外对内、个人群体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写在条上的，而是身体力行的。

21世纪法国文化新政策 篇2

21世纪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初探

从我国现实国情和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供给不足出发,提出了21世纪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四大战略重点,即加强农业保护;发展一体化农业;加速农村城市化进程;把农村工作纳入城市工作体系.

作 者：廖卫东 王万山 Liao Weidong Wang Wanshan  作者单位：廖卫东,Liao Weidong(江西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南昌,330045)

王万山,Wang Wanshan(江西省农业厅农技推广总站,南昌,3,30046)

刊 名：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ISTIC PKU英文刊名：ACTA AGRICULTURAE UNIVERSITATIS JIANGXIENSIS 年，卷(期)： 22(2) 分类号：F30 关键词：中国农业   可持续发展政策   中国农村经济  

东方宗教文化与21世纪人类文明 篇3

人类文明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以人的意志（或由人以神的名义）为核心而形成的使物质和精神相互协调的生存方式体系。每个民族，无论大小，无论发达与不发达，都以其独特性丰富着人类文明。由于时空的差异，根据历史和地域诸多因素。人类文明被大致区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以及两者之外更具局部特色的区域文明。时至今日，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大冲突、大混战、大交流，除去个别地区，完全纯粹的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都已不复存在，然而，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并末因此而消失，随着东方民族经济地位的崛起和不断上升，向西方文明一边倒的状况正在转变，对东方文明之价值的重新审视，成为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时，许多睿智之士认真思索的重大课题。

在任何文明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都是宗教文化。其重要性的程度在于，足以依据它来判断是文明，还是野蛮。一个民族或其起源时的部族、部落，当他们已经具备共同信奉的宗教时，哪怕仅仅是原始宗教，这个民族部族或部落，就已经脱离了野蛮，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举起了文明的火矩。这种判定文明的依据，不以此宗教为高，也不以彼宗教为低，对任何民族都是平等的。依照这个标准，东方民族不仅具备自己的宗教形态、自己的文明体系，而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本文中所说的东方宗教文化，特指在东北亚地区，在中、韩、日三国具有广泛深入影响的儒释道三教文化。

殖民时代的思辩方式，曾经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以西方文明为基准，判定哪个民族是文明的，哪个民族是野蛮的，成为一个了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理由。所谓“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曾经令人发指地摧残过具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东方文化，在他们所谓“野蛮”的东方民族面前，暴露出他们自己才真是野蛮。他们曾经企图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把自己的文明属性特征――基督教加强给全部东方民族。历史证明，这种虚妄的企图最终也未能彻底实现。

尽管以西方文明替代东方文明并未能实现，但是，西方文明迄今为止的优势地位仍是明显的。当然，这种优势已经不完全属于基督教，而是属于连基督教也要背离的所谓“现代文明”。我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文明”，特指不仅背离传统，甚至背离人性，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这种“文明”以现代媒体为依托，正挟持着无数年轻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扑向21世纪。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

20世纪是“除魅”（解咒）的时代。知识分子以人类的启蒙导师自居，把既往的神圣打翻在地。他们希望籍此而唤醒人类，让人权胜过神权，从而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更公正的更平等的社会。于是，一个缺乏神圣感的时代终于降临了。佛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草木皆可成佛”，儒教认为“人皆可为舜尧”、“满衔都是圣人”，然而，“神道设教”被斥为愚民政策，成佛成神成圣，受到奚落嘲讽鄙视。在以佛神圣为一端，以痞子无赖为另一端的精神架构中，处于中间地带的平民百姓青年后生，无可挽回地向后者的另一端滑下去。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成为一种不绝于耳的哀叹。

应该说，任何一种正当的信仰，都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土壤植被。邪门歪道，只是植被中有限的毒草而已。刈除毒草，不能把植被都刈掉，而失去正当的信仰，更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假、丑、恶席卷大地，恰恰因为正当信仰的植被遭到了破坏。

21世纪初，应该是知识分子对20世纪深刻反省的时期。人类社会出现颠倒荒谬，人们往往怪罪政治家。其实，始作俑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教育家。20世纪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的理论有密切关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们的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也带来了后遗症。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们不能回顾到二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元创时代。在东方，佛陀、孔子、老子，他们为人类的真心、良知和至善举起了智慧的火炬，照亮了东方社会几千年的历程。打倒他们，就是打倒真心、良知和至善，人心何以不乱，世道何以不浊！对于他们，不是“除魅”，而应是“复魅”。因此，重新修葺人类的精神家园，就一定要找回儒释道的文化精神。在不仅对中、韩、日三国是极其重要，对全人类也同样重要。

在中、韩、日三国，儒释道三教曾经是共同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无论韩国还是日本，儒佛两家依然根基深厚。同心相戚，同声相和，中、韩、日之所以能维系数以千年的交流，就在于有共同的精神支柱和话语材料。

从全世界历史的总体范围来看，不同的宗教在同一国度、同一地区中能够长期和睦相处，相互吸收融合，只有在汉文化圈中才有可能。这恐怕涉及到东西方对“宗教”功能的认识就有差异。“宗教”，是现代语汇概念源于日语shukyo，是对英语religion的意译。Religion，强调信仰，以自身信仰为主体，排斥任何客体，信仰对象不变化时，信仰者就只能追随不变。因此，religion必然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是，在古汉语中，宗、教，并不合用。儒释道三教的“教”，是“神道设教”的“教”，是“教化”的“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开宗立教，是为了辅助王道，教化百姓，启发智慧，解除烦恼，安祥人心，稳定社会，总之，不是以“教”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为主体，为社会服务。因此，“以天地立心，为往圣立命，为万事开太平”成为儒教的神圣使命，“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成为最高统治者对三教功能的基本认识。“三教合一”之所以能够提出、能够实现，就在于这个“一”是超载于“教”之上的。也正因为如此，三教同戚，经过一个时期的论争磨合，终于达到“不同而和”的境界。

东方宗教文化对未来世界文明的贡献，从本质上讲，仍然应该是提供以教化为已任从而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对于突出自身主体性因而产生排他性的宗教来说，东方宗教文化将成为借鉴的典范。

当然，由于东西方文明仍处于交错撞击的历史时期，目前，东北亚三国的传统宗教文化都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一、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条件下，重新建立年轻一代对正当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佛神圣的正确理解和正常仰慕。

对青少年的引导，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教育者道德要受到教育。知识界对宗教文化的再认识和新阐释，要形成一种思潮、两个导向。一种思潮，即对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复魅、复归、复兴，加以不懈的鼓吹，树立社会的正气和荣尚。两个导向，即引导政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以国力推动；即引导教育界接受新思潮，直至最终使每个孩子从小就受到熏陶，从感性到理性都发生转变。

如何使儒佛禅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的教化作用，重新成为三国加深交往、共同发展的牢固纽带。

东亚的儒佛禅思想虽源于中国，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之前，始终处于为中国的落后挨打做替罪羊的地位，上下几代中国人，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对儒佛禅只有浅薄混乱的认识。相比之下，韩国之儒佛、日本之佛禅，都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经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要，没有失去社会精神支柱的作用。从历史上看，韩国、日本以汉文化即儒佛禅宗教文化反哺中国的情况屡见不鲜，现在，中国虚下心来再学一次仍是必要的。儒佛禅的根毕竟在中国，且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复兴，其精神力量不可估量。“道不孤，德有邻”，中、韩、日三国在文化交流中会推

动经济合作，而经济合作会使文化的纽带更牢固。

如何弘扬儒释道文化传统的精华，与西方文明对接，取长补短，共创人类新文明。

进入现代科技时代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但是其融合的过程，恐怕还需要几百年、上千年。佛教与中、韩、日三国，儒教与韩、日两国，都创造了在和平友好的交往中，不同文化最终水乳交融，和而不同的典范。这也为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可能的前景。

东西方文明的融合，仅仅西风东渐是不够的，东风也要向西方吹。日本将禅向欧美传播的经验，是东方宗教文化向西方普及的范例。在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下，要西方以谦虚的态度聆呼东方的声音是不容易的。但是，东方宗教文化“上善若水”，其质虽柔，柔可克刚。三国的经济背景虽有不同，但是三国的宗教文化精神力量确有同一性，以接近同一的东方宗教文化，和平地持久地共同面向西方，将形成西方文明不能不正视的态势，而最终将造福于全人类。

21世纪法国文化新政策 篇4

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这一人类历史的永恒进程无疑也适用于企业。企业家在奋斗过程中虽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价值观与信念，但这一切须不脱离时代精神更不能闭门造车。真正的企业文化应该兼收并蓄，去芜存菁。而自发形成的企业文化，或许存在很多糟粕，或许根本背离了时代精神，或许正将企业引入深渊。

因此，后现代企业的文化战略必须整合，必须上升到人类思想的高度。这是一个卓越的后现代公司不可逃避的命运。

后现代企业文化是前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融合

卓越的后现代公司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而后现代企业文化整合的首要原则就是，在吸取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同时，适当借鉴前现代文化。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后现代文化本身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复古主义。正如后现代建筑曾经从古典主义建筑中吸收了大量有益的因素一样，后现代企业文化也将会从古老的文化中获得一些关键性的启迪。古典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可以在诸如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给后现代人提供有益的启发，从而促使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后现代企业文化建立在对现代企业文化解构的基础之上

后现代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关系正如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前者对后者虽有继承，但更多地表现为革命性的颠覆。后现代企业文化的整合将建立在对现代性八个精神向度的解构与超越的基础之上。

对现代性二元论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二元论基础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高层管理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对立。与之对应的是，后现代企业将通过废除二元论，并通过相应的企业制度变革打破所有者与经营者，以及高层管理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对立，全面构筑新的超二元论的企业文化。

对现代性个人主义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权威崇拜和团队之间关系的冷漠。而后现代企业则将以反个人主义文化和后现代民主精神，废除权威崇拜和冷漠的团队群际关系。

对现代性进步神话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进步神话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企业以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为惟一目标。与之相反，后现代企业构筑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展与进步相互平衡的企业文化。

对现代性未来主义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未来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漠视――企业员工被异化为生产机器。与之对应的后现代企业则将调整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构筑人性化的工作空间与工作文化。

对现代性世俗主义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世俗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货币拜物教的泛滥和神圣情感的消失。而后现代企业则将通过对世俗主义的超越和信仰的回归，终结货币拜物教在企业中的侵蚀力量，构筑健康理性的公司文化。

对现代性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企业伦理的危机。后现代企业则将在稳态经济、阳光经济等后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建设超越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伦理体系。

对现代性之自恋人格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自恋人格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企业员工的孤独、自闭等心理症状。而后现代企业将通过交往理性的构筑，使企业成为一个员工交往的理想场所，逐步破除现代自恋人格对员工所造成的伤害。

对现代性之单面的男性精神的解构与超越――建立在单面男性精神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导致鲨鱼式的领导风格，导致工作狂和管理上冷酷无情的铁血作风。与之对应的后现代企业则将倡导海豚式的领导风格、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柔性管理作风，从而构筑后父权制和后女权主义的企业文化。

后现代企业文化是对本企业文脉的传承与革命

传统企业进行企业文化整合之际，最重视对本企业创业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化的发掘。而富有解构精神的后现代企业，将对本企业文脉进行全面的解构，从企业战略的高度，保留对企业发展有利的文化传统，并以后现代精神进行革命性建构与创新。其中包括对现代企业文化的本质性超越。

后现代企业文化是个人文化视界与集体文化视界的融合

富有真正民主精神的后现代企业，以多元文化为主导，在塑造企业文化代言人――公司英雄人物时，也一反现代企业的模式。

现代企业文化的代言人通常就是企业的最高领导。将所有荣耀与光环集中于一人身上，这无异于塑造新的权威。而权威主义与后现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后现代企业应以“典型人物多样化，企业英雄团队化”为原则，树立与现代企业截然不同的企业形象代言人。在后现代企业英雄塑造过程中，我们并不是要抹杀企业领袖的权威、魅力、号召力和影响力，而是要以后现代精神为本，在塑造领袖人物的同时，推出最高领袖之外的企业英雄。这些企业英雄可以是领袖团队中的其他人，也可以是“知识工人”中的优秀代表。总之，要使后现代企业实现人人为企业主人的目标，仅靠产权革命还不够，还必须进行一次文化革命。而现代企业虽然也会在普通员工中树立典型人物，但他们本质上只是企业领袖人物的附庸。

达到“典型人物多样化，企业英雄团队化”的后现代企业与现代企业的普通人物典型具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无论是现代企业的领袖典型还是普通员工典型，都摆脱不了个人主义的桎梏。而通过“典型人物多样化，企业英雄团队化”，后现代企业将达到个人文化视界与集体文化视界的融合。

现代企业文化是建立在技术主义的现代社会背景之下的。因此，在现代企业文化中，单面的男性精神得以肆虐，企业如同一部向自然开战的技术主义的战车，它看到的只是矿藏、单纯的利益，它利用技术主义的手术刀，对自然、社会、甚至人本身进行理性而冷漠的解剖。现代企业只拥有或只认同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使社会变成单面的社会，使企业变成单面的企业，使人变成单面的人。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理性走向了它的对立面――癫狂或非理性。而当技术成为非理性之时，技术也就背离了文化的范畴。这意味着以技术主义为主导的现代企业文化是建立在反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文化的困境由此可见一斑。

而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平衡的社会，它不对工具理性进行片面的张扬，它倡导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理性恢复为一个整体，理性成为真正的理性。后现代企业文化是真正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却只有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才会领悟。而正因为我们曾经陷入现代及其文化的泥潭，今天以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建设后现代企业文化才会成为我们的一项伟大任务。

现代性之未来主义并未造就现代企业的理想主义文化，相反，它导致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现实主义，准确地说是务实主义。由于未来主义相信只有拼命劳动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因而它使人遗忘了当下生活的意义。未来主义使人活在乌托邦中，而乌托邦与理想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一旦沾上乌托邦的色彩，就会使人陷入疯癫的非理性状态。

后现代企业文化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融合，换句话说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对未来的预期，但这种预期是对未来所进行的科学的规划，它使人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充满生活的激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与态度，它以现实为基础，并以完美的态度完善现实。而未来主义的乌托邦是以不可能实现的事物作为人们生活的目标。

这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不同，也就是现代企业文化与后现代企业文化的不同。抛弃了未来主义的后现代企业文化，将重建当下生活的意义。后现代企业的员工可能与现代企业的员工一样辛勤和忙碌，但他们并不以莫须有的未来作为生活的目标。如此对立的企业文化必然导致完全不同的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