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

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精选8篇）

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 篇1

问题的提出；

台湾问题怎么产生的以及针对该问题中国政策的转变 问题的设想；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党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目前造成中国不能实现统一的表现就是台湾迟迟不能回归.正确认识台湾问题以及探究中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对于台湾回归的展望具有重要意义.最终方案；

借助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的变化的探究来展望台湾回归 准备工作：

馆藏文献查询;发现问题：

台湾问题是否是中国内政问题 改进：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是要找些造成台湾问题的史料来证实;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溃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大陆进行对抗，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在对台政策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根据不同的形势和时代背景提出了不同的对台政策。

一、武力解放台湾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是要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三野的叶飞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先后于８月、１０月占领福州和厦门，几十万大军迅速集聚在福建沿海前线，日夜操练，准备渡海作战。

１０月２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金门的战斗，这是人民解放军在没有空军掩护和内部接应的情况下在近海实施的渡海作战，金门战役及随后的登步岛战役均失利，使中央军委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海军和空军，渡海登陆作战根本没有可能。于是，为了配合１９５０年夏季的攻台计划，中央决定加紧组建海军和空军。

１９４９年７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刘少奇曾根据政治局关于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的建议，向斯大林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求苏方提供２００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二是请苏联在攻台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１９５０年１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明“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而采取军事行动。”这一声明把中国和朝鲜推出了美国的势力之外，于是斯大林同意援助中国，将苏联给中国的３亿美元的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所需要的海空装备，并派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和技术的改进工作。

随着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台湾外围屏障的解放，攻台的具体战略部署已基本完成。１９５０年６月，正当从苏联购买的战斗机陆续装备空军部队，准备发起解放台湾的战役时，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６月２７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违反１月５日的声明，发表了关于武装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声明，即“六二七”声明。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谬论，声称中国解放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的部队，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６月３０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将攻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拖延。

朝鲜战争结束后，１９５４年７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８月２２日，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表了《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宣告“为了保障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保障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１１月，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浙江沿海一带的江山岛、大陈岛等岛屿。然而，惊慌失措的蒋介石和极度紧张的美国人相互勾结，于１２月２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规定以“自助或互助”的方式，共同“抵抗武装攻击”及“共产颠覆活动”，并规定美国拥有在台湾、澎湖及附近为防卫需要而部署海空军的权利。这一条约将澎、台、金、马完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由于美国政府的恶意介入，台湾问题趋于复杂化了。

二、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朝鲜战争之后，中央开始考虑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泽东首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透露*，主张召开有关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４月２３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政府首脑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５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５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祖国大陆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这一主张标志着中央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围绕这一政策，中央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工作。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说，“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８日，中国外交部重申中国政府愿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３月１６日，周恩来会见即将赴台的李济深前卫士长，请他捎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任何谈判的机会我们都欢迎。”４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基本原则。６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了与蒋介石当局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７月１６日，在接见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周恩来提出，“国共可以举行第三次合作以解决统一问题。”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客人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次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合作》为标题，将合作意图向外公布。“第三次国共合作”主张的提出，是“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

１９６３年，周恩来根据两岸关系的最新形势，在总结十年来对台工作的基础上，将中共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指台湾必须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四目”是指：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由蒋介石安排；二，台湾所有军政费用和经济建设一切费用的不足部分，全部由中央政府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到时机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再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和诚意，对台湾方面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不仅一些著名的国民党要人或者毅然返回大陆，或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和平统一的支持，而且国民党政府也曾经有过松动。１９５７年，蒋介石曾派宋宜山到北京。在与宋宜山的会谈中，中共进一步阐明了对台政策。１９６６年夏，蒋经国从香港将曹聚仁接到台湾。曹动身前曾直飞北京，与中共高层商谈了谈判大纲。到台后，曹蒋曾就统一的条件进行了商谈。然而，“商谈还在进行中”，大陆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忙于“革命”，已无暇顾及台湾问题。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重新回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拨乱反正，国家逐步走向稳定后，统一台湾的问题再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实施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中删掉了从前“解放台湾”的词句，代之以“和平统一”，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转变。１９８１年８月３０日，叶剑英进一步阐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１日，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１２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３１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１９８９年６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１９９５年，江泽民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共第１５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方针和原则。

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自１９８７年底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至１９９９年底，到中国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湾同胞已达１６００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总额超过１６００亿美元，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协议金额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４４０亿美元与２４０亿美元；两岸互通邮政、电信取得了很大进展；两岸海上、空中通航也取得了局部进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两会领导人于１９９３年４月成功举行了“汪辜会谈”，并签署了几项涉及保护两岸同胞正当权益的协议。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两会领导人在上海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对于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 篇2

住房的经济发展功能过度

我国房改从实施开初就在某种程度上担负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 出口需求快速下滑, 而国内消费也乏力, 因此, 启动国内住房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使得住房制度改革的初衷就更多地考虑到经济增长问题, 而不是百姓的安居问题。此后, 国务院发布国办发【2003】18《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明确提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而在各地,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被地方政府推至极致并演变成畸形的增长模式。地方政府热衷于批租土地, 包括农地征用用于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建设。依靠房地产投资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并通过土地收益、房地产税费来直接填充地方财政。

一些地方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过于功利性地重视房地产对“经营城市”的贡献, 经营土地成为投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的重要法宝。其主要行为包括:一是大搞形象工程、“造城运动”, 盲目扩大拆迁规模, 人为制造需求旺盛、拉动房价;二是炒卖地皮, 一些地方政府低价征地, 转手高价出让, 卖地越多, 财政收入越多, 甚至少数地方政府暗中操盘, 唆使开发商哄抬地价;三是对房价求高弃低, 一些政府官员视房价高为经济发达的标志, 将本地房价与其他地区盲目攀比, 一些城市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弃而不建, 而把兴趣用于批建高档住宅上, 导致当地房价居高不下。在这种政策和利益机制导向下, 全国各地房地产投资持续高涨。

从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来看, 2000年开始急剧增长为21.5%, 2003年为30.3%, 2004年为29.6%, 2005年中西部地区增长, 高达33%以上。国际上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一般是在10%以下, 但我国从1998年开始, 这一比重稳步上升, 2004年为18.78%, 2005年为20.98%, 2006年1-4月份为22.93%, 远远超过10%的国际警戒线。另外, 国际公认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不能超过5%, 但国内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就已经达到9.6%, 一些城市甚至于高达50%以上。如果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并将其推向极端, 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市场化过度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

从国际的视野来考察住房制度, 可以发现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往往采取不同的住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由于物资、经济基础薄弱以及技术力量有限, 私人没有足够的储蓄, 很难独立建造和拥有自主住房, 这时公房比例往往较高 (我国建国以来至市场经济改革全面推开以来, 公房占绝对比重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尤其是当整个社会出现较大的中产阶级, 也即社会结构呈现橄榄型形态, 住房市场化和私有化就具备了条件, 此时, 私有住房的比重往往较高, 如现阶段的美国、西欧国家。当然, 土地资源的丰缺状况也是影响住房私有率的重要因素, 例如, 日本和英国即使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在伦敦和东京, 也保留了较大比例的公房。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实行不同的住房政策。

然而, 我国在目前经济尚不充分发达, 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发展阶段, 却把住房改革的重点放在了产权私有化上, 把住房市场化简单地等同于住房产权私有化, 直接把“居者有其屋”变成了“居者有其产”, 改革认识上存在较严重偏差。在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 无论是按成本价出售存量住房, 还是供应经济适用房或普通商品房, 在住房产权的保有形式上, 基本上都是在强调住房产权的私有化或自有化。我国2005年仅个人购买商品住房消费就达1.42万亿元, 居民私有住房的比例已经达到72.8%。

根据加拿大丰业银行Bank of Nova Scotia的统计资料, 加拿大房屋私有率为67%, 美国近年来拥有独立住房的家庭也刚过60%, 而欧洲一些国家的住房私有率则在40%左右。相对于私有化特征显著的西方国家而言, 中国却拥有最高的住房私有率。

作为房改纲领性文件的国发 (1998) 23号文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和“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国办发【2003】18《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则进一步提出“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政策所体现的市场化程度更浓。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收入水平和土地供应的总体情况而言, 要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应该说超越了客观经济条件。

住房政策和房地产政策的界限模糊住房保障严重缺位

从政策属性上看, 房地产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 它归根到底主要着眼于市场效率;住房政策则属于社会政策范畴, 更注重社会公平和居民的基本住房诉求,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用什么手段, 使不同收入状况的市民居者有其屋。

多数国家的经验证明, 住房既要靠市场手段, 也要依靠大量的公共政策手段。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是让人们各得其所, 基本努力方向:一是建立“便于进入”的市场, 一是帮助中低收入者获得“能够支付”的住房。

我国的房改没有把住房和房地产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属于不同范畴的事物区别开, 没有把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和保障予以有效区别。一个健康的住房政策的合理政策导向应是:对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建设和供应, 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手段, 严格根据住房需求, 科学确定住房供应。而房地产市场 (例如高档商品住房、别墅等) 则属于完全市场化的范畴,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 由市场决定供应和需求, 以达到均衡价格。

在大规模实施住房保障的两年之前, 我国94%的住房开发定性为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只占5%, 其性质却是微利商品房, 而廉租房制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截至2005年底, 全国累计用于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为47.4亿元, 仅有32.9万户最低收入家庭被纳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围。北京迄今为止也只总共建了14000多套廉租房。全国有13个省 (区) 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对市 (区) 、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 70个地级以上城市 (占总数的近1/4比重) 根本就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住房分配体制转换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极大失衡

房改初期的重点在出售公有住房。就多数地方而言, 当时实施的改革主要特点有:一是停止单位自建住房, 并相继出台了住房货币化分配的具体方案, 改分房子为发补贴;二是以大大低于市场的房改价格出售公有住房, 基本不考虑级差地租因素。

从实际执行来看, 这种按房改价出售的存量住房基本上都是以事实占有为基础, 固化了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差距。很多单位职工购买住房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补贴和折价。特别是在房改初期, 住房价格机制没有到位, 很多住房都是以大大低于当时市场价格的水平转到私人手里。其次, 以统一的房改价格购买不同状况、不同区位的住房也导致福利得失严重失衡。

在公共部门领域, 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 住房分配单位制的特征明显, 单位之间苦乐不均情况相当严重。同样为国家公职人员, 住房资源丰裕的单位职工与房源短缺单位的职工住房待遇差距相当大, 有的获得了一套以上的房改房, 有的则成为了无房老职工。

土地出让制度存在较严重的缺陷

在现行体制下, 由土地产生的资产性收益和大部分税费都基本归地方所有, 造成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收益。例如, 2005年, 全国土地出让金总价款高达5505亿元, 占同期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5092亿元的1/3还强, 土地收益在一些地区已成为典型的“第二财政”。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 或明或暗地支持甚至助推房价上涨, 这是造成房地产市场秩序不规范的重要因素。

目前的土地出让制度把70年土地使用权一次性转让给开发商, 开发商再把这笔费用转嫁到购房者身上, 无疑抬高了住房消费的门槛。而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 通过“招、拍、挂”等方式抬高了地价, 获取了巨大收益。地方政府一次性收取70年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 实质上是本届政府透支了往后十几届政府的收入。地方政府在房价轮番上涨中, 通过土地净收益和各种税费获益很大, 但没有将这部分收益用于对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上。

经济适用房制度定位模糊管理监督失控

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免交土地出让金, 限制开发成本与价格的砖头补贴方式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特殊政策。经济适用房中包含了大量的政府补贴, 面向中低收入群体出售, 带有明显的收入转移因素。从理论上看, 有助于弥补因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有限所造成的购房困难。

但这个政策存在很多先天的缺陷, 既体现在政策本身, 更主要地还是体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首先, 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目标并不明确。政策中所规定的受益群体是中低收入群体, 但是这个界定没有跟政府补贴的能力挂钩。住房是带有不可分割性的, 经济适用房把大量的政府补贴凝固在每一套住宅上。考虑到补贴的金额, 基本上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有能力以这个补贴方式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更不要说包括中等收入群体。模糊的受益面必然导致供不应求甚至诱发黑市运作。

其次, 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过程失当、失控的情况严重。由于政策执行面的模糊, 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际受益人并不能与政策初衷相吻合。在一些城市, 经济适用房的受益群体收入上限规定过高, 例如, 北京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年收入可达6万元, 明显超出社会中低收入水平, 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 反而成为商业炒作的对象。在实践中, 政府很难有效地核实购房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实际的结果往往是, 政府针对经济适用房的补贴被中高收入群体截获。一些家庭在获得经济适用房后, 将其出租或上市交易, REICO工作室的调查报告《经济适用房政策评价》显示, 2005年北京经济适用房的自用率仅为51.34%, 出租率高达40%以上。这再一次违背了中央政府利用经济适用房解决无能力购房者的住房困难的初衷。

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 篇3

关键词：就业；财政政策；产业结构

一、我国当前的就业形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并逐步蔓延到实体行业。由于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出口必然受到巨大的冲击，并通过产业链影响到我国经济实体中各个行业，就业压力陡增。2009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2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如果按照国际上对失业率测算的标准，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在8%~10%之间。根据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划分标准，失业率在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超过9%则为失业问题严峻型。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1．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需要就业的人员多，就业高峰期持续时间长。且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大学生就业高峰与全社会就业高峰重叠，大学生就业压力也开始凸现出来。

2．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许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尤其是出口行业，更是遭受到国内国际的双重打击，造成了大量就业岗位的流失。2008年四季度后，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大关，并且仍然没有下降的趋势，给社会秩序的安定造成了巨大压力。

二、我国现存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特有的二元经济体系所蕴含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其中就业包含的问题是制约二元经济体系转化的一大瓶颈。总体来说，包含的问题有：

1．所有制结构急需完善。我国正处在由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结构体系过渡期，在这期间，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有的以冗员形式存在的隐形失业变为公开的失业。除此以外，由于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期，资源需要重新整合，这意味着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料产生新的配对，所要求的技能会有新的变化，由于劳动力不一定能够适应这一变化，会使得失业人数增多。

2．“读书无用论”思想的滋生。近年来，社会上关于“读书无用论”的呼声此消彼涨。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的是我国目前就业机制的缺陷，高校的扩招使得大学生的劳动力队伍越来越庞大，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和农民工的就业岗位需求产生重叠，这使得劳动力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欲望产生极大的打击。未来的高科技行业肯定是一国兴旺发达的标志，是综合国力的体现，高等教育的衰退必然会影响到我国高等人才的培养，从而会成为限制我国高科技行业发展的瓶颈。

3．我国目前的三大产业比例不合理。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国家，我国的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而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小。这使得国内就业供给量一直得不到扩充，缓解不了就业压力。

4．就业观念有待更新，缺乏主动择业创业的积极性。近几年，我国一直在努力营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鼓励劳动人口尤其是大学生自主创业，这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能够从二元经济体系尽快转向一元經济体系的“正轨”中。

5．我国的就业机制仍有待完善，劳动力要素的配置还未达到完全优化。虽然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但我国在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上的需求缺口还很大，高级人才的培养机制还有待完善。

6．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未形成覆盖全社会的统一失业保障制度，这导致下岗职工在基本生活上得不到保障。而且劳动力可能会因为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而放弃一些更好、更适宜的工作，从而使得资源得不到合理的流动与配置。

三、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问题是各国政府不可回避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同样受到就业问题的重重阻扰，令我国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头疼不已。然而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难以解决就业问题。因此政府的参与对扩大就业便显得尤为重要。而在促进就业的诸多领域中，最具有基础意义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我国目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此时我国可以采取的所有政策工具中，财政政策无疑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核心。总体来看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1．完善体系建设，加强政策调控。首先，通过完善扶贫政策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通过完善工资、就业政策，对不同阶层的居民实现转移支付，实现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其次，需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政策法规体系的建设，尽快制定出台《促进就业法》实施细则，完善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法规体系。最后，确保财政政策的最终实施是能否显示成效的关键，在这个过程里，需要将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紧密结合，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并以此扩大就业总量。

2．运用税收政策，优化就业结构。前面我们也曾提出，中国三大产业发展不均衡，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不足，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仅为32.4%，和发达国家的75%相比，明显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潜在就业岗位量相当丰富。因此我国需要通过运用税收政策，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咨询业、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更应该得到政府积极税收政策的扶持。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我国虽已制定出社会保障体系，但覆盖范围却很狭窄，需要进一步加大相关财政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另一方面，尽快落实完善失业保险，尽快制定出《失业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和监管。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导参保人员缴纳失业保险费；另一方面，加大失业保险的监管力度，尽快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方案，为劳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出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1]金玉秋.我国当前劳动就业形势与对策[J].社会科学家,2009,(02).

[2]谭建生.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措施缺陷[J].当代社科视野, 2010,(01).

[3]郑冬晓.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特点分析[J].经济论坛,2004,(02).

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 篇4

2016年1月6日，朝鲜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0千米，事后，朝鲜官方宣布第一枚氢弹试验成功。一石激起千层浪，朝鲜的核试验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担忧。联合国安理会随后强烈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都强烈地表达了谴责，中国政府表示，这次朝鲜进行核试验，中方事先一无所知，对朝鲜核试验表示坚决反对。

朝鲜这次的氢弹试验，说明各国特别是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并未使朝鲜半岛上的局势得到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对许多中国的民众甚至某些专家来说，朝鲜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就象邻居有了枪支、匕首，感情上难以接受，甚至有人认为，民不聊生还搞核武器，朝鲜应该受到中国的制裁。但是这种简单的、感觉上的判断往往充满了偏见和无知，如果没有深入研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经验、民族心理和现实状态，分析造成朝鲜问题深层次的根源，甚至对朝鲜人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充满轻视，中国的朝鲜政策依然会遭受失败，甚至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朝鲜问题的由来，朝鲜问题主要利益方的立场以及朝鲜社会性质、现状和演变，对中国的朝鲜政策提出建议。相关专题：[朝鲜氢弹试验成功]

一、朝鲜问题的由来 1.朝鲜半岛的分裂 朝鲜问题的产生要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5年2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中达成秘密协议，决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出兵朝鲜半岛对日作战，由苏联红军占领朝鲜半岛北部，美国军队则进驻半岛南部。1945年8月15日，在半岛实行36年殖民统治的日本宣布投降。此后3年期间，南北双方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政府，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但在当时这一愿望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南北双方在美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分别于1948年8月和9月建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为朝鲜)，使朝鲜半岛的分裂成了现实。1950年6月25日，试图以武力统一半岛的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朝鲜占有极大优势，几乎统一朝鲜半岛，但是后来由于美国的介入，导致朝鲜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未能实现。在中苏的支持下，南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进行拉锯战，最终交战双方在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议，这就使三八线成为朝鲜半岛的军事分界线，成为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不可逾越的鸿沟。

2.冷战期间南北朝鲜的对峙

停战协定的签署，并不意味着南北双方进入和平状态，只是说明双方战争暂停，严格意义上说，至今朝鲜战争并未结束。由于冷战期间，南北朝鲜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南北朝鲜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决定是否继续战争，所以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南北朝鲜只能处于一种对立的、准和平相处状态。这一阶段，朝鲜进一步巩固了政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朝鲜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各方面的水平远高于韩国;而韩国这时军人独裁政权逐步瓦解，为后来韩国的民主化提供了条件。南北朝鲜对峙期间，双方实际上处于停战但社会发展竞赛阶段。3.冷战后南北朝鲜和平统一和朝鲜的核试验

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集团瓦解，朝鲜可以进行贸易以及获取经济支持的渠道近乎枯竭，这就使朝鲜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甚至进入了“苦难行军”的状态。同时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分别承认韩国，而美国却不承认朝鲜，朝鲜在国际上难以在政治上得到有力盟友的支持，而韩国则处于美、日、韩铁三角中。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开始提出了和平统一朝鲜的建议，而韩国由于民主政府的出现，也出现了统一呼声，南北双方都开始采取一定的缓和措施。但是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朝鲜提出的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的主张，迟迟不承认朝鲜政权的合法性，不承诺保证朝鲜的安全，南北朝鲜的统一一直处于一波三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发展核武器，2006年10月9日上午10点36分左右，朝鲜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这就使朝鲜问题进一步复杂化，2016年1月6日朝鲜的氢弹试验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二、美国对朝鲜的仇视政策及其目的 1.美国对朝鲜的仇视政策

众所周知，美国长期把朝鲜列为 “邪恶轴心”，是“非法政权”，甚至不愿单独同朝打交道，认为美同朝直接对话会抬高朝鲜的国际地位，等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朝鲜政权的合法性。美国长期执行对朝鲜的仇视政策，通过军事压迫、经济封锁制裁、和平诱骗乃至妖魔化宣传等一整套政策来对付朝鲜。政策一：军事压迫

以武力威胁是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最根本的选项，从朝鲜立国以来，美国从未停止对朝鲜的军事干涉、武力威胁乃至核讹诈。

冷战结束后，驻韩美军就开始制订所谓“对朝鲜威慑和战争计划”，强调应该首先对朝鲜进行威慑，如果达不到解除朝鲜武装的目的，那么盟军就应该协同作战，对朝鲜施加压力;小布什当政时，美国国防部曾经发出“不惜(对伊拉克和朝鲜)同时打两场战争”的威胁，建议对朝鲜动用武力可采用“包括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进行的那种高性能轰炸在内”;为达到战争胜利的目的，美军各种侦察机长期侵入朝鲜东部领海上空活动，一个月可达数百次之多，同时美国以游客、调查团等名义派遣各种间谍，刺探朝鲜的军事情报;长期以来美国积极部署各种先进武器如爱国者反导弹系统，“阿帕奇”式攻击直升机，改装的激光制导炸弹，以及轮防作战部队装备的各种新型坦克和作战车辆，甚至调动F-117隐形战斗机。2002年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核态势评估》透露把朝鲜作为首要目标，研制穿透深层隧道和朝鲜军方坚固的炮兵阵地的战术核武器，并把美国的核威慑可以看作是“先发制人”的手段，美军一直坚持将朝鲜与美国武器代差应保持至20—30年。因此对朝鲜进行武力威胁、核讹诈甚至准备战争是美军的长期计划。

为了提高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的作战能力，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常年进行各种演习，例如驻韩美军和韩国军队“秃鹫”联合演习始于1961年，是美韩两国之间最大规模的战场训练演习;而“阿尔索伊”演习始于1994年，原为计算机模拟指挥演习，也是美韩7大联合军事演习之一。另外美日两国还不断加强军事同盟，针对朝鲜开展各种战争的准备。早在1997年9月推出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为日美相互利用，联合干预朝鲜事务大开了绿灯，从此日本海上自卫队同美国海军也长期进行联合演习，积极为战争做准备。由于日美韩“铁三角”在军事上的长期合作和演习，对朝鲜构成了极大的压力;这些演习的时间往往选在春耕或者秋收时节，故意扰乱朝鲜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使朝鲜常年处于“被贼惦记着”“被强盗骚扰着”的状态。应该指出，美国为首的演习是进攻性质的，演习除了妄图显示武力使朝鲜屈服的目的外，还带有测试朝鲜对演习的反应，寻找朝鲜防御软肋，使朝鲜军民疲于奔命或者对“日常演习”习以为常的目的，一旦朝鲜略有示弱，在其他条件成熟条件下，美国就会象寓言中狼和小羊的故事一样，以朝鲜先发起挑衅为借口，将日常演习变成突然袭击，使朝鲜放不胜防。

所以美国的军事压迫不但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而且有“战而灭其国”的现实可能，美国对朝鲜有充分的战与不战的两手准备。正因为如此，战争的阴云笼罩实际上一直笼罩在朝鲜的头上。政策二：外交进攻和欺骗宣传

虽然美国把朝鲜进行军事压迫作为基本手段，但并不单纯依赖武力，美国还娴熟地使用了 “伐交”的策略。例如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曾签署了 “总统密令”，指责朝鲜“正在积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程导弹，作为胁迫美国及盟国的手段”，实际上美国在寻找类似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样的借口;另外美国积极和俄罗斯、中国沟通，妄图在在联合国框架内谴责朝鲜核武器计划;为了取得“道义”上的主导权，美国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甚至政府要员也频频发表讲话，对朝鲜进行妖魔化，这包括朝鲜领导人“生活糜烂”“杀人不眨眼”，朝鲜进行毒品走私、制造假美钞以获取资金等。但是美国妖魔化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证明了这不过是美国为了破坏朝鲜形象的宣传战，许多所谓“证据”如果严肃的追查下去反而得到了“证伪”。更为低劣的是，美国甚至拍摄了一部《刺杀金正恩》的影片，对朝鲜领导人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应该说，美国的外交和欺骗宣传是非常成功的，不少国家和组织都被这种宣传战所蒙蔽，甚至中国的许多人，也把朝鲜看无赖国家，但是这些中国人忘了中国曾经被美国妖魔化得有口难言，这些人在仇视朝鲜的各种媒体的欺骗性宣传的反复轰炸下，丧失了独立思考寻求事实和真相的能力。政策三：经济上封锁、制裁

除了军事、外交宣传等手段外，美国还长期对朝鲜进行经济上封锁和制裁，以此来削弱朝鲜的国力，甚至希望激化朝鲜内部的矛盾，使朝鲜在经济压力下崩溃，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为了强化经济上封锁和制裁的效果，美国甚至违反联合国和相关的国际法。例如2003年6月12日，美国纠集11个国家的高官商讨对朝鲜进行所谓“海陆空立体封锁”，讨论了如何设法拦截、检查朝鲜货船，甚至突击检查货运飞机和各种货船。这种没有充分证据，任意搜查、拦截另外一个国家的货物，实际上是不合法的。政策四：释放和平谈判的烟雾弹进行诱骗

战争往往是在和平的烟雾弹下悄悄准备的，美国为了掩护自己妄图颠覆朝鲜政权以及诱骗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也装模装样地释放“善意”。例如2002年11月17日，朝鲜公开宣布已拥有核武器以后，布什总统在同一天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美国无意侵犯朝鲜，没有攻打朝鲜的计划，如果朝鲜在核问题上采取断然放弃的根本性措施，美国也准备采取相应的重要措施。国务卿鲍威尔也把朝鲜说成是一个主权国家，以此表明美国对朝要求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某种反应，实际上这些说法最后都证明是美国为了诱骗朝鲜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谎言，至今为止美国依然不承认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甚至不愿意与朝鲜单独会谈。又如2003年4月23日上午“三方会谈”时，朝鲜方在会议中一再强调，如果美国放弃敌视朝鲜政策，朝方愿意采取消除美国在核问题上忧虑的行动，但会谈期间，美五角大楼还在制定更换朝鲜政权的备忘录，甚至拟定了侵朝的军事计划;六方会谈时，美国一直要求朝鲜先放弃核计划，然后再进行会谈，这实质上与我国战国时秦国空口许诺十五城换取和氏璧一样，是一种欺骗。美国妄想让朝鲜放弃核计划，而不用承认朝鲜政府的合法性，如果朝鲜拒绝，这样就可以把会谈失败的责任推给朝鲜。由于美国会谈中妄图不付出任何让步，没有放弃敌视朝鲜政策诚意，导致多次会谈的失败。2.美国对朝鲜采取仇视政策目的

从美国对朝鲜的仇视政策可以看出，美国不但坚决不承认朝鲜的合法性，甚至妄图颠覆朝鲜政权。为达到这些目标，美国政府可以说是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制订了一整套十分险恶的策略。那么美国对朝鲜采取仇视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冷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溃散，朝鲜发动统一战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如果说冷战时期，朝鲜还可能在苏联的支持下发动统一朝鲜的战争，冷战后朝鲜失去了大国的直接支持，根本不足以对付美日韩铁三角，加上冷战结束使朝鲜经济多年来一直在苦苦挣扎，难以发动战争，打到美国本土更是天方夜谭，所以美国所谓的朝鲜胁迫美国及盟国只是一个借口;其次，朝鲜土地狭小，并没有美国急需的资源例如石油等，美国妄图颠覆朝鲜政权也没有经济上的利益可图;还有尽管美国不喜欢社会主义制度，可尽管仅仅口头承认朝鲜的合法性就可以换取其在核武器上的让步，但美国迟迟不让步，令人觉得美国非将朝鲜置之死地而后快。实际上，美国并不把是否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制订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例如对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战争完全是有明确的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颠覆朝鲜的目的绝对不是针对朝鲜这块土地，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更高的战略考虑，是其全球霸权战略的需要。简而言之，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美国围堵中国乃至**中国整套战略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军事部署的核心就是对俄罗斯和中国实施包围。在俄罗斯的西部，美国不但让北约东扩，甚至策划在东欧布置导弹防御系统，一方面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减弱甚至消除俄罗斯核反击能力。早在小布什时期，美军已经针对中国开始调整亚太区战略，确定了“两个特殊地区为主要目标”，其一是东北亚，其二是西南亚。在东北亚地区，主要就是配合美国的朝鲜政策，实现在朝鲜半岛长期驻军甚至占领朝鲜，通过加强与韩国、日本、东南亚等一线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以谋求稳固建立对中国的弧形封锁线。美国总统奥巴马团队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在“巧实力”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进一步转移到亚太，2012年美国防长帕内塔提出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空海一体战”所形成的武力威慑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这一地区性大国的。美国承诺对菲律宾、越南等亚太国家提供支持，或明或暗地鼓动这些国家与中国对抗，美军甚至不惜亲自出动飞机舰船，不断在南海挑战中国的底线;另外美国还积极推动对台军售，军售的目的在于使台军在海空军方面对大陆拥有技术优势，以支持台独势力。2015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两艘护卫舰、“标枪”反坦克导弹、两栖突击车、毒刺防空导弹等设备，价值18亿3千万美元。2016年1月1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国民党大败，台独政党民进党获胜，蔡英文当选所谓“总统”。可以说，美国已经在东南亚、台湾、西太平洋岛链的环型基地群链、日本等方向稳步地对中国形成包围。但是要确保这些方向的包围发挥效果，就必须在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有美军的军事存在，以形成完整闭合的弧形包围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绝对不允许南北朝鲜和平统一，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用韩国的模式占领朝鲜，这样就可以在朝鲜部署“萨德”(THAAD)战区反导系统以及各种先进的导弹武器，“萨德”系统侦测范围为2000公里左右，届时中国在东北、华北任何导弹的活动将一览无余，中国其他地区向东发射的导弹也会更早地被美国预警，中国所谓“二次核打击”能力将受到极大限制甚至不复存在，由于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上世纪在艰苦条件下研制的核武器将毫无用武之地;而在朝鲜布置的各种导弹武器，不但覆盖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还直接剑指中国的首都北京，这样中国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士的鲜血将白流了，中国恐怕要面临着选择朝鲜“先军政治”的窘境。所以从霸权出发，美国不会也不可能承认朝鲜政权，更别说让南北朝鲜和平统一了。3.美国对朝鲜政策与对华策略的配合

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仇视朝鲜的政策是对华策略的一部分。但是美国难道真的要和中国开战吗?其实美国的统治阶级绝对没有那么愚蠢到单纯依赖武力的地步。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和国力，所以美国的统治阶级对待中国一方面象对待朝鲜一样用武力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其武力威慑主要用于配合美国针对中国金融战、货币战为代表的经济战争，这种经济战争更隐蔽，更阴险，能在不知不觉中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经济战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主要策略，而武力威慑是美国进行经济战争的主要支撑。美国统治阶级很清楚，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损害美国的霸权。奥巴马在讲演中一再指出，一个地球绝对支撑不了两个美国的存在。由于资源、环境的限制，美式的生活方式是不可复制的，其他国家如果想象美国一样富裕，必然会引起对资源的争夺，美国很清楚地认为这是或迟或早都会发生事情，必须及早做准备。因此美国的朝鲜政策，是武力威慑中国政策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武力威慑结合内部收买可迫使中国国内的机会主义者和腐败分子彻底投降，将堡垒从内部攻破，从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出让给美国，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和生活方式。

三、朝鲜的战略及朝鲜社会的演变预计 1.朝鲜的战略

朝鲜在美国的军事压迫、经济上封锁制裁以及外交进攻和欺骗宣传的仇视政策下，采用了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发展核武器、与韩国谈判等措施。

鉴于美国根本意图是颠覆朝鲜政权，其军事压迫极为强大，朝鲜主动求战与求和都进退两难，即使中俄有所支持，也不可能应付美军的突然袭击，所以朝鲜执行了“先军政治”的政策，并一再宣称美韩的演习就意味着战争，强硬回应美韩，指出自己将在认为美国的“先发制人”行动迫在眉睫的时候，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这就有效地破坏了美国的“威慑”，没有给美军以可乘之隙;为了摆脱被动，朝鲜积极发展核武器，发展核武器将达到下列多重目标：(1)减弱美韩常规军事力量的作用，使美韩的定期演习在较大程度上失去战术意义，为国家的社会发展创造和平环境;(2)提升诱美谈判的资本，逼迫美国在谈判桌上承认朝鲜的合法性;(3)掌握一种制约大国的战略手段，在直接意义上要打破美国的核讹诈;(4)在弱势下恢复朝韩战略平衡，确保北南统一主导权;(5)用作外交筹码，提高谈判地位，反制国际制裁，通过有限让步换取经济、外交、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好处。应该说，朝鲜的核战略是成功的，用朝鲜官方的话说，核爆炸使敌人心胆俱裂，1月9日叫嚣让中国崩溃的特朗普这样说金正恩：“我的意思是，他就像个狂人，是吧?但你却不得不相信他，他敢说敢干。”“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不玩游戏。我们也不能和他玩，因为他真的有那些导弹，他真的有那些核弹。”。所以美国的右派现在朝鲜是又敬又怕;而朝鲜没进行核试验时，美国总统总会以朝鲜发展核武器为由，叫嚣打击朝鲜，朝鲜氢弹试验后，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连朝鲜核问题这样的议题都不敢提，说明当一个国家真有了核弹，美国反而无计可施了。

为了摆脱经济制裁对朝鲜的伤害，朝鲜在金正日时期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的尝试，但为了应付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朝鲜的经济改革缓慢;对于美国的外交进攻和宣传战，朝鲜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积极和韩国接触，由于韩国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这种接触时断时续;在舆论宣传战上，朝鲜主要在自己国内不断昭示领袖治国功绩，巩固权威，以克服失败情绪，增强社会凝聚力，不过尽管朝鲜也采取了邀请美国的篮球明星访朝等与外界接触的措施，但总的来说由于宣传阵地有限，朝鲜在与美国的宣传战中吃尽了大亏，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

2.朝鲜对中国的态度

朝鲜领导人对朝鲜在中国安全上的地位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为，朝鲜用国家安全和朝鲜人民的生命守卫着中国的战略要地，为中国提供战略保障，中国理当无条件给予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并支持朝鲜对美国的立场，朝鲜的独立和安全，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中国片面地寄希望于和谈，对美国步步退让，使朝鲜在战略上处于非常危险的处境，所以朝鲜认为，中国内部有“修正主义”在执行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朝鲜必须发展核武器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对于中国内部的“修正主义者”，朝鲜领导人是鄙视的，认为这些人不仅没有义气，连对自己的先烈都是忘恩负义，这些人和美国的走狗韩国和日本一样，不值得去打交道。对朝鲜人来说，他们的感受与当年中国在苏联压力下发展核武器非常相似。

当然这并不是说，朝鲜对中国是敌视的，毕竟中国和朝鲜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历史上有割不断的联系。例如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2015年7月25日全国老兵大会上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和老兵致以崇高敬意，并于27日向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朝鲜的这些举动是提醒中国当局，朝鲜依然尊重中朝两国鲜血凝成的友谊，希望中国领导能牢记中朝联合抵抗美国侵略者的历史，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给予朝鲜必要的支持。3.朝鲜社会性质及其后续演变预计 朝鲜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领导人的接替方式被人诟病，被认为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落后的封建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朝鲜的历史，研究朝鲜的现状，朝鲜可以称为儒家社会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定义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话，朝鲜的社会主义无疑来源于前苏联，但是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思想上，儒家思想无疑是最重要的来源。朝鲜立党立国之本和指导方针是“主体思想”，该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也是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主体思想一方面与儒家思想中民本主义密切相关，另外还与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精神相一致;而主体思想社会政治的生命体论认为，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赐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主体思想中生命体论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翻版，与孩子尊敬父母相类似，朝鲜的伟人政治和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真挚的情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政治宣传和盲目的迷信。

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所继承的儒家思想并非我们中国现在所认为的儒家文化，而主要源于宋朝儒家顶峰时期的文化。宋朝时士大夫讲求气节，社会地位很高，该时期的儒家要求君主应象父母对待孩子一样慈爱人民，而人民用孝、忠来报答君主的恩情。宋朝人从怀在母亲肚子里开始，到出生和受教育乃至生老病死，都受到国家象父母似的照顾。例如宋朝政府有《胎养助产令》，宋朝各地官办学校不收学费，至多象征性的征一二钱，政府为“孤寒士子”提供免费住宿和吃饭，对“鳏寡孤独无依靠者，残废疾病难以为生者，依临安例，官司养济。”“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遂以为常”。正因为国家和君主如此爱护民众，宋朝人民才忠君爱国，“生是大宋的人，死是大宋的鬼”。南宋殉国群众之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崖山之战中，为了一个年幼的君主，宋朝的上万军民慷慨赴死。所以《重新发现宋朝》一书中说,宋朝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的“巅峰”，恰恰不是其古代性，而是因为其现代性和进步性。遗憾的是，这种现代文明最终毁灭于游牧民族的全球征服运动，导致“崖山之后无中国”，不但一个儒化的国家不复存在，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在中华大地上遗失，继之以游牧民族专制独裁的奴才文化，即使明朝也是昏庸和专制的，所以崇祯只能孤零零地在煤山吊死，清朝统治者更是“宁与洋人不与家奴”，从来没有真正把人民当自己人看，更别说对人民的慈爱了。所以“五四”运动所要打倒的“孔家店”，鲁迅所批判的“吃人文化”，毛泽东所要破的“四旧”实际上所针对的并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而是游牧民族强加于中国的奴才思想和阿Q精神。

现代朝鲜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原始儒家文化，对朝鲜来说，朝鲜领导人继承权力的合法性并不是完全因为血统，而是因为“有德者居天下”，具体来说就是“孝”以及对人民的责任。金正日在金日成死后严格守孝三年，金正恩则继承其父亲的遗志“三年无改父道”。所以朝鲜的儒家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融合的结果，表现出极大的韧性。由于西方媒体的宣传战，人们普遍认为朝鲜是饿殍满地、、民不聊生，而且由于穷兵黩武，整个社会象一个监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目前朝鲜社会真实现状和对朝鲜的后续预测变化如下：

(1)现在朝鲜当下的生活水平如同1980年左右的中国，虽不富裕，但不至于饿殍满地，并且朝鲜已经挺过了上世纪最困难的时期。金正恩上台后，采取措施改善经济，农业生产在2013-2015连续三年的粮食增产;而且短短两三年期间，朝鲜人从土黄、灰、黑色调为主的“劳动装”换成了五颜六色的各种服装。平壤大街上各种汽车多了、农民屋顶上和道路上晾晒的玉米多了，这说明朝鲜绝不会因为经济制裁和经济问题而崩溃，并且经济会有所发展。

(2)朝鲜普通人民认为，是金日成拯救了朝鲜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让朝鲜人完全靠自己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军队、政党和政府，而建国后朝鲜战争、核问题上对美斗争则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另一源泉，反美在朝鲜是“永恒的政治正确”。所以由于核试验金正恩在人民中的威信飙升，甚至超过了由于反美支持率上升的普京，因此金正恩政权正日益稳固。

(3)金正恩上台以后强调发展核武器和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并行的政策。随着氢弹试验的成功，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对朝鲜的压迫被削弱，朝鲜有精力去进一步发展经济。预计朝鲜会进一步调整经济政策，进一步进行改革，采取措施发展经济。

(4)根据情况，朝鲜还会继续发展核力量，以核力量作为筹码，进一步展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目的依然是获得美国对其合法性的认可，甚至希望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另外朝鲜可能会采取措施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力争在平等的基础上统一朝鲜半岛。

(5)朝鲜了解自己对于在中俄两国中的战略地位，认为中俄的援助理所当然，所以朝鲜不会低声下气来祈求中俄两国的援助，而是正大光明地要求。除非真诚地给与朝鲜的帮助，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压迫或者向美投降的机会主义政策都会遭到朝鲜的冷遇。

四、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对策

前面的连篇累牍的分析是为了了解朝鲜问题的实质和相关的症结。应该说中国人民最理解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也有被武力威胁和被大国沙文主义压迫发展核武器的经历，朝鲜半岛的和平符合朝鲜和中国的根本利益。近些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政策的一再失利，表明中国的政策有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

(1)在朝鲜问题上不分敌友。美国手伸到中国的家门口绝非善意，因此保护自己的邻居不受侵害也是保护中国自己。

(2)片面依靠谈判，妄想与虎谋皮。要认清帝国主义主义的本质上意味着战争和**，作为一种弱肉强食的制度，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会允许别人学它骑在别人脖子上。

因此中国在朝政策应上进行较大调整，建议如下：

(1)承认朝鲜核国家的地位。因为承不承认朝鲜是核大国，朝鲜都已经进行了核试验，由于朝鲜信奉“威武不能屈”的信条，大国的施压会导致朝鲜更多的核试验。中国承认朝鲜为核大国，可以获取朝鲜的信任，不要象原苏联对待中国一样，结果造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恶果。

(2)在经济上持续支持朝鲜，并积极开展经济合作，逐步将朝鲜融入中国的经济圈。朝鲜替中国守卫东北角，并为中国提供了打破美国弧形包围圈的通道，用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确保朝鲜对中国的友好，使朝鲜融入中华经济圈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如果吝啬小利可能会导致卧榻之旁他人鼾睡的恶果。

(3)以可能引发核战争和防止误判导致核战争为理由，要求美国停止在朝鲜半岛的演习，为朝鲜半岛的和平创造条件。

(4)要求美国和朝鲜进行直接谈判，支持朝鲜提出的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立场，要求双方在朝鲜半岛上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5)对韩国展开斡旋工作，支持朝鲜和韩国展开直接谈判，为和平统一朝鲜半岛以及美军撤出东北亚创造条件。

中国农村教师热点问题与政策研究 篇5

摘要：当今社会对各行各业的心理发展是给予着极大的关注与重视的，职场中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之下，人们的面对面对的是严峻的心理挑战。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教书育人的崇敬目标，从古至今都被誉为神圣的，因而所面对的职业压力也是相对较高的。在我国，教师体系当中，对处在欠发达的、边远的农村教师的心理隐患问题的帮助显得更为迫切。关键词：农村教师 心理健康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的物质财富在不断地积累、不断地提升，另一方面我们就断地发现人们的各种心理问题暴露在阳光底下。各式各样的校园心理引发的惨剧，如复旦医学院研究生投杀室友、甘肃男老师殴打学生等新闻引起了社会轰动，人们将目光投向校园心理的建设。学生和教师的心理健康建设的机制建立起来，并且在不断改进。这是值得让人欣喜的，毕竟心是整个人的灵魂，身体是整个人的躯壳。只有合而为一，才能使人精神抖擞。

校园里，教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我们常说教师教书育人，有着教书育人的崇敬目标，从古至今都被誉为神圣的，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教师本人是否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呢，他的心理是否健康健全呢？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吉诺特说：“作为一位教师，他要么是在帮人，要么就是害人。”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要接受的教育，这其中中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就是极大的。教师心心理健康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制约着师生关系的和谐,制约着中小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因此，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比他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更具重要性。根据二零零五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启动了“2005 年中国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显示：中国教师都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有些压力甚至无法排解无法宣泄。我们关注着教师这个行业，但我们却经常容易忽视了教师群体里一个极大的分支，即使农村教师。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中小学教师有800 万之众, 农村中小学教师在总体教师数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是我国教师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对农村教师的生活处境进行调查与研究，对他们的身心发展给予帮助，才能更加、更好地去完善我国教师职业中的帮助机制。倘若我们“忽视”农村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则是忽视中国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 农村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是我国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的重要内容。

难么中国农村教师的心理状况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据北京“芙蓉EQ 教育与应用研究中心”所主持的一项针对农村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的结果显示：18％的教师有抑郁症，13％的教师有焦虑症，2％的教师症状严重。由此可见，中国农村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不乐观，是存在着巨大问题的一个部分。

那么农村教师的心理问题都来自什么原因呢？

（一）经济压力是主要外在压力

首先中国教育报根据调查，刊登了以下一个严峻的状况：95%的农村教师月平均工资在3000元以下，近75%的在2500元以下，近一半的在2001—2500元之间，甚至还有27.7%的教师月均工资在2000元及以下。极其低的收入，面对现在快速逐步提高的物价，显然是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来用的。调查显示72.6%的农村教师表示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3.3%的教师离异独自赡养老人抚养孩子。农村教师作为家庭的一员，极大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区区一两千的工资，他们却要负担着非常重的经济重任。农村教师要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负责，要年迈的赡养父母，还有人际之交往和日常开销都在这每日60-70元之间。

其次，成农村教师心理压力大还体现在教师行业有些明显的工资分布不均，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巨大的。根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摘要）》这份报告对2007 年全国7 个省、自治区的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基本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发现：农村教师的工资不到城市的70％。因此，农村教师面对巨大的工资差距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也会想要调离农村，因此在教学的时候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厌恶。

最后农村教师的付出与工资是严重的不对等的，因而会产生心理的落差。目前，我国农村教师减员、转岗现象严重，造成在职教师的工作时间长、任务重、难度大、要求高，作为一个农村教师，他们的工作强度、量度是极高的。农村教师似乎是全能的。他们基本什么都包，不仅教自己任课的，其他岗位缺人的，他们也要为学生讲授这一方面的知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偏多，家长都外出打工。小小的孩子，作为教师，会情不自禁的什么都包揽，小到穿衣吃饭，大到健康安全。宛如高级保姆，心理压力也会极大上升。

（二）身体问题引发的内在恐慌

一位校长反映了这样的现实：学校现有教职工45人，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有29人，这些同志中长期生病的4人，隔三差五因病请假的在10人左右，其他教师中也有很多都得过咽喉病、颈椎病等职业病，致使学校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病，作为教师也不例外。

然而，因为不同教师所处的区域不同，面对职业病的时候有着不一样的处境。在城市里，作为一名城市老师，学校是有钱有能力组织教师队伍进行例行的体检，而且就算学校不组织，城市教师也能找到正规的大型医院进行身体检查。但是，农村教师的处境显得极为恶劣。农村学校公用经费有限，除支付水、电等保障正常运转的费用外，学校还要支付教师们的“三险一金”，学校已无财力组织教师定期体检，及早发现身体病患，并及时给予干预和治疗。再者，农村内部大型的医院也是极为缺乏的。

身体的健康的不稳定因素必然会引起教师内心的煎熬。

（三）农村教师工作压力过大

在农村地区，上一辈的长辈对下一辈孩子能够走出农村，迈向更加城市生活有着极大的渴望。他们希望孩子能够不再当一名在田地间工作的农民，希望他们有着知识涵养从而改变上一辈穷苦的命运。于是，他们将这一殷切希望都寄托在教师身上。但与此同时，在农村地区，家长的教育意识是十分的薄弱的，他们不懂教育孩子，可能大部分农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仍停留在打骂上或者更甚者认为孩子的教育由老师管的，他们把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也抛给教师。除了这两点，还有一个农村教育特有的现象——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加重了教师的压力。留守子女缺乏家庭的关爱和约束，更容易出现各类问题，这些学生出现违纪违规现象根本得不到家长的配合管教。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孩子的全部责任几乎都落在了教师的身上。

（四）农村不完善的考核制度

教师考核是激励教师努力工作，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目前农村中小学对教师的考核存在考核内容不全面、考核方法不规范、考核主体单

一、考核结果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这样作为教师，即使辛勤努力地工作，却没有能在相关的考核上有所体现，打压了自信心和上进心，心里的苦闷也是一筹莫展的。

（五）缺乏精神娱乐活动，内心压力无法排解。

农村一直以来的都有一个长期且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交通的不便，从而地方闭塞。

根据中国教育报调查显示： 54.1%的农村教师在业余时间是做家务、带孩子；43.9%的教师是备课改作业，43%的教师是休息娱乐，34%的教师是自学进修。可以看出，大部分农村教师的业余生活相对单一，要么就是帮助家人做家务，要么就是上班工作的延续，比如备课改作业等。即使是休息娱乐，也仅仅是看看电视、聊聊天，娱乐方式相对单调。农村学校所在地区常常没有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等设施，无法为农村教师提供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方式。看书、上网、进行身体锻炼之类的活动很少。

生活的单一化，农村教师的眼界就小了，看到的世界也越来越狭隘，更且没有娱乐活动使自己排解内心的苦闷与忧愁，内心的压力也是越积越深的。

解决我国农村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的相关对策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已经国务院同意，现正在有限贯彻落实当中。针对农村教师心理问题，我认为以下几点应该结合实际更加严格执行。1．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建立统筹规划、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为乡村学校持续输送大批优秀高校毕业生。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实施规模，重点支持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贫困地区补充乡村教师，适时提高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和师范院校根据当地乡村教育实际需求加强本土化培养，采取多种方式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高校毕业生取得教师资格并到乡村学校任教一定期限，按有关规定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城镇退休的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讲学，中央财政比照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给予适当支持。

教师能够及时得到补充就能减少在职老师的工作压力以及负担，并且教师队伍的新生力量能够使一潭死水的教育现状一个活力。

2．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各地要研究完善乡村教师职称（职务）评聘条件和程序办法，实现县域内城乡学校教师岗位结构比例总体平衡，切实向乡村教师倾斜。乡村教师评聘职称（职务）时不作外语成绩（外语教师除外）、发表论文的刚性要求，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注重师德素养，注重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注重教育教学方法，注重教育教学一线实践经历。城市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教师职称（职务），应有在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

奖励机制的公开、透明有效的实施能够给在职老师一个努力向上的目标。3.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的补助标准，中央财政继续给予综合奖补。各地要依法依规落实乡村教师工资待遇政策，依法为教师缴纳住房公积金和各项社会保险费。在现行制度架构内，做好乡村教师重大疾病救助工作。加快实施边远艰苦地区乡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各地要按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住房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统筹予以解决。

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 篇6

拉美所课题组

一、拉美地区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国企业应把握机遇

2005年，拉美地区的GDP总额23000亿美元左右，人口为5.35亿左右，人均GDP约4300美元，形成了18000亿美元的消费市场和5000亿美元的进口市场。2006年~2010年将是拉美地区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年经济增长率将为3%~4%。新一轮经济增长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三大机遇。

第一，贸易机遇。中拉贸易已连续几年保持25%以上的增长速度。2005年，中拉贸易额预计为480亿美元，2006年可达到600多亿美元。

第二，投资机遇。2006年~2010年将是拉美地区自1960年以来的第三个投资增长周期，设备更新和厂房改造将是新增投资的一个重点。墨西哥的客户工业和南部美洲（特别是巴西、阿根廷）的工业企业，其大部分机械设备需更新换代。

第三，市场机遇。2004年~2005年，被长期压抑的消费开始释放出来，整个地区的内部消费趋于旺盛，需大量进口中间产品、零配件和普通消费品。

二、中国企业进入拉美市场面临的主要障碍

第一，普遍性障碍，即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进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障碍，如经济实力较弱，竞争能力较小，在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拉美地区，显得力不从心；品牌知名度不高，市场开拓难度较大；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生产的商品存有一定程度的偏见，认为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就是便宜货，优质优价的中国产品，较难被拉美地区的消费者广泛接受；中国企业之间、华人华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无序竞争甚至是恶性竞争，等等。

第二，知识障碍，即缺乏对拉美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同对欧、美、日等的认识相比，中国企业对拉美的了解远远不足，特别是对拉美地区的产业环境、市场环境、法律政策、工会及劳工政策、投资政策、企业文化、消费文化等缺乏系统的认识和了解。

第三，贸易障碍，即中国企业向拉美地区出口面临的天然性障碍和制度性障碍。距离较远是天然性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贸易的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反倾销和“特保”措施是制度性障碍。巴西、墨西哥、阿根廷3国是对中国商品滥用反倾销和“特保”措施的代表，其行为在拉美地区（甚至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良影响，阻碍着中国企业向拉美地区的正常出口。一些受害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华人华侨被迫采取非正常手段进行出口，致使局面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第四，投资障碍，即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表现为投资环境复杂。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且起伏不定,美、欧、日的资本已在拉美地区居主导地位。在南美洲，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在金融、贸易服务、通讯、矿产和能源等领域居主导甚至垄断地位；在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美、欧、日、韩等的跨国公司在出口加工工业（特别是汽车、电子、纺织和服装等行业）、金融、贸易服务等领域居主导甚至垄断地位，银行和保险业对中国企业开拓拉美市场的支持力度还不充分。政治风险主要表现在两大领域。一是代表弱势产业的政客和媒体，鼓噪“中国威胁论”，极力主张限制中国商品和资本进入。二是在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其政治敏感性更高，较容易受东道主国内部政治、双边关系、国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如中国与拉美国家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合作引起了美、日的高度警惕和干扰。

第五，经营障碍，即经营风险很大。据了解，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项目，大部分经营不善，亏损严重，惊呼受骗。主要的经营风险有三个。一是市场营销风险，拉美地区有分期付款的消费传统，中国企业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因此，在分销环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货款流失。二是劳工风险，企业文化和用工制度与我国差异较大，许多企业因劳工问题陷入困境甚至倒闭。三是法律风险，不知不觉中就违反了当地法律，给日常经营带来很多困难和麻烦。

三、政策思路

第一，中国与主要拉美国家之间进行双边或多边局部自由贸易安排，确立明确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减少或局部消除制度性贸易障碍。中国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从内容来看，是一项双边局部自由贸易安排，它开启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局部自由贸易之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暂时受阻，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局部自由贸易安排提供了较好的机遇。中拉之间的互补性较强，即使是墨西哥、巴西等与中国具有一定程度竞争的国家，也有许多互补性很强的合作领域。因此，在认真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本着优势互补、求同存异、制度创新的原则，中国与其它拉美国家签订自贸协定是完全可行的。继智利之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其他拉美大国均可作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国。相比较而言，与墨西哥进行自贸谈判、签订自贸协定的战略意义较为突出。近来，墨西哥学者开始关注中墨两国的自由贸易问题，并提出愿与中国学者共同研究这一问题。

第二，积极参与美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为企业进入拉美地区打造良好平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企业要成功地进入拉美地区，政府首先要有所作为。研究表明，美洲地区的一体化（其最终结果极可能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机遇。在推进美洲地区一体化进程方面，中国与美国、墨西哥、巴西等国家较少利益冲突，经过协商和协调，可达成共同的目标。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已对外开放并鼓励外资进入，但由于风险较高，所以欧美资本尚未大规模介入。我国可以劳务换资源、以劳务换市场的特殊安排，来规避和降低风险，即：我国输出资金、部分设备和劳务，在南部美洲地区换回战略性自然资源，在巴拿马运河以北的拉丁美洲地区，换取中墨自由贸易安排和与中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进而获取相应的市场。第三，鼓励和支持企业“集团军”式地进入拉美地区，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政府要发挥好组织功能、引导功能和服务功能。组织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按照市场机制组建企业团队；引导企业的局部利益与国家的战略利益相结合；在信息、融资和投资保护等方面，提供及时、优质的服务。跨国公司在拉美地区的投资战略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资源寻求型投资战略，其主要投资地是安第斯集团、阿根廷、智利等，主要投资领域是石油、天然气和矿产部门等。第二类是市场寻求型投资战略，主要投资地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地区大国，主要投资领域有金融、通讯、能源等部门。第三类是效率寻求型投资战略，主要投资地是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主要投资部门有汽车、电子、服装等。不同类型的投资战略，其特点和要求有所不同。企业要认真研究，慎重决策，充分准备。

中国企业要想打开拉美市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月11日开始的“拉美之行”，将国人对拉美地区的注意力由前一阶段的“拉美化”转移到“拉美机遇”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对此表示，拉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市场庞大，但打开拉美市场并非易事。

江时学介绍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产生巨大的需求，而拉美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除了森林资源以外，该地区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有些矿物的储藏量甚至居世界前列。

“可以这样说，在能源领域里，中国所缺少的一切资源，拉美都具备。从大豆到羊毛，从木材到石油。”

江时学介绍，最近几年，中国和拉美一些国家开始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譬如中石化在委内瑞拉投资已有一段时间。

江时学认为，拉美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这种“原料基地”和初级产品“供应者”的地位不容低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大量资源，完全可以从拉美进口。

江时学同时表示，中国企业可以在拉美找到商机。

“拉美有5亿多人口和将近2万亿的经济总量，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国企业绝不应忽视。”江时学说。

具体来说，江时学介绍，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机电产品在拉美国家十分受欢迎，拉美很多国家每年都要从中国大量进口这样的产品。

尽管市场庞大，但打开拉美市场并非易事。江时学称双方在文化方面的差异或多或少地制约了中国企业向拉美市场的发展。

除此之外，江时学说，交通运输不便也为中国企业带来很大的不便。中国与拉美远隔重洋，迄今为止，中国与拉美尚未开辟空中直通航线。虽然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有海上航线，但是中国的商品要穿过太平洋海运到拉美，至少需要45天的时间，而这还必须是在拉美国家的码头工人没有罢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南美市场开发的难点 1 2 3 4

不少外贸同行抱怨说，公司分给我南美市场，可开发一，二年感觉业务总是停滞不前，也找不到有效方法。我总结了几点，1、语言关，南美好多企业网站倒是有，但主体语言，除巴西官方语是葡萄牙语外，其余几国主要是西班牙语，用英语的公司并不多。这给业务交流带来一个大难题，如果无法沟通何谈业务。说到学习这门语言，我想很少有业务员会这样做，本身你也不知道你的业务市场在那儿能有多大量，而且公司的业务调整的话，语言又是白学了。等你学得差不多时（要很长时间），公司看无进展，“小周，你来负责非洲市场吧”，2、信息关

南美的海关，税务等信息虽间歇性可以从网络上查到，但并不如北美国家的信息资源丰富，要懂条条框框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清关手续，报关手续有着他独特的规定与程序，很让人抓头

3、付款关

这些国家的付款方式比较让人担心，L/C客户不做，T/T吧，他给你说国家有外汇管制，唉，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4、骗子关

这些国家有为数不少的骗子，让你防不胜防，一次失误可能就会让你丢掉工作。让人心里没底

爱上她，她有天生丽质；靠近她，更有黄金遍地

为什么是南美洲？

在“中国制造”不断地遭遇欧美市场的“反倾销”、“反垄断”、配额限制等种种阻击的今天，力图打破贸易壁垒寻找企业发展出路的中国企业下一个着陆点将在何处？

除了南美洲，还能是哪里？！

放眼世界，欧美市场一直是各路商家极力开拓的市场，但是，当地完善的经济和工业体系以及严密的贸易壁垒，让中国企业的准入成本及投资风险都变得十分巨大。南美洲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最后处女地。同时，拉美经济近几年发展的强劲势头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家及经济学家们的高度关注。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报告显示，2004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经济增长5.8%。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进出口需求猛增，而在整个南美洲除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工业结构相对健全以外，其他国家的工业结构还处在未完全发育状态，大量市场空白亟待填补，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创造了理想的市场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如大豆、钢铁、铜、棉花、木材、鱼粉等物资。而拉美地区则正是一个库存丰富的“大货仓”。正如经济学家赵晓所言，“在复杂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南美洲是中国走出去极重要的方向，因为中国经济和南美洲的经济互补性最强。”

为什么是智利？

智利被经济学家称为“拉美最稳固最开放的经济体”。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报告，智利经济自由度全球排名第11位，远远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为拉美国家之首。在国际贸易上，智利也是全球最低关税的国家之一。智利是影响南美的3亿消费者的贸易平台和投资平台。智利的法制健全，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稳定，政策和管理透明。智利的北部经济特区伊基克是南美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今年开始可接纳巴拿马级的巨型货轮，那里是辐射中南美的枢纽，是南美最大的物流基地。

中智两国高层领导高度重视两国的经贸合作。2005年1月中国和智利进行商洽双边贸易协议，智利成为中国在拉美启动的第一个双边贸易谈判国家。为促进两国间的贸易进展，智利国家政府及伊基克市政府特批于2005年11月举办“首届南美洲中国商品博览会”。为此拨出150万美元的专款，对周边的10个国家和100座城市进行中国商品博览会的市场推广，计划组织和吸引3万专业采购客商和30万观众来参加博览会。

为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参展，智利方面专门制定了特别的优惠政策，如：本次参展企业的商品全部享受免税待遇；展会结束后，中国企业可以得到更加优惠的准入条件，直接在伊基克贸易区ZOFRI设立公司，参展商品可直接转化成运营资本，在当地进行注册，等等。

更重要的是，智利是目前世界上参加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最多的国家之一，它已与41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那些在智利投资设厂的国外企业，其商品最终价格的35%在智利国内完成，即被视为“智利制造”，享受智利商品的同等待遇，可以零关税或低关税进入国际市场，回避贸易壁垒。对于意欲拓展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如此良机，不可多得！！

到伊基克去，你会爱上她

伊基克市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其独特的沙漠与海洋结合的完美的气候条件和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得她如一位丽质天生的佳人，让人一见倾情。伊基克近400年没有下过雨，海洋的湿润造就了这里温馨的环境，夏季温度18-27度，冬季最冷的气温也达到13-18度。一年四季，这里充裕的阳光、细腻的沙滩、舒适的宾馆以及豪华的赌场，吸引着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极限运动集合地，每年有大量的极限运动爱好者在这里滑翔、潜水、冲浪和沙漠飚车。

到伊基克去，去体会她浪漫的拉美风情，去享受她带给你的成功喜悦。拉美

D2：古巴ＢＧ 海地Ａ 厄瓜多尔 尼加拉瓜

D1：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Ｆ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Ｂ 危地马拉

圭亚那 洪都拉斯 牙买加 巴拉圭Ｄ 圣卢西亚 苏里南 委内瑞拉Ｂ C2：伯利兹Ａ 玻利维亚 巴西 哥伦比亚 萨尔瓦多 秘鲁

C1：巴巴多斯 哥斯达黎加 墨西哥 巴拿马 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乌拉圭

B2：巴哈马群岛 智利

B1：波多黎各

大洋州

D2：基里巴斯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 瑙鲁 帕劳 汤加 瓦努阿图 D1：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 B1：新西兰 A2：澳大利

北美洲

A2：加拿大 美国

备注：

1.Ａ------CILC(confirmed 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 只承保可接受的买家所在国银行开具的保兑信用证方式结算的出口

B-------ILC(irrevocable letter of credit),承保IL/C以上方式结算的出口，包括IL/C,CIL/C C-------DP(document against payment),承保DP以上方式结算的出口，包括IL/C,CIL/C,DP D-------12mo，因拖欠索赔，等待期延长至１２个月

E-------SC(special conditions),特别承保条件。对于与被保险人进行首次交易的新买家，商业风险赔付比例为50%。F-------OFFC，暂停承保 G-------CBC 个案处理 2.E类国家为不予承保的国家

台湾问题及中国对台政策 篇7

1.1 奢侈税的概念

奢侈税, 属于消费税的一种, 是针对少数人享有的具有超前、过度的奢侈性消费行为进行课征的一种税, 其目的是为了让税制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抑制特种货物在短期内转手交易的行为, 以及抑制过度消费。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深, 人们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之余, 或追求消费的品质, 或追求消费品本身的稀有程度与新颖程度, 对奢侈品的需求也不断地增长。鉴于此, 许多国家对于消费税中关于奢侈品的规定逐渐重视与完善起来, 有的国家甚至将奢侈税从消费税中单独独立出来, 以便制定更为详细的税目和明确的规定。在中国, 虽然目前没有奢侈税这一单独税种, 但是, 在现行的消费税条例中规定的部分税目, 其实质就是奢侈税的概念。

1.2 奢侈税的作用

从奢侈税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奢侈税的作用, 它具有着与一般消费税相类似的作用, 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 作为政府行使其职能的物质补偿;优化税制结构, 完善流转税课税体系, 调控经济运行的职能;调节收入分配, 削弱和缓解贫富差距, 维护社会公平。同时, 由于奢侈品不具有生活必需品那么强的需求刚性, 价格的变动会导致奢侈品需求产生较大的变动, 也就是说奢侈税的调整对奢侈品的消费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 相对于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与调节经济结构的主要手段, 奢侈税更侧重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 维持社会公平。

2 对于奢侈品税率调整的争论:上调还是下降

2.1 奢侈品税率上调:调节收入差距, 维持社会公平

从奢侈税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财政收入, 奢侈税更加侧重于对社会公平的保证, 通过对奢侈品的消费征税, 使得多消费的多纳税, 少消费的少纳税, 所征收的税款又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公共福利的发放, 从而使收入高的群体多纳税而收入低的群体能够得到税收的补助而维护社会的公平。从这个角度来说, 似乎维持奢侈品的税率甚至适当的提高税率对于促进社会公平都是有很大的作用, 也符合了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国情。

2.2 奢侈品税率下调:刺激消费, 扩大内需, 带动经济复苏发展

当前,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还没有从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 特别是对于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较大比例的中国来说, 日益沉闷的国际贸易环境;人民币不断升值;各国政府信用下降以及国债的激增, 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冲击。面对这种困难局面, 迫使我们要实现生产力增长途径的多样化, 即由原来的依靠投资和出口逐渐向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三架马车的共同作用来带动生产力的发展, 消费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在这个前提下, 对于需求弹性较大的奢侈品来说, 设置较高的税率与企图把消费来作为生产力发展新动力显然是矛盾的。因此, 为了优先保证消费的数量, 促进生产力的增长, 应该降低对奢侈品的征税以刺激购买力。

3 中国奢侈品税率的调整及原因

3.1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现状

在中国, 随着富人群体的快速涌现, 人们越来越多的将注意力转向了奢侈品的消费领域, 中国正逐渐成为奢侈品市场的生力军。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数据显示, 截至2008年10月, 中国奢侈品消费比2007年消费总额递增7%~8%, 达到86亿元。由于经济危机影响, 美国和日本的奢侈品消费下降了35%,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的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在短短的几年中, 就在中国大地上快速的成长与传播, 对与奢侈品的需求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中的均衡量, 成为中国奢侈品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

3.2 中国奢侈品税率的调整

目前, 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无论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还是社会福利水平上都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奢侈品税率调整的问题上, 应该从刺激消费, 促进生产力的角度出发, 降低或保持现行消费税中的奢侈品税率。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3.2.1 奢侈税的增加会导致失业问题, 影响社会公平

奢侈税的征收和奢侈品税率的调高并不能与社会公平画上直接的因果关系。一方面, 设置过高的奢侈品税率, 会导致奢侈品需求下降, 进而影响奢侈品的生产, 奢侈品的生产下降导致奢侈品生产行业的工作岗位相应减少, 从业人员将会面临失业。相对于低收入人群, 失业之后的生活负担加重, 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更不利于社会公平的维系。另一方面, 奢侈税增收可能只会带来低水平的公平。虽然奢侈税的征收可以使一部分富人的收入流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社会福利的发放以便于维持社会的公平, 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发展的节奏放慢, 贫富差距的缩小仅仅局限于低水平的生活条件上。从表面上看, 也许相对的贫富差距是缩小了, 但是从社会福利的绝对增量上来看, 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许并不比以往要来的更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企图依靠上调奢侈税税率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公平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3.2.2 我国对奢侈税的财政效应需求不高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 在奢侈税的公平效应不甚明显的前提下, 决定是否上调奢侈税率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政收入效应, 即提高奢侈税率能否为政府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从这个方面来说, 相较于其他的国家, 中国政府对奢侈税的需求似乎更为宽松一些。无论是中国国内的高储蓄水平, 还是政府持有大量的国内债务, 抑或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体制, 我们的政府虽然有着负债, 但是相比欧美各国却也轻松不少, 因此, 对于征收奢侈税所得的收入需求也没有那么的紧迫。

3.2.3 下调奢侈税, 可以增加进口, 减少贸易顺差

海外奢侈品进入国内的关税, 很大一部分是奢侈品税。奢侈品税率过高, 会导致关税过高, 进口的奢侈品价格会远高于海外价格, 使奢侈品的消费大多发生在国外。据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 手表、箱包、服装、酒、电子等五类产品的20种品牌的消费品, 内地的价格要比香港高44%, 比美国高51%, 比法国高72%。降低奢侈品税率, 减少关税, 便能降低价格, 增加奢侈品的进口, 实现消费者在国内购买进口奢侈品。这对于出口总额逐年增长, 对外依存度日益加大的中国, 可以减少部分贸易顺差, 降低对外贸易的风险和增强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

3.2.5 奢侈税下调对我国的奢侈品行业及相关行业是一个机遇

奢侈品行业是一个影响极为深广的行业, 与很多行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在现今海外购买奢侈品的浪潮中, 得到好处和发展的绝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生产商, 一系列与奢侈品消费活动有关的行业, 诸如旅游、住宿、餐饮、运输等行业也的确得到了不错的发展机遇。伴随着奢侈品税率的下调, 国内奢侈品价格下降, 国人对于海外奢侈品消费的热度必然会下降而将部分转移与国内市场, 国内奢侈品市场会逐渐繁荣。而随着国内奢侈品市场的发展, 国内的餐饮, 娱乐, 住宿等伴生的服务业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3.2.6 欧美国家奢侈品征税的经验借鉴

美国在综合预算调节法案之前, 出于战争军备支出的财政需求, 曾多次课征奢侈税。而大规模的课征奢侈税, 是在1990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案颁布之后, 就消费者购买及使用奢侈品的行为而额外征收的税金。不过美国在奢侈税实施不久之后, 便发现课税虽然使奢侈品的消费意愿降低, 但是受课征奢侈税的商品的生产需求亦随之下降, 连带使原本从事生产的就业人口下降, 最终课征奢侈税的结果, 却是部分劳工失去了工作。因此, 1993年美国国会随机修正了综合预算调节法案, 废除船舶, 航空器, 珠宝, 皮草10%的奢侈税, 对汽车奢侈税的缴税门槛提高到32000美元, 且每年按通货膨胀做出调整, 税率也从1996年的10%逐渐下调, 2002年为3%, 2003年后停止对汽车奢侈税的课征。[1]此外, 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区, 其成员国似乎也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注重奢侈税的作用。但是目前欧盟的成员国之中, 仅有匈牙利实施过奢侈税, 且在降低其税率之后还是取消了。法国则是有立法提案的规划, 但尚未付诸实行。

从欧美等国的经验来看, 他们对于特定的课税对象征收奢侈税的目的, 在于抑制奢侈品的消费和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就其结果而言, 初衷不仅无法达成, 反而可能会对从事该奢侈品生产的就业人口造成负面的影响, 最终受害的反而为中低层收入的人民。

4 对国内奢侈税税率调整配套措施的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 就奢侈品的税率调整而言, 保持甚至于下调奢侈品的税率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 对于奢侈税下降能够带动奢侈品消费的论断是建立在中国的奢侈品品牌和国外差距不大等各种假设条件之上的。因此, 除去奢侈税下调之后, 如何对其他的因素进行调节和改善, 使奢侈税税率的下调对于改善国内奢侈品消费和生产状况产生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一, 至关重要的一点, 是打造我国自身的奢侈品品牌。众所周知, 奢侈税的征收是奢侈品价格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 多个方面的因素都对高昂的奢侈品价格产生了影响。如国内进口的外国奢侈品, 需要交纳一部分高额的代理费用以取得外国奢侈品在国内的销售权。还有国际运费, 仓库保管费等费用, 加之奢侈品店面往往位于中心商务区, 店面的租金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国内的代理商一旦获得了代理权, 其奢侈品的销售可谓是一家独大,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其必然会提高奢侈品的价格以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国内奢侈品价格居高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当某一种或是几种能得到世界上广泛承认的奢侈品发源地和原产地为中国的话, 那对于我国的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对于消费者而言, 可以以相对低的价格获得奢侈品以满足自己的效用, 而作为原产地的中国也能在带动生产、增加就业等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

第二, 出台有关国内奢侈品税收优惠政策。一是降低国内奢侈品消费税的税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减半征收。二是对生产奢侈品国内企业的增值税、所得税出台相应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加大国内奢侈品出口退税的力度, 提高国内奢侈品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5 结语

对于中国奢侈税税率的调整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但是就我而言, 在当前投资萎缩、出口下降的经济环境下, 消费成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救命稻草, 因此, 要适当下调奢侈品的税率, 刺激消费增长, 更好地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同时, 应辅以一系列的政策, 为国内的品牌发展提供支持,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摘要：根据凯恩斯消费理论, 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呈现出同方向的递减式的增长。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 消费数量和水平都在不断地增长, 除去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之外, 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于奢侈品的消费增长迅速, 且增长速度远超生活必需品的增长速度。在奢侈品的消费逐渐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时候, 对奢侈品的征税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在阐述了奢侈税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作用的基础上, 分析中国的奢侈品税率的调整与对策。

关键词：奢侈税,收入差距,奢侈品税率

参考文献

[1]严惠欣.从WTO至他国经验对我国奢侈税政策的省思.

[2]任婷, 袁原, 贺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及思考.

[3]国家统计总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8)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4]luxury tax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Economy Watch.

中国民生问题的公共政策视角 篇8

我们该市场的太计划,而该计划的又太市场了。

民生,应跳出就事论事

今年两会的聚焦现象,就是民生问题。

民生,即人民的生活,主要不外“食、衣、住、行、育、乐、医、安”八个重点。一般讨论民生问题多采微观方式,例如:就房屋谈房屋,就医疗谈医疗,就教育谈教育。这是必要的,但除微观之外,也可以而且必要从公共政策原理的一般角度,来透视这些个别民生所以形成的脉络、因果与症结,找出针对性的因应之道。这是宏观方式的分析,也是我要采取的角度。

任何政府要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不外两个“手”段,一双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经济,一双是“看得见的手”即政府职能。1978年以前的新中国,食衣住行育乐医安,全由政府包办打点,既是公有制,又是计划经济,难言效率,生产力很低。1979年之后决定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并允许私有制逐步发展。请留意,只要一个国家决定走市场经济时,民生问题中的头两个:食与衣,就能很快获得解决。但食与衣之外的另六个民生问题,就不是单靠市场经济能基本解决的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得靠政府职能的介入。因为它们不是“私有财(产品)”,是“准公共财(产品)”。

从经济角度看,财货有三种:1.私有产品,如:食物与衣物。只要走市场经济,政府创造就业机会,那么绝大多数百姓能自行解决。2.公共产品,是那些几乎全都要靠政府提供才能获得的东西,如:国防、公安。3.“准”公共产品,即介乎于私有产品及公共产品之间,不能全靠百姓自己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要有政府职能的介入。但为了顾及“效率”,政府职能介入的程度与方式又要恰如其分,不能过多又不能过少。多少之间,往往又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市场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以中国为例,1979年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之后,民生问题余六项,虽有改善,但不如食、衣那么明显,也不令人满意。因此,1998年前后,政府针对其中最突出的三项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即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似乎问题仍然不少,三座大山还在。

问题该怎么诊断?不妨就从宏观的角度分析:

1.关于住房改革,问题出在“太多地交给了市场”。住房问题不比食与衣,通常不太能由两个人在短时间内解决,这在一个发展中经济尤其如此。香港、新加坡都在上世纪下半叶发展的较早阶段中,由政府介入,大量兴建组屋、公屋、居屋,在房屋问题上成功地发挥了政府职能(顺便一提,新加坡百姓住进组屋者占所有居民的85%,香港约50%住进公屋与居屋)。

2.关于医疗改革,正好相反。目前的问题出在“太少地交给了市场”。当然医疗问题远比房屋问题复杂,涉及医药分业制度及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但作为第一步,单就百姓最常接触的医院而言,开放民营投资者加入竞争,对提高医疗服务品质应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基础医疗及偏远地区医疗方面,政府角色还是很吃重的。

3.关于教育改革,与医疗类似,目前的问题也出在“太少地交给了市场”。更大程度地开放民营投资,不但有利于提高教育生产力(哈佛、MIT、牛津、剑桥均为私校),扩增职业教育规模,也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使政府能有余力投注在基础教育、偏远地区教育等这些高度依赖政府职能的领域。

要之,民生问题虽然复杂,但经由宏观面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析,还是不难循着脉络探索出有效思路与对策的。管理

(本文作者系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