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创作（精选8篇）
莫言创作 篇1
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福克纳大叔 你好吗？》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正是受到福克纳的启示，莫言将“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莫言表示：“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于是从1985年《白狗秋千架》开始，莫言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大旗，如同一个草莽英雄现世，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正如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西方现代主义
在莫言的小说中，可以很容易发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觉印象、幻觉梦境、时空颠倒等；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预言、神秘、魔幻；也有荒诞派戏剧的夸张、变形、荒诞；还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在西方作家中，莫言最推崇两位，即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小说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的场景切换和时空颠倒，具有明显的空间形式小说的特征，与福克纳的风格遥相呼应。而他引用神话传说以及动物角度叙事则明显带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意识流是莫言作品的重要表现手法，这在莫言早期的作品里就已经明显体现出来，比如他发表于1985年的《枯河》，小说运用了意识流的蒙太奇手法将过去与现实交融在一起，并且以儿童“小虎”的感觉描写代替叙事，令故事诗意化和梦境化。还有《爆炸》里的意象比喻，《球状闪电》里的慢镜头描写，《欢乐》里的自由联想等等，都是莫言意识流艺术的体现，莫言在运用意识流手法的过程中，兑现了自己对于仿梦小说的追求，形成了他独特的幻觉现实主义。
莫言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是广泛的，不只局限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天堂蒜薹之歌》中对于农民被收各种花样的赋税的夸张描写就具有黑色幽默的风格；《幽默与趣味》写人进城市后变成猴子，则有着卡夫卡《变形记》的荒诞。但莫言并非单纯的借鉴，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极具探索精神，《十三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他发表于1993年的《酒国》更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创新实验性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
中国传统说书艺术
莫言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同时，很快意识到要逃离那些像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派大师那样的“灼热的高炉”，逃离的结果便是回到他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他努力从齐鲁文化、蒲松龄《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元杂剧，从民间故事、民间艺术（包括高密扑灰年画、高密泥塑、高密剪纸和茂腔等）等传统和民间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尤其是《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极大，莫言曾评价《聊斋志异》是一部“化腐朽为神奇”的著作，2012年莫言在瑞典发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时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生死疲劳》是最能体现《聊斋志异》对莫言影响的一部小说。
莫言从自己家乡东夷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的鸟仙、狐仙、鬼神等等各种各样民间艺术、传说和古代偏于神鬼演义方面的文学文本如《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和《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等形象中获得灵感，又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获得鲜活的养料，在局部或部分模拟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使自己的创作插上了自由想象的翅膀，进而在心理上、逻辑上达到了高度的真实性和高超的艺术创造性的近乎完美的结合，从而在继承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现代派大师的基础上，又扎根于本土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大地，实现了文学从“现代主义在中国”到“现代主义中国化”的飞跃。
暴力美学
莫言作品具有强悍的暴力主义，发表于1986年的《红高粱》是一个初级文本，仿佛是一种原始的语典，收录了通奸（野合）、纵酒、砍头、剥皮等等基本暴力语汇。它们是一种证词，以验证“民族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之后莫言成为了坚定的酷语书写者，如《酒国》里的红烧婴儿，《筑路》中的剥狗皮，《食草家族》里的剥猫皮，《灵药》中的对死人开膛取胆，《白棉花》里的清花机搅碎人等等，莫言以独特的感官描写展示暴力带给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
《檀香刑》是最能代表莫言暴力美学的巅峰之作，他在小说第九章《杰作》中用了一万四千多字描写了对钱雄飞的凌迟过程，莫言以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和惊人的想象力向读者呈现了一个鲜活生动、惊心动魄的酷刑场面。每一次利刃的割戮和受刑者的呼痛，都汇聚成了一种话语的奇诡快感，流动在小说的语句之间，仿佛一种来自地狱的悲惨光辉。这不是卡夫卡式的阴郁的刑罚，而是一种混合着极度的虐待与受虐的肉体狂欢，犹如帝国没落前的最后的盛宴。这样极致的暴力描写，令读者的评价也两极分化，不喜欢的人立刻扔书呕吐，喜欢的人则欲罢不能。正如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所说：“《檀香刑》非常残忍，非常可怕，但你还是想看下去，看到最后，你会问自己为什么要看呢？”
语言狂欢
纵观莫言的创作，他是以狂欢化的眼光观察世界，以小丑，傻瓜等被官方文化贬低的边缘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由从民间撷取的粗鄙语言与独白式的“ 高雅”语言相混杂，努力发掘出藏污纳垢的乡土民间中的狂欢精神，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具有了狂欢化风格的先锋色彩。
莫言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他不断进行文本形式的探索和语言的创新。例如语言的反常修饰，这种语言的反常修饰集中体现在逻辑矛盾的修饰上，如《红高粱》里“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小说《红蝗》里，当莫言描绘一对近亲恋爱的祖先遭受家族的火刑，在熊熊大火中亲吻拥抱死去时，他这样来评价: “ 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这件家族史上骇人听闻的丑闻，感人的壮举，惨无人道的兽性，伟大的里程碑，肮脏的耻辱，伟大的进步，愚蠢的倒退”。类似的语言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这是一种褒贬并置的语言，这种语言正是莫言狂欢化思维和艺术感受的集中体现。
莫言的语言狂欢还体现在语类的大杂烩，大杂烩的语言也体现出狂欢化的平等性，颠覆性和大众性。如《红高粱家族》中的语言，有时一泻千里，如“ 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府制造了土匪，贫困制造了土匪，通奸情杀制造了土匪，土匪制造了土匪”;有时既典雅又诗意盎然，如“ 湾子里水平如镜，映出半天星斗„„”，有时又极粗俗，惊世骇俗，如“ 治男人阳痿不举，那怕你蔫如抽丝的蛋.......”这是一种不拘一格，纵情挥洒，千姿百态的语言，它颠覆了文学语言的规范，从而也使莫言的语言更富表现力。此外，莫言在小说中还杂烩了俚语，俗语，咒语，顺口溜，民间歌谣，官方语等等。这些话语的碎片相互嵌入，混杂，使得卑俗与崇高的等级界面消除了，被淹没在多重声音的混响话语洪流中，这种混响的声音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它既是感官的狂欢，也是话语的狂欢。
莫言创作 篇2
关键词：莫言,高密,创作语境
一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 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是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文学奖时的颁奖词。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必然与其所在的文化传统有某种挥之不去的内在联系。最早提出“不能脱离语境来解释语言风格” (施敏捷, 2001:79) 这个概念的是伦敦学派的弗斯。但实际上, 语境这一概念的涵盖面远不只是弗斯所指的语言发生之情景和前后文, 而是延伸到某种美学层面的沟通, 即有选择地使用表达方式和语言材料时所受到的语言内外、社会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制约的总和 (施敏捷, 2001:79) 。我们眼中的世界, 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存在的投射。作家创作一部作品, 即是将内心投射诉诸于文字的过程, 所以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作家内心影像的真实再现。
莫言的主要作品《蛙》《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等, 无不折射着大地的意象, 读后, 让人如临其境地感受到一个来自辽阔文学故乡的强悍生命力。高密东北乡, 已超越普遍意义上的地理意象, 成为莫言小说中遍地可寻的文化映射, 生于斯长于斯的莫言对它寄予了深厚的故乡情结。与此同时, 这一文化映射又成为中国近现代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故乡这一创作小语境成为莫言笔下的发散点, 有力反映了同时期下的中国社会大背景, 将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成功再现, 给读者以真切的感悟。
经过归纳分析, 莫言故乡高密确实超越简单的地理意义, 对他日后作品乃至创作历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五年级以上没有同学” (莫言心声系列, 2012:21) 的莫言算不上高学历, 却写得一手好文章, 这很令人叹服。溯其根源, 我们寻觅到莫言许多作品中对其创作语境的高度显现。“高密胶莱河小石桥上打过一场对日伏击战, 枪筒子由于不断射击, 滚烫变软到甩起来像面条, 一拉能长出很多来……”乡亲们对小石桥那场战斗的讲述, 莫言数不清听过多少遍 (焦守林, 2012:A09) 。正式基于对乡亲们口述历史的记忆以及以“二姑姑”为原型的人物创设, 才有了后来他以此为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发现莫言的故乡以及其间的风俗轶事就像风筝的线一般, 牵引着他的思路, 放飞了他的想象。
纵观莫言的小说, 题材大多以他的故乡为故事背景。在文学世界里, 莫言以其故乡大拦乡 (山东省高密市下辖乡, 素有“高密市粮仓”之称) 为原型, 用文字成功构建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作为一个文学概念, 作为莫言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成长地, 是人物活动, 情节发展的的主要活动地域。要想单纯直接地从莫言小说中寻找有关高密的一些真实地名, 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小说《红高粱》对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描写中, 莫言以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为故事原型, 其中的曹梦九, 王文义等也确有其人。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叙写的关于四叔因为车祸而死的情节就是莫言受1987年山东蒜薹事件触动所写, 其四叔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因为该次事故而死 (莫言心声系列, 2012:79) 。高密东北乡作为莫言笔下的故事背景, 既是真实存在的, 也是创造性存活的, 既是其创作的驱动力量, 也是作家精神理想的催化剂。它不再是自然地理, 而是一个文学地理的概念鲜活存在于作者的许多部作品当中。莫言视之为创作源头, 同时又不断赋予它新的含义。作为乡土作家, 莫言的作品又异于普通的乡土文学。莫言笔下描绘的, 是一个古老悠久的, 充斥苦难折磨的农村。这并非是某个特定时期的乡里乡间, 却是一块永恒的中华土地。他的作品经时不衰源于他淘去了农村生活的平淡浮层, 留下并还原了生活本真和最基础的形态。这是莫言作为寻根作家, 在文学创作主题上的转变, 使人的肉体需要和生命力得到了更多关注。
二
纵观中国历史, 文人价值取向通常具有很强的同一性, 即“求同不求异”的普遍心态。对于社会大背景这个创作语境, 我国社会没有给作家留出潜心探索的空间 (张卫中, 1999:28) , 也就是说, 作家们彰显个性的机会少之又少。而莫言的童年又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时期内度过———生活的倒退, 精神的压制, 人性的压抑, 理想的错位, 道德的扭曲, 是非的颠倒, 人格的丧失———更是对国民的言语、思想有种种严格的限制。在这种严苛的束缚下, 莫言的文风受到了极大影响, 而这些影响也自然而然流露于他日后的作品创作当中。莫言的作品写得相当含蓄, 鲜有直白露骨的观点性表达。同时, 他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 其作品中很少窥见鲜明的政治立场, 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言。事实上, 当今中国社会仍处于一个转型期,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抗争也远未结束, 远未达到一种平衡与交融 (张卫中, 1999:29) 。
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与其所在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在中国文化中, 特殊的社会结构使得其价值主线具有极强的吸附力 (张卫中, 1999:28)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是中国文人生活的大背景, 狭窄的生活道路, 匮乏的生活资料, 使得人的生存压力以及人与人间的竞争压力巨大, 这无疑使社会培养出的人才带有明显的社会印记。尽管如此, 莫言无论是在平时的话语交谈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 并非没有悲天悯人的深刻情怀。他的人道主义关怀无处不在却并未露骨表达。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作家, 他在进行作品创作的时候, 激进的抨击话语与赤裸的批判鲜少见到。当然, 这并不代表他对现实毫无反击, 反而经常以一种婉转有力的方式表达。
莫言自幼善于学习, 热爱表达, 在循序渐进中不断深造, 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莫言曾说, 他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 讲自己的故事。他所说的方式, 其实就是他所熟知的故乡集市说书人的方式, 就是他的爷爷奶奶, 村里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儿时的莫言经常去集市听书, 晚上回家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复述给母亲, 后来, 他不断加入自己的想法, 甚至根据母亲的喜好, 编造情节, 窜改结局。年幼时, 寂寞孤独饥饿时时侵蚀着他 (莫言心声系列, 2012:283) , 心灵的空虚使他游走于乡埂、集市, 社会人生、故乡民情、自然风貌几本大书拓宽了他的思想, 游历的诸多见闻成为他日后的丰富素材。除此之外, 他聆听过的许多鬼神故事, 历史传奇, 奇闻异事培养了他极丰富的想象力。之后, 他又把这些故事与当地的自然环境, 家庭历史紧密联系, 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并进一步丰满了自己的作品。
在莫言的成长过程中, 童年时历经的文革与自然灾害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也主要体现在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当中。在《吃相凶恶》、《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等回忆性的文章中, 莫言反复提到1961年春天吃煤块的经历。不知煤块为何物的村民们竟然在饥饿的驱使下争抢着嚼食亮晶晶的煤块。据相关历史记载, 1960年春天, 可怕的大饥荒开始席卷中国大地。这对本来就贫瘠的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老实巴交的农民们饥不择食, 一时间吃光了草根、树皮。这在年幼的莫言心中埋下了对饥饿深深的恐惧, 也正因为如此, 他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与任何华而不实的话语相比, 饥饿是更切肤的真理。正是这种惨痛的经历, 莫言有了比虚伪的道学家更高的感悟。他说:“因为吃, 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 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 我才发愤走上了创作之路。” (焦守林, 2012:A09) 这一看似简单的创作原动力让莫言在创作中一直贴近人的本能需要。童年的饥饿与生活的困苦不仅使莫言爱上了阅读, 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更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得到再现与艺术再创作。
故乡高密的风土人情也深深影响着莫言。莫言的“寻根”系列小说中不乏描写带有浓密高密地方色彩的景象。资料显示, 高密流传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 而这些艺术文化元素伴随着莫言成长。从小受其耳濡目染的莫言在进行文学创作时, 将之纳入自己的小说, 甚至由此形成了其作品的艺术风格。在《蛙》中, 就曾出现对高密泥塑十分精彩传神的描绘:“我们秦大师, 每捏好一个泥孩, 都会在他们头顶用竹签刺一个小孔, 然后扎破自己的中指, 滴一滴血进去。然后糅合小孔, 将泥孩放置在阴凉处,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这才拿出调色上彩, 开眉画眼, 这样的泥孩, 本身就是小精灵。秦大师的泥娃娃, 每当月圆之夜, 都能闻笛起舞, 一边跳一边拍巴掌一边嬉笑, 那声音, 就像从手机里听到的说话声, 虽然不大, 但非常清晰。” (莫言, 2009:611) 莫言文中的泥塑大师, 就是以聂家庄的泥塑师傅们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茂腔作为高密当地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的古老戏种, 也曾被莫言写入小说。在《檀香刑》中, 就曾不止一次出现村民唱着“猫腔”, 与官府进行着对抗等等。高密的剪纸题材很多, 比如老鼠娶亲, 老鼠嫁女, 蝈蝈出笼等, 这些剪纸题材大胆奔放的构思与风格体现出高密人情感奔放, 不信天不信鬼神的狂放性格。在其小说《高粱酒》中, 出现了高密剪纸中的蝈蝈出笼和昂首挺胸的梅花鹿, 它们以以物托人的方式充分表现了村姑与封建礼教作斗争的精神。除这些之外, 莫言还从爷爷那里听说了很多历代相传的传奇故事。这些民间故事也被频繁应运于之后的写作中, 如《爆炸》中的狐狸炼丹, 《金发婴儿》里八个泥匠在庙中避雨等等。
三
总之, 除大背景不可估量的影响之外, 具体的随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特殊历史事件又对当时的作家产生了更为深层次的影响。这些特殊历史事件的叠加, 对同时期下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整体塑造的作用, 最终从作家的作品中映射出来。
故乡是作家的创作灵感之源泉, 作家对故乡具有强烈的写作依赖。然而, 故乡对作家的影响又不同于社会大环境, 故乡决定了作家的个性和特色, 决定了作品的细节, 是不同于同时期其他作品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诸多知名作家植根于故乡创作的原因, 成长环境为其留下无法摆脱的印记, 对其影响也最为深刻, 这一切反过来成就了作者的与众不同。
莫言的作品反映出其生存环境下的时代精神。社会大背景和特殊历史事件双重影响下的作家创作风格和表现形式, 在其自身因素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升华, 最终取得可喜成就。
莫言的故乡与其作品密切相关, 高密的民间艺术文化伴随他成长, 《蛙》的背景就取自他在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的真实见闻, 其中多使用乡村土话叙述, 讲述涉及广大农民阶层的计划生育问题, 北方乡村俚语用得淋漓尽致, 有思想, 有个性, 有乡土味, 更有民族味, 且文字粗犷, 符合人性。如果说故乡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根源, 那么, 生活环境这片小天地就是作家写作历程中不断改变和前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作者在社会大背景下, 带着故乡留给自己的印记, 继续在生活中前行, 被一段又一段的人生经历影响和改变, 不断完善自我, 形成更加成熟的自己。由此可见, 每部作品都绝非轻易产生, 它们是时代、故乡这些创作语境与作家自身努力综合下的结晶。
四
将莫言置身世界文学中, 我们又从侧面发现了其中国式语境区别于西方的不同。西方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 决定了它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从而形成了与我国截然不同的开放化价值体系和多元化价值系统、形态。这种开化的文化氛围和政治环境, 使得许多西方作家敢于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对社会的批判, 写作风格与中国许多文人大相径庭。他们不采取委婉曲折的方式, 而是丝毫不遮掩地宣泄自己的感想和情绪, 从而形成了直白大胆的表达方式。如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就在他的作品中充斥了对世界不公正境况的严厉抨击, 他的激进言论也常见于英国媒体。这是莫言与哈罗德·品特的风格差异之处, 莫言没有品特的激进直白大胆, 他更多的是不露骨不鲜明的“莫言”。由此可见在社会背景和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双重影响下, 中西方文学作品创作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参考文献
[1] .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611.
[2] .莫言心声系列莫言对话新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3] .焦守林“我的灵魂寄托在对故乡的回忆里”承载记忆的故乡山东高密是创作源泉[N].晶报, 2012-10-12 (A09) .
[4] .施敏捷文本风格与创作语境——由小说《喜福会》谈起[J].文学研究与评论, 2001, (11) :78-80.
浅论莫言的小说创作特色 篇3
关键词：农民本色；文化自修；穿透力；多视角
一、莫言表现乡村生活的独特角度：农民本色
莫言的创作，源源不断，爆发力强，他是从中国的乡村吸取自己创作的资源。
为什么如此呢？在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所占的比重，乡村所需要面对的时代难题和时代困惑，都特别重要。要想彻底改造中国，也必须花大力气彻底改变乡村状况。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村生活的比重。但是，文学是讲究个性的，莫言，可以比较明确地把他确定为当代的农民式的作家、本色的农民作家。这里可以引用一段莫言的话：
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修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了20年，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的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息。最初，我总是习惯在记忆里寻找往昔的影子直接作为素材，之后，写作注重审视现实生活的时候，有段时间总是觉得不太顺手，直到重新回到故乡高密，才终于找到问题的答案。所以，现在再从现实生活中挖掘素材的时候，我常常自觉的把它放在故乡的背景中构建，寻找默契……..我本质上一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文学视野之外的莫言》，《广州日报》2002年09月15日）
莫言是个农民作家，他所塑造的是一群生活在故乡这块黑土地上热爱生活、热爱家乡、敢爱敢恨，有着除暴安良、抗御外侮的坚忍不拔的伟大生命潜能的农民形象。如莫言在《红高粱》中，塑造了一个侠、忠、义，敢爱敢恨的农民形象—爷爷余占鳌。他是一个劳动者，一个杀人犯、通奸犯，一个土匪，也是一个抗日英雄。他有力量，有胆识，粗俗野蛮，这些任务形象都很具体生动。
二、独特的文化自修和地域文化的影响
成为作家的一个前提，是要接受文化和文学的熏陶。莫言是幸运的，他的各个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这对莫言产生了良性影响。莫言小学没有毕业就回到乡村劳动，在劳动的同时，他把哥哥的中学语文课本都读过几遍，他把当时能找到的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林海雪原》、《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想方设法的借过来，满足自己的阅读欲望，也接受了最初的文学教育。
莫言在乡村中接受的，还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的熏陶。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在青岛附近，胶东半岛上。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李长之，写过一本非常出色的著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是比较阐述齐鲁文化的区别的。杜甫诗云，“岱宗夫如何，齐鲁情未了”。齐鲁文化是有很大区别的，鲁文化是中原文化，齐文化和楚文化非常接近。孔子是鲁国人，代表了中原文化，厚重朴实、重功利性，反对神奇、反对浪漫。而齐国，处于楚文化圈，富于夸张、神奇、浪漫、想象。这样的影响所及，就是胶东半岛上的民间文化，好奇而又富有想象力。莫言的作品就是非常重视想象和魔化色彩的，富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山东大地，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民风比较彪悍，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在山东发生的频率都是比较高的，像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到了近代现代，延续到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比如，当代文学史上，吴强的《红日》，写得就是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斗的历史。这样一种敢于造反。敢于抗拒强暴和死里求生的精神，在莫言的小说当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比如说《红高粱》作品里的“我爷爷”、“我奶奶”，蔑视礼法，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同时，当国难家仇降临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用粗劣的、最简单的武器和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日军展开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这样一种草莽英雄，是从《水浒传》到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柳八爷，这样一种精神血脉，一脉相承的。这也是地域文化对莫言创作影响的一个方面。
三、语言具有穿透性
高尔基曾说过，一切思想、事实的外衣就是语言。莫言描绘小说中场景的语言给人一种天马行空、波澜壮阔之感，他的语言狂乱驳杂又大气磅礴，婉约清丽又深情款款。
《透明的红萝卜》已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尝试解读下该文章，期望对莫言的创作特色，有一种比较深入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它的第一个特点，这是一片孩子的眼睛肿展现开来的作品。作品主人公黑孩，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既是作品的主人公，又是作品中各种事件的在场者、观察者和隐形的叙事者。这和我们通常的儿童文学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孩子来到一个成人的世界，孩子在展开心灵想象的同时，也在观察、认识和体验着那样一个特定年代的成人生活的世界，让黑海的一双眼睛，既看到现实生活的沉重，也看到现实生活的欢乐，同时还看到一个神奇的想象的世界的作品。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在莫言的作品中，就形成一个先后相承、不断采用的一种视角，不管作品讲的是什么年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儿童的参与，儿童的观察和思考，都会给这些作品带来一种奇异的、别致的、对读者有很多诱惑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元素。作品中，小黑海，一个苦孩子，母亲去世，父亲远走关东，继母对他排斥厌弃，他很少与其他人交流，他用自己非常独特的感受能力，与周围的大自然，与乡村生活的各种景物进行交流。莫言的小说，一方面对于农村的那样一种沉重的充满了荒凉感的生活状况，描写的透彻，小黑孩的许多苦难都不必多说，他一出场就是那样的景象，另一方面，小黑孩的奇特感觉，朝他的理想追求引申，这种童心的追求通过透明的胡萝卜表现出来。
莫言的小说中的比喻是非常有个性的，他把抽象的食物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食物，把陌生的感觉变得让我们身临其境。他是那样的热爱着他的高密故乡，但他能把高密比做白鳝鱼，肥肥的白鳝鱼。
四、多视角的叙述方法
莫言创作 篇4
4月19日，“莫言的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讲座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新华社发(王申 摄)
19日晚，在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会议室，由600多个临时座椅和一块演讲台搭建而成的大讲堂座无虚席。团结香港基金旗下中华学社邀请著名作家莫言来港进行主题为“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契机”的讲座。
讲座一开始，莫言通过对自己笔名“莫言”的有趣解读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莫言说，“叫‘莫言’是为了提醒自己少说话，多写作;少说话，多干事。少说多干，这也是中国人非常宝贵的人生态度。”
在谈到对香港文学的印象时，莫言表示，单从文学领域来讲，香港具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以金庸为代表的香港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这些小说繁衍出来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每一版都吸引了很多观众，这种力量便是文学的力量。
莫言同时指出，香港的`严肃文学有一条没有断过的、像静水一样默默流淌的文学脉络，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莫言认为，香港以独特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环境等因素，造就了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文学特征，同时还培养了许多优秀作家。
莫言表示，如果有很多民众都是阅读者，并在阅读中反思，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素质自然会提高。他鼓励人们热爱文学，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莫言将自己形容成一个“文学的乐观主义者”。他说，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学不会消失，而读者的阅读热情和作者的创作热情是并驾齐驱的。“文学的发展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会是一条直线，而像波澜一样地前进，有高潮，也会有低谷。”
谈到网络文学的发展，莫言认为，网络文学如今已成为一支重要的文学创作力量，不容忽视。网络作家的创作数量和速度让人惊叹，但当中的精品却较为稀少。莫言呼吁网络文学作者要沉静下来，努力将语言打磨得更为优美和精炼，将故事设置得更为合理，把人物塑造得更为丰满，以提高作品质量。
“文学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学。支撑我文学写作的根基是童年、故乡和生活经历。”莫言指出，作家的写作应立根于自我，将生活积累当作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库，从最熟悉的人和事物写起，慢慢扩大书写范围，并通过不断学习，再加上想象力，便能创作出好作品。
在当晚讲座的专题讨论环节，团结香港基金顾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郑培凯问及莫言如何从西方文学吸取养分时，莫言表示，自己深受西方文学思想与拉美写作风格的启示，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的精髓。
据主办方介绍，这次讲座吸引了超过600名师生及热爱文学的人士参与。
莫言创作 篇5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
在管谟欣的印象中，小时候的莫言是个“调皮蛋子”，“他好动，也贪玩，什么都喜欢摸摸看看，第一次看到别人拿弹弓，他非要拿来拆分开看个究竟。那时候，树林子里的鸟很多，其他人都是打鸟玩，但是他每次都要拽着大人分清楚哪个鸟叫什么名字。”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样子，管谟欣的脸上也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那时候，晚上看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莫言当作耳旁风。”管谟欣介绍说，“莫言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莫言聪慧过人”
不仅如此，在二哥管谟欣的眼里，莫言也是聪慧过人的。“大哥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时候，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他有很多作文本，上面有他自己写的文章和笔记。莫言小的时候很喜欢翻看，而且他翻看时学到的词句很快就用到了自己的作文里。所以，上学的时候，他的语文成绩很好。”
在管谟欣的记忆中，莫言还有一个特殊嗜好，那就是背《新华字典》。正着背完，倒着背，有时候，问起哪个字在第几页，莫言都能答的出来。管谟欣也常常因为弟弟的这些聪慧而觉得自豪。
“我看莫言作品，看到的是他的不易”
“莫言今天能够得到认可，也是他自己一步步努力的结果，他吃过的苦在我们几个兄弟里是最多的，农家的孩子一步步走出来不容易。”回忆起莫言没当兵前在县城打工的日子，站在莫言旧居院子里的管谟欣突然语调低了下来。他说，莫言18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到县城的胶莱河去干活。当时他自己很不情愿，他不想在最好的年纪丢掉书本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但是因为当时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多，早已没有钱来供他念书。
因此，直到现在，无论谁提起莫言有多大的成就，说起莫言的作品多么富有感染力，二哥管谟欣都笑而不和，他心里清楚这些为人瞩目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心酸。如他所说，“大家看莫言的作品看到的是大悲大喜的情节和故事，而我看到的是他的童年、他的成长和不易。”
“希望莫言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如今，管谟欣也退身家中，专心照顾年迈的父亲。虽自莫言当兵后，兄弟俩基本分居两地，但管谟欣对莫言的关心却从未因距离的拉远而减少过。莫言每次有了新作他都会关注，但用他的话来说，“莫言的各类小说和散文出的太快了，有时我们也来不及看。”
莫言《蛙》 篇6
最近看了一篇名为《蛙》的莫言的长篇小说。该小说题材新颖，语言简洁有力，读后令人感觉意义深远，发人深省。
《蛙》是一篇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的小说。全篇以我的姑姑为线索，贯穿全文，再以书信体和戏剧的写作方式展开，为我们讲述了姑姑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全文以计划生育为时间背景，向读者们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新中国的人们的生活。他们人生中的经历充满了痛苦与无奈，既现实又残忍
文中对姑姑的描写很简单，但是这种简单的描写方式却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姑姑的描写多次用到了“飞驰”与“冲”等动词，从侧面描绘了姑姑不羁，率直，强烈责任心的女医生的形象。那时的姑姑
还被人们赋予了“活菩萨”、“送子娘娘”，这样神圣的称号。也许“姑姑”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那些既要忠诚于党和国家，又要给人民百姓带去痛苦的人们吧。
文章以《蛙》命名，其实代表了两层含义。首先，“蛙”与“娃”同音，象征着新鲜生命的繁衍不息。其次，蛙也反映了姑姑愧疚与惶恐的内心的心理写照。因为国家要求计划生育，姑姑秉着一颗爱国，敬业的心，不知让多少无辜的生命，命丧在她的手下。所以，后来也有人们称姑姑为杀人魔王，与文章前部分的活菩萨相对应，给这部小说增添了一定的讽刺意味，令人深思。
大度莫言 篇7
在我办公室里, 唯一挂着的书法作品是莫言写的。不但因为喜欢内容, 也喜欢他的左手书法风格。
我和莫言的交往用得上“不打不成交”这句俗语。1988年10月, 我在《读书》发表了题为《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的文章, 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后来知道, 夏衍、王蒙等前辈也颇为关注, 当然也引起了一些猜疑, 以为我有什么背景。其实我当时年轻气盛, 有些爱和人较劲, 比如大家都说马原小说好, 莫言小说好, 我就说他们有缺点。
在“批判”莫言之前, 我还写过一篇《马原小说批判》, 那是马原正火得不行的时候, 这篇文章有泼凉水的味道。两年之后, 我在《文学自由谈》上读到马原写的《批评的提醒》一文, 非常冷静地反思自己的写作, 说读了“王干君的文章”, 像被“枪击中似的”, 并感谢批评的提醒。这是我的文章发表之后, 受到的最难忘的回应。虽然和马原没有谋面, 但通过此番文字交往, 认定该人是个大气的人。
和莫言见面是个比较尴尬的场合:大约那篇文章发表不久, 我去鲁迅文学院组稿, 没想到莫言正在那儿读研究生班。在食堂里碰到了莫言, 我有些想回避, 没想到他主动开口了:“是王干吧, 你那篇文章我看了, 写得挺好的。大家都说王干批评你, 我吓了一跳, 一看文章, 百分之五十一在表扬, 百分之四十九批评, 还是表扬为主……”听莫言这样说, 我松了一口气, 完全没想到我们见面是这样的友好。后来, 我写文章继续锋芒毕露, 却碰了马蜂窝, 才知道作家并非都像莫言和马原一样大度。
莫言近年来爱上了书法, 他爱写大字, 气势磅礴, 但说实在的, 还是能够看出一些钢笔字的痕迹来。现在很多作家爱写毛笔字, 但基本上是钢笔字的放大, 而硬笔和软笔是有很大区别的。我有一次在会上说到这个问题。2009年底, 在一个饭桌上, 莫言说用左手写字了, 我说肯定会比右手好, 因为左手没有那些坏习惯。然后就向莫言求字。第二天, 莫言发短信给我, 竟说已经写好了。我收到莫言的墨宝, 异常喜欢, 他左手书法果然没有被污染, 拙朴中带着稚气, 像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样, 干净, 单纯, 带着乡村少年的浑朴, 内容也好:
不抓不挠
佛说遇蚊虫叮咬忍之
我说逢小人追骂乐之
莫言的莫言和被消费的莫言 篇8
10月18日
农历壬辰年九月初四。宜祭祀、开光、出行、理发；忌兴丧、词讼、作灶、动土。
范珲现在压力很大。
莫言已经知道了家乡高密要给他投6.7亿元种一万亩红高粱的事，但他觉得这事不能当真，最近消息太多，“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误传，有的可能是开玩笑，各种情况都存在”。
刚回到北京，莫言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就给他开了一个“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座谈会。文化部部长蔡武给院里发来贺电说，莫言同志是中国作家的杰出代表。
给他道贺的，除了蔡武，还有研究院的院长王文章、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学者刘梦溪、范曾、余秋雨等人也来了。
这是莫言获诺奖后首次在京公开亮相。所有人都知道，最近莫言很忙。但返京之前的那天晚上，莫言还是半夜两点钟爬了起来，给好友“巴蜀鬼才”魏明伦题字，那是之前就答应的事，“朋友之约不可辜负”。
当然，他也知道了前些日子陈光标在微博上说要给他送别墅的事。座谈会结束后，有记者把他堵住了求看法，莫言匆匆离去，撂下一句：
“这只是一个玩笑。”
10月17日
农历九月初三。宜祈福、求嗣、上梁、入宅、纳财；忌伐木、破土、结婚、开渠。
莫言的第一本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在京首发。据说放出来卖的现货只有100本，其他的，都得预订。莫言对销量不关心，倒是希望读者可以看到“我的另外一面”。
这一天莫言没有公开活动。按照他以前的说法，没事儿别老出来晃悠，北京打车难，有时候，“怕司机不高兴，我都先给师傅一盒中华烟，然后再说去哪”。
10月16日
农历九月初二。宜扫舍、破土、补垣、整手足甲；忌开光、栽种。
这一天是世界粮食日，有宣传稿开始拿莫言的“饥饿”说事儿。
莫言是饿过。1955年出生，三年后遇上“大跃进”，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所有人都去炼钢了，高密风调雨顺，但“粮食烂在了地里”。莫言吃过茅草根、树皮、芙子苗、荠荠毛、蚂蚱、老鼠；吃过南洼里一种白色的土，吃了拉不下来；吃过煤─某天村子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得了痨病的一个孩子说煤越嚼越香，孩子们扑上去抢了就啃，莫言也抢了一块─大便是黑色的，能被送进火炉里烧。
而他第一次吃上肉，已经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大队里杀了一头患了囊虫病的“米粒猪”，莫言的父亲管贻範买了十几斤，让孩子们放开了肚皮吃。“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莫言后来回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
吃煤的经历被他写进了小说《蛙》里；《丰乳肥臀》中则描写了“母亲”上官鲁氏在生产队偷食、回家后呕吐出来给婆婆和孩子吃的情节。事实上，在莫言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饥饿”，它就像一个影子，无时不徘徊在高密东北乡的上空，和“孤独”、“压抑”、“恐惧”一起，成为莫言书写故乡的母题。
在21岁之前，莫言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故乡。他未曾想到，若干年之后，故乡会成为他写作的源泉，他在文学中重新塑造故乡，回归故乡又超越故乡。
莫言的妻子杜芹兰说，几十年来，莫言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而且永不厌烦。至于饺子─女儿管笑笑说，莫言获奖之后，家里唯一的庆祝就是给莫言包了一顿葫芦馅的饺子，“很清香”。
范珲，也就是莫言老家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的管委会主任，开始琢磨着劝说莫言的老父亲管贻範同意修缮莫言的旧居，“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
管贻範不同意。范珲说，如今的莫言已经是全高密乃至全国人民的莫言，“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
在给《南方周末》记者回的邮件里，莫言说自己从15日开始就“感冒发烧，浑身酸痛。这几天我实在是有点疲倦”。
10月15日
农历九月初一。宜开工、交易、立券、挂匾；忌安床。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陈光标在微博上说要给莫言送别墅。
送的原因，是得知莫言先生想把诺奖的近750万元奖金拿出来在北京买房。“出于一位企业家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情怀”，陈光标提出，自己离机场20分钟车程的两套别墅（陈还特别标明：一处870平方米、一处630平方米，拎包入住），莫言可以任选其一，“说到做到，绝不心疼，绝不反悔”。
但莫言手机关机了。到了晚上，《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把这消息转告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管二哥在电话里问：“陈光标真心要送，他为什么不在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前送呢?”
92岁的老父亲耳朵背，听了这话，喊一句：“我家儿子莫言是庄稼人出身，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俺儿子不要。”管二哥于是给记者回道：“予唯不食嗟来之食。莫言不会要陈光标的别墅。”
陈光标跟记者说，他“还真没有想过他（莫言）可能不会接受”。后来，他悄悄地把微博删了。
要给莫言送别墅的不止陈光标一个，江苏中浩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朱文俊也有这个意愿。至于房地产开发商们，例如在武汉，某楼盘的售房传单上出现了“正中心，莫言地段”这样的字眼，还说认筹即送莫言的最新小说《蛙》。在更早些时候，重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策划经理写了一条只有五个字但被疯狂转发的广告：“嘘！好房！莫言。”
“莫言”两个字成了最政治正确的营销口号，国内多家电商借势“莫言热”，蹭人气的“莫言元素”产品则包括一款叫“莫言醉”的白酒商标、“莫言T恤”、“莫言马克杯”、“莫言家乡竹纤维洗碗巾”……至于高密的“火烧”和烤鸡，产地也特别地增加了标注：莫言故乡。
但这些，都不如范珲后来搅动的动静大。
这天，范珲给《新京报》的记者看了一份“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按照规划，莫言旧居周围将设一个“莫言文化体验区”，物流园区内则会打造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然，需要的钱不少─6.7亿元，单是胶河治理一项，估计就要花掉近两个亿。范珲期待着政府同意立项，同时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借莫言的东风”，在三年内建成。
范珲当然也担心收益的问题，比如说要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种一万亩的红高粱能否回本就是个问题。在高密，农民们现在已经不愿意种红高粱，当地人觉得太难吃，除了造酒没有别的功能，偶尔有人种两棵，也是为了编织扫把用。
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第二年，张艺谋把它拍成了同名电影，第三年拿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拍的时候，莫言领着张艺谋和老乡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亩300元的价格在酒坊外的三个外景地种了130多亩─那时候，高密人就已经多年不吃红高粱这种作物了。
范珲的想法是，要种，只能补贴，“把本先给农民”，每亩补贴一千块，一万亩就是一千万，“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他觉得，作为莫言的家乡，高密应该“以大投入、大招商推进大调整、大发展”。
这么想的并不只有范珲。
高密市招商局局长王述忠这天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莫言文学馆将升级改造提上日程；而旅游局局长王剑智则忙着准备一个微博活动，内容是让网友们推荐最喜欢的莫言小说中的文学地理场景，这些被选中的场景将会成为招商局招商引资的资源，如果有企业家投资，并且能建成影视城，那最好不过。
王剑智说，专家已经在考察莫言旧居自助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而他自己已经想好了高密旅游的新口号：“三贤四宝，莫言家乡”─在高密的百度百科资料上，莫言的名字已经排在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婴、东汉经学家郑玄和清代大学士“刘罗锅”刘墉的后面，成为第四贤。王剑智觉得，甚至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改，将“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如王剑智说的，“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
10月14日
农历八月二十九。宜祭祀、作灶、纳财；忌开工、修坟、立碑。
这两天，整个高密市都在给莫言挂横幅。文化馆里的横幅上写着，“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老家自然也不能例外。在距离高密市区20公里的夏庄镇河崖平安庄─就是莫言笔下的东北乡，进村的大桥刷了两遍漆，桥上的字描成金色，村子里挂起了30多盏红灯笼，莫言的旧居后面竖了一个展示牌，不过第二天就被拔掉了，因为牌子上有错别字。屋后是新种的柏树和杏梅树，树上刷了白漆。
莫言的旧居是个土坯五间房，窄小、逼仄、杂物覆尘，正屋有一台收音机，是莫言结婚时买的。游客和记者一拨拨地进来，排队，照相─现在是免费的，以后就可能要收钱了。
两年前，范珲就曾经打算修复莫言的旧居，但莫言的父亲担心扰民，给莫言打电话，莫言不喜张扬，这事儿也就搁置了。
有人在缺了一角的墙角上合影，说“这是历史”，也有人在墙角发现了山药豆，一个妈妈对女儿说：摘来煮了吃，明年咱也拿诺贝尔奖。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在一旁看着，面无表情。等他一走开，一个游客就把院子里那一行已经被踩得七倒八歪的萝卜给拔了一根，塞在兜里，出了门便向人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
1985年，莫言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他书写了一个过早背负生活重负、和大人一样参加劳动挣工分、还要承受大人羞辱和痛打的“黑孩儿”。“他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脊背，赤着双脚；他能够将烧红的钢铁攥在手里而不叫一声；他能够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
后来莫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这几十本书合成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
10月13日
农历八月二十八。宜开工、出行、入宅、出火；忌纳畜、置产、修坟、立碑。
当天上午，远在北京的语文出版社开了个会，敲定将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编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读本。已经被读本收录的，还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语文教材编写者的意见是，尽管“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是一种考验，但莫言既然得了诺奖，作品入教材便成了不应回避的话题。
至于莫言的作品，无论实体书店还是网上书城，都已经基本脱销。所有拥有莫言作品版权的出版社都在加急印货，而莫言最新作品的“代理公司”精典博维则预计在今年秋天推出莫言文集，其中包括11部长篇、3部中篇、3部短篇、2部文论以及一部散文集。
制作中国作家富豪榜榜单的吴怀尧相信，起印600万册的莫言全集，将会给莫言带来至少1800万元的税前版税。
对于精典博维来说，更大的生意不在卖书，而在于卖影视版权─通过精典博维进行的影视改编，公司将从中收取15%到30%的佣金。精典博维的老总陈望治说：“某著名导演有望再度跟莫言进行合作”。
莫言作品中被改编成影视的，最出名的是《红高粱》。当年张艺谋只给了莫言800块钱版权费，老谋子、连同主演姜文和巩俐，还到过莫言的老家吃过一顿烙鸡蛋大饼。
两年前，莫言在上海书展上说自己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都是理想的电影故事，他甚至表示愿意亲自操刀做编剧。但没有导演接他的茬儿。
现在，跟精典博维谈合作的影视公司已经不下30家，陈望治的说法是，进入的最低门槛是1000万元，而且有望突破2000万元。
有媒体统计，海内外的版税加上影视改编的费用，到明年这个时候，莫言可能会有两个多亿的进账。
10月12日
农历八月二十七。宜纳财、结网、会亲友；忌上梁、作灶、伐木、出行。
上午10点19分，自2009年年底便开通了微博的莫言，写下第28条微博：“感谢微博上朋友们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这条微博被转发了53258次，评论有44222条。
到了下午三点，在获奖之后的第二次媒体见面会上，莫言这样解释之前一天说的获奖如同经历一次洗礼，“如同一面镜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也看到自己”─“看到了自我，过去我不知道这么多人喜欢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讨厌我，甚至仇恨我。”
莫言还回应了“手抄延安讲话”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表示自己部分认同“讲话”，但自己“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我觉得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引出了这么多批评的意见和辱骂的意见，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后悔。”
也有记者问他怎么看钓鱼岛争端问题，莫言说：“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措施，那就是搁置争端，大家先谈友谊，”他说：“海洋的争端暂时一下也是鱼类的福音，人类捕鱼捕得疯狂了，一个有争端的地方谁都不许去，让鱼过去，鱼类感谢你。”
见面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的采访，后者问他：“你幸福吗？”莫言回答：“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接着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后记】：10月11日
农历八月二十六。宜破屋、坏垣、余事勿取；忌：诸事不宜。
傍晚6点40分，天已经黑了，妻子杜芹兰刚把葫芦馅儿的饺子下了锅，莫言就接到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的电话。二十分钟后，莫言得奖的消息公布了。莫言在电话里对恩格伦说，自己的心情是“惊喜和惶恐”，但后来从英文报道转译过来的词变成了“狂喜和惶恐”。
当地的、外地的以及日本的记者迅速从各处赶来，挤在莫言的家里。但莫言早早地就躲到大哥管谟贤的家里，记者们遍寻不着，把高密市市领导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无奈之下，市领导出面劝说莫言，到了晚上九点，莫言在当地最高档的凤都国际大酒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当地的文友在高密市区莫言楼下放起了鞭炮，潍坊和高密的官员送来了鲜花；在平安庄老家，管贻範点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鞭炮和焰火。当地的一帮文学爱好者半夜聚集在当年拍《红高粱》的孙家口小石桥上，吃着熟食喝着啤酒，老半天都不散。有人喊道：“当年咱爷爷们就在这桥上打败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赢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树）。”
新闻发布会9点半结束，市领导宴请莫言，11点多晚宴结束，众人走出酒店，夜空中放起了烟花。《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描述道：“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反倒是莫言，仰头看着五彩烟花，仿佛陷入一种游离于外的沉思。”
至少从六年前开始，文学圈里就流传着一个说法，“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2002年，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莫言家吃饺子过春节，也曾经说过莫言将来可能拿诺奖。十年之后，预言成真。
最迟从2006年开始，莫言就开始回应自己可能拿奖的传闻。2010年2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他回应道：“谁跟哪个作家有仇，就给他造个谣，说他明年要得诺贝尔奖”；同年5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又说“我不愿意谈它，因为我一谈马上就会被攻击”。两年之后的今天，他在第二次发布会上这样为这个话题作结：“这一段来各种各样的中论、批评、表扬，就像把我自己放到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的这个人好像不是莫言，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看到大家都在对这个人指指点点进行评价。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千载难逢，我必将受益终身。”
1976年莫言通過参军逃离高密东北乡，送别那天，父亲管贻範对自己的这个小儿子管谟业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1987年，管谟业取中间一个“谟”字，将之一拆为二，正式改名为莫言。
这天，莫言回到家已经是凌晨。杜芹兰第二天对记者说，莫言“累坏了，也没顾上洗澡，吃片安眠药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