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的原因

抗战胜利的原因（通用8篇）

抗战胜利的原因 篇1

中法3班 孟飞 13241055 关于八年抗战，相信从古至今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了，并且今后也会有更多不同的观点，而我既然接受了这个题目，那就也做一些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拙见吧。

首先是大家都接受的主流的意见：

①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团结，打别人前自己内部要稳定。这一条就是中国之前的反侵略战争所不具备的。鸦片战争开始时，清政府就已经十分腐败，并且完全不重视敌人，更别说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了。并且清政府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也不允许它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农民不搞起义就已经是对它最大的支持了。所以说人心向背实在是战争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外，战争后期，不仅中国人都起身反抗，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也是渐渐提高。自己人都不支持自己了，日本军队再打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

②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了多次会战，消灭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对国民党的这一点评价是十分客观的，毕竟国民党作为正规军，对打击侵略者是毫不含糊的。别看个别影视剧把共产党甚至民兵组织吹得神乎其神，没有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牵制，日本就是放在那儿任你打，光靠共产党的落后武器也是要打很久的。

③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一整套正确的作战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抗击和牵制着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其实说到底，战争最终靠的还是人，无论是研发武器的科学家素质，士兵的训练水平，指挥官的素养和头脑〃〃〃〃〃都反映了人对战争的决定作用。这里我不禁对中国人的智慧而叹服，有史为证，明朝倭患严重，但当时明朝并不是特别重视，不是自大，而是确实没当回事，据史料，明朝大败倭寇，而派出的兵力甚至都不如处理内乱的兵力多。中国人从不缺智慧，因此面对日本的再次入侵，中国人再次展示了他的实力，而此次智慧的代言人是中国共产党。不管是制定战略方针的领导班子，还是参与一线战斗的指战员，都充分发挥了中国人灵活的头脑。清政府之所以没胜，是因为他们用了一群没脑子的人（慈禧和愚臣）来指挥有脑子的人（抗日志士），结果在甲午海战中，即使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洋务派也没获得胜利。

④海外华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苏联红军、美英盟军在欧洲、太平洋地区各个战场痛击德、意、日法西斯，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中国抗日战争毕竟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当正义的一方一致对外时，胜利也就不远了。虽然我们自己感觉苏美没帮多大的忙，但他们毕竟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换句话说，要是他们倒戈，那中国的命运就真不好说了。

而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是通过比较抗日战争和之前的反侵略战争对比得出的。有如下几点: ①先进思想的应用。之前的战争，中国人还基本处在学习器物和制度方面，毫无疑问，即使拥有先进的武器，不能很好地应用也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差别就像你拿枪当棒子冲上去，而你的敌人在远处就用枪预定了你在阎王哪儿的席位。因此学习了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中国人才能真正担当救亡图存的重任。

②由思想发展带来的民族意识的崛起。不管是清朝还是之前的朝代，对人民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对老百姓来说，换个异族的领导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实行的政策是否有利。喊救亡图存口号的大部分是自己想当皇帝的，别指望他把国家真正放在心上。而到了抗日时，我们看到了无数小人物崛起，他们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和之前那些小人物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之前他们虽然没有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但统治者的愚民措施还是很到位的，他们本身就被灌输了“以国为重”的思想。而抗日战争中，普通民众的思想如鲁迅先生期望的那样开始觉醒，因为他们逐渐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到一起，开始关注国家兴亡。或许这是日本侵略者们唯一做的一件好事了。

③正义带来的信念。这是我最喜欢谈的因素了。有的人相信正义，而有的人不相信正义。正义不是人们相信它就会有所回报的。但无论是哪一方都坚信正义在自己这一边（至少让民众和士兵相信），并以此为信念。在抗日战争中，我们自然坚信正义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有必胜的信仰，这种信仰带来的战斗力的提升绝不是物质利益所能比拟的。这不是乱讲，还是那句话，战争的决定作用在于人。士兵不是机器，他们不是没有感情的战争工具。他们既需要指挥官的个人魅力作为凝聚力，也需要由正义感带来的信仰。这场战争，简单来说，我们能一直坚持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不放弃，而侵略者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信心，或者信心并不足，使得他们无法发挥全部力量。为什么我们对苦大仇深的敌人也会有敬佩之情？虽然他们的坚持在我们看来是不正义的，但军人的共同身份让他们有了共同的信仰——服从命令，为国而战。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技术似乎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因素。但不要忘记，是人利用技术，而人的信念决定了技术可以被利用到何种地步。

抗战胜利的原因 篇2

注意是从唤醒开始的, 而民族情绪的唤醒与公众已有的记忆信息密切相关。因此, 本文将根据记忆的唤醒、强化、重塑的逻辑顺序, 来研究媒体记忆与社群记忆间的互动。

一、媒体强势议程设置, 唤醒公众的社群记忆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 各大媒体从5月份起到9月3日大阅兵, 进行了长达约4个月的系列报道。媒体循序渐进地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 “植入”公众的生活, 刺激公众无意回忆。

(一) 媒体长期重复议题, 调控公众的关注度

以人民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为例, 5~9月推出特色专栏“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抗战”、“今天我们如何纪念抗战”;7~8月推出纪念特刊专版“7·7”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四块版特刊、“重访受降地”、“我的抗战记忆”等;8~9月推出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等;9月推出《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等20多篇重点理论文章。

可见, 人民日报对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进行了4个多月不间断的报道, 前期注重抗战故事的报道, 后期着力于通过评论和理论文章对读者进行历史观的重塑。

但是, 个体并不能对作用于自身的所有刺激信息进行注意。英国心理学家布鲁德本特提出的注意的过滤器模型理论认为, 注意就如同一个过滤器, 会对外界的信息进行筛选, 被注意的相关信息就能通过过滤器, 而没有受到注意的信息就被排除在外。

因此, 人民日报一开始推出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重访受降地”等专栏, 通过带领公众重返纪念地, 重现过去事物, 以信息的接近性刺激公众的过去经验, 回忆抗战记忆。因为抗战那段历史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段情绪性记忆。而故地重游在情境上的相似性, 将会刺激公众记忆信息的提取, 激发公众的民族情绪。

之后, 人民日报又通过发表系列评论《我们要有怎样的历史观》和理论文章《中国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以建构事件意义的姿态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标杆性的情绪反应, 使公众的情绪反应跟着媒体议程走。

(二) 加快更替媒介信息, 维持受众关注兴趣

在信息爆炸、新闻产品“麦当劳化”生产的当下, 受众对于议题关注的兴趣呈现出S形曲线的规律, 即对于信息的关注从缓慢递增→快速递增→缓慢递增→兴趣越来越少的过程。[1]因此, 媒体如何设置议题, 让议题显著性与公众受影响性呈正相关关系, 让长达大约4个月的议题报道维持受众的记忆和兴趣, 不产生审美疲劳, 成为各大媒体不断尝试创新的动力。

以光明日报对于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报道为例。在4月份, 光明日报就开设“二战史话”专栏, 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盟国作战;之后又推出了《听抗战遗迹的诉说》、《抗日战争图志》、《抗日英雄谱》》等近10个报道专栏, 重现抗战重大历史事件与英雄人物;8月26日, 光明网策划的抗战音乐答题游戏《战地歌声》开始上线, 带领网民体验经典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9月又在“两微一端”推出大阅兵的直播与报道, 并给网友提供实时评论互动平台……

从这一系列的报道策划可以看出, 光明日报不仅在信息更替上不断给予新亮点, 把握好新闻信息的学术思想与内容接近性, 对新闻发布与大众参与上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 加快了新闻信息的更替。还通过不同的媒介平台, 尤其是“两微一端”的联合运用, 大范围地辐射到公众的生活场域, 不断给予新的信息刺激, 提供舆论热点, 维持受众的关注兴趣。由此,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新闻信息的更替, 公众的记忆在媒体的引领下无意识地不断被唤醒、刷新。

二、媒体邀请公众参与记忆书写, 强化社群记忆

“媒介事件不仅赋予集体记忆一种物质, 而且还赋予它一个框架:它们是组织个人时间和历史时间的代码。”[2]媒体提供的公共记忆点, 这些看似不干预的意识输出, 却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 强化了原本的浅层记忆。在个体记忆的三存储模型中, 个人的短时记忆往往都会因感兴趣的信息、与过去相联系的信息被注意, 然后经过提取并加以复述后, 在个体记忆系统中形成长时记忆。

(一) 最权威的历史重述主体:抗战老兵

在纪念日报道中, 当事人的采访往往具有双重属性, 因为该当事人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又是历史纪念的报道者。所以, 作为抗战的当事人, 老兵无疑是该历史事件最权威的叙述主体。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中, 人民日报的“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专栏, 和《光明日报》开设的“抗日英雄谱”专栏, 专访健在的抗战将士及亲属, 通过他们的回忆, 重现抗战历史, 唤醒民族记忆。

在此, 媒体对于抗战老兵的专访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叙事模式:一种是以故事化的模式讲述那段历史。媒体以一个历史复述者的角色, 讲述抗战老兵的生活情境, 然后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出来, 担当起历史叙事的重任。另一种则是专访老兵的煽情化采访模式, 媒体以一种看似观察者的角色, 引导他们回忆那段抗战岁月、经历, 以及抗战胜利那一刻自身的感受。

但不论是哪种模式, 媒体对于老兵采访的目的有以下两种:一是邀请抗战老兵参与回忆, 媒体将抗战老兵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以权威的真实性重述抗战历史的“征服”过程, 提供能够进行集体记忆的线索, 带动社群参与集体回忆。二是通过引导老兵回忆那段抗战岁月, 以普通见证者的身份给公众提供一个回顾历史记忆的模板。公众跟随着老兵的回顾, 萌生出民族感情, 最终完成对抗战胜利后老兵的“加冕”仪式。

(二) 当下的个体化叙述主体:普通公众

在媒介事件中, 有必不可少的三要素:事件的组织者、媒体、观众。而一个成功的媒介事件不仅使观众的满意, 还要引导观众积极参与。[2]全民参与是纪念日活动必不可缺的要求。因此, 在不违背历史本质真实性的前提下, 媒体依据历史进行艺术创造。[3]以生动的形式去吸引公众参与记忆的复述。

腾讯网打造了一款二战主题的互动游戏《我的英雄, 我的城》, 引导网友在完成答题、猜图、集卡等网络任务的过程中学习历史知识, 吸引全民参与。在腾讯网打造的互动游戏中, 媒体潜在性对公众植入了规定的回忆模式, 通过答题、猜图等任务, 引导公众去回忆和关注那段峥嵘岁月。网友因游戏任务需要, 开启有意识的回忆, 并对于未知的抗战历史会产生主动去了解的欲望。公众在媒体信息刺激下提取相关的抗战记忆, 形成短时记忆, 又通过游戏需要进行不断的提取与复述, 对抗战记忆进行强化, 从而形成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长时记忆。

如此看来, 不管是抗战老兵, 还是普通公众, 在媒体的策划中, 公众都被无意识地邀请加入到有意识的历史回忆中。媒体提供共同的历史参考点, 刺激个人的记忆。然后, 个人的浅层记忆在参与媒介记忆互动后, 获得新的记忆, 并形成对特定事件的个体记忆的固化。

三、9.3阅兵重塑公众的社群记忆

昨天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新闻, 其原因在于媒体巧妙地将历史由头与当下产生联系。重述历史并不是媒体的唯一目的, 媒体对于纪念日报道的本质就是将事件作为轮廓从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 致力于当前的媒体议程对历史进行回忆和重构。这就是戴扬和卡茨所说的, “媒介事件编辑、再编辑集体记忆”[2]的功能。

(一) 强调当下的“加冕”仪式, 展示国家形象

9月3日上午, 23位外国国家元首及42位政府首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前政要等, 陪同习近平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共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同时也通过阅兵仪式向世界展示国家形象, 讲述其象征意义。1.2万名士兵进行历时70分钟的阅兵, 动用500多种武器装备, 200架飞机飞越天安门, 电视直播以直观的画面给在场的和不在场的观众展示了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形象。

而着重于关注当下的媒体, 在叙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中, 也将突出强调这重要时刻的意义。电视媒体会倾向于将镜头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的领导人、阅兵整齐划一的全景、台下观众的激动的特写等场面间切换, 将阅兵仪式蕴含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镜头语言表述出来, 并且以直播影像去感染不在场的观众的情绪。由此, 媒体的叙事与官方纪念共同构成了建构记忆的国家仪式。[4]

此外, 以人民日报为例的主流媒体对大阅兵开启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阅兵仪式就是一场过去历史与当下现状的过渡仪式, 突出了国家的巨大形象转型, 强烈的反差让见证者对当下的强国形象更加深刻。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一项面向全球的媒介事件, 把抗日纪念作为由头, 唤醒民族情感, 用历史记忆构建国家认同。

(二) 公众不在场的“现场”见证, 更新社群记忆

大阅兵的同步视频直播, 实现移动+PC+ 电视的无缝链接, 公众们通过视频直播、论坛热帖、微博图文直播、手机快讯等各种渠道共同参与“指尖大阅兵”, 进行着这场不在场的“现场体验”。从微博数据中心看“抗战胜利70周年”微博话题的指数趋势, 公众在9.3当天参与网络互动频率达到最高峰, 全民性参与到大阅兵的“加冕”仪式中。可见, 通过媒体前期报道的渲染, 公众关于抗战的记忆不断被唤醒、被强化, 而大阅兵的直播更是将公众的民族情绪激发到高潮, 成为公众的以此集体情感宣泄体验, 一次特别的集体记忆, 全民都参与到了这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自豪与狂欢中。

由此, 可以推演出个体对于抗战历史的记忆在媒体记忆的刺激干扰下, 形成以下的发展框架:媒体报道提供相似的场景、历史的共同参考点, 通过了受众的选择性过滤器, 刺激公众已有的相关记忆, 又通过系列报道让公众获得抗战相关的短时记忆。而公众自身提取的已有记忆与媒体给予的短时记忆间进行协调, 最终重新编码形成对于抗战的长时记忆。

在记忆的重新编码中, 一个人的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依赖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互动而发生的。[5]而媒体议程设置对于大阅兵报道上的侧重, 把公众对于事件的关注从过去的记忆向当下的现状转移, 让公众关注的焦点也从抗日民族精神随之转移到强国形象上去, 沉浸在大国风范的“加冕”之中。媒体通过对媒介事件的仪式化呈现来克服时空障碍, 通过历史记忆与大阅兵现实情境的结合, 利用视觉影像来展现文化符号, 让公众的国家自豪感与对国家的热爱相互交织建构成国家认同。

四、结语

对于纪念日的报道, 媒体将“过去的历史”包装成新的新闻由头, “植入”公众的生活, 刺激公众无意回忆。媒体又邀请历史事件当事人参与回忆, 以游戏、征文等形式吸引普通公众加入有意回忆, 在悄然间对公众的关注进行隐性控制, 让公众主动加入到这场纪念日的集体回忆中。新闻媒体对历史事件的纪念报道是唤起公共记忆的重要桥梁, 而新闻媒体对于历史事件的策划、展演又将更新大众的公共记忆。媒体记忆与公众记忆经过协商与争夺, 最终重塑社群记忆。

参考文献

[1]邵鹏.论媒介记忆的维度、机制及其镜像[J].新闻前哨, 2012 (06) :30.

[2]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麻争旗, 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245-246, 138.

[4]余霞.历史记忆的传媒表达及其社会框架[J].武汉大学学报, 2007, 60 (2) :254-258.

[6]李红涛.昨天的历史, 今天的新闻——媒体记忆、集体认同与文化权威[J].当代传播, 2013 (05) :18-21.

在迎接抗战胜利的日子里 篇3

1943年，我大学毕业后，与老伴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党组织。到昆明后，党指示让我们先到昆明电厂工作，当时我们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工厂青年工人和学徒。

我们在电厂成立了“民青”小组，民主青年同盟是党的外围组织，相当于今天的共青团，主要是组织他们宣传抗日，争取民主。

我们建立了一个培训班，组织学徒们在业余时间学习，培训班建在一个山坡上，后山上经常会传来狼叫声，刚开始大家都很害怕，后来也就司空见惯了。我们给他们讲劳动的价值，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在学徒中开展好人好事活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向他们宣传抗日民主思想，还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大学时的一位老教授在西藏日喀则进行社会调查多年，学会了唱藏族歌，跳藏族舞。我们跟着他一起跳，然后把学来的歌舞教给学徒们。由于我们的教导形式比较活泼新颖，学徒们都很喜欢，学习和工作的积极性也都很高。

看到那些十六七岁的学徒们单薄瘦小的身体，我们实在于心不忍，就设法在每天的早餐里增加一个鸡蛋，给他们补充一下营养。

这些学徒培训三年后就成为正式工人，他们经过延安抗大“特殊”教导，思想觉悟高，以后都成为各厂的工人骨干，许多人还入了党，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队员。

1945年5月，我从电厂调到西南联大“学生服务处”工作。8月15日，这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日子终于来到了。我和几位同志正在学生服务处接待一对老教授夫妇，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我们高兴得跳起来，大家举杯庆贺，我这不会喝酒的人也喝了好几杯。

紧接着，就听见街上的鞭炮声，校内校外都沸腾了，人们欢呼雀跃，喊着口号：“日本鬼子打垮了”、“日本佬滚出去”，口号声此起彼伏。

我忙着组织学生和电厂的学徒们上街游行并跳藏族舞。跳藏族舞是要穿长袍的，一个袖子穿上，另一个袖子垂在旁边，里面应是漂亮的内衣，外面是宽大的素色大袍，而且一般是一男一女结对，10人或者更多的人组成圆圈跳起来。可学徒都是男的，没有女的，也没有好看的衣服，想了想，我记起还曾教过一群女中的学生跳藏族舞。于是，我将他们两拨人组合在一起跳，真是妙不可言！重温这段历史，内心总会为之激动。

抗战胜利的原因 篇4

一个被埋藏了多年的真实的十岁小孩抗日故事 故事发生在广东中山县(现中山市)的一个广场上。时间约在1943年。当时，一队日本兵驻扎在那里。一天，几个日本兵在喂马，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好奇地远远望着这些高大的马匹。日本兵拘捕了他，审问不出什么名堂，便对小孩说：“皇军写几个字，你照着写了，我们便放了你。”一个日本士兵蹲在地上写了“日本战胜中国”这六个字。

小孩接过日本兵的石块，蹲在地上也写了六个字“中国战胜日本” 日本兵唧唧喳喳讨论了一会，估计小孩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一个日本兵又重新写了一遍“日本战胜中国”，指着这几个字朝小孩嚷道：“要按我们的意思去写，懂吗?否则，枪毙枪毙的!” 小孩拿起小石块，重写：“中国战胜日本“。 日本兵暴怒，用马鞭抽打小孩，还把他捆绑在木住上。过了一夜，日本兵把小孩放了。可第三天又把他抓了回去。原因之一是小孩的家人“顽固不化”，家长没带孩子向皇军“认罪”。

于是又在木住上将小孩捆绑了一天，然后押送到了监狱。经过近一个月的关押折磨，小孩已经气息奄奄，但他就不向日本兵求饶，不将“中国战胜日本”这几个字颠倒过来。日本兵眼看小孩快要死了，便假装仁慈放了他。回家不到七天，小孩就离开了人间。 小孩的名字叫郑振华——假如他还活着——现在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伯伯了……

抗战胜利的原因 篇5

终于逃出来了!海娃兴奋极了，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山王村的方向飞跑。眼看着快要到山王村了，海娃一摸口袋，“坏了!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出一身冷汗，一边回想一边顺着来路仔细的查找。忽然，海娃眼前一亮，那不是鸡毛信吗，还好好地躺在草地里!

海娃选了一条偏僻的小路去送信，本以为能安全的把信交给张连长，没想到路上还是遇到了一队日本鬼子。海娃心想：“糟了，鸡毛信怎么办?”他急得满头大汗，一会把信藏在裤袋里，一会儿塞进石缝里。忽然，他灵机一动，从身上撕下一根布条，把鸡毛信捆在一只老羊的尾巴下边。鬼子看到了海娃，龇牙咧嘴的问：“你的，小八路的干活?”海娃摇了摇头，“我是个放羊的。”鬼子见问不出什么，只好把他放了。

海娃赶着羊群刚走不远，就看见几个鬼子追了上来，原来他们想吃羊肉。糟糕!鬼子捉住的是那只藏有鸡毛信的羊，老羊拼命挣扎。海娃想：“鸡毛信会不会从羊尾巴里掉出来呀?”于是，他对鬼子说：“老羊有什么好吃的，小羊的肉嫩，吃起来才叫香呢!”鬼子想想也是，就抓了几只小羊烤着吃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小羊羔被鬼子吃掉了，海娃心痛的哭了起来。

晚上，鬼子怕海娃走了吃不到羊肉，就要海娃和他们一起睡觉。海娃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明天鬼子还要杀羊吃，鸡毛信可怎么办呢?不行，得想法子逃出去!”半夜里，趁着鬼子都睡着了，海娃轻手轻脚，小心翼翼的出了屋子，到了羊圈，拿起鸡毛信，飞快的向外跑去……

终于逃出来了!海娃兴奋极了，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着山王村的方向飞跑。眼看着快要到山王村了，海娃一摸口袋，“坏了!鸡毛信不见了。”海娃急出一身冷汗，一边回想一边顺着来路仔细的查找。忽然，海娃眼前一亮，那不是鸡毛信吗，还好好地躺在草地里!

抗战胜利70周年对我们的启示 篇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2015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通过立法确立纪念日和公祭日，并举行纪念和悼念活动，是国际通行做法。让中国人民缅怀先烈，纪念为抗战作出贡献的人们，为的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为的就是要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同时，也是为了警醒全世界人民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人民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要铭记历史，越不能忘记我们所走过的艰辛曲折的道路，越不能忘记无数英烈先辈所作出的贡献和付出的牺牲。在铭记历史中砥砺民族复兴的坚强信念，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3亿人民就必定能完成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落后、挨打，到抗争、探索，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顽强屹立。在这里，历史留下了一路走来的痕迹，我们在不断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汲取营养，因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触碰了民族生存的底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就是给爱国主义确立一个载体，让全民族的爱国情绪有更好的着力点、支撑点。

设立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将更加坚定全国各族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盘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这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2015年9月3日，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兴奋的节日。这也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扬眉吐气而又黯然神伤的日子。扬眉吐气的是，70年前中国人民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了，中国人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就是要永远铭记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无辜死难同胞;永远铭记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烈士;永远铭记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永远铭记为抗战胜利建立了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永远铭记支援和帮助了中国抗战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

通过大阅兵，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庆典开始时，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了整个天安门广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像一束火焰在天幕上燃烧。习近平主席肃立在敞篷车的正中央驶过金水桥，向海陆空三军问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习主席的问候如和煦春风，温暖军心。“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回答似惊雷回荡，山呼海应。

这次阅兵的形式和规模是建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不仅有昔日参与抗日战争的老兵，更有各国首脑、总统参与到其中，例如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等等。而且还安排了17个国家的仪仗队参与到我们中国的抗战阅兵当中，可以说是阵容是十分的庞大的。阅兵式纪念，是为了警告那些罔顾事实、篡改历史的人，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积贫积弱之民族;是为了提醒我们的同胞，铭记先辈们的牺牲，铭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是为了讴歌无数先烈浴血奋战、穷其生命追求民族自强的精神。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牢记历史。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发展史上，我国先人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前沿。但是，从19世纪起，我国进步的步伐逐步放慢，改革的进程屡受阻拦，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竞争中逐渐落伍，并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横行的时代受到世界列强的持续侵犯。日本在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是中国百年沉沦受辱的最后一篇。但就是在这一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卓绝，写下了保家卫国的壮丽诗篇。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反思教训。由于积贫积弱而经历如此坎坷与波折，因此中国更加懂得胜利的来之不易。如何永续和平？结论显而易见——自壮自强。我们把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寄托于某些大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以史为鉴不是为了记仇报复。我们纪念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仇恨，而是着眼于未来。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意味着背叛。这段历史，就像一个永远醒着的伤口，以一种永远无法回避的痛楚，时时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中华当自强!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永葆和平。中国进行的抗战付出了数千万军民的伤亡，世界上没有谁比中国更深刻懂得和平对于我们的意义。二战的亚太战场始于中国，终于中国。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二战的同盟国胜利居功至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崛起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以其日益开阔的视野以及更为充沛的国力，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无论是构建各种地区安全机制，或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的人员和声音正更多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

抗战虽然远去，但依然有其启示意义。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振兴中华。“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正如一位青年评论家所指出的：“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付出。”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

“知耻而后勇。”国耻，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历史不容忘记。只有真正了解并牢记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才能深刻了解并牢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性。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才能从内心伸出激发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才能高扬爱国主义的时代主旋律，不断激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70个春夏秋冬，由此而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神州大地上激荡，在华夏儿女心中涌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当前，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都应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大局，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为发愤学习之动力，热忱报国之行动。今天我们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就是要铭记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日子，重温历史，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化耻辱为悲愤，化悲愤为自尊、自信、自理、自立、自强、自励，进而确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为祖国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讲，必须牢固树立国耻的意义、忧虑意识和危机意识。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遭受的耻辱，往往比得到荣誉更能刻骨铭心。而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忧虑意识，更是当代青少年建功立业的现实压力和动力!目前一个不忘国耻而愤然前行、充满忧患意识而始终居安思危的民族，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的日子里，在伟大祖国通往现实化的不平坦的征途上，我们广大青少年理应警钟长鸣，勿忘国耻，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变压力为动力，把爱国精神和国耻危机转变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抗战胜利的原因 篇7

一

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始设于1906年9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领事馆被迫关闭。抗战胜利后, 美苏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对抗拉开帷幕。1945年7-8月的中苏谈判过程中, 苏联坚持在东北, 尤其在港口和铁路问题上享有控制权, 而美国不甘心让苏联在战后独占东北, 插手谈判, 竭力要求苏联承诺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以限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在美国看来, 苏联在中苏谈判期间提出的对东北的要求, 以及苏联红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几个星期以后, 仍继续在东北采取进攻行动, 这些都是直接针对美国利益的。美国希望尽快在大连重新开设领事机构的目的有二:其一, 观察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以及二者的关系。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苏联将在旅大地区长期驻军。而9月中旬, 中国共产党作出“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 大批中共干部和部队经海路抵达大连。其二, 恢复美国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利益。战后, 美国两大石油公司———苏康尼 (即美孚) 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都急于派员前往大连查勘石油设施。国务院对外事务处代理主任巴特里克 (Richard P.Butrick) 建议除向东北派出领事人员外, 还应增派经济分析人员、美国新闻处 (USIS) 人员, 并提出具体人选。[1]1466

1945年10月中旬, 美国政府分别向中国和苏联提出准备重建大连和哈尔滨领事馆[1]1466。中国国民政府表示, 在中国政府和军队明确控制东北之后再建不迟。由于大连被苏军控制, 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的美军军舰已经被拒绝登陆, 国务院指示暂时推迟派外

交人员前往东北, 等候东北局势明朗。

1946年1月18日, 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华大使同中国政府协商, 希望尽快派遣领事人员前往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主要城市重设领事馆[2]1130。正在中国进行调处的马歇尔 (GeorgeC.Marshall) 将军认为, 在大连重建领事馆“比较理想”, 仅仅是美国领事馆的存在“就会使俄国人在采取任何措施时感到困窘”[2]1134。这一次, 中国方面表示同意, 并表示美国政府不仅可以派遣领事人员, 还可以随后派遣陆海军、美国新闻处等人员前往东北[2]1131。由于东北局势不稳, 2月16日, 中国外交次长刘锴通知美国大使馆, 尽管外交部愿意美国领事人员回到东北, 但在东北目前的形势下, 不太可行[2]1133。美国国务院得此消息后十分着急, 指示大使馆再向中方交涉。经再次交涉, 中方表示不反对美国向大连和沈阳派出领事, 但由于中国政府还没有控制这两个城市, 因此不能保证美国领事及其职员的安全。

二

1946年3月, 美国政府派斯特金 (Leo D.Sturgeon) 前往大连, 为在那里重建领事馆做了探索性的工作。斯特金通过对大连局势的观察, 认为“大连的局势为领事官员们提供了特殊的机会”, 尽管“最初的领事活动可能应被限制在现存的军事政治形势下, 只有在互相理解的氛围和建立合作的情况下才能扩大, 看起来并非不能指望在大连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也可能会对远东其他地方的美苏合作产生良好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 在大连的目标可能比通常的领事职能要丰富一些”[2]1155。但由于准备不充分, 斯特金一行在大连停留两周后离开。4月7日, 战后美国第一位驻大连总领事本宁霍夫 (H.Merrill Benninghoff) 抵达大连, 并顺利开设了领事馆。

驻大连领事馆的首要任务就是向美国政府汇报苏联军事当局和中共在大连的活动。大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 驻大连领事馆处于苏军司令部管辖之下。与驻其他城市的美国领事馆相比, 驻大连领事馆多了一项重要的职能, 就是近距离地观察中苏关系。美国驻苏代办凯南认为, 来自大连的情报极为重要, 因为这对了解“苏联对该地区的总态度和总政策相当有利”[2]1157。本宁霍夫驻大连期间, 向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关于大连的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通过这些报告, 驻华大使认为“很可能苏联对满洲的政策目标部分在于尽可能地把满洲经济与东至贝加尔湖的西伯利亚经济连接起来。正常情况下, 大连港操纵着满洲总贸易的70%以上”, 因此, 美国“有责任就我们的利益防止苏联利用源于雅尔塔协定的在满洲的地位去做不仅损害中国利益, 也损害作为贸易国的美国利益。大使馆认为苏联人继续占领和控制大连是对满洲经济的抑制, 建议国务院考虑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令人讨厌的现状”[3]492。

美国驻大连领事馆的另一项工作是努力使大连港重新开放贸易和商业。美国希望以领事馆的设立为契机, 从而使大连对美国船舰开放。斯特金到大连后, 乐观地认为建立领事馆“有利于同部分苏联部门发展起一种对美国公司和商业企业代表支持的态度”, 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一般情况下的苏美关系”, “会对远东其他地方的美苏合作产生良好的影响”[2]1155。1946年5月, 本宁霍夫在对大连形势作了初步考察后, 建议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支持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建立政权以便该港口能宣布对所有国家贸易开放”。他建议, “在条约能接受的贸易和商业开始在大连和满洲活跃起来之前, 首先行动是必须的, 做得越快, 受到俄国人的侵犯就越少”[2]1171。

对于美国驻大连领事馆来说, 保护美国公民及其财产这一基本领事职能反而是微不足道的。本宁霍夫初到大连时, 曾向苏方提出检查在港口地区的苏康尼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的设施, 但遭到苏方的婉拒, 建议“暂时搁置这个问题”[2]1165, 后来多次口头和书面请求, 都没有成功。同样, 领事馆对大连唯一一处美国人的房地产———摩根房产的请求也毫无结果。可见, 美国驻大连领事馆的主要职能就是在美苏冷战中充当桥头堡, 通过近距离地观察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为美国制定对苏对华政策提供依据。

三

1948年,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吹响胜利的号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声中, 美国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要不要保留其在华外交机构。美国在对待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问题上, 在继续采取敌对态度的同时, 一直心存观望, 举棋不定。其时, 美国并没有下定决心停止援蒋, 也没有准备承认新中国, 但是却要求新政权对其驻华人员按外交惯例给予一定的待遇。这在中国共产党的“一边倒”外交政策面前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1949年3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讲道,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4]1434。随后中共中央作出指示, 只有在美英等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的情况下, 才可考虑与之建交的问题[5]83。否则, 对美国等国原使领馆人员只能以外国侨民相待, 在其守法的前提下, 保障其人身安全。但是, 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 美国还在继续帮助蒋介石顽抗的情况下, 美国留在已解放的城市的使领馆人员不大可能受到友好礼遇。

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 驻大连的美国领事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48年10月, 美国驻大连领事帕多克 (Paul Paddock) 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还反复表示, 尽管与外界隔绝, 但他和副领事格莱斯廷都很愿意留下来。但一个月之后, 东北全境解放, 帕多克向国务院报告, 大连领事馆的情况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了”[6]104。帕多克意识到, 尽管大连暂时控制在苏联人手中, 但地理上是中国的一部分, 苏联人的控制只能是暂时的。一旦中共取得对美国领事馆的管辖权, 那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 或是领事馆不得不关闭[6]99。果然, 1949年4月1日, 中共旅大区党委在大连市文化宫召开中共旅大区活动分子大会。之后, 旅大地区的所有中共党组织全部公开。帕多克不安地观察到, 过去和苏联的旗帜一起飘扬在公共建筑物上的国民党旗帜, 被共产党的旗帜取代了。帕多克向国务院汇报, “苏联指挥官现在拒绝收领事馆的信”, 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直接同“关东民主政府” (应为旅大行政公署———引者注) 打交道, 但“各级中国官员拒绝让我拜访他们”[6]189。

帕多克认识到领事馆的地位越来越难以为继。他向国务院表示:“领事馆对本馆当前和未来的价值没有什么信心。如果国务院不能迫使俄国人允许这里处于工作状态, 其重要性无法恢复。否则, 最好还是我们自己体面地关闭领事馆。”但是国务院不想就这样关闭大连领事馆, 告诫帕多克, 即使报告的数量有所减少, 他们的工作也是有价值的, 应该继续下去。直到7月, 国务院不得不接受事实, 驻华大使馆给帕多克发来电报, 称“我们清楚地知道保留我们在满洲的最后立足点的好处……然而, 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 那些好处与为了保持这个据点存在而带来的斗争、花销、屈辱和危险相比得不偿失……大连的领事官们现在几乎是在某种新危机下等待俄国人报复的人质了”, 同意在同俄国外交部作最后的交涉到8月15日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关闭大连领事馆[6]186。

新中国成立的当月, 1949年10月19日, 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关闭。10月21日, 帕多克等人离开大连。除了中国和苏联方面的原因外, 美国领事馆无法立足的另一个原因其实在于美国自身。帕多克抱怨他在大连的岗位是与外界隔绝的, 在苏联控制下的大连没有美国的商业[6]。他没有意识到的是, 美国对苏联集团的贸易控制和经济封锁是包括大连在内的。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和寻求有效遏制共产主义的办法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灵活性, 因此, 领事馆的孤立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国的遏制政策。

参考文献

[1]FRU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G].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2]FRU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X[G].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3]FRUS,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G].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4]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的舆论幅度 篇8

中国自1937年“七七”事变，迄1945年8月中日本宣告投降，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获得胜利。一个多月后，国民政府即于10月1日宣布废除战时新闻检查。近代以来，凡国与国交战期间，对新闻必有所控制，这是无疑的。但国民政府的战时新闻法令法规订立得较晚，于194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

这里举一例可略窥战时新闻检查之一斑。1941年12月23日，资深外交家郭泰祺突然被免去外长职务（此年4月2日才任命）。驻美大使胡适在24日日记中记下：“下午我得雪艇（编者注：王世杰，字雪艇）一电云：‘复初去职，系因《大公报》指摘其私行不检，并无其他背景，弟甚惋惜……’”接着大发感慨：“一个报馆的言论可以赶掉一个外交部长，伟大哉《大公报》！中国真是一个民治国家！”

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也在1941年12月22的日记中写道：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今日在报端著一文……题中主旨在抨击孔庸之与郭复初，惟未明著二人姓名耳。午后九中全会开会时，有人询予何故未将该文检扣。予即席声明该文一部分，原经检查机关删扣，该报故意违检，仍将被删之部分刊出，但予决不主张因是而停该报（检查局有罚其停刊数日之拟议）云云。复初细行，颇有不检，但大事则不苟且。《大公报》之指摘，大体上虽属事实，究不免见小而遗大。在外交形势如斯严重之时，倘非外交当局在大政方针上有何错误，初不宜轻率攻讦，毁其信誉，俾国家亦蒙不利。（《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3月初版）

王芸生违检刊出的被删部分，是这样的内容：“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雀笼老妈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国家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悖中央励精图治之旨……现当国家艰难之会，正政府奋发之时。本报同人为国载笔，在过去数年中，所以未敢坦率指摘内政，深恐暴露弱点，沮国人之气，损政府威望；现在国际大势已定，国家此后之存亡兴废，端视我们自己在内政上努力如何为定；中央既有修明政治的决心与英断，全国人心，闻风而振，本报岂惜这一张烂纸，而不为国家效驰驱，而不为政府作后盾？”

笔者将这些孤零的史料钩沉汇拢，庶几可使今日关心知识分子言论的朋友，藉此窥得一点历史的消息，所谓战时新闻检查，亦不过如此。

抨击最烈者要数《观察》和储安平

战时新闻检查废除以后，常态的言论自由是没有禁区的。自晚清民初以降，“报纸是民众的喉舌”已成社会通识。虽然《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但它从未宣称过它是国民党一家的喉舌。将“民众的喉舌”变成一党专有的“喉舌”，是对报纸性质的偷换。且国民党在省党部以下不设机关报，在一个数以千计的民间独立报刊遍于寰中的时代，社会舆论是不可能有禁区的，因此国民党也不可能规定几项基本原则以控制全国舆论。

日本投降后的国共3年内战中，新闻界抨击国民党政府最为激烈的报刊和政论家，要数《观察》周刊和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他的第一篇政论文字就是《失败的统治》，指摘国民党20年的统治完全失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观察》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

1947年3月8日，他又发表一篇长文《中国的政局》，分析政治形势，并率直地指出：

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观察》第二卷第三期）

这些锋利的文字，直刺当局的心肺，但这是言论、新闻自由的惯例，国民党只得任其抒发。学生刊物更是肆无忌惮，什么内容都敢登，而教授则什么话都敢说，不知“顾忌”为何物。如张奚若对《清华周刊》编者的答问：

问：对于政府的改组，先生作何看法？

答：今天的政府改组是骗骗各党派和美国人，为的是让人家说不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改组政府与制定宪法都是耍耍花样，不能起一点刷新政治或解决国共争执的作用。

问：中国要如何才有希望？

答：在这个政府垮台后，政治是否上轨道，虽然不容易说；但在这个政府垮台以前，政治决无好转希望，却是无法避免的结论。（《清华周刊》复刊第一号，1947年3月）

1947年2月初，上海黄金一日五涨，（南）京沪汉渝金潮泛滥，市场动乱，粮价暴涨。中央银行停止黄金配售。立法院多次开会讨论金潮，大多主张黄金国有。上海《文汇报》却于2月27日刊出马寅初的讲演稿，标题是《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政府在本月16日公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第一条就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及外币在国境内流通”，马寅初叫“不要卖出来”，当然是提醒民众不要卖给中央银行。马是191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以经济学家的高深修养，通俗地举出7条理由劝告老百姓不要卖出黄金美钞：“如果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不要拿出来，他给你的法币，不是他拿出来的，是机器轧、轧、轧，印出来的。你拿黄金美钞换法币，傻瓜！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不要拿出来。如另有好政府上了台，而这个政府又真正能为大多数的老百姓造福，那时再拿出来亦不算晚。”这简直是跟政府的政策唱对台戏！而《文汇报》居然也敢这样登。这就是一个常态社会（虽处于乱世）言论自由的正常现象。

还有一个因素：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吴国桢，早年出身于清华，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他是一位具有民主政治头脑和现代行政知识的官员，能干又温和，不主张仅因言论处罚一家报馆，亦不惯于以权力高压方式处理棘手难题。储安平的《论上海民乱》、《一场烂污》等极其尖刻且不无偏颇的时评文字能够顺利刊出而不被关门停刊，《观察》周刊能在短期内跃居全国抨击执政党和政府最为激烈严厉的诸多报刊之首，恐怕跟上海当时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不无关系。

议论政事乃近世报刊之良好传统

百余年来，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报刊，多是在国事阽危、政府无能、主国者颟顸或厄于实力，士大夫、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立言的历史关头创办的。议论政事乃是近世报刊的一大自然传统。民国创立11年后，国家还是一番乱象，丁文江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胡适被他说服，他们于民国十一年（1922）共同办起了《努力周报》。胡适在《周报》第一期公开交代了办报导因：

在君（编者注：丁文江，字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丁文江的意见是对的。腐败的政治必然要将一切良好的制度和传统摧残殆尽，比如司法、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社会自救、新闻自由、道德传承等。可以说，人类生活的万恶之源，全在于政治的腐败；凡是不受人民控制的权力，必生出腐败。

《努力周报》既是为了议论政治、批评政治而创设，所以它就成了北京政府统治下的一个专门的政治评论刊物。它密切监视全国的政情，发表独立的评判，第2期就刊出了丁文江、胡适等16人共同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认的“好政府”，同心协力地向恶势力作战。

胡适把政论家分成3种：服从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表率政党的政论家“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其实这种政论家只有民主型的政党中才有。胡适说：“至于那监督政党的政论家，他们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论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

后来胡适将这种议政作风带到了《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自由中国》，其精神也影响了储安平的《观察》。《新月》说“实际政治我们由那种有能力的人去干，我们的工作是批评的工作”。《观察》更为干脆地宣称：“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

监督政党的超然的独立的政论家，在自由思想分子里独多，在极权党里则绝无生存的空间。胡适终其一生都在监督、批评国民党，做国民党的“诤友”、政府的“诤臣”。在晚年，他一再对国民党有所批评、规劝：劝蒋介石不要三连任，不要修改宪法，做一个守法守宪的总统；不要去修改出版法，抗议“雷震案”由军法审判；建议国民党自行分化为两个党，结束一党执政，走政党政治的道路。这些批评和建议，蒋介石都没有采纳。（但他对胡适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容忍和尊重。）

胡适对左翼政党也曾有所建言。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他从纽约拍电报托王世杰转交毛泽东，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归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思考。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当时毛泽东正应蒋中正之邀到重庆共商国是。知识分子和全中国人都期望和谈成功，不起内战。但中共不屑于走英国工党道路，没有采纳胡适的建议。

当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起对国民党的“人权与约法”批评时，所事的是“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自由”及“党部与政府机关因侵犯人权及违犯法律，人民有揭露、控告和要求按法律制裁的权利”。其实当时北伐初成，很多问题是军阀割据时期的遗留。其后20年，社会舆论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的自由问题已基本解决。傅斯年1947年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之后，行政院长宋子文就下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