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国古代史讲稿

北大中国古代史讲稿（共4篇）

北大中国古代史讲稿 篇1

文学-北大中文论坛...温柔敦厚诗教也------电视系列讲座讲稿 诸位网友：

以下是我在数字电视北广传媒考试在线频道所作的诗教系列讲座。07年11月12日起开始播出，每天一讲，下午4点首播，当夜12点和次日早8点重播。我本人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充其量诗词爱好者而已，所讲一定存在很多错误，所以今后我每天跟一帖，发次日将播的内容，诚恳希望得到诸位网友的批评指正。

风起云扬再拜致谢！

07.11.11.（附）目录：

源远流长话诗教------谈诗教的历史变迁 于今香火遍瀛洲------韩愈和他的迁谪诗 朱弦一拂遗音在------读柳宗元的诗 闻郎江上唱歌声------刘禹锡和竹枝词

回首苍梧云正愁------谈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忧端澒洞不可掇------谈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可怜白骨攒孤冢------我看杜甫的“三吏”、“三别” 白日放歌须纵酒------简述杜诗艺术成就兼谈律诗的平仄规律

不觉立听无限时------简介律诗的拗救和对仗 兼济志在讽谕诗------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 仙人衣裳弃刀尺------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曾经沧海难为水------关于元稹的爱情诗 长与东风约今日------苏轼和他的妻子王弗 眼波才动被人猜------谈李清照词中的爱情 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的后半生及诗词 花自飘零水自流------谈李清照爱情词的语言艺术 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中的爱情故事 羯鼓霓裳一缕痕------《长恨歌》背后的爱情故事 男儿到死心如铁------感受辛弃疾词中的爱国情怀 望中烽火扬州路------关于辛词的用典

我见青山多妩媚------谈辛词中的妩媚语、闲适语 春在溪头荠菜花------读辛弃疾农家词并简介几个小令的词谱

满城春色宫墙柳------谈陆游爱情悲剧的特殊性

此身合是诗人未------谈陆游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亘古男儿一放翁------怎样理解陆游的颓放 垂成穑事苦艰难------读范成大的农事田园诗

提携汉节同生死------谈范成大的“使金七十二绝句” 中有忧时致主心------谈杨万里和他的“诚斋体” 篙师偏不信船流------说说杨万里的性格缺陷 从公已觉十年迟------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友情 与君世世为兄弟------苏轼苏辙的手足之情 嫁得才人胜帝王------苏轼与他的妻和妾 也无风雨也无晴------谈苏东坡的幽默和旷达

一掊黄土二峰山------以朋友之情漫谈人格的发展进程

源远流长话诗教

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总题目是“诗教”，那么，我们就从诗教的历史变迁讲起，把它放到大的历史坐标当中去。

“诗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经解》，《礼记•经解》是汉代人作的。其中有一段假托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诗教”这个概念最早的出处。它原来的意思，是以《诗经》为教材进行教育。《诗经》本名就是一个字：《诗》，到了汉代，把《诗》奉为经典，才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周王朝采集编纂《诗》，其中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统治阶层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弟。以《诗》为教不是孔子以后才有，应该是从一开始采集编纂《诗》，就同时在进行的，虽然未必那么自觉。那时的《诗》教的对象，是贵族子弟。那么《诗》教的结果怎样呢？就是使他们“温柔敦厚”，这里的“温柔敦厚”，是指当时上层社会人们应有的性格修养，是他们互相之间的相对形象和态度。孔子之前的《诗》教，使得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大夫之间，赋诗达意，不违礼节，婉转地陈述自己的愿望、要求、观点等等。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具体情况在《左传》中有很多记载。例如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在秦国避难，出席秦穆公的宴请，“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为逸诗，现在诗经里连名字也没存，顾名思义，可能是河水归于大海，这里以河喻己，以海喻秦，感念秦相助的恩德；“六月”为小雅里的诗，说的是尹吉甫率兵抵抗异族入侵，凯旋归来，接受周天子赏赐，设家宴欢庆，秦穆公赋“六月”是表示对重耳的赏识。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故事：秦穆公把女儿怀嬴许配给重耳为姬妾，有一次怀嬴伺候重耳洗手，洗完了重耳挥手甩干（插一句，那时候洗完手是不擦的，只有祭祀时代表受祭人的男巫，叫作尸的，尸体的尸，洗完才擦手），水珠就甩到怀嬴身上了，怀嬴很生气，说秦晋两国是平等的国家，你怎么能这样轻贱我！吓得重耳赶紧脱去上衣，自己把自己囚禁起来。你看现在宴会上，重耳唱段“河水”，穆公唱段“六月”（当然，都未必是亲自唱，可能类似现在的点歌，让乐工歌妓们演唱），如此对答，非常含蓄得体，又相当贴切诚挚，矛盾化为乌有，本来这个事就是可大可小的吗。而且穆公唱完“六月”，重耳的随从赵衰马上让重耳拜谢穆公，说“您提出辅佐周天子的使命要重耳承担，怎能不拜谢！”后来秦穆公果然派兵送重耳回到晋国作了国君，就是晋文公，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你看，《诗》成了外交的技巧、艺术。可见当时的《诗》教有多么重要。

我再强调一遍，当时的《诗》教对象，仅只是王公贵族；但又不可否认，这至少在一小部分人中，形成了较健全的人格。

孔夫子的贡献在于，他把仅限于王公贵族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在孔子之前，教育是由官方垄断的，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教育机构，周天子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宫”。当然只招收贵族子弟。孔子“设教闾里”，“闾里”就是现在所说的胡同、里巷，私人办学，“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不分贵族还是平民，一样地给予教育。他自己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束修”，十条干肉捆成一束，朱熹解释说“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可见，来学习的绝大多数应该是平民子弟，《史记》记载孔子一生教过的弟子有三千人。孔子教他们什么呢？又记载说传授六艺，也就是六种经典：《诗》、《书》、《易》、《礼》、《乐》、《春秋》。《诗》占头一位。清代经学家段玉裁说，《易》和《春秋》，周人不常学习。朱自清先生进一步说《诗》几乎是唯一常用的文字教材，而且必须学以致用。《论语﹒子路》中有这么几句：“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读了诗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呢？我们逆向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教给你诗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务，有能力去出使应对四方。这说明孔子的《诗》教非常注重《诗》在当时的实际用途。

而关于《诗》的总体作用，孔子用“兴、观、群、怨”四个字来概括，在《论语•阳货》中有：“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就是认为诗具有鼓舞人心、观察世情、团结同道、抒解怨愤的作用，通过道德教化，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这说明孔子把《诗》教推进到了有意识进行的自觉期。我们可以说《诗》教从萌生到自觉，大约600年。

孔子以后，《诗》教大兴，当时以《诗》为教的，主要是儒家。后来百家著述中，《荀子》引《诗》最多，开汉代《诗》教的先河。

在汉之前，我们的民族文化曾遭受过一次酷劫，那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秦王朝的首都咸阳刨个大坑，把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推到里头活埋了。焚书呢，就是除了医药、种树等类之外，把其他的书全都一把火烧光，“诗三百”当然也就一篇不剩。焚书坑儒两年以后，秦始皇死，再过四年，秦王朝就完了。可是能背“诗三百”的学者，到汉初还没死绝，正是通过他们的讽诵（背诵、记录），《诗》才又得以流传。起先，讲《诗》进行《诗》教的有齐、鲁、韩三家，到汉武帝时这三家都立了学官，进行官方的《诗》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诗》开始称《诗经》。后来又出现了赵的毛亨毛苌讲《诗》，未立学官，等于说有点象孔子一样，私人办学，进行民间的《诗》教。到了东汉末年，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注，学毛诗的人越来越多，其他三家诗逐渐消亡，只剩毛诗流行，传到现在。

赋诗明志，引诗见志，到汉代在贵族社会生活中仍然极普遍，这我们从曹操的《短歌行》中直接引用《诗经》成句就可以看出：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就是《诗经》成句，其实是首情歌，“你那青青的衣领啊，老挂在我心里”，这里却是说求贤不得，所以反复沉吟；后引《小雅•鹿鸣》，其实说的是终于把贤人请来啦，好好招待，给他高待遇。

我们前面说过，周的《诗》教对象仅只是贵族，孔子和汉儒的《诗》教普及到了平民，无疑这是一种进步，可也没有普及到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孔子鄙视体力劳动是人所共知的。但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上层统治者的好恶，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的底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

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日：“胡为乎泥中？” 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从这两个婢女对话还有曹操的《短歌行》引诗经，我们看出他们都是断章取义，不管所引的诗或诗句原意是什么。古人引《诗经》常常是这样，这在现代汉语中还有痕迹：“逃之夭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等。再一点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孔子还是汉儒，他们解释《诗经》，尤其是解释其中的“国风”，往往是牵强附会，明明是热恋中青年男女互相唱答的情歌，偏偏硬说成什么贤王能臣、后妃之德等等。例如：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

今天，一般读者只要去领会其中浓郁鲜活的生活气息，体会抒情主人公的情感波澜就可以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解读，聊备一说，知道曾经有人如此可笑地解释过，不知道也没关系。当然专门研究者还可以去争论，比如最近出来一说，《关雎》就是写后妃的，因为琴瑟钟鼓，尤其是那个钟，不是普通老百姓家里能有的。他们争他们的，等到争出一个明确的公认的结果来，我们一般读者采用也就是了。我们只要知道当时的《诗》教，核心目的是教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正因为有着这样现实的功利要求，所以才不惜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但从总的历史发展进程看，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还是占主导地位。时间从战国到两汉，我们可以称之为先儒的狭义“诗”教期，大约700年。

魏晋南北朝以后我国文化思想迅速多元化发展，单从文学创作来说，越来越繁荣，并且开始有了专门的文学评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它们与前代关于《诗经》的论述相比，有了极大变化，不再象前儒那样一味牵强附会地阐述儒家教义，而注重展现诗歌及诗人的艺术成就，揭示有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诗》教”开始成为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的“诗教”。

而诗教内容中大量加入在形式和声调方面如何要求，应该是在唐代把诗赋列入科举考试之后。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风格各异长短不一的诗歌很难判别优劣，所以就限定应试诗的句数字数、平仄格式和和修辞准则等等，并将其命名为“律诗”。那么就有理由推断，从律诗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项开始，有关的指导就必然一致而且推广开来，这样考生们才有章可循，考官也才有具体的评分标准。好象现在试卷ABCD选项一样，计算机一扫就判了，很客观。唐代开始，直到清末，科考都要考格律诗，就是因为这种形式有客观标准，当然这种形式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字功力和才华。这样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格律诗的普及发展，教格律，成为诗教新的重要方面，甚至渗透到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对课”，就是教对对子，这是教写格律诗的第一步。从八世纪以后的一千两百年中，读书人个个学格律写格律，直接目的就是应付考试。可是科举废除了，格律诗词却仍在知识分子当中风行，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广的读者作者群体，这说明它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同是为科举服务的“八股文”却早已销声匿迹，这样的对比，很是耐人寻味。这里顺便说到，今后课程，所举例证多为格律诗词，而且要讲授诗词的写作。

唐宋以来的诗人词家往往在其创作之余发些有关的议论，最早的可能是白居易的《致元九书》，从北宋欧阳修作《六一诗话》之后，《诗话》、《词话》绵延不绝，直到梁启超、王国维。其中除了艺术性探讨之外，也有不少出于社会文化关怀的论述，对儒家早期狭义的《诗》教思想作了补充、完善，这可以说是后儒们的广义诗教期，其时间长达1700年。

这1700年的后儒广义诗教，情况当然很复杂，有塑造民族灵魂、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步作用方面，而且在大部分时间占主导地位；但在维持旧秩序、阻止改良反对革命方面，儒家诗教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尤其在封建社会末期，有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面。这一点也应该认清并分析。

“五四”以后一段时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诗教中的儒学观受到清剿。但诗教在继续，只是内容更新了，可以说是力图摆脱儒学糟粕的新诗教时期。白话诗出现，但旧体诗仍然在知识分子中流行。诗教呈现多元化，有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的渗入，但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不但没有断绝，甚至在培育新一代精英中，与西方思想奇妙地共同发挥作用。鲁迅、胡适、柳亚子、郭沫若、郁达夫等思想、文化的先锋，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等一批优秀的新诗人，个个精通诗道，并且以诗教人，担承了在此激变时期以诗来“兴、观、群、怨”的历史责任，这30年的多元化新诗教，影响之大，不逊儒家诗教前人。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情况特殊，新诗一统天下，旧体诗除鲁迅、毛泽东的作品以外，公开发表的极少。教材中虽有旧体诗，但除大学文科外不再教格律，甚至大学也基本不教。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教被弱化了。可就在这同时，毛泽东诗词却逐渐大放异彩，似乎成为新时代的“诗经”，随处引用，简直有点象先秦两汉的“赋诗明志”，而且普及程度绝对远远超过于那时的局限，工农兵学商社会各阶层无所不及。从建国至八十年代初的三十年，是可以说毛泽东诗教时期，极具政治强化特点，毛泽东诗词的革命精神和豪迈境界，影响了中国至少三代人，其效果的显著和深刻，历史上没有一位任何领袖或诗人能与之相比。最典型的例证是“四五”运动，几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朗读数以万计的无名作者的诗，如此壮观，只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而95％以上是旧体诗词，词又几乎全部用的是毛泽东所用过的词牌填写，从中可见毛泽东诗教效果之一斑。其中的多数，不合格律，仅押韵而已，当时的作者读者多不知格律为何物。

这前后60年的新诗教和毛泽东诗教，最大的特点，是把“诗言志”发挥到了极至，甚至有些过分，表现到诗歌创作呢，则是思想内容极度张扬而艺术形式游移不定，旧体弃置可又恋恋不舍，新体迟迟没有定型。

进入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词客、诗人，或者奔走呼号，或者躬身厉行，从事当代诗教，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他们孜孜以求的，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目标极为明确，那就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里有一点我们必须提及，在科学使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现代声象网络技术，为我们的诗教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条件和手段。孔夫子能想象在电化教室用大屏幕投影讲《诗经》吗？白居易能想象把他的《长恨歌》配上朗诵音乐舞蹈放到电视屏幕进入千家万户吗？即使是毛泽东，能想象现在有上千个网站网页粘贴着他的诗词吗？单说网站，目前至少几十个在教授格律，甚至有这样的网站和软件，输进你写的诗词，电脑立刻告诉你哪里出律了。可以说，无论主观、客观，当代诗教都有着前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不取得比前人更高的成就，简直是无天理。当今兴起的诗教，正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安定繁荣的产物，反过来又在促进这个生机勃勃的社会更趋活跃。当代诗教，与中华民族又一次伟大的崛起复兴正呼应，与一个空前盛世即将来临的步伐正合拍，必将铸就无愧古人超迈前代的辉煌！

中国古代史课程讲稿说明 篇2

1、本讲义稿教学内容的时间是按配套教材和教学习惯，上限起于原始社会，下限迄于清鸦片战争前。

2、各章的教学目的、参考书目等项，在教学大纲中已经列出，本讲稿中不再详细列举。

3、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本讲稿内容在总体依据教学大纲的原则下，其具体章、节、目内容上，做有必要的调整，既注意与教材整体上的依凭和配合关系，又注意突出讲稿的自身特点。教学中安排有适量的讨论课与自学内容，对此，本讲义中只简列其内容要点。

4、本讲稿从以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为界分为三部分，是由三位教师分别提供（详略上或略有差别），教研室集体进行了统稿讨论。讲稿自不同于个人著述，更多地直接参考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和志谢。序言•历史的含义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延续至令的国家，中国有着从古至今不中断的历史记载，中国的古代文化被称为史官文化。

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史字，多是和御史、小史等职掌在一起，那多是史官，后来有了春秋、《史记》等史书，有司马迁等史学家。历史一词，较早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我们经常说的二十四史、古代史等，只能算是人们写的中国古代史时期的历史，并不能说他们写的这些历史的书，就是历史本身。在习惯上，也称这些历史记载为历史的。这是因为历史的，是一个形容词，因用的时间、地点不同，意义相异，有过去的、可记忆的、卓著可传后世的、学术上考察事物的方法等。

李大钊特别重视“历史”一词的不同用法，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结，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复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们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资料、史料，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的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那些卷帙、册纂、图表、典籍，全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历史的本体”。

什么是活的历史、真的历史呢？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名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看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李大钊史学论集》197--199页）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一滴水可以发现世界，但一个世界决不只是一滴水。由此可知，历史有客观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之别，我们要研究历史，要充分利用人们书写的历史记录资料，去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本身。

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活动着的历史，人类历史活动本身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但我们对那个事实的解释，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就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释中的事实，解释是活动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也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须有充分的解释，才算是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也是暂时的，要时时变动的，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真实，有二种意义，一是说，曾经经历过的事的记录是正确的，二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释是正确的。前者变动比较小，后者则是时时变动的，因此历史是古老的而又是年轻的。一个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的不断进化，人们对历史的解释自然要不断的变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历史认识的历史。如孔子，春秋时代的孔子，董仲舒的孔子，古、今文经中的孔子，宋、明儒学当中的孔子，当今的孔子各有不同。关于历史的开始说法各有多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旋律，就有不同的史学研究重点。

历史不只是记载过去事实的记录，也不是只记录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不断发展中的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但并不是生活的历史。历史，是人类群体的记忆和回忆，是民族的记忆。历史是油画，需要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的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便是从远古到1840年的历史记录，并且记录的仅仅是历史的大致轮廓。学习本课的目的，就是使大家掌握中国古代史的系统知识，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古代历史的具体问题，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学会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理论和方法。了解整体事实，寻找它的真实确切的根据；理解事实，寻找发展进步的规律。

第一章 原始社会

（约二百万年前--前2070年）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开端 中国长期以来，讲历史是从盘古开天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等传说故事开始的。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方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列主义传入我国，考古事业也随即兴起，古史辨学派对古史、古书的研究，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深入人心，就像毛泽东所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磨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家郎•读史》）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可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科学的成果学起，顺看老祖宗走过的路程，研究当年演变的足迹，重温变革的历史过程，以了解历史的真象。

一、人类体质演变历程

人类是从什么地方走来，有人说是从海洋中来。如果从海生藻类的产生算起，已有了十万年的漫长演变过程。到了三千万年前，有了人类最古老的祖先--埃及古猿，其体形像猴，大小如家猫，头骨容量大小为30公分厘米，雄性的犬齿大而尖，雌性的犬齿比较小，身体比当时任何哺乳动物都大。在2500万--500万年前产生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森林古猿，因发现在法国上加龙的圣戈当附近的中新纪的地层中，因发现时古猿化石与树叶化石并存，所以命名为森林古猿。

腊玛古猿，首次发现于印度北部的西姆拉低山区的哈里塔良格尔地方的中新世后半期或上新世前半期的地层中，大约距今1300万--800万年前。

南方古猿，人类的祖先。其中的粗壮种是在进化中绝灭了的分支。纤细种则发展为猿人，1924年，在南非阿扎尼亚金伯利市以北80公里的塔昂火车站附近的山洞里首次发现，是一个既像人类儿童又像猿的头骨，距今约有335万年到375万年。

可以这样说，人和现代类人猿的共同祖先是埃及古猿，它分两支演进，一支经过森林古猿逐渐演化为现代类人猿；另一支经过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纤细种）到直立人。南方古猿（纤细种）会制作石器已转化为人了，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中国的云南开远县小龙潭发现了森林古猿和腊玛古猿化石，禄丰县石灰坝等地先后发现了八百万年以上的腊玛古猿化石。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发现了南方古猿（纤细种）的化石，说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古猿完成向人类演进的地区之了，是原始人类生活的摇篮之一。

从古猿经过猿人、古人、新人，完成了由猿向人的转化，随着劳动的开展，其体质一步一步向人类迈进。

猿人具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周口店北京人。

元谋人两颗牙齿，与北京人基本相似而有差异，是首次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插图第1页）

蓝田人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同为30多岁的女性猿人，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而无额鼻，眉脊骨粗壮，头骨极厚，脑量很小（估计为780毫升），吻部向前突出的程度很大，年龄约在80-75万年之间（一说为98万年）。

北京猿人，前额与眉脊骨与蓝田人相同，吻部突出，颧骨高突，鼻子宽扁，头部轮廓呈椭圆型，牙齿比现代人粗大，脑量比蓝田人多（约1059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基本上与现代人一致，身高平均男子1.62米，女子1.50米。古人有代表性的是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

大荔人，1978年发现于陕西大荔县甜水沟，为男性青年，头顶低矮，眉脊粗壮，骨壁颇厚，顶枕骨较高，吻部不很突出，脑重为1120毫升，是猿人向古人发展过渡的类型，距今约20万年。

丁村人，1954年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有12、3岁的小孩三颗牙齿化石。1976年发现属于两岁小孩子的右顶骨化古，门齿齿舌面不如北京人复杂，顶骨壁较薄。距今约10万年。许家窑人，1976-1977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发现，有顶骨11块，枕骨两块，附连四颗牙齿的右上额骨及单体牙齿两颗，分属10多个个体，平均寿命30岁（北京人平均寿命14岁）。头骨壁较厚，但额顶骨较高，吻部不太突出，牙齿粗壮，牙冠嚼面复杂，既具备一定的原始性，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年代约10万年前。新人的遗迹遍布全国各地，代表性的人类化石是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1933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在体质形态上已经消灭了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脑重在1300-1500毫升之间，已在现代人脑重变异之内，头颅增高，厚度变薄，眉脊已经低平，嘴部明显后缩。肢骨的骨壁变薄，髓腔逐渐扩大，体质同现代人十分接近，距今约1.8万年。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使人猿相揖别，创造性的劳动不断使人进步，体现劳动成果的就是生产工具的进步。

二、生产工具的演变

生产工具，是人类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工具，谋取生活资料的手段，又是自身防卫的武器，又是人兽区别和人类生产水平的显著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工具就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尺度。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稿 篇3

王成礼

同学们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门课。《纲要》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简称“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另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选修课，一起构成高校思政课的完整课程体系。《纲要》科目的增加，是2010年考研内容上的重大变革，其分值为 %，《纲要》占总分的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广大考生非常关注的问题。目前，广大考生中，有一部人（往届考研）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以前没学过这门课，不知从哪里下手，对这部分考生来说，这次辅导课实际上就是门新课，需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定义、基础知识学起，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应届毕业生来说，学得也不怎样，因为，这门课的内容相当丰富，10章3篇（共13章），课时仅有32学时，掐头去尾，中间再加上实践课，大部分学校能讲到抗日战争就不错了，有的学校仅讲到上篇就结束了，所以许多应届毕业生学得知识并不扎实。另一部分考生，对这门课不以为然，认为，初中、高中都学过《中国近现代史》，确实大家翻开这本书，看一看都不陌生，几乎每个内容都熟悉，如果有这样想法，你将会误入企图，对你本门课的考试极为不利。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以为，首先要准确把握要《纲要》课的性质，它到底是历史课，还是政治理论课。尽管考生知道是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复习时，把它作为历史课来学，来复习。《纲要》是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2005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这一文件）及实施方案的精神而新设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2007年1月11日，教育部长周济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课教师培训班的讲话中指出：“纲要”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新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我认为，《纲要》既是一门历史课，又是一门政治理论课。尽管“纲要”是思政课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实质上讲，“纲要”课并没有超越“历史”学科的范畴，它仍然具有历史学科借鉴性或服务性的基本特点或功能。“纲要”首先是一门历史学科，要体现历史学科借鉴性或服务性特征或功能，同时，“纲要”还是一门政治理论课，还要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与效用。也就是说“纲要”课扮演着双重身份，承载着双重功能，即“纲要”的史学功能，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讲授，论证“三个选择”的必然性、科学性与进步性；“纲领”的思政功能，是通过对“三个选择”论证，坚定大学生在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精彩一课”获奖说明。我曾前后参加了三次教育部组织的《纲要》专家教材讨论会）

其次，要把握这门学科设置目的，这决定了你复习的方向。

《大纲》明确强调“纲要”课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可简称为“二个了解”、“三个选择”。“二个了解”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三个选择”，“三个选择”是用史实论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再次，把握《纲要》课的逻辑结构。本门课由三编组成。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前面主要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后面主要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仍然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49—2006）。这个时期，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

我把整个教材内容作如下概括：

一个主题。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作了总结：“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而斗争，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

二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华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中国的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同时，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这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条线索是：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最终使中国富强起来，进行了不断地斗争和探索

三次巨变。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第三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三次巨变是中国人民为完成二大任务，在探索救国救民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三大成果，也是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的三个里程碑。

四大环节。四大环节主要指：第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是新旧民主义革命转折点，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第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起点。第三，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第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起点。

五种结合：一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这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源，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了二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是国共合作。在近代中国，存在着二次国共合作。四是工农联盟，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证，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力量。五是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

六次挫折。一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二是洋务运动失败。三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与革命的失败，这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造成的。四是大革命的失败。五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是教条主义导致的恶果。六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的错误。

七大问题。主要是根据大学生的情况、“纲要”的特点及现实问题，重点讲授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什么；二是近代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什么找不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三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六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七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的困难与挫折。

下面让大家思考（表述）：

1.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过程。

2.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主要任务。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本章重点把握：

1.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2.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3.认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及其关系，并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的两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实际是介绍鸦片战争的背景）

（一）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我们伟大的祖国疆土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国家，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

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特点： 一是源远流长。约在五六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地区已经出现早期文明社会的要素。四千多年前，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时代。公元前21世纪开始形成王朝国家，早期的王朝是夏、商、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经历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夏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两千多年来，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交流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时间最长、未曾中断的文化系统。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化那样无以后继，更不像古希腊、罗马文化那样中经蹂躏以至荒芜。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

二是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丰富多彩、灿烂辉煌。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杰出科技成果。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闻名世界。万里长城、秦陵兵马俑、大运河等宏伟工程，堪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古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高峰迭起，美不胜收。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笔墨造化的书法，以神似取胜的水墨绘画，神秘精美的石窟雕塑，巧夺天工的宫殿、园林。还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以及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是影响深远。唐朝时期，各国派至长安来学习和经商的人数很多，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每次都有留学生，最多一次达651人。元朝来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回去后写了一本游记，介绍中国风土人情，令欧洲人羡慕不已。

中华文明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精神，使这个文明既有刚性又有韧性，能够适应内外条件的变化，兼容各种不同的文明，不断丰富自己，顽强地生存发展。

中华民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但近代以来逐渐落后了，所以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了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主旋律。

（只要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勤劳的民族，中国古代文明非常丰富多彩，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具体内容不需要把握，不会考）

（二）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自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前后延续了2300多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所谓“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的“康雍乾盛世”（1662年康熙继位—1795年乾隆统治）等。清朝中叶，即康乾与嘉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了下坡的不归路。这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的：

1.经济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经济制度）。清朝中期，土地兼并严重，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土地。乾隆、嘉庆年间大学士和珅 占有土地达80多万亩，甚至他的两个管家也各占有土地6万亩。道光的大臣琦善一家，占有土地竟达256万亩。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交纳高额的地租。大地主往往利用政治特权和通过暴力手段兼并土地。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必然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经济生产形式）。农民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收取的地租也主要用于自己享用，而不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这种保守、封闭、僵化的经济结构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但又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加上古代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尽管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蓝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可以预期的是，如果没有外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直接冲击，这个“可延长微乎其微”的“蓝牙”其自然成型、成熟的过程将遥不可期。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三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商人不仅没有像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市民那样成为对抗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力量，反而常常把财富转向购买土地，从事风险更小的地租剥削。而地主除对农民收取高额地租外，也常常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封建政府还要向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社会生产成果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地主奢侈消费和皇室挥霍、政府开支、军费支出等方面。农民生活贫困，没有能力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失去生产的积极性。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

2.政治上，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封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自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的“公天下”嬗变为袭制的“家天下”。从夏商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孵化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大一统”的政治现实。其“大一统”的 “主人”是汉族也好，是少数民族也好，其基本的政治选择都是君主专权制、中央集权制以及官僚政治中。

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开始，历代王朝统治者不断加强皇权，称皇帝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以维护“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加紧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和监督。隋、唐以后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使官僚阶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流动性。这种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维护了封建统治和国家统一，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统治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大小官吏无官不贪。当时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从和珅家中竞抄出8亿两白银的家产，相当于当时约10年的国库收入（有说是2到千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3.社会上，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制，突出父权、夫权、君权。宗法制度在封建社会前、中期起过稳定和规范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其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后来，各王朝的统治者对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渐建立了由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组成的封建宗法制。）

4.文化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学本是孔子倡导的民间私学。进入汉王朝以后，以汉武商采“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成为影响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不可违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进入宋以后，古代中国封建社会那曾经为“百家争鸣”和中外文化交流所激发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勃勃生机，逐步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八股文和宋明理学所阉割。明清之际，又大兴文字狱，思想界和文化界万马齐喑。自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提倡经世济民，以助君王，明教化。儒家还与佛教、道教相互吸收、融合，共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统治者还通过种种方法，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并采取镇压异端、兴文字狱等手段，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5.对外政策上，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顺治十三年（1656年）开始，皇帝连续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禁海令，规定片帆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出洋；另一道是迁海令，规定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军民，一律内迁五十里。当时实行这些措施，目的主要是对付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到平定了反清势力后，清政府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决定部分地开放海禁，实行对外贸易。起初是开四关贸易（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只留广州一关而封闭其它三关。“一日无茶则滞，二日无茶则病，三日无茶死”。闭关自守政策作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具有一个的自卫作用，但这种沉湎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严重阻碍了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拉开了中西之间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差。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一方面巩固和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几乎每个封建王朝都跳不出这个从初期兴起，到逐渐昌盛再到后期腐败、衰亡的“周期律”。

（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当清朝上上下下为盛世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方，即西方，一批在古罗马的废墟上诞生的国家，逐渐摆脱教会统治，从停滞与混乱中走出来。16世纪至19世纪初，正当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兴衰更替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开始产生、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也随之向外扩张。东西方的历史走向出现巨大的反差。

14世纪至15世纪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城市里，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使用雇佣劳动者的手工作坊主、控制家庭手工业的包买商等。

1．思想上。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破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精神束缚，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文艺复兴于14世纪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于15逐渐扩展到德意志、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于16世纪达到鼎盛。文艺复兴是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他们以人为中心，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要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文艺复兴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一个前奏曲

2.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需要两大前提，即一方面少数人积累大量货币财富，另一方面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变成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此创造了条件。如英国的圈地运动：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 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贩卖黑奴：从15到19世纪，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从事奴隶贸易。从事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人，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都先后卷入这种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活动中。从欧洲港口出发，航行到西非海岸，称为出程；在西非海岸用货品交换大批奴隶，然后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称为中程；在美洲用奴隶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和金银，运回欧洲，称为归程。一次三角航程需要6个月，奴隶贩子可以做三笔买卖，获得100%到1000%的利润。运到美洲的黑奴，在种植园主或矿山主的非人待遇下，有1/3的黑人在移居的头三年死去，大多数人活不到15年。每运到美洲1个奴隶，要有5个奴隶死在追捕和贩运途中。在长达400年奴隶贸易中，估计从非洲运到美洲的奴隶大约为1200万—3000万。整个非洲大陆因奴隶贸易损失的人口至少有1亿多，相当于1800年非洲的人口总数。欧洲国家实行国债制度、税收制度和保护制度以积累财富；等等。

3.政治上。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历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及此后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法国、俄罗斯、德国先后发生了类似的革命或改革，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摧毁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专制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政治上的前提和保证。（1566—1609年荷兰的尼德兰革命，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要早；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力量不断增强，对封建王权日益不满。国王查理一世在1629年解散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1640年4月为筹集军费重开议会，议会拒绝征税而被再次解散，11月召开新议会，议会和国王的矛盾激化，1642年1月国王逃离伦敦，纠集保皇党军队于8月22日挑起内战）

4.外部条件。而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更为欧洲开拓世界市场、发展海外贸易、推动殖民扩张提供了条件，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西欧，葡萄牙首先发起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活动。15世纪早期，航海家亨利亲王创办地理研究机构，为取得黄金、象牙和奴隶，组织了多次非洲西岸的探险活动，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佛得角群岛，并从直布罗陀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几内亚湾。葡萄牙人探寻新航路的同时，西班牙统治者也极力从事海外扩张。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这种扩张的最重要收获。1492年，他携带着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船队从帕洛斯港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后向西航行，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但是，哥伦布误以为巴哈马群岛是印度的辖地，把当地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并误认为古巴是中国的一个省。1493～1496、1498～1500和1502～1504年，哥伦布又进行了第二、第三和第四次航行，先后发现了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牙买加、特立尼达等岛屿，以及由洪都拉斯到巴拿马的海岸。第三次航行中在帕里亚湾首次登上美洲大陆。哥伦布至死也没意识到，他发现的这些地方并非中国和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的支持下，1519年麦哲伦率船队，从西班牙的桑卢卡尔港出发，1521年船队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与当地土著人的冲突中被杀。1522年麦哲伦船队剩下的“维多利亚”号返回桑卢卡尔港，完成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后，欧洲至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美洲的最有利的通商航路都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占据。荷兰、英国等为发展海上贸易，开始在高纬度地区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并探险世界其他地区。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从英国开始然后迅速推广到欧美各国的工业革命，使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终于在欧美确立起来。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殖民主义正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强国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奴役。它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人民、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服务的。

15世纪，西方冒险家远渡重洋的环球航行和随之而来的征服掠夺，揭开了近代殖民扩张的序幕，宣告了殖民主义的产生。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主要是通过海盗式的掠夺土地、财物，欺诈性的贸易和奴隶贩卖等方式，从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攫取巨额财富。而在西方实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要求更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推动了西方列强向世界急剧扩张。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

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殖民主义者运用各种手段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使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沦为资本主义强国所垄断的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应基地和投资场所。而在19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资本输出成为殖民剥削的重要形式，并出现瓜分世界的狂潮。殖民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少数帝国主义强国主宰世界的更完整的体系。

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使人类历史成为了世界历史。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西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但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并不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把它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遇到了空前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生存危机。

二、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19世纪初，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中叶，这个只占世界人口2%的岛国生产的工业品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5%，并占有世界商船舰队数量的1/3，拥有世界出口总额的1/4和进口总额的1/3。为了对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扩大商品市场，英国先后挫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海上霸王”。在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在亚洲，英国占领了印度，并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它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

中国与外国的贸易有悠久历史，即使清政府实行闭知自守政策，也没有完全中断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贸易，主要是中英贸易。英国的资本家和商人们对庞大的中国市场寄托了极大的希望，认为只要每个中国人的衣服下摆稍稍长出一寸，那就足够他们忙活几十年，当然金钱也就会随之滚滚而来。然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所以，英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布匹长期滞销，英国商人只能携带大量白银换取在西方畅销的中国生丝和茶叶，从而给英国留下了巨大的贸易逆差。显然，这是英国资本家不愿意接受的。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改变贸易逆差的好东西，通过最恶的介绍三角贸易，都获得了巨额收入。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前40年间，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0万箱，从中国掠走了3亿至4亿银元。这对于当时年收入只有8000万元左右的清朝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漏洞。鸦片贸易不仅摧残了大量吸食者的身心，腐败了东南沿海的官僚队伍，而因为大量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物价飞涨，民生淍弊。正因如此，林则徐才大声疾呼：长此以往，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响之银”，呼吁严禁鸦片，被道光皇帝采纳，并派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中国人民强烈反对鸦片贸易，是理所当然的。清政府实行禁烟措施，特别是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销毁收缴鸦片的行动，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结果，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

1825年和1837年英国发生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商品滞销，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工人失业，人民不满。为了摆脱危机和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蓄谋已久。1832年，东印度公司派林德赛化名胡夏米由澳门乘船北上，测探中国沿海港湾及搜集情报。1835年，他以私人信件方式向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时间、路线等。在华鸦片贩子、“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曼彻斯特商会”和“利物浦印度协会”等，都曾经上书英国政府，要求动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

1839年10月，英国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6月，侵华英军由40余艘舰船和15000余名士兵组成“东方远征军”发动对华战争。

（思考题：英国为什么要发动侵华战争：这是次战争的起因，本来一清二楚，是因为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并借机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英国发动战争并不是为了鸦片贸易，而是为了保护正常的贸易，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不能平等对待西方，英国是为保护英国和西方国家的尊严，争取与中国平等的地位要，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要。注意几下几点：第一，战争起因是英殖民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见前面。第二，鸦片贸易原因。第三，文明、平等、自由、正义等是殖民主义扩张的借口。从《南京条约》丝毫看不出“文明、平等、自由、正义”影子。）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在停泊于南京长江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上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1843年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7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10月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主要内容及影响：

①割占香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②赔偿巨款，相当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清政府为此加强了对人民的压榨，人民的负担空前沉重；开创了侵略者对中国勒索赔款的恶例。同时也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③开放五口，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为通商口岸。使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洞开，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便利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货物，包括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经济日益半殖民地化。造成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贸易主权。《虎门条约》里规定，英国人可以在这些租地建屋，长久居住，这为日后在许多口岸建立外国租界设置了借口。④协定关税的规定，协定关税的规定，是一种片面的协定关税税率。它只规定英商对华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中国要同英方商量，而未规定中国对英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英方须同中国商量。其结果便形成了中国单方面的减让关税税率。因此，这是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严重侵犯，是一项影响极深远的经济侵略措施。使中国开始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中国的进口税成为世界上最低的。自此中国自己不能调整税率，海关不能起保护本国工商业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侵略者用之以倾销洋货和掠夺中国原料出口的工具。协定关税，不仅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权，有利于西方国家倾销商品，而且使得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关税的保障。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南京条约》附件规定

《虎门条约》主要内容为：①“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就是英国取得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它通常指的是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条约中规定这种待遇的条文称“最惠国条款”。）。②英国可以在五口租地建屋。这项规定成为日后“租界”制度的开始。《五口通商章程》主要内容为：凡中国人与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人（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馆）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 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根据法律管辖原则：属地原则、属人原则、属地与属人相结合原则）的规定，是说英国的侨民、商人同中国人发生冲突，犯了法或成为被告，只能由英国驻中国的管事官--领事去裁判，中国政府不得过问。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时攫取的一种司法特权。自此一些外国烟犯、不法分子得以在资本主义列强官方的保护下，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破坏。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国际交往，最惠国待遇是可以有的，但必须是双方对等的。但从这一批不平等条约开始，规定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就是外国要求中国给予最惠国待遇，但是它们并不以最惠国待遇来对待中国。另外，它们还提出了利益均沾问题。自此，中国和任何一个侵略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就不仅是对一个国家丧失主权问题，而是对所有与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丧失了权利。

《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使列强双攫取了军舰可到通商口岸“巡查贸易”（破坏了领海航行权）、建立教堂、传教自由等特权。

随着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打开，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从一个享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国家，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的道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就成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鸦片战争首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他们以为从此开辟了世界上最广阔的市场。代表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伦敦后在英国议会曾得意地宣布：倾兰开夏全部纺织厂析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日常需要的布料。（销售钢琴）。但这只不过是急于发大财的英国资本家的主观想象。从1846年—1856年的10年间，英国输华商品，始终徘徊在150万镑下下，这是英国资本家始料不及的。因此，英国绝不能满足于《南京条约》所已获得的权益，不仅不满足于其商人被限制于五口通商，而且也不满足于其使臣不能名正言顺地在京城设立使馆，堂而皇之地就近影响、恫吓、控制皇帝。1856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12年后可根据具体情形对贸易等条款进行适当修订的要求，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英国联络法国，鼓动美国，向清朝政府提出全面“修约”要求，英法亦同时提出同样要求，清政府拒绝（当然不会同意）。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此后，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挑起了新的侵华战争。

(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黄浦。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苏亚成也是中国人。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了方便于走私，该船曾在香港英国政府领过登记证。10月8日，广东水师船捕走窝藏在船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不想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甚至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英国旗，侮辱了英国，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向英道歉。但是当22日，叶名琛把12人全部送还时，巴夏礼仍然拒收，连叶名琛送去的信件也拒绝拆阅。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非通商口岸的中国内地——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其胡作非为，1856年2月在当地被地方官处死。此案当时未议结。法国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的“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合法”保证，便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出兵。）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所率由5600余名士兵组成英、法舰队到香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侵略军炮口的威胁下，清政府先后被迫签订了英法俄美《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此前，沙俄还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瑷晖条约》，此后双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批条约，西方列强在中国又得到一批权益：（1）将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2）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和天津为通商口岸；（3）外国公使常驻北京；（4）鸦片贸易合法化；（5）掠卖华工合法化；（6）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经商、传教；（7）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8）洋货运销内地，只纳货物价值2.5%的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9）邀请洋人帮办海关税务；（10）向英法各赔款800万两白银；（11）沙俄通过上述各条约，先后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叶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理的领土全部吞并。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中外反动势力由相互对立发展为相互勾结。《北京条约》以后，中外反动势力握手言和，列强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洋务。

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沦丧的又一个重大关节。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外“开疆拓土”的野心。同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犯台湾，吞并琉球（今冲绳）。至1893年，日本基本完成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准备。

1894年5月，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阶级求助于清政府。清政府派叶志超率2000余人赴朝。日本政府得讯后，急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10000余人赶赴朝鲜，揭开了对中、朝侵略战争的序幕。东学党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日本拒绝撤兵，并于7月25日，日本军舰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运兵船和护航舰，正式挑起战争。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又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当时，清派一品大员到关岛，结果被拒绝，伊腾博文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恭亲王奕要，一个是李鸿章。奕的年龄大，不能去，而李鸿章已被革职，慈禧不得不重新起用李鸿章。李说，去了肯定割地，慈禧赋予他的割地权。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远赴日本议和。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率大批随员到达日本，在马关春帆楼先后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进行了7次正式谈判。根据《中日甲午战争史》中记载，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7次谈判。但当年清朝驻日使馆发送电报的密码在甲午战争前一两年被日本情报机关破译。李鸿章赴日谈判时，日方对光绪和李鸿章之间的联系了如指掌，对光绪给李鸿章的赔款2亿俩白银的底线也十分清楚，于是在谈判中寸步不让，就是3亿两白银，最终获取了最大利益。在一次谈判结束返回住地途中，曾遭到日本浪人的行刺受伤，子弹从左眼穿出，昏迷不醒，险些丧命。李最后提出能不能再少几千万两，看到我的老脸，作为我回去的路费。结果伊威胁，如果再不签，你能不能回去，我也不能保证呀！关于割让台湾，传说李鸿章曾上书慈禧太后“台湾乃蛮荒漳疠之区，蛮荒之岛，鸟不语，花不香，山不清，水不秀，岛上化外之民，男无情，女无义，弃之不足惜”）

其主要内容及影响：（1）中国承认朝鲜是“自主独立国家”。这实际上为日后日本吞并朝鲜铺平了道路，变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2）中国将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予日本。（3）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7年内还清。这笔巨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是当时日本全年收入的4倍，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资金。同是，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不得靠借款茍延残喘，列强则通过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4）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使列强的经济势力得以深入到中国内地和长江上游地区，加深了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4）允许日本人在清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这也为列强各国夺取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特权。此后，中国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地，也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场所，这就更加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5）中国给予日本和英、美等国一样的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又一个影响至深的卖国条约。它不但规定中国割地、赔款、增开商埠，还使中国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敞开大门；它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大大加深。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1899年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这场运动是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深入和发展。1900年6月，以英、德、法、俄、美、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先后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德车人瓦德西为统帅，发动镇压义和团和侵略中国的战争。义和团和清朝官兵共同作战，给侵略者沉重打击。（慈禧太后想教训那些在维新变法对帝党支持的西方列强，所以开始支持义和团的抵抗）。随着战争失利，清政府积极向帝国主义妥协，与外国侵略者联合，血醒地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及影响：（1）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就是说，除田赋外，中国所有税收皆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几乎陷入绝境。（2）拆除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3）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在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使北京城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监视之下。（4）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5）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6）惩治附合过义和团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百多人。（7）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确立了清政府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忠实走狗的地位，从此，清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思考问题：有人认为：“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使命，它使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认为，“殖民侵略虽然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苦难，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停滞落后状况，把它们拉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答案见练习第四题分析题）

（二）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什么不说成：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也就是说，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就是认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认识中国近代一切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那么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

产生的总根源：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及其与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一种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畸形的社会形态。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一，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其二，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早是由我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提出的。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理论界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参加的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讨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得到多数人认同。1938年和1939年，毛泽东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著作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进行了系统阐述。

为什么说独立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从社会状态看：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等，并一步一步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殖民地化了。

从动态看：（1）帝国主义不能完全统治。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主要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由于人民顽强、持久的反抗，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无法协调，使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无法单独征服中国，也不可能共同瓜分中国。这样，它们才没有能够如英国在印度那样，对中国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通过其代理人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2）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势力相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中国人民，镇压中国革命。因此，近代中国尽管在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的地位，但是仍然维持着独立国家和政府的名义与形式。由于它与连名义上的独立也没有、而由殖民主义宗主国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尚有区别，因此称作半殖民地。

为什么说封建的中国逐步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

（1）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把中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洋纱、洋布等商品在中国大量倾销，逐渐使中国的农业与手工业分离，从而破坏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了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一批中国官僚、买办、地主、商人开始投资兴办新式工业。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

（2）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西方列强并不愿意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利用获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国倾销商品，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国资本及依附于它的官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农村中，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着显然的优势。这样，中国的经济既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体现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两者是密切结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

思考题：将半殖民地半封建改成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可以吧？。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这六个特点实际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析决定性力量。（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

帝国主义者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和各地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掌握海关行政、用人和财务大权。例如，英国人赫德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整整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列强以战争手段勒索的中国赔款。到1901析，中国对外8次主要赔款及利息，总计约合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当年收入总额的16倍。清政府无力赔偿，被迫举借外债，附加种种条件（例如德国山东半岛修路）。外国资本还在中国设立银行，控制中国金融。

第二，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内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仍占据优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与中国的反动阶级结盟，竭力保护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地主、高利贷手中。据统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全部农村人口中，占农村人口总数14.4%的大中小地主及富农占有土地总数为81%。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收取地租，实物地租依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式。地租占收佃农收获析5成以上，有的高达8成，甚至9成。中国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89.2%，1936年为79.5%，1949年为67.9%.第三，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联合专政）

中外反动势力的公开勾结始自它们联合对太平天运动的镇压。清政府认为外国侵略者是可以“信任”的，而人民的反抗则是“心腹之害”。义和团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干预。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也公开叫喊“以华制华”，培植伪政权以建立殖民统治（满洲国及汪卫政权）。

第四，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但不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中国民占优势族资本主义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甲午战争后到1913年得到了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但相对封建经济而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不过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一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仍然，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处于微弱地位。据统计，近代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20年为4.9%，36年为10.8%，49年为17%。二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分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两部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比重更加弱小。这种弱小还表现在同外国资本与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略）。

第五，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一批又一批通商口岸，这些通商口岸一般都成为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农副土特产品输出的集散地。随着帝国主义在各通商口岸开办工厂，这些城市成为全国性的或区域性的经济中心。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析兴起和发展，也往往瞩目于沿江沿海大中城市，亦给这些通商口岸注入了新活力。所以，中国经济在东南沿海地区比较发达，在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则非常落后（现在也是）。第六，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形成“三座大山”），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举世少见）

大量赔款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日占区“三光政策”；国统区，物价飞涨。前1947年7月的物价较之抗战前夕，上涨了6万倍，年底更达到14.5万倍。在农村，要交纳各种苛捐杂税。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首创“预征田赋”。在很多地区，一般都预征几年，有的竟预征至民国70年即20世纪80年代。农民群众除了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得忍受神权、族权的欺凌。工人更惨了，除了三座大山，还受把头、包工头、军警宪特的层层管卡和欺榨。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其特征，是随着外国侵略的扩大，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结合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在某些时期，中国的某些地区甚至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的阶级产生出来。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有两个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有两个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依然存在，仍旧利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农民阶级，主要指贫农（毛泽东分为九个等级）、雇农和中农，占全国人口的大约80%.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继续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不过，地主阶级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比如，晚清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出现了一批因军功而升迁的官僚地主。他们在兼并土地和剥削农民方面，比一般地主要厉害得多。如曾国藩的湘系集团、李鸿章的淮系集团的将领，回乡后都大量霸占土地。民国时代，大大小小的军阀也都直接用武力兼并土地。又如，由于近代城市的发展、农民战争的冲击和乡村社会的动荡，有些地主从乡村迁往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一部分地主将土地剥削获得的货币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的附股外资企业，有的入股洋务企业，有的直接创办或参股民营企业，转化为资产阶级。不过，大多数地主仍是主要依靠地租剥削生活的，一些城居地主也往往是兼营土地、高利贷和工商业。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

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农民破产或失去土地后流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近代中国的农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剥削严重，生活状况极度恶化，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保守、散漫、狭隘等阶级局限性，农民单凭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求得解放，更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斗争引向胜利。

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它的来源主要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出现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如船舶修造业、出口加工业和口岸码头等。因此，它是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用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和70年代以后的中华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工人。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因此是近代中国最革命的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中国新产生的阶级。它不是像欧美国那样，在原有手工业工场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由手工工场主和包买商等演变而成，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和刺激下，主要由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买办是半殖民地的特殊产物。他们最初是充当通商口岸外国洋行的雇员和代理人，在帮助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过程中，通过获取佣金、分红、利息等手段积累财富，并利用与外国侵略势力及封建势力的密切关系，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同外国资本主义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有的投资附股外国洋行，有的则投资洋务企业或协助洋务派官僚创办和经营企业，也有的直接创办和投资于民族工业。部分中国旧式商人如一些盐商、沙船主、钱庄老板、票号商人等，或经营资本主义商业或投资于洋务企业与民族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商人，也在国内投资或回国创办经营新式企业。一些地主、官僚，也开始把从地租剥削和贪污、搜刮积累起来的财富投资于工商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华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企业逐步发展起来。

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本家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腐朽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由地主、商人、买办、官僚和手工作坊主转化而来的。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或多左少的联系，又有软弱性和妥协性。

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他们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同盟者。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近代“中国革命中常常起到先锋的和桥梁作用”。

三、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和历史任务

（一）两对基本矛盾及其关系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其中有：中华民族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夺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本上是在与中国封建主义结成同盟的条件下实现的。除了帝国主义直接管理的租界、租借地以外，它们主要是通过中国反动政府和各地的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一般来说，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民族矛盾特别尖锐，阶级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例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都有过这种情形。而当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结成同盟，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封建主义统治特别残酷的时候，中国人民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盟，而斗争的矛头主要直接地指向中国的封建政权，这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辛亥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这种情况。当国内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往往直接出兵干涉镇压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援助中国的反动派。这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例如，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1927年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上述两对基本矛盾互相交织和交替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是与社会主要矛盾紧密相连的。帝国主义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中华民族最凶狠的敌人。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富强条人民的富裕。这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紧密联系的。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为不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反动统治，改变它们控制中国经济财政命脉，利用特权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压迫中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局面；就不可能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政治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的生活，扩大民族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可能达到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从而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近代以来，不少善良的人们提出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并为此作出过努力。他们的努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是，在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人民无权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这些主张并不能给濒临危亡的中国指明正确的出路。由于这些良好的愿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许多爱国者终于抛弃了这些幻想，而毅然走上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道路。

怎样才能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肯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所以，以改良的方式是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如维新变法运动以及立宪运动等，但统统行不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也是在进行改良的努力归于失败、对当权者幻想破灭的情况下，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事实上，只有通过革命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从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无数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者为之献身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

思考题：有人认为，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反侵略斗争，都是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既然反抗以后仍要失败，而且失败以后还要付出更惨重的代价，那还不如放弃抵抗，先搞现代化，并把日本作为这一方面成功的典型。

摘自林华国《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一章 外国侵略与反侵略斗争

本章重点把握：

1.认识帝国主义到底给中国带来什么？

2.认识近代中国人民抵御外国侵略斗争的意义。3.了解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节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为什么要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过去我们一般泛用广义的帝国主义概念，这一概念实际上包括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和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而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完成的，因此教材对1840-1919年的外国侵略，使用了更为确切的资本—帝国主义。

近代中国受到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这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决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产生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条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也是近代中国社会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本章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有人引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谈到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766页。）在谈到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 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上第768页）

请把握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关系的角度。英国侵略印度的目的是把印度变成其殖民地，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观动机也是要掠夺、压迫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决不是为了给中国带来“近代文明”，帮助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但同时，它在实现其利益和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带来的客观效果，如瓦解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并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

第二，从正义与非正义、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是非正义的。它们向另走私鸦片，贩卖人口，发动战争，运用各种手段掠夺、屠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这都都是极其野蛮的、可耻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决不能以客观效果而替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美化甚至评功摆好。

第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即使殖民主义为中国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但这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使中华民族遭受了“流血与污秽”，蒙受了“苦难与屈辱”。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源，也是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和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资本—帝国主义为了其自身利益，在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的同时，又有意保留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扶植中国封建势力，阻碍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使中国走上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所产生的成果和利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的。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首先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独立和民主，否则是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的。下面从四个方面说明帝国主义侵华的方式。

一、军事侵略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过去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1.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首先和主要的是进行军事侵略。它们依仗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或者进行武力威胁，或者发动侵略战争，或者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直到直接出兵镇压中国革命。这种军事侵略是逐步升级的，从骚扰、蚕食中国沿海、边疆，到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到企图瓜分全中国。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在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较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十多次（其中五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通过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特权，劫掠中国的财富，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不平等条约达数十个。如果再加上它们用武力或欺诈手段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条约、条款、条规、协定、章程、合同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成为套中中国人民头上的一道道沉重的枷锁。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1871年，俄国出兵伊犁地区，清政府被迫签订《伊犁条约》（1881）；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南部地区，胁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1883-1885年，法国发动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战后签订《中法新约》（1885）；1888-1889年，英国出兵侵犯西藏边境，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和《续约》（1891年）；《马关条约》；《辛丑条约》；1903-1905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一度攻占拉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1904），后又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1905）

2.屠杀中国人民。

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外国侵略者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例如，甲午战争中，1894年11月日军攻陷旅顺后，即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他们在4天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最后全市只剩36人，而这些幸存者及是尸体的。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仅在庄王府一处，就烧死和杀死义和团团民和平民1 700多人。有一队侵略军竟把一群中国居民逼到一个死胡同内，用机关枪扫射15分钟，“直到不留一个人为止”。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时，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沙俄军警把中国人居住的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

3.破坏中国领土主权。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和进行武力威胁等，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强占中国租界，强租中国港湾，并且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割让土地。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1860年，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去香港岛对岸九龙半岛南端的九龙司。1849年，葡萄牙武力强占澳门半岛（葡萄牙实际控制澳门，在明末就已经开始）。1887年，胁迫清政府订立《中葡会议草约》，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沙俄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于1858年通过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通过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通过《伊犁条约》和5个勘界议定书，割去中国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去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

划分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的胶州湾（青岛），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沙俄强租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以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英国强租山东的威海卫和香港对岸的整个九龙半岛（新界），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法国强租广东的广州湾（湛江），把广东、广西、云南作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声明把福建作为其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设租界。帝国主义列强还运用武力或欺诈手段，霸占中国通商口岸内的土地，设立完全由外国直接控制和统治的租界。1845年，英国租得上海外滩附近837亩土地，设立上海英租界。以后直至1911年，英、法、美、德、日、俄、意、比、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福州、重庆等16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殖民者管理，中国的法律在这里不发生效力，俨然是“国中之国”。它们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和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

驻兵特权。通过侵华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兵的特权。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有权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至大沽、山海关一线包括天津、唐山等12处“留兵驻守”。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攫得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有关权益，在旅顺设置“关东总督府”，并派兵驻守上述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作“关东军”，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击队。

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蹂躏下，中国已经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是当时爱国志士发出的悲愤呐喊。

4.勒索赔款，抢掠财富。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地承担其战争费用。它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破坏和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就强迫清朝地方政府交纳广州赎城费600万元。战后，更通过《南京条约》攫取赔款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英、法各得赔款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赎辽费3 000万两，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收入。而八国联军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应支付的赔款额竟高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之巨。这种赔款，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的公开掠夺。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还公开抢劫中国的财富和珍宝，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烧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他们进园后就大肆抢劫金银珠宝、瓷器绸缎、文物古籍，拿不了的就加以毁坏，最后还放火焚烧了圆明园和附近香山、万寿山、玉泉山的殿阁建筑。参加抢劫的英国军官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仅圆明园一地的金银珠宝相当于整个法国的总和。09年闹的沸沸扬扬的鼠首和兔首就是由法国侵略者掠夺走的。）

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皇宫以及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里的无数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古籍遭到他们的肆意劫掠。日本侵略军还从户部银库掠去300万两库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坏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这些自称“西方文明传播者”的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充分地暴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文明的野蛮的本性。

二、政治控制

为了统治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1.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是逐步实现的。

在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侵略者还只是通过中国内部的妥协派贵族大臣如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人，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不少权贵大臣仍对外国侵略者抱有疑虑、恐惧乃至敌对的态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法，在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同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终于使清政府基本屈服。

《天津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实际上，当时西方列强的公使，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的，他们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美国公使田贝说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

在外国公使驻京前后，中国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即“北京政变”（又称“辛酉政变”），对外国侵略者持强硬态度的肃顺等大臣被清除，恭亲王奕和慈禧太后掌握政权。奕等人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列强进行交涉并签订卖国条约而受到侵略者的赏识。设立了“总理衙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从此可以方便地牵着清政府的鼻子走。1868年，刚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竟导演出一幕直接“代表”清政府出使西洋的丑剧。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竟然以前美国公使为团长，还给予其“大清国大皇帝乱特派钦差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格大权，并且还配上一名英国人柏卓安（英国使馆翻译）和一个法国人德善（海关法籍洋员）为左右协理，加上两名并无实权的中国官员作为点缀，手软凑一个不伦不类析“中国代表团”，前往欧美各国。代表美国利益的蒲安臣擅自配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给予美国掠夺华工及在中国设立学堂合法化等特权。这是国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充分说明西方列强控制中国外交到了极其惊人的的程度。

英国公使普鲁斯向政府报告说：“其表现最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前面已讲过）。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更规定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即所有美国人在华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均由本国领事等官询明办理”。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

把持中国海关，是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政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中国海关的高级职员全部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由于他们的任期长、熟悉中国情况，因而往往比外交官所起的作用还要大。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任总税务司开始，直到1908年回国，掌握中国海关大权达40余年之久。他曾向清政府提出所谓《局外旁观论》，教训中国政府必须遵守不平等条约。他还帮助英国诱迫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中法战争期间，他指使其亲信英籍海关税务司金登干充当中国政府专使，到巴黎与法国签订和约。其后，金登干又代表清政府到里斯本与葡萄牙当局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在关于《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赫德起过重要的作用。

2.镇压中国人民的斗争

帝国主义列强还勾结清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爱国运动。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他们不但向清政府供应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指挥“洋枪队”（后面讲到），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对太平军作战。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外国侵略者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人民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员。如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国传教士在繁华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及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使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望海楼教堂建成以后，法国传教士网罗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为非作歹，欺压百姓。1870 年 6 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发生瘟疫大批死亡，教堂将之葬于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尸骸暴露，惨不忍睹，引起群众愤恨。适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儿童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一时民情激愤，舆论大哗。6 月 21 日天津知县刘杰同拐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门前聚集的民众与教徒发生冲突，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到场向刘杰开枪，打伤其随从，激起了天津民众极大愤慨，致使天津全城鼎沸，引发了 “ 火烧望海楼 ” 教案这场大规模的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教案发生后，法、英、美、俄、普、比、西 7 国联衔向清政府提出 “ 抗议 ”，并调集军舰至大沽口进行威胁。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杀 16 人，流放 25 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派崇厚去法国 “ 谢罪 ”，向各国赔银 50 余万两。1899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美国公使康格公开出面，要求清政府立即撤换镇压义和团的山东巡抚，而派所谓“强有力”的人物袁世凯去山东进行镇压。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后，立即采取血腥手段屠杀义和团团民。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作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承诺，并规定清政府各级官员如对人民反帝斗争“弹压惩办”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3.扶植、收买代理人

为了控制中国的政治，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政府中扶植、收买自己的代理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得到列强支持的奕、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扶植曾国藩、李鸿章等湘系、淮系军阀，并帮助他们购买、制造洋枪、洋炮和练兵、办军事工业。这些洋务派大官僚后来分别担任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及各地总督、巡抚，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实行媚外、妥协方针。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后，甚至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末，帝国主义列强看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支持他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政权。袁世凯死后，又分别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各派系军阀首领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支持他们割据地盘与进行混战。

三、经济掠夺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主要是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它们在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利用其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开始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1.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地贸易，而且必须经过官方指定的公行即“十三行”进行。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南京、九江、汉口等10个口岸。1860年《北京条约》又规定增加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陆路方面，还向俄国开放伊犁、喀什噶尔等商埠。在这些通商口岸里，外国人依仗不平等条约享有种种特权，控制当地的工商、金融事业，甚至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2.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南京条约》却规定，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率，要由中英两国“秉公议定则例”，这就开了所谓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1843年制定的协定税则，竟把进口税率压低到“值百抽五”，即5%左右。1858年的《天津条约》还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而不需要重新课税。洋货只需在海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不必像中国商品那样“逢关抽税，过卡抽厘”了。外国廉价商品依仗特权和低税，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并获取高额利润。从19世纪50年代起，外国人逐步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中国海关不仅不能起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工具。

3.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对中国开展了以商品输出为中心的经济侵略，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外国资产阶级凭借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这些都是在中国丧失了独立主权因而处于与外国不平等地位情况下进行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从1865年开始出现入超，在这以后除1872年至1876年这5年曾一度小量出超外，一直是入超，而且逆差数额越来越大。据统计，1865年至1868年间，每年平均入超750万海关两。1890年至1894年，每年平均入超更增加到3 400余万海关两。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华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品受到排挤。直到1883年，毒品鸦片一直占进口货物的首位。

外国资产阶级还直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洋行，带垄断性地经营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这一类洋行已达500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美国的旗昌洋行，德国的礼和洋行等。它们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4．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操控中国的经济命脉。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在中国自由开工厂、办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等，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以获取超额利润，压制中国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操纵中国经济命脉。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总数约有100多家。1895年以后，由于《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外国资本家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投资。1895年至1913年间新设立的外资大型厂矿就有130多家。其中英国最多，其次是日本、德国、俄国、美国。外国资本家经营的工厂资本雄厚、规模大、技术先进，民族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无力与之竞争。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很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入中国，而是利用战争赔款等方式掠自中国。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是1845年进入中国的英国丽如银行（又称英国东方银行）。以后陆续开办或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重要外国银行，还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这些银行不仅经营存款汇款业务，而且进行商业投机、工业铁路矿山投资、高利贷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等。它们凭借各种特权及雄厚的金融实力，逐步地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对中国政府贷款，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又一种重要形式（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借款）。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贷款，取得了多方面利益。第一，可以借此扩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第二，可以取得对中国海关和财政的控制权。如清政府1895年向俄法集团借债1亿两白银时，曾以海关收入为担保，致使俄法得以插手中国海关行政权。这就引起已经控制海关的英国的不满，它威胁清政府声称如果第二次不向英国借款，它将不惜诉诸武力。1896年，清政府向英德借款1亿两白银，仍以海关收入担保，并使英国获得了控制中国海关行政36年的保证。1897年又向英德借了1亿两白银。1895至1910年，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借给清政府的外债2.7亿白银，还款本息7亿两以上。第三，还可以获得高额利息。这类年息一般是4%-7%，并有83%-95%的折扣。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主要是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的。这两项收入，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清政府的这两项税收每年约4 000万至5 000万两，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自己只能得到一点“关余”、“盐余”。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扼住了中国财政的咽喉。

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修铁路、开矿山和经营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由外国资本经营。1911年，全国9 618.1公里铁路中，由外国控制的达8 952.5公里，占93.1%。而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仅占6.9%。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不仅攫取巨额利润，获得铁路沿线的许多经济权益，而且还由此从政治上、军事上取得对这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的控制权，确立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主要航道的航运业。据海关报关，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1877年，中国占36.7%，外国占63.3%；到1907年，中国只占15.6%，外国占了84.4%。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的太古、怡和、日清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仅占16.2%。至于远洋航线，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不仅阻碍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破坏。由于外国向中国倾销过剩农产品，中国的一些传统出口农产品如茶叶、生丝等遭到打击，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销路，在国内市场上也遭到外国同类产品的排挤。同时，外国商人依仗特权，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如生丝、茶叶、棉花、大豆、烟草、羊毛、皮革、猪鬃等，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行不等价交换，获得超额利润。这一切，加上中国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导致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萎缩和衰败。

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性。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了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以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

四、文化渗透

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实行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目的是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比如，1832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致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各地城乡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教会在另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依据。

19世纪60年代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到中国，并进入内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采用欺骗讹诈、强迫捐献、压价购买、强占垦地等手段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词讼，包庇教徒中的不法分子，或者强迫中国教民抛弃中国传统礼俗，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这些传教士从事的不法活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至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2.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外国教会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较早的外文期刊是《中国丛报》（1832—1851年）和《北华捷报》（1850—1864年，后改名《字林西报》）。这些报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态度和要求。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是广学会，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指导思想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也就是说，要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该刊主编、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竟然鼓吹英国统治印度有12条好处，主张把英国的殖民统治搬到中国来，即“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广学会翻译出版的书刊，也常常美化帝国主义侵略。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

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还大肆宣扬“种族优劣论”和“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它们攻击诬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宣扬中国人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的威胁。在西方人看来，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予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民族。中国人口非常多，如果不对中国移民进行控制，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另一个证据，是明朝成吉思汗的铁骑蹂躏过欧洲，西欧人人都为黄色人种的举动所震惊，因此，必然对中国人进行控制。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克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把中国看成是“东方的巨大危险”，诬蔑中国野蛮、好战，胡说大批中国人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还将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等等。英国人邦德（不是007）在《我们在中国的一份责任》一书中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将会重演过去哥特人、汪达尔人蹂躏罗马帝国的悲剧”。（拿破仑1856年曾对他手下说的，中国是一头沉睡于东方的雄师。）说中国是世界不稳定或危险的根源。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孙中山、鲁迅等人曾给予猛烈地抨击。

第二节 抵御外国武装侵略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历程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它们的侵略、压迫的过程。救亡图存，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面临的神圣使命。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他们在长时间里进行了不屈不饶、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在外部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时，除了少数叛国分子外，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民族、各派别以进行民族战争的形式，共同抵御外敌。

1.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

（1）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即奋起抵抗。其中广州郊区三元里乡民抗击英军的规模最大。1841年5月，英军在三元里一带的淫掠暴行，激起当地乡民的义愤，“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刀斧犁锄，在手即成军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英国侵略军在三元里遭到中国人民痛击，损失惨重。（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窜到三元里一带抢劫，并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韦绍光等人忍无可忍，与敌力搏，当场打死几名英国士兵，并将其尸体投入猪粪坑中。为预防英军报复，三元里人民在北郊三元古庙集会，决定立即武装抗击，以三星黑旗作指挥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闻讯后“义愤同赴”，组成一支反侵略的武装力量。5月30日晨，数千名义勇军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四方炮台，诱敌军至预设的包围圈牛栏岗，经一天激战，打死英军200多人(其中有两名校官)，英军逃回四方炮台。牛栏岗一仗，三元里人民大获全胜，英军惨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义勇也闻讯赶来助战，达10多万人。英军以废除《广州和约》和攻城相威胁，奕山吓坏了，马上派知府余保纯带领南海县令和番禺县令前往解围。英军这才得以脱险。从此，民间流传着“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歌谣。）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2）太平军抗击“洋枪队。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太平军曾多次重创英、法侵略军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面对太平军凌厉的攻势，上海官绅惊恐万状，他们先乞求英法联军“派兵助剿”，在遭到拒绝后，清朝地方官员只得自己筹饷招兵买马。于是华尔的洋枪队应运而生。华尔开始招募一批在菲律宾和印度的黑人组成雇佣军，同时招募了3000中国人，编成3个团，接受西洋的军事训练。一番训练之后，洋枪队战斗力大增，数次打败太平军，洋枪队也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尽管洋枪队人数不多，但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其中尤以黑人雇佣军作战最为勇猛，成为洋枪队中的核心力量。1862年（同治元年）7月，浙江巡抚左宗棠与驻宁波的法国舰队司令勒伯勒乐、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相勾结，募集中国士兵约千人，派法国军官教练，用洋枪洋炮装备，在宁波组成“常捷军”，由勒伯勒东任统领，日意格为帮统，伙同清兵对太平军作战。军饷由宁波善后局供给。后扩充至1500人。此外，还有“常安军”与“定胜军”。）1862年5月，太平军在江苏奉贤击毙法国侵华海军司令卜罗德。6月，在青浦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又在浙江慈溪击伤“常胜军”统领、美国人华尔。1863年1月，在绍兴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塔提夫。

（3）台湾人民的反侵略斗争。1867年，美国派海军入侵台湾，副舰长马肯基率陆战队在琅峤登陆，高山族人民英勇抵抗，击毙马肯基，打退了美军的进犯（1867年3月9日，美国商船“罗佛”号在台湾南部海域触礁沉没，船长亨特夫妇和14名船员乘舢板在台湾琅峤地区登陆，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联系就侵入高山族科亚人部落居住的地区，结果遭到阻击，亨特夫妇等人被打死。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闻讯后，立即命令驻厦门领事李仙得赶往福州处理此事。李仙得率美国军舰抵台进行威胁，遭到台湾人民抗议而未敢上岸。6月，美国政府命令海军少将培尔率领海军陆战队180人，在台南登陆，企图趁机侵占台湾。然而，同仇敌忾的高山族人民埋伏在深山丛林中，将美军引诱上山，从后面包抄，发动攻击。美军伤亡惨重，指挥作战的海军上尉马肯基被击毙，其余侵略者不得不仓皇逃到军舰上。）。1874年，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日军侵犯台湾琅地区，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1871年，琉球渔民因船遇风浪，漂流至台湾琅峤（今恒春）附近的八瑶湾，66人得以登陆。渔民上岸后遭到牡丹社等原住民的袭击，其中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后经台湾官府转送福州，遣返琉球。1874年5月2日，日本侵略军3000多人，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率领下自日本起程。7日，抵达台湾南部的琅峤并实施登陆，随即就向附近的牡丹和高士佛等社发动进击，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迎头痛击。在英国公使的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或称《台事专约》或《北京专约》））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给日本。台北人民闻讯后鸣锣罢市，表示抗议。台湾绅民还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表达了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台湾人民与台湾总兵刘永福所率领的黑旗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吴汤兴、徐骧等指挥的台湾义军及吴彭年、杨泗洪指挥的黑旗军在新竹、彰化、嘉义、台南等地与日军激战，许多人英勇牺牲。从1895年6月至10月，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抗击了日本两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日军死伤32000多人。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也被击伤、击毙。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此后，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间断过。（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与清军及越南军民配合，痛击法国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战绩。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任命刘永福帮办台湾军务，率300人黑旗军入台。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台湾等地给日本。消息传来，台湾人民群情激愤，誓死与台湾共存亡。1895年6月初，日军占基隆、台北，台湾巡抚唐景崧等相继逃跑，而台湾人民纷纷组织义军奋起抵抗。6月28日，台湾军民推刘永福为首领，统率防军和义军共同抗日。刘永福团结各部义军，进行了保卫台中、彰化、嘉义、台南的战斗。由于清政府断绝了一切接济，台湾抗日军民缺乏粮饷、武器，处境艰难，日军却不断向台湾增调兵力。10月中旬，日军夹攻台南，在危难时刻，刘永福经不起考验，它抛弃抗日军民，偷乘英国轮船逃往厦门。黑旗军将士则坚持与日军血战，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4）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义和团与部分清军与之展开殊死战斗。6月，英国海军中将西摩指挥的八国联军2 000多人，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廊坊保卫战）。撤到杨村又遭到当地义和团和清军的围攻，死伤近300人（杨村阻击战）。义和团和清军一起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等地与八国联军拼死鏖战。义和团与清军还在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

2.爱国官兵的反侵略斗争

在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爱国官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并在一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859年6月英法联军大举进攻大沽炮台，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率兵应战，击沉、击伤敌舰多艘。（大沽口炮台位于塘沽区大沽口海河南岸，是入京咽喉，津门之屏障。自古以来即为海防重镇，素有“南有虎门，北有大沽”之说。1859年6月，英法军队出动舰船30余艘，兵力5000余人集结大沽海面，在坚船利炮的掩护下，乘虚在北塘登陆，先占领北塘炮台，后包抄大沽炮台。侵略者遭到惨重失败，敌舰除一艘逃走外，四艘被击沉，八艘被击破，登陆进攻炮台的英军一千多人死伤近半，英军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在这次战斗中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英勇为国捐躯。中国军队取得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反击外来侵略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胜利。）

英勇抗法。中法战争期间，1884年8月法舰进犯台湾基隆，10月又进犯淡水，都被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击退。1885年初，法舰炮轰浙江镇海炮台，也被守军击退。3月，在中越边境镇南关（今友谊关），70岁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率部勇猛冲杀，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当敌人逼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率领两个儿子与亲兵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全军为之感奋，其部下以排山倒海之势跟着一齐冲出，与敌白刃格斗。肉搏中，法军的枪炮已不起作用了，清军的“先锋煲”（土炸弹）却在法军队伍内频频开花，刀矛齐施、法军无法抵挡。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振奋了民族精神。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在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中，许多爱国官兵英勇献身。如：鸦片战争期间，副将陈连升父子（土家族），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总兵葛云飞、郑国鸿（回族）、王锡鹏，江南提督陈化成，副都统海龄（满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提督史荣椿、乐善（蒙古族）；中日甲午战争时，致远舰管带（舰长）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直隶提督聂士成等，都以身殉国。

近代中国人包括统治阶级中的爱国人物在反侵略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才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劫难、屡遭侵略而不亡。那些不畏强暴、赴汤蹈火、血战疆场、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二、粉碎瓜分中国的图谋 1.边疆危机和瓜分危机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

19世纪70至9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出现了列强夺取殖民地的狂潮，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的最后30年里，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占非洲土地的10.8%扩张到占94.4%，基本上把非洲瓜分完毕。亚洲也大部分被列强瓜分。中国这个还保存着名义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成了尚未被瓜分的“仅有的富源”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列强展开了对中国的激烈争夺，并酝酿着瓜分中国的阴谋计划。

（1）边疆危机。19世纪70至8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入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入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台湾。列强侵略中国邻国、蚕食中国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在进一步侵略或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东南台湾危机：早在1867年春，美国派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率领军舰侵犯台湾，被高山族打败；9月，又在台湾琅峤登陆，企图侵占台湾，被台湾人民击退。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派兵在琅峤登陆，台湾军民坚决抗击，日军进退两难。最后，日本向中国勒索白银50万两，从台湾撤军（前面讲过）。西南英国侵犯滇藏：1874年，英以探路名义，派二百远征军，对云南进行军事探测。遭到云南人民的抗击，击葬翻译“马嘉里”（马嘉里案）。英以此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允许英国人调查滇、缅边界和进入西藏。1888年，英国两次进犯西藏，藏族军民英勇抗击。但清政府妥协，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条款》。西北新疆：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南疆，建立“哲德莎尔”伪政权，进而占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871年，俄国又乘机出兵占领时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伊犁地区，加紧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1875年(清光绪元年)，清廷采纳左宗棠等人当务之急是出兵收复新疆的主张，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和阗。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西南法国侵犯广西：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国为了占有越南北部，打开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并进而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发动了中法战争。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东北朝鲜：谁控制朝鲜,谁就握有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动权,百余年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满清晚期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挣扎。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想夺取朝鲜，中国只能单独面对日本。甲午风云以及马关条约后，中国丧失了宗主国的位置。）

（2）瓜分中国狂潮（前面已经谈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1895年4月即《马关条约》签订前半个月，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与德国外交部参事米尔堡会谈时，提出将南满给日本，北满归俄国，舟山预定给英国，而“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的瓜分方案。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更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并激化了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俄国认为，日本割取辽东半岛损害了俄国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联合法国和德国共同干涉还辽，迫使日本放弃了割占辽东半岛的要求。日本则以再向中国勒索3 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俄、德、法三国又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要求租借中国港湾作为报酬。（俄认为，日本割让辽东半岛，直接威胁俄在东北的利益，日俄之间迟早要发生冲突，与其日后这样，不如现在趁现在日本力量薄弱，对共施压，交出辽东半岛，还能成为“中国的救星”，于是暗中与德、法联系，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德国支持俄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沙俄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减轻自己在东部的承受压力；二是可以感激中国，想得到一块地方海军基础。法国支持，主要想进一步发展同德俄的同盟，借沙俄在远东的势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三国干涉还辽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开端。）由此，德、俄、英、法、日等国于1898年竞相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宁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图谋更加露骨。欧美报刊纷纷公开讨论如何瓜分中国，有的国家中甚至还成立了所谓“和平瓜分中国会”等团体。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议中认为 ：“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现在“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俄国迫不及待地出动十几万大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驻台湾总督则加紧策划派兵在厦门登陆侵占福建。连一直标榜“保全中国”的美国政府也发出准备占领中国福建三沙湾的训令。

2.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并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其原因何在？

（1）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互相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俄国独占东北三省，更使英、日等国强烈不满。因此，要实现瓜分中国，“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甚至会爆发战争。正因为如此，列强经过反复争吵、协商，最后认定，还是暂缓瓜分中国，而采取保全清政府为其共同的统治工具，实行“以华治华”，对自己更为有利。（例三国干涉还辽；门户开放；日俄战争。）

不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非是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着利害冲突，瓜分非洲和东南亚时，都是如此。它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地区等瓜分了。

（2）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

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其不畏强暴、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打击和教训了帝国主义者，使它们不敢为所欲为地瓜分中国。这一点，即使帝国主义分子自己也是不能否认的。瓦德西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此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①法国议会在辩论对华政策时，一位法国议员指出：“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韧。”“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②

由此可见，正是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中华民族为反抗侵略所进行的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战斗，才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灭亡和瓜分中国的图谋。

诚然，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的错误；由于不认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义和团曾经蒙受封建阶级的欺骗；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中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这些历史教训，是应当记取的。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义和团运动在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孙中山后来说过：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这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①。（义和团的局限性：义和团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口号上。最初，义和团的目标是“反清复明”，后来，因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上了主要地位，由“反清复明”转向“扶清灭洋”，作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扶清灭洋”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这个口号不是科学分析出来的，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认为要保国，就要保清政府，将中国与清政府混为一谈。这表明，当时义和团不反清政府，也没有反对封建制度。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国主题，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包括洋人的先进技术，具有盲目排外性。义和团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信奉各种各样的神，信仰不统一。他们咒语画符，认为这样可以“诸神附体”，可以做到刀枪不入。当时流行的咒语“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路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凡，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

第三节 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与民族的觉醒

一、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从1840年至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这些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但是，历次的反侵略战争，都是以中国失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的。（鸦片战争中，一个堂堂的封建大国，竟被一个小国打败，这件事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强烈震动，当时，中英力量对比，中国军队绿营军60万，八旗兵20万，共计80万人，还有水师，而英军开始只有4千人，后增加到1万5千人，而在中国本土打的，就近取得补偿，可以以逸待劳；而英军远离他国，补偿线较长。结果令人想不通。）其原因，如前所述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一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而前者则是更根本的原因。因为正是由于社会制度的腐败，才使得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下面概括为几条：

1.社会制度的腐败

政治制度方面，实行高度专制的集权统治。皇帝至高无上，大权独揽。清朝政府的内阁，只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机构。中央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帮助皇帝处理政务。一切喜爱凭皇帝的喜怒好恶独裁决定。鸦片战争，道光皇帝优柔寡断，时和时战，捉摸不定。（说战没有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即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鸦片战争中，时和时战，摇摆不定。禁烟抗英有功的大臣如林则徐、邓廷桢等被革职查办，甚至发配充军；而主张对敌妥协的琦善等人反而受到重用。钦差大臣奕山到广东，竟然把人民群众诬蔑为“汉奸”，主张“防民甚于防寇”。清政府特别害怕战争持续下去，会引发农民起义，因而急于向英国侵略者谋求妥协，为此不惜割地、赔款。

在中法战争后期，1885年3月，爱国将领冯子材指挥清军在中越边境前线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法国侵略者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茹费理内阁还为此而垮台。可是清政府当权者却力主避战求和，竟以此为和谈资本，加紧妥协求和活动，接受法国条件，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并下令前线清军停战撤兵。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告结束。

中日甲午战争时，当时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光绪皇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而军事外交大权和战争指挥权则掌握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手里。1894年，清廷为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除要求各级官员捐纳外，还提用户部饷银和边防经费，甚至挪用海军军费。战争爆发后，大小官员考虑的头等大事不是如何抵抗外敌，而是给皇太后送什么礼物。11月7日慈禧太后寿辰，恰好是日军攻陷大连之日。慈禧太后却照样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还让皇帝与大臣们陪坐听戏3日，不问国事。指挥战争的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控制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实力，消极避战，积极求和。清政府还下令不许接济和支援台湾军民的浴血抗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甲午战争最后只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开始以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守旧派虽然一度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与列强讨价还价及排斥异己，实际上却一直在背后牵制、破坏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与八国联军的战斗。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亲贵大臣们西逃。1900年9月17日，她在逃亡途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并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同时，她又派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向八国联军乞降求和。此后，清军便公开与八国联军勾结起来，一同屠杀、镇压义和团团民。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就是这样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的。）

而清朝的吏治腐败，官僚昏庸无能，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当时流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民谚。不少将帅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当时民谣讽刺道：“文官受财又惜命，武官惜命又爱财”。执掌大权的满族只知道吃喝玩乐，汉族官僚阿谀奉承，“多叩头，少说话”成为他们做官的诀窍，官府声名狼藉。

1911年以前统治中国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15世纪以来，西方走出了中世纪的阴影，不仅科学知识快速增长，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欧洲大规模扩张活动的展开，西方人的地理知识也由欧洲一隅逐步扩展到全世界，为其对外往、贸易乃至侵略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便利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在长期与外国的交往中，并未有意识、有组织、系统地去探取有关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等状况。敌人已经打上门来，但清朝上下却不知道敌人自哪里来，距离有多远。道光二十三年，朝廷命钦差大臣奕经，向被俘的英军询问英吉利国“距离内地的水程，以及来华途经几国？”“克什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该女王年甫廿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英吉利至回疆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等等。）

文化制度方面，清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愚民政策，用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束缚和禁锢人民的思想，反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妄自尊大，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上落后于西方。（马拉火车：慈禧垂帘听政，命大臣唐廷枢开发唐山开平煤矿。唐廷枢建议修铁路，从唐山运到上海。慈禧不同意修铁路。她认为，火车噪音太大，经过东陵府，会惊动地下皇陵，破坏风水。先皇九泉有知，必定泪飞如雨。再说煤烟和蒸汽会污染庄稼。但是李鸿章执意要修，慈禧便提出火车不能用火车头带只能用马和驴拉火车。1881年，9.7公里的铁路铺成后，用驴子和马拉火车的事发生了。这震惊世界的笑话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唐廷枢的坚决反对，不得不由马拉火车改用火车头。）

军事制度方面，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封建政权的基本支柱。然则自乾隆年间后，八旗兵和绿营兵逐渐腐败。道光年间，军队里吸食鸦片、聚众开赌场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八旗兵和绿营兵缺乏操练（骑兵不知马怎么骑的），军官不懂战术，士兵漫无纪律，这样的军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保卫国防的能力。

经济制度方面，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下，各地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广大失地的农民无法生活，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纷纷揭干而起。

很明显，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2.经济技术的落后。

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经过工业革命，经济和技术飞速发展，封建的中国已被远远抛在后面。

以鸦片战争为例，当时，清朝常备军包括绿营与八旗兵有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不过20万人，侵华远征军最多时仅2万人。但是，双方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却相差悬殊。

（1）武器装备落后。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兵尚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用大炮有些还是明代仿造西方的滑膛炮。而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则可打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强。中国水师的战船都是木船，吨位小，载炮少，经不起风浪，难于在海上作战。而英国舰队帆船吨位大，载炮多，还拥有少量蒸汽动力的轮船，船速快，并可在逆风搁浅时牵引帆船。（中国是最早发明和使用火药与管形火器的国家，但历代统治者并不重视这些发明的军事价值。清朝的军队用的枪是“鸟枪”，枪身太长，无法将枪刺，点火装置落后，射速慢，射程短（1百米左右），枪管厚薄不一，命中率低。就这些也不能全部保证，刀矛弓箭之类的冷兵器的使用比例各占一半。火炮技术更低，制造极不精确，造成弹道紊乱，极不安全，放炮有时能把自己火炮炸裂。鸦片战争后期，清政府节节败退，道光二十一年，道光皇帝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善于作战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杨芳到广州，当他看到英舰英炮很邪门，认为他们可能用的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马上下令，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存在歧视妇女的偏见，那尿桶更是污浊不堪了。）

（2）军队素质极差。再就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来看，清军军官不通兵法，不谙近代军事指挥。相对而言，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各兵种协同作战，战斗力较强。（中国讲究见面结仗，拍马向前，互报姓名，拳脚相加，往往又是主帅决斗，主帅战死，战争结束。而英国，是10里之外，就开炮，人没见，炮弹已到。中国人很不理解，认为西洋人不按规矩出牌。）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军队在总兵力上占优势，但在局部战役、战场上并不占优势。加上军队素质、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英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败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反侵略战争也有类似的情况。

指出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就不应当进行反侵略战争或在战争中一定打败仗。因为武器固然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武器装备等很落后，而且反动统治阶级实行错误的方针、政策,并压制人民群众的动员。这样，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再遭到失败，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的觉醒。

1．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早期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像晴空霹雳，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他们通过收集、翻译传入的外国报刊、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英军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询问等各种方式，来获取世界知识。

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林则徐可以算得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各种西方书刊。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还率先介绍英、美等国的议会政治和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林则徐后来遭到投降派的诬陷，被道光革职流敲竹杠到新疆。北上途中，他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嘱托他进一步研究外国史地编撰新书。魏源不负所托埋头著述，终于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这是当时东亚国家关于世界知识最丰富的一部巨著。《海国图志》冲破了“天朝上国”等传统旧观念，树立了中国并非世界中心而只是世界一员。在书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长技主要指“战舰、火炮、养兵练兵之法。他告诫国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但其主张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并未跳出维护封建主义的框框。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与洋务派不同的，或他们的共同特点：一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二是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主张，效法西方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政治改革地。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为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变法维新运动做了若干舆论准备。

2.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精英开始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全民族就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1）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救亡图存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曾回忆道：“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么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还在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进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一副药力猛烈的清醒剂，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世钟。1898年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

（2）孙中山喊出“振兴中华”口号

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随着外国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加深，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从农民群众，到地主阶级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方案。

本章重点把握，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析历史地位以及失败的原因。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原因（1）地主与农民矛盾的尖锐化。一是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拼命搜刮百姓。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正如天地会的《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二是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日高。太平天国前夕，不到10%的地主、官僚和贵族，占全国土地的70%-80%。地主利用土地剥削农民比战争更残酷，农民实在无法生活。在广东出现吃观音土，吃完全后肚子发涨，最终导致死亡。

（2）外国的侵略激化了阶级、社会矛盾。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输入引起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白银外流更加严重，导致银贵钱贱，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曾国藩奏折中有一段话：老百姓“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田赋负担实际增加一倍以上。这些负担归根到底，仍然落到了农民的头上。

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了严重的天灾人祸。1850年，在两广地区，出现了“村村饿莩相枕藉，十家九家无炊烟”的悲惨局面。终于爆发了中国近代史的上大规模的农民运动。

2.简要过程

（1）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组织群众

1843年，洪秀全为了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撷取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随后，他从家乡广东进入广西，利用拜上帝教发动和组织群众。（洪秀全(1814-1864)，花县客家人，私塾教师。1837第四次赴穗应试不第后，经受不了考试失败的打击，一病不起，在昏迷与梦幻中，在床上躺了40天。他梦见一华美大轿抬他到了一个光明美丽的地方，有无数男女迎接，下轿后有一老妇人引导他洗净身子，在宫殿内被 剖开身体，挖出心肝五脏，又被放进新的，伤口随即愈合。随后他被引见给一个金发皂袍析老人（上帝耶和华），老授剑让他斩杀鬼魔，并给也一印绶和金黄色美果要，洪秀全吃后力量大增，和一中年男子（耶稣）一起斩妖杀敌，还大骂孔子。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考试，结果仍是名落孙山，遂决定不再参加考试。拜上帝教是洋教，是基督教的另类。）

（2）金田起义及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

1851年1月，洪秀全率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从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一直打到江苏，席卷6省。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至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与北京清政府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军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军在进军的征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太平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以衣物散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这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先后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芳等统兵2万自杨州和六合出发，进行北伐。北伐是以攻占北京，推翻清政府为直接目标。4月，派胡以晃、赖汉英率军溯江西征，攻占安庆、九江、武昌，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又击破了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利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和天京附近等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控制了大片地区，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巩固政权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是西方的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阻止中国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1.《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及评价

《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太平天国整个社会的纲领性文件，而不是仅仅指“田亩制”，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农民的平分土地的制度，代替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是用绝对平均的观点重新组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并作了具体的规定，可以说“天国”试图进行改革的宏伟战斗纲领。

（1）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

原则与方法：它确立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上、中、下），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这是一个伟大创举：男女平等经济上的平等，是对中国传统男女不平等的否定，如三纲五常。对于财产、物品，也是按照平均和人人饱暖的原则，进行分配。）

（2）建立农村基层组织“两”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每五家为一伍，伍有伍长；五伍为一两，两设司马；四两司马为一卒，卒有卒长；五卒为一旅，旅有旅帅；五旅为一师，师设师帅；五师为一军，军设军帅。军帅以下称为“乡官”，军帅以上有监官、总制，称为“土官”，“守土乡官制”是太平天国的基本制度。其中，两司马这是基层组织的各项权能析体现者和执行者。它不仅是行政、军事的领导者，生产组织者和财产的管理者，而且主持文化、教育、司法和宗教的各项活动。可见，守土乡官制是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农村公社组织制度。）

（3）设立“圣库制度”

对劳动产品等财产管理、分配的原则与方法，就是实行“圣库制度。每二十五家为一圣库，当收获时，除留足食用外，全部上交圣库，当人们生活需要时，由圣库配发。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4）目的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5）意义及局限性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 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超越和发展，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根本否定，也是太平天国的伟大创举。它在当时曾起了极其伟大的革命动员作用。（它象一支战斗的号角，激发条鼓励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去为争取劳动与生存的权力而英勇战斗。）

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平均主义想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违反规律的落后性）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实际没有得到实施贯彻，相反，为了解决当时天京的粮食问题，仍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表明太平天国，仍然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

2．《资政新篇》的内容及评价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社会发展方案。（《资政新篇》的制定者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拜上帝教”的创始人之一，金田起义时，曾组织又一队人马起义未成功，逃到香港，在香港7年间，广泛接触外籍人士，开阔了眼界。1859年到天京。到天京时，正是革命处于危难之际，1856年“杨韦事变”后，洪秀全排斥异已，任人唯亲，石达开出走，革命力量受到破坏，洪仁玕到来，洪秀全非常高兴，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他根据掌握的世界知识，针对太平天国存在的问题，草拟了《资政新篇》）1859年，干王洪仁总理朝政不久，即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1）它的主要内容是：

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提出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反对搞宗派，闹分裂。“要自大自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只有禁朋党，才能保证政权统一。）

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实行专利政策），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这是文献的中心。）

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主张建立学馆、医院、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礼拜堂、育婴堂，禁溺女婴及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等。）

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提出“内修国政，外示信义”的外交原则，显然，洪仁玕已具近代意识和开放思想，拥有世界眼光。）（2）评价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比维新派早得多，从学习西方的角度看，也比洋务派要早。）《资政新篇》，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重要政策，是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是一个大进步。《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历史中的一个光辉的亮点，使这次农民战争鲜明地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战争，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努力。

但《纲领》并没有提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既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未能直接反映农民的愿望，加之当时紧张的军事斗争，又缺乏实施的条件格和阶级基础，未能付诸实施。

（三）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

太平天国起义者们想要建立一个以“天王”为首的农民政权。但是，在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的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的政权，但它最终还是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

1．天京事变的发生及危害

（1853到1856年，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时期，表现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说明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军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了。）在太平军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天国内部潜在的矛盾和弱点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思想在蜕化，一些人在生活上追求享乐，在政治上争权夺利。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及其他诸王“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在天京盖天王府，动用成千上万劳动力，还为萧朝贵、冯云山建造西王府、南王府；还进行选妃子，多达几千人；他“僻处深宫，从不出户，把精力用于研究宗教神学。伺候杨秀清的人多达1764人，64台骄子，和洪秀全一样。杨秀清专横跋扈，对上逼迫，树立威信，当时出考试题题目：“四海之内有东王”。）农民小生产者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狭隘的阶级局限性，无法保持领导集团内部的牢固团结，终于在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宗教信仰。但是，也正是这种信仰从一开始就预伏了巨大的危机。在创教之初，洪秀全采用民间传统的神怪降凡附体的手法，把自己弄成了“上帝的次子”，说其地位仅次于“天父”上帝本人和“天兄”耶稣基督，从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意想不到的是，杨秀清等亦仿效洪秀全的例子，请“神”附体。1847年洪秀全赴广州未归，冯云山又被逮捕时，杨秀清假装“天父”上帝下凡，稳定了会众，却从此埋下了祸根：杨秀清从此在宗教上取得了高于洪秀全的地位，每到关键时刻，杨秀清都要假装“天父”上帝降凡附体，行使“天父”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1856年8月，杨秀清生日这一天，又假托“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叫到东王府，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万岁”的称号可以世代相传。洪很恼火，于是密召在江西督师的北王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翼王石达开速回天京诛杨。9月1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南京。杀东王及东王府内数千男女，包括东王妻妾五十四人同被杀尽。之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捕异己。太平天国干部将士及平民同样被诛。一日一夜被杀者两万余人。石达开稍晚到天京，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遂准备连石达开一起杀掉。石逃至安庆。并想加害洪秀全。这样洪秀全不得就应将士们的要求，诛杀韦昌辉等人。诛杀韦后，洪请石达开回京，命他提理政务，但经此事变，洪秀全已经不敢信任异姓王，专任自己的哥哥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事事牵制石达开，石一怒之下，于1857年夏率精兵十万出走，后转战至四川大渡河，全军覆没。石本人则在成都受酷刑而死。）

在天京事变中，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太平天国的一些成员唱出了如下的歌谣：“天父杀天兄，总是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去，还是做长工。”）

2．进行力挽危局的苦斗但无力回天（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洪秀全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初到天国即无功封王，自然引起众将领的不满，洪秀全杯得不任用一批年青人。封陈玉成、李秀成为王。）为重整纲纪，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具有军事才干的青年将领，在1859年又封洪仁为干王总领朝政，形成新的领导核心。但是，这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挽回败局。将领们都“各顾自己，不顾大局”。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却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大肆封王，从而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洪秀全本人的保守和迷信思想也越来越严重。他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强调“认实天情”。当天京被湘军包围时，他拒绝了李秀成提出的“让城别走”、另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坚持死守天京。（联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独一真王，何惧之有？„„。联铁统江山，尔不抚我，有人抚。尔说无兵，联有天兵，多过于火，何惧曾妖者呼？）1864年6月，洪秀全病故。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一）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1.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这次起义历时14载，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如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有天地会及其支派的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这些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在此之前，清朝的正规军为八旗和绿营，在鸦片战争中即已表现出十足的腐败无能。太平军兴起后，八旗和绿营更是不堪一击。在广西象州战役中，七名太平军战士进攻清军绿营，竟出现了千名绿营兵弃营溃逃的场面。太平军所到之处，几乎如入无人之境。直到以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由在籍官员和地方绅士为主体的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团练”的兴起，才逐步改变这一局面。但从此，清政府的军事大权渐转入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的手中，人事权、财政权等亦渐落入地方封疆大吏手中，清政府想退回到此前的中央大权独揽的局面，已经不可能了。)

2.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寻求出路的一种新努力。（这是已经超越小生产者眼界的设计）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3.太平天国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在进军过程中，太平军毁掉孔庙，砸碎孔丘牌位。太平天国还设立了由洪秀全亲自主持的“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为以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创了先例。

4.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由于农民政权，与外国人打交道无经验，太平天国前期，帝国主义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目的是窃探太平天国的情况，试探太平天国领袖对他的态度，以便确定他们侵华政策具体措施。当时洪秀全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允许鸦片贸易。由于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他们因宗教形式相同而错误把侵略者当成“洋兄弟”。显然帝国主义不会同意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使侵略者“呼救无人”，“梦魂屡惊”，给了他们应得的教训。（屡败清军的洋兵洋将，却屡屡被太平军战败，大长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志气，鼓舞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志和决心，也粉碎了西方列强迅速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企图。）

5.最后，太平天国起义鼓舞和推动了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而来的交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象1857-1859年印度的士兵起来；1894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1868-1878年古巴人民争取独立的十年战争都有直接影响。）

（二）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并在南京建立政权，同清政府南北对峙达十余年之久。但是这个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镇压下去了)1.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外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可以说，太平天国革命是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势力，同时也直接威胁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利益，尽管他们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在共同镇压人民革命这一点上，利益是一致的。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联合起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天国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2.失败的主观原因（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1）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旧时代的农民，本身是小生产者，具有愚味、落后、狭隘和保守等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就使太平天国领导者，在革命过程中，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革命的进程需要，提出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简单评价《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2）不能克服领导集团的腐败，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这主要是领导带头违背教义和破坏纪律。在太平天国初期，根据“拜上帝教”的组织原则和教义，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组织原则和教义，领导带头杀敌，同甘苦共患难，所以开始能以小胜多，以弱胜强，很快建立了天京政权。但是定都天就后，天王、东王大兴土木，挑选美女，等级森严，奢侈腐化，深居后宫，使役成群，出行依仗排列，前呼后拥，用人唯亲，培植亲信，打击忠良领导集团不正上行下效，产生连锁反应。加之，太平军人员庞杂，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样太平军初期官兵一致，团结战斗，纪严令行的良好作用，丧失殆尽，广大群众对革命心灰意冷，远离革命。）

（3）太平天国指导思想局限性。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是上帝教的教义。可以说，太平天国用上帝教的教义来发动农民是有成效的。拜上帝教主张人人平等，反对等级制度，“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其目的就是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社会。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号召力，起义军在金田起义时，仅有2万人，到53年定都南京，发展到50万人。）但是，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起义农民的事业带来了危害。（宗教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引发内讧；宗教不是对客观事物和世界的科学解释，导致太平天国威信的丧失。如为了激励广大士兵奋勇作战，提出“天父天兄略显权能，即可扫荡妖魔，四海升平“。然而在许多战役，如西征、北伐多次损兵折将，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神灵产生怀疑，1856年的天京事变，上帝怎么没预见到这种事件的发生呀。宗教对军事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接后面。）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的努力。

（4）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保留了封建纲常伦理原则 开始时，他们把儒家经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后来，他们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太平天国宗教不相容的内容，而把儒学中的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了下来。（洪秀全要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余一切都是“妖魔鬼怪”，必须打倒，被“神化”了的孔子当然也不例外。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太平天国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凡私藏和阅读儒家“妖书”者，斩！时人描述当时情景时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如此严厉地对待孔子，无非是要树立上帝的绝对权威，从而确立洪秀全这位上帝次子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这和汉武帝等历代封建皇帝利用孔子的思想权威来确保自己专制独裁的合理持久一脉相承。）

（5）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例如，太平天国后期年青的将领李秀成，是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场上英勇无畏地冲锋陷阵。李秀成一直有疑问：太平天国与洋人的宗教信仰是一样的，为何发生“基督教打基督教”奇怪现象呢？他质问到“太平军和英国人崇拜同一上帝和同一救主，有着同教的兄弟之谊，为什么英国人要帮助共同敌人满妖？”当时许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对于多少知道一点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来说，“洋务运动”这个词是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但这个词不是历史上所固有的。“洋务运动”在当时称之为“同治中兴”、“同光新政”等。在台湾与香港学者一般不采用这个名词，他们叫“自强新政”或者“自强运动”。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

（一）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当权官员感到一种危机感。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同资本主义国家交涉的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应付列强侵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1.洋务派阵营的构成。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中央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地方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所谓清王朝的“四大中兴名臣”，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2.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思，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这一点，在奕等人的奏折中说得很明白。奕䜣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俄国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所以“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李鸿章的主张与奕䜣基本一致。他认为，“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3．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书中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先后举办了一系列洋务活动，如编练新式海陆军，制造枪炮船舰，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举办同文馆，设立学堂和派留学生等，这些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

1.兴办军用工业以自强

（在洋务派看来，清朝两次反侵略战争均失败，主要原因是中国武器远不如西方，因此，要想“自强”，就必须首先“练兵”、“制器”。）

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主要制造枪炮和修造轮船）；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这些都是官办工业，以制械、造船为中心，配合操练新军，购买炮舰。)

2．建立新式海陆军

（鸦片战争感受西方洋枪洋炮的威力。）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用洋枪装备的军队。（曾国藩在清朝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如学生李鸿章）

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之议随之兴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奕准备筹建舰队，他派当时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即英国人，去英国购买舰船。1863年，这支般队采购完成，由英国人阿斯本率领来华，阿斯本宣称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他本人担任，谓之阿斯本舰队。结果引起朝野哗然，这怎么可行呢！中国花钱买来一支外国舰队。具说，总理衙门与阿斯本订立了分脏协定：如阿斯本舰队协助攻陷金陵，抢得太平天国的财物，三分归清政府，三分半归阿斯本分赏外国兵，三分半中国兵。如系阿斯本克复，并无官兵的事，其七分归阿斯本充赏。但这时，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所部湘军已经包围了南京，根本不希望阿斯本舰队抢了攻占南京的关功，分开反对组成阿斯本舰队，清政府不得不赔了不少银子，最终遣散了阿斯舰队。过了十年，发生了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事件以后，清政府感到一个小岛国也竟然侵略我大清帝国，原因就在于没有自己的舰队要。再次决心建设海军，决定每年从关税和厘金项下拨出400万两白银由南北洋海防大臣掌握。另外加上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造的一批小船。）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舰船八九十艘。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拥有舰艇20多艘，这支舰队一直归李鸿章管辖。（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3．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到1871年，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实际已经维持不下去，）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解决，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立，需要巨额经费，洋务派多方筹集，仍无法满足要求；后期方面跟不上，所需要的煤铁供应，以及运输、电讯等事业滞后。洋务派在向西方学习的认识也较前深入一步，认识到向西方学习除了船坚利炮以外，还在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4．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初期，三管齐下，培养选拔急需的新式人才：一是重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雇募“洋才”。当时洋务所办的各局厂及编练新式陆海军的过程中，几乎都聘用过外员。但外员的工资非常高，他们月薪都在1000两白银左右，而中国只有8两白银，是中国的125倍，另外年终奖金还有2500两要，所以清朝政府难以承受。二是兴办新式学堂。三是选派留学生。)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创办新式学堂，中国旧时代的教育场所主要是私塾和书院。直到洋务运动兴起以前，在中国还没有近代新式学校出现。洋务派为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开始创办新式学堂。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为了培养人才，洋务派还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于1872-1875年间先后派遣四批留学生，每批30人赴美国留学。这些留学生不但学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严复，詹天佑等。）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以往因为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当权人物，所以，洋务运动被完全否定。近年，有些学者对洋务运动以及洋务派代表人笨拙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予以溢美的评价，关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小说、影视作品出版、播放，有人对其全盘肯定。对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做实事求是地评价，我们即不应全盘否定它，也不能全盘肯定它，我们应该加以分析，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中国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是其本质还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不可能真正担负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没有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

（一）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对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用工业，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是，洋务运动的主流，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进了中国新型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成长。）

2．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的自然科学书籍，内容浅近，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

3．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观念都受到冲击，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工商业者的地位上升。（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和士大夫，不但比以往更注重工商业，而且亲自投身于官督商办企业或商办企业。）西方的各种技术和器物不再被当作“奇技淫巧”受到排斥，而是被视为模仿、学习的对象。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变。（在他们看来，中国已经不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上国”，也不再是在文化上远远高于其他民族的“华夏”之帮，而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员，而且在富强程度上远远不如西方列强。）

（二）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工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是说，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一思想实质上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生产力因素嫁接到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母体上，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有力手段。）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不是先进生产力失去生机，就是封建秩序被适应先进生产力的社会秩序取代。）他们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从军事工业上看，(1)这些企业所产生的船舰、枪炮、弹药，概由政府直接调拨军队使用，不计产品价格，更不作为商品参加市场交换；(2)生产经费全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3)其兴衰决定于政府拨款的多少，不取决于市场需求或企业的内部管理；(4)从企业管理来讲，每个工厂像一个衙门，大小官吏成群，他们分别掌握经营管理权。有的工厂的工人由士兵充任，沿用着军队中的管理制度。从民用工业看，(1)从经营管理来说，它们都由洋务官僚倡办和操纵，经营管理权都被洋务派所委派的代表，以总办、会办、帮办的名义把持。洋务派官僚代表官府掌握了企业的支配权。(2)在企业中，“官总其大纲”，一般商股并无发言权，每有亏损总要商股承担。(3)产品又往往服从于清政府的调配，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从而使企业很难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

其次，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注意不是用“买办性”一词。买办性是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外国资本家在我国设立经济侵略的机构，雇佣中国人充当他们的中间人和经纪人，或叫掮客。他们领取佣金，为外国资本家所豢养。他们按照外国资本家的意图，经营各种经济业务，直接为外国资本家服务。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立场和活动，都附属于外国资本家，成为外国资本家的附庸。）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1)这些工厂在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方面处处仰仗外国，设备大多陈旧落后，产品多半质量低劣。(2)企业主要聘用洋员主持，洋务派时时依托洋员，处处求助外国。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成了英国军火厂的附庸，而福州船政局则成为法国残旧机器的装配厂。法国人日意格被聘为福州船政局监督，由他监造的舰船，中法战争中全被法军击沉。）

再次，洋务运动具有腐朽性。（腐朽性是由封建性决定的。）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就组织而言，每个局、厂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在上面有总督、巡抚，主持局务者为总办；下面有提调、委员、司事。负责生产又有另一套人马，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1875年1月，金陵制造局制造的七门海防大炮，在大沽炮台试放。轰隆两声巨响，开头试放的两尊大炮爆炸了，霎时血肉横飞，炸死官兵七人。这个局的监督英国人马格里受到责难后，硬着头皮跑到大沽，亲自验看试放。当第三门炮发出第三颗炮弹时，炮身炸裂了。余下的四门，就再也没人敢去放了。）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盛宣怀曾历任几个主要洋务企业督办，他的家族势力杝就充斥于这些企业中。仅在电报局各地及分支机构中，就有他的叔父、堂侄、外甥、女婿、姻亲等30多人分任负责人。）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企业中到处存在着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腐败行为。）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维新变法是刚诞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史上干的第一件大事，它的产生首先是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政策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有所壮大的结果。

一、戊戌维新运动

（一）维新运动的背景条件 1．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有学者统计，从18世纪70年代初到1898年，商办近代企业有250家。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这些近代企业，主要由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而来。此外，在通商口岸出了一些新式的商业、手工业，或者原来的手工业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新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而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打击要，又受到中国的封建主义的压制与摧残，所以，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民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中国独立富强，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提供条件。维新派通过接受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出了变法的理论与主张，并为此进行宣传和政治活动，这首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要求，所以，他们就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挣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维新变法运动集中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要求，代表了这一部分人的愿望。这里要求大家注意一个问题：维新派几乎没有人投资近代企业，同工商界的联系也不是多，就个身分来说，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人物多数是有科学功名的士大夫或清朝的中下级官员，为什么说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呢？这主要是理论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甲午战争的惨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而站在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前列的，正是代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向西方学习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地高涨起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在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2.民族危机加深

（甲午战争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战争失败所不能比拟的。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有结束。甲午战败后隔了两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起点，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再隔两年多，又发生了八国联军的对华战争。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进攻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的先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面对这种威胁，每个爱国者无法保持沉默。）所以说，维新运动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兴起，是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的产物；而戊戌变法高潮的到来，是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

3．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强国 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变成了一个强国，而且打败了中国，日本的强国之路的成功经验成了他们效法的榜样）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迅速传播开来，逐步形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潮，并于1898年发展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二）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下列行动宣传维新主张，即：

1.向皇帝上书。如康有为曾先后7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1894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到清政府要与日本鉴订《马关条约》，自动以各省为单位，到都察院请愿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康有为用一天二晚起草了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万言书，并在上面鉴字。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时，凡被征举的士人入京，概由官府备车接送。后来，人们都用“公车”作为入京应试的举人的尊称。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大计，包括“富国”“养民”“教民”之法，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的开端。）

2.著书立说。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等。（《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这是一部利用曲折形式，否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宣言书。当时朝野下下，都大叫“恪守祖训”，康有为在这部著作中，采取了菳底抽薪的办法，去回击顽固派。说你们说“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从经书上来的，而经书都是假的，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而是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王朝，捏造出来的理论，是“伪经”,与孔子无涉。康有为采取这种手段，在当时对那些对经书迷信至深，甚至连头不敢摇的风气下，确实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是《新学伪经考》的姊妹篇，写于1892年。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主张改制的教主，认为他一贯托古改制，即用古圣先王的言论，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说《诗》、《书》、《礼》、《乐》、《易》、《经》都是孔丘为了“改制”而创作出来的。本来是保守的孔子现在是一个满怀进取精神的改革家，当然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但意在说明：我提出改革是符合至圣先师之道的。这两本书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启超说，如果把《新学伪经考》比作“思想界之一大飓风“，那《孔子改制考》便如同“火山喷发”。《变法通议》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严复在《天演论》中，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伦原理，在该书后半部分宣传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是反动的，但是当时在中国倒起了催促人们起来救亡图存析作用。）

3.介绍外国变法的经验教训。如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

4.办学会。著名的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强学会于1895年8月，在北京成立，具有维新思想的户部主事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每十天集会一次，会上讲都是国家兴亡、变法图强问题，会员各色人物都有，如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英国李提摩太等人，11月，康有为来到上海，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强学分会）；南学会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开明官吏的支持。筹议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冬，正式开会则在1898年2月21日。主要活动是讲演，由谭嗣同、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邹代钧等轮流主讲。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它不仅具有群众性性质，而且具有政党性质。）

5.设学堂。重要的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等。（一方面宣传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培养维新骨干）

6.办报纸。影响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时务报》是强学会办的报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国闻报》，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日报，1897年10月26日在天津创刊；《湘报》是南学会办的报刊）

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制造维新舆论，培养变法骨干，组织革新力量，而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主张。

（三）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反动势力开始对维新派猖獗进攻。）当时，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无父无君”的乱党，扬言要把他们千刀万剐，“处以极刑”。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宣扬：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留下的治国之道，不可改变，否则是违背天理，中国的纲常伦理名教至善至美，不可废弃。）顽固派大学士徐桐公开咆哮：“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一书中反复强调封建的纲常伦理不可变。（《劝学篇》是张之洞于1898年3月写成，是这一时期对抗维新思想的代表作。全书宗旨，不过是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而维新派则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们提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任何事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是滞”）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民权实质就是君主立宪，其特点既保留君权，又要实行民权。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拿“君臣之义”、“君臣之纲”来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对此，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诈），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维新派则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这种变革只能一步步来，“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绅士争取政治地位。只有君主立宪制度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

守旧派反对西学，称之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认为西方的军事和技术可以学习，但封建的政治制度、科举八股，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而维新派则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指出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讽刺八股取士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识中外，不通古今，都是傻瓜，甚至有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入翰林时，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严复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一针见血地驳斥道：“牛体安能马用”？即体用是不可分的，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把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凑在一起，就如同要让“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这里维新派认为，中国要实现君主立宪，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除科学，举办学校，培养维新人才。）

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进一步开阔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维新变法政治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局限性：改良派主张变法，但反对革命。改良派的变法思想主要接受了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提倡民权，但又认为“权生于智”，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是不配享受的，只有资产阶级和一部分绅士有资格参与政权；还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共和”.）

（四）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维新变法，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应当包括从甲午战争之后到1898年这一段时间。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只 1898年变法活动，特别是“百日维新”。因为这一年是旧历戊戌年，所以这一改革运动，史称“戊戌变法”。）1.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

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他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3天中，他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百日维新”。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下列数端 ：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重叠机构，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鼓励创办报纸，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有国家供养的特权。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注重农业发展，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广办邮政，修筑铁路；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开办商学、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军事方面，裁减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文化教育方面，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在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人出国留学；奖励新著，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百日维新”中颁布的各项政令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制宪法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改良方案。

2.维新运动的失败

第一个行动，剪除光绪帝的羽翼。“明定国是”颁布第三天，迫使帝，光绪免除翁同和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赶回原籍。翁是光绪帝的老师，主张革新，这样不孤立了光绪，而且对改良派沉重打击。

第二个行动，夺回了用人大权。在免除翁同和的同一天，慈禧逼迫光绪，授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必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实际上新任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有慈禧的批准，这对光绪改良派的又以打击。

第三个行动，把军权抓在自己手中。同一天，逼迫光绪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并统帅三军，而且北京的警卫也被慈禧等人控制，这对改良派的打击是致命的。

第四个行动，发动政变。维新派经过光绪皇帝试图推行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大多未能付诸实施。一批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还试图对维新派进行反击和镇压。（面对顽固派的反扑，光绪和改良派感到问题的严重，一方面乞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以阻挡顽固派的政变野心，而帝国主义看到改良派已无成功的希望，不愿出面干涉。变法前，日本首相伊滕博文、英国李提摩太都曾表示支持的承诺。另一方面，想利用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并把这个人看成是自己免灾保难，起死回生的救命星。9月18日，谭嗣同见袁时，要袁杀荣禄。袁信誓旦旦，“杀荣禄如杀狗尔”。20日，光绪再一次召见袁。但袁连夜跑到天津，把事情经过全部告诉了荣禄，荣禄星夜赶回北京。9月21日，发动政变。）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谭嗣同则拒绝了要他出走日本的劝告，坦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等6人同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引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为改革维新以死相拼、勇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扼杀维新变法的举措,史称“戊戌政变”。

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103天就夭折了。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被保留下来以外，其余一切新政措施都被废除，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或同情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革职，或遭放逐。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①爱国救亡是维新变法的直接原因。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康有为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康有为一介书生，能揪起一场轩然大波，就是国为他的主张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在康有为的上书中，每一次都是先讲形势，后提出救国方针，呼吁挽救民族危亡。）光绪皇帝赞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面临列强侵逼的巨大压力，感到不变法自强，中国就没有任何出路。②爱国救亡是维新变法的主要内容格直接目的。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例如，变法内容。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运动）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他们鼓吹民权并提出开议院的主张，也就是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未能成功地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也未能生效，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原因：一是这场政治运动反映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二是维新派不赞成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清王朝，要求在保留清王朝的前提下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三是“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梁改良道路，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阻力。）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破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在文化领域，由于维新派的推动，“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形成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做了大量工作。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梁启起创立了“试办不缠足会”）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作用：清政府更加孤立；八股地盘开始减小，许多人放弃求官得爵的仕途追求，开始关心国家命运；西学开始深入人心，出现了“举国若狂，人人竟言西学”的局面。）

戊戌维新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历史作用是积极的，其影响是深远的。

（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弱点和遇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全国数以十万讲的举人、秀才绝大多数都站在守旧势力一边；掌握实力的洋务派也与改良派为敌。）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军队，更不懂得应当去发动群众。（毛泽东曾这样描述：资产阶级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是个畸形儿。）这样，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从中央到地方支持光绪帝的廖廖无几，光绪成为孤家寡人，说话无人听，做事无人帮，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不失败？

维新派本身的弱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光绪帝的变法应该肯定，但他的目标与维新派仍是有别的。维新派提出的设立议院、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百日维新并没有这些主张。）在变法步骤上，他们主张渐变、缓变。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们虽然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抬出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的旗帜，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在学术上缺乏依据，也反映出维新派在思想文化上的局限性。）。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列宁说：“幻想是弱者的命运”。改良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代表，既恨帝国主义，又想依靠帝国主义。）他们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维新。（认为是学西方模式进行改革，必然会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沙俄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沙俄。康有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的总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并寻找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沙俄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再次，害怕人民群众。（维新派本身多数人也还兼有地主、官僚、士绅的身份发，同工农群众是天然隔膜的。）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害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要注意防止陈胜、吴广及太平天国这类民众造反。）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将有可能再现“金田之役”，使皇帝及其大臣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力量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被袁世凯出卖。而一旦守旧派操刀反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谭嗣同慷慨就义前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正反映了这一点。“回天之力”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这是维新派的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维新作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顽固，“戊戌六君子”流血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发展起来。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

前面我们讲了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的探索，结果都失败了，下面我们继续看看资产阶级革命派能否找到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呢？1911年，在我国发生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在政党的领导下，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代之而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辛亥革命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在三民主义学说指导下，以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因而辛亥革命既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和高潮。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评价辛亥革命时有过一段重要的论述，他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的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本章主要把握：1.辛亥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及进步性；2.把握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3.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4.辛亥革命失败极教训。

第一节 举起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1.民族危机加深

（1）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它们在迫使中国签订《辛丑条约》以后，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多方扩展在华经济势力。外国在华投资规模急速扩张，包括扩大设厂规模和给清政府大量高息贷款，而铁路、矿产的利权更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目标。（投资铁路，不仅包括修路权，而且还包括对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甚至还囊括对铁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在修路过程中，还千方百计地扩大权益。如俄在修东北铁路时，以枕木需要木料为由，取得了24.5平方公里的森林采伐权。日本《朝日新闻》曾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及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他官吏，皆我颐之妈，其地之民，皆我刀俎之肉。”所以，铁路不仅是帝国主义对华输出“过剩资本”、榨取巨额利润的极好途径，而且是它们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途径。）

（2）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在中国的争夺。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利益竟然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经过一年多的厮杀，日本战胜俄国，俄国将所攫得的中国东北南部所有一切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邻邦朝鲜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长期以来，日俄各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强烈的领土野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承认朝鲜“独立”,实际上由其控制。沙俄看到日本在亚洲大陆积极扩张势力，于己不利，于是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屈服，引为奇耻大辱，决意扩军备战，伺机报复。俄国随后引诱清政府订立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的权利，接着又强租旅顺、大连。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出兵占领东北全境，企图据为己有，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世界舆论的指责。日本借机与英国订立反俄军事同盟，要求俄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占领军，双方谈判没有结果。日本便依仗英国的军事支持和英美等国的经济援助，于1904年2月8日派遣海军偷袭停泊在旅顺港外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击沉在朝鲜仁川的俄国军舰。日俄两国遂于2月10日同时宣战。清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场，自守“局外中立”。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俄国，双方订立《朴茨茅斯条约》，俄将我国旅顺、大连租借地及相关权益转让给日本，沙俄势力退出东三省。）乘日、俄相斗之机，1903-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试图把西藏变成英国的势力范围，遭到人民的反对，英国割西藏的阴谋没得逞。）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原属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2.人民的反抗，社会矛盾尖锐化。为了对外支付巨额赔款等，10多年间，清政府的财政开支激增4倍之多。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了。正是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从1902年至1911年间，各地民变多达1300余起。其中包括各阶层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农民、手工业者的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少数民族与会党的起事等。（规模较大的有1906-1910年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爆发了农民的抢米风潮。）同时，还发生了拒俄、拒法、抵制美货等爱国运动，（1903年盘踞东北沙俄拒不按期撤退，上海、北京、武昌学生罢课，留日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1903年春，广西发生了会党起义，清朝军队镇压无效。广西巡抚王之春打算向法国借款借兵来“平乱”。消息传出，留日学生首先起来反对；1905年，全国各地针对美国虐待华工条款事件，爆发了“不定、不买、不卖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保路运动等。（从1903年开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收回被帝国主义控制的路矿利权的运动。1905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从美国资本家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主权。保路运动，1911年“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国有，实际上把全国商办的钱收为国有，而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这样就招致了湖南、湖北、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为线。）在一些运动中，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晚清政局的演变，人民群众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导致清政府政治危机 1．清末“新政”的推行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1905年，日俄战争，俄败，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趁机以“俄以专制败，日以立宪胜”为由，提出立宪要求，以便能参加国家政权。）清王朝为了取得帝国主义扶植，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并欺骗人民，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新的学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新政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延续了洋务派和维新运动时的做法和主张，很多人认为“新政不新”。（说明）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这个大纳一面给人民言论、自由等权利，但又以借口“预备立宪”为名，在九年内不预实行；另一方面仍保留君主专制特权，皇帝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

2．清末“新政”的破产（骗局）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1905年12月11日，被清廷委派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镇国公载泽、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锋，离京启程前往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另2位出洋考察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已于12月2日启程，前往美国、德国和奥地利考察。五大臣出国的路线是由德国驻华公使代拟和安排的。）这正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从大纲内容也可以看出欺骗性）。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任庆亲王亦劻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不及3岁的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为摄政王，亲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力图收回地方总督、巡抚的军权和财权。以袁世凯“足疾”为名，开去袁世凯本兼各职，回河南老家“养病”。）（清政府“预备立宪”既没有起到笼络人心，软化资产阶级上层的作用，也没有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其丑恶表演，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极端腐朽反动，促进了各阶级的群众的觉醒。同时加剧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速了它走向消灭的步伐。）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这一点，连有的在华外国人也已经觉察。1911年5月，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在信中写道：“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发展的原因：一是甲午战争失败以柏，民族意识觉醒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设厂热潮的到来；二是这一时期清政府调整了经济政策，允许和奖励民间设厂。）据统计，1895年至1911年间，新设立的民族资本厂矿达416家，资本额超过8000万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个群体的出现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兴办学堂，1904年，清政府进行了学制改革，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的新学制体系。到1911年，全国兴办的各尖学堂52500所；二是奖励留学。从1898年始，湖北、江苏、浙江、直隶等省派学生到日本学习，有六七十人。1903年达1300人，1905到906年达8000人。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已有2万上下的留学生和200万左右的新式学堂的学生。这些人身上有许多特出优点：了解世界大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西方教育，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有些人还远渡重洋，赴欧美留学。他们在国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而且对世界大势与国内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如何认识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主要是通过不同的信念和趋向，反映某个阶级、阶层和利益和意愿，用自己的知识为这个阶级、阶层服务。从这个角度来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纲领、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实践都代表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是与孙中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在1866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14岁的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当时他的长兄孙眉为该地华侨资本家，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激起了孙中山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情。他目睹清政府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经常发表反清言论，同时与早期的改良主义者何启、郑观应等有所交往。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随后在澳门、广州等地一面行医，一面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创立革命团体。孙中山并非天生的革命家，在成为革命派之前，对封建统治者抱有幻想。1894年，孙中山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主张。）

（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方略，并北上天津，希望能将上书递交李鸿章，但被拒绝。（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治国主张：也就是要改良教育制度、选拔人才；发展农业生产力，改良耕作方法，提倡农业科学；采用机器生产；振兴交通运输事业，扩大国内商品市场。孙中山把这几条称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6月到天津投书。当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得到孙的上书冷冷地回答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拒绝接见孙中山。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中曾经寄于厚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给孙中山上了生动的一课，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始走上革命道路。可见革命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不取决于任何人的爱好与否，它的发生与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根本上说，近代中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逼出来的，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斗争及其尖锐化的结果）这对孙中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后来谈到，自己原本也赞成“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但经过现实的教育，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894年，他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总部设在香港。最初入会有20人，后发展到126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侨资产阶级商人。它的成立，标志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1904年，他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表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踏上革命道路之时，就高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并选择了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斗争方式。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根本不同之处。

（二）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

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斥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全文8000余字，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他说革命不只是破坏，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邹容出版了《革命军》，（被奉为近代中国的人权宣言。是在他18岁时写成的。全书两万字，分为七章。“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出版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文章通俗易懂，影响很大。1905年为反抗日本取缔留学生的斗争，投海自杀。）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是黄兴、陈天华等人于1904年在湖南长沙成立的，由黄兴任会长。其宗旨“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科学补习所（于1904年在湖北武昌成立，领导人是张难先、刘静庵等人，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光复会（于1904年成立于上海，会长为蔡元培，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岳王会（于1905年在安徽芜湖成立，陈独秀为会长。）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这些组织一般规模不大，处于秘密状态，还没有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活动范围也有限，但有共同目标，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组织。这样需要一个统一的组织领导革命。）

北大中国古代史讲稿 篇4

论述题

分析比较屈原辞与《庄子》的艺术特质

元好问评价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联系晋宋诗坛背景，讨论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的艺术追求与艺术特色 分析宋人的“以赋为词”

分析《三国志演义》小说文本与历史史实之间的异同，讨论其意义 题目的具体表述有出入，但大致考察的要点是这些

其中两道题各35分，两道题各30分，但忘了具体是怎么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