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

试论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精选3篇）

试论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 篇1

“每个时代的审美意识，总是集中表现在每个时代的一些大思想家的美学思想中。而这些大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又往往凝聚、结晶为若干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1}。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重要时期。梁启超美学思想大致从1918年游历欧洲为界，大约从1896到1917年，这一时期为其美学思想的萌芽期，作为传统士大夫的梁启超前期的美学思想具有很大程度的功利性，主要是以文学体裁的变革为中心;从1898到1928年，是其理论的成型期，这一时期以哲学、美学为中心，探讨了生活、生命、艺术、审美等方面的问题。“趣味”，是梁氏美学有关于美的本体论问题。梁启超分别从中西两种文化语境中提出自己的趣味理论。

在西方国家17世纪以前，趣味也只是作为一个味觉范畴，17、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盛行，趣味才渐渐被发展成一个美学概念。提到英国经验主义，不得不提到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休谟。关于美的本质问题，在休谟看来，是人心的特殊构造产生了美，认为感觉是一种切实的体验，一定要寻找一种“客观的美”和“客观的丑”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行为。这种观点将人心的能动性发挥出来，承认人心的巨大能动作用。可以这样理解，美不是客观存在，也不是事物的基本属性，它存在于人的心里;这也深深影响了以后康德的趣味理论。休谟还说：“理智传运真伪的知识，趣味则产生美与丑和善与恶的情感。”{2}我们可以得出，在这里休谟已经将“趣味”作为一种审美判断的标准。接下来他又指出，理智不会成为行动的动力，因为理智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客观的。趣味能够成为行动的动力是由于趣味能够产生深刻的刺激人的感受。这一点影响了后来的梁启超，他将趣味作为自己生活的动力，将艺术生活化。不难理解的是，虽然休谟的趣味理论没有逃出西方传统认识论“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作为一种审美判断来讲的，但是这一理论启迪了后来的很多中西方理论家。康德处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派论辩和发展的年代。这时的康德并没有一边倒向经验派或者理性派，而是积极努力地探索两派的优缺点，通过自己的判断力来调和两派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在《判断力批判》中，他根据形式逻辑的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分析了审美判断力;他也经常把审美判断力叫做趣味判断力，因为趣味判断力不涉及利害，它和一般的快感、功利等不同。它不同于逻辑判断，不关乎明确的目的，也不是一种认知活动，这一点对梁氏理论的启发很大。趣味判断单单是对象的形式所能给人的一种愉快的感觉。在此基础上，趣味完全抛弃了起初的味觉范畴，也使趣味判断摆脱了实践和道德的束缚，使个体的趣味判断具有普遍有效性。考斯梅尔曾经说“味觉意义上的趣味基本上被排除在欧洲启蒙哲学中出现的趣味理论的主要论题之外了”{3}。也是从康德以后，西方美学开始由认识论转向体验论。

在古代中国，“味”最早运用于音乐欣赏上，这才使趣味一词脱离了纯感官层面，而与人的精神感觉相联系起来。阮籍在《乐论》中说道：“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移俗易而同于是乐。”{4}阮籍很明确地把“无味”与音乐的美感相联系起来。陆机大概是第一个用“味”论诗的人，他以一句“缺大羹之余味”来品评诗歌。此后钟嵘的“滋味说”，更是把“味”这个概念运用得更加广泛化和系统化。在《文心雕龙》中多处出现了“趣”字，在这里主要意思是指“意”或“旨”。如《练字》中：“扬马之作，趣幽旨深。”{5}到了宋代，形成了诗趣说。袁宏道曰“诗以趣为主”，这个时候“诗趣”主要指情趣、理趣等。到李贽这里，“趣”被认为是童心和真性情的显现。而“趣味”，发展到梁启超这里，它的含义被使用得更加系统化。可见，“趣”和“味”是中国美学历来的传统。

二、梁氏“趣味”美学观的本质

关于趣味本质和内涵问题，梁启超并没有明确讲出来。首先，梁启超对于什么是无趣的生活进行了界定。他用“干瘪”和“萧索”两个词来形容无趣的生活。他认为这种生活毫无味道，而是一种枷锁和禁锢，没有任何生气、自由以及创造力。在此基础上，他达成了“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界定。第一，趣味是生命的活力;第二趣味是创造的自由。“‘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本体论范畴，也是梁启超美学思想逻辑勾连的基石。”“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

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6}“趣味”不仅仅是

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命题，也是连接梁启超人生观和美学观的桥梁。他独创地使用趣味理论，提出了趣味是人生动力，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观点，并且梁启超的一生都在信仰并践履趣味主义人生观。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不单单是局限于一种具体的外在表象，而是广泛地涉及艺术、教育、学问、工作、学习等各个社会人生实践活动，更是一种人生态度，也只有这种态度才是自然的人生态度，没有趣味，便没有了生活，即趣味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趣味之上的一种自由生命化境界。这也引出了趣味的首要内质。趣味并不是简单的欣赏，而是要成为指导生活的航向和目标，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通过趣味来引导、改善、逐步提升个体生活。从这个意义层面，个体生活才能超越自身狭隘的视域，以此通向无限的自由之境，并且在追寻趣味的过程中寻找生活的价值;趣味既在于主体，也在于客体，是主客体相互融合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客体的关系是和谐自由的。

对于趣味的发生条件，梁启超认为是主客体相互交融产生的结果，具体有三条途径。第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他阐释到，每个个体，无论他有多繁忙或者操何种职业，他总是有机会看到自然中的景物，这一点是针对大自然中一景一物趣味的引发。第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以上是阐明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与人交好，渴望被人理解或认可。生活中的苦与乐都希望有人可以分享，这对于每一代人都是弥足珍贵的，这种状态使人开怀，是人生一大乐趣。第三，“他界之冥构与蓦进”。这一点他试图强调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梁启超特别推崇精神活动，因为个体物质活动很多情况下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精神活动则是绝对自由的，而精神活动的绝对自由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活动。个体面对物质生活的困顿之时，运用诗意想象和联想理想世界，回归本真，可使个体超越现实的桎梏，从而使个体能品味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以此产生巨大的乐趣。这也体现了趣味哲学积极健康的价值取向。

三、梁氏“趣味”美学观的理论价值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的时代。

梁启超的趣味理论也并不单单从纯理论的角度提出来的，同时也是那个特定时代和民族的共同遗产。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之不为国，人民任人宰割的状况，迫使晚清以来的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探索。本着改造社会的目标，梁启超首推文艺和审美。趣味理论不仅体现了改造社会的理想，更体现了对个人自由解放的终极问题的关怀。第一，救国救民的时代意义。在梁氏看来，救国救民的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趣味性的文艺，在此基础上的“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口号产生，改良文艺界是

梁启超找到的新途径。如马尔库塞所说：“文艺不能改变世界，但是，他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7}梁氏试图通过趣味文艺来开通民智、新民改造，以此开掘民族自立自强的道路。梁启超还通过趣味性文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维新思想。他特别推崇政治小说，认为政治小说的社会功用最大。第二，对其教育事业的影响。欧洲游历之后，他退出政界，专门从事教育事业。梁启超谈论当时颇为流行的美育问题时，使用的名词是“情感教育”。之所以把情感作为趣味教育的基石，是因为无论从性质还是目地上看，趣味教育就是对“情”的教育，对“情”的立趣。趣味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趣味之方式，在开心愉悦中达成情感教育，在此过程中，审美本身成为其目的的教育。审美，本身与寻常百姓似乎离得很远，而梁启超通过趣味把审美送到大众的身边，把高雅的艺术殿堂搬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审美不再“高冷”。也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艺开始在普通大众中兴起。

然而，趣味不能统领全部的生活，如果用趣味来支撑无物质基础的生活是万万不能的，趣味顶多也算是生活的一部分。把趣味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我们完全赞成。也只有物质文明达到相当的程度之时，我们才有闲情逸致来经营我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基本的物质条件才是沐浴精神之境的先决条件，没有物质基础的审美至境也只能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空中楼阁。

{1}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2}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3} [美]卡罗林?考斯梅尔：《味觉》，吴琼、叶勤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8页。

{4}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西安公司2000年版，第190页。

{5}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9页。

{6} 转引自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0页。

试论梁启超趣味主义美学观 篇2

在美学史上, 第一个对悲剧这一美学范畴进行探讨的是亚里士多德。自亚里士多德以来, 许多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来探讨。但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 才第一次给予真正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 科学地总结悲剧性矛盾和悲剧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 正确揭示悲剧性的客观社会根源。具体地说,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悲剧理论有以下要点:

一、悲剧性冲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的反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见解散见于他们的许多著作之中, 但比较集中地阐述这一问题的, 则是1859年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济金根》的评论, 在美学史上第一次从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的反映的情势方面, 阐述了悲剧的本质。

所谓悲剧, 恩格斯概括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346页) 任何悲剧冲突都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 都有其社会的阶级的根源。恩格斯所说的“悲剧性的冲突”, 是尖锐、复杂、激烈的, 因而表现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是敌对势力的公开冲突。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死。林觉民、方声洞等烈士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实现民主主义的革命目的, 同阻碍这种历史必然要求实现的清王朝进行的殊死的斗争。他们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不惜牺牲, 为真理而斗争。红花岗 (广州烈士陵园) 上陈铁军与周文雍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壮烈牺牲, 也是如此 (见《刑场上的婚礼》) 。

有的是内部的两种力量的冲突。这两种力量虽然都在为促进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实现而斗争, 但由于对待实现这个必然要求的途径的观点不同, 因而产生了矛盾斗争。如果这种冲突激化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那么坚持真理的主人公反而不被人们所理解, 而遭到巨大的迫害, 铸成悲剧性的结局。例如:昆剧《血溅美人图》就是一出反映李自成因听信牛金星的谗言而迫害李岩, 使李岩致死的悲剧。李岩是农民起义军的著名将领, 他的妻子红娘子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义女。清兵入关前夕, 李岩竭力主张争取吴三桂, 故派红娘子护送陈圆圆 (吴三桂的爱妾) 赴山海关。并建议分兵河北, 由他带领去御清兵。但牛金星污蔑李岩怀有二心, 企图背叛闯王。李自成听信谗言, 勒令红娘子押送陈圆圆回京。吴三桂一怒之下, 便请清兵入关, 攻打闯王。闯王不分皂白, 杀掉忠臣李岩, 不久, 自己也走向覆灭。李岩忠诚于李自成的农民革命的历史要求, 却被误解为对农民革命的背叛, 这就形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这个要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冲突的直接结果是李岩的毁灭, 间接结果是李自成的毁灭。这类悲剧, 虽然是起义军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 但其冲突也是复杂的, 尖锐的、曲折的。

有的还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两种思想的冲突。罗密欧与朱丽叶出生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敌对家族之间, 他们虽然都具有新兴资产阶级自由革命的理想和对爱情的执著追求, 但封建主义却给他们之间砌上一道阴森的高墙, 家族之间的世仇, 给他们套上了无形的和有形的桎梏。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为实现自己的爱情婚姻、自由而斗争, 然而最后却遭到形体上的毁灭。中国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反映了爱情悲剧主题。

总之, 悲剧冲突的类型是多样的复杂的, 而不同类型又经常相互交织着的。正如布拉德雷在评价莎士比亚悲剧时所说的:“有人物之间或集团之间的外部冲突, 也有主人公灵魂中的各种力量的冲突。”这种外部冲突和内心冲突又是经常渗透在一起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是悲剧形成的根本原因, 是决定悲剧的根本标志。

二、悲剧性结局是肯定性或具有某种合理的社会力量遭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

悲剧所反映的对象都是肯定性或具有某种合理性的社会力量,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却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 (否则是正剧或喜剧) , 而遭到摧残、打击, 甚至毁灭。这又是必然的, 不可抗拒的, 因而引起人们撕心裂肺的痛苦。

亚里士多德认为, 悲剧描写“与我们相似”又带有某些弱点的好人, 通过他们不应遭受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悲悯与畏惧, 人将这种悲苦之情宣泄出来, 就可由痛感转化为快感, 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这一理论奠定了西方美学史上悲剧性范畴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以后, 真正把悲剧作为美学范畴来探讨的是黑格尔。他充分强调悲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认为悲剧性的根源不在于个人偶然原因, 而在于两种正义的又都有片面性的伦理观念、精神力量之间发生的必然矛盾冲突;悲剧性通过对片面性的惩罚, 使人产生快感。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 不是每个人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过。他充分强调悲剧的正面崇高素质, 批判黑格尔不是从生活, 而是从理念必然性出发界定悲剧性本质的唯心主义观点。但由于仅把它理解为:“人生中惊心动魄的事”, 从而否定了悲剧性与必然的联系, 则又是对黑格尔悲剧理论中合理内核的抛弃。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悲剧观来看, 悲剧性冲突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新生事物、新生力量的悲剧。它根源于新生事物本身的不够强大, 或是具有片面性, 从而形成丑在实力上而不是在精神上压倒美的悲剧。二是旧事物、旧制度的悲剧。这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旧制度与新生世界的冲突。它主要是由于曾经是先进、合理的社会力量、社会制度在一定阶段上转化为旧的力量, 而与社会历史进程相矛盾, 但它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根据, 因而它的毁灭具有一定的悲剧性。其二是旧世界事物之间的悲剧。在旧世界内部, 居于统治地位与处于在野境地的代表人物之间, 常常存在尖锐的矛盾。后者对前者的激烈对抗, 可能在客观上反映着某种阶段的历史必然要求, 但他们受阶段利益的局限, 不可能在根本上与新生的社会力量站在一边, 终将走向必然失败的结局, 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悲剧意义。此外,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能产生悲剧性冲突, 但其根源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而在于新旧事物的矛盾斗争。

三、人们从悲剧的结局中看到的是肯定性力量的合理性和必胜趋势, 并且产生崇高感

恩格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 概括悲剧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鲁迅从人生哲学的角度, 认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二者都强调悲剧的本质在于:在实践主体与现实客体由矛盾、斗争而趋向统一的过程中, 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实践主体现象上被否定 (如壮士殉难, 英雄牺牲) 而实质上被肯定, 暂时受挫折 (如正义失败, 革命受挫) 而终将获得胜利。

由此可见, 悲剧在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美。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22页) 悲剧性是崇高的最深刻的一种, 但崇高并不一定引起悲痛, 而且还能存在于自然界之中, 这是与悲剧不同的地方。因此, 属于悲剧范畴的审美对象, 它虽然令人悲痛, 但又能使人化悲痛为力量, 感奋振作, 提高精神境界。

悲剧中被毁灭的是“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 人们正是从它们的毁灭中看到了它们的价值。人们的同情、肯定, 在受苦难、被毁灭的一方。因此, 悲剧实际上是显示进步、正义、暂时受迫害、遭毁灭的肯定性社会力量的合理性和最终必然取得胜利的潜在因素, 同时也揭示了反动、非正义、暂时占优势的否定性社会力量的不合理性和最终必将失败的规律性。悲剧的意义不是消极的, 而是积极的, 是与崇高相通的。

悲剧由于充满崇高感, 因而能够有效地陶冶人的情操, 升华人的精神境界, 鼓舞人的斗志, 增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阿里斯托芬曾在他的喜剧《蛙》中借剧中人之口, 颂扬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七将攻忒拜》演出后, 使雅典观众深受感动, 大家都想当兵打仗, 成为爱国志士。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 李大钊、方志敏、刘胡兰、江姐、张志新等烈士的崇高精神, 鼓舞一代又一代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尤其是军旅题材的悲剧, 其中以英雄人物为祖国为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不避艰险, 承受苦难、甘愿牺牲的豪迈气概, 给人以无尽的力量。

由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深入人心, 人的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 在观赏悲剧时, 对于悲剧具有新的独特的理解。往往对主人公的失败或死亡的命运, 不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怜悯同情的审美情调中, 而是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即在内心产生这样的欲念:为了消灭邪恶势力, 争取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特别是看了革命悲剧后, 不仅仅是让人悲叹、悲伤, 更不是悲鸣, 而是使人悲痛、悲愤、悲慨、悲壮;不是使人消沉, 而是激人向上, 更鼓舞我们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而斗争。

悲剧中的抗争与超越精神其实正是人的一种独立自为的生存精神。所以, 相对于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时代倾向的影响, 从悲剧的效果来看, 悲剧冲突还体现了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斗争中, 虽以美的毁灭而告终, 但却显示了美的真正的历史价值和人生价值的崇高性。此外, 它是惊心动魄、振奋人心、感人肺腑的;它悲而不伤、痛而不绝, 悲壮慷慨, 发人深思, 必然能唤起人们的怜悯与严肃之情, 并在领略悲剧美的过程中使情感得到熏陶、感染、激动与升华。

参考文献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 篇3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看，大家都非常清楚，今天的北京大学曾经直接宣示、引导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和中国社会的文化、学术、思想格局，那是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的伟大成就，但我们还应该知道，蔡元培改造的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传承下来，而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则为梁启超一力促成。当时，戊戌变法过程中，被搁置长达三年时间的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学校的议案再次被提上朝廷议程，这个议案的发起者正好是梁启超的堂舅子，刑部侍郎李端棻，当初梁启超会试的主考官。梁启超是个未取举人，才学却被主考官看中，将堂妹许配给他。现在，梁启超在皇帝身边行走，李端棻抓住机会旧案重提，光绪皇帝也非常重视，严旨速拟章程，朝廷一帮大臣依旧认为是可办可不办的小事，竟将皮球踢给梁启超。梁启超也没有创办过现代学校啊，好在他曾经接触过日本的学校资料，依葫芦画瓢，一个晚上就起草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学校的办学方案，皇帝一见就批准照办，于是，京师大学堂终于创办了起来。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以当时自己主持译书局的身份，建议创办编译学堂，也得到准许。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几乎所有变法成果都被废止，两个学堂却被保留了下来，如果说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显然，是中华民族幸运地拥有梁启超。

梁启超还开创了中国政治学、新闻学、史学、图书馆学等现代学科，在国学、哲学、美学等领域都有显赫建树，特别是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不仅作为一代精神领袖引领了一个时代，他留下的丰厚遗产，至今依旧荫庇着中华子孙。

现在，我们来说说梁启超的“趣味主义”。

梁启超在他的许多书信、演说、著述中都反复强调自己信仰趣味主义，说自己是个凭着趣味做事、做学问的人，他的子女、学生、同事和朋友们对他也是这样看，或许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梁启超趣味主义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梁启超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彭树欣《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8月）、《梁启超趣味主义的美学解读》（陈望衡《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2月）、《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教育观》（广西师范大学覃兢业）等等，对于这些文章及其作者，笔者表示由衷的敬意，特别是那种资料详实的学风更是令人感动，不过，把梁启超的趣味主义强行拉扯到人生观、教育观、美学观，笔者感觉很不是滋味。大家都心知肚明，“主义”和“观”，字面上确实可以相提并论，但在事实上，那是全部和局部、整体和个体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存在大小高下之别。我们耳熟能详的许多“主义”，实际上都是靠子虚乌有的抽象概念，回避人类世界的真实面目，恰恰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才真实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和社会现象中。

但是，梁启超虽然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却并不曾对趣味主义进行系统、完整的总结，每有提及，都三言两语，点到为止，感性表达多于理性概括，诸如“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之类，用趣味解释趣味。关于趣味的问题并不能够从他的文字、演说中得到明确、具体的答案。客观地说，从学术的系统性、明确性、完整性角度衡量，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确实构不成一种学说，实际上还不是构不成，他压根就没有建构，连一篇完整的写趣味或者趣味主义的文章都没有，零碎写或者讲到趣味的话题，也并不准确、具体，比如趣味究竟是什么？梁启超就从来没有解释清楚过。

但梁启超确实是一生奉行趣味主义，特别是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启蒙、中国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建、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等做出的贡献，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是他奉行趣味主义的成果。

梁启超“趣味主义”的生成与他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存在直接关系。

欧洲社会将王权至上的时代称作黑暗时代，一方面是王权制度下，民众的生活和生死都由变幻莫测的帝王所决定，帝王突然出来个什么主意，民众就生不如死或者直接丧命，很恐怖；另一方面，为了帝王的政权，今天这个人杀死帝王自己当，明天那个人又杀死这个帝王，而且总是要鼓动大量民众一起送命，搞得所生活的环境很不友好；此外，帝王控制下的领土、财富、人的劳动甚至性命都不为每个人自己掌控，除了帝王之外，谁也感觉不到自由和生命的尊严。在这种黑暗时代里，即使是帝王也提心吊胆生活一辈子，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很难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趣味去生活，最大限度也只能晚上躲在自己被窝里享受下自己感到有趣味的事情，在社会生活中，自己的趣味必须严严实实地收敛到自己内心深处，一丝一毫也不敢外露，就别谈自己按照自己的趣味说话行事了。

梁启超虽然也生活在王权至上的时代，但当时的清王朝政权内忧外患，皇室内部也错综复杂，给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曾国潘等一帮热心救国救民的重臣提供了施展机会，他们先是引进西方生产制造技术，继而也不得不被一些科学、民主学说所吸引，要知道，制造枪炮、船舶、汽车的机器可以用钱买，操作机器的人则不得不掌握机器运转所需要的知识，形成操作机器的逻辑思维，这是客观需要，这些知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学习，一下子颠覆了当时中国社会坚守几千年的最为严谨的生存常识和社会常识。比如，制造枪炮的机器，并非皇帝瞪它一眼或给它个圣旨就能够生产出枪炮，皇帝的话终于被发现不是万能。于是，当22岁的梁启超上京参加会考，竟亲身经历了数千学子抗议朝政的热闹事件，而且，朝廷竟然没有大开杀戒，相反，态度非常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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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启超这种文字能力最为强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报刊自由、出版自由更加珍贵，那是他的生存能力所在，也是个人尊严和活力的所在。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信息的自由公开传播不仅是一个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力量，也是一个社会拥有智慧和活力的直接体现，否则，只可能懵懂愚蠢，死气沉沉。公车上书之后， 22岁的梁启超参与创办的《万国公报》（即《中外纪闻》）虽然在京师生存短暂，并没有给他和他的同事们带来麻烦，他转任《时务报》主笔，非常得心应手。此后，直到1929年逝世，30多年时间里，梁启超总计发表1000多万字的各类文章，创办、主办的报纸整7份，可见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比较开明、理性。正是在这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这种靠趣味生活的人才如鱼得水。

“趣味主义”也源于梁启超的个人天赋。

由于梁启超并没有明确限定趣味的含义，事实上，他关于趣味的说法都散见于他的各种演说、文稿，只有《学问之趣味》《趣味教育和教育趣味》两篇文章专谈趣味，而且，也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主要只是个人感受的表达。不过，从他众多关于趣味的一些说法中我们不难发现， 趣味，个人面对外界事物发生的兴奋和意愿之和。外界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它是否让人产生兴奋和意愿，取决于个人特有的情感与认识，同一个事物，有的人感觉有趣味，有的人兴趣索然，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事物，这个时候感觉有趣味，那个时候兴趣索然，这并非事物发生了变化，而是个人情感、认识发生了变化，所以，趣味具有非常明显的个性特征，同时，趣味属于个人本性、本能、情感和意识的范畴，既有喜欢、兴奋的情感，也有价值方面的认识、判断，缺一不成趣味。

梁启超的个人趣味同时表现在社会活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学校教育、媒体报道五个大的方面，至于细分到具体事件、事务、事情，那就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个趣味方面极多的人，生活内容异常丰富，大到国家政事，创立学说，小到打麻将，谈鬼神，教育子女，梁启超无不做起来趣味盎然。

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一生对某一方面的事情感到具有趣味就已经很了不得，梁启超却同时对五大方面的事情感到趣味，而且还不包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事情，这已经足以说明梁启超的个人天赋非比寻常。

说起来，梁启超4岁开始认字、5岁读《诗经》、7岁写文章、8岁参加童子试并不能证明他天赋异常，对于孩子来说，只要家长用心，两三岁的孩子也可以认字，写出几句话来也不是不可能。但梁启超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这个成绩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就不是能够做到的了，那个时代，多数秀才都在20多岁年纪才能够考中，因为秀才的考取标准可以说就是按照20岁左右的认识、理解能力设置的，举人也是这样，往往要30左右才能考取，梁启超12岁的认识、阅读、写作能力就能够达到一般人20多岁的水平，17岁就能够达到一般人30左右的水平，可见他的个人天赋状态。

一个人的大脑反应必须足够敏捷，记忆功能足够强大，分析认识足够迅速，才能够对外界事物感到有趣味。比如，同样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天赋聪颖的人听了老师上半句，大脑内就能够同时反应出下半句的意思，他（她）在听课的同时自己也等同游戏呢，自己反应错了马上纠正，反应对了感到得意，于是老师的话越听越有趣味，若听了老师整句话还不明所以，就越听越没有趣味了。

梁启超一生中有过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趣味表现，如杨鸿烈的《回忆梁启超先生》里就讲到这样的事情：梁启超在主编《大中华杂志》的时候，一天，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打麻将，杂志社来人催要稿件，梁启超也不着急，让来人在旁边等着，自己照旧兴致勃勃地玩儿，一圈下来，来人见梁启超每盘都输，以为梁启超会不高兴，没心思搭理他，正要知趣地悄悄离开，梁启超却发话说，你准备一下，我刚才已经打好腹稿，我说你写，也不耽搁我玩儿，也不耽搁你的稿子。一篇洋洋几千言的文章，梁启超居然边玩麻将边口述，完全按照笔录人的写字速度，不一会就完成了。

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趣味表现值得作为本文结尾。说的是护国运动中，广州都督龙济光原本效忠袁世凯，让龙济光参与到反袁阵营是梁启超反袁行动的一个大胆计划，他派自己的学生汤觉顿去劝说龙济光，龙济光却毫无商量地杀害了汤觉顿，这种情况，放在谁身上也会就此打住，另作考虑，但梁启超不以为然，说不清为什么，他就是觉得龙济光会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即使已经杀害了汤觉顿，他依旧决定自己亲自上门一趟。他还真去了广州，只身一人，到了都督府，直闯龙济光的军事会议。当时，会场内外，荷枪实弹的卫士密布，与会军官也全都佩戴手枪，杀气腾腾。梁启超见了这个阵势，也才明白自己没有了退路。他先是狂吼一声“咹，这是要动我啊！”也不等人有所反应，就高声数落帝制的祸害，讲述广州应当站出来反袁的道理，半小时过去，军官们听得神色缓和，再半小时过去，军官们听得点头称是，再半小时过去，包括龙济光在内，在场所有军官都鼓掌欢呼，纷纷跑到梁启超身前握手表示敬意，然后，当场答应梁启超，参与到反袁行动中来。

因了趣味而生死置之度外，就有如此奇效。

附：“公车上书”的真实版本

公车上书现有两类版本，一类是中国大陆当前的历史教科书和正史所采用的版本，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内容基本一致，为众所周知，不用赘述。另一类则是一些历史学者根据当时的历史档案进行整理、推测，得出了与第一类版本不太一致的内容，刊登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第4期的茅海建的《公车上书考证》一文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其提要如下：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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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考证》收集了几乎全部的与事件有关的档案史料，包括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同时期与议和、条约相关的上奏、代奏、电奏及旨批，又参照《翁同龢日记》《李鸿章全集》《闻尘偶记》等相关记录，特别是，对每一条史料的时间具体到小时进行前后比照，在历史考证角度几乎做到了无懈可击，非常难得。

《公车上书考证》主要是查阅朝廷和官员记录。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只是进京赴考的举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一万多参加会试的举人中间，而且，会考已经结束，举人们都或三五结伴，或独自租住，等待发榜，康有为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们的活动显然不在朝廷和官员们的视线以内，除非他们聚集起来闹出大事。所以，朝廷和官员记录里面没有举人们的行踪，在情理之中。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讲述的举人们的行为主要有三类，一是个别举人对当朝行为感到悲愤，这一点，别说朝廷当时有大事发生，就是平时，中国文人对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司空见惯，因此，不容置疑；二是举人签名上书，这一行为多有证明，也不存在异议；存在异议的主要是第三类现象，也就是举人们聚集起来，到都察院上书递交签名的“万言书”，康有为记叙为举人们聚集了，去了都察院，但都察院没有接收。《公车上书考证》认为举人们没有聚集，没有去都察院，也就无所谓阻止。

实际上，康有为早前的《公车上书记》对举人们聚集上都察院事件有过解释，大意是，由于合约已经签署，大家觉得多此一举，当时就散了，也就没有上书都察院。

尽管举人们实际上没有聚集起来递交上书，但确实联名签署了上书，也确实计划聚众前往都察院，这些事实，很多举人参与了，但朝廷和官员们并不知情，很常见的事。

显然，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有所夸张，借题发挥，过于煽情，甚至有玩文字技巧，但并无编造“公车上书”的基本事实，即使他所言得到阻止、恐吓，也同样可信。要知道，几百上千人聚集在一起商谈抗议朝廷，基层的警察、官员谁都有可能出面进行制止、恐吓，而这并非需要皇帝下令，更不会有任何文件记录。

至于《公车上书考证》所说的签名具体人数、人名与康有为所说数字不相符合，则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要知道，一次签名活动，聚集的举人哪怕几十人，围观的人达到一千多，在中国社会几乎必然。设若康有为只召集了几个铁杆举人去往都察院递交上书，一路上定然会有许多人跟随看热闹，若在都察院门前停留一会，要不了多少时间，一定几十几百号人围观。康有为完全可以将围观人数计算在内。从康有为最多只计1200人数来看，他已经非常保守了。而对此，都察院几句话打发了事，大家也就散了，谁会去当什么事情记载？

所以，《公车上书考证》所言，并不能够令人信服地否认公车上书事件。

康有为1888年写了《上清帝第一书》，此后，他连番上书6次，全都石沉大海，了无音信。1895年，康有为带着学生梁启超一起进京会试，考试才结束，京城就开始流传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从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里的史料来看，这消息的传出，很可能就是出自朝廷部分反对议和的上层官员，否则，这种国家大事（机密），在那个主要靠口头和书信传播信息的年代，不可能从朝廷传播到民间。

其实，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如何传遍大街小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康有为正在京城，他和一万多外地进京的考生一起得知了这个消息。更重要的是，他也许是唯一一个比谁都更加惦记国家大事的人，唯一一个整天希望皇帝听到自己的主张的人，证据就是他六次上清帝书，当时的全国上下没有第二个（朝廷命官的职责上书除外），对于一个没什么事就整天希望通过上书引起皇帝重视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不利用这个机会再上一书，毫无道理。

当康有为立意借机上书，他自然想到梁启超，也许，他同梁启超一起商谈稿子如何写，也许，他自己写好后给梁启超看，总之，梁启超显然参与了康有为的上书起草过程，不仅如此，作为学生，作为弟子，作为年轻人，即使康有为不说，梁启超也一定会为老师的这次上书活动出力相助。

康有为也自然会联想到自己此前上书的失败经验，加上，整个京城，上书已经是公开的话题，那么，利用梁启超年青的条件，在一万多举子中间游说，得到签名支持，显然比过去悄悄上书更加有效，最有可能到达皇帝手中。

梁启超也确实活动了，而且效果不错：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了梁启超领衔的上书 ，共有广东举人 80 人签名 ，其中麦孟华的签名是第 5 位 ，康有为没有签名。而第二天 ，即四月初七日 ，都察院又代奏了陈景华领衔的上书 ，签名的广东举人多达 289 人 ，在签字的名单中 ，麦孟华列名第 63 位 ，梁启超列名第 284 位 ，康有为仍未签名。（引自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

由康有为出主意，也由康有为指挥，但由梁启超实施，也就是鼓动、游说在京举子们为康有为的《万言书》联名，至于实际上有多少人签名，上书究竟是否成功，这并不能否认有过公车上书的事实，即使并未到都察院投递，即使梁启超并未拿着《万言书》征集签名，而只是游说举人们，把名字写在随便一张纸上，也同样不能否定公车上书确有其事。这也许就是公车上书的真实版本。

需要说明的是，公车上书，是指在京举子们的联名上书，而且，是为康有为的《万言书》联名，至于究竟多少人签名，即使只有一个两个，并不能由此否定“公车上书”的事实。此外，公车上书的同时，比公车上书更加多的上书是朝廷命官，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公车上书，何况，公车上书说的是上康有为的《万言书》，朝廷命官的所有上书都是直接针对议和与《马关条约》，两者并不等同，只是在时间上正好碰在一起，更准确地说，康有为利用了满朝上下上书的机会，将自己的主张通过上书，让自己引起朝廷的重视，显然，这个目的，康有为虽未直接达成，但从几年后的戊戌变法来看，康有为是达成了目的，也许，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此外，康有为6次上书都渺无音信，只有公车上书使得他一夜成名，而公车上书的内容与前6次并无大区别，区别就在于有梁启超的游说，有举子联名。因此，公车上书之名，梁启超的作用其实最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