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共7篇）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篇1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史，历朝历代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当代社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廉政建设进一步深化，有着重要的启示。

文化与廉政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概其种类，有164种说法。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将文化当作名词来进行界定的。但笔者以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即动词，取“文而化之”之义。最早的记载见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这是“文化”概念得以发端的源头。在早期文字中，“文”通皱纹的“纹”，意指人在年幼之时虽无皱纹，但也不具备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随着年龄增长、阅历丰富，逐渐有了相应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同时也有了皱纹。故“人文”就是指人类社会知识、智慧、经验、教训的积累，再用这样的积累去教化天下，天下之人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便是“文化”。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有了种种“文”的积淀，更在于用它去教化人，并使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将“文化”一词作为动词来对待和理解，实具有鞭辟入里之功效，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文化的真谛。

传统中国社会，民众期盼清官、拥戴清官，官员集团亦以做清官作为道德指引，国家也出台相应的政策制度，在选拔和考核环节加大道德评价的比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出现一种清官情结，进而成为传统廉政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内容。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清官可谓层出不穷，所以历代正史中常常会为之立传，《循吏传》便是其例。众人熟知的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更是其中的典范。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就是要用在清官政治的实践中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教训，去教化天下，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全面提高官员集团的道德修养和工作能力，推动政治清明和法制进步。

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换言之，乃是在追求做清官的价值导向之下，逐渐凝练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品格，成为引导更多官员向清官的目标渐行渐近的成功经验。

（一）清廉：对待财富的品格 《广雅》中解释：“廉，清也。”即要求人对待财富要保持廉洁自律的心态，无论是对待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荣誉这种种利益，不能有贪心。这样的文化品格，刚好和贪官相对应。

宋朝的包拯，是位著名的清官，他一生克己奉公、刚正廉洁。因担心自己死后，会有子孙后代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去贪赃枉法，特意立下遗嘱，告诫后人说：我的后世子孙，为官者若贪赃枉法，便要将他从族谱上除名，死后不准葬入祖坟，还要将其丑恶“事迹”刻成碑文，立于堂屋东墙以警示后人。

明朝海瑞，在当县令时，要靠挖野菜才能吃饱，母亲过生日，他只能买两斤肉去贺寿，结果这事都被当成“稀罕事”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明史·海瑞传》）。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赴任途中，居然要以萝卜充饥，仅有一袭官衣蔽体。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上述这些官员，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品质，那就是对待财富能保持廉洁的态度。可以说，为官清廉是传统廉政文化的第一层要求。

然而“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都会有追逐利益财富的欲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由简朴变得奢华，容易，因为这是在放纵欲望；由奢华变得简朴，困难，因为这需要克制欲望。作为官员，手握实权、占据资源，面临的诱惑远高于常人，真正要做到克制私欲、廉洁不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故而历代特别重视廉政文化的教化。

第一，将清廉作为高尚的品德来塑造。《增广贤文》有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官员本应有高于常人的道德修养，故孟子就极力主张：“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东汉名臣杨震，高升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汉书·杨震传》）。

杨震在“暮夜无知”的私密环境，能扛住金钱的诱惑，正是一种高尚品德在起作用。儒家强调“慎独”功夫，是一种道德修养的途径。《礼记·中庸》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即便在别人看不到的环境中也应当有所警惕，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也应当有所敬畏。任何时候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自觉按一定的道德准则去行动。

第二，将清廉作为人生智慧来追求，《道德经》第九章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对待财富荣誉，需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追求过度，或许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反之，淡泊名利却能让人一生平安。楚汉战争时期，萧何、韩信和张良为刘邦争霸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史称“汉初三杰”。然而这三人后来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萧何在争霸战争期间，为刘邦搞后方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粮草。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他排名第一，封酂侯，赏赐大量金银财宝，还给他特殊荣誉：“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后来，刘邦带兵出去平定诸侯王叛乱，萧何留守关中。刘邦不放心他，经常派使者回来慰问萧何。有一次，干脆给他配备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萧何的谋士对他分析说：“君灭族不久矣！”（《史记·萧相国世家》）您来关中十余年，威信太高，皇上给您配备卫队，是不放心您。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便会功高震主，招致灾祸。于是萧何将自己以前得的赏赐全部捐作军费，并主动降低自己的威信，从而保得平安。这就印证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那句话。

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史记·高祖本纪》），是个常胜将军，因此也很高傲。大汉统一后，被封为楚王，“行县邑，陈兵出入”（《史记·淮阴侯列传》），到县乡视察工作，居然要排兵布阵前往，把场面搞得很大。有人告他谋反，刘邦趁机就把他抓了起来，降级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6年，韩信被诛灭三族，享年36岁。印证了“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那句话。

张良是刘邦最得力的军师，史称他“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他淡泊名利，刘邦封汉王时，给他赏赐两斗金银珠宝，他分文未取；打败项羽后，封他为齐侯，他也不要，只要了个小小的留侯，在今天微山湖一带。57岁退隐山林，一辈子平平安安、善始善终。在历代开国功臣中，能得善终的不多，张良是其中的典型。这就印证了“功成身退，天之道”那句话。

通过比较可知，对财富荣誉看得太重，虽然能富贵一时，往往后果不好；反之，能做到淡泊名利，虽然生活平淡，却是能给人带来一生平安的智慧。

总而言之，传统廉政文化中“清廉”的文化品格，要求领导干部克制贪欲，这既是一种道德操守，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二）清明：对待工作的品格

《周礼·天官·小宰》对“廉”作如是解：“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廉能”指遇事能够明察，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故又有“廉明”的说法。有些官员，虽然能做到不贪不腐，显得清廉，却疏于职事、怠政懒政，自然算不得清官。故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要求官员对待工作事务要做到清明。遇到工作上的困难、棘手的案件，要迎难而上，发挥聪明才智，做到明察秋毫、明辨是非，还老百姓以清明世界，树领导干部以清明形象。清明的文化品格可和“昏官”相对。

历代衙门正堂上，往往会悬挂一个牌匾：“明镜高悬。”来源于《西京杂记》卷三中所记载的“秦镜”，有的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清明，就在公堂上挂起“秦镜高悬”的匾额。由于人们对“秦镜”的典故不太熟悉，后来就将“秦镜”改为“明镜”。这种设置表明，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清明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期望值。唐朝考核官吏，有一条法律规定：“清慎明著”。即为官清明的升官；不清明的降级。正是有了这些要求，所以历史上涌现出众多为官清明的典型。人们熟悉的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他们都以办案如神著称，被老百姓称为神探，其实这都是为官清明的文化品格的表现。如何才能做到为官清明？

首先，要有一颗为民办事的公心。

《荀子·不苟》篇里有句话叫“公生明”。这句话又被后来的官箴所援用：“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该碑文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个人以为，“公生明”就是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有一颗公心，然后遇事才能产生明察。古人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为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清廉、为民、务实”，都是要求领导干部要有一颗公心，一颗为民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开动脑筋、克服困难，明辨是非。

唐朝咸通（860—874）初年，江阴县令赵和是个著名清官。与江阴县隔江相邻的淮阴县发生一桩案件。“东邻”农民向“西邻”农民借钱万缗，同时以“庄券”（即地契）做抵押。后来，东邻农民先还八千缗钱给西邻农民，没有打收条。再后来，东邻归还剩下的两千缗时，西邻农民矢口否认已还八千缗的事实，且拒不归还地契。东邻无奈，只好诉诸公堂，然因“既无保证，又无文籍”“诉与州县，皆不能直”。无奈转而求助于江阴县令赵和。和曰：“县政甚卑，且复逾境，何计奉雪！”意思是自己是江阴县令，管不了淮阴县的案件，否则便是超越管辖权。东邻泣曰：“此不得理，无由自申。”

赵和见东邻冤屈难伸，便为他苦思对策。依照大唐法律，凡在江中犯罪，两边的县都有管辖权。江阴与淮阴隔一条江，为了受理东庄农民的案件，赵和给淮阴县去了一纸公文，说本县在江中破获一起“寇江”（江洋大盗）案，同案犯供认，贵县有个西邻农民也参与了此案，望贵县协助缉拿，押送本县听审。淮阴县衙旋即将西邻农民押送江阴县。赵和审问西邻为何参与“寇江”，西邻否认。又令其如实申报家中财产，西邻为解脱自己与“寇江”的干系，答曰：“稻若干斛，庄人某人者；绸绢若干匹，家机所出者；钱若干缗，东邻赎契者。”赵和见西邻说出实情，再叫出东邻对质，西邻只好承认还钱的事实，问题遂得妥善解决。（《棠阴比事》下篇）

赵和作为江阴县令，本无义务为东邻申冤，但他心里装着一颗为民做主的公心，所以才会采用巧妙的方法智断此案，留下千古美名。

其次，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官清明，除了要有“为民”的态度之外，还要有超强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困难，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甚至加班加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为官清明。

在传统社会，我们的祖先摸索出一套解决疑难问题、审理棘手案件的系统方法，叫作“五听”，又叫“五声听狱讼”。具体操作办法为：“观其言辞，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周礼·秋官·小司寇》）即通过观察言辞、脸色、呼吸、听聆、眼神这五个方面来判断真伪，发现真相。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有效地开展工作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清正：对待压力的品格 《广雅》曰：“廉，稜也。”意指正直、刚直、品行方正，故而常有“廉直”的说法。传统社会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之第三层含义，就是要培养官员廉直的操守，对待人为压力，要有正直、正气、刚正的品格，要讲原则，做到刚直不阿、公正执法。清正的文化品格正好和“庸官”相对。

东汉初年，69岁的董宣做了洛阳县令，在办理一桩“苍头白日杀人”案时遇到了极大的压力。当时的“苍头”，代指家奴。该案凶手是湖阳公主刘黄的苍头，而刘黄正是当朝皇帝刘秀的亲姐姐，权势炙手可热。此苍头光天化日之下杀人，躲在公主府，没人敢去抓捕。董宣不顾压力，带着十几个狱卒，在公主的车队中发现苍头，正欲缉拿，遭到湖阳公主的强力阻拦。没想到董宣竟然“以刀画地”，强行拦住车队，将凶手缉拿下车，就地正法。那场面令人荡气回肠，大快人心！（《后汉书·董宣传》）

董宣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传统廉政文化中“清正”的文化品格。历史上，民间关于“南瑞北拯”的说法，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北拯指的是包拯，南瑞则指海瑞。传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有三口铡刀：龙头铡专铡皇亲国戚、凤子龙孙；虎头铡专铡贪官污吏、祸国奸臣；狗头铡专铡土豪劣绅、恶霸无赖。该说法虽见于文学作品《三侠五义》，不能作为信史，但包拯公正执法、不畏权贵的品质则是妇孺皆知。海瑞任户部主事时，眼看嘉靖皇帝不理朝政，整日沉迷于长生方术，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祸国殃民；官场昏暗不堪，民不聊生，遂准备好棺材，与家人一一告别，冒死上书：“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建议嘉靖皇帝下台。被激怒的嘉靖皇帝将其下狱，直到穆宗继位的时候，海瑞才得以释放并官复原职。

清正的文化品格虽然为世人所赞扬，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

人生在世，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欲望，物欲、色欲、权势欲、名利欲，如此等等，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尺度。只有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清正。欲望多了，往往被迷住心窍，难以做到刚正。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桩案件中，原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五两银子；被告为了打赢官司，给县太爷送了十两银子。开庭审理时，原告一说话，县太爷就说：“你不老实，给我大刑伺候。”原告心想，我给他送了礼，怎么还要打我呢？于是举手叉开五指说：“老爷，我可是有理（礼）的呀！”一语双关，意思是我可是给你送了五两银子的礼的，怎么还打我呀！没想到县太爷也伸开五指，先用手心指着原告，再翻一下掌，用手背指着被告，说：“你有理（礼），他比你更有理（礼）。给我打！”暗含的意思就是你才送五两为礼，人家可比你翻了一倍。这个县官为物欲所奴役，自然也做不到公正。一个领导干部被这样的欲或那样的欲所控制，就难以做到清正。

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关系。

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不是孤家寡人，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牵一发而动全身”。遇到问题，你想公正办理，别人往往会通过你的同学、亲友，甚至家人来说情。在各种关系的牵制之下，有的人就难以摆正自己的心态了；如果完全不顾这种种社会关系，恐怕在社会上乃至家庭中，就难以被人认同。

比如海瑞在出任南京右都御史时，老朋友何以尚前去拜见。这是何许人也？前面提到海瑞因得罪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何以尚上书为他求情，因此被打了一百板子，并关进监狱。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结果海瑞接见他时，把他座位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以示自己公正无私。何以尚看到如此场面，觉得海瑞这哥儿们太不近情理，气得当场离去，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要想做到清正，老朋友都容不得你，况其他人乎！

如何才能做到清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时在自己的府衙写的一副对联。我认为领导干部就是要有这种“无欲则刚”的态度，才能做到清正。“无欲则刚”源于儒家经典。“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第五》）人的欲望太多，是很难做到刚强正直的。

古人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海瑞敢于批评皇帝，那是把求生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勇气；董宣面临湖阳公主的干涉，宁愿不要乌纱帽，也要顶住压力、坚持原则，那是把权势之欲看淡了，才有这份担当。一个人只有能克制自己的私欲，才能像孟子说的那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这样的大丈夫人格，才能锤炼出为官清正的文化品格。

包拯

传统廉政文化的成因与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廉政文化，是受什么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呢？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又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一）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成因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繁荣。诸子百家，各领风骚。说是百家，其实主要有十几家，比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其中儒、法两家的思想，对后世政治法制建设影响最大。那么，在这两家之中，清官文化主要是受了哪家思想而形成的呢？

两家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人与法”谁最重要的问题意见不同。

法家认为，治国安邦，法最重要，人的作用微不足道。提倡“垂法而治”“以法而治”；只要法律制定好了，官员们只要有“中人之智”（《慎子逸文》），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的观点。

儒家认为，治理国家，法固然重要，但法需要靠人来运行，“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所以人最重要，提倡“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强调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的作用。既然人在政治法治实践中最重要，所以不能选道德品质很一般的“中人”出来做官，而要“举贤才”，要选个人修养好、品格高的人出来做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举贤才”的思想成为历朝历代选拔官吏的重要原则。

一方面，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选拔道德高尚的清廉、清明、清正的人出来做官。汉武帝推出“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要选拔孝顺父母和廉洁自律的人出来做官。还多次出台了举“贤良方正”的政策，就是选拔品行刚正的人出来做官。

另一方面，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政策、制度，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官，无不都希望提升自己的品德，从而进入仕途。

还有一方面，做官的人也知道，只能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清廉、清明、清正等品格上进一步提升，才能升官。

于是，“做好官”“做清官”成了众多人的共同追求，清官情结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认同。汉朝有清吏、清白吏、循吏等概念，大约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清官这一准确概念。到了唐朝，清官的文化要素系统地转化为法律制度。比如唐朝考察官吏的标准叫作“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品德方面的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才能政绩的要求。考核标准为：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可见官吏考核时，品德方面的标准是最重要的，体现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在四善中，第二善就包括“清廉”“清明”的文化要素，第三善就是“清正”的文化要素。

当文化转化为法律制度后，法律制度又会反过来极大地推动文化的传播。所以唐宋以后，清官情结越来越浓郁，每个时代都有典型的清官代表，其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廉政文化得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

通过梳理可见，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受儒家“为政在人”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

（二）传统廉政文化的现实启示 以清官情结为代表的传统廉政文化，对进一步完善现实的用人政策，推动廉政建设也很有启发作用。

《礼记·曲礼》中有“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句话后来直接演化为“为吏之道”，也就是做官的标准：“临财见利，勿取苟富；临难见死，勿取苟免。”遇到财富荣誉，不要苟且得到；遇到困难压力，也不能苟且逃避。“毋苟得”是一种名利观，指的就是“清廉”的文化品格；“毋苟免”是一种困难观，指的就是“清明”“清正”的文化品格。

其实考察一个官员很简单，不必用一些假大空的指标来考察，关键就看他对财富荣誉和困难灾难是什么态度。对待财富荣誉有“苟得”之心的人，对待困难压力有“苟免”之心的人，一定要慎用，甚至不用。用这样的方法来选拔干部，既简单易行，又能提高干部队伍的德行才能。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篇2

一、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互用

开展反腐倡廉工作, 搞好廉政建设, 离不开文化母体, 它需要文化的支撑, 需要我们营造一种良好的廉政文化。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当代存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经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至今仍有影响的中国人所特有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 着重指称生成于过去, 但延续至今, 在当今的政治生活中依然起作用的政治理念、态度、价值取向等等。如朱日耀所言:“我们体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是不应该把重点放在体认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文化上。而应着重研究积淀于现时代的传统文化。[1]”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蕴藏着丰富的宝藏, 可以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资源与能量。传统的社会早已成为历史, 传统的政治体制也早己经崩溃, 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活在我们中间, 活在我们的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行为、政治体制里。正因为传统政治文化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理念、政治体制、政治行为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因而深入地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稳定与健康运行的影响, 是一项既有学术价值, 又有现实意义, 对于我们推进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发展与完善, 是很有助益的。

(二) 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的旗帜。

我们在创建一种新型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对于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转换的同时, 也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使之能将我国各阶层、民族、群体的人民团结整合在一起, 更好的维护和促进我国现阶段及今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成果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它科学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因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人类社会近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成为一切先进文化的旗帜。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 不仅因为它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而且在于它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 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原因, 还在于它具有自我发展, 自我更新, 与时俱进的品质。当代中国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 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 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 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历史中, 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倡导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 引导广大人民团结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 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了极大提高。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廉政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 必须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我国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中精华的相融合, 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只有根据时代特征和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的需求, 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因素和精华成分进行改造和重塑, 古为今用, 赋予它以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促进其向现代理性主义飞跃, 进而把这些积极因素整合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有益成分, 为构建和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服务。

二、中国古代优秀政治文化思想在廉政文化建设中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 《道德经》一书占有重要的地位,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经典,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经典, 也可以说是政治家们的一部从政必读书, 它所蕴含的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辉映, 对抵制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意识和纠正不正之风, 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与进行人生修养, 建设清正廉洁的文化氛围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 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都有自己特有的“度”, 即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对贪欲的无限膨胀, 对名利的肆意追求, 使权力的使用超过了它应有的范围, 从而造成道德沦丧与价值缺失, 而势必会发生质的变化, 进一步导致腐败的产生。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来看, 道家老子的“少私寡欲”同马克思主义的“度”的控制, 对于教育世人超越世俗名利的羁绊, 抵制外物的诱惑, 将价值取向转向精神的升华、道德的精进, 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在老子看来, 人一旦纵情于声色之欲, 贪求财货之满足, 必然使生命个体走向堕落, “罪莫大于多私, 祸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 (46章) 。因此, 人必须以“少私寡欲” (19章) 为则, 在物欲声色面前“去甚, 去奢, 去泰” (29章) , 把自己的消费享受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作为共产党员, 在当今社会, 都应经受住金钱、物质、灯红酒绿等不良社会风气的考验, 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反腐长堤, 少私寡欲, “处其厚, 不居其薄;处其实, 不居其华” (38章) , 多注重一些内在的修养与自身的升华, 少一些私欲, 少一些贪念把握好人生的“度”, “清静为天下正”。

(二) 上善若水, 谦虚柔和。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8章) 在老子那里, 上善之人像水一样, 水滋养万物而不与其相争, 虽居于人们所厌恶的低下之所, 却从来不去争自己的利益, 这种品性是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的一种高尚的品格。“知足者富” (33章) , 知足者常乐, 人若“知足”就不怕“自损”, 就能做到“不争”。在老子看来, “知足”既是一种道德心理状态, 也是达致“不争”的前提条件, 倘若人有了“不争”之德, 就不会去争名夺利, 争强好胜, 争高厌低, 即“善为士者, 不武;善战者, 不怒;善胜敌者, 不与;善用人者, 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 (68章) 。老子始终在提醒人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既不妄自菲薄, 更不妄自尊大, 从而脚踏实地, 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目标。真正的高人是大智若愚, 深藏不露, “方而不割, 廉而不刿, 直而不肆, 光而不耀” (58章) 。每一个党员, 特别是党员干部, 应该学习水这种品格, 在利益面前, 千万不能向自己倾斜, 千万不能在利益面前一马当先, 必须为了事业在这个利益上往后退。虚静谦柔, 明白天道, 知一理包乎万殊;贵柔守弱, 谦恭退让, 反对自以为是。“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33章) 老子精辟地阐述了个人身心的自我完善问题, 主张既要善于知人、胜人, 更要做到自知、自胜。

(三) 应天顺民, 官清法正。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老子亦有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 故能为百谷王” (66章) , “欲上民, 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 (66章) 。对待人民群众, 不能高高在上, 必须用谦虚的态度到民间来, 虚心听取意见。要做到“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49章)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得到群众拥护的国防, 才是最巩固的国防, 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水平这都是真理。一个国家的国防是这样, 一个国家的政权统治同样也是如此, 所以, 经过真正民主体现出的人民意愿、制定的政策法律应该是凛然不可侵犯。故而圣人不以一己之心为心, 而以天下人之心为心, 不自专快意, 不以民众代言人、“人民的意志”自居, 不以一己或任何党派、集团的思想意识来取代民意, 而是真正尊从国人的选择。

总之, 道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儒家、佛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得以充分的反映。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 若能厉行老子为人处事的要点, 则将身安事遂, 事半功倍;若能实践安邦治国的原则, 社会则将政通人和, 国泰民安。

先进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晶, 是推动生产力和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保障, 拥有先进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 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的应有之义。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 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 时刻考验我们的智力、毅力和勇气。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 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思想源头上密切连接,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紧紧围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使我国的腐败预防工作实现一个飞跃。

摘要：在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 廉政文化建设既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作用, 更要注重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相互结合, 通过解读传统文化, 全面认识和挖掘我国传统伦理资源的精华, 通过去伪存真的研究,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从而实现传统政治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对接, 来深入研究廉政文化建设,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进一步打造整个社会反腐败的文化氛围与舆论环境。

关键词：廉政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1].吴官正.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J].求是, 2006年3月16日出版的年第6期

[2].叶汝贤, 李惠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 (第十卷)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2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 1996

[4].代吉成.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发展[D].中共中央党校, 2003级博士生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篇3

关键词：新加坡廉政建设；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启示

一、新加坡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一）新加坡廉政文化建设的现状

新加坡在刚独立时，全国范围内存在着严重且普遍的腐败现象：行贿受贿、权钱交易、贪污之风盛行、社会风气污浊、人民穷困潦倒、社会动荡不安。1954年人民行动党成立，人民行动党对贪污现象十分厌恶，在建党之时就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洁”；“为了发展，必须反贪”的口号。在1957年举行的市议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表示要清除“贪污”这一行径。紧接着在1959年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之后，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把廉政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事务，开始进行全面的反腐倡廉建设，先后颁布了许多反腐的法律法规，如1960年颁布的《防止贪污法》。到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当时整个国家的腐败现象仍较为严重，人民行动党认识到廉政建设的迫切性，随后制定并完善了严密的法律法规，如：1988年颁布的《没收贪污所得利益》、以及之后的《财产申报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完善廉政建设的各项配套制度；同时着重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加强对公务员和民众的廉政教育，极力在全社会营造出积极的廉政文化氛围。此期间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加坡的腐败问题基本得到了遏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新加坡政府结合本国实际并汲取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法治思想之精华，采取了许多富有本国特色的廉政文化措施，从根源上抑制了腐败行为，解决了腐败问题，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升了政府的形象、保障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赢得了国际上的赞誉。如今新加坡在亚洲已成为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最廉洁的国家，并且新加坡每年在“透明国际”公布的“贪污观感指数”国家排行中，一直居于世界前几名。

（二）新加坡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

新加坡在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该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列富有本国特色的廉政文化建设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廉洁的文化理念。新加坡执政党和政府一直把“廉洁”作为执政理念和立国理念。在高层国家领导人层面：秉持“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的理念，在思想上要求他们树立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行为上要求他们以身作则，树立好榜样，“高层领导人如果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贪污之风就可以铲除”；在目标追求上要求他们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在一般的众多公务员层面：要求他们严于律己、崇廉尚洁，用儒家文化的中“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来引导他们树立廉洁的理念，提高公务员的廉洁意识和廉政道德水平。在普通民众层面：注重用廉洁的文化理念来教育、引导、规范他们，在全社会宣传廉洁文化，让廉洁文化成为一种人们普遍追求的社会文化。新加坡政府倡导用“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来凝聚国民的力量，增强其爱国情感和国家凝聚力，不断提升新加坡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良好形象。

2、完备的廉政制度。完备的廉政制度确保了新加坡的廉政文化建设顺利进行并取得效果。新加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公务员制度（包含选拔、教育培训、管理等各方面），通过公务员的个人品德记录和行为跟踪，来考核公务员的道德品质，使公务员“不能贪”。而且还建立了具有新加坡特色的“高薪养廉”制度和中央公积金制度，使公务员“不必贪”，促进了公务员廉洁从政，自愿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此外，新加坡政府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如《公务员法》、《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要求公务员廉洁从政，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的行为，对贪污行为进行零容忍，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同时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把政府内部监督（公务员委员会和各部门常任秘书处对公务员的监督）和外部监督（新闻媒体和人民的监督）结合起来，提高监督的实效性，这样使得公务员“不敢贪”。

3、专业化的反腐机构。为了抑制腐败现象和保证政府廉洁，在1952年，新加坡成立了专门防止腐败的机构—贪污调查局，该机构在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机构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直属于内阁总理），法律赋予该机构较多的职权，如：身份特权、调查保障权、武力搜查权、逮捕权等；其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直属于内阁总理；同时具有高效性，一旦接到贪污投诉案例，能及时高效地回复投诉者，并马上进行调查。

4、分层次、精准性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新加坡廉洁高效政府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国开展有针对性的廉政文化教育，根据不同的群体，采取与之相应的廉政文化教育对策。对于公务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加强对他们的“心治”教育，通过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的品格来规范其行为，最终让他们自觉树立起廉洁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1]；定期开展预防反腐败的讲座，提高他们的廉政意识和廉政道德素质。对于青年学生，设立了廉政、道德教育等方面的相关课程，让他们树立起“人心向善”和“嫉恶如仇”的观念，并树立起“清廉”意识。对于社会中的其他阶层，新加坡政府根据各阶层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定期知识开展讲座、展览等活动，并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新媒体等手段来进行反腐倡廉教育，通过廉政文化教育，得以让政府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让人们认识到“廉洁”对于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并最终外化于人们的实践之中。

5、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新加坡廉政文化建设取得的卓越成效与该国在全社会营造的廉政文化氛围密不可分。新加坡执政党领袖以身作则，在全社会面前树立好榜样，坚决反对一切腐败行为，推崇“廉洁”的执政理念，进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廉洁的示范效应，提升政府的廉洁形象。同时，新加坡政府在全社会中提倡儒家传统文化中的 “八德”，让国民耳濡目染地认识到廉洁的重要性，让全社会的人对自己的国家增强政治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有利于在全社会营造出浓厚的廉洁政治文化氛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除贪污腐败的不良社会风气。[2] 在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廉洁文化，是新加坡廉政建设中的重要“资产”，这有利于新加坡政府在社会中营造出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二、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高校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成功实践，积累了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各单位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廉政文化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党和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下一代接班人，为社会输送合格后备力量的重要使命，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谐的人文环境以及廉政文化环境。因此，在高校内有效的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树立廉洁的理念

（1）高校党政干部和广大教师要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第一，要抓好高校管理队伍中领导干部的从政思想道德教育。领导者的素质、能力的高低对整个单位的建设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领导理应起着先锋模范作用，树立廉洁的文化理念，始终如一地把职业道德放在首位，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树立清正廉洁的作风。并且在工作生活中坚定不移的坚持这一原则，为广大师生树立良好的典范。第二，要抓好教师的学术道德教育工作。在高校中，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是教师，而学生最了解的也是教师，教师的言行举止都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高校教师不仅承担着教学任务，也承担着科研任务，因此，教师在教学和科研过程中都应该起着带头作用。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必须坚守学术道德的底线，杜绝学术造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发生，树立诚信、清正廉洁的理念。

（2）大学生应以廉洁的思想理念来武装自己。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展与深入，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思潮不断的涌入中国，多元化的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高校这块圣地，加上社会处在转型期出现的一些负面社会现象，例如贪污腐败现象剧增、权钱交易等不良社会现象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许多大学生呈现出诚信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缺乏社会责任感，不信任政府等现象。大学生自身应看到问题的严峻性，理应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自觉运用廉洁文化的理念来武装自己。大学生还应充分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并在实践中加强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树立廉政价值观，増强反腐意识。

2.构建完善的廉政文化制度

（1）健全高校廉政风险防范机制。廉政风险防范机制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保障。高校应组织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协调，逐步形成长效机制。特别是高校纪委要协助高校党委建立有效的制约监督体系，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降低不良行为的发生率。

（2）建立高校廉政文化监督机制。在高校，仅有廉政风险防范机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完善的廉政文化监督机制，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双重保障。例如，加强高校监督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建设，形成监督体系的制度基础，强化对各级领导权力的监督管理，形成程序监督、过程监督、结果监督和责任追究的防范机制。加强队伍建设，完善高校廉政文化监督机制。将高校的各个部门单位的责任人组建成监督管理小组，并对其他部门的工作进行交叉监督，特别是对基建工程、物质采购、财务管理、选人用人以及学术风气等进行严格的监督。

（3）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廉政评价体系。高校廉政文化建设需要建立一个量化程度高、可操作性强、可考核性强的科学有效的考核指标体系，测评出反腐败工作的绩效，从而更好地推动高校党风廉政工作深入进行。建立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应该将高校领导干部和教工师生纳入考评范围，设置具体的考评指标，包括高校师生员工、上级部门、等不同的评价维度和综合考评，高校在建立评价体系时，应加强评价结果反馈这一方面的建设。

3、开展有效的廉政文化教育活动

（1）开展教师队伍廉洁自律教育活动。对教师进行廉洁自律教育，将廉洁自律这一思想贯彻并落实到教师工作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丰富廉政教育内容，将廉政、权力和法律教育进行融合，充分发挥廉政教育的作用，对于不实际或没效果的教育方法要及时进行改进和创新，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效果评估机制，让教师成为廉政教育思想的有力传播者，从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进而影响高校学生，用外力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思想观念。

（2）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生的廉政文化修养素质，是当前一项比较紧迫的任务。高校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廉政文化素质的主阵地，加强廉政教育，要将廉政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计划，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当中，使廉政思想与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融为一体，相辅相成。另外，各个高校开设党课学习时，也要把廉政思想教育纳入其中，通过党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灌输和引导，使广大师生能够树立起健康清廉的价值观，树立起廉洁无私的世界观，增强反腐倡廉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袭和影响。

4.构建良好的高校廉政文化氛围

（1）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在高校内，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不能仅仅依靠于教师，学生的积极参与也是形成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学校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来培养大学生的廉政价值观，増强大学生的反腐意识。学校也可以利用社团、学生会等学生组织来组织和宣传廉政知识，如高校廉政文化知识方面的知识竞赛。利用网络平台来加强廉政文化的影响力，引导大学生认清反腐的形势，树立正确的反腐观念、廉政意识，进而在整个校园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2）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全社会共同倡导廉洁教育的需要，社会要营造廉洁的大环境，形成廉洁氛围。实践证明，大学生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亲自体验劳动者的艰辛中获得的知识，更能深刻地入脑入心。因此，根据大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开展思想政治论坛、社会生活实践调查等，采取多种方式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等场所，引导大学生从实际具体事情做起，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到廉洁教育，达到知行合一的教育目的。

总之，新加坡的廉政文化建设经验，为我国高等院校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对探索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路径具有启示作用。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各高校不同的实际情况，借鉴新加坡等国家的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大力开展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永和、李光耀传M]广州： 花城出版，1993.

中国 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篇4

2009557029 张祖娟

红楼梦一直被认为是东方智慧的代表, 书中给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一是贪婪集权型, 以王熙凤为代表;二是创新分权型, 以探春为代表，这两种管理模式给予现代企业富有实践意义的启示，从中汲取的人力资源管理精髓, 可以在员工配置，和谐主题的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方面给予现代企业一些启示。

红楼梦对于员工招聘与配置的启示，员工招聘与配置, 决定了企业的人才资源的质量。合格的人才和合理的配置, 可以保证企业的人才资得以充分利用反之, 不合格的人才或者不合理的配置, 均会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现代企业在员工招聘中, 通过学历筛选、工作经验要求、专业技能测试等环节选拔出具有优秀工作能力的才。但是, 企业利润的创造不仅仅靠员工的 才 , 更要靠员工的德。试想, 没有责任感 只顾一己私利甚至窃取商业情报的员工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损失。在员工聘用与配置上, 薛宝钗认为开头因侥幸获利而兴头很高的人, 最终是会懈怠的;善于花言巧语的人, 特别爱占便宜。本着这样的道德标选拔人才, 即保证了员工的德才兼备。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贾府接待贵妃省亲之后, 将把省亲之时用的一批和尚道士遣散到各寺庙中, 恰值此时, 贾府的亲戚贾芹向王熙凤求情希望在贾府谋个挣钱的差事王熙凤收受贿赂之后, 就编出这样一套说辞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丧郎良出来就要承应，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养着去, 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些柴米送去就完了说声用, 走去就叫来了, 一点儿不费事呢。说服王夫人和贾政, 增设了掌管家庙这一职位, 并令贾芹上任因人设岗。这种行为，不仅造成组织机构臃肿, 运营成本增加, 这些虚设岗位上的员工往往无才甚至无德, 最终将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严重后果。红楼梦中贾芹后来为王称霸, 夜夜招聚匪类赌钱, 养老婆小子，可见, 贾芹上岗之后, 行为不端,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此案例即体现了“因人设岗“ 的严重弊端。还要强调的是, 长远角度看, 道德缺失的员工将带给组织不可估量的损失。红楼梦第九十三回即正面交待了贾芹在家庙的荒淫作为, 引起众怒, 以至于有人将此事作打油诗贴到贾府门上, 这对于组织来说, 公众形象遭到极大破坏此时的贾府已经走向衰败, 这样的丑公布于众, 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滋生丑闻的温床还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员工选拔与配置不当追根溯源, 因人设岗之所以会出现, 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管理者缺乏民众监督, 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在员工配置上不能做到公平公正, 最终损害了组织利益。王熙凤的这种贪婪集权行为给家族带来了恶果，如果放在现代企业中，将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另外，在协理宁国府时, 王熙凤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首先, 王熙凤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她尖锐地指出.宁国府有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 事列专管, 临期推诱;三件, 需用过费, 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 苦乐不均;五件, 家人豪纵, 有脸者不能服管束, 无脸者不能上进。针对弊病.王熙凤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 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 诸事由得你们。根据这一思路, 王熙凤开始制定规则, 按岗定编, 强化监管。这一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

然而同样是王熙凤, 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权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她既调不动人, 也调不动钱, 只得哀求众人。这是因为, 王熙凤的权威王要依靠贾母和娘家作靠山，一旦靠山倒了, 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其次, 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 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 毫无人缘，她的这种管理模式违背了东方人力资源管理重感化、重和谐、重仁爱，缺乏情感教育的软约束，不适合东方人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思想。

反观贾探春的管理模式，贾探春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 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 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建立大观园承包责任制, 她对于承包者的选拔有这样的建议：“不如在园子里所有老妈妈中, 拣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园圃的事, 派准他们收拾料理, 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显然, 承包大观园是一项收益颇多的工作, 作为大观园改革的发起者和承包者人选的任命人, 贾探春大可以收受贿赂任命人选，但是，探春本着任人唯能的理念, 公正选拔承包者。有文为证: 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 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 如今竟把这所有竹子交与他。探春本着公平原则，保证每个岗位配置最需要的人才, 不仅达到人尽其才的效果,也最有效率的完成组织任务。这就体现了员工招聘中的能岗匹配原理。能岗匹配包含两方面的义:一是个人能力完全能胜任该岗位的要求;二是岗位要求的能力这个人完全具备。也就是, 员工的能力与岗位要求的能力完全匹配, 使人的能力发挥得最好, 岗位的工作任务也完成得最好。探春的管理模式中还含有分权的思想，她具有创新的思维，又公正，任人唯贤，在她的管理下，大观园似乎气象万新。

由红楼梦推及到中国传统文化, 从最早的兵书军志就已提出有德不可敌 , 到孙武论将强调五德、智、信、仁、勇、严, 以及曹操的选将标准将宜五德备也。可见, 在东方传统文化背景下, 人力资源管理在选拔人才时, 德是建立在才智之上的标准也就是说, 以德为先是选才之塞, 以德取胜才是真正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道大。根据红楼梦中重笔墨的对于王熙凤和贾探春奉命治家理事的情节描写,以及判词中聪明和精明的界定, 可见作者对于二人的管理才能都是认可的。但是, 同样是家族中发挥出众管理才能的人物, 最终的运却是一个玩火自焚一个喜结良缘, 天差地别的安排, 恰说明了作者的管理学思想中偏重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仁慈和谐。

和谐管理的推崇通过激励原理在绩效管理中的运用，劳动关系管理等方面的分析总结,王熙风和贾探春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根本差别在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 管理者进行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工作时, 必须涉及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有效进行员工激励。结合红楼梦案例, 可知,贾府管理者使用的激励方法多数可归入强化理论范畴，可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正强化指对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给予奖励, 以便使这些行为得到加强, 并持续保持下去。负强化指那些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进行惩罚, 使这些行为减少或者不再出现。联系案例, 王熙凤在绩效管理中的严管重罚方式倾向于负强化激励手段，虽然实施方便, 见效快, 但效果是暂时的, 并且过多的负强化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例如人心不稳, 工作被动, 上下级关系紧张等。贾探春在大观园改革中, 用外益激励员工的方式倾向于正强化手段 该手段不仅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有助于塑良好的劳动关系。.红楼梦中描述“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 死后性空灵贾探春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东风一梦遥。”可知: 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 最终丧命于权力游戏之中;贾探春志向远大。劳动关系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贯穿始终, 作用微妙。

良好的劳动关系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反之亦然。在红楼梦中, 劳动关系管理的有效性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得以体现，也就是, 不懂得维护与下属的劳劝关系的王熙凤最终以众扳亲离的悲惨结局收场;在人力资源日常管理中建立了良好劳动关系的贾探春取得家族的交口称赞, 也不负众望的觅得佳婿, 虽远嫁他乡, 但是在注定衰败的贾氏家族一干主角的悲渗结局中, 也算是不错的归宿。

这样的结局, 不能不说是曹雪芹时于贾探春的偏爱，那么, 这也恰恰体现了红楼梦给予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启示：体现和谐主题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一种涵盖性极强的人本主义, 强调以人为核心,尤其是以人为核心的各种全体关系它从和谐的整体性出发, 推崇一种群体合作精神, 这种精神基于全体关系的默契, 而并非明确的法规上。这就是中国人追求的“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以及“执中以致和的中庸观”是中国人奉行的准则。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具有和谐主题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必要的 有效的和谐建立在情感需求，人际和谐，人情味浓的东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墓础之上。谋求企业自上而下的和谐统一, 同进退, 共荣辱, 与企业利益一体, 才是企业能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篇5

一是坚持“集中抓”与“经常建”的统一

。两级法院始终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来抓。一方面，紧贴上级要求和自身实际，集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系列活动。先后集中开展了“法官职业道德及反腐倡廉格言警句”征集活动、“勤廉影像月月看”活动、廉政文化“进机关、进法庭、进家庭”活动，以及“组织一次反腐倡廉征文、举行一次反腐倡廉主题演讲、编辑一本反腐倡廉读本、召开一次廉政文化现场推进会、组织一次创作演唱反腐倡廉歌曲”的廉政文化“五个一”活动等等。通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参与其中、感受得到的活动形式，大力倡导公平正义、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注重经常性建设，把廉政文化渗透到法院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通过每日上下班时播放“江苏法官廉政之歌”，在资料室开辟廉政文化图书专柜，在局域网开设反腐电视剧专栏，将相关廉政规定制作在门禁卡上和设为电脑屏保内容等形式，时刻提醒干警牢记廉政规定。结合审判法庭、人民法庭和办公楼建设，对廉政文化建设长远规划和设计工作进行准确定位，以颇具廉政寓意的建筑风格、浮雕塑像、名言警句，让法院干警时时处处接受廉政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同时，不断巩固和发展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功做法，逐年加以积累，逐步形成氛围。对一些好的经验，还以制度形式加以固化。比如，重大节日廉政提醒制度、干警廉政档案制度、廉政谈话制度、廉政文化例会交流制度和检查考评制度等等，确保廉政文化建设常抓不懈。

二是坚持领导带头与群众参与的统一。每年年初，在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进行调整、补充时，都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层层签订责任书，把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分解到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廉政文化活动，始终突出领导干部这个重点，专门在处以上干部中开展了读书思廉献策“四个一”活动：即认真读一本廉政书籍、推荐一篇优秀廉政文章、写一篇廉政心得体会、提一条加强廉政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同时，坚持面向全体干警，动员和组织干警积极参与，共同建设。通过召开座谈会、调研会、网上征求意见等形式，广泛征求干警对廉政文化的意见建议，使领导带头与发动和依靠干警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实现廉政文化的全覆盖。

三是坚持自律与他律的统一。适应廉政文化具有渗透性的特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寓教育于有益的文化活动之中，做到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增强说服力、感染力和亲和力，让干警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促使廉政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院先后编辑下发了《金陵法官风采录》、《弦歌若水一金陵法官警言廉文集萃》等廉政文化书籍。书中作者来自全市法院各个岗位，大家有感而思，思而有悟，受到干警欢迎，成为自我教育的有效载体。在增强干警廉洁自律意识的同时，通过推进廉政文化进家庭，发挥家庭成员的助廉、促廉作用。专门组织开展了以“赠送一本廉政书、寄一封廉政信、请每个干警向法院提一条廉政建议、向自己爱人提一条廉政忠告”为主要内容的“关心干警进步，共建和谐家庭”活动，发动干警家属常吹廉洁“枕边风”、常念家庭“廉洁经”，共筑家庭廉洁防线。

四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为防止过年过节期间滋生腐败问题，把廉洁文化与传统的“年、节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广泛开展绘“廉”画、写对“廉”、发“廉”短信、上互“廉”网、寄贺“廉”卡等活动，在祝福中播撒廉洁理念，让廉洁文化入眼、入耳、入脑。注意追溯本单位的特色文化资源，研究、提炼、概括本单位的文化积淀，并加以发展和弘扬。

全市两级法院从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些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的启示，为进一步把法院廉政文化建设引向深入奠定了基础。

启示之一：加强领导，加大投入，是创新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保证。两级法院党组高度重视和支持廉政文化建设，并把这项工作列入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纪检监察部门主动承担起组织协调责任，充分发挥宣传、机关党委等职能部门的作用，着力构建“大宣教’’格局。同时，加大对基层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督促检查的力度，组织力量深入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专门在全国“青年文明号”、江苏省“最佳人民法庭”——江宁区法院汤山法庭，召开了全市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现场推进会，组织全市法院纪检监察干部参观了“省廉政文化示范点”——汤山街道锁石村，听取了廉政文化进社区的经验介绍，帮助大家拓宽视野和思路，促进了全市法院廉

政文化建设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启示之二：统一规划，整合资源，是创新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法院文化建设、党建工作、宣传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做到同步协调发展，健康有序开展。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廉政文化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既有长期性的战略部署，又有阶段性的工作重点。遵循文

化建设的一般规律，长短结合，开展一批短平快的廉政文化活动，浓氛围、造声势，同时更加注重建立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保证廉政文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有计划、有措施、有步骤地深入开展。充分利用法院积聚的文化资源、人才资源和文化设施资源，推进廉政文化内容来源的多样化，推进廉政文化表现形式的艺术化。

启示之三：上下联动，整体推进，是创新法院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通过经常性的检查、讲评，调动基层法院和各部门抓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及时发现、总结基层法院的工作亮点和各具特色的做法，并在工作例会上安排介绍经验，以点带面，示范引路，全面推进。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篇6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机制以打击、遏制贪腐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廉政建设的根基尚显稚嫩，贪腐行为屡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为亚洲典范，其廉政建设开出一朵奇葩，为东亚各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同样，这个话题对我国目前来说，显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贪腐行为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著名的国际性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廉洁国家，并一直居于亚洲廉洁国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环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机构设臵、廉政制度建设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举措

新加坡从18世纪中叶就一直是英国所建的贸易站，自治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英国总督统治时期是一个腐败盛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的地方，公共权力私化、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引起老百姓的极度不满。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将建设廉洁政府作为竞选目标，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举获胜，开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是：

（一）以独立且强力的反腐败机构为保障。

廉政机构是保证法律得以实施，对官员腐败进行防治和打击的国家机关。新加块建立起各种独立的廉政机构，以此作为消除腐败和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强有力工具。这些机构依法设臵,体系完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内阁廉政署和反贪污调查局。

内阁廉政署，这是新加坡负责综合管理和监督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监督相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各部门长官财产申报，并指导其他公务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了宜。内阁廉政署直接对总理负责，其署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它独立于政府各部,权力很大，可以调查任何虚报财产和财务状况的官员，以及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包括各部长官。

为了执行《防止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贪污调查局，由它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该机构直属总理公署，由总理直接领导，其官员不属于公务员，地位、身份、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门任职的同级官员。反贪污调查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局长助理由总统直接任命。为了保证反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排除各种干扰，该局被赋予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防止贪污法》规定，反贪污调查局享有特殊的权力，其中包括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检查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以及限制其转移财产等。因此，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大权在握,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人职位有多高,调查局都无所顾忌。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多年来,反贪污调查局对一些高官进行了调查和指控，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养廉政策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国际上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与该国所建立的以薪养廉制度也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认为，低收入是贪污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少的公务员会以辅助收入为理由来辩护其贪污行为。为此,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以此来减少贪污。

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世界各国之最。同时，政府每年还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旦公务员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就给予提高工资，以保证公务员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

（三）强调才德兼备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由于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的选拔程序，在录用后又需经历品德考核，因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录用公务员时，特别注重候选人才的道德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道德防线溃散或实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健全的机构、严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规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败现象中发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外推力,而提高社会大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则是根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带根本性的内驱力。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才是清除腐败，实现政治昌明的根本环节。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后，注重以东方传统文化进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职人员和广大国民的道德水准。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汲取他国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尽管新加坡同我国政治社会体制不尽相同，然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同样有着浓厚东方传统的事实，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对我们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加强反贪专门机构建设。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反贪职能分设在三个系统，即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的反贪局。三个系统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赘述了。目前是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党务、行政部门行使调查权。而反贪局则在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法律检察部门，行使侦察权。能否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将监察部门并入人事部门。因为，监察部门工作对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处分等与人事部门的职能交叉或重叠。笔者的想法是加强纪委和反贪局的建设。纪委领导班子由同级党代会和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纪委领导和办事人员的人事关系可上管一级，其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津贴也由上级纪委拨付，以便于同级纪委工作，减少一些干扰。反贪局或各级预防腐败局在目前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条条管理，减少来自地方党委、政法委、检察院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参照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必须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赋予人大相应的监督权力，增加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并加强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最终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完善公务员进出机制，强调德才兼备。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公务员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尚需健全。我国虽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选拔，考核，升降，辞职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务员的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仍不够完善。尚需必须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确保被录用的公务员既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又能够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

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经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并提出了带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可见，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两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最终形成了‚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这种强调传统的文化氛围同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强调人才的德才兼备。

（三）合理调整公务员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养廉‛制度颇具‚盛名‛,尽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赖于诸多先决条件，例如新加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较高，反腐败的法制比较健全等，但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中国思考和借鉴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企业界和外国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务员被挖走，同时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也开始‚广开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寻找非正式收入作为补偿，出现了许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腐败行为于是有了生存空间。因此，应该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通过合理的薪酬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减少公务员腐败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一个国家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私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程度越小。这项研究表明，保持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养廉作为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也同时对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前一段时期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提高公务员薪资待遇，那当前更重要的则是合理调整公务员收入水平，更加侧重平等和合理。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铁饭碗‛本身的优厚福利待遇，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逐步转变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成为今日我国公务员队伍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新加坡，作为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华人社会在这方面的杰出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将会对我们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经验与启示 篇7

摘要：中国“贵和”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及体现其精深的辩证色彩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即使在现代社会，“贵和”思想仍然彰显其历久弥新的魅力，同样给予现代教育以深刻的启示：一要树立“和而不同”与对话的教育理念；二要倡导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三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关键词：贵和；现代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1-0048-03

中国“贵和”文化构建了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特性及行为方式，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贵和”传统，它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它正在或已经为整个现代世界的和谐与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精神滋养。无庸讳言，“贵和”传统同样给现代教育提供了精神之源和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给予现代教育以丰厚的启示与“灵感”。

一、“贵和”的传统意蕴分析

(一)“贵和”意识的产生与展现

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和”字。“和”最初是一个美学概念，表示味觉、听觉、视觉适度感，即饮食调和、声音相和。后来“和”被提升到了伦理及政治高度，即把“和”从饮食、音乐扩展到人伦，从个体生命的“和悦”感受扩展为追求社会群体成员和谐地生存的关系与状态，即“协和万邦”、“遐迩一体”的理想境界。由此我们可以探求出“和”的最根本的内涵：一是指和谐，即事物或要素之间的一种协调平衡状态；二是指合作，即人际之间相互配合的意识与行为。

中国传统“贵和”意识也可谓源远流长。原始人类起初面对强大的自然力时，他们首先认识到自然界的强大是因为其万物能够保持和谐的状态，于是他们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只有人与人之间的齐心合力才能使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得到更好的解决。从西周开始，人们在深刻地体会了“和”的功用与价值以后，“贵和”意识逐渐地从经验形态走向了理论形态，“和”被赋予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即认为“和”是宇宙创生的根本推动力和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由此便确立了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此后，围绕着和谐之道，秦汉以后的思想家、政治家对“和”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阐释和实践，这是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的血与火的淬炼，但“贵和”传统却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特性之中，并在国人日常的人生实践和生活交际中得以广泛地显现。

(二)贵和文化的精髓：“和而不同”

中国的“贵和”传统的最可贵最精深之处还在于它的辩证性的思维，它所强调的群体的和谐意识是“和而不同”，也就是说它在考虑他人和群体的利益时并不抹杀个体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也并不完全否定个性。

西周末年史伯就提出了“和”与“同”这对范畴，并从哲学的高度区分了“和”与“同”的本质差别：“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是异质要素的有机结合，是事物生存发展的条件和方式，是动态的，有利于充分发挥不同事物结合的整体功能；同是同质要素的简单叠加，由于没有差异就没有矛盾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当然也就不能产生新事物。

此后，孔子把“和同”问题泛化到一般的社会伦理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一种君子与小人相区别的品性。孔子“贵和”的含义是既要讲合作，重和谐，贵秩序，又要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在保证彼此人格的独特性之基础上去能动地实现彼此的互补协调，而不是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的苟同，沦为权威主义的附庸而降格为“小人”。

二、“贵和”传统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教育领域也应该悉心承领“贵和”文化思想对我们的深刻启示，无论在教育理念、学生学习方式以及教育的内容等方面都应从“贵和”传统中汲取醇厚的营养和灵感，通过改变当下的教育来创造未来。

(一)教育理念：和而不同与对话

现代教育在西方主——客两分思维方式的“诱导”下，表现出了控制与服从的对立或盲从的关系，教师以一种机械的、僵化的方式去从事教育工作也使得各种人际关系疏离、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学校有力地增强了这种疏离和异化：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专家将教师和学生降格为“物”加以“遥控”，以此确证自己的主体性；而教师为了弥补自己缺失的主体性，则通过控制学生与家长来确证自己的主体性；而学生在这样的教育氛围熏染下既没有张扬自己主体性的意识也没有这种能力，背离了本真的教育的归旨。这种“以我为中心”的“控制兴趣”的浸淫使教育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对话和交往成为天方夜潭而隐遁，所谓的主体性只是一种虚假、畸形的“个人占有性主体性”，最终教育的“成品”只能是孱弱的人性和冷漠的人格。

在“贵和”文化的指引下，教育领域应该摒除“控制兴趣”，张扬“和而不同”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 ty)理念，强调主体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这种对话与交往观并非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更应作为一种精神和理念来构建一种新型的教育交往形态。教育行政部门、教育专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都应充分认识到“主体间性”的真正内涵而形成一种集体意向性，着意于通过对话在张扬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充分尊重他人的主体性，在相互的“自我实现”中提升“主体间性”的品质。“教育共同体”内的人们持续审慎地对话与协商，断绝“控制兴趣”和“权力兴趣”的滋生，通过对话使各自所建构的意义世界能够共融。

对话式教育不是为了消除差异，而恰恰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寻求真理。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整个教学过程充溢着民主、自由、和谐的气氛，最终培养出的是富于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本真的人，实现了教育的终极目的。

(二)学生学习方式：合作学习

现代应试教育的弊端就在于它忽视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互动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力，学生之间合作意识与能力的阙如则必然导致教育更多地沾染上了过于浓厚的竞争色彩。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缺乏合作意识以及合作技能，而且过度地紧张和焦虑，由于没有合作氛围的滋润和合作技能的培养，学生所形成的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狭隘的竞争意识和与之相应的偏激的利己行为。

中国古代先哲早已理智的认识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合作学习正是张扬了“和而不同”的理念，消解了传统“成人中心观”所带来的只重认知的恶性竞争的弊端，追求的是“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的理想境界。合作学习以教学过程为载体，以学生小组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交流、相互尊重来达成教学目标，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人员分配促成学生的个体与群体性的协调发展，

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模式使得竞争与合作相得益彰。学习由个人主义的孤军奋战转化为小组内部的合作，由个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转化为小组之间的为了趣味和快乐而进行的良性竞争。在合作学习中学生既树立了牢固的合作意识又学会了必要的合作技能，同时在保持自我的个性的基础上树立了良性的竞争意识。面对传统教育的弊端和未来贵和的全球化社会的要求，合作学习理应成为教学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合作教学应该得到更加充分的认可并彰显其魅力。

(三)教育内容：生态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贵和”文化对教育的最现实的、最直接的启示或许在于教育内容的扩展与深化，毕竟我们的学生更多的是通过学习特定的教育内容来实现个人的成长。教育作为面向未来的事业，我们必须在教育内容上作好充分的准备，在教育内容上彰显“贵和”文化的价值与魅力，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以及多元文化教育。

1.生态环境教育

中国传统的“贵和”文化即弘扬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此中国古代似乎少了些因破坏生态环境而遭致的惩罚与报复。进入近现代以后，由于盲目承袭了西方的自然观和西方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国人的观念发生了一种蜕变，从而人对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一次簪越，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谐了。而我们的学校毋宁说是助长了这种观念的催生与传播。因为当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征服自然时，教育则必须尽力传授为征服自然服务的所谓的先进的科学的知识，竭力灌输一种扭曲的生态观并相应的教会了学生破坏自然的“本领”。这是一种失败的甚至是堕落的教育，因为这种教育是在教我们的学生冠冕堂皇的犯罪。

当我们聆听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深刻意蕴，我们坚信生态环境教育在学校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转变环境道德观念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走向和谐、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教育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力量。生态环境教育应该被看作是每个公民成长的整体的和本质的部分。只要有可能就应在所有的教育层次方面得到加强。在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就强调指出，教育是组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道德意识、价值、态度、技能和行为的关键，因此教育就需要重新定向，方向之一就是实现教育的“绿化”或“生态化”，使对环境或生态的考虑、对可持续发展新环境道德的传播成为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和要素，即承担起环境教育的历史使命。”

我们相信，学校的教育价值观由于秉持了“天人合一”的深厚的思想底蕴，必然能成功地进行生态环境教育，使学生树立自然生态价值观，改变他们与自然界相处的方式。教授给他们环境保护的技能，以此为基础将学生的价值观、态度、信念转化为有效的负责任的行为，从而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环境教育的目标，最终成就一种高贵的“新的人性”，达致“贵和”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人类将在和谐美好的自然的大家园中更幸福的生活与享受!

2.国际理解教育

现代教育承袭了西方的二元论思维，可以说，我们的教育就是建立在排斥、对立、竞争至上的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上的，而一旦教育制度变成具有挑衅性的民族中心主义时。它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处于危险的境地。当整个世界笼罩在征服主义与竞争至上的阴影下时，学校也必须追随这种世界潮流，不管是欣然的还是无奈的，学校必须向学生灌输二元对立的思维，灌输一种“贬抑他者”的唯我意识和一种偏狭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们的意识中，“他者”或许是与自己全然无关的异类，或许就是自己征服的对象。于是他们或是冷漠、浅薄或是激进、征服，和平与理解的种子在他们的意识中永远不可能生根、更不会成长。

我们应该觉醒。这种教育的严重偏执和畸形给学生个人和整个世界带来了阴影与灾难。阻止冲突和偏狭，教育始终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的教育必须从现在开始为未来的全球化世界作好充分的准备，国际理解教育势在必行，这是消除战争的伦理和心理基础。通过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拓宽国际视野，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宽容和相互合作，提高国际理解的水平，使他们在对本民族主体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了解别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学习与其他国家人民交往的技能、行为规范和建立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学习正确分析和预见别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竞争与合作、生态环境、多元文化共存、和平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问题；培养善良、无私、公正、民主、聪颖、热爱和平、关心人类的共同发展的情操；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与义务。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和平共处可以学会，解决冲突的技巧、技能可以传授，和平和宽容的价值观念可以鼓励，合作的可行模式可以重复，为和平、发展、冲突的解决以及调解的教育，已不再作为外围的学科或一种奢侈而出现。”

3.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前提是对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认同，它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要求我们的学生不仅意识到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同时要拓宽视野，扩大眼界，意识到其他人类文化的尊严和价值，对其持开放、尊重的态度，在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与欣赏别的文化上去取得一种平衡，练就他们跨文化理解的能力，培养他们多元文化的适应力和运作力，即不仅要知道“不同”的客观存在，而且要能在“不同”的基础上去实现“和”，最终实现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共融的理想局面，这可谓是教育对人类作出的一个巨大贡献。多元文化教育不仅是抵御暴力的方式，而且是丰富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富有活力的源泉，“在教育目标中将‘多元共存，平等发展的观念作为人的发展的素质要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力；在教育过程中平等的对待不同的文化个体，尊重不同个体的文化习俗，提供便利的学习条件，采取多样化教育；在教育内容中让不同文化携带者的生活得到公正的反映，并加强文化间的交流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