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共6篇）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篇1

--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永葆党员本色

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响遍大江南北，他一生淡泊名利、地位；他一生公而忘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是官员，却时刻铭记自己是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他是共产党员，当手握重权，却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他60年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梦想，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他用自己的实践兑现了对党的承诺。于是人们记住了这个老共产党员的名字——杨善洲，这三个字像刚劲的隶书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不图回报

杨善洲同志从事革命工作近40年，担任保山地委领导近20年，几十年如一日，两袖清风，清廉履职，忘我工作，一心为民，为了兑现自己当初“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的承诺，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义无反顾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艰苦创业，一干就是22年，建成约5.6万亩的大亮山林场，使昔日山秃水枯的大亮山完全变了模样：森林郁郁葱葱，溪流四季不断；林下山珍遍地，枝头莺鸣燕歌„„他用自己平凡的生命谱写出不平凡的人生，把生命酿造成一坛醇醇的好酒，为岁月留香，品后让人唇齿芬芳。

2009年，他将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献给国

家，他视金钱而不顾，是多么崇高伟大，令人钦佩啊！当我看了这些，深受感动的同时，明白了一名共产党人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一心为党的情怀和奉献人们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学习和追求他“人格重如山，名利淡似水”的理想信念。今天我们缅怀先进、学习先进，就是要传承和发扬他的博大胸襟、人生追求，不断被矫正和找准自己的生命航向。积极学习杨善洲同志忠以报国，恪守信念，在创先争优活动中锤炼政治品质和要求。作为新时期的村级干部，我们要以杨善洲同志为榜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公仆本色

当前，社会不断进步，时代也在向前发展，人民的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化，新事物诱惑力不断增强，有的人不能经受考验，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之度外，只顾追求个人利益，在工作上得过且过，脱离甚至背离群众，对党和国家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学先进，就要学习杨善洲诚以修身、一心为民、求是探索的精神，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永葆公仆本色，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做人民的公仆，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事业中去，以对党和人民的忠心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心中的明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要想成为一名好干部，就要把杨善洲作为心中的明镜，学习他那股不摆官样、敢穿草鞋到基层的朴实劲，多与群众打交道，多到基层解实情，甘当一名熟悉泥土地的庄稼汉型干部；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想千方设百计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舍小家顾大家，不记个人得失、不求名利地位，怀揣一颗为党和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好干部。

精神财富

在对待后代的问题上，杨善洲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担任地委领导20年，未帮妻女捞上一册“农转非”的户口本、没给家里盖上一间像样的房子、不帮女儿找工作、不为外孙跑关系，退休后造林22年，创下了达3亿元经济价值的林场，却将其无偿移交给国家，甚至连国家发给他的奖金，都没给后代留下一分。身居地委书记职位，他没有给他的后代留下别墅，也没有留下存折，更没有留下“门路”，留下的只有一种令世人敬仰的崇高精神。

杨善洲同志的崇高的精神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集示范性与教育意义于一身的典型代表，不仅为党员及领导干部群体在工作方法、思想武装等方面提供了借鉴，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笔财富。俗话说：“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创先争优”活动不仅作为“试金石”，激发人的积极性，鼓励大家“百炼成金”，引导人们成为真金，更作为“放大镜”，引导人们发现真金，让真金的光芒照的更亮、传的更远。

况且物质财富再多也是会消耗掉的，但精神财富却能够流芳千

古，世代相传。杨善洲留给了后代比物质更加珍贵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凡事都自力更生，不依赖他人，不占公家便宜，哪怕是“顺风车” 也不搭，始终如一地坚守信念，不抛弃、不放弃；也给为官者树立了榜样：共产党的官就应该这样当，真正的共产党人永远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始终如一地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从杨善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可以看出，对于党性的锤炼和考验，不一定非要经过战火的洗礼，和平时期也可以；真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不一定非要成为大官，普通党员也可以；赢得群众信任的，不一定非要办大事，办好日常生活小事也可以。由此可见，杨善洲不是遥不可及的先进典型，他就在普通党员中间。学习杨善洲，除了领导干部，普通党员也可以有大作为！

古人说：“一诺千金。”承诺了，就要替党尽责，就要把承诺的事一一落实到位，给群众以交待。如果千千万万个党员都能把答应群众的事办好，群众必然增强对党的拥护爱戴，党的事业也必将长盛不衰。承诺了，就要为民负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糊弄群众的承诺必将被群众所识破，不践行诺言的党员干部也肯定会失去群众的信赖。作为党员干部，要像杨善洲老书记那样，郑重对待向群众许下的承诺，以事不干成誓不罢休的工作劲头，尽心竭力为群众谋利益；以鞠躬尽瘁、不懈奋斗的崇高境界，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大公无私、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自觉实践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他的一生荣誉颇多，先后被国家和云南省授予过“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十大绿化标兵”、“全国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等荣誉。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篇2

聊了一会儿之后,化妆师邵京京来了,搬了个椅子到窗前,拉着倪萍坐过去。没有化妆镜,倪萍就这样把自己托付给了她。她和倪萍合作了快30年,麻利地不需要一点语言交流,直接上粉底,打阴影,画眉毛和眼线。刘海高高吹上去,头发从发根一绺一绺梳蓬,再一层一层抿回去,脑后低低挽一个髻。最后检查一遍,确保每一根头发都喷上了定型水,灯光下不会出现一点毛躁。

化完妆,57岁的倪萍回过头。瞬间,那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倪萍老师就回来了——与之相比,之前在这个房间里坐着和我们聊天的那个人,面容陌生到有点让人轻微恍惚。

邵京京说,这30多年来,她给倪萍化的妆容从来没有大变过,哪怕倪萍自己想变变,她也不肯给她做什么改动,“倪萍就得这么画,不这么画中国人民不答应”。

登月之前人类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月球背面,在过去的时代,我们也见不到倪萍的背面。身为国家电视台的台柱,电视人“得势”的9 0年代里最家喻户晓的女主持,倪萍永远正面迎着观众出现在荧幕里,挽着发髻,穿着旗袍,眉梢眼角都噙一点恰到好处的笑意,满月脸在下巴收成一个俏丽的尖。

看到化完妆的倪萍,从一个面容疲倦、平淡的中年女性,重新变成中国人熟悉的倪萍老师。记者情不自禁地问她,是喜欢带着标准妆容标准微笑的台上的自己,还是素面朝天寡言少语的台下的自己?

“我还是更喜欢我自己的样子”,她淡淡地说。

“教父”和她的求助者

在倪萍主持的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里,前来寻人的大多是被苦难碾过面容或精神的普通人,他们带来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可能是破碎的家庭寻找失踪的家人,成年的孩子寻找遗弃他的父母,退伍的军人寻找失联的战友,也可能是年轻姑娘寻找火车上一见钟情的陌生人——这样的样本实在太少了。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人讲到苦楚,都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倪萍大多数时候并没有陪着他们一起哭,尽管她曾是一个以此闻名的主持人。她坐在演播室的沙发上,往往只以一句“有请”开场,然后任寻人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有引导提问,但基本不会打断对方说话。播出时每人不过2 0分钟的片段,但录制时长从来没法控制——在心理学上,倾诉本来就是重要的治疗手段。

“很多人一辈子没有对人说过的创伤,甚至自己都没意识到是创伤的创伤,对倪老师就很自然地说出来了。”节目评论员张春蔚对我们说。

《等着我》制片人杨新刚曾表示,这档节目很简单,寻人者说出自己的故事,“就是开门、门后有没有人”。这扇门是节目中的一个重要设置,是失落和狂喜的分界线。开始的几期节目里,和编导对台本时倪萍就会提前知道寻人结果,不需要等到门打开,她后来建议节目组,不要提前向她透露,否则她会忍不住在节目上暗示委托者。“我还是和他们一起‘寻找’”,倪萍说。

所以当她建议委托人“快去看看今天能不能找到”时,她其实和他们一样不确定。

只是多数人无论是否找到,在看到那扇“希望之门”打开、结果出现的一瞬间,总是被情感压倒,当场痛哭。而倪萍远远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一切,表情平静。

这让人想起《教父》里,老柯里昂也那么平静地坐在他的书房里,流水一样来去的人们请求他的帮助,吻他的手,称他教父。倪萍不是教父,只是一年多前她腰伤复发后,录节目时便只能端坐。人们朝她走去的时候,心态或类似于那些走向教父的求助者。

然后这个原本只在电视里出现的名人,像自家人一样招呼他们:“姐姐来坐我旁边” “ 孩子你今天是来找谁的?”——对于来自底层的老百姓,相比多数自带精英光环的主持人,倪萍天然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人的信任感。有人多年苦撑都没有哭,一见倪萍,便如得到释放般地哭了起来。

更重要的是,倪萍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或者说,中国经验,能捕捉一句话中隐藏了什么现实背景,也能洞察没说出口的地方包含了怎样的创伤。一个姐姐来寻找3 6年前走失的弟弟,说到别人都认为是她把弟弟弄丢的,倪萍马上问:“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姐姐哭了:“妈妈没有这么说过,但我觉得她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父母上台。尽管节目组想带出所有心结一朝冰释的走向,但母亲确实一心只念找儿子,向女儿道歉并不走心。

开门之后弟弟出现了。全家激动的时候,倪萍说:“儿子回来了高兴吧?这些年委屈女儿了吧?”

可能并不需要对方的回答,这是她的态度——如果说如今的倪萍,跟那个春晚舞台上永远笑脸相迎的倪萍有所区别,那就是她拥有了一定的表态的自由。

心里有杆秤

倪萍因为《等着我》而不时被诟病的原因就在这里——对这些没有标准答案的艰难命题,她却在台上直接表明了态度,“你心里有杆秤,你秤着说”,她对记者说。

对一个有着57年人生阅历的长者,舆论对她的影响远没有内心过秤重要。面对复杂现实,她的秤砣一方面来自个人经验,毕竟她自己便是一个经历过失败婚姻人生远非一帆风顺的中国女性;另一方面基于她对乡土中国的了解:她有农村经历,见多识广,对底层的处境、规则的了解并不似城市人般抽象;更重要的,也是倪萍之所以成为倪萍的一点是“正能量”:“正能量是生活态度,并不一定说你现在生活多么美,但你希望它美,这就是正能量。”

在传播中,她的意见也被衍误、被简单化,比如,说她劝“被拐卖妇女回归家庭”。事实上,那个故事里,18岁的孩子来找离家16年的母亲,母亲没有出现,因为她当年是被拐卖才生下这个孩子,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并不想重新召唤那些伤痛经验。

回看当时的节目,当事人显然是倪萍会喜欢的那类“好孩子”:13岁父亲去世,他靠乞讨给父亲下葬,“觉得很对不起我老爸”。之后出外打工兼寻找母亲,“就想知道妈妈为什么离开”。节目组给他带来了母亲近照,他低着头说,“我已经很高兴了”。

而与舆情传播不同的是,在这个事件中,倪萍虽然为孩子的遭遇掉了好几次眼泪,但她并没有评价那位母亲。在寻人组告知母亲在被拐卖之前就有家庭孩子,而那个家庭目前仍不希望面对这个孩子——以及他所代表的那段拐卖经历后,倪萍搭着孩子的肩膀:“不知道18岁的孩子能不能听懂。”——她懂。

她继续搭着肩膀,“倪萍阿姨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世俗”的建议:学好技能,成为有用的人,让妈妈为你骄傲。为此,节目组将给他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至于她个人,“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来找倪萍阿姨。”

她心里的那杆秤, 准星还是在“情”上。而在流行问责的大环境下,她用后退一步的方法来面对现实中的苦难。相比推动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她的方式可能更直接,更倾向于使每个承受苦难的个体,得到一点及时即时的温暖。

在90年代这样的温暖曾经慰藉了一代电视观众。然而强调自由与抗争的年轻一代早已崛起主导舆论,情感内核包含的那一套“忍受”式的价值观,岂止被视为过时,简直被视为余毒。

但在张春蔚看来,无论外界如何评论,倪萍的方式对节目中的求助者非常重要,能起到实际的作用:“倪萍本身的经历使她对别人的痛苦非常敏感。就像有人卡在山腰怎么也上不去,没经历过的人会认为,怎么可能走不过去呢,但她会知道你是卡在哪里,什么困难,怎么能过去,因为她已经经历过。”

总有一个人以你为骄傲

孩子——那是倪萍最大的软肋。节目里她见不得丢孩子,“全家这辈子都毁了”;见不得养父母虐待孩子,“既然抱养了为什么不好好养?”;更见不得被遗弃的孩子回来找父母,她常问他们恨不恨父母:“不恨,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开我。”不用切镜头都知道她在掉眼泪。

她常常劝其他母亲为了孩子牺牲、隐忍,人们批评这种观点“只有男人、孩子是人,女人不是人”。但说起来,她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母亲,这是她的知行合一。

倪萍39岁生子,决定要孩子的第三天,她就停了《综艺大观》的工作。儿子出生11个月,生了重病,她白天跑医院,晚上坐在沙发上一根一根抽烟,哭得自己“都快看不见了”。她决定倾家荡产也要救孩子,国内没法治,那就去美国。

孩子在美国看了几年病,“家底儿都掏出去了。”为了省钱,她一个人抱着孩子去美国,坐经济舱,起飞后把孩子放在座位下方,好让他躺平睡觉。那时候她的英文水平神迹一般突飞猛进,医生说什么她都能听懂,开口虽然颠三倒四,但也能交流——儿子病好后,又都还回去了。治疗期间,只要国内有工作收入能超过往返飞机票价,只要超过一点,她就坐10几个小时回来,完了再飞回去。

孩子到3岁做了手术,之后每年去美国复查,到10岁时,医生建议下次可以在结婚时再来复查,倪萍哭得眼泪横飞到医生脸上,告诉儿子:“60岁再结婚吧,妈妈不想再来复查了。”

在这样的经历之后,她总劝告其他母亲“为了孩子”,或许在于以自己的经验,对孩子无论如何付出,承受怎样痛苦,都值得、都快乐。

倪萍接受采访时不谈婚姻,“因为没有资格谈”。但跟我们谈到儿子时,是她倾诉愿望最强烈、整个人最飞扬的时候。腰最差的时候走路起身都需要人搀扶,饶是如此,她还是尽可能抽出时间飞去美国看孩子、陪孩子。“不是他需要我,是我需要他。”她笑着说。

儿子也相当以她为荣,在学校里做演讲:“我以我的妈妈为骄傲,她是中国的节目主持人,10个中国人里有9个都认识她。”

“同学们都不相信。他的同学都是首富政要的孩子,‘我爸都没有这么有名呢’,都觉得他吹牛,他们不知道曾经中国电视的情况。他回来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说这是事实,但并不值得骄傲,因为这是妈妈的工作。他说不,我就是以你为骄傲。”

她神采飞扬。

身为一个集体主义时期的过来人,倪萍思考问题的最小单位从来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家庭,天然地接受了个人利益于此的让步。从生长环境到工作环境,从来也没有给她提供过自由舒展、恣意而为的可能性。而影响她至深的姥姥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生来就要受苦”,她以此支持过了自己人生中的各个艰难时刻,她对求助者建议的那些委曲求全,何尝不是自己经验的折射。

如果人生可以有其他选择,她何必委曲求全。曾经接受媒体采访,她说下辈子希望没有家庭没有父母没有孩子,最好还是个神经病——因为在这辈子,没有其他的可能。

“中国的家庭在世界上都很特殊,你说重视亲情吧,可很多麻烦、苦难都是亲情带来的;你说不重视吧,没有亲情就活不了。”倪萍对我们感慨。

唯一例外的,是做一个母亲。“每次想到做母亲,我就激动莫名。旋即,我又会陷入到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祈盼之中,愿苍天赐予我儿女,愿我早一天成为母亲。”她曾如此恳切地写下这些文字。为孩子付出,是她最心甘情愿的——于这中国的大多数母亲,或许亦多如此。

被忽略的骄傲

《等着我》播出两年多,多数人都认可倪萍与这档催泪节目相绑定,但倪萍还是颇为傲娇:“我就是救救场。我现在兴趣不在出图像。但老职工了,台里让你救场就救场吧,主要是收视率还行。”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有这样的素材,我将来可以写长篇了。”

年纪越大,倪萍越远离人群。她写作、画画,都是可以不需要观众、一个人也能完成的事。“这是多好的职业啊,不用和任何人打交道,不用说一句违心的话。”套句张爱玲的话,“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

笑脸迎人太久,她终于可以背过身去。

不像其他公众人物,这些年她直接放弃对时间的抵抗。但又或许,不在意形象,反而是倪萍更深的自信。

在央视客串主持时她才20多岁,第一个造型便烫着中年妇女的短发,后来则是更为人熟悉的发髻。她自己不是不想换造型,就算披着头发也行啊,但邵京京追到电梯间也要给她盘起来,“观众不认。”

那个倪萍的形象本身便不仅属于她自己。当年她以《综艺大观》主持人身份正式进入央视,对应的是风头正劲的《正大综艺》主持人杨澜。那些年年轻的杨澜披着一头长发,不时散落几绺刘海,符合人们对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青年的心理期待。相对应的,倪萍代表了另一类女性:大众观点中“好女人”“好媳妇”“好大姐”。

倪萍在90年代成为央视台柱,这个形象助力不少:在家庭或社会关系中,一个平易近人、以情动人的成年女性往往是各种关系的衔接者、润滑剂和定心石,而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承担这种功能的倪萍有着更大的、可供发挥的舞台:将职责所系的政治叙事转译成群众乐见的民间话语,并以自己的方式,尝试与观众建立情感沟通的可能。

有记者夸她在《等着我》里从煽情变得平和从容,她骄傲回应:“对着一百人说话和对着一个人说话,语调能一样吗?一个连环境都掌握不了的主持人是个不称职的主持人。”

那个凡事都要求自己做第一的倪萍的心气仍在。拒绝的影视剧本、电视栏目不可尽数。早有人愿意出钱收购她的画作,然而她总是动辄撕画,不满意的一张都不能流出去。《姥姥语录》卖了50多万册,出版社喜出望外,她一听,“才这点就叫畅销书啦?”

这样的性情,此前尚有人说她买奖,“我们还缺一个奖吗?我们连奖金都没要。”经纪人陈倩说。

外界以为倪萍回归家庭,热心厨艺,逢年过节蒸一锅一个的大馒头朋友挨家挨户送去,像个正常的家庭妇女一样老去,不知道她心里还藏了那么多宏图壮志:她日常的所思所想,偶见偶感现在往往用画表达,且已经从国画延展到了油画。所以放在她书里要写的,都是更复杂更宏大的故事:至少还有一部关于母亲,一部关于自己,还有一部描写女性群像的长篇小说。

至于她念兹在兹的主持人工作,6、7年前她就筹备做自己的脱口秀节目,名字都拟好了:《婆婆妈妈》,找了斯琴高娃、陈香梅、赵忠祥录了三期,但最后还是搁置了。“觉得当时的团队可能托不大起来,就放下了。现在不大提,但我知道这还是她心里最想做的。但她就是那样的人,只要她觉得没法做到最出彩,就不会做。”

而她最想演的角色是间谍。不是花蝴蝶式的女间谍,是有显赫身世却隐姓埋名,用一个保姆之类的身份进行伪装,从事地下工作——是不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一个伪装成大妈的矫矫不群的主持人?

这或许是一个像倪萍这么骄傲的人,对俗世能表达的最大谑意。

年纪越大,倪萍越远离人群。她写作、画画,都是可以不需要观众、一个人也能完成的事。“这是多好的职业啊,不用和任何人打交道,不用说一句违心的话。”套句张爱玲的话,“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篇3

中共第一个女党员

1899年10月21日，缪伯英诞生在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一个姓缪的人家。父亲缪芸可曾在湖南省教育司任职，他常对缪伯英讲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往事，缪伯英的母亲汤尚恒虽是家庭妇女，但也略读诗书，思想开明。因此，缪伯英从小在父母身边就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1916年7月，缪伯英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1919年她又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她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缪伯英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湖南籍的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东方古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编辑的《新青年》，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等课程，感到很受启发。于是，她认识到社会弊病太深，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缪伯英经恋人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北大“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大家就读书所得，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有时，缪伯英还把进步书刊秘密送到女高师，在进步同学中传阅。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她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大成立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11月间，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人入党。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加入党组织后，缪伯英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她开始自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观察分析问题。

1921年秋天，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了。他俩一边读书，一边从事群众运动，堪称是志同道合的一对革命伴侣。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的一间房子是缪伯英的新家，也成了北京党组织的联络站。陈独秀取道北京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就住在她家。

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并兼管妇女部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她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由于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广大工人群众日益觉醒，团结起来与反动势力斗争，形成了从南到北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缪伯英还与大家一起，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的北方后援会，从经济上、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罢工斗争，她还在自己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积极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当时，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被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后，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向社会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

在从事工运、妇运、学运中，缪伯英勤于学习，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受累，工作能力不断提高。除在北京进行工作外，她还多次到南方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8月，缪伯英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没过多久，她去南京，帮助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南京分会。在这些活动中，她总是热情地投身其中。当时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的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缪伯英的“赤化”引起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严明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缪伯英。中共北方区委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缪伯英等同志转移。当天，缪伯英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离京回到老家。

回到长沙不久，缪伯英受徐特立聘请，到幼时读书的长沙女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第一任妇委书记。她领导的女师宣传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时，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进步妇女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这是她领导湖南妇女运动的公开身份。当时，有人向女师校长徐特立反映，说附小主事的思想“激进”。徐特立为之掩护，说：“她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激进则未必。”

1925年5月，继青岛发生惨案后，上海又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的浪潮，“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缪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选为雪耻会的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在缪伯英的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宣传队、募捐队和女子纠察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

1925年底，由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长的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坚决谴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主义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发起“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她担任大会主席，邀请周以栗、陈章甫等共产党员登台演说，到会群众数千，盛况空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夏明翰等共产党员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她在会上作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政府准备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极大振奋了湖南工农群众斗争的勇气。

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再次激起湖南民众的义愤，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祺瑞)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

诸烈士之灵”。在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前夕，湖南民众掀起了驱赵(恒惕)运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集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宣布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公决由缪伯英、周以栗、张汉藩三人担任常委。唐生智趁机倒戈，带兵进入长沙，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辞职”，自长沙逃走。

把年轻的生命献给党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不久，缪伯英也被组织派到武汉。夫妻俩又在一起战斗了。

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暗地里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在她去湖北时，她父亲把跟随自己多年、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一同前往。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1928年3月20日，她生下第二个孩子何小英。

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谨慎。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

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缪位荣后来回忆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也学会从容不迫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中共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30岁。缪伯英病危时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一个老羊倌的人生长跑的阅读答案 篇4

①每年，澳大利亚都会举行一场悉尼至墨尔本的耐力长跑，全程875公里，被认为是世界上赛程最长、最严酷的超级马拉松。这项漫长、严酷的赛跑耗时五天，参赛者通常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世界级选手。这些选手大多不到30岁，有耐克等知名运动品牌做赞助，拥有最昂贵的训练装备和跑鞋。

② 1983年，耐力长跑赛场上，出现了一个名叫克里夫·杨的家伙。起初，谁也没在意他，大家都以为他是去那儿看比赛的。毕竟，克里夫已经61岁了，穿着条工装裤，跑鞋外面套了双橡胶靴。当克里夫上前领取他的运动员号码时，人们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来参赛的。他将跻身l50名世界级选手的行列参加赛跑!这些选手压根儿没想到，还有一件令人称奇的事克里夫的教练竟是他81岁高龄的母亲耐威尔·冉。

③人人都认为克里夫不过是个头脑发热，想在公众面前出彩的家伙。但媒体却颇感好奇，当克里夫拿到他的“64号”号码布，走进那群身着专业、昂贵长跑行头的运动员中时，照相机镜头对准了他，记者们开始发问：“你是谁?是做什么的?”“我是克里夫。来自一个很大的农场，在墨尔本郊外放羊。”又问：“你真的要参赛吗?”“是的。”克里夫点点头。“有人赞助你吗?”“没有。”“那你不能参赛。”“不，我可以。”克里夫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一个农场，家里买不起马匹和四轮车。每次暴风雨快来的时候，我都得跑出去聚拢羊群。有时候我得追着羊群跑两三天。虽然费工夫，但我总能追上它们。我相信我能跑这场比赛，不过五天时间，也就多出两天而已。我曾追着羊群跑过三天。”

④马拉松开始了，穿着套鞋的克里夫被专业选手们甩在了后面。观众席上发出阵阵笑声，因为他甚至不懂得正确的跑姿。他好像不是在赛跑，而是优哉游哉，像个业余选手那样拖着碎步小跑。

⑤现在，这位以种马铃薯和放羊为生的没牙农夫开始在这场艰苦卓绝的赛跑中跟世界顶尖选手展开较量。全澳大利亚通过电视直播收看比赛的人们都在心中不断祈祷：赶紧把这个疯老头儿从场上劝下来。因为人人都相信，不等跨越半个悉尼，他就会累得气绝身亡。

⑥所有专业选手都很清楚，为了拼完这场耗时5天的比赛，你得跑18小时，休息6小时。可现在，老头儿克里夫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⑦清晨，当有关赛况的新闻播报出来时，又着实让人们吃了一惊。克里夫仍在比赛，迈着碎步跑了一整夜，来到了一座名为米塔岗的城市。

⑧显然，克里夫从比赛第一天起就没有停过脚步。尽管还被远远甩在世界级选手后面，但他还是不停地跑着。当他到达一个名为奥尔伯里的小镇时，有人问他对剩余的比赛有什么策略。他回答要坚持跑完比赛。

⑨他不停地跑着。每天晚上，他只能与领先的.第一团队拉近一丁点距离。但到最后一晚，他超过了所有顶尖选手。到最后一天，他已经跑在了最前面。他以61岁的高龄跑完了悉尼至墨尔本的整个赛程，不仅没有一命呜呼，反而捧走了冠军奖杯，以提前9小时的成绩打破了纪录，成了国家英雄!举国上下的人们立刻爱上了这个放羊的61岁农夫，因为他以5天15时4分的成绩跑完了这场长达875公里的比赛，成功地击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长跑运动员。而他并不知道比赛当中允许睡觉。他说，自始至终想象自己是在追逐羊群，与一场即将来袭的暴风雨争抢时间。

⑩克里夫创造的“杨氏碎步”因被认为更符合空气动力学、更省力而被超级马拉松选手纷纷效法。据悉，悉尼--墨尔本长跑优胜者中至少有3名是凭“杨氏碎步”取胜的。如今，悉尼--墨尔本马拉松赛中几乎没有人睡觉了。要赢得这场比赛，你必须像克里夫那样，日夜不停地奔跑。

(摘自《金秋》有删改)

13.下列对文章的理解不正确的两项是( )(5分)

A.文章第一自然段是对这次长跑的背景交代，写到许多大的知名品牌会赞助与后文克里夫的出场形成了对比。

B.克里夫的跑步姿势很难看，而且不专业，但是事实却证明这种跑步姿势符合空气动力学，马拉松选手们纷纷效仿。

C.本文写跑步开始前记者对克里夫的采访是为了证明克里夫是个头脑发热，想在公众面前出彩的家伙，为了写出人们的势利，总认为只有知名运动员才能取得胜利。

D.文章⑧⑨段提到克里夫“没有停过脚步”“他不停地跑着”这是克里夫成功的秘诀。

E.文章倒二段用了插叙，最后一段为补叙，目的是为了说明克里夫的影响力，告诉人们只要不停地奔跑就能赢得比赛。

14.本篇报道的主体部分用了顺叙的方式，这样写有何作用?(4分)

15.从这篇报道中，你认识到要成功需要具备什么精神，请结合文本简要阐述。(6分)

13.CE( C，采访为了突出克里夫能突破常规，他在实力上具备了参加这次比赛的资格;E，倒二段也是补叙，要赢得比赛还要具备打破常规的精神。)

14.(1)条理清晰，突出了新闻事件的连贯性。

(2)用顺叙能让读者感知比赛的进程，渲染比赛的气氛，让读者跟着比赛的进行关注克里夫的命运，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15. (1)要对自己有信心。当大家都认为克里夫没有资格参加比赛，但他依然相信自己并加入到比赛之中。

(2)拼搏不息，虽然要跑很长的路程，但克里夫从不停止，所以赢得了比赛。

一个有关“快递”的传奇 篇5

迪·谢克曼(Randy W. Schekman) 托

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了三位解开细胞如何组织其运输系统之谜的科学家。每个细胞如同一座工厂,制造和输出着各类分子比如胰岛素产生后释放到血液中,而被称为神经传递素的化学信号则通过一个神经细胞传递到另外一个神经细胞。这些分子都被运输到细胞周围的被称为囊泡的小 “包裹”中。这次获奖的三位科学家解开了调控运输物在正确时间投递到细胞中正确位置的分子原理,这其实就是一个有关“快递”的传奇。

Randy W. Schekman发现了囊泡传输所需的一组基因; James E. Rothman阐明了囊泡是如何与目标融合并传递的蛋白质机器;Thomas C. Südhof则揭示了信号是如何引导囊泡精确释放被运输物的。

通过研究,Rothman,Schekman和Südhof揭开了细胞物质运输和投递的精确控制系统的面纱。该系统的失调会带来有害影响,并可导致诸如神经学疾病、糖尿病和免疫学疾病等的发生。

物质是如何传递到细胞内

对于一个庞大且繁忙的港口,需要一套运行体制保证正确的货物在正确的时间运送到正确的地点。细胞,有着被称为细胞器的不同“隔间”,也面临着类似问题:细胞产生分子物质如荷尔蒙、神经传递素、细胞因子、酶等,然后将这些物质在正确的时间里传送到细胞中其他地方或者细胞外。时间和地点决定一切。囊泡体积微小、呈泡状,外面包裹着膜,或在细胞器之间来回运输物质、或与细胞外膜融合将物质释放在外。这一过程十分重要,因为该过程可在有递质的条件下触发神经活动,或在有荷尔蒙的条件下控制代谢。囊泡又如何知道何时何地“发货”呢?

“交通堵塞”揭示遗传控制

Randy Schekman醉心于研究细胞如何组织其运输系统,他在上个世纪70年代决定利用酵母菌作为模型系统来从遗传原理上研究该系统。通过遗传筛查,他发现酵母菌的运输机制有缺陷,其运输系统很差劲,囊泡在细胞的特定区域堆积。他发现导致这种“堵塞”的原因是遗传的,便继续研究,试图找到变异的基因。Schekman发现三类基因能够控制细胞运输系统的不同方面,从而为了解细胞囊泡运输的精密调控机制提供一种新认识。

精确“停靠”

James Rothman同样着迷于研究细胞运输系统的本质。当Rothman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研究哺乳动物细胞内的囊泡运输时,他发现一种蛋白复合物能让囊泡进入并融合目标膜。在融合过程中,囊泡上的蛋白质与目标膜如同拉链一般相互结合。这样的蛋白质数量很多且只以特定方式结合,如此使得运输物质能够投递到精确位置。同样的原理也在细胞内运行着, 当囊泡与细胞外膜结合时便释放其内容物。

后来人们发现,Schekman在酵母菌中发现的基因一部分可编码Rothman在哺乳动物中找到的那些蛋白,从而揭开了这种运输系统的古老进化起源。他们一同绘制出了这种细胞运输机制的关键部分。

时机就是一切

Thomas Südhof对于脑中的神经细胞如何相互交流很感兴趣。信号分子——神经递质从囊泡中释放,通过Rothman和Schekman发现的机制,与神经细胞的外膜融合。不过,只有当神经细胞向其“邻居”发信号时,这些囊泡才被“允许”释放其内容物。这种控制方式为何如此精确?已知的是,钙离子参与其中, 在1990年代,Südhof在神经细胞中搜索钙敏感蛋白。他鉴别出这种分子机制,即响应钙离子流入,指导临近蛋白快速将囊泡绑定至神经细胞外膜。“拉链”开启,信号物质释放出来。Südhof的发现解释了短暂的精确如何实现,以及囊泡内容物如何按指令释放。

囊泡运输有助理解疾病过程

三位诺奖得主发现了细胞生理学的一个基础性过程。这些发现对于我们理解“货物”如何以完美的时机和精确性在细胞内外进行转运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从酵母到人类的众多有机体中, 囊泡运输和融合采用的是相同的原理。这一系统对于众多的生理学过程极为重要,在这些生理学过程中,囊泡融合必须被控制, 包括在脑中发信号以及释放荷尔蒙和免疫因子。缺陷性囊泡运输发生于许多疾病中,包括大量神经性和免疫性疾病,以及糖尿病。若是没有这一奇妙的精确组织,细胞将会堕入混乱的深渊。

囊泡“货运”开创现代生物学新局面

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李培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的研究为准确清楚地认识相关疾病的发病机理进而寻找治疗靶点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使人类更好地战胜疾病成为可能。”

“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吸引大众眼球的热门研究,也谈不上近期国际上的研究热点,但他们以科学的远见和洞察力,针对领域内重要的基本问题展开坚持不懈的研究,最终取得成果。”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孙坚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一点在当前对中国科学家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巍表示,三名科学家的研究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局面。“本届诺奖颁发给研究囊泡转运领域的科学家,将让人们意识到以动态的眼光看待细胞、组织乃至生命体的重要性。”

细胞运输的中国步伐

“我国做囊泡运输研究的科学家分布在各个领域。因为囊泡运输是一个最基本的细胞生物学问题,涉及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多种不同的细胞。”上海生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所研究员鲍岚在接受采访时说。

“据我所知,国内已经有100多个实验室正在开展与囊泡转运有关的研究。”李巍说。

中科院动物所膜生物学和膜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团体之一。

以该所林鑫华研究员为例,他们在研究囊泡转运和蛋白修饰在发育信号转导中的作用机制方面作出系列成果,研究还涉及探讨细胞信号转导在发育过程、干细胞以及相关疾病如肿瘤、 先天性缺陷中的作用机制。

长期从事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滕脉坤说,2011年,他和同事与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科研人员开展合作,发现与转运能力直接相关的货物蛋白酵母Vti1,采用了与哺乳动物完全不同的结合位点与接头蛋白相结合。这一发现为真核生物囊泡转运过程的机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

“获诺奖只是早晚的事”

“获诺奖只是早晚的事。”谈起Südhof,孙坚原说。从2002年起,孙坚原一直与Südhof合作,2007年,双方在《自然》杂志以共同通讯作者的形式发表署名文章。

“他像一个工作狂,工作到三更半夜是家常便饭。他也是我见过最勤勉的人,虽然早已是美国科学院、工程院两院院士,荣誉满贯,但他对教学工作仍然亲力亲为,二三十个研究生和博士后都跟他一对一地联系。”孙坚原表示与Südhof五年多的合作使他受益匪浅。

Südhof是2011年中科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获得者,也是中科院物理所的顾问专家。在孙坚原看来,这位诺奖获得者对中国很有感情。他为中国囊泡转运机制研究培养了很多人才,北京大学的张晨、同济大学的徐俊、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曹鹏等都曾是他的博士后。另外,他的现任妻子也是中国人,他时常跟随太太来中国拜访亲友。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传奇人生 篇6

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两个比喻来概括他的人生：如果说20世纪是华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处“险滩”，他就是挺立在这段激流中的弄潮儿；如果说石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躯体里的“黑色血液”，他就是源源不断为之输送“新鲜血液”的“造血人”。他就是我国炼油工业科技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两院院士侯祥麟。

树坚贞的信仰，立报国之志

1912年4月4日，侯祥麟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他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928年，在高中的一堂化学课中，化学老师讲起爱因斯坦的质能理论，提到原子里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如果释放出来将产生不可想象的威力。生动的内容把侯祥麟引入奇妙的微观世界，因此，侯祥麟对化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把成为一个化学家当作一生奋斗的目标。

1931年，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出于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切，侯祥麟和北平各校学生组成请愿团，乘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眼见大片国土不断沦丧，侯祥麟和一些爱国同学大声疾呼，在校内外宣传抗日，还到山海关慰问抗日将士。“七七事变”后，侯祥麟毅然决定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后来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在沿海封锁，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汽油十分短缺，情势非常紧急，侯祥麟急国家之所急，投入到石油研究试验工作。当时并无石油可炼，侯祥麟就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从植物油中炼制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再炼制汽油和柴油等技术工艺。为了弥补燃料的不足，他还设计建造设备，提炼酒精，掺入汽油中使用。

1949年初，侯祥麟来到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燃料研究室任副研究员，进行涡流床煤炭气化的基础研究，随后他又发起并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先立一功。

为战机翱翔蓝天而奋斗

1950年5月，一艘挪威货船从美国洛杉矶出发。船上“夹带”了10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在匹兹堡卡乃基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侯祥麟。货船航行一个多月后抵达了中国的青岛。一踏上码头，侯祥麟激动的心情便难以抑制：“终于可以为祖国大干一场了。”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祖国的石化科技。

对于侯祥麟来说，回国后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是解决航空煤油的烧蚀问题。侯祥麟受命组织科技人员利用玉门原油研制航空煤油。经过多次试验，生产出了凝固点和比重都符合要求的航空煤油。但是当把油样在飞机发动机做燃烧试验后，却发现9个合金钢火焰筒的内壁都被烧得坑坑洼洼的。是油的问题还是火焰筒的问题，研究人员又用苏制的火焰筒做试验，结果依然如此

1959年，中苏关系紧张，从苏联进口的石油产品尤其是军用油品数量锐减，全国出现油荒。此时的侯祥麟感到自己“所承受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又对侯祥麟说：“你们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把你们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部长的话尤如给侯祥麟下了道军令状。在这种紧迫情势下，他组织起6个研究室的力量，并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合作，亲自带领科研人员日夜苦干。1960年除夕夜，京城华灯齐放，万家团聚，侯祥麟夫妻俩却把两个小女儿锁在家里，一起到实验室里鏖战。

马克思曾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An处一样。”火焰筒烧蚀问题，缠绕着侯祥麟，烧蚀着他的心，他和科技人员们在经受着地狱般的磨练。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无数次的探索、分析、对比、总结，侯祥麟开始全方位清理自己的思路：起初大家怀疑是油里含有重金属或硫化物，但经过分析，发现我们的油里所含重金属和硫化物均低于国外的航空煤油。大家认为即使这样，肯定也是油中的其他杂质作祟。因而多家研制单位都在油的精制上做文章。但不论如何精制，油品都对火焰筒有严重的烧蚀。研究单位又在添加剂上想办法，但依然不能解决烧蚀问题。

侯祥麟又组织大家拿国产航空煤油与苏联的航空煤油作对比，因为使用苏联航空煤油就从未出现过烧蚀现象。结果两种油混兑后试验，不出现烧蚀现象。这说明苏联油中含有抑制烧蚀的物质。把两种油进行所含非烃类化合物对比，很明显，苏联油所含硫化物比国产油高好多倍。把苏联航空煤油精制后进行燃烧试验，居然也出现烧蚀现象。经过反复试验，大家终于发现了原来认为起烧蚀作用的硫元素实际上是对烧蚀起抑制作用的。困扰研究人员好几年的烧蚀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侯祥麟与同志们又一起研制了一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的添加剂配方，于1962年正式供中国民航和中国空军使用。这一添加剂于1965年获得国家新产品成果一等奖。

为了原子弹的研制成功

1959年，为配合中国原子弹、导弹和新型喷气飞机的研制，国家有关部门向石油科学研究院下达了研制“能耐元素氟的腐蚀”的特殊润滑油的紧迫任务。这些特殊用途的材料，不仅要求具有良好的黏温性、高温安定性、低温流动性，而且要耐高负荷、高真空、高转速、强氧化和强化学腐蚀介质等各种性能。身为石油科研院副院长的侯祥麟组织科技人员又进行了艰苦的攻关。从组织队伍到建立实验室、中试试验装置，从确定技术路线到审定试验方案，直至产品配方，试样的鉴定，侯祥麟都亲临现场指导，率领着同志们搞清了耐氟润滑油的成分和结构，攻克了一个个的技术难关，及时提供了国防尖端武器所需的各种润滑材料。

当时不仅资料贫乏，而且技术力量薄弱，仪器、设备短缺，在国家3年自然灾害科研人员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侯祥麟又积极组织和带领科研人员，平地起家，组建研究室和课题组，建设实验室和厂房，查寻资料，解剖样品，探索技术路线，在身体受到化学物质伤害，并随时有中毒和爆炸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反复进行研究试验，终于在1962年底制成了全氟润滑油及其他品种，1964年生产出了合格产品，确保了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这项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对3种国产氟油作了鉴定，认为“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了全氟碳油系列产品，并投入批量生产，使我国成为少数几个能生产全氟碳油的国家之一，满足了国家急需，为打破国外的核垄断，发展原子能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攻克了全氟润滑油后，侯祥麟率领科研人员又开始研制新型地地导弹和远程导弹所需的各类润滑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战略武器及火箭所需的专用油脂的任务，石油科学研究院在1987年6月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为了国人不再用“洋油”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民经济举步维艰。我国当时的炼油技术落后，如果不迅速开发炼油新工艺，我国炼油工业将无法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

1962年10月，石油部在北京香山召开炼油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上确定了石油部要集中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发炼油新工艺、新技术，主要是：硫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和添加剂等5个方面的工艺技术。说来也巧，当时大家刚看完电影《五朵金花》，那部影片讲述的是五位聪明美丽的白族姑娘，名字都叫“金花”。很受人们喜爱。于是大家把要开发的这五项炼油工业新技术，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从此“五朵金花”在我国炼油行业叫响了。后来“金花”逐渐延伸，成为石油化工业内重大新技术的一个代名词。“五朵金花”之一的催化重整技术，在石化工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项技术需要金属铂，就是现在用来制作高档首饰的“白金”。铂比金子还贵重，中国又不产铂，全靠进口。具有科学预见的侯院长从工艺实际要求出发，支持用铂作为催化剂配方材料，使我国催化重整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

在培育“五朵金花”的日子里，侯祥麟在研究院、实验室、炼油厂之间奔波着，千方百计、争分夺秒，希望这些炼油新技术早点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先后开发成功，并实现了工业化，曾被称为“小茶壶式”的落后的炼油技术，实现了重大跨越，很快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炼油能力快速提升，是解放初期的100多倍，石油产品品种达到400多种，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4大类产品自给率逐步达到100％。

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全国一片欢呼。此时，侯祥麟百感交集。这是作为一个石油石化人多少年来最大的心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