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表现范文

主要表现范文（共8篇）

主要表现范文 篇1

2009年10月21日

当前，利用网络等媒体开展的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非法委托理财活动蔓延势头未止，甚至愈演愈烈，形势和手段更加复杂多变，成本低，传播快，点多面广，花样不断翻新，隐蔽性，欺诈性更强，为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不受侵害，现列出九种常见非法咨询活动及委托理财活动的表现形式，提高投资者对这些非法行为的认识。

1、虚假承诺高收益。这些机构或个人通常从劳动市场或网络招聘无任何证券业务经验的业务员，将业务员的收入与所拉客户，资金数额挂钩；通过业务培训，统一口径欺骗投资者；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发布广告，以及电话推销，以推销“黑马”，“涨停板”股票，保证高额回报为诱饵，抓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了解不深入，相关法律法规不熟悉，急于赚钱或弥补亏损的心理蛊惑投资者，向投资者收取高额咨询费或会员费，胡乱推荐股票造成投资者损失。

2、推销炒股软件。一些所谓的软件公司、科技公司向投资者推销炒股软件、模拟炒股软件或电子证券刊物等信息产品，宣称炒股软件等产品具有专业选股功能，能够准确把握买点和卖点，同时公司专家团队通过炒股软件论坛、手机短信、QQ等渠道向投资者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可以确保投资者盈利。其表面上推销

炒股软件，但在后续服务中为客户荐股和股评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实质是变相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3、分析师无证券执业资格。一些不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机构或所谓的分析师，以专家、老师免费诊股或免费提供金股为诱饵，引诱投资者发送短信或拨打其提供的热线电话，获取投资者的电话号码后再通过业务电话营销话术诱骗投资者入会，有的仅将网站或其他机构的研究报告信息提供给投资者，诈取会员费、服务费。

4、利用网络平台非法荐股。一些不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机构或个人开办网站或开设炒股博客、QQ群、UC视频聊天室等网络互动平台，发表大量股评和荐股信息，以推荐黑马、免费荐股及诊股、保证收益等为名公开招揽客户，非法提供荐股服务，诈取投资者的费用。

5、冒充知名的证券经营机构。一些不法机构或个人冒充知名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或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使用与知名证券经营机构相似的名称，通过设立网站或电话营销，以实施操盘工程或“做庄”计划等为名招收会员，诱使投资者上当，接收其证券投资咨询或委托理财服务。

6、以代客操盘为陷阱。不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机构或者个人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或电话、短信等公开招揽客户，宣称可以提供一对一指导和代

客操盘，以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保证本金安全为诱饵，获取客户账户交易密码代理操作股票账户，或者由客户将资金汇到指定账户直接由其统一操作，双方约定收益按一定比例分红。投资者将资金打入其账户后，不法机构或个人往往宣称其投资已获利，并提供虚假的盈利对账单诱使客户不断汇款。一旦客户要求分红或者退款，不法机构或个人往往以各种理由推托，最后玩“失踪”。

7、以涨停股为诱饵。一些所谓的私募操盘机构或个人收市后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投资者推荐明日涨停股，宣称正在招募实施坐庄计划，通过推荐涨停股验证其实力，所推荐的相关股票往往在第二天开盘即涨停，有的甚至连续两天均涨停，以此引诱投资者，并吸收投资者入会，向投资者收取“坐庄费”或咨询费，但投资者接盘后相关个股往往冲高回落并持续大跌导致被套。

8、对外声称私募基金。一些不法机构开设网站，对外宣称为合法的阳光私募基金公司，以证券投资管理和企业资产委托管理等为主业，与信托投资公司合作发售证券资产集合产品，募集资金用于证券投资，并每日公布证券资产集合产品和净值、收益率等指标，引诱投资者购买其产品。其网站往往还有会员荐股等栏目，非法发布荐股和股评信息。

9、假冒证监会或交易所工作人员名义。一些机构和个人为更快地敛财，甚至直接冒充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工作人员，欺骗投资者，招揽投资咨询业务，不

仅属于非法证券经营活动，还涉嫌诈骗。

主要表现范文 篇2

1 主要表现

1.1 农资价格上涨,农民农业生产负担加重

近几年,受主要生产资料大幅涨价和运输费用等大幅度提高的影响,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农膜、农药、柴油等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据调查,目前国产尿素价格同比上涨24.5%,二铵上涨65.5%,地膜上涨12.8%,农药上涨10%左右。仅此,农民种地成本平均增加1 200~1 800元/hm2,农民家庭人均生产经营支出增加110~160元。尽管目前粮油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涨,但对于人多地少、粮油生产尚不能完全自给、仍需购粮买油的地区的农民来说,不仅未得到较多实惠,反而进一步加重了生产生活负担。因此,农资价格的上涨,使得农业生产增产难增收的现象更加突出,农民家庭经营负担加重。

1.2 医药费用高,农民医疗负担较重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乡镇卫生院建设力度,大多数农民也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险,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较大改善。但由于医药费价格偏高,报销率偏低,农民的医药费支出依然较高。据调查资料分析显示,目前,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46%,位居第一;居住支出占20%,位居第二;医药费支出占18%,位居第三。农民人均年医药费支出接近300元。如果1户农民平均按5口人计算,户均年医药费用支出将近1 500元,接近1个农民1年的纯收入,因而农民看病负担还是较重的。

1.3 农民文化教育投资加大,负担依然不轻

近几年,国家在免除中小学生学杂费的基础上,又免除了中小学生课本费,不断加大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农民承担的中小学生教育负担比以前确实有所减轻。但从目前农民家庭文化教育支出总体水平来看,农民的这一负担仍然不轻。据调查,目前,农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支出近150元,同比减少30元,但仍占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10%。其主要原因:一是随着农民文化教育观念的转变,许多农民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孩子的培养教育目标由只读完小学或初中,转移定位到读职业技校、高中、大学,甚至攻读研究生,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学到一技之长,跳出农门。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在孩子文化教育方面增加投入。二是高中及其以上学历教育收费普遍偏高。目前,1名高中生一学期的费用不低于1 500元,1名技校生至少也需3 000元,上大学等的费用自然更高。许多农户常常由于供学生上学,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1.4 农村人情往来费用逐渐抬高,成为农民不轻的负担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红白喜事费用由于相互攀比,大操大办,节节升高。据调查,目前,即使是贫困欠发达地区,农村办婚事的费用,不包括购建住房费开支,一般在3~4万元;办丧事的费用一般不低于1万元;日常人情往来礼金少则50~100元,多则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这对于刚刚越过温饱线,收入还比较低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5 农村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建设负担加重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各地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由于大部分村集体经济实力弱,且负有不少历史债务,县乡两级财政困难,公共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农村人畜饮水、道路维修、水利设施维护等所需资金,大都需按“一事一议”制度的规定,从农民身上筹集,进而也增加了农民负担。

2 减轻对策

农民负担既包括理应由政府承担而转嫁到农民身上的各种负担,即政府渠道的农民负担,又包括因市场变化、社会影响等形成的非政府渠道的农民负担。然而,多年来,在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上,从上到下普遍关注政府渠道农民负担的探究和整治,而忽视了非政府渠道农民负担的治理与削减。同政府渠道的农民负担相比较,非政府渠道的农民负担更具隐蔽性、普遍性、复杂性、持久性,治理起来难度更大,更不容易。因此,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任务,决不能因阶段性成效的取得而在思想上有所松懈、行动上有所松劲,必须牢固树立长期作战思想,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在更大范围内全方位减轻农民负担。

2.1 根据农民负担的新变化,重新界定农民负担的新内涵

不能将农民负担的概念、范围仅仅局限于政府渠道的农民负担之内,必须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负担表现形式的变化,从更广、更宽的领域去看待农民负担问题。归根结底,不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也不论是来自政府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只要是农民不该承担或超越农民承受力,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一切费用或开支项目,以及农民应该享受而未能享受到的或损失了的权益,都应纳入农民负担管理范畴,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3,4]。

2.2 适时调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重点

以解决来自非政府渠道的农民负担为切入点,以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为保障,积极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新体制、新机制。一是加大对农资市场的监控力度,建立以政府指导价为主的农资市场价格营运体系和补贴机制,平抑农资价格,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除应积极有效打击非法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外,还应积极采取政府限价指导或向农资生产者、经营者、购买者给予一定补贴的措施,防止农资价格过快上涨,降低农民农业生产成本和负担。二是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监督落实并不断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提高合作医疗费用报销标准,严格控制医药价格和医疗费用的上涨,不断改善乡村医疗卫生条件,确实减轻农民医疗负担。三是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与扶持力度。按照城乡统筹原则,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进一步增加乡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比重,把原来和现在仍由农民负担的一些建设资金由公共财政承担起来,从根本上降低“一事一议”筹资酬劳负担。四是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延长农村义务教育期限,降低学历教育收费标准。尽可能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全部取消对中小学生的一切收费,彻底根除借收取诸如作业本费等之机收取其他费用的不良现象;增加对农村籍技校生、大学生的生活救济和补助,对报考师范、农林类院校或其他冷门专业且自愿到基层从事工作的农村籍学生,实行国家免费培养,切实减轻农民教育负担。五是加强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乡规民约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设。建立制约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和人情往来礼金不断上涨的约束机制,引导农民理性消费。

摘要：通过对一些乡村农户收入与负担现状的专题调研,分析了当前农民负担的主要表现,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负担,主要表现,减轻对策

参考文献

[1]胡建萍.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2009(12):329.

[2]徐志萍.新形势下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研究[J].中国经济与管理科学,2009(6):54-55.

[3]陈阳文,覃永晖,丁洁.新时期减轻农民负担的对策研究[J].大众科技,2007(7):195-196.

小说阅读之主要表现手法 篇3

小说的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主要包括表达方式、修辞手法、狭义的表现手法和情节安排的技法等。

高考命题一般不会单独考查小说的表现手法，而是常常和小说“三要素”联系起来，考查表现手法对人物塑造、环境营造、情节推动所起的作用。阅读、解答这类题时，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其一，从选材组材角度，看材料和中心的关系，主次详略是否得当，材料是否典型、真实、新颖、有力。

其二，从表达方式角度，看各种表达方式是否运用自如，灵活多变，包括：直接抒情（直抒胸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借古讽今、怀古伤今、象征、联想与想象，《考试说明》要求掌握的九种修辞手法（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反复）以及常见的双关（语义或谐音）、反语、通感等。

其三，从狭义的表现手法角度，体现在小说对故事发展的叙述上，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平叙等；体现在叙述的人称上，有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区别；体现在小说营造环境、安排情节、塑造人物、表达主题等方面，有铺垫、衬托、渲染、伏笔、照应、悬念、突转、抑扬、对比以及各种描写方式[多视角描写（远近高低）、多感官描写（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相结合）、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白描、细节描写、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

其四，从情节结构角度，看开头结尾是否各有特色，如开门见山、曲笔入题、卒章显志、以景结情等；结构是否严谨、完整、匀称，如层层深入、过渡照应、伏笔铺垫、以小见大、设置悬念、制造波澜、曲折有致、欲抑先扬或欲扬先抑等，并了解它们对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所起的作用。

其五，从语言运用角度，看语言是否准确、简练、生动、形象，各种修辞手法创造出了怎样的意境及表达效果如何等。

常見题型：文中运用了什么表现方法及其对塑造人物形象所起的作用？文中所用的表达方式是如何为作者表情达意服务的？作品在结构安排上有什么特色？在语言运用上有什么特点，能给读者提供哪些艺术审美情趣？

考生答题时可采用三段式，即技巧、内容、效果，也就是运用了什么技巧，表达了什么内容，收到了什么效果。有些文段所显示的表达技巧不只一个，所起的作用（收到的效果）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尽的，考生应从多个角度出发，条分缕析，以求答得更全面，更详尽。

本人主要表现 篇4

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坚决拥护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入党积极性高，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在理论上不断充实自己，有意识的培养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具备的素质。工作中，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生活中，关心集体、尊敬领导、团结同事，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群众关系融洽，能以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

翟天光，男，汉族，1985年12月出生，河北石家庄人。普通家庭出身，文化程度为本科，199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在河北省护路办工作。个人简历： 社会关系

同志主要表现材料 篇5

该同志自参加工作以来，政治觉悟高，在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上勤勤恳恳，学习上力求上进，作风严谨，为人谦虚真诚，处事公道正派，具体表现在：

在思想上，积极向上，能够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政治立场坚定。自觉坚持党性锻炼，注重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牢固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学习上，力求上进，自觉参加每周二、四的政治业务学习，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科学发展观等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xxx法》等与业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了驾驭工作的能力。

在工作上，踏实勤恳，任劳任怨，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该同志在工作中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对所搞的xxxx工作能够及时提出富有见地的思路和措施，并善于抓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善于预见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确保了全县xxxx网络的安全运行。该同志讲究工作方法，能够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工作；注重工作效率，对于比较复杂的工作能够及时拿出科学合理的方案；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该同志多次参加全国性的普查工作，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在历次普查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被评为“第一次全国xxxx普查全国先进个人”、“第一次全国xxxx查国家级先进个人”、“第二次全国xxxx普查国家级先进个人”、全省xxxx系统“计算机能手”、“xxx省第二次全国xxx普查先进个人”、“xxx省1%人口抽样调查先进个人”。

四风问题主要表现 篇6

1、会议多、文件多。存在文山会海问题、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会议和文件重复，内容空洞、照抄照搬、照转照发现象普遍。要精简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和会议决策效率。进一步加强各类文件、简报统筹和精简合并。文风应更为务实，增强可操作性。

2、检查多、评估多。达标验收、检查评估过多，干扰学校正常工作。有的项目前期、中期、完成都要评审，学校忙于填表汇报、跑专家。评估方式单一，建议不仅要注重对标志性结果的评价，还应该以学术为基础，建立量化指标体系，对高校进行定期监测评估。要进一步减少专项评审和检查评估。对“985”高校实行免检制度或自查制度，充分相信和授权重点高校。

3、项目多、评审多。人才计划项目、竞争性科研项目、评奖评优项目、示范性学校项目、工程项目繁多，学校和教师跟着项目跑，导致学校风气浮躁。有的高校反映，去年仅差旅费就1、41亿元，大部分是跑北京。建议精简整合项目，对大学实行预算制管理，将“211”、“985”经费转变为经常性经费，改变项目指挥大学的现象。

4、狠抓工作落实不够。花了很多精力，开了很多会、发了不少文，但是抓落实力度不够，缺乏具体检查指导，抓而不紧、抓而不实、抓而不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如高教三十条规定的鼓励高校利用自己土地资源解决教师住房问题，几乎没有进展。

二、在享乐主义方面

5、缺乏苦干实干精神。有些干部工作拈轻怕重、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争功诿过，不愿意吃苦受累、出力动脑，不愿意深入思考谋划重大问题，工作重点不突出，缺乏方向性、计划性。

6、担当精神需要进一步增强。存在老好人思想，怕丢选票、怕得罪人、怕伤和气。工作中怕冒风险、怕承担责任，胆子小、忧虑多，患得患失，不敢决断、不敢拍板。希望教育部大胆一点，敢试敢闯，勇于突破一些政策规定。

7、改革勇气不足、动力不够。教育改革还需要深化，力度还需要加大。希望教育部抓住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机遇，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加大教育综合改革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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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攻坚克难力度不够大。对群众普遍反映的一些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工作力度还不够大，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敢于攻坚克难，采取有效措施，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

三、在奢靡之风方面

9、铺张浪费比较严重。工作讲排场，追求高规格，为了所谓的“好事办好，亮事办亮”，不计成本，小事大做，追求奢华。开会不注重节俭，滥发公文包、笔、本、标牌，甚至送礼品。机关公文印刷发送存在浪费现象，应尽量通过电子政务系统、网络等形式传递文件简报，减少纸质公文。有干部反映机关干部办公室很拥挤，但部领导办公室过大。

10、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够牢固。受社会风气影响，部分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党性观念不强，自我约束不严。应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重视干部的基层锻炼，进行精神“补钙”。

四、在官僚主义方面

11、缺乏与基层群众的密切联系。深入一线、深入学校、深入课堂、深入师生不够，听座谈汇报多、看媒体反映多，多为接受二手信息，缺乏与基层干部、师生员工、学生家长面对面的沟通交流，直接倾听基层诉求不够。部领导和机关干部要定点联系省市、高校、直属单位等基层单位，定期与师生、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增进与基层群众的直接感情、直接体验。有机关干部反映，司局级干部和处级以下干部不应划分两个餐厅就餐。

12、深入调查研究不够。存在深入基层调研少，调研不深入、不细致、不全面、不科学的问题。要减少一般性活动安排，更多深入一线蹲点调研、专题调研、现场推进，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加强重大决策出台前的调研，科学论证政策可行性。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主动开展调研。调研中要适当增加专家学者、新闻媒体记者参加。改进国外调研方式，将组团短期国外调研、驻外教育处组调研、国内研究机构的课题式调研结合起来。

13、职能转变、简政放权不到位。存在管得过多、过细、过死，重审批、轻监管等问题。要加快取消和下放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加快落实部领导在中管高校书记校长培训班报告中提出的十个方面的放权内容，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在中高职衔接上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大力推进管办评分离，尽快建立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完善教育督导制度。扶持相关社会团体，建立购买教育服务的机制。

14、司局职责关系不清，工作协调难。存在司局职责不清、职能交叉重叠问题，跨司局的政策很难协调，司局间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各自为政、相互掣肘。例如硕博连读好协调，本硕连读由于涉及两个司难协调;试点学院改革政策没有落地，具体事宜司局分工不清晰;在医学教育八年制后三年的补贴问题上，几个司局意见也不一致;高校教师人事工作不知道哪个司局归口负责。要进一步明确司局职责，理顺司局关系，加强司局间业务衔接部分的统筹协调，强化综合研究、管理和服务职能。教育部内部机构改革时，要注意听取高校意见。

15、直属单位作用发挥不够。对直属单位重视不够、信任不够、作用发挥不够。要统筹处理好司局和直属单位的职责关系，尽可能把机关某些工作交给直属单位去做，充分依托和发挥直属单位的专业咨询、支撑服务作用。进一步关心支持直属单位事业发展。加强教育社团建设。希望有综合司局统筹做好司局和直属单位的沟通工作。

16、领导亲自动手撰写文稿较少。一些同志反映，部领导和司局领导很少自己直接动手撰写讲话稿和署名文章，要提倡领导干部深入思考，自己动手、亲自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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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办事办文服务效率低。对基层请示事项存在回复不及时，甚至长期搁置、不解释不批复的问题。个别司局和窗口服务单位，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亟待提高。门户网站“政策咨询”栏目意见不及时回复。要建立限时办理、批复制度，对高校提出的要求要给予明确答复，对不能批复的问题要及时解释、作出回应。要进一步优化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报备环节。建立首问负责制，加强督办落实。

18、布置工作不注意给基层留出合理工作时间。布置工作时间要求过急，基层刚收到通知就要求上报情况和材料，疲于应付。建议给予基层单位留出合理的办理时间。部里派出的访问团组，应尽量较早地确定具体行程，以便教育处组对外联系。

19、有些现行政策标准陈旧过时。现在仍在沿用计划经济时期陈旧过时的政策标准，比如高校办学基建标准、修缮经费申报审批程序、高校编制标准、高校生师比计算口径等。建议要抓紧修订完善。

20、需要进一步加大与其它部委沟通协调力度。存在许多制约教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教育部虽然做了许多努力争取有关部委支持，但力度仍显不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有关部委联系合作、沟通协调，为教育和基层单位创造更好的政策支持。例如高校科研经费预算问题、教师人事制度问题、教育电视台的发展问题、传媒集团的税金等问题。

21、与新闻媒体及社会的沟通联系不够密切。与新闻媒体沟通的机制不够完善，主动发声不够，回应媒体反映的问题不够及时。要加强信息交互、定期沟通。建立教育宣传专家库，并与新闻媒体共享，让专家主动发声宣传。建立教育媒体记者行业组织，以团队力量加大教育宣传力度。要加强信息公开，构建与群众沟通的平台。要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协调好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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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及对策 篇7

一大学生缺乏诚信的主要表现

当代大部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都是积极向上的, 把诚实守信当作人生的重要信条来认知并且践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极少数大学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诚信缺失, 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 没有良好的学风

学风不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考试作弊, 并且这种行为屡禁不止, 而作弊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如日常作业存在抄袭现象, 毕业论文不是自己完成而是从网上直接下载, 英语考试找外人进行代考。更有甚者, 居然还制定了详细周到的程序, 利用高科技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 一些平时表现不错的学生为取得高分也会铤而走险。这些现象对于学校的风气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2. 学费及助学贷款的拖欠

现在大学生拖欠学费也成了多个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国家规定大学生需要缴费上学, 但是强调不让大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辍学, 这就给一些恶意欠款的人提供了借口。再有, 在校大学生对于助学贷款的还贷, 也存在故意拖延和逃避还款的情况。工作之后, 有了固定工资足以还款时却不守承诺。这使得国家的助学资金难以回笼, 严重地影响了助学贷款政策的实施, 影响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们。有些学校为此不得不实行了“三证”扣押的措施, 也为此进行宣传, 但是毕业生不还款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就给学校及银行借贷带来了很多的不利影响。

3. 工作面试时缺乏诚信

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希望职位高, 薪水优厚。为了迎合用人单位, 他们就会伪造各种优秀的简历等相关材料, 小到成绩单大到各类奖状、校内社团任命聘书等材料。

4. 在虚拟网络中道德缺失

网络是现今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学习及社交平台。在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 还提供了丰富的知识, 然而它所带来的弊端也不容小觑。学生上网都是用文字进行交流, 所以很自由虚幻, 可能做出与现实人格不相适应的事情。盗看别人的电子邮箱, 发布虚假的消息及谣言、观看色情网站、制造病毒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网络的正常运行秩序。

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首先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一些人在经济大潮中丢失了基本的良知, 具体表现在急功近利、言而无信等方面。坑蒙拐骗、弄虚作假, 只要与自身利益无关便是毫无诚信, 大学生也深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政治领域的失信行为也颇为严重, 少数的官员为了追求政绩, 大搞形象工程, 劳民伤财, 又为了逃避责任弄虚作假, 掩盖事实的真相。其次是家庭教育的失误, 中考高考制度的制约, 使大众更加倚重于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无形中忽略了诚信教育。在中国式教育中, 非常多的家长他们只是注重孩子的成绩好坏, 而忽略了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 对他们的一些不诚实守信的行为没有给予及时的纠正。最后是学校方面的教育, 很多高校都缺乏健全的诚信教育制度, 一味地追求学生的成绩, 没有建立有效的诚实守信的考评体系, 对学生的日常生活缺乏关注, 对他们的诚信状况更是没有建立诚信档案。

三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

大学生的诚信教育需要学校和社会的帮助及熏陶, 针对当前的现状, 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措施。

第一, 营造诚信氛围。良好环境的熏陶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这就充分体现出了高校环境的重要性。高校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得学生置身于积极向上的环境中, 比如“无人监考”等方法, 培养学生的自觉意识, 开展各种以“诚实守信”为主题的活动等等。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促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守信品格。

第二, 可以建立大学生的个人诚信档案。所谓诚信档案就是学生的第一个信用记录, 这不但可以让学生很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也可以使他们更加注重完善自我、培养自我, 努力做诚信的事情, 以便得到更好的诚信记录。从学生入校开始便建立起诚信档案, 这样他们便会了解到诚信对于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 需要加强家校联系。家庭的信用教育与学校的信用教育同样重要, 学校教育少不了家庭的配合, 两者之间应该建立畅通的互动关系。可以定期地召开家长会议、家长联谊会等等, 宣传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让家长和学校一起来提高学生的诚信度。

摘要：高校已经把诚信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 对于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是一项长远而又迫切的任务。本文根据当代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行为, 分析其主要原因,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办法。

关键词：诚信教育,提高素质,大学生

参考文献

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现 篇8

我目前收集的可确定为隋唐官印的传世实物为四十六件，采集印迹汰除重复者为四十件，因为流散域外的唐文书上有些印迹已无法看清和摹录，故仍然有少数缺憾。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在此基础上进行。

关于印形与钮制

秦汉官印体制的延续，到南北朝告以终结。但隋唐官印形式并非突然发生的现象，它的出现既和隋唐重建南北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且更新各方面制度有关，也是由此前业已出现的印制递变趋势引导出来的结果。

秦汉官印规范的异化，在南朝和北朝同时都有表现，但由于两者政治谱系、人文背景的差别，演化程度和方向是不同的。南方诸朝以力图保持汉魏正法为主旨，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相对守成，官印的印文、形制大体去两晋不远，没有出现印形显著增大、印文格式过于变乱的现象。北朝一系则不然。首先是北魏、西魏的官印印形凸现普遍增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印面达三点三厘米见方以上的官印，如北魏“随县令印”（图一）【二】、“安昌县开国伯章”（图二）【三】、西魏“威烈将军印”。（图三）【四】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北魏和东魏的尺度已较汉尺长出二寸至三寸余，存世北魏铜尺实际测量较文献记载又略长【五】；而南朝刘宋的尺度近于晋前尺，为二四点六厘米，齐、梁、陈沿用刘宋之尺度。汉晋三公以下百官印以“方寸”为定制，印面实测数据与当时实际尺度有关，故南朝官印的印面均接近于晋制。我认为这也是鉴别魏晋南北朝官印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标准。有人据钤有“永兴郡印”的《杂阿毗昙心论》写本提出自南齐印面增大并出现朱文，这不仅与南朝尺度不符，同时印文的风格上也差距太大。《杂阿毗昙心论》的书法不类南朝宋、齐时风格，且印记亦完全可能由后世所钤。更主要的是，隋的制度多直接脱胎于北周而有所增省，这与隋政权是在北周内部更迭中取得存在密切关系。官印的实际尺寸在北周进一步增加，这是因为北周的印制又有所变化。《隋书·礼仪志六》云，北周皇帝八玺中，六玺方一寸五分，按北周市尺同于北魏，寸五分相当于今四点四四厘米，已约为汉帝玺的一点五倍。【六】王公、诸侯印皆寸二分，约合今三点五五厘米。定制的变化加上实际尺度的变化，这是北朝官印较汉晋官印印形增大的主要因素。

近年出土的北周官印有的实际尺寸还不止于此。可确定为北周大象元年（五七九）的“天元皇太后玺”（图四）【七】，印面为四点四五厘米见方，合于上述“寸五分”之制。西安汉阴县发现的北周“卫国公印”（图五），印面更达五点五厘米见方。【八】这个标准，与隋唐官印的平均值相同。从《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督摄万机”木印“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的规格来看，北周对官印尺寸似作了变动。可见，隋官印印形的定格是由北朝一系官印尺寸逐步递增的结果。“卫国公印”的钮式和自名，使我们找到了秦汉印制转变为隋唐印制的中间偏后类型。自名和钮式是官印制度的内容之一。汉晋时期（除王莽外），官印自名“印”、“章”的官阶秩级界限是分明的，与之相对应的是鼻钮和龟钮两种标志。在北朝，这些标准已出现变动。如太守名“印”，鼻钮，有北齐“平原太守印”（图六）【九】；又有太守无“印”字而铸龟钮，如东魏“颖（颍）川太守”。（图七）【一○】各种名目的杂号将军也多名“印”而不用“章”。还有刺史名“印”成五字之式，如北魏“怀州刺史印”（图八）【一一】，都与汉晋印制不同。这些变化，深层的因素在于北朝时期官品、职位、俸禄出现了与汉晋不同的新序列，当然也有各朝印制紊乱的因素。“卫国公印”以公爵名“印”，改鼻钮，与西晋龟钮“宣成公章”（图九）【一二】、北燕龟钮“范阳公章”【一三】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北朝后期，官印名“章”的范围逐渐缩小而大多代之以“印”，百官印中的金“章”一级大约也虚有其名。这样，印制较汉晋为简化，直到隋唐，除了帝、后玺宝，百官印完全使用鼻（橛）钮铜印，并取消自名“章”的一级。

再来看鼻钮的形变。我们说“卫国公印”是一种秦汉印制转为隋唐印制的过渡类型，可以从北魏“怀州刺史印”、“随县令印”和北齐“建州刺史印”（图一○）【一四】、“平原太守印”等若干代表品的钮式序列中找到它的坐标。显然，它和隋代如“观阳县印”（图一一）、“桑干镇印”【一五】、“崇信府印”（图一二）【一六】的鼻钮有所不同。从这一角度看，也证明它应属北周赐印，而不可能为隋代之物。但由上揭诸北朝印鼻钮的形态来看，其特点是钮身较低，穿孔圆形而稍大，与南朝一系的代表性钮式—碑状钮不同，钮体较两晋时期略细。这样看来，“平原太守印”、“卫国公印”的钮制，也应是隋式印钮的直接来源，与刘宋一系没有更多的渊源关系。当然，隋建立后所颁官印是经过规范化、制度化的，现已确认的几件隋官印，钮式统一，制作规整，一律作朱文小篆，确立了中国印史上新的官印模式。

朱文官印也不是隋代突然成形的。《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传国玺为“隐起鸟篆书”，“督摄万机”木印亦为“隐起篆书”，这种所谓“隐起篆书”即是朱文。同书并说此印“常在内，唯以印籍缝”，可知北齐时期确已采用钤朱的方法。我们在唐代文书上看到了“印籍缝”的遗迹。在纸质文书上钤印，朱文方能获得与封泥时代白文印抑出凸起文字同样清晰的视觉效果。故只有改变印文形态，才能合于长期积淀的社会视觉习惯，这是目的相同而使用机理不同导致的变革。但北朝朱文官印过去未见实物遗存，“天元皇太后玺”和“卫国公印”的发现，得以印证隋唐朱文官印确实是承接北朝而来。这是两印出土最为重要的印学意义所在。目前所遗北朝官印仍多为白文，则官印改为朱文形式应当缘于北周时期的制度变更。王献唐曾推论朱文官印起始于隋开皇九年（五八九）【一七】，现在根据新出实物资料看来，恐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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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官印演变中，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它潜在的一个动因，即：朱文官印的行用，是与封泥之制的衰退相联系的，封泥方式的废用又是纸张普遍使用后的必然结果。至于北周及隋官印增大，除了与汉晋时期尺度上的差别以外，由封泥之制转变为直接蘸色在纸上钤印，也使得官印的尺寸增大不仅必要，而且不再存在使用的障碍。

关于官印性质

隋唐印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职官印转化为官署印，使得官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官署印已不再由官吏个人佩系，而是官署行使职能之公器。关于官署印取代职官印，《南史·孔琳之传》记：东晋末时孔琳之已在奏文中提出“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的主张，但这个过渡经历了较长时期。南朝、北朝遗存印章中，将军、五等爵的比例较此前提高，但仍存有不少的县令官印，其中只铭署名而无官称的，迄未一见。这样看来，中央及地方行政官署印体制的完全建立，是隋代的新政。但有一点需要明确，隋唐实行官署印主要是中央省、部、司和地方府、州、县，军政兼职部分如节度使、经略使、安抚使等仍署本官名，这与其设置的特殊性质有关。

官署印相应地形成与此前职官印不同的管理制度。《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督摄万机”印“常在内”，使用时“左户郎中、度支尚书奏取，印讫输内”，可见北齐时已出现领用、保管的规范。从现存实物并见诸史籍记载的数据来看，北宋初年严格实行以印牌取印，“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一八】，这种制度是经过隋唐逐步完善起来的。《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唐僖宗文德元年（八八八），西川监军田令孜“夜入（王）建军，以节度观察牌印授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记载：五代末高继冲“纳牌印，遣客将王昭济等奉表，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三千户来归”，乃是唐、五代实行印牌制度的证明。

附此还要谈到隋唐官署印封贮的问题。官印不佩，形制益大，便产生了封贮的问题。《隋书·礼仪志七》记：隋制皇后金玺“冬正大朝，则并黄琮，各以笥贮，进于座隅”。帝后玺置之笥内封贮应当是古制。宋钱易《南部新书》云：“二十四司印……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匮加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这是唐长庆四年（八二四）以后的事。如果钱易的话不误，则存有印匮加鐍的印，是属于唐代所铸的一个判断依据。由钱易的话证实这种印匮是可封锁的。宋赵升《朝野类要·职任·牌印》说：“用印毕，封匣，复纳之。”唐代官印匣已出土三件，即浙江绍兴所出“会稽县印”（图一三）、安吉出土“金山县印”（图一四）【一九】和广西隆安县出土的“武夷县之印”（图一五）。【二○】三件印匣形制大同小异，不是同范所铸，但两侧均有耳供穿系，盖与匣身另有锁环对合，可加锁封固，显然是起到保护印体和防止非法钤印的作用。“会稽县印”、“金山县印”两印的印匣承浙江省博物馆的盛意，我曾仔细观察。“金山县印”印盒底部发现有印泥的依稀残迹，如果不是属于后来污染所致，这种印匣是否兼可充作盛装印泥之用？

由职官印改为官署印并专门封贮管理，而不再个人佩带，钮孔的功能渐渐消失。“会稽县印”和中唐以后的“平琴州之印”（图一六）【二一】等若干无孔鼻钮的出现，已表明向橛钮过渡的趋势。

关于印文的排列格式和辞例

官印文字排列格式，南朝一系基本上实行晋的模式，即：官印四字等分；五字为“章”者则作三行，末字独占一行；六字为“印”作三行等分；凡官品较低不称“章”者，如杂号将军、长史、司马，多加“之印”以成六字，因六字印的等级同于四字。但在北朝官印中，情况已有变化：大量出现五字称“印”者，甚至六字称“章”者作两行排列的格式，包括各种杂号将军印、刺史印、开国伯章等。“天元皇太后玺”和“卫国公印”均如此，后者改“章”曰“印”，也说明北周时公爵亦已不再名“章”。这种排列格式和自名的变乱，实际上突破了汉代形成的以不同的排列格式及自名“印”、“章”来区别不同秩级官印的规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官印名“印”界限的宽泛，以及五字、六字印多见不再分作三行的格式，直接地为隋唐官印所承接。有背款纪年的隋官印中，目前未见有五字的官名；类于隋印的“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二二】虽九字，也分作两行排列。（图一七）承隋制的唐代官印，五字、六字者均如例。只有印文较多而又笔画繁密者，如“鸡林道经略使之印”【二三】，两行无法容纳，乃分作三行。（图一八）至此，印文排列已仅仅是一个因文相宜的布局过程，而不再是循章依例的等级制度的体现；印文与正式官（署）名称相同，也就是说隋唐官印中体现的官（署）名是完整的，而不像汉晋那样为了满足印文字数的限定，有时对官名作出简缩。【二四】这一改变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这是隋唐官印体制的一个历史进步。

现存刻有开皇、大业年款的四印，印文都未出现“之”字，而在无年款的、一般认为是唐代之物的中央、地方官署印中，大多出现了“之”字。所以罗福颐在《偻翁印话》中将此作为一条参考标尺【二五】，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注意的隋唐官印的一个印文辞例现象。我在一九九六年发表的《若干唐官印的考释及相关问题》，文中【二六】曾认为：唐印标准品中也有若干不见“之”字而在官署、官职、行政地名后直接名“印”的，如“金山县印”、“会稽县印”、“豫州留守印”（图一九）。【二七】这些印，年代跨度由唐早期至晚唐，官印类别涉及县、州及京官，则唐代官印不用“之”字的辞例仍然存在。至于州、县名为单字的，加用“之”字，显然是为了满足四字的基本布局需要。而属唐前期的《景云三年七月九日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上所钤的“中书省之印”【二八】，已见用“之”字。有人认为盛唐尚未用“之”字，亦无据。因此，唐代官印自名“之印”，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辞例习惯，而未必是定制。鉴别时应当结合钮式、印文书法及外证诸方面因素来判断。

关于官印等级的形质标志

官印质料上的等级，秦汉印制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以玉、金、银、铜分出从天子到中下级官吏印章的四个等次。这在佩印时代有它的标志作用，而在转变为官署印后，质料、钮式的区别渐无实际意义。官署机构的高下，主要在印文中体现。所以《宋史·舆服志六》曰：“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这里特将唐与汉制作比照，显然是强调唐官印质料上的变化。现存唐代遗印，自中书省至州、县及经略使都为铜印，亦无鎏金的报道。唐承隋制是没有问题的。从北周“卫国公印”亦为铜质来分析，这种变化也在北朝末期已经出现。但《隋书·礼仪志六》说：北周百官印仍分龟、鼻钮式及按七命以上、三命以上各以银、铜印为别，而国公为九命，铸作铜印，是否在北周时期又经历过印制的变故，目前尚不能找到史料的解释。《新唐书·车服志》记：唐天子诸玺（宝）以玉质螭钮，皇后、太子等以金玺，唐皇太子为龟钮，隋制皇后金玺螭钮，我们暂将它看作一个层次。唐帝玺用玉、螭（龙）钮，在前蜀王建墓出土的谥宝上可以得到间接印证【二九】，其他尚无实物。这一等级的玺印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使用，实质上仍沿袭着汉晋的体制，但在印形、文字、品种方面，随着百官印章变化也起了一些变化。下一个等级就是诸官司印，在质料、钮式上是统一的。最低是“记”，在唐代后期大约已经出现。“记”仍为铜质、鼻钮，在五代进一步由方转长方。这是传世实物中提供的信息。北朝时期同为太守印，或作鼻钮，或作龟钮，而皆不用银印，这种变乱出现某些简化因素，为隋统一后的变革所接纳，这也是官印体制的一个进步。宋代随着政治严密和皇权的强化，在承唐印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若干形质上的复杂因素，使隋唐印系走向更为严密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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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官署印和部分职官印中形质等级不再凸现，实际上是将原先由官印承担的那部分表明职爵、品秩的功能分解到制书、佩符上。我曾在《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一文中论证，汉晋时期授官（爵）颁印是不可分离的【三○】，颁印既是任命书，又是供佩带显示等级、地位的凭物。官署印不属个人，必须有其他物化的标志。《北史·隋本纪上》及《隋书·高祖纪下》均记：隋开皇九年（五八九），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十年，颁木鱼符于京官五品以上；十五年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新唐书·车服志》对鱼符的功能记述是“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并对太子、亲王、侯、庶官的鱼符质地作了说明。加上银袋、金袋的不同，很明显，隋唐鱼符表明身份和等级贵贱是原先印章功能的转移。官吏任命的凭信是制书。《新唐书·百官志》“中书令”条下述及王言之制有册书、制书等，制书乃行“大赏罚、赦宥、滤囚、大除授则用之”。制书中专用于命官的文书，即是告身。唐的官吏任命文书制度也是缘起于隋。这样，告身为命官的凭信，鱼符是随身佩系的贵贱品级的表征，两者正是官署印体制的一种相应补充。王献唐因此认为开皇九年也即是官署印体制的开端。【三一】

关于官印背款与制作

官印的背款问题，也是隋唐印制中一个令人注目和引起不同看法的焦点。隋印有开皇、大业年款者，已见四件。唐官印中“涪娑县之印”【三二】、“中书省之印”、“唐安县之印”【三三】、“天门军之印”（唐渤海）【三四】、“武夷县之印”、“平琴州之印”六件发表有释文背款，刻有年款的迄无一见。（图二○至二二）过去有以唐官印未见年款发现而怀疑这几件隋官印年款为伪刻的看法，我已在此前讨论过这一问题【三五】，认为伪刻的可能性不大。隋唐印的有无年款，是一种制作风气的转变，隋唐官印在背款上都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北朝、隋的铜佛像多见凿有年款，而唐代又遽然消退。它和北齐“平原太守印”凿有“上”字边款一样，是逐渐酝酿中的制作习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年款、铸印机构款形成制度，目前所见在北宋太平兴国以后，但隋唐先后出现的年款、释文款无疑是其雏形，亦为其后官印吸纳，到金元时期更形成健全的格律。

隋唐官印的铸造、管理，各有专署，这一原则与秦汉制度相同。《新唐书·百官志》“门下省”有“符宝郎”四员，主要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隋的符玺局，职掌也相同。但外官的官署印不在其管理范围内。铸作官印是中央统一管理由唐礼部掌给“内外百官铜印”及“鱼符之制”。礼部并有“铸印官”。《宋史·舆服志六》记：北宋初“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这段文字说明，唐宋间将官印文字仍称作“缪篆”，唐代官印是有专人篆写、制作的。《文献通考·王礼十》记：五代并有专书宝文的冯道。北宋同样如此。这与我们今天看到诸多隋唐官印文字风格极为相近的现象，是冥合的。如“涪娑县之印”、“唐安县之印”、“静乐县之印”【三六】、“武夷县之印”、“蒲类州之印”【三七】一组，还有“尚书兵部之印”【三八】、“尚书司勋告身之印”【三九】、“中书省之印”一组，“会稽县印”、“金山县印”一组等等，篆法均如出一手，说明官印的铸作是集中专署的。（图二三至二六）铸造还要得到奏准，如：《唐会要》卷五十四《省号上》记：建中三年（七八二）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新唐书·宗室传》记：王定远“自以有劳于（李）说，颇横恣，请别赐印”，得到允准；又《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八三七），“吏部奏长定选格，请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别置印一面，以「新置南曹之印」为文，从之”，都是例证。

隋唐官印的制作，有直接铸文、二次铸造（焊铸）和凿刻文字三种。直接铸文和焊铸的印文，过去常被混为一谈，认为隋唐官印皆属焊铸的“条带印”。其实朱文深铸的工艺，在战国已见成熟。魏晋朱文私印，字腔亦深达二至三毫米。这类朱文都出于失蜡铸造。从隋唐官印的印迹来看，绝大部分属于这一制作方式而不是相反。判断是否直接铸文，并不太困难。所谓“条带印”的工艺适应性有所局限，遇有过于繁密的印文则难以普遍使用，且易在频繁使用过程中断脱笔画。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东□县之印”，中一字部分笔画脱落，印文无法辨识；“会稽县印”，“会”字亦脱下半。可见“条带印”工艺并不是一种先进的工艺，故在唐印中并不多见。我曾见过的“金山县印”和“会稽县印”及见存拓本的“昌宁州之印”【四○】、“国宁州之印”（图二七）【四一】，都存在线条均匀、交笔处时见脱焊的特点。焊铸的工艺，好处是改变了预刻字模的工序。这种工艺，在北宋的朱记和私印中偶见孑遗，但北宋名“印”的官印已不再见有焊铸方法制作的。

凿刻的工艺，同样少见。上海博物馆藏“平琴州之印”，凿刻的印文明显较浅，当是出于某种特殊情势，不是唐代官印制作的通例。

以上所述隋唐官印无论直接铸文还是焊接，都具有将字腔铸得极深的特点。如“殿中省行从之印”（图二八）【四二】和“金山县印”均深近一厘米。究其原因，除了沿袭魏晋以来朱文印的工艺传统，还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官署印的使用范围广泛，频率很高。从现存钤有官（署）印的唐代遗物来看，有告身、过所、县乡籍、账本、各种名目的官府公文、信函甚至于庸调布，很明显，这些需要钤印的对象，数量是惊人的。而且，唐代钤印的方式多在每纸文书不同部位钤印多处，如《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钤有“伊州之印”、“沙州之印”、“瓜州都督府印”，其中“沙州”、“伊州”印重复两处（图二九至三一）【四三】；《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残纸见钤“敦煌县之印”八处以上【四四】；《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一纸上钤“沙州都督府印”三处（图三二）、“敦煌县之印”十七处，骑缝处密集程度几近无隙【四五】；同一“高昌县之印”，在永淳元年（六八二）《高昌县储粮状》中钤五处【四六】，神龙三年（七〇七）《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局部）见钤四处【四七】，在《高昌县为申曲嘉琰请过所状》见三处。【四八】如此繁密的钤印方式，当然必须较耐磨损。我们在唐代敦煌文书上的印迹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有的印文中部分字画已相当粗重，甚至缺残笔画和边栏，如《西州高昌县籍》上所钤“高昌县之印”【四九】，《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上所钤“敦煌县之印”，因此出现重铸新印的情况。“敦煌县之印”在上揭文书中出现不同的两方，大历四年（七六九）者当属重铸。印文深铸可以增加使用寿命，并且不易为印泥所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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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附说，这些印迹还使我们了解到了唐代官印在行政活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唐代文书骑缝印的钤用方式。

二、隋唐时期在一些范围内还保留着抑用封泥的方法，字腔较深易使朱文笔画在封泥上清晰映现。唐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一百六十余块来自十余个州的抑有官印文字的封泥，上面留有朱红色的印迹，是官印钤朱和抑泥兼用的证明。在此前发现的“褒州都督府之印”（图三三）、“硖州之印”封泥【五○】，也是如此。

显然，隋唐官印的铸作工艺风格主要是其使用上的适应性使然。这种工艺风格，影响延伸至两宋的官印和唐宋的私印。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但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唐印中，又有“尚书兵部之印”、“博陵郡之印”【五一】、“相州之印”【五二】、“蒲州之印”【五三】、“夏州都督府之印·银州之印”（两面印）（图三四至三七）【五四】等陶瓦印。这些陶瓦官印也有中央、地方两类，印面均在五点四厘米至五点五厘米见方。新出的陶印呈平板形，无钮，厚度分别为一点〇厘米和一点四厘米，可见规格、印文风格上比较接近。其中谨严者如“尚书兵部之印”、“博陵郡之印”的“尚书”、“之印”与“尚书司勋告身之印”、“中书省之印”的相重之字，书法全同，可以看出有的陶印并非地方自制。有研究者认为它们是殉葬所用。按隋唐官署印不为某人专属，制作明器殉死，于理未合；且南北朝以后，官吏升迁行状皆铭载于墓志，不赖印章殉葬以表明生前官职，故近世考古发掘唐宋墓中不见官印随葬之例。这些陶印，既发现于各地，又为朱文，也与铸印工序无关。前文已述及唐代官署印的使用繁剧，不可或缺，而铜印的铸作直至递送颇费时日，唐时行政机构及州、府的更置又常有发生，故笔者认为，它们属于正式官印缺位时的暂用品的可能性较大。

从以上材料的分析中，可以这样认为：隋唐印制的形成过程中，核心的环节是封泥→钤朱的转变和职官印→官署印的转变，

由此带来其他一系列相应的形式表现。隋唐印制的若干主要因素孕育于南北朝后期。南北朝职官制度与印制主要来源于汉晋。在南北分割的情势下，北朝由于其文化背景的差异，印制蜕变更为先行。隋建立后的官制、印制虽也有南朝因素的渗入，但主导方面承续北齐、北周是根本性的。隋代尽管是一个短促的朝代，但如同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建树一样，中国古代官印制度的重大转折是在隋时实现、经唐代完备起来的。隋代的官印风格，与唐代不会差异很大，这可以从隋“崇信府印”与武德年间的“齐王国司印”的比较中看出，故两者的鉴别比较细微。本文意在讨论隋唐印制的有关表现，对此不拟展开。

隋唐是秦汉以后中国印史发展的又一个枢纽，把握了这个枢纽，就得以挈领其后一千三百多年间官印体制演变的脉络。隋唐官印体制也是笔者长期感到困惑而充满兴趣的问题。隋唐官印的若干一般特点，并不完全是笔者的首先发现，王献唐、罗福颐先生都曾作过精要的概括，是他们的先知启示我们沿着这一方向寻求认识的明晰和深化。笔者选取的角度仅仅着重于对官印实物及印迹上所反映的若干现象的研究，试图在与政治和整个印制史联系中寻求隋唐印制的成因、走向及其各种特征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果这些肤浅的认知较此前有所推进，则完全得力于近世新材料的发现。

（原载《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