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与合同是什么与合同（共6篇）
赠与合同是什么与合同 篇1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法学阶梯》规定：“……当赠与人表示他的意思时，不问是否采取书面方式，赠与即告成立。朕的宪令规定这些赠与应以买卖为范例，并使赠与人负有转让的义务……”显然，在罗马法上赠与为诺成合同。《日本民法》第549条规定：“赠与因当事人一方表示将自己财产无偿给予相对人的意思，相对人受诺而发生效力。”根据该规定，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赠与合同即发生效力。显然，在日本民法上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同样台湾地区的民法也规定了，凡赠与合同，不论以动产抑或不动产为标的，均为诺成合同。只是除经公证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义务之赠与外，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情形下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合同法》之所以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是为了实现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障受赠人利益的需要。因为如果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则赠与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后可不受任何约束。不仅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会使受赠人因相信赠与而为接受赠与所作出的准备、付出的花费得不到救济，这对于受赠人显然不公平。所以赠与合同应为诺成性合同。同时也为了顾及赠与人的利益，允许赠与人在一定条件下可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确立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赠与物权利尚未转移，即对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交付，对不动产而言赠与人尚未办理登记;二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依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之见解，赠与之撤销以赠与合同完全成立即生效为前提，在意义上相当于合同的解除权。由此可见，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的存在以赠与合同已有效成立及赠与物尚未交付或办理登记为基础。因此，只有在赠与合同具有诺成性的前提下，才有任意撤销制度存在的必要。反之，如果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因赠与物之交付或办理登记与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必须同时发生，任意撤销制度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赠与的任意撤销制度本身就是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最直观的标志。
二、赠与合同的撤销制度
赠与合同的撤销，是指赠与人在赠与合同生效后，依照法律的规定撤销该赠与合同，使之归于无效的行为。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合同，为保证赠与人的利益，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赠与的任意撤销、法定撤销、穷困撤销(又称穷困抗辩、紧急需要抗辩、拒绝赠与之抗辩或赠与履行之拒绝)。
赠与人的撤销权(也有学者称“撤回权”)在性质上属于形成权。立法之所以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其主要原因在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因为在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获对价而负担给付义务，其对赠与人的拘束力应比有偿合同低才较为公正，并且表意人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固然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在无偿的赠与合同中，若赠与人赠与的表示系出于轻率，则使其如一般的表意人那样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不但对赠与人不利，而且使赠与人获得额外的利益也欠缺正当性基础，因此，在赠与合同业已经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成立以后，应允许赠与人的反悔，即在一定条件下收回其意思表示，可以说，建立于无偿与轻率保护基础上的任意撤销权实际上就是允许赠与人“说了再吞回去”。这与解除权具有类似性。而对于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来说，立法在受赠人有忘恩负义、不履行附负担赠与中所附义务等行为时赋予赠与人以撤销权，使其得以提前消灭已生效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在这个意义上，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在性质上也类似于解除权。
(一)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
合同法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这就是赠与的任意撤销。该撤销之所以有“任意”之名，在于对于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而言，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赠与人无须任何理由，即可撤销。
一般情况下，合同依法成立后，债务人即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享有给付请求权。但对于赠与合同来说，由于其具有无偿性，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即可获得利益，双方地位严重违反均衡正义。我国学者谢哲胜先生所言“仅一方当事人即利益出让方负给付义务，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因此，法律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立法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就是优遇赠与人的措施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任意撤销权实际上是通过缓和赠与合同的约束力来实践优遇赠与人的目的，最终获致公平正义。
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赠与的财产权利尚未转移
赠与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只能是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为什么赠与能否任意撤销以权力转移为标准呢?这因为有的情况下，赠与合同成立后，受赠人在已经为接受赠与财产作出物质上、经济上或者精神上准备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特别是在受赠人已经接受赠与的时候，赠与人又把赠与的财产要回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既对受赠人不公平，也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虽然赠与是赠与人单方的无偿行为，但在此种情况下，赠与人撤销赠与也可能会对受赠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对社会道德也是一种冲击。因此，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合同法对赠与人在赠与合同成立后撤销赠与作了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进行的限制性规定。“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的情况，既包括赠与财产未交付给受赠人，也包括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还包括赠与财产已交付给受赠人，但应当办理而未办理财产所有权转移手续的情形。赠与的财产已转移其权利的，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如果赠与的财产一部分已转移其权利，任意撤销赠与仅限于未转移其权利之部分，以维护赠与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稳定。
2、须非为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合同法》对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范围进行了限制，即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对于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来说，赠与人不仅负有承诺赠与的法律义务，而且负有赈灾扶贫救困的道德义务。为了维护这类赠与法律关系的稳定，完成道德义务，本条款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对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合同法》之所以规定不得撤销，一方面主要是考虑到赠与人若采取此种方式与受赠人订立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人员的解释和说明，则应当已经考虑周详，如果再授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既有失合同的严肃性，也使受赠人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公证的效力来说，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直接具有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所以，这种合同不得撤销。这对于严肃国家公证机关的公证力，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证财产权利关系相对稳定是必要的。
(二)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是指在出现法律规定的可以撤销的特定情形时，赠与人取得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发生下列事由时，赠与人或其继承人、代理人可以行使撤销权撤销赠与：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受赠人如果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这表明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将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赠与合同也将失去存在意义，因此，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这一要件要求：第一，须受赠人实施了侵害行为。受赠人的侵害行为不以直接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的个人法益为限，受赠人有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法益之罪，例如妨碍选举、诬告、伪证、伪造文书等，因其间接或同时侵害个人法益之罪，亦有适用。第二，须侵害的对象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第三，须侵害行为达到严重的程度，而不是轻微的、一般的侵害行为。何谓严重侵害，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予以界定，造成实践操作中的困难。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须为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若仅为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则不发生赠与人的撤销权。《法国民法》规定，“受赠人对于赠与人犯有虐待罪，轻罪或侮辱罪时”，赠与人才得以受赠人有负义务行为而撤销赠与。《意大利民法》规定，“只有在受赠人犯有本法第463条第1项、第2项和第3项规定的罪行的情况下，或者在受赠人故意严重伤害赠与人或故意使赠与人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才允许以忘恩负义为由提起撤销赠与的诉讼。”我们认为，凡是受赠人实施的、足以危害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的任何行为，均为此处的严重侵害行为，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名誉等行为。
2、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如果受赠人没有扶养能力或丧失了扶养能力的，则其不履行扶养义务有客观原因，赠与人不具有撤销赠与的法定权利。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这一要件要求：赠与合同约定了受赠人负有一定义务;赠与人已将赠与财产交付于受赠人;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应当依约定履行其所负义务。在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了赠与财产后，受赠人如不依约履行其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也有学者认为，所附义务非因受赠人之事由不能履行或者不必要履行的，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我国《合同法》第192条并未区分不履行约定义务事由，有不妥之处。在此，笔者也认为，当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是由于不可归责于受赠人的事由所致的，赠与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4、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本条对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未作限定，因此只要受赠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论其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就可以行使撤回权。不过应注意，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必须与受赠人的违法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若赠与人的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并非受赠人违法行为的直接结果，则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得行使撤回权。
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将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也作为法定撤销权行使的事由之一，如《德国民法》规定，“赠与人的继承人只有在受赠人故意和不法行为……妨碍撤回时，才享有撤回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规定：“受赠人因故意不法之行为，……妨碍其为赠与之撤销者，赠与人之继承人，得撤销其赠与。”对此，我国合同法尚未规定，实为法律的漏洞。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受赠人故意妨碍赠与人行使撤销权时，应当类推适用受赠人实施违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的规定，赋予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以撤销权，以达到同样的不向受赠人为赠与的目的。
(三)赠与合同的穷困撤销
我国《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即“穷困抗辩权”。穷困抗辩权又称紧急需要抗辩权、拒绝赠与之抗辩权或赠与履行之拒绝权，是情势变更原则在赠与合同中的具体体现。在赠与合同成立后，遇有特定情势时，赠与人可行使穷困抗辩权，拒绝履行其对受赠人所负之给付义务而不负担债务不履行责任。《德国民法》第519条规定：“赠与人因赠与使按其身份之生计或法律上扶养义务之履行频于危殆时可拒绝履行。”台湾地区民法第418条规定：“赠与人与赠与约定后，其经济状况显因赠与致其生计有重大影响，或妨碍其扶养义务之履行者，得拒绝赠与之履行。”
其实，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由于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
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并不足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因为穷困抗辩权并没有像撤销权那样使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财产。可是实际情况往往是赠与人陷于窘境，经济极其恶化，难以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再赋予赠与人对已履行的部分以撤销权呢?笔者赞同学者们的观点：出于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当使赠与人享有抗辩权以外的穷困撤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
赠与合同是什么与合同 篇2
[提要]由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与无偿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允许赠与人随时食言(赠与人的法定任意撤销权),体现了鼓励并保护善良赠与人的立法意图,然而赠与人的法定任意撤销权却可能与受赠人对赠与的合理信赖发生冲突。文章旨在探讨赠与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置,进而论证了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对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的影响,确定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论述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赔偿责任之构成要件及信赖利益赔偿之范围。
[关键词] 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信赖利益;损害赔偿
[作者简介]刘璐(1986—),女,南昌大学研究生院2007级法学院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00)
从赠与合同的性质来看,作为一种单务合同,在赠与关系中,仅有赠与人负担给付义务,而受赠人不承担相应对价的义务。所以我国在法律制度设计上赋予了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是指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得基于自己的意思而任意撤销合同。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立法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无偿合同必然导致双方利益失衡,导致合同违反自由正义,违反人性,因而要赋予赠与人反悔的权利以资救济。而其实际的规范功能则在于配合赠与合同为不要式诺成合同的规定,共同实现对赠与合同效力的控制,以体现赠与合同无偿性的特征。
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赠与合同成立后,倘若受赠人对赠与赋予了合理信赖,并发生了信赖利益的损失,此时赠与人是否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倘若赠与人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由于该项权利系法定,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行为阻却违法性,是否意味着赠与人对受赠人的损害不负任何责任?如果赠与人应承担责任,则受赠人又能得到何种救济呢?我国合同法未对此做出规定,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一、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撤销赠与的,其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一经作出,该赠与合同即为撤销。《合同法》对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的具体形式未作要求。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如果赠与合同规定了给付期限,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就必须在规定的给付期限内,逾期再行使撤销权,对逾期给受赠人造成损害的,受赠人可按不履行财产权转移义务要求赠与人承担违约责任。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依法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这种撤销权虽名为“任意”撤销,实则并非毫无限制。《合同法》出于赠与之无偿性、诚信原则之维护以及赠与对受赠人之意义等多方面的考虑,在第186条第2款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但笔者认为,仅作此规定是明显不够的,并且其中存在不少问题。
二、受赠人利益保护的合理性
(一)从赠与合同的性质角度分析
与其他合同相比较,赠与合同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单务性和无偿性。赠与人愿意赠与受赠人一定的财产,而不要求受赠人的对价,当然,这个对价是利益构成的,也就是财产。在有些情况下,赠与人会要求受赠人为一定的义务,这就是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但是这并不否定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因为,所附的义务是要求受赠人为一定的行为(或者有时候对某事的不作为),即使这个作为或不作为可能让受赠人损失小于获得,但这并不是直接向赠与人交付财产,并不构成财产上的对价。有偿和无偿的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债法上:无偿行为中义务方负有的谨慎义务要求较低,不得准用买卖合同的规定。无偿合同是仅当事人一方为给付,他方无对待性给付的合同。所谓“无偿”实际上就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的利益给付不能同时换取对方的对待性利益给付。因此,有偿、无偿对合同制度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有无利益对价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影响。
(二)从对价理论的角度分析
所谓“利益平衡”,应当是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认可的相关各方权利义务并不一定等同的利益兼顾。撤销权的设置,是为了追求或恢复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利益的平衡,并实现作为市场交易规则之法律化的合同法所应有的价值目标。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出发,赠与合同撤销权的设置,不仅是为了平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按照我国合同法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一方面赋予了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另一方面又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据利益平衡原则,赋予赠与合同撤销权,目的是使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以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三、赠与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一)受赠人的利益保护
1.信赖利益的概念
所谓信赖利益(reliance interest),则是指对合同或要约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所固有的,因信赖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失的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机会利益。如果说,信赖是要约或合同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根据,信赖利益就是对合同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获得的法律救济。“信赖利益”兼有返还利益和期待利益的特征,是两极状态的中介,其适用跨越了合同生效前后的两个时期,模糊了合同生效前后的分界线,利于追求个案的公平。返还利益对受诺人提供了最小的保护,而期待利益对受诺人提供了在原合同范围内的最大的保护。“信赖利益”包括必要信赖和附带信赖。必要信赖指为履行合同或准备履行所遭受的损失,包括放弃的其他缔约机会;而附带信赖则是指受损方因对方不履行允诺导致其进行的与合同履行结果有关的其他活动失败所受到的损失,这些并非为履行原合同的准备或履行费用,而是为从原合同出发的其他合同或目的而支出的花费。综上,信赖利益最小时可与返还利益相等,必要信赖最大时不超过期待利益,而附带信赖则不受期待利益的限制。
2.判断合理信赖产生的标准
保护合理的信赖是现代私法基本价值之一。正如拉伦茨所言:“只有当必不可少的信赖被保护时,人类才有可能在保障每个人各得其应得者的法律之下和平共处。全面绝对的不信赖,要么就导致全面的隔绝,要么就导致强者支配,质言之,导致与法状态相反对的情况。因此,促成信赖并保护正当的信赖,即属于法秩序必须满足的最根本要求之一。”我们谈赠与合同中的信赖,主张在保护赠与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善意受赠人的合理信赖,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信赖是合理的、正当的呢?笔者探讨的赠与合同中的信赖是“合理的信赖”,这便涉及到信赖合理性判断的问题。 在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之基础,实质在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追求。因善意无过失受赠人信赖相对人意思表示所受的损害,法律自然不能不将该损害予以排除,而排除此损害,则必先确定损害之归属,即损害赔偿之责任归属。基于诚信原则,凡对损害之发生负有责任者,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并且赋予善意信赖人以请求权救济此种损害。
(1)英美法关于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
英美法关于合理信赖的判断,借助于“实质变迁(a sub-stantial change or position)”这一衡量标准。英美法的这一判断标准也非绝对(no absolute standard of measurement),以公平(just)为标准,综合审判经验,人类情感,经济需求,当事人能力等富有弹性(flexible and free)的最终判断方法有利于维持个案公平,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2)大陆法关于合理信赖的判断标准
赠与合同中信赖合理性的问题,笔者认为也可以借鉴在侵权过失认定、合同解释标准等问题上,通说采用的“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标准进行判断。赠与中的理性人是指对赠与事实赋予了合理信赖的理性的受赠人。理性的标准包括受赠人的能力,包括智力、注意力、记忆力、判断力;赠与诺言的场所也是重要的因素;此外,信赖合理性判断中,调查措施的成本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二)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时的责任承担
1.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基础
在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之基础,实质在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追求。因善意无过失受赠人信赖相对人意思表示所受的损害,法律自然不能不将该损害予以排除,而排除此损害,则必先确定损害之归属,即损害赔偿之责任归属。基于诚信原则,凡对损害之发生负有责任者,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并且赋予善意信赖人以请求权救济此种损害。
2.信赖利益赔偿的责任范围
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原则上以财产损害为限,不涉及非财产上的损害。
在信赖利益赔偿的计算中,财产上的损害当然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在损害发生之后协商确定,但更多时候仍需要确定法定的赔偿范围。关于此点,一般学者及判例均以相当因果关系作为判断标准。英美法将之称为 proximate cause,即某一事实在一般情形下,据一般人观察,亦能发生同一之结果者,始能令义务人负赔偿责任。信赖利益赔偿的法定范围包括“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所受损害也称“积极损害”,是指因损害原因事实的发生,而使现存财产的减少。在信赖利益损害中,凡因信赖法律行为有效而造成的财产减少都是所受的损害。所失利益也称为“消极损害”,是指因损害事故的发生,致使信赖人之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的利益。
在赠与合同中,采大陆法系信赖利益保护方案,原则上不允许非财产损害赔偿适用于信赖利益赔偿,是可以从一般事理、交易习惯等方面解释清楚的。首先,从一般事理出发,赠与合同中,受赠人相信赠与合同生效而其最终没有生效一般只可能与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与名誉、生命、健康实在是渺无牵涉;从交易习惯看,一个契约内容通常也无法因信赖而引起某人生命、自由的危机,对于这些实难涉及的内容进行损害实在是有超越赔偿义务人预见的嫌疑。因此在赠与合同的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上,坚持相当因果关系,以财产上损害赔偿为标准,不应包涵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3.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赔偿之限度
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赔偿范围应以履行利益为限。赠与合同中信赖利益赔偿的具体数额根据受赠人的实际损失确定。这里的实际损失是指受赠人因对赠与合同的信赖而作为或不作为而遭受的损失,包括直接利益损失和间接利益损失。主要应包括受赠与人人身、财产权利直接经济损失、受赠人为成立赠与合同而支出的缔约费用、受赠人的正常工资收入、经营收入等可得利益的损失。同时,受赠人信赖赠与人的允诺进行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后,知悉或应当知道赠与人单方撤销赠与合同,仍然不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自己信赖利益损失继续扩大的,不得就该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在合同法上称为“不真正义务”,违反此义务权利人应当自己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在赠与合同中,当受赠人明知赠与人撤销赠与后不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损失扩大,明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已不构成信赖利益的损害,因此也不可以据此部分要求赠与人承担责任。
四、结语
诚如拉伦茨所言:“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至少普遍能够得到维持,信赖能够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的时候,人们才能和平地生活在那一个哪怕是关系很宽松的共同体中。在一个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社会中,大家就像处于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这时候就无和平可言了。信赖丧失殆尽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就受到了至深的干扰。”。依现行合同法,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有争议),单务、无偿合同。《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允许赠与人随时食言(赠与人的法定任意撤销权)体现了鼓励并保护善良赠与人的立法意图,然而赠与人的法定任意撤销权却与受赠人对赠与的善意信赖发生了冲突,若此赠与不是基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之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受赠人即便有充分理由信赖此赠与并为此为一定行为或遭受损失也很难得到救济。生活中赠与人的法定任意撤销权与受赠人的善意信赖存在冲突的个案时有发生。但我国现行合同法在充分保障赠与人利益的同时,对于受赠人信赖损失的救济却一片空白,表现为《合同法》没有规定,而相关的司法解释鲜有涉及。我国现行合同法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销权是经过审慎的价值判断和立法技术选择的结果,赠与人的此项权利是值得尊重的,因此我们应允许赠与人行使自己的法定撤销权,而用缔约过失责任救济因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而遭受“合理信赖”损害的受赠人。信赖合理性的判断要以“理性人”的标准,结合个案公平,才能体现出在赠与合同的立法建构中保持双方利益平衡的价值判断,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性。
通过解析这项立法制度,笔者得出一点在实定法制定上的启示:在立法过程中不仅应当考虑价值取向问题,更要注重目标与措施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新措施与既有法律制度的契合关系,要尽可能严格依照法律逻辑关系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体系内进行立法设计,减少任意性,保证所创造的法律规则与既有的法律规则融为一体,契合无间,以维护法律秩序价值判断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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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赠与合同与撤销权 篇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一、赠与关系成立，且受赠人未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之前，赠与人可行使任意撤销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及上述“民通意见”可以看出，赠与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且受赠人未实际占有房屋及其产权证之前，即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是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这里的.“财产权利”被民通意见明细化，指的并非房屋的过户登记，而是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因此，赠与人在此阶段实行任意撤销权才是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当然，《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的这种任意撤销权也进行了限制，它对房屋赠与行为也是同样适用的，其中包括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此外，《合同法》第192条也设立了法定撤销权之规定，即无论是否具备《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均可撤销：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二、赠与关系成立，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时，赠与人一般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什么是工业品买卖合同与 篇4
九、运输方式及到站(港)和费用负担：
十、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
十一、成套设备的安装、调试：
十二、结算方式、时间、地点：
十三、本合同解除条件：
十四、违约责任：
十五、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十六、本合同自 起生效。
十七、其它约定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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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同法赠与合同释义 篇5
第一百八十五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合同概念的规定。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愿意接受赠与的合同。我们可以从赠与合同的概念中看出如下内涵：
1.赠与是一种合意，是双方的法律行为。赠与合同虽为单务、无偿合同，也需有当事人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才能成立。如果一方有赠与意愿，而另一方无意接受该赠与的，赠与合同不能成立。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一方出于某种考虑而不愿接受对方赠与的情形，如遇此情况，赠与合同即不成立。
2.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赠与合同是以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为内容的合同，是赠与人转移财产所有权于受赠人的合同。这是赠与合同与借用合同的主要区别。
3.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所谓“无偿合同”，是指仅由当事人一方为给付，另一方不必向对方偿付相应代价的合同。在赠与合同中，仅由赠与人无偿地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取得赠与的财产，不需向赠与人偿付相应的代价。这是赠与合同与买卖等有偿合同的主要区别。
4.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所谓“单务合同”，是指仅由当事人一方负债务，另一方不负债务，或者虽负有债务，但无对价关系的合同。在一般情况下，赠与合同仅由赠与人负有将自己的财产给予受赠人的义务，而受赠人并不负有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中，赠与人负有将其财产给付受赠人的义务，受赠人按照合同约定负担某种义务，但受赠人所负担的义务并非赠与人所负义务的对价，其间的义务并不是相互对应的，因此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
5.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与赠与合同自何时成立直接相关。赠与合同是否以交付标的物为成立要件，国外立法例上有不同规定，我国法学界也有不同认识。所谓“实践合同”，又称“要物合同”，是指除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一致以外，还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合同。它以当事人的合意和交付标的物为成立要件。所谓“诺成合同”，又称“非要物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即能成立的合同。它以当事人的合意为成立要件。
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将赠与合同作为实践合同;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则在其立法中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在我国法学界，有的学者主张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有的主张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在合同法赠与合同一章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对应当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赠与合同自何时成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意见认为赠与应为实践合同，自标的物交付时成立。否则当事人之间达成赠与之合意，如果赠与方不履行赠与义务，即要受到强制执行，则对赠与人实在不公平。同时也会使赠与人在表达赠与意愿时心存顾虑，从而打消赠与的念头，这反而使受赠方减少了更多的受赠机会。有的意见认为赠与应为诺成合同，自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即告成立。如果赠与人在未交付赠与物之前都可以不履行交付义务，赠与的意思表示对赠与人没有任何拘束力，则与诚实信用原则背道而驰。在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为接受赠与物所做出的物质上、经济上的准备，也不能得到补偿，这对受赠人也是极不公平的。还有的意见认为，可以将口头的赠与合同规定为自财产交付时合同生效;同时将书面的赠与合同规定为合同订立后即生效，因为当事人既已订立书面合同，表明其意思表示已较慎重，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赠与义务。
合同法的规定表明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成立，而无论其是以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订立的，也无论赠与的财产是否交付。同时考虑到赠与合同中，难免有赠与人因一时冲动而为之的情况，因此合同法还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的适用问题做了规定(详见后述)。
6.赠与合同为不要式合同。赠与合同是要式合同还是不要式合同，与赠与合同是否成立也有关联。所谓“要式合同”，是指法律要求必须采用一定的形式的合同。所谓“不要式合同”，是指法律没有要求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的合同。不要式合同不排斥合同采用书面、公证等形式，只是合同的形式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为不要式合同。赠与合同既可采用口头形式，又可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在合同订立后办理公证证明。无论采用何种形式，也无论是否经过公证，都不影响赠与合同的成立。
在赠与合同是否为不要式合同，是否必须经过公证证明的问题上，不同国家的规定有所不一。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要求赠与合同需经过公证程序方为有效。德国规定，为使以赠与的方式为给付的契约有效，其约定应有公证证书。欠缺前项规定的方式者，得以履行约定的给付，补充之。法国规定，一切生前赠与行为，应以通常契约的方式，在公证人前作成，并应将契约原本留存公证人处，否则赠与契约无效。意大利规定，赠与应当以公证的方式作出，否则无效。而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允许赠与采用书面或者非书面形式，也未要求赠与合同必须经过公证证明。
第一百八十六条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的任意撤销及其限制的规定。
赠与的任意撤销，是指赠与合同成立后，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赠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不再为赠与行为。法律规定赠与的任意撤销，源于赠与是无偿行为。既便赠与合同已经成立，也还可以允许赠与人因自身的某种事由撤销赠与，这也是赠与合同与其他有偿合同的显著区别。尤其是有的赠与合同的订立，是因一时情感因素而欠于考虑，如果绝对不允许赠与人撤销，则对赠与人太过苛刻，也有失公允。
1.赠与的财产已转移其权利的，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如果赠与的财产一部分已交付并已转移其权利，任意撤销赠与仅限于未交付并未转移其权利的部分，以维护赠与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稳定。
2.赠与合同订立后经公证证明的，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换句话说，可以任意撤销的赠与合同限于未经公证的赠与合同。而赠与合同订立后，当事人交由公证部门公证，表明其赠与意愿的表达已十分慎重，因此经过公证证明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
3.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论当事人以何种形式订立，不论是否经过公证，也不间赠与的财产是否已转移其权利，赠与人均不得任意撤销。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主要是指为了救灾、扶贫、助学等目的或为了资助公共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所为的赠与。此类赠与的公益性质，决定了赠与人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由于当事人之间有着道义上的因素，如果允许赠与人任意撤销，则与道义不符。因此，此类的赠与也不得由赠与人任意撤销。
在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合同法草案四次审议稿的规定：“赠与人在交付赠与财产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或者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对合同法草案作出的修改，主要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将“交付”改为“权利转移”。“交付”仅指实物的实际交付，并归受赠占有。当然，赠与物的所有权一般情况下是在赠与物交付时一并转移的，但也有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存在。而权利转移，则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赠与的财产尚未实际交付，但其所有权已移转于受赠人;第二种情况是，赠与的财产已为受赠人占有，但其所有权尚未转移。而“权利转移”较之“交付”的含盖性要宽，且更为确切，因此对草案作了这一修改。二是将“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改为“经过公证”。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赠与合同，也难免有因一时情感因素而有欠考虑的情况，而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能再说不慎重。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的利益，作了上述修改。
第一百八十七条 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特殊的财产需要办理有关法律手续的规定。
法律对赠与财产需办理特别手续有规定的，应当依照其规定。这主要是针对特殊的赠与物，如不动产而专门作出的规定。例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赠与房产的，应当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权属变更登记。至于登记与否对赠与合同成立有否影响，则要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确定。如果法律规定的登记程序只是“备案”性质，那么，虽未履行登记手续，赠与合同亦应成立;如果法律规定的进行登记是合同生效的要件，那么即使未经登记，也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只是合同不生效力;如果法律规定的登记是合同成立的必备条件，那么，如使合同成立则必须履行登记手续，否则合同不成立。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责任的规定。
将赠与的财产按照赠与合同约定交付受赠人并转移其所有权，是赠与人的义务。
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是否构成违约行为，并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依照赠与目的和赠与合同是否经过公证来区分。依照合同法的规定，一般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转移赠与财产的权利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而对这类赠与合同，赠与人不给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也就不能请求赠与人给付赠与的财产，赠与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因其不得任意撤销，在赠与人迟延履行或者不履行给付赠与财产的义务时，即为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受赠人可以请求赠与人给付赠与的财产，赠与人仍不为给付的，受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其履行赠与义务。
人所共知，在抗洪救灾募捐活动中，社会各界认捐数亿元人民币的款物，其中有通过电话口头认捐的，更有以盖有公章的认捐书形式表示捐赠的。认捐后是否必须兑现，成为当时社会上议论的焦点话题之一。一说捐赠属于赠与行为，而赠与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只有捐赠方将钱物交付后，该合同才有法律意义。在款物交付之前，认捐方反悔的，最多面对道德谴责，而不承担法律责任。另一说认为，在公开场合认捐，对某些企业来说，是扩大其知名度的一种手段。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举牌子、打字幕之前，认捐单位与受赠单位多订有捐赠协议或由认捐单位出具认捐函，其意思表示不可谓不慎重。捐赠方认捐后不兑现，有的是有能力履行却故意拖延;有的是其经营状况本来就不好，还欠着很多债，为的是借此宣传自己。对订有捐赠协议、出具了认捐书或者向社会公示表示捐赠的，如果不实际捐赠，既是对社会公众的欺骗，从法律上讲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对此，法律上应明确规定捐赠方必须履行捐赠义务，拒不履行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强制其履行。
合同法关于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的规定，从法律上规范了这类捐赠行为。
由于赠与合同为单务合同，仅由赠与人单方承担义务，当赠与人不履行交付赠与财产的义务时，其责任也应当有所限制，而不象一般双务合同那样，在履行给付义务时还应当支付迟延利息或者赔偿其他损失。合同法规定的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即不包括迟延利息和其他损害赔偿，而仅限于赠与财产的本身。这一规定也与其他一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相吻合。如德国规定，赠与人不负支付迟延利息的义务。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赠与人不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时，受赠人得请求交付赠与物或其价金。但不得请求利息或者其他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第一百八十九条 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赠与财产毁损灭失应承担的责任的规定。
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赠与的财产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该条规定表明，在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赠与的财产失去功效或者不复存在，而致使履行不能时，赠与人可以免除交付赠与财产的义务，但应当承担给赠与人带来的其他损失的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条 赠与可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释义】本条是对附义务的赠与的规定。
(一)附义务的赠与的概念及其特征
附义务的赠与，也称附负担的赠与，是指以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第三人为一定给付为条件的赠与，也即使受赠人接受赠与后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附义务的赠与不同于一般的赠与，而属一种特殊的赠与。其特征在于：
1.一般的赠与，受赠人仅享有取得赠与财产的权利，不承担任何义务。而附义务的赠与，赠与人对其赠与附加一定的条件，使受赠人承担一定的义务。
2.附义务的赠与，其所附义务有一定限度，通常低于赠与财产的价值。
3.一般情况下，在赠与人履行了赠与义务后，才发生受赠人义务的履行问题，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也无不可。
4.赠与所附义务，可以约定向赠与人履行，也可以约定向第三人履行，还可以约定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履行。
5.履行赠与所负的义务，依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6.赠与所附义务，是赠与合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另外的独立合同。
(二)附义务的赠与的效力
1.受赠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赠与人向受赠人给付赠与财产后，受赠人应依约履行其义务。受赠人不履行的，赠与人有权要求受赠人履行义务或者撤销赠与。赠与人撤销赠与的，受赠人应将取得的赠与财产返还赠与人。
对于受赠人应依约履行赠与所负义务，一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有规定。如德国规定，为有附负担的赠与的人，如已给付，得请求履行其负担。受赠人不履行负担者，以应将赠与物用于履行负担为限，赠与人得依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依双方契约规定的解除权的要件，返还赠与物。再如我国台湾规定，赠与附有负担者，如赠与人已为给付，而受赠人不履行其负担时，赠与人得请求受赠人履行其负担，或撤销赠与。
2.受赠人仅在赠与财产的价值限度内有履行其义务的责任。赠与本为无偿合同，其目的在于使受赠人获益。所附义务如果超出赠与财产的价值，则使受赠人蒙受不利，也与赠与的本旨不相符合。因而如果赠与的财产不足以抵偿其所附义务的，受赠人仅就赠与财产的价值限度内，有履行其义务的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赠与所附义务超过赠与财产的价值，受赠人对超过赠与财产价值部分的义务没有履行的责任。
对于受赠人履行义务的限度，德国、我国台湾也有所规定。德国规定，因权利的瑕疵或赠与物的瑕疵，致赠与的价值明显不足抵充因履行负担所需的费用者，在因瑕疵而生的不足额获得补偿前，受赠人得拒绝履行负担。受赠人不知有瑕疵而履行负担者，以受赠人因履行负担而支出的费用超过有瑕疵的赠与物的价值为限，受赠人得向赠与人请求偿还其费用。我国台湾规定，附有负担之赠与，其赠与不足偿其负担者，受赠人仅于赠与之价值限度内，有履行其负担之责任。
3.在附义务的赠与中，赠与的财产如有瑕疵，赠与人在赠与所附义务的限度内，应当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瑕疵担保责任(详见后述)。
第一百九十一条 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释义】本条是关于赠与人对赠与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
由于赠与合同为无偿合同，赠与是为了受赠人的利益而为的行为，因而赠与人对赠与财产的瑕疵担保责任，与有偿合同有所不同。该条的内涵有三个方面：
(一)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原则上不承担责任。
(二)在附义务的赠与中，赠与的财产如有瑕疵，赠与人需在受赠人所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就一般的赠与而言，赠与人原则上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但对于附义务的赠与，受赠人虽受有利益，但又需履行约定的义务。如赠与的财产有瑕疵，必然导致受赠人所受利益有所减损，这便与合同约定的权利与义务不相对应，使受赠人遭受损失。为保护受赠人的利益，并求公允，应由赠与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就受赠人履行的义务而言，有如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地位，因此，赠与人应在受赠人所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同一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并且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是有主观上的恶意，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赠与财产的瑕疵给受赠人造成其他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如果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但没有给受赠人造成损失，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赠与人保证赠与物无瑕疵，给受赠人造成损失的，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赠与人的瑕疵担保责任，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有所规定，但又有所差别。如日本规定，赠与人对赠与标的物或权利瑕疵或欠缺，不负责任。但赠与人知有瑕疵或欠缺而不告知受赠人者，不在此限。对附负担之赠与，赠与人于该负担限度内，负担出卖人相同之担保责任。德国规定，赠与人故意隐瞒权利瑕疵或者赠与物的瑕疵，对受赠人因瑕疵所生损害负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赠与之物或权利如有瑕疵，赠与人不负担保责任。但赠与人故意不告知其瑕疵，或保证其无瑕疵者，对于受赠人因瑕疵所生之损害，负赔偿之义务。附有负担之赠与，其赠与之物或权利如有瑕疵，赠与人于受赠人负担之限度内，负与出卖人同一之担保责任。由此可见，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对赠与人故意不告知赠与物之瑕疵，给受赠人带来损害的，都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而对于赠与人保证无瑕疵，给受赠人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作了规定，日本和德国未作规定。
第一百九十二条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情形及撤销权行使期间的规定。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是指赠与合同成立后，在具备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撤销权人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法定撤销与任意撤销的不同点在于：第一，撤销赠与须依法律规定的事由;第二，只要具备法定事由，不论赠与合同以何种形式订立以至经过公证证明，不论赠与的财产是否已交付，也不论赠与是否属于社会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享有撤销权的人均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本是使受赠人取得利益的行为，如果受赠人对赠与人有加害行为或者其他忘恩负义行为的，法律应赋予赠与人有撤销赠与的权利。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情形，均为受赠人的违法行为或者违反赠与合同约定的行为。赠与人依法撤销赠与的权利，是法律对赠与人加以保护的重要内容。
(一)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情形
依该条规定，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三项法定情形有如下含义：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其要点，一是受赠人实施的是严重侵害行为，而不是轻微的、一般的侵害行为。二是受赠人侵害的是赠与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包括配偶、直系亲属(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兄弟姐妹。如果侵害的是其他亲友则不在此列。
至于受赠人的侵害行为是否必须出于故意，是否须达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一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则有所不同。如德国规定，受赠人对于赠与人或其亲近属有重大侵害行为或重大忘恩负义的行为时，赠与人得撤销其赠与。而我国台湾地区则规定，受赠人对于赠与人或其最近亲属，有故意侵害之行为，依刑法有处罚之明文者;以及对于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者，赠与人得撤销其赠与。由此可见，对撤销赠与的法定事由，德国的撤销条件较为宽松，并未特别指出是故意行为，也没有强调达到犯罪的程度，赠与人即可撤销赠与。而我国台湾地区的条件则较为严格，既明确为故意行为，又需构成犯罪。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受赠人只要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赠与人即可撤销赠与，而不限于故意和犯罪行为。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其要点在于：一是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二是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扶养能力，而不履行对赠与人的扶养义务。如果受赠人没有扶养能力或者丧失了扶养能力的，不产生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其要点在于：一是赠与合同约定了受赠人负有一定的义务。二是赠与人已将赠与的财产交付于受赠人。三是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在附义务的赠与中，受赠人应当依约定履行其所负义务。在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了赠与的财产后，受赠人如不依约履行其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为了尽早确定赠与关系的去留，撤销权人应当依法及时行使撤销权。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为一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计算。这一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即法律对某种权利所预定的行使期间，不存在中止、中断和延长的问题。撤销权人如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不行使撤销权的，其撤销权即归于消灭。
第一百九十三条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情形及撤销权行使期间的规定。
赠与的撤销权本应属于赠与人，但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使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赠与人的撤销权事实上已无法行使。而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才能实现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与意愿。同时，也只有在赠与人不能行使其撤销权时，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才有撤销赠与的权利。因而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撤销赠与必须基于赠与人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而致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这一法定情形。
对赠与人的继承人行使撤销权的事由，其他立法例的规定也有所不一。德国的规定是，赠与人的继承人仅在受赠人因故意和不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时，始有权撤销赠与。意大利的规定是，如果受赠人因故意杀害赠与人而被判刑或者故意阻止赠与人撤销赠与，则赠与人的继承人可以提起撤销赠与之诉。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是，受赠人因故意不法行为，致赠与人死亡或妨碍其为赠与之撤销者，赠与之继承人，得撤销其赠与。可以看出，德国在赠与人的继承人撤销赠与的情形中并无“受赠人妨碍、阻止赠与人撤销赠与”这一事由。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间为六个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计算。
第一百九十四条 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
【释义】本条是对撤销权的行使效力的规定。
赠与的法定撤销权应为形成权，一经撤销权人行使即发生效力，使赠与关系解除。在赠与的财产未交付时，赠与人可以拒绝赠与;在赠与的财产交付后撤销赠与的，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可以要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的财产。
第一百九十五条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释义】本条是对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法定情形的规定。
这一规定表明，在赠与合同订立后或者赠与人已经部分履行赠与义务后，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赠与义务或者不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但尚未履行的部分赠与义务。赠与人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应当符合本条规定的法定条件：一是经济状况显著恶化，是发生在赠与合同成立之后，而不是成立之前。如果自身的经济状况本已十分不好，仍向他人表示赠与意思，实际上其赠与的意思表示多无诚意，赠与合同也无履行基础。二是经济状况显著恶化，致使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济，或者使个人的家庭生活发生困难，不能维持自己的正常生计，不能履行扶养义务等。符合上述条件的，不论赠与合同以何种方式订立，不论赠与的目的性质如何，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尚未履行的赠与义务。
与此相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在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活动中，某些企业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或以认捐书的形式认捐后，又以企业经营状况不好为由，拒绝兑现认捐的款物。对此，有关企业是否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如果该企业在认捐之后其经济状况才发生显著恶化，并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否则应当继续履行其赠与义务。而对于那些本无经济能力捐赠，甚至濒临破产的企业，纯粹为了商业目的宣传自身形象，认捐后又称企业经济状况不好不能履行赠与义务的，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适用“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规定，如果给受赠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给受赠方造成的损失。
在起草赠与人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法定情形的条款时，曾就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是否可以请求受赠人适当返还赠与的财产的问题，进行过研究讨论。对此问题，在其他立法例上也不尽相同，如德国规定，赠与人因考虑其所负的其他义务，如不损害与自己身份相当的生计或法律规定负担的扶养义务，即无能力履行约定者，得拒绝履行以赠与方式给予的约定。还规定，以赠与人在履行赠与后不能维持与自己身份相当的生计，或者对其亲属、配偶或前配偶不能履行法定扶养义务为限，赠与人得依关于返还不当得利的规定，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物。可见德国既允许赠与人拒绝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又赋予赠与人在履行赠与义务后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物的权利。而我国台湾地区则规定，赠与人于赠与约定后，其经济状况显有变更，如因赠与致其生计有重大之影响或妨碍其扶养义务之履行者，得拒绝赠与之履行。可以看出其规定并无请求返还赠与物之内容。
约定赠与子女房屋的合同可否撤销 篇6
[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羅文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自己所有的房屋赠与儿子罗志浩的行为是否有效?首先,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合同是一方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合同即成立。但合同成立并不表明合同生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合同以交付赠与标的物为生效条件。其次,我国《合同法》第187条:“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的规定,本案中要使罗文赠与房屋的行为生效,须得在房屋产权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故本案中的赠与合同虽然成立但却未生效,罗文并没有丧失对其房屋的所有权。再次,《合同法》规定,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本案罗文可以撤销对罗志浩的赠与,要求返还房屋。
点评律师:张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