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共8篇）
邓小平改革 篇1
《春天的故事》的部分歌词：“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请回答：（1）为什么说1979年“是一个春天”，这里的“春天”指什么？
（2）“有一位 老人”这位“老人”指的是谁？请你用一句话评价这位老人。
（3）老人在1979年“画了一个圈”是指什么？
（4）歌词中的“老人”1992年“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是指什么？你能说出其中的一些内容吗？它有何影响？
（5）歌曲歌颂了“老人”的丰功伟绩，你能说一说这位“老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了哪些贡献吗？
答:
1)“春天”是指：改革开放的春天，也就是改革的开始的意思。
2)“老人”指的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3)“画了一个圈”是指：将福建、广东两省划为经济特区。
4)“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是指：南方谈话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5)这歌是歌颂邓小平同志的。
他的贡献有：
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在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邓小平做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正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描述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1)这位“老人”是指谁?他划出一个“圈”是指什么?当时在广东划的“圈”总共有多少个?（6分)
答：邓小平设立经济特区3个
(2)对外开放的主要含义包括（D）（2分）
①吸收侨资、外资②引进先进科学技术③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④扩大对外贸易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3)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标是指什么?（2分）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改革 篇2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
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集中体现在8.18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 他针对当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如: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交接班、官僚主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以及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对政治体制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目标原则和一些具体措施。 除此之外, 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有很多讲话, 其构成了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 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运行问题
邓小平同志在前期强调要解决“权力集中”问题, 后期则更强调要“集中权力” 问题。这种变化既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对 “权力”运行机制的深刻认识, 又是政治发展的需要, 更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需要, 同时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定。但总体来说, 其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还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 尤其是党政分开、党企分开问题。
从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可以看出, 在他看来,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归根到底是“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领导成了“党领导一切”, 不分大事小情, 统统需要党委的决策和执行, 极大地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 并且不利于党发挥其“统领”的优势, 结果造成在某些方面党的作用不仅没有完全有效发挥出来, 同时还使基层的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弊大于利。 二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上面”。不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中, 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进而形成个人独断专行和家长制作风, 不利于党内民主, 阻碍了集体智慧地发挥, 甚至形成党内人身依附, 其危害不可谓不大。
针对权力运行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综合来看, 主要是通过党政分开, 在制度层面, 实现横向“权力分开”和纵向“下放权力”。“权力分开”的主要措施有:一是修改宪法。在宪法上, 表现出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上, 保证人民真正享有权力。二是权力过渡。在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 还要设立顾问委员会。中纪委的设立实质在于解决党员受监督的问题, 而顾问委员会的设立, 在于更好地、有序地实现权力的过渡。三是党政分开、党企分开,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四是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和企业内部民主。主张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落实和完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经济民主制度。
在“权力下放”方面, 邓小平同志主张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 充分激活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从实际情况来看, 简政放权是一个相对比较困难的过程, 收到的成效是有限的, 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时中国经济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群众主要关心的还是生活问题, 另一方面, 封建思想的残余还在发挥余热, 影响着部分当权者对权力的认知。总之, 不管是从内部还是外部看, 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搞民主集中制, 不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首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同志指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肯定会天下大乱, 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充分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没有底线, 相反, 有一条红线是不可触碰的, 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当时, 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想比较突出, 民主改革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但如何改革, 邓小平保持了清醒的认识, 一再强调不能放弃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巩固党的领导。 因此, 政治体制改革虽然紧迫, 但也极其危险, 所以, 在推进的过程, 难免出现走走停停的现象。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 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 稳妥是必然的选择。
其次, 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模式。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一是邓小平同志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实质, 是资本的民主, 不是人民的民主。二是邓小平同志看到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急需解决的是发展问题, 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 如果引进西方的民主模式, 三天两头搞游行集会罢工, 必然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如果在经济方面一事无成,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体现, 甚至可能毁掉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 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民主, 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同志指出: “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 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 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一方面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 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 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是集体主义, 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因此要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不能盲目模仿西方的民主模式, 否则可能会导致国家动荡。民主虽然是好东西, 但民主是需要土壤和培养的, 不同的土壤种的东西必然有区别, 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此外, 邓小平同志指出, “我们要发扬民主, 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 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 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在邓小平同志看来,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就是“效率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 效率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要想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 关键是发挥效率的优势。改革开放37年来, 事实证明只有把民主和集中集合起来, 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 同时防止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当今社会上, 依然有很多支持西方民主的声音, 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民主, 殊不知民主从来都不是纯粹由制度决定的, 而是由很多因素来共同作用的, 不能单纯从理论上去探讨民主, 还需要从实际出发, 从国情出发, 从历史出发, 从文化出发, 从民众的民主意识出发, 多角度、深层次地理解民主, 才能找到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民主道路。邓小平站在历史和国情的战略高度, 审时度势, 从更深层次和更广的角度去认识民主, 其认识无疑是深刻的, 且具有前瞻性的。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纵观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和措施, 都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 在实践基础上去考虑问题, 并不是单纯的就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虽然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 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彻底的, 但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从来就没有什么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和现实相结合, 不能抛开现实就制度层面进行设计政治改革。邓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 从历史上来看, 单纯地从美好愿望和对西方民主的想象出发, 用所谓先进的民主来改造中国, 结局都是失败的。正是因为如此,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必须谨慎。因此, 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并没有放在就政治体制改革而改革上, 而是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进行了谋划,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如, 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 实现党政分开等。总之, 贫穷的民主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民主, 放弃党的领导进行多党竞争以压力促进党的发展更是痴人说梦, 民主的发展有其规律, 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 我们不能在一些所谓“学者”的鼓吹下, 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 而且从就现在来看, 西方民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历史面前从来就没有新鲜的东西, 从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变化和原则坚持中, 我们要有政治定力, 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不断完善各项政治制度, 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 结合中国实际, 探索出一条人民当家作主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 才是当下最应该做的, 而不是把愿望寄托在那些“飞来峰”上。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邓小平改革 篇3
失败的改革相似在什么地方？王莽、王安石、光绪帝的改革，目标都是追求现有体制效率的提高，但不能突破陈旧制度的束缚，这是它们的第一个共同之处。因此，这三个改革充其量只能叫做改善，而非改革。由于这些改革的目标，是改善现有体系的效率，它们在执行理念上，依赖现有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体系，在失败的改革中，这是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改革都是顶层设计，是官员在办公室想象的理想方案，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利用官僚体系做大规模的推广，一定会碰到问题。王莽推行的土地国有化的改革，一开始就推行不下去；王安石试图利用官僚体系建立起市场管理体系，来遏制商人的投资，将商人获取的利润部分转向官府和民间。虽然他的动机是为了与民让利，但让利的方法并不是靠创造、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来实现各阶层的共赢，而是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下，试图提高现有体制的效率，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各个阶层间的矛盾。
由于这三个特点，这些改革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它们都不能突破现有体制，社会生产力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并没有更多社会财富创造出来。因此，改革局限于利益在官民之间的重新分配，在不同的官僚群组之间重新分配，这就必然引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使得改革进行不下去。
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改革的推进依靠官僚体系，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所有的顶层设计都有不切实际的假设，就是所谓的官僚体系可以百分之百地遵照上层的指令，把改革的措施落实到位。这个假设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结果是什么？是官僚体系利用改革寻租腐败，扩大自己支配资源的能力。利用增加了的资源从中寻租，形成了官方和民间的联动，上下其手，使得让利于民的改革措施变成了与民争利。一旦演变成与民争利以后，改革的公信力和支持力度大大降低，这就注定了改革失败的命运。
成功的改革与失败的改革正好相反。它不是谋求现有体制局部效率的改善，而是突破现有体制，是突破而不是完全抛弃。完全抛弃现有体制那叫革命，革命和改革是两回事。我们这里主张的是改革，成功的改革突破了政治。
商鞅打破了现有格局，打破了贵族的垄断局面，吸收了农民、贫民，参与到秦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中。邓小平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吸收了中国的农民、民营企业家、城市民众加入到改革的洪流中来。这是他们成功的第一点。他们成功的第二点，是顶层放开和基层创新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地相信官僚经营阶层的顶层设计。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这不是商鞅的创造，而是在中国的大地上实行了几百年的民间创新。邓小平的成功是肯定“傻子瓜子”在城市中的创新，把它变成党的建设，变成实践在全国展开。
这和上述几位失败的单纯依靠顶层设计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照，商鞅和邓小平的成功在于鼓励了社会的创造，鼓励了社会价值的增加，各个阶层都获利。他们的成功在于提高生产要素，提高了生产力，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正因为是以创造财富、增加财富为目标，所以，改革很快获得了成功。秦国在改革之后10年出征魏国，一举收复了秦国的失地。邓小平的农村改革，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获得了社会对改革的广泛支持。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名言警句 篇4
2)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3)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是提倡本本。——邓小平
4) 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
5) 要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在读《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片文章后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我们的政策既不能鼓励懒汉，也不能造成打“内仗”。
6) 我们说资本主义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利。——邓小平
7) “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邓小平晚年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8)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年，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还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将之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概括。
9)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偿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0) 政府要管住金融。邓小平在谈话时指出：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通货膨胀，人民受损失。
11) 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年月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没有“四个坚持”，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2) 要珍惜发展机遇。年月日，邓小平嘱咐浙江省党政领导：要珍惜好的发展机遇。之后，他又对上海市党政领导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13) 不搞争论。邓小平在年月日说：不要搞快呀慢呀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14) 处理国际问题要非常冷静。邓小平在晚年多次要求人们，冷静的处理国际问题，不能急。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邓小平改革 篇5
但这终究是小圈子的事。整个国家权威统一的历史使命是由蒋介石基本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在最开始也是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具有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规划：宪政三步走。但因为其政权与资本的高度结合，一般大众的利益未能得到权衡。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依靠大众的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奠定一个新的政权实体。这个政权实体也是共和国，其经济现代化的模式选择是苏联的工业化和公有化。这是毛泽东这一代领袖承担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建立了一个严格科层制的政党体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有效权威和政治传递机制。这一权威的有效性远远高于蒋介石政权内部的松散结构。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具备了政治上的必备条件。实际上，邓小平后来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所能动用的权威资源正是毛泽东那代人创立的。尽管毛泽东曾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冲击官僚体系的利益集团化。
经济上，毛泽东依据他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和国内工业基础薄弱的认定，选择了大力发展工业，压制轻工业和消费品的战略。这一发展战略打下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也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固定资产和公共设施。
文化上，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反右”，“知青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创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现代化的“世俗化”目标承认并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针对的是大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欲望，“知青下乡”是想培育知识青年与土地和农民的血肉联系，“文化大革命”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不管这些运动实际上演变成什么样子，毛泽东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个人的理想主义气质带来整个国家的强制性文化规范和政治扭曲，实际上远离了现代化的大趋势。毛泽东所做的并不是一个执政党领袖应该做的。因为革命后社会的主题是建设，是发展经济。但他要的是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并通过这种革命和斗争来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这是理想主义兼浪漫主义。
三
邓小平与毛泽东相反，他适时的使整个国家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转向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致力于繁荣经济文化满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种种压力正顺应了中国近代以来曲折而迟到的现代化诉求。也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将中国再一次从现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在以下几个方面，邓小平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拉回正轨：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
（二）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当然，除了这几个方面，邓小平的努力还表现在对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上，但这一点更多是传统的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从现代化的历史大势看，笔者认为，邓小平开启的事业主要是下面将要论及的四个方面，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进程虽然已经开始，但邓小平所走的仍然是万里长征的头几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难题正在考验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
（一）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最强调的是精神，邓小平时代最强调的是经济，是偏物质的东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误导而导致巨大的破坏性和伤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撑的政治对一般大众来说并不能太长久。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现实状态。邓小平对人性没有过高的期待，他对人的现时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对人性的真实有理性的认识。比如对自留地的问题，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能够理解现实中的人是需要物质激励的，只有精神激励并不行。这一点也是与现代经济的特征相一致的。这里运用的是常识理性。
现实主义的另一方面就是邓小平充分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牵涉的面广、人多，各方面情况差异性强，因而他不是理想主义的一蹴而就而是“摸着石头过河”，从试验开始向全国推行。这是从现实出发，看到每个人所处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调整利益而不能大规模的重整利益。这使他的改革比较平稳。当然，邓小平启动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时代的不断斗争和革命使中国没有能够保留下一个人数庞大、结构僵化的官僚集团，因而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权力资本聚集带来的阻力，也是邓小平生前没能着手解决的。
最后，现实主义同时体现在邓小平搁置意识形态的高调和标签，强调实际效果能否有益于国家振兴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猫白猫”论说明邓小平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种思维使他在解决问题时少了诸多思维上的条条框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摆脱了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和定性主义取向，走向了一个常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常规政治思维。
（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环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设，一方面“抓革命”。这是革命的惯性。近代以来，自谭嗣同引颈就戮开始就逐步对流血赋予了一定的认同，直至苏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词具有了政治话语中的正当性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正是对革命正当性的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才前赴后继的开展斗争，直至确立新政权。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维习惯并未从此而终止。西方对中国新生政权的压力和苏联赫鲁晓夫的所为更使毛泽东的“革命取向”进一步强化。与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相比，政治不变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邓小平时代，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出访美国，直到争取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中国的外交压力减轻。中
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外在威胁，而国内民众对执政党的强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邓小平坚持中国共产党真正转型为执政党。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就是邓小平常讲的“亡党亡国”。所谓执政党，简单的讲就是“告别革命”。不再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和做法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也就是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文革结束，中国最需要的是恢复秩序，发展生产。邓小平首先做的就是这些工作。同时，他又适时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变终生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明确党政职能，实行党政分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建立法制等等。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必须。邓小平试图建立一个常规的制度平台，以实现共产党领导能力的可持续性更替，从而稳定执政党的地位。
邓小平也多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就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诸实施，但他的问题意识却是顺应政治现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现代经济只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发挥并不矛盾，但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是主导性的，是第一位的。蒋介石时代是官僚资本主导下的商品经济；毛泽东时代是准计划经济（相比苏联而言），从总体上看，商业生产和流通的水平较低。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场经济。确立市场经济的政治正当性。
市场经济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样化和多层次性只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满足，政府整齐一律的规划和过分干预将导致价格扭曲和资源浪费。在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最开始的叫法是商品经济）肯定的过程中，市场能够激发生产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他对人们生活水平须不断提高的认识是另一重要原因。虽然邓小平从未忽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计划干预倾向比较强的国家，他一再强调市场的作用，实际上是试图使中国的经济真正走向现代形态。淡化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让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在“共同富裕”，不出现“两极分化”上，从而将现代经济形态和现代政府职能的兼顾凸现出来。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启动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严格意义的商品生产和消费。毛泽东和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大众消费从来都没有今天这样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没有今天这样的正当性。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关注大众的消费，让市场发挥作用，充分满足大众多层次需求，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指标。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强调市场，发展消费品，正好顺应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潮流，使中国经济步入市场化的轨道。
（四）向全球体系的靠拢
邓小平在国际环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强调和平和发展的两大主题。积极建立和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经济特区，大力引进外资。这实际上是融入全球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改变毛泽东时代相对封闭自守的国家取向。虽然毛泽东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与美国的僵化关系，但整个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时代，与外国的交流和互相沟通日益频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真正进入全球化大潮中。这一进程是自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来程度最高的。
全球化会带来诸多便利和好处，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和束缚，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多国共同遵守一个规则。但这些规则中又夹杂着部分大国的国家利益。因而在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给予了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并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而国内的政治秩序也有左倾回潮之势。邓小平于1992年再次启动改革，其实既是对既有改革方案的重申也是试图打破封闭状态的努力，也就是再次融入全球体系而不是封闭发展。
邓小平改革 篇6
李纯斌
内容摘要：邓小平关于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要重视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推进教育发展，并详细论述了教育领导机制改革以及对领导内容的界定；所有这些都在理论层面进行了当代思考。
关键词：邓小平；领导体制；教育改革；
On the contemporary thinking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reform
Abstract:Deng Xiaoping Theory of education leadership system refor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education thought,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leadership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tent of leadership;all of these are in theory of contemporary thinking.Keywords:Deng Xiaoping;leadership system;education reform;
从革命时期转为建设时期之后，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便以战略家的眼光关注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的论述，他始终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并把它放在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去看待，去思索，高瞻远瞩，充满了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一、邓小平强调要重视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推进教育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站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时代的高度阐述的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理论，是其教育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贯穿于他所发挥领导作用的整个建设时期。邓小平指出教育领导体制改革要立足教育的重要地位，“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P275同时认为“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2]P95必须群策群力，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不然“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3]P209当然，这些必须要靠推进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因此“教育制度要作适当改革。”[4]P59这“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调。”[2]P52 同时，要突出从领导管理入手，“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2]P70教育领导者要“真正搞好教育改革”，[2]P95在思想观念上要解放，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 [2]P91 只有“真正搞好教育改革，（才能）使教育事
[2]P95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是直接过问及多次建议推动
教育领域的制度建设，使得高考、学位制度、教师技术职称评审以及一系列奖惩制度一一被恢复和重建。
二、邓小平对领导机制改革的主要论述
邓小平领导机制改革的论述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要重视机构构成，完善组织制度。他认为学校作为一个人才集中的地方（包括学生和教师），这就有个办学性质和方向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基础阵地。因此要“配备好领导班子”，首先要选好党委书记，“书记很
1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实施党委领导的关键。这样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落实教育方针是一种保证。在1980年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强调到：“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2]P266
第二要实现内行领导，1975年9月26日，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同志汇报时指出“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比较内行的外行。” [2]P53在这里，他明确认为，要强调“德才兼备”，并且德是放在前面。“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 [2]P33 同时，教育的领导者应该是热心教育事业的人，能把所有的身心、才智用在教育事业上，早在1954年5月19日，邓小平在政务院第221次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我们有些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认为让他管生产是重视他，让他管学校是把他降格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是办好学校的主要障碍，应该纠正”“殊不知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3]P209只有领导者真正热心教育，就不会“是缺乏远见的，„„
[1]P121就（不会）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第三就是要转变服务方式。邓小平指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1]P121也就是说，领导者“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不要以会代会，以文传文，官僚作风，而要多干实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领导者必然“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包括提供资料，搞好图书馆，购置和供应器材、实验设备，建设中间工厂，也包括搞好食堂、托儿所等等。”[2]P56这不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而是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具体问题。领导者对此要充分认识，科学规划，采取科学有效的制度、措施，认真细致地完成繁杂而又必须的各种任务。“比如说，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么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解决？等等。”[1]P121这说明了领导要放在具体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中去看待，主要是个实践问题；要在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中切实反对并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第四要改革、完善领导管理制度。邓小平指出“对教育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展开讨论。”领导不是一言堂，不能武断、专制，使权力为个体服务，为私人利益服务，而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营造人人敢说敢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局面，不要害怕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各种方案可以比较。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2]P110 同时，邓小平非常重视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科学性、合理性，他认为“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1]P17因此制度推动很重要，“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这种制度应该是“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 [2]P151 要尽可能具体到每一项任务上实行几定制度，即“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 [2]P151这样才能做好领导管理，才能搞好教育。
三、邓小平对领导内容界定的主要论述
邓小平对领导内容的阐述是丰富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领导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邓小平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
[2]P56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才能真正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才能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标准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体来说，就是“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 [1]P328培养目标的“四有”质量标准，“坚持”和“贯彻”就不可能自发的形成，一定需要按照适应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去进行领导。那么，作为党委领导，邓小平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这是要不得的”。[2]P109在这里，领导者要主动热情、要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一方面“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2]P109 领导者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座、表演，教育和引导人
[1]P40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发挥对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领导，“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和道德教育。” [1]P328从而“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2]P105第二，领导教育教学质量。办教育,教育教学质量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2]P104 同时社会发展中，“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
[2]P107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没有质量，就没有了应有的价值，一方面，难以促进本身的发展和提质，丧失生存的市场和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和国家资源的一种浪费，一种损害。对此，邓小平强调了抓好教育教学质量的几个方面：第一，要重视教学活动。教学活动是学校最重要的基本活动，对此，领导者要做多方面的工作。教学要贴近生产、贴近社会、贴近实际，“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该加以研究”[2]P108，而且，领导者要重视组织这种研究，从而找到一条适宜的方式和途径，他指出，“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与“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结果是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教师不能教书，学生不能学习，学校不敢抓教学，严重破坏了学校教学工作，造成教学质量下降。这是极其恶劣的。因此要从制度和舆论上提倡“尊师爱生，教学相长”[2]P109，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2]P100第二，关于教学内容、学风、考试问题。对教学内容，邓小平指出教育内容应该实现“三个面向”，体现现代性，但又要立足中国实际以及学生的实际。他说：“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
[1]P100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1]P66要“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2]P101军队院校的教学内容“要有现代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1]P61对于学风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树立良好的学风，扭转文革以来学校教学秩序混乱学风变坏的状况，要求“学校培养好的学风。要有爱劳动、守纪律、求进步等好风气，好习惯。”[1]P51他认为“要
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标。”[1]P102并反复强调“要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1]P103 对于考试问题，邓小平把学生负担和考试问题放到了一起思考，那时侯他就已经敏锐的认识到“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邓小平强调要不断完善考试制度，要帮助学生正确对待考试，“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1]P102在这里，考试只是检测教学质量的手段，教学的目的是要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合格人才。因此“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1]P102这些问题到今天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
第三，领导科研工作。高校是科研的重要力量，“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2]P53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这就说明了领导者对发展高等院校的科研要有具体措施和规划，在科研中，对于学风问题要进行管理。邓小平强调既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2]P57，又要“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应该进行批评
[2]P79教育。”他向教育领导者展示了一种辨证的思维视角，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局
面，学术创新要交流，要争辩；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学术研究中个人品质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在领导过程中，要加强学术制度建设，引导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第四，领导师资队伍建设。邓小平历来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首先，他强调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邓小平认为“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不论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1]P38他认为，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而人才的培养靠的是教师，靠的是教育。[因此，“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P38那么，要真正做到尊重教师，爱护人才，就“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2]P56要把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结合起来，“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
[2]P95作条件和业务学习。”逐步改善和提高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让他们
安居乐业以及安心教学和科研工作。这样就可以稳定教师队伍，鼓励教师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同时还要从成才机制、培训机制上下工夫，领导者“要把师资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只有教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这种培训的内容要包括“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工作作风等。”
[2]P55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2]P110
四、邓小平教育领导体制改革理论的当代启示
第一，领导者要形成与时代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人才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首要的基础原则。领导者要立足当前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人才当做最重要资源的观念。首先，传统中人们习惯于把资源理解为物质资源和自然资源，而忽视了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实则为首要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已成为主导社会的中心。其次，大学不是大楼的集合，而是人才的集合，大师的集合。因此要实现对师生的关心、爱护、尊重、理解。只有师生生活在一种
自尊自主、心情舒畅、积极创造的社会氛围中，才能肯定存在的环境；也意味着师生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就有充分现实的空间。相反，如果师生被当作物、当做工具，被视为操纵、改造的对象，那么他们就无法发挥应有的积极效能。再次要尊重人才培养的规律，充分体现伦理关怀。一般来说，人才能力随时间发展呈曲线式，包含着发展潜伏期、跃升期，这是需要发现、呵护、激励和惜用的过程。因此，领导者应当善于识别“苗”与“草”，对人才予以适当的投资，尤其是对于处于能力“跃升期”的人才，要予以充分、及时的投资，应创造最好的条件，解除他们后顾之忧。这种投资包括解决人才的工资、住房、福利、医疗保险、子女入托入学、配偶的调动等形式。
第二，要切实推动教育教学与经济发展、生产劳动结合。站在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特别是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高度要促进现代教育这种结合，从而领导教育教学质量。一方面，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出好人才，快出人才；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内容、方法不断有新的改革和发展；要求教育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这些都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同时，另一方面，还要求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相结合，专业学习与社会就业相结合，学校必须要注重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以及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层次结构、劳动结构以及运行机制等调整变化的特点来改革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专业设置、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生产劳动的结合，从而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第三、要形成以制度安排为引导的领导管理体制环境。教育领导管理体制要形成科学的选人、用人和激励人的制度安排以及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应该体现在制度当中。这样，人才的涌现、人才的物化生产能力与精神生产能力，就必然会成为教育教学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在这里，以人为本在制度中得到真实贯彻，制度真正坚持一切从人出发，注重培养主体性强、富于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的人才，并使其高效释放。这样，这种制度就能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人与组织的共同发展。一般来说，人与组织是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人的能力和素质是推动组织发展的基石，同时组织递次发展会不断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因此在制度安排中注重促进师生能力和素质的发展，就必然会促进学校的发展以及提升人才培养的水平。这样，师生与学校的发展便在互动过程中统一了，既提高了效率又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资料：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顾海良.《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观 篇7
他较少直接论述专业的新闻传播,但是对党报和党领导的媒体工作有过许多指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因而,他的新闻观的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一切需要从头开始。邓小平以政治家眼光,务实地要求所有的媒体转变工作重心,从“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报纸、广播、电视和通讯社,都要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很好的稳定的舆论环境。
一、新时期传媒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促进社会的 安定团结
1979年,邓小平考察了《人民日报》的一种宣传性现象。9月17日该报发表社论《切实解决上访问题》,文章的意图是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本是中央的精神,但是话语中对于到哪里解决问题没有讲清楚,于是发生了大批上访人员涌向北京的现象。10月22日,该报再次发表社论《正确对待上访问题》,把话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就地解决问题,于是到北京来的人员大大减少。就此邓小平说:“《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他要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1]
在做了这番考察基础上,邓小平两月后(1980年1月) 强调指出:“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2]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在改革开放时期新闻观的核心,其他观点都是围绕着这个观点展开的, 或为这个观点服务的。这个观点,邓小平从70年代末复出, 一直讲到90年代初他退出领导岗位,成为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点。
二、党报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
基于“文革”中党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教训,他倡导制定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在叙述党内生活基本准则时他说:“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3]这是组织原则,但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许党员和党的媒体发表意见,而是强调要有一定的程序,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有大局意识。他主张“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不允许“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4]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视察新华社
三、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同样基于“文革”中广大群众被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思想被禁锢的教训,他一再强调:“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5]这些思想,后来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做了阐发,基本思想即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邓小平多次讲过,再不能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不要搞围攻,搞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历史已经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再次宣布:“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6]
邓小平要求总结历史的经验,他在谈到十三大的时候说:“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 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7]从制度上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这就为党领导的媒体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四、确定主要防止“左”,同时警惕右的反倾向方针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主张要同时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错误倾向。早在1981年批评《苦恋》时,他就《解放军报》的经验讲道:“《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他谈到的来自“左”的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事例时说:“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8]
邓小平看《体育报》
除了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这一很实在的要求外,邓小平还根据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要求大家更多地注意防止“左”的思想。就在他论述批评右的倾向的《苦恋》时,他说:“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9]关于这个反倾向的基本估计,邓小平也是从他复出,一直谈到他退出领导岗位,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一点基本观念。1987年他指出:“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10]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所谈的“左”右倾向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党领导的媒体的宣传。他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这是邓小平整体上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基本估计,对于党领导的媒体负责人来说,这种宏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五、关注传媒对政策宣传的把握
鉴于党报和党领导的其他媒体所具有的指导工作的职能,邓小平十分关注媒体对政策的把握,以防止出现因为媒体报道的差误而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1985年他看到媒体上提倡先富起来的人捐钱修路,他鼓励捐钱修路,但是要求不要过多宣传这类事例,他指出:“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12]显然,如果大肆宣传这类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些人不敢富起来,对社会将产生不利的导向。这与1950年邓小平要求报纸在宣传佃富农自愿让出土地给贫农的问题上谨慎从事的道理一样,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窝风,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邓小平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3]一个“允许看”,一个“不争论”,这样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也保证了社会在稳态中前进。
摘要：邓小平的新闻观要义,就是传媒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他对党领导的媒体提出的各种要求,都是服务于这个基本要义的。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论出现分歧而一时得不出结论的,为了避免思想混乱,浪费时间,他主张不要在媒体上争论。在党报工作的宏观把握方面,他多次谈到“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关键词：邓小平,党报,政策宣传,民主权利
注释
1[1][2][3][5][8][9]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8、229,255,272,144-145、144,380、166,
2[4]邓小平文选[M].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6;邓小平文选[M].2版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4.
浅谈邓小平改革方法论 篇8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方法论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已经走过了30周年。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形成了一整套创新的方法论思想。这些方法论思想既继承了“老祖宗”,又是“老祖宗”们没有说过的,是邓小平创新性思考的结果。有学者指出,如果把邓小平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比作金子,那么邓小平的方法论思想则是其点金之术,掌握这些点金之术有时比掌握那些金子更加重要。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注重研究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前提基础
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以此作为改革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在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结合国际国内形势,辩证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处理的各种辩证关系。邓小平在坚持理论基础,即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之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除理论基础外,邓小平改革方法论还有其价值论前提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价值论前提是理解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至关重要之关键点;提出邓小平指导改革的方法论与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幸福的价值取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与人民利益之上这两大价值前提内在地凝结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认为这是它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得到人民理解和支持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奥妙之所在。
邓小平在规划中国改革总体布局时说:“我们的国家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这一改革总纲的指导下,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根据价值论前提,创造性的形成了一整套邓小平改革方法论。
二、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改革开放是全新的事业,没有本本可依,“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因此,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更全面地表达了邓小平“敢闯、敢试、敢冒”的创新实践观。
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崭新的开创性事业,邓小平强调的是干,是实践,是试验;认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敢想、敢闯、敢冒的精神,就不可能有敢于试验的果断行动。
大胆试并非不讲科学,行动起来步子要稳,前提和条件就是“看准”。一要“看准”客观事物实际情况及其发展大势,即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二要“看准”有利时机。“看准”并选择时机,是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三要“看准”好的方式。无论是改革试验,还是其他方面的探索,都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试”法。可见,只有“看准”,改革中试验的步子才能稳妥。
邓小平的改革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学说。它创新了实践形式,深化了实践的内涵,使实践更具时代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具体化、生活化了,使实践这一哲学范畴,更加贴近了群众和实际。
三、改革系统论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邓小平注意分析国际大环境,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革命,在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必须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协调发展、全面进步。如果改革只限于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环节上,改革必将陷入困境。所以,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辅之以文化等其他各个领域的配套改革。邓小平在改革实施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方法,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
邓小平的改革系统论继承并发展了了马克思主义整体的观点、系统的观点、全面的观点。以改革系统论指导社会主义改革,避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做法,将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全面推进。
四、改革过程论
恩格斯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一种过渡,是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过渡,我们的改革是在巩固、强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前提下的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过渡,所谓改革就是这样的一个过渡过程。过渡是一个事物不同体制的转换,不是对原来事物的全盘否定,所以这种过渡总是有抛弃,有批判,有继承,有发扬。过渡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不是暴力,而是和平,因而它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而持久的变革过程,改革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始终。改革不是一次性行动,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打好持久战。同时对条件成熟、时机有利的改革,在做好整体配套和长远打算的前提下,要速战速决,在短时期内见到实效。
邓小平在1991年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台阶”式的不断上升,意味着经济发展是“跳跃”与“稳定”相交替。即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当时的有利时机,以超常的速度前进,跳跃一下,使经济发展登上一个新台阶;而当国民经济发展出现过度不平衡时,就放慢速度,开始进行调整,以使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相当均衡和稳定的时期;当再生产中的各种矛盾得到解决后,又会出现下一个加速发展阶段,如此循环往复,使中国经济能以高速度得到发展。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思路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论的证明阐释。
参考文献:
1、荣开明.邓小平在矛盾分析和改革方法论上的新贡献[J].孝感学院学报,2002(4).
2、许俊达,李朝东.略论邓小平指导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法论[J].安徽大学学报,1998(6).
3、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4.
4、刘吉.社会主义改革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1.
6、艾丰.改革方法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