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通用8篇）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篇1

众所周知，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300多万平方公里，东西相隔5500公里，时差4个多小时，南北相距5500公里，跨越5个温度带，居世界第三。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来便是各国眼中的宝地，上至夏商，下至今时，总是处于危机之中。无论何时，外国总是打着中国的主意。而今，中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自强不息，增强了自己的实力，有了相当高的抵御能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处于和平时代，相反我们应该警惕这潜在的危机，古人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注意我国周边环境形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领土方面，自新中国以来，先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朝鲜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签定了新的边界条约，并划界立碑，但是我国仍与印度等国家有5000多公里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争议地区16万多平方公里。与日本等海上邻国争议面积多达200多万平方公里。这些领土的争议是格局形势潜在的危机。目前我顾主要丢失的领土有韩国占有的几个礁岛，日本侵占东海气琉球群岛和钓鱼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周边各国的蠢蠢欲动，小动作纷纷。

在西方开始收敛的时候，中国周边的国家却活跃起来。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纷纷针对我国南海主权动作不断直接向中国发起挑战。其中菲律宾国会通过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划为其国土，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几处岛屿宣称拥有主权，其海军司令甚至宣称，如果发现中国渔船入侵，将被长期驻扎在那里的海军驱逐舰驱逐，越南则任命了一个管理西沙群岛的政府机构主席，一宣称对改道拥有主权。日本首相有不失时机的挑起钓鱼岛事件。这个时候中国的西方邻居印度也不甘示弱，居然大幅增兵藏南。对已经挫败强大西方势力的中国来说，解决这些国家的挑战不是问题，但奇怪的是，与高调回应西方相反的是，中国政府这次相当低调，对之冷眼旁观，不采取措施。

或许这种选择于中国来说对外界不失为一种对抗、一种有力的回击，但是在这个社会，尤其是西方，将忍让看着一种懦弱，一种无能。中国要想在世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光靠忍让和中国传统的礼仪是不可能的，要让世界尤其是美国、欧盟等国家信服，就必须有霸气，因此对待这些对我国领土打着歪主意的小国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拿出点威风和霸气。在这里绝不是以大欺小，而是维护自己正当的利益。中国这个大国如果连这点利益都不能争取，别人会以为我们好欺负，这实际上在无形中助长美国等国家的嚣张气焰。中国不能忍让。

周边环境形势在军事方面尤为紧张，总体来说东亚、东南亚、东盟、中亚、南亚地区对中国呈现包围形式。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不愧为一流强国，拥有世界第一的扫雷能力和世界第二的防潜能力，军事费用世界第二。便面上日本与中国和睦相处，但实际上是表面上一套暗地里又是一套。其军事防御已由“固守北方”变为“防御西南”，此举意味着什么，我想不言而喻。在一则调查中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最为危险的国家即最容易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就是日本，而目前日本的种种举动也正应证着这一趋势。炙手可热的朝鲜核问题，也是一大热点，联合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朝鲜核问题处理不得当势必引起朝、韩、美、日四国的军事冲突。由于当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旦四国的战争爆发，势必影响到美日韩与中国的关系，很有可能美日会趁机打击中国。因此我想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应该谨慎，考虑全面，在外交方面应尽可能的避免冲突，保持中立原则。

于此同时，印度也将中国列为潜在的威胁。印度兵力强大，海陆空在世界排名靠前，是中国有力外患之一，而且印度长期以来占领着藏南地区，态度强硬，轻言撤退是不可能的，为有武力。同时印度也将印度洋列为其势力范围，恶意炒作中国与印度洋各国正常的经济来往甚至借用马尔代夫的甘岛作为其空军基地，毫无掩饰的暴露出印度的野心。中国不得不防。

台湾问题是我们一直关心的问题。从明朝开始，就明确的规定台湾属于中国。从邓小平主席的“一国两制”到陈水扁的“台独”，我们看到的是台湾领导团队想方设法的对抗，视祖国各族人民于不顾，甚至请求美国的援助。中国曾今帮助马英九登上台湾领导人的位子，而曾将他口中的台湾回归如今已经烟消云散，大力购置军事防务，其动机之明，不言而喻，美国更是添油加醋。藏独也是中国头疼之事，“**”集团藏独的野心也迎合了美国的愿望。奥巴马白宫见**更是对中国政府公然的宣战。我们岂能坐视不管？中国政府不能忍让，应该快刀斩乱麻，将这些不法分子除之而后快。

对如今的中国来说，美国可能是我们最强大最具危险性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群，遍布世界各地。这些基地主要为美国收集情报资料，拥有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军事武器，一旦战争爆发，可以迅速的调兵遣将，尤其在欧洲，能够迅速的调集兵力进攻中国边疆。而且2010年中美关系即将发生更加微妙的变化。如果美国挑起中国敏感的三大危机——贸易争端、对台军售、会见**，中国将应接不暇。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篇2

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 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 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世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为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 2008年, 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 在这场经济危机中, 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倒退, 人们的购买能力收缩。虽然这场经济危机在持续一年以后已经结束, 然而它依然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即形成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有两个标志, 一个标志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稳定且持续增长;另一个标志为金融市场的各项指数是否已经稳定到如经济危机以前一般。从这两个标致来看, 目前全球并没有从后危机时代中走出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1. 国际形势

后危机时代让国外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发达国家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形势, 以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危机。美国、英国、东欧国家及日本都曾以透支国家的信用, 大量印钞的方式缓解危机。大量印钞的结果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 然而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 美国大量印钞的结果是将经济危机的结果转嫁给它国, 由它国与美国共同承担经济危机, 在后危机时代, 我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这与美国的大量印钞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以稳健的方式发展, 所以在2007年至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 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减退。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一枝独秀的状况让发达国家产生焦虑感, 为了转嫁矛盾, 发达国家将焦点转向中国, 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以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为理由强行要增加关税, 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的经济策略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面的一个难题。

2. 国内形势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然而在后危机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平衡, 它体现在投资过多而消费不高的状况上。中国的内需难以拉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 目前中国的福利保障欠缺, 民众不敢随意消费;同时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有关,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拉大贫富差距, 使大量的民众不敢随便消费。后危机时代, 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问题显得更突出, 它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也在后危机时代显得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能源消耗大, 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为主, 相对投资较少, 能产出大量经济利益的第三产业还未完全展开, 在后危机时代, 全球经济发展萎缩, 其它各国对工业产品需求量减少, 这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以依靠第二产业带来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隐患。虽然我国地大物博, 但是如果自然能源长期大量的消耗, 未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不能再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体现得更突出, 以山西为例, 山西原属于我国产煤的大省, 然而现在山西部分县市已出现缺煤的现象, 更有部分县市因为煤炭资源开采过度, 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出现沙尘现象。北京及一些其它的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 它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1. 构建拉动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消费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三条途径;从2008年起, 我国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对外投资, 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 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 他们利用种种借口给中国对外投资设下屏障, 且后危机时代, 发达国家经济紧缩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范围。我国必须意识到一味增加对外投资, 依靠对外出口并不是使经济发展的长远办法, 我国需要从政治上调整贫富差距、政策上保障民众福利, 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才能让我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 改变政治环境构建新的经济制度

我国经济发展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 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民的素质,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大部分劳动力的素质非常低下, 他们仅仅只具备初中生的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让他们的劳动方式粗放化。一些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农业生产, 他们甚至不能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力只能做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或最简单的工业加工劳动, 他们无法从事高、精、尖端的工业生产。部分劳动力只能用家族性的方式管理企业, 他们无法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劳动人口的素质使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 更使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限制。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以前, 需要通过改变政治环境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提高经济产业的发展。

3. 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完成城市转换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篇3

一、近期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房地产政策导向

1.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变化，并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中国经济近5年的持续下行告一段落，经济底部已显现。本轮经济下滑开始于2010年，当时GDP增幅高点为12.2%，到目前已经下行持续五六年；到今年一季度，GDP增长达到6.7%且降幅减缓，经济长周期见底，L型拐点已至，中国经济开始进入L型的下半场。

二是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处于底部运行，投资与传统行业对经济稳定作用依然重大。从今年上半年形势看，GDP保持6.7%的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继续较快增长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在多数地区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成本较高、经济下行压力大，以及“新动力还挑不起大梁”等背景下，短期经济稳定还要靠投资、靠已有传统行业的继续支撑。

三是大规模货币宽松已经结束，但货币紧缩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目前，我国与主要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已开始“同步”，美国加息放缓，欧、日放松暂停，中国也开始由宽松期进入观察期。现阶段，我国通胀大幅上行或重新通缩的可能性都很小，在中国经济明显回暖或过热之前，通胀难以大幅上行，货币政策也难以实质性收紧；而在供给侧改革为重点的时期，经济下行风险并未消除，政府通过紧缩货币去产能、去杠杆的可能性也很小。

鉴于以上经济形势的变化，今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加快“供给侧改革”，尤其是要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的幻想，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扩张办法给经济打强心针。

2.新形势下的房地产业政策导向

随着宏观经济L型走势的出现，此轮经济“周期归来”也有了新内涵，过去那种靠投资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难以持续，而供给侧改革则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本人认为，在新形势下的“周期归来”，对房地产业同样更加强调“供给侧改革”的任务，而不是靠加杠杆去库存。关于如何库存，过去一直存在争议。去库存的关键是创造需求，一种是通过居民加杠杆，一种是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年，央行某高层表示：中国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贷款中的比重相对偏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比较安全有发展的机会。尽管其并未明确要通过个人加杠杆去库存，但其表态不免产生误导。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房地产加杠杆去库存”的做法。其原因估计如下：一是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次贷危机本质就是房地产加杠杆，无论哪个领域加杠杆都存在巨大的泡沫风险；二是2015年以来对房地产刺激力度偏大，导致一线、热点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过快，存在泡沫风险；三是政府不应释放加杠杆信号，一旦政府引导，则整体经济将失去理性。2015年的股市波动与相关部门有意无意的错误引导有关。如果房地产再出现类似情况，则对实体经济的危害更大。因此，今后我国房地产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需求刺激也应告一段落，需求侧管理将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房地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将重新成为房地产业发展的重点。

二、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66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6.1%，投资增幅比去年全年1%明显好转；住宅新开工面积大幅增长，增幅为14.9%，市场明显景气；商品房销售大幅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7.9%，销售额增长42.1%，市场需求明显增长。总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的回暖，不仅有利于楼市去库存，也对全国经济形势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全国楼市整体向好的趋势下，市场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关注。

1.市场成交量增幅逐步放缓，下半年面临市场回落

从中国指数研究院50个一、二、三线代表城市成交情况看，一季度，在宽松的政策环境、货币信贷环境下，市场预期向好，成交稳步提升，代表城市商品住宅月均成交面积同比大幅增长50.1%。二季度以来，沪深限购加码，且前期市场成交活跃已透支部分需求，加之苏州、东莞等热点城市价格高企，市场观望情绪渐浓，导致需求增速有所回落，代表城市商品住宅月均成交同比增长27.4%，较一季度收窄22.7个百分点。

从一、二、三线城市分别表现来看，上半年各类城市成交量同比虽然增加但增速放缓。上半年，一线城市月均成交量同比增长9.3%，较一季度显著收窄33.9个百分点；二线代表城市月均成交量同比增长41.2%，增速较一季度收窄5.9个百分点；三线代表城市月均成交量同比增长37.8%，增速较一季度收窄22.1个百分点。

从市场整体走势看，一季度受政策利好影响，刚需、改善性需求乃至部分投资性需求积极入市，新房、二手房市场热度较高。二季度以来，二手房市场回落并传导至新房市场，成交增速回调。预计下半年，一线城市和南京、苏州、合肥等热点二线城市在政策收紧预期影响下，市场成交会有下行的压力；重庆、天津、武汉、成都等城市会延续当前市场走势，平稳放量；但库存压力比较大的三四线城市尽管有去库存政策的刺激，但成交量难以继续上升。

2.上半年房价持续上涨，下半年面临调整压力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对10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自2015年8月百城住宅价格同比止跌转涨以来，已连续11个月上涨，今年6月涨幅扩大至11.18%。但二季度以来，随着各地楼市调控的加强，不同城市房价上涨分化。具体来看，一线城市受2015下半年持续宽松政策的影响，率先掀起涨价潮，深圳、上海涨幅尤为明显，这种趋势逐渐蔓延到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及南京、苏州等热点二线城市。3月以来，为稳定房价，深圳、上海、苏州、惠州等城市相继出台收紧政策且初见成效，二季度这类城市房价涨幅已明显放缓。5-6月，厦门、合肥涨幅仍显著，但在严控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影响下，热点城市涨幅均有所缓和。此外，除临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热点城市群城市，如惠州、无锡、廊坊等城市出现量价齐涨外，多数三、四线城市量虽涨、价不升，一些城市还在高库存状态挣扎，与一线和二线热点城市形成鲜明反差。

下半年，预计不同城市价格走势将持续分化。近期，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涨幅趋缓，深圳近两月二手房价格已转为下跌，未来也将影响到新房市场预期（7月份新房均价已环比上月下降8.2%）；南京、苏州等强二线城市上半年房价过快上涨，价格水平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购买力，且市场杠杆率较高，价格变化对信贷政策敏感度高，政策收紧下可能出现价格调整；东莞、惠州、廊坊等一线周边城市受大城市需求辐射影响，未来发展预期乐观，房价仍有上涨动力；二线城市中的成都、重庆楼市供应充足，房价上涨动力相对较弱；其他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动力仍较弱，且面临下行趋势。此外，根据本人预测，预计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深度调整期；随着货币政策对房地产的刺激作用减弱和各地调控的加强，全国房地产市场将从“少数城市热、多数城市冷”的局面转向全面下行。

3.宏观经济对房地产业的依赖较大，经济发展基础不稳定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总量达到34.06万亿元，同比增长6.7%，高于6.5%的预期，经济增长总体稳定。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5.84万亿元，同比增长9.0%，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此外，据相关测算，房地产业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两者合计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达到30%以上，房地产与“铁公基”仍然是撬动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虽比较稳定，但我国经济结构仍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比较大，调结构、促转型，以及供给侧改革仍需要较长的周期。上半年，我国投资率（即投资占GDP的比例）已达到76%，远高于发达国家30%以内的比例，也远远超过50%的投资率警戒线；在GDP增量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宏观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而一旦房地产投资、“铁公基”等投资难以持续，宏观经济势必出现下滑。

综上所述，上半年我国经济的回暖，主要是投资拉动政策在发力，本质上仍然是需求侧政策。目前来看，通过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加杠杆方式刺激房地产市场以及多种预期管理手段，也确实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超预期有明显作用。同时，由于人民币汇率面临持续贬值压力、实体经济不景气、全球贸易放缓下进出口短期内难以改善等压力，中国经济的发展基础仍不稳定，短期仍需要借助房地产及“铁公基”投资对经济“稳增长”的推动。但是，供给侧改革已迫在眉睫，且不能因为经济有所改善就放松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贻误改革的机会窗口。尤其是房地产领域，必须即刻改变“加杠杆”“去库存”，以及由此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化，而要通过加快城镇化，通过满足城镇合理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发挥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合理支撑作用。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现状

目前，中国房地产经济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房地产市场潜在供应能力远远大于现实需求，多数城市库存高企，除非大规模的城镇化带来新增需求，否则供应过剩不仅是今年，也将是“十三五”期间制约房地产经济发展、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房需求历史峰值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2012年底已经达到了。达到这个总量后，城镇现有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到33平方米、现有居民家庭住房套户比已超过1：1，房地产市场总的供求关系已经平衡。未来，若城镇人口没有大规模增加，若继续大规模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则必然出现房地产供应持续过剩和库存增加，房地产市场也将面临全面下行的拐点。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30%，2014年是10.5%，原来估计2015年仍可能保持10%左右，但是2015年实际上是1%。今年上半年，在一系列刺激政策的作用下，投资有所回升，但仍保持6.1%的低位增幅。如果今后城镇人口未出现大的增长，楼市将难以有后继需求接盘，房地产销售规模将难以继续上升，房地产开发投资也难以继续增长，对宏观经济“稳增长”以及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将带来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当前如果利用好新型城镇化政策，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则有利于改变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的下行拐点；如果新型城镇化工作推进不力，则在城镇现有人口基础上难以进一步扩大住房需求，即使有新的刺激需求政策出台，也只会增加住房投资和投机，重新回到“加杠杆”去库存的老路。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是增加城镇合理住房需求，进而支撑“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路径。此外，在经济转型发展期，由于新增长动力需要培育，投资和传统行业对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意义仍然重大；作为对上下游40多个相关产业具有带动作用的房地产投资的增长，以及各种类型的住房消费，将对我国明年乃至“十三五”期间宏观经济稳增长，新型城镇化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具有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四、“十三五”期间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动力

根据本人主持开展的相关课题研究，“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住房市场需求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城镇化带来的新增需求、棚户区改造带来的引致需求和现有城镇居民的改善性需求。从新增住房需求看，随着二孩政策、农业人口落户政策等的实施，到2020年城镇人口及城镇化率均有可能大幅提升，届时全国城镇将新增住房需求34.2亿平方米。从引致性住房需求看，随着2020年全国城镇棚户区改造任务的完成，全国约1亿人居住条件明显改善，5年内将带来棚户区改造引致性需求21.2亿平方米。从改善性需求看，随着城镇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现有城镇存量人口人均住房面积将提升至36平方米，5年将带来改善性需求17.52亿平方米。

综上分析，“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住房总需求为73亿平方米，减去目前过剩库存量，未来包括棚户区改造的城镇住房新增供应目标为61亿平方米。按此测算，未来5年，我国城镇商品住房年销售规模仍将保持10亿平方米以上，房地产市场面临良好的发展趋势。未来5年，通过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尤其是适应人口向大城市快速流入和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规律化特征，加大大城市土地和住房供应，加快大城市产业向城市群或都市圈中小城市转移的步伐，满足城镇人口合理的住房需求（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促进大、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从而合理“去库存”，并发挥房地产业对宏观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防风险”的积极作用。

五、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建议

房地产去库存，取决于市场销售和楼市本身供给的规模和速度。结合前述分析，在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要化解楼市过剩的库存，必然要从满足合理需求、增加合理供给两方面发力：一方面要按照中央“人的城镇化”要求，促进合理住房消费，避免加杠杆去库存；另一方面要结合各地实际，以促进楼市供求平衡、结构合理、价格稳定为原则，“因城施策”地把握楼市供应规模和节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为此，本人对未来房地产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一是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一亿左右的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地区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二是完善城镇化配套法规和政策，促进落户城镇的原农村居民对其原有农宅、宅基地的流转、抵押，提高他们在落户城市的住房消费能力。三是改进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配套设施，适应人口向大城市快速集聚，通过加快大城市地铁等交通设施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住房等生活设施建设，满足人口快速集聚大城市的各类需求。四是加快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加快制定产业向中小城市转移的投资倾斜政策，引导中小城市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激励更多农民工在小城镇购房和永久性迁徙。五是促进城市群在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一体化发展，发挥中心城市产业外移和住房需求外溢对周边中小城市的带动作用，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等方面的规划和政策实施，通过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发展一体化协调机制，在即有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带动下，促进周边广大中小城市城镇化进程。

2.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控制住房投机需求

城镇化带来的新增需求和现有住房资源配置不均衡隐含的改善性需求仍然旺盛。为此，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国家各项住房首付、信贷、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加快建立政策住房银行和政策性担保机构，专司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和棚户区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和抵押担保；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城市市场分化现状，继续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特别是对目前处于过热发展的大城市，要实施好差别化信贷政策，适时采取其他调控政策，防止“高杠杆”带来的金融风险和房地产泡沫。例如，若楼市持续升温，可以提高贷款首付比例，严格2套及以上住房贷款认定标准，甚至可以出台政策限制外来炒家购房。当然，若市场过冷，则可降低贷款首付比例，放宽购房限制，提高普通住房标准范围以减少收费成本等措施。

3.完善公共住房制度，推进棚户区改造

一是加强住房制度创新。未来5年，我国农村人口和中小城市人口有可能会优先向大城市转移，一线城市尤其是二线城市房价有可能加速上涨甚至出现翻番。针对大城市房价上涨、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下降等现实，当前迫切需要创新大城市公共住房政策，针对居民收入与房价的差异，建立面向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各类群体的差异化住房供应体系，建立支持“夹心层群体”、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房体系，在发展商品房市场的同时，建立和完善面向城市“夹心层群体”的安居住房制度和面向“低收入群体”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二是促进中小城市住房市场发展。针对中小城市房价比较合理、市场仍需培育等现实，减少甚至停止中小城市新批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更多运用发放租赁补贴方式实施保障，地方政府可以尝试公开采购方式，从库存住房中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三是加大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力度，结合部分城市住房库存较大、空置较多的现实，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力度，充分释放住房消费需求，持续改善市场供求关系，不断改善老旧住区居民居住条件。

4.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建立购租并举、梯度消费的住房供应与消费模式。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并给予税收优惠和信贷支持；保护租户利益，在子女入学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给予租户与产权人同等待遇。

5.实行差异化的土地供应机制，促进住房供求基本平衡

对于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适度控制住房建设用地供应节奏，对已出让的住房用地，应在土地开发期限、土地用途调整、土地使用权转让交易等方面给予市场更多的自主权，扶持企业去库存，提高已供土地的利用效率。对于库存过小、市场供应紧张的城市，要加大年度土地供应规模，并鼓励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通过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调整城市用地功能，提高居住用地容积率，加大城市旧改的力度，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一体化、协调化发展，积极拓展住房发展空间、盘活存量，持续增加房地产市场供应量。

6.加快房地产行业转型发展

一是加快跨界发展，通过推进工业、商务、养老、旅游、文化、休闲等嵌入式跨界地产发展，引导开发商由单纯住宅开发向城市综合服务商发展，并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加快中小城市发展。二是加大行业出清力度，促进其他行业企业回归本业，鼓励市场兼并重组，提高房地产行业产业集中度。三是鼓励行业创新，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加快推进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并制定完善相关规则和配套政策。四是引导企业调整经营策略，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顺应市场规律，通过降价等营销手段，快速释放潜在需求，政府也应当进一步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减少房地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降低企业住房建设和个人住房消费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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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锋.2015年深圳及全国房地产市场形势及2016年走势（发表于《深圳经济发展报告2016年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陈杰 马克·斯蒂芬斯 满燕云.公共住房的未来——东西方的现状与趋势.中信出版社.2015

5.连平.未来房地产市场何去何从.中国房地产.2016.06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篇4

策

摘要：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陆地环境明显趋于和缓，而海洋环境则趋于紧张和严峻。进入21世纪后，我国周边政治格局依然呈现出“陆缓海紧”的态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处理好周边关系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周边地区；发展形势；外交政策

一．引言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其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如今，我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边的国际形势。只有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的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才能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条件。本文就对我国如何构建一个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进行简要分析。

二．周边的国际形势

（一）周边国家政局动荡

在我国的周边国家中，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可大致分为“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也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主要是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即政党就选举和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利斗争。其政局波动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例如，中亚的哈萨、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二）大国争夺

在我国的周边政治格局中，美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因素，也是对我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作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对我国周边格局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已成为最主要的外部因素。当然，目前美国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威胁大都是间接和潜在的，而且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在遏制我国的同时，也同我国进行“接触”与合作。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中日关系虽然显现出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

（三）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

目前，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已呈现出加剧的态势。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周边“海权”争夺 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了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自己的“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几年，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

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曰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自然灾害

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早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夏季的大洪水、台风、海啸，以及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六）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构建稳定的周边政治格局的严重威胁。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基地和活动场所，中亚地区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给中国的西北边疆带来了巨大压力。在东南亚，当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与“基地”组织相勾结，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现实威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是我国维护周边政治格局的重要手段。

三．外交政策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要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理，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

参考文献：

[1]2013形势与政策论文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篇5

一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是我们寻求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我国的周边环境逐渐恶化，领土、海洋争端不断凸显，周边国家政局动荡，恐怖势力蔓延，这些都促使我们必须加紧重视周边安全形势。

中国陆上有10余个邻国，海上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最为关键的是中国与这些国家都存在着领土和领海的争端。比较重要的有：与日本的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争端，以及东海石油问题；南海问题；与印度的领土争议；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可以说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是世界上最复杂的。

一、日本

中国与日本的争端主要是东海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东海划界之争。中日在东海划界问题上分歧很大，日本主张所谓的中间线原则，并且以钓鱼岛作为基点单方面在中间划了一条所谓的中间线，并开始对这条线采取实际控制；中国一直坚持自然延伸原则，主张在东海大陆架一直延伸到冲绳海槽中心线。2.东海海底油气资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处东海海域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太平洋上油气最丰美的区域之一。关于东海海底油气资源的划分：日本主张按照“中间线”原则划分；中国表示不存在什么“中间线原则”，东海海底石油资源的划分，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所规定的大陆架原则来进行。3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钓鱼岛列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日本却宣称钓鱼岛是其领土，并在上面修建灯塔等永久设施。

二、南海问题

南海总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其中散布有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其中的南沙群岛由于其显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引起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强烈兴趣，进而挑起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并发展成一个涉及多个国家且有国际势力插手的复杂问题。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侵占南海是因为南海有丰富的油气和渔业资源，并且南海海域作为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通道，其经济和军事价值不断凸显。

近年来，东盟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政策相继发生了转变，形成“联合制华”的战略态势。东盟内部多次就南海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了通过“集体性政治谈判解决南沙争端”的共识，并多次策划将南海问题提交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竭力促成南海问题国际化。并且，美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等大国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目的，积极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插手南海地区事务，使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三、印度

中印之间主要是边境划界问题：印度与我国存在着领土争端，并坚持不合理的领土要求。两国边界全长1700公里，双方争议地区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不仅如此，近几年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幌子，渐渐实现军事安全战略从北方陆地向南方印度洋的倾斜，其触角已延伸到靠近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附近。最近几年印度不断扩充其军事实力，不断进行核试验、与俄罗斯共用中亚军事基地、大规模购买先进武器，对我国虎视眈眈。

四、其他

其他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因素有：韩国与中国的海上争端，我国西部地区的恐怖势力，美国在中亚地区的驻军，泰国、缅甸等国的国内震荡，俄罗斯对中国的不信任感等等。

面对如此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我们应该坚决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展开战略对话，和平解决争端。比如在东海及南海问题上，我们可以在坚持主权的基础上，尝试与这些国家共同开发海上资源。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因此，我们更应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打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外部环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2017周边安全形势与政策 篇6

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组织形式应发生变化。中国在构造周边战略时，必须以周边省份和周边国家的一体化为平台，内外联动，稳定周边形势。以下是小编J.L为大家分享的关于周边安全的形势与政策之论文范文。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周边形势 篇7

一、2009年外贸进出口运行基本情况

（一）出口增速实现由负转正，顺差明显缩小。

2009年12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大幅增长，进出口总值2430.2亿美元，同比增长32.7%，环比增长16.7%;其中出口1307.3亿美元，为历史上月度出口值的第四高位，同比增长17.7%，环比增长15%;进口1122.9亿美元，创造了月度进口值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55.9%，环比增长18.8%。2009年全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2072.7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12016.6亿美元，下降16%，但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几成定局;进口10056.6亿美元，下降11.2%。全年顺差1960.6亿美元，下降34.2%，贸易不平衡压力有所缓解。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外贸出口的迅速增长，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下，推出的各项刺激国民经济的各项计划，以及在政策上的调整，已经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单位:亿美元, %

数据来源:海关统计

（二）一般贸易进口快速增长，加工贸易出口恢复强劲。

2009年，一般贸易进出口金额10637.5亿美元，下降13.9%，比前三季度收窄6.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金额5298.3亿美元，下降20.1%，比前三季度收窄4.4个百分点;进口金额5339.2亿美元，下降6.7%，比前三季度收窄9.7个百分点。2009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金额9093.2亿美元，下降13.7%，与前三季度收窄7.5个百分点。从出口金额看，加工贸易出口5869.8亿美元，下降13.1%，比前三季度收窄6.6个百分点;从进口金额看，加工贸易进口3223.4亿美元，下降14.8%，比前三季度收窄9.1个百分点。另外，边境贸易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大于一般贸易。2009年，边贸进出口总额208.6亿美元，下降32.4%。其中，出口136.7亿美元，下降37.6%;进口72亿美元，下降19.9%。

一般贸易进口的快速增长，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工贸易出口趋势强于2008年，加工贸易的发展不仅影响着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整体情况，更是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就业问题，我国现今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加工贸易型企业解决了很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加工贸易通过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推动了产业升级，故加工贸易出口状况影响着整个经济的发展。

单位:亿美元, %

（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降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贸结构需不断优化。

2009年, 机电商品进出口金额12045.8亿美元, 下降11.5%,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54.6%, 比重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金额7131.1亿美元, 下降13.4%;进口金额4914.7亿美元, 下降8.7%。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6868亿美元, 下降9.3%, 占进出口总额比重31.1%, 比重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金额3769亿美元, 下降9.3%;进口金额30 98.9亿美元, 下降9.3%。与前三季度相比,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降幅分别收窄6.9和1个百分点。

从以上数据来看，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仍然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短板，在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显现出竞争力薄弱、进出口降幅的现象，归结其原因就在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若在国际市场中有一席之地，需加强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快企业的发展方式，不能单纯地依赖于外国的技术转移、技术引进等途径，还应加快本国高等人才的培育，从而促进技术吸收，自主创新，以此来改变现在的高新技术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单位:亿美元, %

（四）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恢复较快，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增价跌。

2009年，纺织服装出口1670.2亿美元，下降10.1%;家具出口253.3亿美元，下降6%;玩具出口77.8亿美元，下降10%;鞋类出口280.2亿美元，下降5.7%;箱包出口127.9亿美元，下降9.2%。从进口看，2009年，我国原油累计进口20379万吨，增长13.9%;进口金额892.6亿美元，下降31%;平均单价43 8美元/吨，下降3 9.4%。铁矿石累计进口6 2 77 8万吨，增长41.6%;进口金额501.4亿美元，下降17.4%;平均单价79.9美元/吨，下降41.7%。铜材累计进口42 9万吨，增长6 2.7%;进口金额2 26.3亿美元，增长18%;平均单价5273.6美元/吨，下降27.5%。大豆累计进口4255万吨，增长13.7%;进口金额187.9亿美元，下降13.9%;平均单价441.5美元/吨，下降24.2%。

单位:亿美元, %

单位:万吨, 亿美元, 美元/吨

（五）国有企业出口下降较大，民营企业进出口表现较好。

2009年，国有企业进出口4795亿美元，下降21.6%，在进出口总额占比为21.7%，比重下降2.2个百分点。外资企业进出口12174.4亿美元，下降13.7%;在进出口总额占比为55.2%，比重提高0.2个百分点。其他企业(民营企业为主体)进出口总额5103.3亿美元，下降5.9%，在进出口总额占比为23.1%，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占比上升，表明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外部冲击中，民营企业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表现出较强的应对危机能力。

金额单位:亿美元

（六）欧美日仍为主要贸易伙伴，对东盟出口市场份额有所提升。

据初步估计，2009年，我国占全球市场份额约9%，在美日欧进口市场份额均有所上升，实现了保市场、保份额目标。欧盟、美国、日本继续保持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对欧盟贸易额为3641亿美元，下降14.5%。对美国贸易额为2982.6亿美元，下降10.6%。对日本贸易额为2288.5亿美元，下降14.2%。在新兴市场中，对印度、东盟、澳大利亚出口好于平均水平，对俄罗斯、韩国、台湾出口降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使我国与东盟贸易往来更加密切。2009年，东盟占我国进出口份额的9.7%，其出口份额由上年的8%提升至8.8%，超越日本成为我国第四大出口市场。

本部分从进出口贸易的现状、贸易产品结构、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等几方面对2009年我国外贸运行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述，从以上分析的情况来看，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成效，但对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降幅、国企出口降幅等情况，也可以看出现今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依然很高，我国要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自主创新，在国际市场上树立自己的品牌，国企在应对危机能力还有待于提高，其中2009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情况较好，依据这一点，我国可以进一步采取相应政策措施来激励和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借助此次危机推动我国产业升级。

二、2010年我国外贸形势的总体判断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有所改善，全球经济出现了企稳向好的势头，2010年我国外贸发展总体上是机遇大于挑战，但世界经济低增长、经贸秩序大磨合、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较为复杂的局面，今后两年仍为国际贸易恢复和调整期。

1、外部形势更加复杂。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明年全球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固。经济增长的自主动力尚未真正形成，发达国家经济仍处于“无就业复苏”状态，消费者信心低位徘徊。今年美、欧失业率均创历史新高，短期内难以回调;二是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发达国家预算赤字超过警戒线、财力不堪重负，利率接近“流动性陷阱”边缘，政策空间受限;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尚未真正启动，如退出时机把握不好，前期努力将大打折扣;三是国际金融市场走势不稳定。迪拜债务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恢复带来新的变数，投机资本再次涌入股市、债市和房市，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第二波”冲击。美元指数持续走低，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呈现“跷跷板效应”，需警惕“货币幻觉”带来的外贸复苏。

2、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发达国家在经济最困难时呼吁“抱团过冬”，在经济复苏时盘算“抢先过桥”，在与我国加强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竞争，从“过冬效应”向“过桥效应”转变。在规则制定上明争暗斗，不同阵营在多哈回合、气候谈判、全球治理等领域既斗争又妥协，取得实质成果低于预期;在盛赞我国对全球复苏贡献时，希望我国承当更多义务。在产业领域受到双重挤压，发达国家积极抢占高新技术制高点，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同时，提出“制造业回归”，更加注重中高端制造业，我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大;另外，在中低端产业发展中国家与我同质竞争加剧。在贸易领域面临新旧挑战，发达国家一方面大力宣扬贸易自由化，打新的“绿色贸易牌”;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出口，如美国重申要恢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地位，扩大对亚洲出口，并频繁使用传统贸易救济手段为国内产业“保驾护航”，使我国出口竞争加剧。在汇率领域或遭多方围堵，美元有效汇率持续走低，IMF主席卡恩呼吁人民币升值解决全球失衡，否则中国将承受更大压力。一些国家在附和的同时，加强对本国货币升值干预。如经济复苏势头受挫，可能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战”。

3、贸易摩擦更加频繁。

当前，我国正处在贸易摩擦高发期，贸易摩擦呈现“骨牌”和“章鱼”双重效应，其数量急剧增加，领域快速渗透。由于发达国家失业率在短期内难以改善，由失业诱发的贸易摩擦将增加。重点关注贸易摩擦的三种倾向：一是涉及产业从“利益竞争性”行业向“利益非竞争性”行业延伸，有些产业发达国家基本空白，但仍藉此在其它领域获取贸易利益补偿;二是涉及国别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在积极应对美、欧市场同时，要密切关注发展中大国对我贸易摩擦动态;三是涉及手段从传统贸易救济手段向新形式演变，要关注歧视性政策、汇率、技术壁垒、碳税等新的贸易保护手段。

4、结构调整任务更加艰巨。

从国际上看，全球生产-消费格局的“再平衡”将持续一个过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减少消费、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会对国际市场空间形成“双向挤压”。从国内看，随着国内投资产出效应逐步释放，明年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凸显。近年来，我国经济实践表明，产能过剩根子在产业，表现为失衡，压力在出口，产能过剩的矛盾最终要向出口环节转移。如何发挥外贸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效应，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三、2010年外贸政策取向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外贸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份额、调结构、促平衡”。明年外贸政策应集中体现“三性”特点：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促进出口稳定增长，又要增强政策针对性推进外贸结构调整，同时需要提高政策灵活性应对外贸复苏变数。

第一，保持政策连续性促进出口稳定增长。

近两个月来，我国外贸出现了快速回升的迹象，要防止外贸政策重新紧缩倾向，坚持宽松外贸政策不动摇，给企业创造一个喘息调整的外部环境。继续完善稳外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出口退税政策的稳定，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支持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积极落实贸易融资政策，推动保单融资、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和优买优贷业务的开展，有效使用中小外贸企业融资担保专项资金，加大对中小企业进出口信贷的支持力度。发挥部门协作效应，提高通关、质检、外汇管理等环节的便利化水平。

第二，增强政策针对性推进外贸结构调整。

重点推动“四个优化”(优化外贸的主体、商品、市场和贸易方式结构)，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推动重点领域服务出口，加强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建设，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培育一批农轻纺、汽车及零部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和国家级设计中心，总结推广租用国外名牌、并购国外营销网络等方面的经验做法，积极探索自主营销的出口途径。扩大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更加重视外贸平台建设，打造若干个国家级会展平台、网络信息平台和国内外贸易中心。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加大对边境贸易的政策支持，加快边境贸易发展，促进边疆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第三，提高政策灵活性应对外贸复苏变数。

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中国对策 篇8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論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 “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但也必须看到，“撞船事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增大了。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在认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中国要避免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联合牵制中国创造“可乘之机”，从而使中国在领土维护时处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进行正常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并将之视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区域的突破性举动。

如果从海上安全审视中国周边安全，那么南海争端升温、钓鱼岛“撞船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海、黄海、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相当的动荡和不安定，以美国主导的、周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贯穿整个2010年度，而中国也相应地加大了对抗力度。亚太海域频繁军演固然与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相关，诸如“天安”号事件、朝鲜炮轰延坪岛等，但更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重新高调介入亚太事务、试图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与实力上升中的中国实施“走出去”、加强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转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客观需要，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战略的转变是适应国家需要的客观之举，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将中国海洋战略作为判断中国崛起路径的重要指标。一些国外舆论认为，目前中國海军仍然相对落后，短期内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为其军队的转型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经济危机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尤为突出。故而，当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怀疑美国在国内经济状况一片糟糕的情况究竟能够采取多少实质性的措施。

在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角逐，意义早已超出了问题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将在打破和维持现行亚太安全秩序上进行长期博弈。而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压力将会常态化，海上安全将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水”的考验：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水灾、河流等跨境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公共外交构成重大考验。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近200万人无家可归。

洪灾后，为有效应对灾难带来的系列混乱，巴基斯坦军方的授权被大大提升。与军队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文职政府在抗洪上的反应很不得力。有很多评论认为，巴军队不会放弃自己在政府和政坛的至高地位。如果军队介入政府并对联合力量施压的话，军队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此外，洪灾与反恐成效、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为巩固之前的反恐成果，争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计划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花费数十亿美元兴建发展项目，而洪灾将大大延迟这一进程。为了争取民意，各种力量开展了对巴民众的公众外交，很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且大都比政府机构更有效率，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灾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巴很大的援助，这对缓解巴基斯坦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合作的背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并未消失。除了“声望”等软性因素，美国积极参与救灾背后还有很浓的“阿富汗”色彩，美国很可能以救灾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对打击阿富汗境内极端势力的支持。另外，美国还将巴基斯坦洪灾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设立议事日程的能力。

作为历史上与巴基斯坦有过不友好经历的国家，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政府接受印度捐款发出了不同声音。巴基斯坦部分媒体认为，“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是巴敌人国家的捐赠，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灾上表现不力”。更重要的还不是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接受印度捐款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是洪灾可能带来的巴基斯坦实力削弱、印巴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以及可能对整个南亚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巴基斯坦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然而，外媒对中国的救灾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舆论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灾造势、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系列举措（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的意图。

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挑战的另一项非传统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严重旱情，导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受干旱影响，泰国等国的大米产量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严重影响了湄公河沿岸国的旅游、航运和渔业的发展。同样遭遇旱灾的还有中国的西南地区，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灾之苦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2010年的旱灾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争论，而这场争论造成的后续效应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湄公河干旱所导致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干旱责任论”的渲染和攻击，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继而影响到其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判断，破坏了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而且这些对“中国威胁论”的推陈出新会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舆论环境，给中国带来更多国际社会的压力。另外，美日等国也乘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中国。

面对相关的湄公河水域开发争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考中国如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创建相关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机制框架内协调解决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保护与开发问题。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何减少美日牵制的消极后果。

中国应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今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到亚洲地区秩序中，相互联动制造和利用摩擦与争端。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如要振兴其经济，就必须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美国在TPP 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不是TPP成员，日本、韩国加入TPP，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迅速走近，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9月日本与印度就签署“经济伙伴协议”（EPA）基本达成一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借出访越南之机出席东盟与印度领导人会议。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作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國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国际市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政治手段和谋略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增多，但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