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周边形势

分析中国周边形势（共8篇）

分析中国周边形势 篇1

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美国成为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周边某些小国在美国支持下牟取暴利对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绵长的边境线和海岸线使我国成为地缘环境最不乐观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中国，周边安全局势不容乐观。现在我将做简要的分析。

一、东北亚

“东北亚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大国力量交汇、冲突之地，特别是冷战之后，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日本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努力，再加上在该地区有着广泛利益的美国，使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变得愈加复杂，难以把握。这里有广泛的地缘利益，激起了大国的觊觎和争夺，今后东北亚局势的演变，将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就当前形势来看，整个东北亚局势以和平为主，但随时存在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中、日、美、俄四大国在此博弈。

1.朝韩矛盾：穿插韩国朝鲜的南北冷战，南北方在统一问题上仍然存在消除不了的分歧。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差异使两国一直处在冷战的阴云下。没有结果的六方会谈，延坪岛的炮击事件都显示出复杂的南北关系。南北方虽然同是一个民族，但是还有很大可能爆发全面战争。朝鲜与美国、韩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没有半岛的安全，就无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实现。2.中日矛盾：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的矛盾存在了上百年，不管官方怎么说中日友好，在民间仇恨仍然占据了主流。中日之间的东海海域争端，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日本右翼的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都动摇着中日之间的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两国存在爆发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两国关系无论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向一个长久的和平与友好。并且，对钓鱼岛的争端还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估计到时候到动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3.中韩矛盾：由最近的中国船长刺死韩国海警即可窥见中韩矛盾。韩国于中国关系不可能太近，也不可能太远。

4.中美矛盾：美国的霸权主义思想决定了美国实行遏制中国的军事策略。美国对台军售、支持我国的分裂分子等都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而东北亚自然而然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场所。

5.朝日矛盾：美韩日三国的军事联盟直接导致了朝鲜对于日本的敌视态度，另外，朝鲜曾经多次被日本侵略，历史遗留问题显著。

6.韩日矛盾：两国虽是军事同盟关系，但是在竹岛（韩国称独岛）领头争端以及历史遗留问题都有较大的冲突。

7.日俄矛盾：两国对于领头存在很大争议，北方四岛（俄罗斯也称其为南千岛群岛。）问题困扰着日本，但基于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铁腕政策，日本也无从下手，自冷战后两国延续着不冷不热的低程度外交。

8.美俄矛盾：冷战虽然结束，但是俄罗斯西面已被美国包围，东面的博弈更显激烈。两国在东北亚各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我国和平安全环境造成巨大威胁。上述这八对主要的矛盾相互交织，东北亚地区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中亚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这不仅打通连结扩大了北约和强化了北约和美日安保同盟的战略通道，还可以以中亚为地缘战略支点，以北约组织和美日安保同盟为两翼，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中亚地处欧洲大陆腹地，既是全球重要的地缘政治枢纽，更是主要国际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中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各大国竞相争取在此处的利益，美俄两国在此都有驻兵，阿富汗战场硝烟弥漫，短时期内无法恢复稳定。中亚地区政局动荡、领土纠纷、民族矛盾以及贫穷落后。中亚地广人稀复杂的地理和民族构成，成为东突厥、基地、塔利班恐怖组织的活跃地带。中亚西部平坦，在理论上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西北地区构成威胁。中亚的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对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应该不渝地与中亚国家合作，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为中国西部打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三、南亚

人口数量庞大的南亚，贫穷和落后充斥着南亚的每个角落。但是在这里存在两个核大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样两国又是人口大国。两国在上个世纪几度爆发战争，印度将巴基斯坦肢解，直到现在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两个无法达成一致。

印度作为新兴的霸权主义国家，称霸南亚，继而打败中国称霸亚洲是既定的方针政策。在前不久发射的导弹中命名导弹为“中国杀手”。“ 中印边界问题，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主要包括东段、锡金段、中段和西段。中国与印度两国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西、中、东3段。西段约600公里，中段约450公里，东段约650公里。1962年两国因边界争端爆发了一场边界战争。几十年来，虽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寻找公平、合理解决边界争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当前印度在我国藏南地区已经有十几万的驻军，和平收复藏南已经不可能。

巴基斯坦作为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面临着美国和北约的要挟和恐吓。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出入印度洋最重要的路线之一，一旦南亚发生战事，中国必须不惜一切支持巴基斯坦，一旦巴基斯坦西化或者被印度占领，中国整个西南都将受到不可避免的威胁。

发展迅速的印度，战争实力与潜力巨大，两国的历史和地理原因使得两国成为敌人，如果印度得不到有效地遏制，中国迟早会遭到印度的打击。近年来，中印之间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和边境问题的磋商，两国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印度对我国安全的影响依然存在。战略上，印度积极谋求地区霸权，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和潜在威胁。军事上，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攻防兼备的防御体系，加紧针对中国的战场建设，并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速更新武器装备。

四、东南亚

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南海是中国重要的航行通道，中国所需要的大部分石油都由南海海路运至我国，一旦南海地区被人控制，我国的国家安全将直接受到威胁。南海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令东南亚各国垂涎的宝地。南海现在油井林立，却没有我国的一口油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越、菲、马等国以军事手段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活动并提出主权要求。对此中国政府一再严正声明，这些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非法的、无效的。”现行我国所谓的克制协商已经不能适应南海形势的发展。“除我国控制的7个礁和台湾当局控制的太平岛外，共有38个岛礁被别国占领。其中越南侵占27个岛礁，菲律宾侵占8个岛礁，马来西亚侵占3个礁。另外文莱也宣布对南沙的一个礁拥有主权。”

近日，菲律宾对黄岩岛的无理取闹，无疑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挑衅，对于这种挑衅行为，我国应予以坚决的打击，用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来震慑这些周边小国。

当前的东南亚各国，在日本美国等大国的支持下，纷纷扩充军备。俄罗斯世界器贸易分析中心网站11月23日报道，越南政府已决定将2012的国防预算大幅度提高至22。7亿美元，较今年增长约35%，将占到越国家预算支出总额的8%。越南如此做法与南海的局势有密切的关系。另外，越南如此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来着南海油气田的非法收入来源。菲律宾从美国引进二手战舰菲律宾1亿美元升级军备部署南海，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2009 年 1 月 27 日，法国向马来西亚交付 了第一艘“鲉鱼”级潜艇，并计划于 2009 年底交付第二艘。马来西亚从德国购 买了 4 艘排水量为 1650 吨的护卫舰，负责在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

分析中国周边形势 篇2

一、中国能源安全形势

(一) 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

从1992年开始, 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之间的缺口就逐渐拉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2002~2012年中国石油消费量从2.475亿吨一跃上升到4.837亿吨, 年均增长7.95%。然而, 2002~2012年中国原油产量只从1.669亿吨增加到2.075亿吨, 年均增长2.43%。为了弥补能源需求缺口, 中国石油进口量从2002年的6, 940.77万吨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2.713亿吨, 年均增长近29%, 对外依存度也从40.1%迅速上升到58%。

(二) 进口来源渠道单一, 海运航线危险系数高。

目前, 中国的能源安全取决于原油进口来源地的地缘政治、经济稳定和海上运输航线的安全。从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国看, 中国石油进口过分依赖于地缘政治经济局势不稳定的中东和非洲地区。从我国能源进口运输航线来看, 我国进口石油原油的90%以上需从海上运输, 其中除了从南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走拉美航线外, 从中东、北非、东南亚地区进口石油都必经马六甲海峡。然而, 我国对马六甲海峡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发言权, 其能源运输安全上得不到保障。

(三) 参与全球能源组织程度较低, 缺乏国际能源定价话语权。

目前, 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等区域性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中国参与全球层面的同盟性质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 参与程度不高, 主要是以一般性或对话性为主。不论中国在全球性国际能源合作组织, 还是在区域性国际能源合作组织之中, 这些组织大多没有法律制度上的合作框架, 也没有组建本区域内的类似“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由于缺乏国际能源合作组织的身份, 无法借助国际能源合作组织的力量, 增强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抗波动能力, 经常在国际石油市场处于被动地位, 缺乏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以及话语权, 陷入石油进口买涨不买跌的怪圈, 只能被动地接受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 遭受额外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损失。

二、中国能源安全策略选择

(一) 保障能源供应, 实施“走出去”战略。

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我国必然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 深化在能源、资源等领域互利合作, 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能源企业“走出去”不仅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能源、资源保障, 使国内企业开拓了国际市场, 也为投资所在国带去了资本和就业的机会, 增加了当地的收入, 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实现了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二) 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 降低海洋运输风险。

为降低海洋运输风险系数, 中国需要减少对中东、北非、东南亚地区石油进口所占份额, 寻找新的能源进口渠道, 逐步提高对其他地区新的能源进口, 实现石油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目前, 世界可开发潜力最大的地区, 当属中亚-里海海域, 其石油、天然气能源储藏丰富, 是全球第三大石油富集区, 且与我国西北地缘相邻, 无需经过海洋运输, 可直接经陆路输气或输油管道输入中国, 且多年来我国与中亚各国经贸关系紧密, 奠定了基础。

(三) 以多边合作为平台,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

目前, 中国参与全球层面的国际能源组织程度不高, 基本属于协调对话性, 在制定能源秩序规则中还处于失语状态, 与我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大国地位不相对称, 这对我国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为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应积极拓展能源渠道, 加强能源外交, 积极展开双边和多边合作, 以确保中国能源安全。中国尤其要与地缘紧邻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首先开展双边合作, 让世界各国看到利益的一致性和中国友好合作的诚意, 再深入发展多边合作, 形成能源渠道的网状覆盖。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 能源安全已经不是单纯的能源和经济问题, 而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目前, 我国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进口来源渠道单一, 海运航线危险系数高;参与全球能源组织程度较低, 缺乏国际能源定价话语权。为此, 中国应采取一系列综合应对策略, 以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关键词：能源安全,能源战略,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央党校“能源安全问题研究”课题组.新形势下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 2010.51.

[2]樊瑛, 张炜.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战略定位及策略选择[J].国际经济合作, 2008.7.

分析中国周边形势 篇3

张洁/主编

2015年1月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关于周边安全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至今已经连续出版五年。系列报告秉承研究的动态性和前瞻性，宏观总结周边安全整体形势，重点分析热点问题的新变化与新特征，并对下年度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进而通过学术积累探索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规律，为制定中国的周边战略提供智力支撑。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报告认为，在2014年，影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大国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中美关系的竞争性凸显;二是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虽然年底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但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解决;三是俄罗斯被迫转向亚太，加快与中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四是印度新政府对华实施经济上合作、战略上平衡的双轨政策，中印合作关系稳定而有限度。

海上安全仍然是周边形势中的聚焦点。一方面，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仍处于对峙中，中韩在黄海海域出现低烈度的渔业执法纠纷，南海摩擦多方位爆发，共同构成影响地区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地区安全、尤其是海上安全的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新协议的签署以及新共识的达成，为中国构建新的海洋秩序丰富了内容，奠定了基础。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一项对外大战略，已经从倡议的提出步入到务实的推进阶段。这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战略，但首先在经济合作领域发力，它以互联互通为支撑基础，以周边国家为起点和重点，在2014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对此，周边国家反应不一，有积极欢迎或参与的，有怀疑与观望的，也有抵制甚至是破坏的。

综合安全与经济双维度的发展，可以看到，2014年，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掌控海上问题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双轨并行，中国周边大战略呼之欲出。这是本年度周边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征。

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来自美日及其同盟体系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挤压;二是管控海上安全、构建海洋新秩序;三是推进“一带一路”要面对的相关的外部压力。对此，中国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内制定详细计划，对外积极宣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增信释疑，取决于寻求与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和战略对接，也取决于大国间的博弈与合作。

本评估报告共分为四个版块，包括总篇、“一带一路”与大国因素、“一带一路”与区域因素、“一带一路”与热点问题。

总篇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对“一带一路”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阐述，包括战略定位、内涵和实施路径等;二是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首先回应了上年度“评估”对2014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预测，其次对比研究了中国周边四组大国关系的变化与特点，分析了南海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的新动向，再次，重点归纳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现状、主要大国和各次区域对“一带一路”的回应、战略对接以及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对2015年的周边安全形势作出了预判。

第二个版块是“一带一路”与大国因素。报告选取了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四个国家，分别研究了它们的亚太战略、对华关系以及对 “一带一路”的看法与回应。

第三个版块是“一带一路”与区域因素。报告分别考察了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四个次区域，一方面是保持研究的延续性，对各次区域在2014年度的安全形势进行总结，二是评估了区域内各国、尤其是重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回应、战略对接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第四个版块是“一带一路”与热点问题。报告选择了三个功能性议题，即非传统安全、南海问题、投资的环境整治风险，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篇4

4月即将在中国海南举行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杨洁篪透露，届时中国领导人将亲自出席，同时，将有多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等领导人与会，还有不少重要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各国各界朋友与会，会议的规格和规模将会超过历届年会。

中国周边安全局势面临的挑战：2012年，由日本和菲律宾分别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和黄岩岛对峙持续升级，而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动作更是高歌猛进。2013年，奥巴马将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日本与韩国已完成政府换届，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也将产生。在开启外交新政的2013年里，中国将面对一个怎样的周边环境？

两大趋势：中美博弈与海上争端并行：总体看来，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两大趋势：其一，中美之间的竞争加速周边国家的分化；其二，海上争端推动中国海洋政策的调整。

就第一个趋势而言，从2010年至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的核心是中美两国的博弈，双方都在争取支持自己的力量，这也引发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开始选边站队。明年，这一大格局应该不会改变。

从2009年开始，为了应对中国在亚太逐渐增强的影响力，美国推出“重返亚太”、“转向亚洲”及“战略再平衡”策略以期掌控东亚格局，主导亚太事务。在这期间，中国的近邻日本、菲律宾进一步靠向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左右逢源，远邻澳大利亚也悄悄改变了风向，中国周边国家在美国的挤压下进入了战略再定位阶段

去年11月赢得连任竞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东南亚国家，再次高调展示了美国战略东移的决心。

2013年，美国将继续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预计包含三层内容：第一大平衡是战略与安全方面的“再平衡”，包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武装力量结构、美国的地区战略，以及为此进行的军事方面的硬件、系统和技术投入；第二大平衡是巩固和更新同盟关系，创建新的伙伴关系与同盟；第三大平衡是经济领域的再平衡，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美国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抓手”。

2012年可以说是中国周边海上争端的集中爆发年，日俄的北方四岛（千岛群岛）纷争、日韩之间的独岛（竹岛）争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中菲的黄岩岛对峙相继发生，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成为影响亚太国际关系与地区稳定的最主要因素。

涉及中国的海上争端表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高烈度与联动性；二是中国立场的转变。今年以来，中国海监、渔政船只和飞机在钓鱼岛12海里内连续进行海空立体执法，维权力度从未如此强烈。在黄岩岛对峙持续的时间长，对峙双方的应对手段多也达到了历史新高点。其次，2012年中国海洋政策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即从过去的被动变成了主动，中国的海洋政策进入了规范化、法制化和强硬化的轨道。

海上争端仍是影响2013年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不论是黄岩岛事件，还是钓鱼岛问题，各方都未能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周边部分邻国对中国有强烈的国家焦虑，对海上争端采取的是“能占则占，不能占也要采取干扰措施”的原则。这些做法使得日本以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在海洋领土争端的立场上会进一步趋同，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互动也将增强，它们将谋求建立更加广泛的对华联合阵线。因此，这些国家很可能会将双边问题扩大为多边问题，甚至不惜将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上升为具有国际和地区性安全格局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实施强大的外交和安全压力。

中国重视海空军是大国发展的必然进程，强大的海军保护海洋利益也是职责所在，但是否动用海军则‘主动在我’。目前，中国主要动用海监、渔政等执法力量来宣示主权，而中越之间的高层对话和日本安倍晋三的缓和论调说明各方还没有通过武力解决海上争端的考虑。

中国要继续走出去，对方却要继续强占，这么一来，海上摩擦就不可避免，但因此爆发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很小。

作为2012年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延续，2013年我国周边将面临四大安全挑战：一是如何应对中美政府换届后双方的试探期；二是如何应对来自海上争端的挑战；三是如何应对来自中南半岛的挑战；四是如何应对朝鲜半岛潜在的不确定性。2013年，奥巴马将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班子也将产生，中美关系转入调整期似乎已不可避免。中美如何尽快走过试探期，增加政治互信将考验双方的政治智慧。随着奥巴马政府最近3年多来大举推进战略东移策略，在中国周边各种动作不断，给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增加了许多不稳定因素，如何拓宽渠道、加强沟通、增加互信事关中美双边关系未来几年的走向。中国可以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向美国发出更加清晰、明确、连贯的信号。

相较于中美关系的长期性，中国周边的海上争端似乎更紧迫、更直接。由于中国周边海上争端明年会朝着低烈度、长期化的方向发展，中国在海监、渔政方面也必然会加强维权力度，这意味着明年中国面对的第一大周边现实安全挑战仍是海上争端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中国向海上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梦想与努力也注定面临着周边国家和美国的直接阻挠。日本长期视自己为海洋强国、中国为陆地强国，作为近邻，中国积极寻求成为海洋强国的努力被日本视为一种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严重侵犯与外来威胁。日本自卫队今年12月13日和22日两度出动战斗机对中国海监飞机实施拦截，并扬言在2013年要建立“钓鱼岛专门部队”，一对一盯紧中国公务船只。

日本今年会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步步紧逼，并在南海问题上推波助澜。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明年也会继续将中国周边海上争端作为“迎合点”和“切入点”，继续拉拢亚太盟友，遏制中国的崛起。

第三个挑战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因素来自中南半岛的变局，竞争的双方仍主要围绕中美展开。中南半岛对于中美在亚太安全的博弈意义重大。美国在战略上一直试图将太平洋-印度洋“两洋合一”，而其接合点就在中南半岛。2012年以来，美国在缅甸动作频频且与日本互动效果明显，短期内可能会对中国构成不小的挑战。

日本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重返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凭借经济实力与软实力的投入，在该地区建立了不错的口碑。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太”后，日本更是紧密配合。2012年11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在奥巴马总统首度访问缅甸时对缅方提供一笔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6亿元)的援助。同一天，日本政府也宣布向缅甸提供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6.6亿元)的贷款，这是日本27年来首次向缅甸提供日元贷款。美日互动效果明显，这使得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在缅甸的经营策略，不仅仅是投资，还要转变做法。

与海上争端、中南半岛变局表现出的趋势性不同，中国周边安全挑战中最充满不确定性的则是朝鲜半岛局势。

由于美国及其亚太盟国坚持对朝鲜的敌对政策，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是最大的。2010年，因为延坪岛相互炮击事件和“天安”舰事件，半岛紧张局势达到了朝鲜战争停战后的新高峰；2011年以来，朝鲜领导人新老交替与发射卫星再度引发外界担心。2012年年底，曾访问过朝鲜并与金正日会面的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似乎让人看到了南北关系有望缓和的迹象，但半岛局势明年如何发展还取决于相关各方的判断。”

多管齐下与大国自信化解风险：对于如何应对海上争端，除了设计海洋安全战略、增强海军实力外，应吸取2012年经验，完善“多管齐下、多手段并用”的应对模式。2012年，中国在海上争端中化被动为主动的方式可供将来参考。由于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对中国妥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中日在东海海域保持对峙或许会成为一种常态。在这一背景下，统筹国家海洋战略，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强主动出击都非常重要。

以“大国自信”来看待问题，对于化解风险、面对挑战至关重要。

以中南半岛的变化为例，缅甸确实是在与美国发展关系，但应看到的是，中国与缅甸接壤，目前在缅投资最多，也是缅甸未来发展的最大依赖，这些是其他国家取代不了的。因而，不必将缅甸与美国发展关系视为与中国敌对。越南与俄罗斯发展关系同样也是如此，积极一点看这或许也是越南拉俄罗斯平衡美国的需要。

中国如果能以大国自信的心态看待中国周边邻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就会发现，这些关系并非都对中国不利，这种思维的转变至关重要，否则会损害中国与邻国的感情，并促使它们渐行渐远。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现在需要的是建立起大国的自信，然后是担负大国的责任。

2013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整体趋向是：朝鲜半岛局势因为韩国的选举结果明了而有所缓和；安倍晋三公开表示要跟中国、俄罗斯、韩国改善关系；美国重返亚太会稳步走，不会停止但不会突显什么；南面的印度也释放出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的信号。重要的是，中日韩合作计划、东亚经贸一体化进程都要启动并进行谈判，只要谈就会营造出好的气氛，这对化解中国周边环境的整体风险有好处。

欧债危机性质和前景分析

两年前肇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违约，引发的社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运行脱离常轨的状态愈演愈烈，这可以理解为从“问题”向“危机”的发展进程。即使欧盟和IMF 宣布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低利率救助计划，并且连续向“问题国家”注资，我们还是难以看到危机缓解的前景。相反，它已经逐渐演变为不独欧洲几个“有问题”国家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危机，对整个欧洲和世界也已经展现出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国的转移。过去，主权债务危机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进程中。实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导致政府支出急剧增加，而巨额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又不能在短期内转化为国家可支配的收入。不得不借入天量外债，利率变化和还贷年限就成为两个致命问题，直接拖累经济增长步伐。

相反，今天的欧债危机起源于欧元区国家（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同样以主权债务形式出现，反映的也是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粮问题，但要问及这些“亏空”来源何处，却更深刻暴露了体制、历史、文化、发展战略乃至一体化征程上的综合矛盾，绝非一个“开放进程”能够概括的了。

第二，关联全欧甚至全球的危机。缓解危机的措施，各方执行起来仍存在极大难度，很难说已经呈现的复苏曙光再不会重回动荡深渊。

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几乎所有欧元区国家在两个重要指标（政府财政赤字/GDP，政府债务/GDP）上都处于“超标”状态。即便复苏相对强劲、经济体量大从而具有广泛影响的大国如德、法也不例外。假定危机蔓延，那么这些问题必定浮出水面，从而引起市场更大的恐慌。

二是，已经形成密织的债权债务关系链条，牵一发而动全身。希腊主权债务爆发危机，政府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濒于倒闭，而德法之所以出手相救，除去害怕欧元区破产和欧盟倒台，关键在于他们是希腊主权债务的重要债权人，持有份额分别为500 亿和300 亿欧元之多。葡萄牙同样被主权债务所累，但后面的债权人却不比其轻松，西班牙和法国分别拥有该国600 亿和300 亿欧元的债权。在欧元区和欧盟走向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前提下，危机的传染必然带有全欧特征，全球国家甚至都不能幸免。此刻IMF 也必须拿出2500 亿欧元，让“问题国家”以“借新替旧”的方法缓解危机。但如果危机继续深入，来自各方的救助资金就如同进入无底洞，连带各国经济复苏无日。

第三，如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将形成“后浪更比前浪高”的海啸波及效果。希腊与其他国家的债务关系最脆弱，相对其他国家先行爆发危机。而其他国家的危机因素并未恶化到“显性”，尚处于“隐性”状态。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财政赤字水平与希腊不相上下，但其主权债务危机暂时还没有爆发，是因为债务没有到期，在短期内还没有支付危机所致。如果支付期临近，其压力必然随之增大，而自己又不能在此期间内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来增加收入，筹措到期日必还的款项，那么不但自己要遭受灭顶之灾，无疑在心理和财政上给整个欧元区更沉重的打击。

如今，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的债务问题也亮起红灯，标准普尔在2011 年9 月19 日将其长期主权评级从A+ 下调至A，长期展望面为负。穆迪与惠誉对意所评级数与标普有微小差别，然长期展望同样为负。众所周知，西、意任何一国，其经济规模要多倍于希、葡和爱尔兰的总和，他们的债权债务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甚至美日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一旦倒下，恐怕其他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无法施救。

当然，后者是否愿意，有无能力也是施救的基本条件。德国和荷兰等条件较好的国家不但力不能及，即便有能力和愿意，也要防止救人时把自己搭进去，不得不从自己今后前途出发决定取舍。所以，今天的希腊和葡萄牙，明天的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在危机扩散而应对不利的条件下，可能会形成“后浪推前浪”的危机扩大效应。但危机扩大又与“大到不能倒”的重要性增加相关。关键在于解决已经“显性”国家主权危机的力度和时间，否则危机必将蔓延，“大”也不得不“倒”。

与欧债危机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分析欧债危机的起因、发展路径及其各国的应对措施，应当先明确下述问题：首先，两种主权债务危机的危害有别。主权债务是一国以主权担保向外国或是国际经济组织借入的资金。政府资产负债表上支大于收、寅吃卯粮，财政上已经不可持续，这是形成主权债务的第一个原因。

欧元区诸国中，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财政收入绝对量相对较少，然而它们身处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的经济政策与对外关系政策背景下，工资和社会福利乃至失业救济等方面都要向德法等核心国家看齐。政府用于这方面支出部分在GDP 中的比重不断增大。由于这些事关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其特点是不可逆的，这就导致政府债务和GDP 之比居高不下。第二个原因是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代表的政府债务危机模式。受美国次贷危机传播影响，国家银行体系中的呆坏帐不断暴露出来，形成大面积银行业危机。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必然出售国债筹措资金，但是举债和偿债的能力及措施（外国和国际经济组织是否愿买、能否到期偿还，都是疑问）却备受争议，实在不易实施。

与主权债务相对的是非主权债务。由于没有国家主权作保，也涉及不到政治与国家形象。在欧盟各国中，一般来说规模都不很大，往往在竞争和危机扩大过程中自生自灭。也就是说，政府债务的形成与商业银行由于不良贷款导致的功能缺失，对于一国危机的爆发的推动性作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其次，缓解债务危机办法效力有限。既然欧洲债务危机已呈燎原之势，不管“问题国家”（包括深陷危机和可能陷入危机的国家）还是恐惧蔓延之水祸及自己的国家，都不可能置之度外，必然有所反应。或者承诺在规定期间内削减财政赤字和进行其他改革，比如加税和收紧政府开支等以换取援助，或者为了避免危机祸及本国，从而不得不向问题国提供资金援助。归结起来，缓解危机主要依赖借新帐还旧帐的办法。

以新帐顶老账、以债抵债当然是一个缓解当前到期债务危机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是内在的矛盾却在不断积累。获得救助贷款难道就能解决危机吗？只能将危机拖长。因为贷款不能降低负债总规模，如果借者不能在约期内偿付，危机势必重来。这和美国的“卖短买长”的“扭转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过去，欧洲“问题”5 国就以主权担保在金融市场上借了大量的短期资金。然而，由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他们不可能在到期之日支付。如果不想政府破产，必须借新的钱顶替。从长远来看，危机还有爆发的可能。比如现在IMF 以4% 的贷款率向希腊放贷，然而希腊很难利用这些贷款在其到期之日前，使其GDP 的增长率达到4% 以上。如果希腊要从金融市场上去借款，则贷款利率更高，与GDP 的增速差距更大。不论怎样，债务总额都不易缓解。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用得到的贷款改善国家经济竞争力适应IMF 结构调整的要求，使GDP 增长率高于贷款利率，否则无法还债反而黑上加黑；二是通过降低利率或是减少债务总量来改善现有债务的还款状况。事实表明，从欧洲央行或者IMF 所获贷款利息较少。

按照杰佛瑞·伍德（Geoffrey Wood）的说法，“假设早期的债务需要在未来5 年内被付清，那么新债将大于老的借债总额。这意味着债滚债将持续更长时间，而且要利息低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新的借债捞出爱尔兰”。

以新帐顶老账，用低利率且长期的贷款方式，看起来是一个唯一的缓解方法。因为即便在欧元区内，每个国家在财政上仍然是不统一，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使然。这就又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由谁来提供。就目前来看，除了IMF 和美国日本甚至中国而外，区内只有德法这样的核心国家有此能力，但数量有限，还要考虑贷款条件是否为债务国所接受。

第二，随着债务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需要获得贷款补充亏空（不论是社会安全网建设亏空还是银行亏空）和用新债还旧债的国家越来越多，如果呈几何级数式的“井喷”增长的话，欧元区和世界经济组织，甚至其他援助国的承受底线在哪里？ 2010 年5 月欧盟为防希腊债务危机蔓延就设定7500 亿救助基金。即使这样，还有疑问说，欧洲央行究竟想援助“问题国家”的银行还是整个公共债务，是否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

第三，信心危机也导致宏观经济和金融秩序混乱。债务危机的爆发，不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实体经济与金融资源的失衡，还造成了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国家恐慌心理加重。人们认为，政府背负巨额债务，限制了借贷能力，本身调控经济的能力大大受损。同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又多次下调希腊、爱尔兰甚至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主权评级（比利时和西班牙等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由于预报国内未来3 年内预算赤字居高不下超过预测，也陷入了危机。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政府债务/GDP=60% 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临界值，一旦超过，该国就面临主权债务危机。而政府赤字，除意大利而外的其他4 国，早就数倍于3% 的临界值。甚至财政状况最好的德国，在2010 年初都预计该年预算赤字将占当年GDP 的5.5%。

巴克莱资本亦表示，美国银行业在希、爱、葡和西班牙的风险敞口达1760 亿美元），股市因此而暴跌，市场信号预示着宏观经济下行接近谷底。

众所周知，危机肇始于希腊，但希腊的经济规模（GDP 总量）只占欧元区17 国的2%，为什么蕞尔小国的财政问题会燃起遍及全欧乃至世界的燎原烈火？两个重要的推手：一是恐慌链条的蔓延，二是评级公司的作用，而这些背后的原因都是不相信政府能够有能力有步骤来挽救本国危机。小国依靠强大的国际援助尚不能缓解危机，大国就更不可能例外了。

从投资者的角度看，由于恐慌心理蔓延，投资者怎可能安心充当“问题债务”的债权人角色，非但不会购买反而会尽力抛售欧元区资产。而怀有“恶意”和打劫心理的投机者则从欧元贬值中看到机会，多家机构均表示看空欧元，并采取实际行动“做空”欧元，造成欧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呈不断下降趋势。这就使欧元区原本“问题国家”问题加大，数量不断增加，当然危机也就呈现出放大发展的态势。

第四，债务危机令国际关系倒退。总的看来，各方面（各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对待债务危机国的态度是救助，不希望看到希腊政府和其他“问题国家”由于主权债务危机而破产，也都表示，应继续保留希腊等问题国家在欧盟和欧元区的位置。受一体化框架约束，欧元区核心国家不得不出手相救。

但这里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受援国能否实现承诺（削减赤字实施财政紧缩方案来换取欧盟和其他国家的紧急货币援助），德法能不能继续容纳慢增长且“不负责任”的国家存在于欧盟之中，总是拖伙伴国的后腿？现在欧盟及其核心国的领导人担心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怕危机蔓延。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危机也由隐变显，将由于两国债务规模太大无法救助。二是救助人家的同时自己要承受多少损失，也有个数量界限。这个问题源于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经济景气情况下。在世界经济景气时，统一的货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而在危机时，由于各国受统一货币（因为已经让渡了部分经济主权，放弃了本币）的约束，无法通过货币贬值的方法来缩小债务规模，应急性地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只能紧缩财政，扩大税收，压缩总需求。但这又使得经济雪上加霜。

要获得援助，贷款利率也要相应降低，使受援国获得债务具有较低的执行成本相应增加还款能力。但是将这些优质资源挽救不好救助的国家，核心与表现好的国家是否愿意忍痛割爱，政府和国内民众的意见不一，矛盾激化。

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主权债务是一个毒瘤，不割不行，但是割了又怕殃及自身，只好先进行适度的“止血”。欧盟各国在援希问题上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

人们把正在蔓延的欧债危机理解为，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由于欧洲国家主权违约而引发的危机。如果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特别是从危机国家自身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伴的危机传递机制角度看，可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首先，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决定一国是否存在“问题”的基础。规模大实力强的经济体如此，欧洲“问题国家”也可以从反方面证明这个道理。金德尔伯格认为，一国经济健康和可持续的重要表现就是“生产性”。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意味着霸权国家由盛变衰。虽然他这里说的是霸权国家实力变化的线索，但是衡量任何国家的国际竞争实力的变动又何尝不是如此。

按照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的解释，一国怎样能够将比较优势动态地导向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在要素禀赋稀缺条件下提升本国的要素素质，并且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潮流中适时补充稀缺要素，运用一体化所内生的“贸易创造效应”来为自己竞争优势建立提供条件，这个思想尤其适应参与一体化进程中的规模较小的国家——类似于希腊、葡萄牙等国家。

也就是说，创造并保持有特色的“生产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立身之本，“生产性”的建设才是参与一体化进程的“本钱”和竞争力的体现。否则就成为“搭便车”——过度依赖来自伙伴的要素供给与出口之便，其他伙伴也不能容许。危机条件下，希腊等国之所以还能获得贷款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改善国家经济竞争力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使GDP 的增长率快于贷款利率或者是改善现有债务的还款状况，减少债务总量。

但方案执行的症结在于，“问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在持续下降（相对施救国而言。难怪施救国不愿意救助这些“扶不起来”的伙伴。以希腊为例，它并不是以提高产品竞争力来成为欧元区一个强有力的成员国，而是靠财政与经常项目双赤字，以及加入欧元区后更容易获得的廉价贷款带来的基础设施拉动，过高的信贷消费，才有今天的债台高筑现象）

表现在，R&D在GDP 中的比例长期低下(没有达到3% 的目标)，产品无竞争力，高科技人才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不足40%（这是指欧洲总的情况，在问题国家，这些指标更加恶化）；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产业，缺乏现代化的支柱产业，高科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很小（用希、葡与北欧国家相比）；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流动不足，竞争不够；严重的并不断增大的养老和社保负担（党派为了获得选票而许诺过大的政府支出数额），致使公共财务支出扩大成为净债务且没有GDP 增速的支持；等等这些，都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如此迅速进入一体化过程，当然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众多的负面影响。

其次，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一体化模式存在弊端。欧债危机的爆发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少国家放弃了本国货币而采用一体化的欧元，让渡部分经济主权以获取一体化带来的贸易投资收益。但从根本上看，自身缺少将经济和制度一体化变成现实的手段和功能。不错，欧洲（除正在转型的东欧国家外）多数国家都具有福利国家的特点，高税收高福利甚至“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征程都不用个人操心。

如果高福利建立在高竞争实力的基础上，则还可持续。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医疗和养老费用持续上升的大背景下，一个经济竞争实力衰退，又没有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再强硬地追求向核心国家和经济表现好的国家看齐，必然加大政府的赤字支出。明斯基认为，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成为政府赤字的主要来源。转移支付是一种单方向的让渡。其直接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但对就业和GDP 却没有直接影响。

从根本上说，欧元区当前混乱的根源，令人怀疑在其诞生时，设计者们注重的是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组织在区内的政治考虑，而忽略其巨大的经济差异。过度相信经过一体化的整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会逐渐趋同，生产效率保持一致，从而得到理论认同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之便。然而，欧元区10 年的运行却与此相悖。外围国家在福利、政府开支和工资收入上都靠近核心国家，但生产效率上却渐行渐远，甚至失去原有的特色。

当赤字超过一定比例（稳定和增长公约所规定的数额），矛盾便突然爆发。而核心国家毕竟不能以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拯救外围国家的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认为，应将希腊等国开除出欧元区，不但反映了危机面前先要自保的需要，也相当于承认将发展水平相异、竞争力提高不利的国家强行纳入一体化进程，必定埋下危机的种子。

很多人也认为，欧债危机是欧洲各国尤其是“问题国家”各国政府过度干预造成——用国家力量强行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用财政赤字与社会安全网的完善相交换，而由此而来的赤字则等待一体化的援助来解决。在这样打算下面，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执政者为了连任需要，推出过度的社会保障、退休保险等措施，已经使政府债台高筑。

如今为了获得来自他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贷款需要，又改弦更张，不得不放宽退休年龄，不得不搞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将竞争机制引入某些封闭的行业以及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个情况也说明，过去的发展模式之弊端实在是根深蒂固，是侵蚀市场经济的作用而盲目追求一体化的结果。

第三，全球应对欧债危机做法内含的矛盾-利率上的博弈。除了“阴谋论”的论调而外，没有人愿意看到欧元破产和欧盟解体——尽管“问题国家”可能在贷款到期日时发生违约，尽管贷款在短期内难以带动GDP 的增速超过利率的变动程度。其中，一个较好的解释就是避免他们同时违约，那样欧元区必然解体。但在实施救助时，又不能让跨洲商业银行持有主权债务的份额太大。

否则，这些“垃圾债权”将冲击银行的资产平衡表，造成全球银行业未来危机，从而危害国际经济。因此一些欧洲国家（也包括美、中、日等国家），如德法（尽管两国在动员欧盟各国出资主体和援助形式上分歧严重）才力排本国内部非议，对“问题国家”施以援手。然而在提供贷款时候也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并非无偿而是遵守市场利率和汇率的调控作用。

有两个和债务相关的问题：一是市场真实利率应当反映援助资金的供需情况。如果利率较低，债务国借入贷款的执行成本就低，对需要获得贷款的“问题国家”就比较有利。但是援助国援助金额巨大，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当然希望抬升贷款利率并提出相应条件，这方面双方存在巨大的讨价还价空间。另外，不管是借方还是贷方，在进行决策时必须看到全球资金市场的供需变化。为了解救问题而借贷，也可能造成滥发货币的全球通胀现象；二是利率的变动应当先于债务水平的变动，但这又很难做到。美国金融危机拉动了各国“去杠杆化”的实行，强制性地要求利率回归真实水平，可以说，如果去杠杆率没有发生，则债务水平一定存在于更高的危险状态上。利率涉及到市场资源配置，而债务和赤字则是各国财政问题的反映。它来源于人口老龄化推升的医疗成本和养老成本，造成货币供给小于需求，也引导主权债务的利率上升，最后由于支出极度增大导致债务危机。

因此，利率在这里，起到一个杠杆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在问题国家（希、葡、爱、西和意大利等国），其国内市场的利率水平都高于经济表现好的德法等国，资金的紧缺由此可见。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向IMF 和欧洲央行甚至他国求助，获得一些利率低的贷款以平衡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由此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启动了有极大风险的杠杆工具。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国家必须做出承诺并由国家背书，提高购买政府债券的回报率，否则投资者就不会购买而为其分忧。但是在主权信誉降低的条件下，投资者还能否相信政府信用，就成为问题。另外，由于福利国家的缘故，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表现为国家债务（与美国不同），需要国家充当最后责任人。因此入不敷出时直接就是主权信誉大伤，导致政府调控无效。

由于欧债危机还在发展过程中，预测其前景的根据尚不充分。但是从近几年发展历程已经显露出的端倪上看，可以做出以下结论：第一，存在危机修复的条件，但很不完善。此次欧债危机系欧元区建立10 年以来第一次以主权债务形式表现出来的危机。它伴随着一体化取得的成就而来，但是其一体化功能受制于各国条件未能充分发挥。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是建立了危机应对机制（比如欧盟的金融稳定机制-4400 亿欧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债务总额还不及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的一半，而GDP 总量却与后者相差无几，存在修复的基础。之所以说不完善，是因为在救助过程中，援助国和被援助国，援助国之间从各自利益出发激烈地讨价还价，不易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均衡点。在这样的条件下，核心国家能否起到防止危机蔓延的作用，采取什么措施挽救颓势于即倒，势必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政府的赤字开支避免了地区和世界经济滑向大衰退的深渊，起到了刺激经济活力的作用。用低利率来吸引私人投资者来购买国债，可以分摊政府支付风险，但是私人投资者的债权具有比政府债权更加刚性的特点——到期必须兑现。所以，如何提高私人投资者的信心，还要看政府的举措。

从这个方面说，赤字开支促进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潮流，这个情况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下去。另一方面，通过援助国“买长卖短”的方法来延长危机，其制约条件是受援国在还款到期之日的生产力增长必须超过债务总量（包含利息的累积）的增长，这又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获得款项的使用效率和政府在危机条件下推出怎样的改革措施，将成为观察未来危机走势的关键。

第三，债务危机导致贸易摩擦加剧。欧洲很多国家政府必须减少政府开支，以应对债务危机的挑战。由此产生的负面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收入水平很难提高。不但消费且投资亦呈疲软之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保持增长速度，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有必要对进口产品实行一定的保护措施，从而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第四，运行10 年的欧元能否稳定，欧元区17个成员国要么解体，这个问题已经突出地提到了欧元区领导人的案头。可能实行有条件的政治与财政集权解救危机。原本的宏观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指宏观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混乱，现在已经开始向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转化，多国国内同时爆发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已经对社会经济运行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国际间的摩擦不断深化就是证明。

另外，欧盟一体化进程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问题国家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来缓解危机，也需要更多地让渡经济甚至政治主权，而援助的提供国可能趁此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经济政治权力。欧元区和欧盟国家将进入一个按照“国家竞争力”为基础的权力和地位的重新组合的一体化进程。

紧密结合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和战略部署，加强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有效引导:一要结合学习“两会”精神，深入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理解党和政府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问题1：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00多年间,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进行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这期间,先后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政治实体,包括各色各类政党,但最终大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顽强斗争,牺牲了2000多万革命先烈,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一个贫困交加、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前途光明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从党的产生和壮大,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取得和巩固,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风今已靡前贤。”这是后来任民革领导人的李济深在1947年3月所作诗中的两句,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正如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讲话时所说,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党”。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只有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后,才真正开启了中国驶向现代化的历史航船。那么,今后我们是否还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舵手”掌舵呢?

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企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新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之路。要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翻开我国历史,不难发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往往是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这样。相反,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必定导致国力衰弱,人民苦不堪言。

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国家里搞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可能保持长期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无法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共同奋斗,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只有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才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情况十分复杂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力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当代中国,谁最有资格和能力做到这一点? 第四,应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挑战,也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都比较复杂。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来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长期积累的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办呢？

问题2：当今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局面该是怎样呢？ 问题3：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来自人民，由人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必然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植根人民，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服务人民，一切工作都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3年2月27日，新当选的2987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后正式公布。这个名单最大的亮点，在于人大代表构成结构的变化。其一是首次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二是基层代表比例提高、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下降。这一变化，对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之重大，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其中的最大亮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简称“城乡平权”、“城乡同权”）。这也结束了实行近60年的城乡居民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上“一人一票、但同票不同值”的不平等局面。

1953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时，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8︰1；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将这一比例调整为4︰1；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明确了实行 “城乡同比”的原则。从8︰1到4︰1再到1︰1，城乡居民“同票同权”终于变成了现实。“人口比例”和“地区平等”原则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人口因素来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势必造成另外一些问题。譬如，像河南、河北这样人口较多、且农业人口也较多的省份，其代表名额可能大幅攀升，而那些“人口小省”或者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其代表名额会大幅下降。所以，仅仅依据人口因素来分配，也不尽合理，且会遭到一些地方的强烈抵制。

如何协调发展程度不一致、利益诉求有分化的不同地方的意见，这就考验着立法者的政治智慧。最终，全国人大的立法者们想出了一个更具平衡色彩的分配方案，并写入了《选举法》：各个省份应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三部分构成。

为了确保“地区平等”，使各个省份无论人口多少，均有一定的人大代表名额数，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决定，每个省份的“地区基本名额数为8名”。在扣除掉香港（36名）、澳门（12名）、台湾（13名）、解放军（265名）之后，其余的代表名额，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灵活调配，以确保“人口特少的民族、地区和各方面代表人士比较集中的地区都有适当的代表名额”。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顺利实现了“两升一降”的目标。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0名，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

代表中有“80后”代表74名，还有2名“90后”代表。年龄最小的代表陈若琳生于1992年12月.同为“90后”，20岁的铁飞燕是一名普通的公路收费站收费员，她用弱小的身躯救起落水的修桥工人，用微薄的收入收养弃婴，被称为“最美90后女孩”。

两会不仅仅是代表委员的事，他们必须关心被代表者所关心的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你关心什么？

问题3：近年来，我国在民生问题上的出台了哪些有力措施？你如何看待？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绘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3日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扎实开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举行的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和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审议讨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

2013年2月9日,农历蛇年春节前夕,国务院批转《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将30条政策措施分工部署,目标直指热点难点问题:促进就业机会公平,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等。

国家今年将全面实行一般诊疗费制度； “异地高考”方案实现“破冰”；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

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推出“十大热点问题调查”,社会保障、反腐倡廉、收入分配、医疗改革和住房保障分别位居前五位。全国两会上,有哪些改革举措将要出台、改革如何闯过深水区、人民群众将分享到哪些改革红利,人们都倍加期待。

十八大报告指出“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等一系列改革,解决长期以来一些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

问题4：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问题上 你希望迫切解决哪些问题？

在学有所教方面：要均衡教育资源，全面取消择校费，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把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范畴，改革大学教育模式使其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尤其是要解决务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不要让务工人员高不可攀。

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长期以来是“择天下英才而教之”的英才教育体制，属“教有所学”的范畴，离“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有所教”相去甚远。

转变命题思想，少一些学了之后多数人一辈子也用不上的知识难题，多一点应知、应会、应当面对、应当思考的现实问题，由注重考察解题能力，转换为注重考察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学习能力。

在劳有所得方面：尽快出台《工资条例》，提高员工的话语权，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加强对企业尤其是建筑工地工资支付检查，避免恶意欠薪事件发生；建立企业用工环境基本标准，确保体面劳动，落到实处，同时搞好困难群体尤其是残疾人就业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养老保险金区域统筹乃至全国统筹问题。在病有所医方面：在做好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的同时，要建立大病救助基金，完善大病救助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病致贫现象；要均衡医疗资源，建立知名医院与基层医院的帮扶机制，并充实社区医疗力量，使群众花小钱看大病，不出门能治病。

在老有所养方面：要提高农村养老金额，加大对农村体育设施建设数量，适当加大公益性敬老院建设的力度和数量，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要紧紧围绕老年人口的需求日益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积极探索家庭社区养老的养老，使养老不是负担，而是幸福！

在住有所居方面：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不但在公职人员中推行公积金制度，在非公职人员也要推行这一制度，同时要改革公积金使用范围，允许父母、子女首套住房使用公积金；要调控好房价使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加大保障机制房的投入，使困难户都有房可居，体面生活。问题5：如何看待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

“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伴随着腐败现象的增生，从中央到地方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近几年，一些老百姓总在抱怨，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反腐反腐，怎么越反越腐?”老百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实，这种现象深层原因在于，我国当前反腐败已进入了深水区。

所谓“深水区”，有两层含义：一是深水中的鱼藏不住了；二是一层层地撕剥，让某些鱼感到疼了，由此抵抗加大，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加剧，利益相关人增多，廉政建设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除了这个因素，老百姓感觉腐败现象增多了，还有两个原因：一是腐败官员的暴露有一个过程，很多以前存在的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浮出水面；二是现在很多大案都是“案中案”，查处所需时间较长。

实际上，我们这么些年的反腐成绩是非常突出的。据统计，仅2010—2011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277480件，处分289410人，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进入关键期，主要表现为：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突出。二是一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很多腐败分子贪污受贿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元，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比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在2000年至2009年间，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钱款折合人民币1022万余元；今年6月，甘肃省国土厅原副厅长张国华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其受贿金额高达4287余元，另有9737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三是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与民争利甚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如对征地拆迁、住房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一些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往往隐藏着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问题。

四是在落马官员的级别升高的同时，也出现了腐败“落势化”倾向。也就是说，腐败现象从较高职位向下移落、向基层渗透的变化趋势，腐败现象所涉主体可能就是科级干部甚至是普通人员。

五是出现了一些被媒体称为“个性贪官”的人物。所谓“个性”是指官员贪腐行为的特殊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他们也具备其他贪官的共性，即在共性下发展出的“个性”。比如利用情妇腐败，以前常见的是贪官让情妇的公司包揽工程，而“个性贪官”杭州市江干区城建办原主任乔志东不是这样，他让情妇直接出面，向老板、包工头索贿。万一事发，他可以以“不知情”来辩解。

其二是腐败形式的特殊性，这些“个性”手段本质上属于腐败分子的“创新”方式，即由贪官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贪腐形式，用来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这些手段有别于以往，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在监督时，往往会被忽略。

广东省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邱伙胜“含泪”索贿，称如果不给钱，他和他老婆就要跳楼了，“以情动人”地去索贿。过去贪官习惯一次腐败出“天文数字”，现在则是“蚂蚁啃骨头”。河南省封丘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总额上千万元，但分为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以往官员落马重点查的是个人名下资产，但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案发后查出了整个家族资产达20亿。

从中央近年出台的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措施和雷厉风行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绝无“容忍度”的鲜明立场。具体来说：

一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包括六项主要任务：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惩防体系”是我们党现阶段反腐倡廉建设内涵的集中体现。其中，教育以信念为重；制度以落实为重；监督以实效为重；改革以治本为重；纠风以民利为重；惩治以查案为重。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惩治腐败，另一个是预防腐败。

二是深化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下的权力，是腐败的克星；暗箱中的权力，是犯罪的温床。“三公”是指公款消费、公款旅游或出国、公车购换，每年在这方面消费的公款高达干亿元以上。这些年每届纪检部门都将治理“三公”作为大事抓，但始终难以根除之，相反愈演愈烈，发展到公款点歌、公款追星、公费开销高尔夫球场、公款出镜，甚至公款赌博和公款嫖娼。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已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反腐败要取得成效，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唱独角戏是不行的，这也是全球反腐败的一条基本经验。

三是突出重点，狠抓专项治理。除了加强日常管理的监督以外，对国家重大政策、重要工作、重大活动及时跟进、积极开展监督检查、严格行政纪律，维护政令畅通，确保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减少腐败。

四是深化防治腐败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11年7月23日，潜逃加拿大12年之久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被加拿大有关部门遣返回国；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赖昌星案件的审判，显示了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也表明，在中国和国际在反腐领域开展的合作日益密切和广泛的背景下，“外逃”已不再是贪腐者的天堂。

腐败是“越反越多”吗？结合你了解的身边情况谈谈认识。

问题5：怎样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用专章论述。生态文明 地位的“升格”，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视，对生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民意的呼唤。

生态文明是中国转型发展大势所趋，也是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的民心所向，因此，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目标，提出“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愿景，才会引起如此强烈而广泛的共鸣，开启新一轮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潮。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在于其“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是“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从生态文明的内涵看，主要包括先进的生态伦理、完善的生态制度、发达的生态经济、适度的生态人居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美丽中国，是时代之美、社会之美、生活之美、百姓之美、环境之美的总和。建设美丽中国，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繁荣、生态良好、人民幸福。

目前，我国能源年消耗量占全球的19.5％，煤炭消费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石油消费量一半以上靠进口。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是西方发达国家的4-5倍甚至更高，铁矿石、粗钢、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粗放的发展方式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必然是难以为继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很可能是大多数人还没有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而工业化的代价却已经把人们推向了绝境。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尖锐的矛盾，根本途径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例：东莞知名网友“肖功俊”发出微博，出10万元邀请东莞市环保局局长到寒溪河游泳。温州企业家拿出20万 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篇5

近几年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周边复杂的安全形势一直妨碍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作为邻国最多的国家，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对处于战略发展机遇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简要分析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1、美国对我国安全的综合性威胁

由于中美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因此美国不希望中国快速崛起。在中国东部，凭借美韩共同防卫条约、美日共同防卫条约，以及其在韩日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对中国进行遏制。在中国东南，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通道，在西北太平洋地区构成了三道岛链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韩国、台湾、越南；第二道防线是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第三道防线是小笠原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中国西南，美国实施了联印制华政策。在中国西部，美国借反恐之机将军事实力渗透到了阿富汗，为插手中亚事务、遏制中国制造条件。最近又以一体两翼战略遏制中国，可谓是中国第一大阻碍。

2、日本对我国安全的潜在威胁

安倍政权上台后，日本将我国列为主要对手，追随美国压制中国发展，寻求国防战略由“防御型”向“进攻型”转变，在钓鱼岛问题上更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日本都是中国的安全隐患。

3、印度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

近年来，中印之间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和边境问题的磋商，两国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印度对我国安全的影响依然存在。战略上，印度积极谋求地区霸权，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和潜在威胁。军事上，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建立了攻防兼备的防御体系，加紧针对中国的战场建设，并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加速更新武器装备。

4、朝核危机对我国安全的直接影响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斗争和朝核问题，其中朝核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必将带来东亚核格局的改变，成为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严重威胁。首先它可能导致美国发动对朝鲜的战争，或者对朝鲜进行制裁。其次它可能成为开启东亚核武竞争的潘多拉魔盒。再次它可能导致日本全力寻求突破和平宪法，扩大军备，开启核武之门。

5、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之争

形势与政策之中国周边形势分析 篇6

纵观中国最近几年周边形势，大多是与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领海主权和岛礁主权的争议问题，与印度之间的领土争议问题，具体表现在钓鱼岛、黄岩岛、与印度的西南边界之争，其中争斗比较激烈的是中印边境问题，两国还曾为此发生战争，中国的周边形势可谓不容乐观，近来以领海争端比较突出。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应的，中国的周围国家都会感到一丝的不安，尤其是日本，在美国的撑腰下，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的言谈，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此，中国政府还曾多次警告。其实，我觉得，中国有没有对世界的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国家并没有在任何时候去侵略一个国家。相反的是日本，近几年来不停地参拜靖国神社，其行径严重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我们都知道，靖国神社是用来祭拜在二战中牺牲的日本军官，对于这样一个侵略行径，日本不仅到现在还没有彻底醒悟过来，反而鼓动全日本对这样的所谓“英雄”祭拜，二战之后，日本一直都没有反省他们自己所犯的罪行。如今，当钓鱼岛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之后，日本政府却又否认了搁置论，我个人是比较赞同当时在7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论，当时是从中国的国民情况考虑的，中国还没有实力去和一个海上强国去抗衡，但是在现在，中国完全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国家主权不受到侵害，我们的海上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拥有了自己的航母，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海军战队，对于一切侵略行径，我们有能力去阻止，不仅是日本，对于南海的岛礁，南亚好多国家已经窥探好久，如果我们再不出手的话，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南海国家卷进来，到时候南海问题将会更加的复杂化，是时候去做一件杀鸡儆猴的事情去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黄岩岛问题，可以说是菲律宾自己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来黄岩岛就没有任何的争议，上世纪九十年代菲还承认黄岩岛是中国的领土，09年菲才通过立法加紧对黄岩岛的实际控制，其目的非常的明显，黄岩岛附近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而国际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远远大于岛礁所具有的实际价值，其实在黄岩岛问题上可以说菲是丑态百出，几年前的菲律宾国家地图中并没有将黄岩岛划归自己的国家，现在又说黄岩岛属于自己国家，这纯粹是子虚乌有，最近又发生了菲政府官员枪击中国渔民事件，其目的就是给中国政府发出警告，但是又自认为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只得在渔民身上出出气，之后又向中国政府赔礼道歉，其蓄意挑衅行为是完全无视中国政府，还有很多中间人士，比如马英九，认为可以对中日争议区域的资源实现共享，这点我是完全不赞同的，实现资源共享，这完全就是弃国家主权于不顾，如果中国要与其他国家去资源共享，实际上就是间接承认了这些岛礁存在争议问题，我们要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坚决否定任何关于分裂国家的主张。要想实际控制中国的南海区域，我觉得最切实的办法还是加大南海资源开发战略，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形成实际的管控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示主权，并不是今天把自己的国旗插在这块土地上，这块土地就是自己的，或许这种方法只有在拿破仑时代才会有用。还要加强南海的军事力量，这无疑是最好的威慑方法，如果可以再南海的岛礁上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就能有效及时的控制南海局面。

在我们保卫国家领土不受侵犯的时候，就会发现，为何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会有美国去插手，事实上，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就要不断地找机会削弱中国的力量，而钓鱼岛、黄岩岛正是这样的机会，众所周知，日本自从二战之后，就一直依附于美国，并且经济在此前也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但是，论军事实力，日本并不是中国的对手，所以他必须借助于外来的强大势力，想必菲律宾也是如此。实际上，通过中国的形势分析就可以发现，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处在美国的三面甚至是四面环围之中，东有日韩，南有各南海诸国，西有印度、阿富汗，北有外蒙古，美国已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不少的军事基地，其战略就是遏制中国、俄罗斯，再有印度，一直以来就将中国视为对手，中印边境问题也是相对比较突出，前两天就发生了两军在边境对峙的事情，而且又有不少的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地挑拨国内分裂势力，中国可以说是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形势不容乐观，再有调查表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一直在下滑，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将会是持久存在的，中国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同时，要积极发展周边关系，贯彻落实“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应该制定妥善的战略，强大国防力量，对于周边的不确定因素，要联合周边国家力量去削弱，扩大自身影响力，发挥地区大国作用，进而逆转中国的周边不利形势。但是对于那些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政府应该积极予以还击，保卫国家主权完整。

中国反倾销调查形势分析 篇7

关键词：反倾销,出口,策略

倾销是指一国的产品用低于该产品的正常价格销入另一国，并对进口国同类产品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性威胁。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各个国家纷纷使用反倾销来维护自身权益，反倾销最初是一种被全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和广泛接受的限制进口的手段，于1948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被确立。

一、我国面临的严重反倾销诉讼形势

自1979年6月中国出口到欧共体的糖精钠被控倾销以来，中国企业已经成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截至目前，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件已达2 000多起，其中以欧盟和美国为主，涉及出口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国际社会针对我国的频繁的反倾销调查直接影响到我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健康发展，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此外，除了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外，还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如阿根廷、南非、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

除反倾销案件数的大增外，我国所面临的反倾销态势还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涉案的出口商品种类不断变化，涉案金额急剧增加。以前被调查的商品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现在外国又将他们反倾销调查的目标转移到我国的彩电、电脑、微波炉等高附加值商品上来，涉案的产品数达到了4 500多种以上。我国每年仅此一项就损失百亿美元;(2)反倾销税税率的变化也很显著，由上世纪最初的40%以下，迅速提高到现在的100%以上，税率在300%以上的也不在少数;(3)一些国家将我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在确定产品价值时采用“替代国”的办法，由于选择不适的对象，使我国遭受重大损失;(4)国外方倾销具有连锁反应效应，我国某一出口产品在一个国家遭受方倾销诉讼后，一些国家就会迅速效仿。

二、中国为什么成为国际反倾销调查的重点区域

我国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成为WTO的一名成员。但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沿用至今。因此，导致一些国家在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诉讼时，拒绝采用我国涉案产品的正常价格，而采用“替代国”的同类产品生产成本和价格作为依据来计算出我国的倾销幅度。然而，这种所谓的“替代国”的情况有时根本无法反映我国产品的真实情况。例如，欧盟从1980年到1997年18年间，共对我国产品提起了80余起反倾销调查，其中的44起案件中采用美国作为中国的替代国，而两国的生产力水平的差距甚大。用美国的生产成本代替中国的生产成本再减去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不仅可以存在倾销的结论，而且还可以得出更高的倾销幅度。一些西方国家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采用第三国方式来计算这是极不公平的歧视性作法，也是我国产品纷纷被提起反倾销调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出口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刺激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随着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势必对进口国市场形长较大的压力，从而造成世界各国对中国反倾销诉讼的进一步增强。他们试图削弱中国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比较竞争优势，而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则具有不错的效果。因此，我国出口产品现在和将来都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倾销税。

除了外部原因外我们自身毛病也很多，不计成本低价竞销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和制约机制在许多方面有待改善，行业协调力度不够，重复建设导致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在大量鼓励出口的政策激励下，企业就把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为扩大出口，企业不惜低价出售，这不仅损害了国内同行的利益，而且还导致进口国对我国的产品提出反倾销诉讼。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进口国政府出于自身目的，借助反倾销手段试图把中国产品挤出本国市场的真实目的。此外，我国出口结构也存在不合理的部分，就商品结构而言，出口过多地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轻工、纺织以及机电等低附加值的商品。由于目前全球正经历百年一遇的严重金融危机，各国经济都不太景气、失业率不断攀升，进口国政府出于维持就业的考虑对进口竞争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对进口商品加以限制，因而我国出口的众多商品也就成了其反倾销的对象。

以上分析说明，国外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调查多数是一种不合理的和歧视性做法，究其原因，我认为其中既有调查方的因素也有我国出口企业自身的缘故。

三、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启示

我国面对不断增多的反倾销案件，许多涉案企业纷纷起来应诉，聘请世界著名的律师帮助打官司，许多行业协会出面组织业内应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多年的反倾销诉讼我们所得到的宝贵经验是：

（一）敢打反倾销官司

在过去许多年中，中国人碰到的反倾销除了个别企业应诉外，多数企业因费用高、信心不足不敢打，致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最大的受害国。当然，应诉不一定会获胜，但至少可以争取主动，避免任人宰割。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反倾销中的作用

在WTO体制下，作为行业协会可以承担许多国际贸易中必须但又不宜或难以由政府和企业直接承担的事情，行业协会能够利用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的利益。

（三）争取市场经济待遇

从政府和民间两个方面，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使世界更充分地了解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争取早日取得世界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同。

（四）合理制定出口战略，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进一步完善出口战略，实施向“优质优价，以质取胜”的转变。此外，要实施贸易多元化战略，改变我国主要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单一市场局面。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前提下，努力开拓第三世界的新型市场。

实践证明应诉反倾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项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协作的系统工程。经历过反倾销调查的企业的经验是，应诉越快越好，企业越多越好，证据越细越好。总之，还须沉着冷静应对反倾销诉讼。努力做到：

迅速反应，灵活应对。反应快是反倾销案件应诉的基础，因为许多国家反倾销法案都规定了应诉的期限，超出了应诉时间就视为自动放弃，起诉国同样会对这些企业采取高关税，很多应诉倾销失败的企业就是输在起点上。

抱成团，集体作战。反倾销调查是一个行政程序，各国实施反倾销调查的目的不是追究有关当事方的责任，而是限制其今后的倾销行为，因此，涉案企业最忌讳的是自动放弃权力，这就意味着放弃市场，对于这些隔岸观火，一告就溜的企业，起诉国会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作出判决，这样就必输无疑，由于起诉国很重视应诉企业在产业中的代表性，因此群体应诉往往能达到良好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大大应诉费用。

精心准备，有问必答。反倾销调查可以说是国际诉讼文件中的“宏篇巨作”，一个案件的问卷就可达数千个问题一万多页，企业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准备完整的填写，并请专业人士把关，以防在答卷中对方抓住把柄导致最终的失败.

要利用每一次机会赢得案件。以美国为例，一项反倾销起诉要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损害调查，在美国商务部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通常认为，赢得反倾销案的最好办法是在商务部获得最低倾销幅度，经常忽视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放弃了另一个赢得案件的重要机会。

最后，争取个案待遇和申请市场经济地位也是赢得案件的重要机会。中国企业普遍对反倾销有一种误解，往往认为如果某家企业应诉并且获得低税率，甚至零关税，那么，其他未应诉的企业一样会享受该待遇，事实并非如此。以欧盟为例，根据规定，如果应诉企业通过申请市场经济地位或个案待遇并取得成功的话，该企业所获得的税率仅适用于该企业自己，而不适用于其他任何企业。例如，2002年7月31日，加拿大海关税务总署就中国汽车挡风玻璃的反倾销案作出最终裁决，裁定福建福耀、深圳奔迅、信义、东莞港湾4家中国企业在生产、制造和销售汽车挡风玻璃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因此，这4家中国企业出口到加拿大的挡风玻璃没有对该国产业造成损害，故不构成倾销。这一决定对中国企业十分有利，因此可见，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陈明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反倾销的法律问题[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2]杨坚.国际反倾销法律案例与对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5) .

[3]于永达.反倾销案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0) .

[4]尤宏兵, 刘卓林.中国应对倾销与反倾销[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12) .

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中国对策 篇8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論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 “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但也必须看到，“撞船事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增大了。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在认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中国要避免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联合牵制中国创造“可乘之机”，从而使中国在领土维护时处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进行正常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并将之视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区域的突破性举动。

如果从海上安全审视中国周边安全，那么南海争端升温、钓鱼岛“撞船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海、黄海、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相当的动荡和不安定，以美国主导的、周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贯穿整个2010年度，而中国也相应地加大了对抗力度。亚太海域频繁军演固然与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相关，诸如“天安”号事件、朝鲜炮轰延坪岛等，但更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重新高调介入亚太事务、试图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与实力上升中的中国实施“走出去”、加强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转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客观需要，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战略的转变是适应国家需要的客观之举，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将中国海洋战略作为判断中国崛起路径的重要指标。一些国外舆论认为，目前中國海军仍然相对落后，短期内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为其军队的转型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经济危机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尤为突出。故而，当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怀疑美国在国内经济状况一片糟糕的情况究竟能够采取多少实质性的措施。

在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角逐，意义早已超出了问题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将在打破和维持现行亚太安全秩序上进行长期博弈。而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压力将会常态化，海上安全将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水”的考验：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水灾、河流等跨境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公共外交构成重大考验。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近200万人无家可归。

洪灾后，为有效应对灾难带来的系列混乱，巴基斯坦军方的授权被大大提升。与军队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文职政府在抗洪上的反应很不得力。有很多评论认为，巴军队不会放弃自己在政府和政坛的至高地位。如果军队介入政府并对联合力量施压的话，军队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此外，洪灾与反恐成效、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为巩固之前的反恐成果，争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计划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花费数十亿美元兴建发展项目，而洪灾将大大延迟这一进程。为了争取民意，各种力量开展了对巴民众的公众外交，很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且大都比政府机构更有效率，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灾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巴很大的援助，这对缓解巴基斯坦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合作的背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并未消失。除了“声望”等软性因素，美国积极参与救灾背后还有很浓的“阿富汗”色彩，美国很可能以救灾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对打击阿富汗境内极端势力的支持。另外，美国还将巴基斯坦洪灾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设立议事日程的能力。

作为历史上与巴基斯坦有过不友好经历的国家，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政府接受印度捐款发出了不同声音。巴基斯坦部分媒体认为，“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是巴敌人国家的捐赠，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灾上表现不力”。更重要的还不是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接受印度捐款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是洪灾可能带来的巴基斯坦实力削弱、印巴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以及可能对整个南亚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巴基斯坦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然而，外媒对中国的救灾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舆论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灾造势、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系列举措（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的意图。

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挑战的另一项非传统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严重旱情，导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受干旱影响，泰国等国的大米产量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严重影响了湄公河沿岸国的旅游、航运和渔业的发展。同样遭遇旱灾的还有中国的西南地区，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灾之苦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2010年的旱灾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争论，而这场争论造成的后续效应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湄公河干旱所导致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干旱责任论”的渲染和攻击，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继而影响到其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判断，破坏了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而且这些对“中国威胁论”的推陈出新会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舆论环境，给中国带来更多国际社会的压力。另外，美日等国也乘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中国。

面对相关的湄公河水域开发争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考中国如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创建相关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机制框架内协调解决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保护与开发问题。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何减少美日牵制的消极后果。

中国应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今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到亚洲地区秩序中，相互联动制造和利用摩擦与争端。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如要振兴其经济，就必须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美国在TPP 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不是TPP成员，日本、韩国加入TPP，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迅速走近，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9月日本与印度就签署“经济伙伴协议”（EPA）基本达成一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借出访越南之机出席东盟与印度领导人会议。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作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國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国际市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政治手段和谋略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增多，但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