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精选5篇）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篇1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是他们批判地分析并超越了前人关于人境关系思想后得到的认识，是形成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立场进程中的创获和范例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人境关系的社会性特征、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境关系的实践本质。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的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加强对人与环境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环境的利好性，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关键词]人与环境、双向互动 主体性 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战略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有机衔接研究”（项目编号：BJSZ2015ZL01）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都比较重视环境对于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都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环境育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近年来，伴随着“大思政”观念的普及和高校环境育人实践的拓展，环境育人的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中也再度成为热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何种人与环境的思想素材，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提出了怎样的人与环境关系的看法，他们的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实践意义？这是夯实并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必要前提。本文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并揭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价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此澄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理论与实践中的误区，为更好地培育和利用环境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创新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久远的思想命题，也是一个鲜活的实践命题。该命题的出现远起于上古时期人们在理解外部世界特别是确定自身内外与外部世界关系之初。在中国上古时期，当经历了鸿蒙初辟时以“天命论”为基础的神怪论和不可知论后，不论是秉持“天人合一”还是“人定胜天”的理念，都是把人与自然环境联合起来考虑外部世界与人的发展变化的，也都触及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辅相成、相克相生的关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关注外部物质世界、探讨物质世界的本质的思想活动实际性地揭开了关注自然环境的序幕，从而也开启了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篇章。从探讨万物“始基”、研究天、地、水、空气和灵魂的米利都学派开始，在对自然及其构成定位的研判中，人多是作为自然元素出场的。如希波吕特提出：“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的原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1](P10)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与此类似，阿那克西曼德也认为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经过爱菲斯学派赫拉克里特这一里程碑式的朴素辩证思想之后，等到到了毕泰戈拉学派、爱利亚学派那里，人尽管还是“生于自然”（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是从地里出来的，就和虫豸之类产生的方式一样。见拉克唐修：《神圣的创制》），尽管仍处在不可知的“神性”的笼罩之下，但在大部分的先贤看来，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小小世界，他相对于自然界的独立性和自主体性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自苏格拉底以降，鉴于思想、灵魂、心智、精神等与人不可剥离的那些“神性”的缠绕，虽然有先贤倡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

[1](P133)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但在理解人与身外环境的关系时，偏重外部环境因素却成为了一种重要倾向。由此，当人们还难以理解自身和自然界的关系时，出现神秘的圣化自然或圣化人自身的思想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文明对蒙昧和神性的稀释，人归属于自然界同时又受制于自然界的思想普遍流行起来，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均把人的属性乃至社会性质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为之后逐渐成形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提供了思想先导。以至于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在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认为地理因素（气候、地质、天文等）决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看法仍是非常突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思想世界中的智者，也是西方文明和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其思想学说的。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主体性的发现而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超越式批判。他们主要是通过三大批判提出了历史理论与生产现实相结合、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环境”互化的实践观，确立了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一体的人与环境的关系论，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首先，恩格斯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他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2](P574)新的生存条件。”对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直接指向“地理环境决定论”，通过这个批判，恩格斯开启了唯物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空想主义者在社会环境教化问题上的机械论与唯心思想。旧唯物主义者法国的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受其影响，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2](P286)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世界各地的儿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具有与父母和师长相类似的习惯和情感的，只是由于过去和

[3](P21)现在的或将来可能遇到的环境以及个人特有的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他迷信“人类

[3](P19)能象数学一样准确地得到必然会逐步增进其幸福的环境”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对欧文的观点进行批判，但却注意到了他们不足之处。他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

[4](P4)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恩格斯也在批判欧文及其实验时指出：“他给他们（指工人——引者注）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地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5](P215)经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关于自然界、人与社会大环境的新观点，确立了辩证的唯物的人与环境互动的思想。还有，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者和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

[4](P3)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

[4](P4)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突出缺陷，即它所忽略了的内在于环境与人关系的人的主体性及人改造环境的实践性。通过该批判，马克思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展露了其包含着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天才的萌芽。而正是在上述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拓展和深化对人的本质以及环境内涵的认识，并在建构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他们辩证地继承了前人关于环境与人关系的理论，研究了人与环境有机互动的关系和规律，丰富并发展了“环境与人”关系的理论。择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内涵：

其一，人与环境具有双向互动性。以前的思想家从研究自然环境入手，看到了环境对于人的作用，也看到了人对于环境的依赖，但却只是片面地强调环境在人境关系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环境之间具有双向互动性，其具体表现是人能够创造环境，但同样环境也能够制约和影响人。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

[2](P20)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环境如此，人类社会历史环境同样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4]（P43）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需要指出的是，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所包含的是一种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种双向关系中，片面地强调或忽略任何一方的作用和关系的说法都是不完整、不准确的。

其二，社会性是人境关系的中心特征，要用社会化的标准把握人境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承认自然环境的客观性和有用性的，但在他们的思维和分析中，自然环境只有社会化才能够对人产生意义，只有社会化了的自然环境才可能进入人的类活动中。他们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6](P122)本质的统一”。籍此，他们提出了衡量人与环境关系上的社会化的标准：“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称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

[7](P167)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其三，人始终在人境关系中具有主体性和主导作用。尽管人与环境具有双向互动性，但二者的互作用力却不是等量齐观、毫无二致的。人尽管也受到环境的制约和作用，但始终具有主体性，并由此具备环境所难以企及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这是由人的本质及其根本属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2](P373)和动物本身”。“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们当时所居住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他一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以后的历史的发展才能造成。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

[4](P535-536)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正是由于人具有相对于环境的显著的主体性，在处理人境关系时就既要看到环境的制约性，也要在允许的范围和条件下充分而正当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其四，实践是改变人境关系的本质活动。与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通过人类活动改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键，即实践。实践不仅是人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活动，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把实践放在人类改变自然和改变自我的一致性上来看待其重要性，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和恩格斯

[4]（P234）强调，人类“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正是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试验等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中，人类完成了对自然以及自身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环境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关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创造在根本上也要坚持实践的标准。

三、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脱离不开人和环境的实践活动，要始终围绕着人开展工作，也始终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人与环境不仅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要素，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存在和开展的基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的关系论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超越了以往形形色色的人境关系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指导。

第一，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要在理论研究中实现“人与环境”相结合的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缩影。在运用该关系论关照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时需要全面地看待和理解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其中不仅要全面地看待人的产生、发展、本质、关系、需要和目的，也要立体式地看待环境的内涵和意旨。就后者而言，环境是一个具有动态圈层结构的对象，包含明显的层次性、结构性和相对性。在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时，环境就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环境和物性空间，也包括内在的精神环境和灵性空间。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不仅仅是自然环境，也包括非自然环境，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从人与环境双向互动的关系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应把握好人与环境互动的结合点与切入点，特别是要善于把握好个体自我的内与外、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作为相对环境的关系互动性，防止出现人与环境的隔离或割裂。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命题和学科进路的角度看，实现“人与环境”结合的研究，一方面要把人作为背景去研究具有当下性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要把社会作为背景去研究具有普遍性和融入性的人的问题。这既是植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注重的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也是与他们特别重视和强调个体性与社会化的思想、意识、精神及其产生环境相关联的。

第二，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要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进程中准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和环境的利好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政治社会化的长期工程，也是立足于人与环境的现实、要在解决人与物、人与自我、人与人（社会）等多重关系中创造并利用好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提升人的思想政治价值和素质的活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环境”关系论，人与环境两种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都不能偏废。人既具有个体性，又是社会化的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人应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自然而言会引致人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潜在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都需要发挥主体性和主动性，只不过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属性所限，与受教育者相比，教育者要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主导性；环境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但直接作用于人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其他要素。对环境的作用既不能过分夸大，从而导致环境决定论，也不能无根据地缩小，藐视甚至忽视环境的效用。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处理好人与环境的关系，需要人们在充分调动和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始终把人的因素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核心，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展现人的主体价值，同时也要消除不利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创造出利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和环境。

第三，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要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尽管包含了理论性和理论方向，但最终要归结到实践中来。换言之，人与环境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实践关系。没有了实践，也就无所谓人创环境和环境造人，人和环境就会相互脱离、不再依赖而成为两张皮。正是在发现其实践性这一点上，马克思恩格斯才从根本上实现了思想超越。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实践之学，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具体化的意识形态教育实践，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其生命所在。经过多年的积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从思想和理论上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不过，思想理论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与鲜活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隔岸相望。理论成果和思想创获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的只是思想指导、理论准备和精神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论环境、思想环境和精神环境。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把这种思想的、理论的和精神的环境因素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来，在尊重实践的质性、发现实践的机缘和把握实践的规律中实现人的因素与环境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的有机结合。如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在实践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效果、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要求，这依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界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篇2

关键词：环境与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102-0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认为环境和教育决定人的形成和性格的旧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作出了既唯物又辩证的科学说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环境”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研究如何利用和创造优良环境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本依据。

一、环境与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是相互创造的关系

关于环境与人的关系，旧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持有不同的观点。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种观点虽然有它合理的成分，但是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最终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了唯心史观。马克思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和欧文的“环境决定论”进行了批判，指出环境与人在实践的基础上是相互创造的。

（一）解读旧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

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旧唯物主义者都是“环境决定论者”。他们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是以法律和教育为主要决定因素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民族的精神面貌。这种“环境决定论”比英雄创造历史和宿命论的唯心史观，具有唯物史观的倾向，是把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的一种尝试。

但是这种学说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懂得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最终在社会历史领域陷入了唯心史观。主张教育万能就导致天才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教育所依赖的环境只被一部分人支配，另外一部分人则无法改变它所生存的环境。人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之间不存在决定和先后的关系，人的自我改变和环境改变都应被理解为能动的、客观的、革命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旧唯物主义不能正确看待主体的能动性和客观的物质性的辩证关系，不能正确说明人与环境、人与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历史观上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史观。

（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实践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相一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指出：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用“革命的实践”代替“异化劳动”的概念，从社会历史观的高度来清算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的理解为变革的实践。”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过程中，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所谓环境创造人，就是说，人通过实践使外部环境向自我内化。即在实践中，对象的规定性被迫暴露出来，于是为主体所掌握，转变为主体的本质力量、才能、技巧，转化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所谓人创造环境，就是通过实践使主体的本质力量外化、客观化、物化，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凝聚和体现在作为产品的对象上面，赋予对象以主体的性质。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人的实践就体现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人在实践中改造环境和自我改造是统一的。

人们在实践中改造环境和自身是同一个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②这种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和在这一过程中人自身的改造，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来说，都是在实践基础上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同步进行的。

思想政治教育学借鉴了环境与人的这种辩证关系，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借助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完成了影响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

二、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的思想品德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是在一定的环境里进行。环境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着重要影响。以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来论述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影响。

（一）从静态上来看，优良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们所处的社会制约决定人的发展，影响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素质的形成。从静态上来看，优良的育人环境，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首先，优良的经济环境可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生产力是社会一切方面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良好的经济秩序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有序进行的前提。优良的经济环境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

其次，优良的政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保障。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良好的法制环境，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而人们的思想品德只有在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充分说明了优良的政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保障。

再次，优良的文化环境有利于良好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文化环境对人们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熏陶和感染。良好的文化环境可以对人的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进行。

最后，优良的社会舆论环境可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舆论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发挥着强化或者削弱的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场”和“势”。③良好的舆论环境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有力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endprint

总之，环境影响和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良好的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前提，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二）从动态上来看，环境的发展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要素更加丰富，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完善所带来的众多环境因素中，媒介环境、虚拟环境和竞争环境是具有代表性的新的环境因素。以下就这3种环境因素来论述环境的发展是如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的。

第一，媒介环境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拓展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题。所谓媒介环境，就是由大众传媒构成的对人们思想、道德、行为和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外部条件。大众传媒日益发展成为现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利用大众传媒也成为现代人发展自我的新方式。利用大众传媒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已经成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课题。

第二，虚拟环境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形成了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标志的新的教育形式。所谓虚拟环境（或虚拟世界）就是指人们用计算机控制的输入——输出装置，进行交往互动的一种场景或经验，它是由计算机生存的维度。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具有强化、导向和感染的功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根据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内容的具体情况，利用网络来虚拟合适的集体学习情境、认知情境和人文感化情境等来有效的进行教育。虚拟环境作为新生事物，为思想政治教育者提供了创设虚拟情境的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

第三，竞争环境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机制。所谓竞争环境就是一种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机制和心理氛围。竞争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都对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竞争环境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竞争伦理和法律规范与之相适应；竞争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也可以引导人自己的选择行为方式。所以竞争可以成为一种导向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适应竞争环境的发展，利用相应的竞争机制形成合理的社会评价赏罚体系，引导受教育者自主的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个新的课题。

环境的变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化，必须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环境，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新的环境因素相适应。

深入研究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对优化育人环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各种环境因素的良性互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与人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创造的理论是迄今为止关于人与环境最科学最全面的理论，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最根本的理论。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42.

③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14.

参考文献：

〔1〕陶富源.陶富源哲学论著集：第1册[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2〕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篇3

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化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取向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及心理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化思想内含:人与自然实现本质统一的`价值观、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统合的生态实践观、利用自然与复活自然一体的生态制度观、享用自然资源与节约自然资源互动的生态消费观.

作 者：宋周尧 Song Zhou-yao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刊 名：岭南学刊英文刊名：LINGNAN JOURNAL年，卷(期)：“”(3)分类号：G02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生态文化思想 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篇4

［关键词］政治哲学；哲学革命；社会伦理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按照以往的理解，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道德理论；其二是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例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对爱情的忠贞和对朋友的忠诚。在今天看来，对这样的理解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观本身并不是道德理论，它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时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们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根据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说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这些结论取代不了对现实生活中各种道德问题的具体研究。如果只是重复这些尽人皆知的结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妨碍我们面向实际生活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况唯物史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至于共产主义道德，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关论述，为数太少，远远不足以让我们形成完整的认识。这不奇怪，因为按照唯物史观，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反映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才能形成。不要说马克思恩格斯，即使是现在，共产主义尚未实现，具体地谈论共产主义道德，也为时过早。

一、政治哲学转向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上述理解，在今天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它遇到的突出问题，是研究工作很难深入与出新，更不用说回答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了。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迄今为止人们只能对它加以解释和运用，创新是说不上的。至于共产主义道德，一方面出自对马克思恩格斯片言只语的阐释，另一方面出自对人们设想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应有特征的演绎，更多的是出于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需要。它是用来指导和匡正现实生活的，主要存在于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这样的理解中，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理论自身没有多少发展空间，没有多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反映实际生活不断变化着的需要的可能。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30多年来，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新的社会结构日渐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成为主流，随着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一代新人的出现，人际关系急剧改变。生活实际中流行的已经得到各方默认的道德观念，常常令老一辈人瞠目结舌。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上述巨大变化的表现。生活走在了一切理论的前面。以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遇到极大挑战。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沉闷，少有创新。不管是否承认，事实上我们在过去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解已经被日益边缘化了，因为它们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生活的变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进行政治哲学解读的倾向迅速流行。这里所说的政治哲学，人们往往也称作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甚至社会伦理。它以人的权利与义务为基本对象，以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保持稳定和谐并增加人的幸福感为宗旨。我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关注政治哲学，在学术界已经蔚成风气。［1］

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不是孤立的现象，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伦理学界和哲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哲学领域，正在经历的一场以政治哲学或者说政治伦理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重大转折。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穴1971年?雪发表后，不仅整个西方哲学，而且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论转向，注重哲学之知识合法性论证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逐渐淡出哲学的主题论坛，让位于关注社会现实生活与价值秩序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尽管寻求哲学知识的技术化和合理性之理论热情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日益精密和深入，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理解‘生活世界’本身及其意义、目的和行为实践，更应该成为哲学的思想关切和理论责任。哲学似乎又一次返回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时代?熏再一次重温‘轴心时代’的哲学智慧。”［2］哲学家孙正聿先生则说：“政治哲学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3］邹诗鹏认为，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哲学主流由语言分析迅速转向政治哲学。［4］郁建兴更直接断言：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5］原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段中桥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介绍并倡导推动政治哲学研究，他说：“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使得原本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注不够的平等、公正、正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6］除万俊人先生之外，其他几位都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家。

作为上述哲学转向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著显著增多。哲学家们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就其共产主义学说、社会公平、社会正义、阶级剥削、政治结构建设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黑格尔哲学，整个人类哲学史，也被作了政治哲学解读。在西方思想家中，柯亨的政治哲学转向受到关注，与此相关，诺齐克、哈耶克、罗默、胡萨米、伍德、佩弗的思想得到重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后继者霍奈特的承认理论，被作为由马克思主义演化而来的重要政治哲学理论来研究。政治哲学的兴起并迅速引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哲学家的高度关注，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确需要找而且找到新的思路了。挑战总是与机会并存，政治哲学转向是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有力推动，而且由于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紧密联系，现出一派生机。

就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谱系而言，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便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因站在学生的对立面而饱受批判，运动失败之后，他由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转向“建设”，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怎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合法性，人怎样才能摆脱工具理性对自己的支配，社会怎样才能由冲突走向和谐。占据其思想中心的不是革命，不是批判，而是对交往实践的研究，是探讨人们如何通过相互交谈、取得共识，把经济、政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支配颠倒过来?熏从而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和举措提供合法性支持。这完全是政治伦理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他几乎最早实现了政治哲学转向，并且提出一种系统的与罗尔斯的理论异曲同工可以相互比肩的政治哲学理论。只不过沿着这个方向，哈贝马斯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色彩越来越淡，他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问题，至于当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掌门人霍奈特，走得就更远了。

在这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哲学转向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曾说：在最近的世界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它将长期受到压抑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就是说，罗尔斯的以研究公平正义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哲学理论具有普遍意义。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在1971年问世之后得到高度关注、受到普遍赞誉，政治哲学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作为美国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对社会生活公平正义的研究，他的《正义论》，不仅是美国社会的产物，而且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普遍而且客观的需要。这也说明，政治哲学的崛起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哲学统摄在政治哲学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的政治哲学转向，决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起作用。

这种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政治哲学何以能有如此的扩张能力？对于这个问题，多数哲学家诉诸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有的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得社会公平、制度正义、社会信用体系、权力的制约、人的自由等问题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成为复杂而又紧迫的任务，伦理学和整个哲学的研究由此转向政治领域。也有人认为，伦理学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在于社会公共化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后者更多依赖传统的文化环境和道德主体的道德自觉与养成。而现代社会，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公共化转型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明晰化。这个界限越明晰，意味着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高；公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公共领域的扩大。……由于我们的生活已发生变迁，不再是局限于某一地点或族群的、以家庭为主要场所的传统生活，而是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活，每个人更多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同其他人打交道而度过一生，因此，伦理学就要相应地调正自己的聚焦点和兴奋点，深入讨论如何面对公共生活，如何使公共生活变得更规范或更值得一过等问题。这便是当代伦理学会将其主攻方向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原因，亦即来自伦理生活本身的事实原因。”［7］这一理由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社会生活本身公共性的凸显，极大地提升了以处理公共问题为任务的政治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个人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极大提高，政治不仅在宏观上，而且在微观上都与每个个人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联系。这自然成为政治哲学兴起的有利条件。还有人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把公共性问题与政治哲学转向联系起来，提出全球化使人类公共性的问题日益凸显，民族间的正义、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生态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等等，都已然迫在眉睫，由此造成了当代伦理学范式转移，集中关注制度伦理，也即政治哲学、政治伦理问题。

但是要揭示政治哲学转向的原因，仅仅指出上述理由是不够的。这些理由只是一些基本事实，当然应该研究，但为什么要从哲学的层面上研究，仍需进一步分析。对这些事实加以概括，我们可以看出，深层的原因是，它们的出现是对原有政治理论的挑战，这些理论不足以找到解决办法，需要哲学出场了。《正义论》发表于1971年，但罗尔斯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经济上独霸全球，政治上成为西方世界标榜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榜样，然而其内部有许多问题日渐凸显。例如频繁发生的经济、政治危机，失业严重，许多人处于贫穷之中，种族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高涨、女权问题突出，走私贩毒、凶杀等各种犯罪的猖獗，信仰、道德危机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密切相关。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是西方世界思想家的共同理想，然而历史证明，自由是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的自由，平等是享有自由竞争权利的平等，至于博爱，由于支配人的原则与动物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没有什么两样，在现实生活中显得苍白无力。人的自然条件生来不平等，这样的人平等地自由竞争，结果只能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功利主义激励人为个人利益去拼搏，但会把制约自己行为的道德考虑置之脑后。罗尔斯面临的也是西方世界普遍遇到的上述社会问题，其解决已经超出了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传统政治原则的能力所及，也不是这样那样的政治技巧所能奏效，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重新加以设计，否则社会既不道德也不会和谐稳定。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对这些问题的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美国的问题在西方各国具有普遍性，罗尔斯的理论能得到热烈回应，就是这个原因。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理论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出场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解放、公平正义之间没有线性的必然联系。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丰裕的物质生活以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归根到底服务于经济需要、体现科技理性的政治、经济“系统”，深入并左右着人的日常生活，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人成为被支配的对象。这种情况与罗尔斯遇到的问题类似，都说明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欧洲国家1968年的学生运动造成的社会**及其迅速失败，俄国革命后苏联出现的斯大林主义，表明社会革命也不是理想的选择。这使哈贝马斯意识到，不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革命，都不能使这个世界更为人道与合理；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中解决，这里需要的是新的政治哲学。正是这一认识使哈贝马斯由文化批判转向政治哲学。他的尝试首先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否定物质生产力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让政治回归生活世界，服从交往理性的需要，服从人们的意见，进而提出自己的交往实践和商谈伦理理论。西方国家的“政治哲学转向”就是这样出现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会把目光转向政治哲学，这固然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社会自身。长期以来，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受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精髓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毛泽东把政治等同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并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继续革命”上，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实践中也行不通。此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政治也要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20多年之后，物质生产力的确得到极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社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分配不公以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现，人与自然严重对立，发展难以持续。资本在中国与在西方世界一样，都是不讲道德的。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社会发展的新认识，即：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把它当作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也是不行的，它有相对的独立性；只有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方能持续，而这样的和谐社会需要人自觉地有意识地去构建。就是说，政治是可以也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研究和建设的。

中国哲学家当前遇到的问题与罗尔斯、哈贝马斯有相似之处，概括地说，都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市场经济和与之相应的自由主义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如前面所说，其背后是一种功利主义、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必然带来社会分裂、精神价值失落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这说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政治和整个社会一定要或迟或早地遇到严重的道德问题。人们在这里遇到的是道德和利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而一旦和道德纠缠在一起，以往的思想家们对政治的解释，他们的种.种设计，便失去了曾经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合理性、必然性，政治再次成为哲学的对象。

这一点在以往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难以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在经济生活中，人是分为阶级的，众人的事主要是阶级斗争，因而政治也就以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为主要内容。人类历史是各种社会形态的更迭，这种更迭又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具有客观规律性。人类社会将合乎规律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公平、正义、自由的彻底实现，是理想王国的到来。如此看来，社会形态的更迭以及政治生活本身的特点及其变化，似乎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明确提出，揭示社会生活及其变化规律的学说唯物史观已经不再是哲学，而成了科学。恩格斯的说法不无道理。只有当政治，即对众人的事的管理，不由人以外的即人不能随意改变的因素，不论是神、利益还是客观规律所决定时，它才成为哲学这一居于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在今天，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经济必然性的、科学理性的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渐退隐，道德因素的作用日渐凸显，政治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成为哲学的对象，成为可以设计的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崭新的然而又相当紧迫的课题。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也因此成为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 篇5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不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其内容而言还相当丰富的。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二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三是关于共产主义是社会、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7-0010-03

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们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及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学说,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提出了真正科学、现实的社会和谐思想。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和谐思想”之观点的批判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多年来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个人的头脑里面并没有和谐思想,而认为他们的思想完全是“斗争思想”。这一观点主要出现在国外。在国外,由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因此,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不但不会有和谐思想,而且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是一种斗争思想。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中就直接把马克思的理论归于一种冲突范式[1]。而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中也同样指出:“他(马克思)认为斗争而非和平的发展是进步的动力,斗争是万物之父,社会冲突是历史进步的核心”。[2]而在国内,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一直以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斗争主义”的偏激论调,也不乏其人。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到底是“斗争思想”还是“和谐思想”呢?

其实,不管对这个问题作出是“斗争”还是“和谐”的选择,都是不全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既有关于“斗争”的论述,也有关于“和谐”的论述。而且这两个方面的论述都同样引人注目、振聋发聩。

关于“斗争”的论述。下面这两句话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的思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3] “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4]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这方面的论述恐怕是最多的。这也许是某些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斗争主义”的直接理由了。其实,这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面”,甚至说连”一面”都还没有看到。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关于”斗争”与”和谐”的主义,而是关于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既然是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又岂能只有”斗争”与”和谐”思想呢?

关于”和谐”的论述。人们对这方面的内容以前关注得比较少。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不但不少,而且也非常鲜明的。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著作“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的对立。”[5]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不但充分肯定,而且认为是“积极的主张”,是“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又如,1842年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该书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空想共产主义计划,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这本书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并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认为(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没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并将其比喻成一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和“灰姑娘”,指出她“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6]

由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是非常明了的。任何怀疑与反对只能是别有用心的表现,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宣嚣。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不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其内容而言还相当丰富的。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

一是指出社会和谐的本质内涵及特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和谐就是社会矛盾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处于同一状态。或者说,社会和谐指的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的诸方面诸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彼此共生的稳定状态,它是矛盾同一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最高表现形态。这种社会和谐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同时,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发展运动中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决不是对社会差别、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人为否定和消除,单一的、完全同质化的社会无所谓和谐,也不可能存在。社会和谐是以承认社会内部的差别、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把工厂办成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和谐村“持批判态度。

二是论述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的高度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社会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最佳结合方式,依赖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否则,社会的对抗和排斥只能使人的发展受阻。另一方面,社会高度和谐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尽管社会高度和谐并不等于就是共产主义,但它无疑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实现社会由不和谐到基本和谐、由基本和谐到高度和谐的过程,就是累积共产主义因素的过程。

三是提出社会和谐的实现途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实现社会由不和谐到和谐,或者要达到更高要求的和谐,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由资本主义变为和谐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生产关系上的革命。首先,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主张并始终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放弃阶级斗争,社会和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阶级对立的阶级社会,只有用革命的斗争实践反对现存的一切,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再次,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自由是和谐的重要条件,社会和谐是培植自由的心意状态的必要条件。真实的集体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当然,实现社会和谐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与途径。例如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相联系,恩格斯还分析了股份公司和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形式。认为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合作。

四是指明社会和谐的依靠力量。无产者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和谐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依靠力量。

2.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1)自然界是人类立足的依据。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的生活。”

(2)人与自然的关系客观上要求人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驾驭利用自然的能力是人类自身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同时人类又不能超越自然的承受力。以为人对自然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不尊重自然界本身存在和发展的权利,那么这种对自然界的“人化”,就会产生自然界的“异化”,反过来加倍地报复人类。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人自身的革命、转变价值观念和相关的行为方式,用理性和道德的眼光同等地看待自然和人,实现从“不顾自然”,转变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于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和谐,而不是消极和谐。在马克思所设想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人是主动的、积极的一方,而并不是象动物那样消极地顺应自然。一方面,人需要依靠界才能维持其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处处将自己与自然界相区别,将自然界作为自己思维的对象和改造的对象。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社会根源。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最为片面、最为短视、最为冷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的先进的占有。而且,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种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尖锐地对立,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3.共产主义是社会、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思格斯认为,只有变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里人们从必然的王国跃进到自由的王国,跃进到美的王国,人也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一句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真正的和谐。

三、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坚持辩证地、历史地、科学地分析和谐,坚持从最根本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构成和谐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立足于劳动实践的角度阐述社会和谐。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劳动生产实践是一种二重化的活动: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一方面改造、创造着客观世界,人化着自然;另一方面创造着人类自身,创造着人类思维、意志、审美及人的各种感觉能力。毫无疑问,把握了劳动的这种二重性,也就把握了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去考察和谐问题,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空想的根据。三是坚持对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和谐理论的革命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认为是“积极的主张”,是“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同时也对他们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意义作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它是指导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理论指南,是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武器。就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主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思想”的一种新转换,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深入。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是在一种“斗争哲学”、革命理论的范式下进行。而如今要应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就应该彻底走出“斗争哲学”、革命理论的前视域,真正实现研究主题的根本性转换。这种“转换”必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工程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既是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理论上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学术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对和谐社会的理论认识,增强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美][M]. 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2.

[2]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美][M]. 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33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37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30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