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通用11篇）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1

院系：基础学院电气信息类班级：三班

姓名：尹娜学号：201250828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2

关键词：城市居民,外来人口,社会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

来自乡村的外来人口在城市被定义为“陌生人”[1]。农民工在数量上无疑是这一群体的主体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亿人。尽管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持续回落,但农民工流动出现家庭化和长期化趋势。在此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成为一个当务之急的政策议题。“十二五”时期政府启动以消除户籍藩篱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政策改革,逐渐从制度上破除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但是,农民工融城化是一个制度融入和社会融合的双重过程。尤其是对于后者,涉及到作为新市民的农民工与作为老市民的本地居民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是一个不能一蹴而就的长期过程。城市居民的接纳意愿和社会认知不可忽视。因此,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他们的融城意愿固然重要,了解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以往研究从区域差异视角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发现城市居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城市的制度环境对其是否愿意外来人口迁入有显著影响[2]。相关研究也关注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认为社会资本和同群效应影响着社会距离[3],而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缩减群体间的社会距离[4]。社会态度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城市居民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态度也是多维度的。以往这些研究,在测量上往往从单维度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在研究对象上往往聚焦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缺少对内地城市的关注。

本文以中部地区省会城市郑州市为例,以多项指标测量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以及城市居民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对其社会态度的影响。郑州市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总量上可能不如东南沿海城市,但外来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人,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5]。2010年郑州市被确定为首批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试点城市,在推动外来人口融城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以郑州市为对象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作者组织的“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调查,调查于2014年9月至10月在郑州进行,共完成有效样本1146个。本文分析使用的为城市居民部分,共包括727个样本。

二、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分析

(一)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描述分析

社会态度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是指“公众个体对其所关心的外界事物所持的一贯的、稳定的心理状态或一定的行为倾向”[6]。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则是他们对“城市里的陌生人”这一特殊群体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借鉴已有的相关调查问题,本次调查中包含融合意愿、距离感知、包容意愿和歧视认知4个方面的指标,共分为20个具体问题,具体见表1。

在社会融合意愿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融合意愿总体较高。城市居民愿意外来人口居住在社区、居住在隔壁、邀请到家做客的比例依次降低,显示出在融合意愿方面态度的差异性。赞同“愿意与外来人口交朋友”的比例高于赞同“愿意子女/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的比例,这体现出城市居民更多地接纳外来人口为朋友,而不是成为更为亲密的家人或亲属。

在社会距离感知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感不大。城市居民认为有外来人口居住在社区的比例超过80%,这说明在郑州市并没有形成较为明显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的情况较为普遍。回答曾邀请外来人口到家做客的比例近3/4,说明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较多,这为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形成积极态度奠定基础。回答有子女/亲属与外来人口谈恋爱的比例仅为1/3,说明即使社会交往较多,在恋爱这一问题上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鸿沟难以逾越。

在社会包容意愿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性较强。赞同外来人口导致治安状况恶化和城市环境变差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也仅为20%左右。赞同外来人口抢占工作机会的比例仅为13.34%,说明外来人口没有增加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感。赞同外来人不应获得城市户口和享有市民待遇的比例都较低,说明城市居民较为认可外来人口对于郑州市所做的贡献,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认为应该让他们市民化。

在社会歧视认知维度,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度较低。赞同外来人口综合素质低的比例最高,但也仅为35%,这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不高的一种客观认识。关于外来人口是恶的、贡献小和令人厌恶3个问题,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评价都较为积极,不存在对外来人口明显的社会歧视。

(二)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因子分析

本次调查的社会态度测量指标共有20项,不同的指标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而可以通过因子分析探索指标之间的结构进行简化。在因子分析之前,先对20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好。KMO值为0.865,调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萃取,并以最大方差法进行因素旋转,最终提取4个公因子。4个公因子累计解释总方差为96%,说明4个公因子能较好反映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根据因子负荷值,因子1代表了社会包容的6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1～16,命名为社会包容因子;因子2代表了社会融合的5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5,命名为社会融合因子;因子3代表了社会歧视的6个指标,分别为指标17～20,命名为社会歧视因子;因子4代表了社会距离的4个指标,分别为指标6～10,命名为社会距离因子。

注:限于篇幅,表中仅列出回答“愿意”或“同意”的频次和百分比。

为便于理解和后面的计量分析,本文把因子值转换为1～100之间的标准分值,转换公式为:

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

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7]。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为积极态度,得分越高,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越积极;社会歧视和社会距离为消极态度,得分越低,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越积极。

由表2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各项社会态度指数都处于中等水平。社会包容指数的均值为57.68分,在95%的水平上进行区间估计,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指数处于56.55-58.81分之间。社会融合指数的均值为57.02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处于55.30～58.73分之间。社会态度的两项积极评价指数都刚超过50%的区间,属于中等积极评价。社会距离指数的均值为50.53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指数处于49.38～51.69分之间。社会歧视指数的均值为36.16分,郑州市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指数处于34.49～37.82分之间。社会距离的评价刚达到50%的区间,社会距离处于中等水平;社会歧视指数处于50%的区间以下,社会歧视度较低。因此,郑州市作为一个近百年来发展起来的中部城市,在河南省处于绝对的中心城市地位,外来人口涌入较多,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社会融合和社会距离都处于中等水平,而且对外来人口无明显的歧视态度。

三、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态度总是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受个体特征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影响,本文从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分析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个体特征即人口变量特征,一般包括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在初步分析中,婚姻状况对于社会态度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个体特征模型只包括性别和年龄。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年龄分为30岁以下、30～60岁和60岁以上3个类别,以30岁以下为参照组。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30～60岁之间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较低。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30～60岁和60岁以上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度较低。城市居民年龄越大,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意愿越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相对于30岁以下的受访者,年龄处于60岁以上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度较高。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性别和年龄对社会距离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社会态度的人口特征模型拟合度不高,城市居民的人口特征对于其社会态度的差异解释力不好。人口特征不是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社会态度的有效因素。

注:***、**、*分别为在1%、5%、1 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社会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社会特征主要是城市居民的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在客观社会地位分析中,影响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单位性质和经济收入4项指标。教育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3个类别,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职业地位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人员和体力劳动者5个类别,以体力劳动者为参照组。单位性质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类别,以体制外为参照组。经济收入以全年收入取对数,作为连续变量纳入模型。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相对于体力劳动者,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更高;经济收入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越高。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相对于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居民,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城市居民,社会融合意愿更低;相对于体制外的居民,体制内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意愿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经济收入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越低。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技术人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低于体力劳动者;体制内的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高于体制外居民;城市居民经济收入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低。

尽管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态度的4个维度之间有不同的影响逻辑,但总的特征是体制内外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有负向影响,经济收入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有正向影响。此外,体力劳动者作为较低的社会阶层,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差,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高,这也可能反映了这部分群体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下生存境遇受到影响。

在主观社会地位分析中,包括主观教育地位、收入地位、职业地位、主观综合地位4项指标。其中,主观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以打分的形式,让受访者在1～10分之间进行选择,1为最低分,10为最高分。主观综合地位以“当前您家在当地处于哪个层次”测量,答案包括“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5个类别,由于回答“上层”的受访者较少,在分析中把“上层”并入“中上层”,以下层为参照组。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城市居民主观收入地位越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度就越高。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主观地位的变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都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主观综合地位高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低。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主观收入水平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小;主观职业地位越高,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在主观综合地位方面,认为处于中上层的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较大。

从模型的拟合度看,主观社会地位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小于客观社会地位。主观收入地位对社会态度有正向影响,主观综合地位对社会歧视有正向影响,主观职业地位对社会距离有负向影响。

(三)心理特征与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

与社会态度的外向性评价不同,心理特征是个体对自我内在心理的一种评价。但由于社会态度的内隐性特征,个体的心理特征对其社会态度有一定影响。个体的心理特征有很多维度,基于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在生存境遇层面的冲击与调适关系,本文从焦虑感和挫折感两个维度分析。焦虑感涉及到对健康、子女教育、住房、财富、人际关系和工作稳定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焦虑感公共因子。挫折感则涉及到对未来希望、生活意义、目标完成、社会遗弃、他者轻视的评价,通过因子分析提取挫折感因子。焦虑感和挫折感均以连续变量进入回归模型。

M1以社会包容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挫折感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越低。M2以社会融合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融合意愿越低。

M3以社会歧视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越高,其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越高。M4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城市居民的焦虑感越高,其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越大。

因此,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受到心理特征的影响,焦虑感和挫折感是影响社会态度的重要心理机制。城市居民的焦虑感和挫折感会降低他们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和融合意愿,进而提高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和社会距离。至于心理特征是社会地位的调节机制还是中介机制,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检验。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态度总体上呈现出能包容而不融合、有距离而不歧视的特征。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包容意愿稍高于融合意愿,认可与外来人口交往,但不愿意发展更亲密的关系。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歧视低于社会距离,他们能够正视外来人口对于城市的贡献,但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依然存在。在具体的影响因素分析中,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心理特征对社会态度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些影响以较为复杂的关系呈现。

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其市民化过程需要经过“业的城市化——居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三个阶段。就业在城市和居住在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初级阶段,而人的城市化则是高级阶段。因此,在新时期要以包容性社会政策构建更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以普惠性福利制度建构提升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获得感,以双向性社会认同弥合新老市民之间的文化冲突。

首先,基于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安全网”。面对经济新常态下不断累积的社会风险,个体的生活状态都可能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其社会态度。基于普惠性社会福利制度,要逐步消除社会保障的分割现象,建设全民保障型国家;同时推动社会救助从消极救助走向积极的发展型救助,对居民的发展型需求进行有效回应,提升个人的发展能力。

其次,基于包容性社会政策提升获得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适应包容性增长模式的转型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8]。政府应努力关注城市不同群体的利益,既重视外来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问题。基于包容性社会政策,政府要投资于教育、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以扩展人的可行能力,尤其是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重点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消除社会排斥现象,防控系统性社会风险的发生。

最后,基于双向性社会认同弥合文化冲突。双向性社会认同的形成依赖于城市文化生活的共同参与。在共同的文化生活中,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通过互动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对于当前提高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彼此接纳意愿,促进流动人口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9]。重塑社会认同,推动新老市民的的社会融合,要以社区空间为依托,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注重流动人口的活动参与,拓展新老市民接触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空间的重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213.

[2]王嘉顺.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J].社会,2010(6).

[3]王桂新,武俊奎.城市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社会距离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为例[J].社会学研究,2011(2).

[4]史斌.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0(1).

[5]张渝.郑州市区流动人口340万密度仅次于广州全国排第二[N].大河报,2014-2-28.

[6]张玉.民意调查中真实性:“公共民意”获取的方法论路径[J].社会科学,201 1(11).

[7]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18.

[8]孙远太.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分析[J].调研世界,2015(9).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3

摘 要 本文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能源产业的发展为背景，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重点讨论日趋严重的人口因素对中国能源需求的影响问题，文章以适度人口理论为基石，从人口增长同能源需求之间的关系入手，先从人口规模角度，再从我国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以及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这三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了人口问题对中国能源需求的影响并得出结论，针对这些方面所产生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最后给出全文的结论以及研究展望

关键词 人口 能源需求 利用率 边际替代率

一、现阶段我国人口因素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结构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虽然我国存在一定的老龄化问题，但是与之相比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目前新生人口过多。至2008年中国人口负担系数为46%，其中14岁以下的少儿负担系数为35%，而65岁以上的老年负担系数为20%。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新生人口过多对我国的能源需求是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新生人口过多，更是对我国的能源需求乃至我国的能源产业发展都有极大的负面作用。

（二）我国人口质量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根据我国总体反正规划，2020中国的发展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届时的人均GDP将达到2万元。我国人均GDP的增长会使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增加，但是人均可消费能源的增加与人均能源需求之间还有一定差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的人口政策，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人口素质还是处于低水平，尽管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能源的需求，但是在劳动力资源素质普遍低的条件下，能源的利用率会大打折扣。这样一来，我国能源的消费问题就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地解决，从而使能源的供给能力不能弥补随之带来的能源需求的增加，又进一步恶化了人口与能源的关系。

（三）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我国资源分布不平衡，资源之间很不匹配，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分布不协调。我国资源配置状况不良，不得不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这是我国运输能力全面紧张，资本产出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08年资源性产品运货量占铁路运货量的85%，平均运距约700公里，其中运煤就占了41%，平均运距达519公里。加上我国劳动力资源空间分布多在农村，能源运输不便，能源的利用率较低，更大程度的造成了能源的浪费，使能源供给越加紧张，必然导致能源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

二、关于我国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产业的政策建议

虽然本文讨论的是人口因素对我国能源需求的影响，但是为解决现阶段能源需求出现的问题，下文会从人口因素和能源因素两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进而对解决本文所发现的相关问题提出对策。

（一）继续严格的国家人口政策

中国有限的资源总量，加之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无效利用和破坏严重，伴随着人口剧增的压力，必然带来资源供给的危机。这不仅影响和制约了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将危机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积极保护和充分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以缓解中国人口的增长、能源危机的问题，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充分和有效的利用能源，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以及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导致了地球上许多能源的衰竭，许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幅度下降，要摆脱能源危机，解决人口与能源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寻找和遵守同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有关的“外部极限”；寻找和克服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认识与行为控制上适应外部世界极限的“内部极限”约束。也就是说，人类在认识自然和自身的发展中，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率不得超过科学技术发现替代资源的发展速度，通过控制人口生产和改进物质生产方式，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改造环境，来合理的进行人口地域分布与资源的合理消费分配，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还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出一条投入少、消耗低、产出多、质量优、污染轻、生态好的高社会经济效益的路子。

（三）努力增强国民的人口发展现代意识

作为财富的制造者和资源环境的消费者，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国家持续发展的基本走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发展的成败和能源供给的安全取决于全体国民现代化发展意识的强弱。显然，提高国民人口发展和能源利用的现代意识，关键在教育。为此，除了不断加强基础教育外，多方式、多途径和多种类的公共教育体系建设同样至关重要。

三、结论

能源与人口是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因素，具有特殊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

影響能源需求的因素是很多的，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影响因素由主要转为次要，而另一些影响因素由次要转为主要。本文通过分析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关于能源需求的影响因素还应进行如下研究：

一是科技进步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如果以高科技发展的观点来看资源保证，那么关键在于这些技术何时达到商用阶段。用富有资源在经济生产中替代短缺资源。新能源技术有太阳能技术，生物能技术。地热能技术，潮汐能技术等。

二是能源的价格交叉弹性系数。由于不同能源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的关系，一种能源价格的变动不仅影响其本身的需求，而且也会影响其他能源需求。所以我们在考虑人口对能源需求影响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能源之间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徐新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张雷.矿产资源开发与国家工业化.中国软科学.商业出版社.2003.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4

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成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长期变化的结果，但人口年龄结构反过来又对人口再生产发生重大影响。新出生的人，是有生育能力的人群（更确切地说是育龄妇女）生育的结果。如果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即使生育率较低，每年出生的人数也较多。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的出生率有所回升，每年新增人口数较多，很大原因是受年龄结构影响。

一般来说，年轻型人口少年儿童比重大，意味着未来进入育龄群的人口多，人口增长潜力比成年型和老年型人口都大。而老年型人口由于老年人口的比重较大，每年死亡的人数就较多，如果其他条件一样，人口的死亡率就较高。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最显著的影响之一是使人口抚养比出现很大的变化，从而减轻或加重社会经济负担，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上。这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现实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了劳动年龄人口的现状，并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其内部也有一个年龄结构的问题。从前一方面考虑，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时，意味着现实劳动力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经济；但当劳动年龄人口过多，超过了生产力所能容纳的程度，又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产生失业问题。当然，如果某一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低，0岁～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较低，那么该人口在目前和将来都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给经济发展造成困难。

从后一方面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不合理，如15岁～34岁的年轻劳动力较多，或45岁～ 64岁的高龄劳动力较多，都会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年轻劳动力多，虽然其在身体素质、接受较高劳动强度及适应力等方面有优势，但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经验较差；而中、老年劳动力较多，虽在劳动经验和生产技能等方面占优势，但其体力、精力及适应能力等却较差。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劳动年龄人口内部也应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5

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起了哪些变化,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又将起到什么作用,本文结合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以及城市化诸因素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未来10-内,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不低于7%的增长率.

作 者：张亦工 Zhang Yigong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刊 名：山东财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I OF SHANDONG FINANCE INSTITUTE(BIMONTHLY) 年，卷(期)： ”“(5) 分类号：F201 关键词：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理论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6

3我国农业气象受灾的原因

3.1从地理位置上來说，我国所处地区自然灾害发生较为频繁，此地区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气候，气候特征比较明显，自然因素容易对我国农业造成影响

就自然条件方面，我国农业气象先天性较为脆弱。对于农业来说，经济再生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在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产品取得过程中，其出发点和基础都是自然再生产，农业的基本对象就是动植物，其生产资料就是土地，通过露天作业的开展，来完成经济效益和农产品的取得工作。由此可见，农业生产过程中严重依赖自然环境和因素，自然条件制约并影响着我国的农业生产活动。就农业生产效果方面，自然因素中的气象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气象因素比较好、具有可视性时，农业生产就会取得满意的效果，反之则不然。

3.2从生态环境方面来说，我国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较容易受到破坏，气候的稳定性比较低，容易发生变化

我国气象灾害具有区域性、交替性、持续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且这些特点在我国农业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我国的农业产业属于弱质性产业，在生产技术和水平方面比较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为薄弱，对自然灾害有着较强的敏感性。

3.3在社会活动的影响方面，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

伴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在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工业生产过程中极容易产生多种有害物质，而这些有害物质对我国的农业气象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伴随着气温的持续上升，导致了酸雨的产生，并对大气的臭氧层产生了破坏作用，加快了气象灾害的发生。极端天气的发生本身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加上诸如此类的工业因素影响作用，自然灾害的发生在所难免。近一个世纪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工业在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服务和便捷的同时，也严重危害地球的生存环境，由于环境污染的不断加重，导致全球气象灾害的发生也随之明显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全球变暖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屡见不鲜，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的再发展。

4我国农业经济应对极端气候的对策

伴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暖，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强度和次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极端气候事件引发的气象灾害，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国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严重阻碍我国农业的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4.1就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依照现阶段我国水利工程情况来看，为了使水利的安全性得到充分保证，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做好资金的加大投入工作

在水利设施建设方面，既需要做好相应的安全设计，也应当综合考虑其对于环境的影响，运用相关政策，使相关部门认真积极、合理规范地开展水利设施扩展建设工作，将水利工程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使水利基础的.供水、防洪、抗旱等功能得到切实保证，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提供可靠的保障。

4.2就农作物品种选择和培育方面来说，由于我国地域特点，使得我国地理条件比较复杂，在对农作物品种进行选择和培育时，应当保证品种的抗涝抗旱功能

除此之外，由于所处的区域不同，各个地区的气候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应当根据所在地区的气候特点及差异对农作物进行安排，保证农作物布局的科学性、合理性、适用性以及完善性。在对农作物进行选择时，应当从本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出发，确保所选择的农作物与本地经济发展相适合。除此之外，为了确保农作物选择的合理性、科学性与适应性，也可以聘请相关的农业专家来开展农作物的选用工作，对于部分农作物，可以请相关专业农业专家开展有目的有计划的培育工作，使农作物的适用性得到保障，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4.3关于气象变化方面，通过诸多极端气候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自然灾害中，洪涝和干旱是影响区域最为广泛的，同时也是发生最为普遍的。

虽然，在未来的气候变化中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对于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控制难度，但是，不断加强气候变化和评估依然是气候研究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还要加大防灾措施的制定，促使农业保险再保险的建立，对我国农业生产风险起到极大的防范性作用。其能够将极端气候对农业造成的风险及时化解，减少农业经济损失。，我光农业保险的签单金额高达210.7亿，保险金额则为2400百多万元，伴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强，政府在资金、人力、物力方面投入的加大，实现了气象灾害的有效降低。

结束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极端气候因素对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只有不断探索更好地应对措施，不断把握极端气候的监控，才能够切实保证极端气候的合理控制，才能够保证我国农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促使我国经济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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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7

人口问题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安全的人口环境可以促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这就必须保证人口的数量、结构、质量及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老龄化通常是指社会人口结构的老年化状态, 即整个社会大部分人口的老化。 (1) 按国际通用标准, 一个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 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 便被称为老龄化社会。 (2) 按此标准, 大理州于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大理州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 与发达地区相比, 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若不予以重视和妥善解决, 极可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1 大理州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后10年,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大理州少儿比19.44%, 老年人比重11.95%, 老少比为42.4%, 三项指标均达到老龄化社会指标, 大理州已属于典型的老龄化社会, 具有如下现状和趋势:

1.1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2010年大理州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理州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41.3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11.95%;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28.5万人, 占总人口的8.25%。 (3) 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较, 10年间大理州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增加了8.99万人, 比重上升了2.15个百分点, 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5.28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49个百分点。“十二五”期间, 大理州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加速增长。到2015年末, 预计全州老年人口将达到50多万人, 约占全州总人口的14%, 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1.2 高龄化趋势明显

2000年大理州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2.39万人, 占老年人口总数的7.40%, 占总人口数的0.72%; (4) 到2010年, 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4.54万人, 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0.99%, 占总人口数的1.31%。随着大理州人口寿命逐渐延长, 十年间, 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比重增加了3.59个百分点, 并且将会逐步提高。

1.3“未富先老”特征突出

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达时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 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然而, 2000年大理州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当时人均GDP仅为4115元, 折算为美元不足1000美元;2010年, 大理州的老年系数为11.95%, 人均GDP仅为13519元, 折算为美元也不到2000美元, 经济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水平, 属典型的未富先老。

1.4 独居老人和空巢家庭不断增加

2010年大理州41.3万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就有独居老年人21636人, 占老年人口数的5.24%;311560户老年人口家庭中, 空巢家庭就有41343户, 占13.26%。

1.5 性别差异明显

2010年大理州老年人口中, 60岁及以上人口共有41.3万人, 其中男性19.7万, 女性21.6万, 性别比为91.2;70岁及以上共有18.3万人, 其中男性8.2万人, 女性9.98万, 性别比为82.16;80岁及以上共4.6万人, 男性1.9万, 女性2.7万, 性别比71.05。 (5) 可见, 大理州老年人口性别比随年龄增高而下降, 更多的单身女性老人需要家庭与社会的照顾。

2 大理州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理州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 对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有利一面。然而, 从长远来看, 会给大理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2.1 影响社会劳动力供给

大理州第六次人口普查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 0-14岁人口的比重在下降,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比重在上升了, 现阶段尚处于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但是,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劳动力供给减少, 将引发劳动力成本提高, 从而影响大理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

2.2 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 大理州的老年抚养比为14.32%; (6)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老年人抚养比为17.41% (7) , 10年上升3.1个百分点, 平均每10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约1名老年人;预计到2020年前后, 老年人抚养比将达到一个新高, 政府财政对医疗、养老、老年事业等支出的增加会增加国民收入中的消费份额, 从而削弱工农业生产的积累规模和投资能力, 必然会阻碍大理州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

2.3 影响社会养老体系发展

一是人口老龄化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大理州空巢家庭越来越多, 2010年60岁以上老人中就有独居老人21636人, 占老年人口数的5.24%;311560户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家庭中, 空巢家庭就有41343户, 占有老年人口家庭数的13.26%。二是使得养老机构远不能满足社会养老需求。到2012年末, 全州各类养老机构仅42所, 总床位3167张, 占老年人口数的7‰, 这和发达国家30‰-40‰有很大差距。三是社区居家养老面临诸多困难。社区居家养老优点多, 值得推进, 但大理州还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 存在资金短缺、场地限制、服务内容单一、专业人员缺乏等诸多困难。

3 大理州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

3.1 加快经济发展, 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

要解决大理州人口老龄化问题, 就要加快经济发展、有效提升经济实力。首先, 要吸引更多优秀企业来大理州发展, 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商业、金融、保险、高科技产业领域加大招商力度,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其次, 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 加快大理州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拓宽就业渠道, 尽快改变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状态。

3.2 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首先, 政府要发挥推动老龄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 平衡好老龄产业盈利和公益性的关系, 对相关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其次, 各个企业要根据市场导向生产研发适合老年人日常消费品、保健护理品、专用器材用具、医疗康复器材等产品, 形成一批老龄产业聚集区;第三, 培育和引导发展以生活照料、疾病护理、文化教育、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老龄服务业;第四, 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所需的资金支持;第五, 鼓励老年人消费, 保障老年人在消费过程中可能被侵犯到的各种权益。

3.3 建立适应大理州发展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

这就要求整合政府、社会、市场、家庭等各方面养老社会服务资源。一是重点推进社区居家养老, 大理州应利用社区所具有社区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支持的功能, 让社区养老服务成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支撑。政府通过“星光计划”资助社区, 逐步形成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站) 为载体的居家养老服务。二是发挥机构养老的补充作用, 各级政府要对各种养老机构从政策上给予扶持, 资金上给予资助, 照顾好两类特殊老年人, 即无子女、无自理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三无”老年人和高龄、失能或半失能而不能自理的、在家中养老有困难的老年人。三是倡导“以老养老”, 大理州2010年有低龄老年人23万人, 占老年人口数的55.8%, 应鼓励他们争当志愿者, 走“以老养老”、“助人自助”之路。

3.4 建立健全适应大理州人口老龄化的城乡老年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符合大理州实际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互助制度, 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 加强养老金的发放、管理、监督, 做好中青年人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工作。在农村, 推进社会基本保障、家庭保障和群众互助保障相结合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农村保障模式。二是完善资金长效投入保障机制, 各级政府做好对老龄公共服务费用的年度预算, 拨款应主要用于满足“三无”人员的基本需求, 并探索建立老龄基金会和社会捐赠平台, 将各类可利用的资金依法、有序纳入老龄服务轨道。三是完善老年人医疗保障机制。对于农村, 政府要专款专用、及时到位, 建立应急机制, 缓解老年人由于大病、重病及长期慢性疾病导致的医疗负担难承受的问题, 并大力培养农村医护人员。对城镇, 建立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救助制度, 为贫困老人提供保护屏障。四是推行老龄服务评价监督机制, 将政府资助优惠政策与养老机构评估制度结合, 对评估优秀的给予奖励, 评估合格的给予资助, 不合格的限期整改, 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可以停业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从而促进机构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摘要：文章基于第五次、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 分析了大理州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提出了大理州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

关键词：大理州,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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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8

一、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影响

（一）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2000—2010年，广西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级各类教育蓬勃发展，广西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一是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成倍增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2010年，广西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成倍增长，低文化层次人口群体逐年减少，高文化层次人口群体逐年增多，人口文化结构向中、高层次发展。2010年广西各种文化程度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下同）文化程度人口为275.14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的6.6%，与2000年相比，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加167.9万人，10年间增长1.6倍；具有高中（含中专，下同）文化程度人口507.90万人，比2000年增加78.98万人，增长18.4%；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1784.15万人，比2000年增加332.35万人，增长22.9%；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口1458.05万人，比2000年减少435.4万人，减少23.0%（见表1）。二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初中水平。2010年广西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4年，其中男性为7.89年，女性为7.36年。与2000年相比，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68年，男性增加0.55年，女性增加0.83年。剔除年龄结构影响，广西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0年，其中男性为8.72年，女性为8.06年，均已达到初中水平。

广西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为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推动广西经济实现大发展、经济总量跨上新台阶。广西地区生产总值（GDP）由2000年的2080.0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569.85亿元，年均增长16.5%。人均GDP由2000年的4652元增加到2010年的20219元，年均增长15.8%。财政实力明显增强，财政总收入由2001年的257.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228.61亿元，增长4.8倍，年均增长19%。

（二）提高就业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就业人口结构的合理配置，是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人口结构的调整具有双向互动作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西就业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一是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2010年广西全部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1年，比2000年提高了0.86年。分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81年、9.77年、11.43年，分别比2000年提高0.58年、0.12年、0.6年。二是小学文化人口比重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大幅提高。2010年广西就业人口中具有大学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2.68%，具有大专受教育水平的占4.68%，高中的占11.37%，初中的占50.56%，小学的占28.62%。与2000年相比，10年间广西就业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下降11.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提高10.1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提高4.12个百分点。三是各行业就业人口受教育水平差异明显。从各行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看，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的就业人口接受小学和初中文化教育所占比重较大，比重分别为93.82%、79.4%、70.86%、70.82%、70.01%。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等行业的就业人口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化教育比重较大，比重分别为34.48%、33.51%、30.07%、27.39%。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广西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适应市场需求、结构调整、消费升级新变化和科技进步新趋势，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做大做强做优工业。优化服务业结构，完善服务业布局，创新服务业体制机制，壮大服务业规模，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生产力的要素中，人是首要的要素。广西就业人口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优化，无疑成为推动广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2000—2010年10年间，广西经济快速发展，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增长的推动下，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呈上升趋势，三次产业结构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26.8︰35.2︰38.0调整为2010年的17.5︰47.1︰35.4，第一产业比重降至20%以下。三次产业发展协同性增强，农业基础稳固、工业生产能力全面提升、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2000—201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6%，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9.9%，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7%，均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工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612.33亿元增加到2010年3860.46亿元，年均增长20.2%，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由2000年的29.4 %提高到2010年的40.3%，广西工业化由初期阶段正式迈入中期阶段。

（三）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加快城镇化进程

《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农民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其综合素质的高低，是实现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关键。

乡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广西乡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初中和小学，占92.24%。与2000年相比，2010年乡村的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提高9.72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提高1.04个百分点。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4年，乡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处于初中水平。其中男性为7.92年，女性为7.13年，与2000年相比，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0.54年，其中男性增加0.43年，女性增加0.67年。2000—2010年10年间，广西乡村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2000—2010年10年间，广西农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好势头，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广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538.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75.06亿元，年均增长12%。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农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298.9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11.32亿元，年均增长11.79%，林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31.3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36.83亿元，年均增长15.88%，畜牧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140.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22.95亿元，年均增长11.67%，渔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68.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68.56亿元，年均增长9.5%。

人口文化素质提高有利于加快人口流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广西流动人口规模较大，从流入角度看，2010年11月1日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外来人口为629.18万人，占广西常住人口的13.67%，比2000年增加298.75万人，增长90.41%。从文化教育人口的构成上看，广西流动人口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为主体，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明显高于总人口。从来自省内流动人口看，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受初中及以上文化教育者占80.59%，比总人口比重高19.23个百分点，其中受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者占14.23 %，比总人口比重高7.65个百分点。从来自省外的流动人口看，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81.43% ，与来自省内的流动人口基本相当，其中受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15.85%，比总人口的比重高9.27个百分点。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来自省内的6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来自省外的6岁及以上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8年，分别比广西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多1.6年和1.58年，流动人口文化素质高于广西人口的平均水平。随着广西人口文化素质的日益提高，城乡人口迁移流动将更加频繁，人口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充分发挥广西“人口红利”优势

广西是劳动力资源大省，2010年广西劳动年龄人口达2816.61万人，比2000年增加172.51万人，增长6.5%。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1.2%，比2000年提高2.3个百分点，广西劳动力资源仍然丰富。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年龄结构上看，青年人口（16—39岁）占62.06%，中年人口（男40—59岁，女40—54岁）占37.94%，中年人口比重比2000年提高7.53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由2000年的34岁提高到36岁，有劳动力老龄化的趋势。从当期看，庞大的青壮年人口既形成了“人口红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要有效缓解就业压力，充分发挥人口资源优势，应加快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从长远看，广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红利优势将逐步减弱。在新的时期，也只有通过提高人口文化素质，优化产业结构，才能延长或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延长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五）提高人口文化素质有利于加快实现“收入倍增”目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十届三次全会提出了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3年初，广西出台《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增计划》和《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力争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5.14万元和1.67万元，加快实现富民强桂的“广西梦”。相关研究表明，影响个人收入水平的多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看，接受小学和初中文化教育所占比重最大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也较低。接受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文化教育比重较大的行业为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金融业，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使就业人口向高工资行业和职业流动，有利于提高收入水平。

二、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西少数民族人口1711.05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37.18%。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对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须加快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加快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在教育基础薄弱民族地区改扩建、新建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接收初中毕业未升入普通高中就学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扩大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面向民族地区招生规模。启动实施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计划，继续实施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培养计划。积极支持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和民族院校特色专业建设，培养民族地区留得住、用得上的各类人才。

（二）贯彻公平教育思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逐步统一城乡教育规划、建设标准、经费投入、师资配备和管理体制，探索城乡教育联动发展新模式，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统筹规划城镇建设和学校布局。实行城市开发建设和学校建设同步规划，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学校建设同步规划。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城乡结合部延伸。统筹考虑人口变化和城镇化趋势，科学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合理规划学校的服务半径和办学规模。综合考虑人口、地理资源、环境、交通、经济等多重因素以及中小学、幼儿园的办学特点布局学校。

（三）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9

由《韩国保险报》和日本《保险每日新闻》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亚洲保险论坛于3月28日在北京举办。北京大学教授郑伟在会上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他指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问题极其严峻，按照中成本情景假设，到2048年将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累积收不抵支，基金枯竭。单独依赖财政投入来解决养老保险缺口不具可行性，除加大财政投入意外，还需考虑其他外部筹资渠道，如开征新税种(如高消费税等)、国有资产变现、发型社会保障彩票、划转全国社保基金方法等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

郑伟表示，养老保险基金指的是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包括第二、第三支柱，仅仅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一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数据向大家汇报，第一个是在职退休人员比例，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里头大概是三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3：1的数值。到2030年会降到2：1，到2065年降到1：1。也就是说到2065年中国城镇员工养老保险是一个在职养一个退休，这个比例和美国相比，是很不一样的。美国目前的抚养比，在职和退休也是3：1，美国2030年代也是2：1，但是在2030年代之后他长期保持2：1稳定的态势，但咱们是继续往下降。正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我们在后面这几张表出现比较严峻的状况。年度现金流的衡量是当年的基金收入和当年支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里头我们会发现在2037年的时候，会首次出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入不抵当年支出，当年收支会出现负数。

第二个数据是累积收支，我们发现累积收支在2048年会出现整个基金的枯竭，就是假设不改革，照着目前的框架往下发展，2048年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就会枯竭。第一阶段我们听到韩国的情况，也有本世纪四十年代出现基金枯竭的问题，这和中国的情况还是挺像的。

第三个数据是综合精算结余，这是在考虑未来几十年当中平均来说养老保险缺口有多少。我们重点看―21九十年中间中成本总体情况，是负的12%，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考虑九十年期间平均基金的缺口年均是负的12%，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想让基金达到平衡，或者把养老金替代降低12个百分点，或者把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提高12个百分点，这都不可能，现实当中不具备操作性，因为现在养老保障水平不高，而且缴费水平已经很高了。大家注意到这四个红数字是由正变负，这实际上是看我们考察的期限的变化，如果只考虑25年，2011―2035年这25年时间根本不用发愁养老基金，它不但没有缺口，还有结余。

基于以上的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问题极其严峻，按照中成本假设2048年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累积收不抵支，基金枯竭。2049年迎接建国一百周年，我想我们不应该希望这样的成绩单向建国一百周年汇报。不要幻想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来实现基金平衡，12%的缺口靠自我调节不可能实现。不能单独依赖财政投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如果这九十年想靠财政投入弥补缺口大约需要每年财政支出11%用于弥补持续九十年，这怎么可能?国防以每年5%的比例支出，怎么可能财政每年拿出11%弥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需求，所以完全依靠财政投入弥补也不可行。除了外部筹资渠道之外，应当同时注重通过内部挖掘来弥补养老保险的缺口。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一方面虽然形势严峻，但并非无药可医。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时间窗口，改革时机稍纵即逝，12%的缺口起点从开始算，如果往后延五年、十年，养老保险缺口就不是负的12%，就是负的13、15%了，越往后拖回扣拉得越大，所以等了过几十年病入膏肓了再寻医问药那时候就没有办法了。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10

摘要：人口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变量，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指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研究发现，河南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等特点。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河南未来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并针对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河南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一、河南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第一，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抚养比将逐步上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9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为77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24%，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27个百分点。

第二，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明显，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年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老年人口主要分布于城市，河南的情况则不同。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和农业大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是河南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点。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0.71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是农村青壮年劳动人口迁移和流动到城市从事务工经商、参加学习和培训等。

二、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河南省老年人口总量将由2009年的771万逐渐增加到2050年的2432万人。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将成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群体。老年抚养比将从2009年的10.4%上升到2050年的40.06%。

三、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影响。

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结构。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短缺。

（二）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老年人口的增加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上。人口老龄化造成老年人体力或精力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劳动能力衰退，不宜继续从事繁重的劳动和快节奏的生产，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

（三）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河南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从13.7%上升到54.6%，上升了40.9个百分点。同期，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少儿人口抚养比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50年的28.8%，下降了14.3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少年抚养比的下降速度，导致总人口抚养比从2000年的56.8%增加到2050年的83.3%。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大大加重。

四、应对河南人口老龄化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要把养老保障放在工作的首位，城市应当继续推进养老保险制度，使得所有老年人都享有老年保险；农村也要积极推进老年养老保险，探索和土地结合的养老保险，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把农村老龄事业发展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予以重点照顾和扶持。

其次，需要控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医疗成本的增加。要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

要树立全新的医疗卫生观念，实现健康老龄化。

再次，针对河南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的老年养老服务工作，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弘扬敬老养老美德，发展和谐文化。老年社会化养老不能单纯的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要有政府引导，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合理配置资源。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对养老社会化服务给与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属于社会公共事物，政府要高度重视，在公共财政上加大投入，出台优惠政策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重点扶持社会急需的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探索各种养老模式，把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结合，为养老事业做好软硬件的设施配套，加强人才培训，提高服务人员的技能和服务水平，保障服务人员的待遇。

参考文献：

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大学生信用卡；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环境因素；交叉列联分析；信用卡营销

中图分类号:F830.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1-0079-05

收稿日期:2007-09-13

作者简介:韩德昌(1955-)，男，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大海(1978-)，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

一､文献回顾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信用卡的接受水平因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收入等)而异。Modigliani(1986)通过生命周期储蓄模型(life-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s)研究信用卡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他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消费者需要考察其生命周期的收入和消费；消费者认为他们在年轻时的收入比其年老时的收入低，所以倾向于提前消费，用未来的收入来弥补目前收入的不足。信用卡的使用与非使用者在人口统计变量上有明显的差异。与非使用者相比，使用者更多的是男性，更多的已婚和处于中年阶段，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有中等或以上的收入。其中，男性对信用透支有更多的偏爱(Adcock， Hirschman， Goldstucker， 1976)。Crook等(1992)用判别分析来研究信用卡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差别。他们发现最重要的判别因素是持卡人的居住地､年龄､收入､银行开户时间､目前住址居住年限和居住状况。他们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变量是区别这两类人群的重要因素。

此外消费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消费者社会化”作为“个体获取与消费者有关的技能､知识和态度的过程”是社会环境对消费者个人作用的结果，个体在各种社会交流活动中发展和形成了自己对事物的信念和态度，这是一种被动的参与学习过程(Moschis， 1987)。其中，个体所属的社会阶层､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的生活习俗对信用卡的使用会产生直接影响(Elizabeth C. Hirschman， 1976)。

西方学者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具体使用情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Hayhoe等(1999)研究发现持有四张甚至更多数量信用卡的大学生往往是那些大龄学生和女生。在此基础上，Hayhoe等(2005)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描述了这些持卡学生的人口特征，指出那些持有四张或四张以上信用卡的学生多数是年长的､高年级的､申办了学生贷款､没有个人理财计划。认知水平也是影响大学生使用信用卡的重要因素，那些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Hayhoe等，2000)。但Joyce(2005)通过对216名新入学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关于信贷知识与信用卡的使用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在影响大学生接受信用卡的社会因素方面，Jennifer(1997)认为大学生的信用消费更多地受到父母及家庭的影响。在进入大学前就持有信用卡并且受到父母严格监督的大学生往往模仿父母的支付习惯。他们在父母的正确引导下会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从而避免卷入债务循环的恶习之中。

近年来信用卡在中国发展迅猛，中国国内营销学者在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申办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江明华､任晓炜(2003， 2004)的研究表明人口统计特征､金钱和信用态度是影响消费者信用卡透支行为的重要因素。此外，促销诱因､服务的便利性和消费者的知觉风险也是影响消费者申办信用卡意愿的关键因素(吴佩勋､郑宗仁，2006)。台湾学者王河星(2003)对消费者关于信用卡的差异化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运用因子分析､判别分析的方法，区分出三种不同的生活形态细分市场特性，构建出一个以消费者差异化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

总的来说，学者们关于人口变量特征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人口统计变量对信用卡的使用有重大的影响。但这些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是否依然成立呢?此外，关于社会环境因素对信用卡使用的影响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法，在天津市五所高校中进行取样，为了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和保证问卷填答的质量，在取得被试学校老师的同意之后，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式，由调查人员亲自到课堂上发放问卷，现场填写，当场回收。在发放问卷之前，首先由调查人员向学生介绍本次研究目的，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学生们作答过程中，由调查人员现场答疑。我们共调查了563名大学生，其中本科生为293人，硕士研究生184人，博士研究生86人。回收问卷525份，回收率为93%，我们把出现缺失项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剔除无效问卷38份，保留有效问卷466份，有效率为89%。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

根据西方学者既有的关于居民信用卡消费行为和对信用态度的研究结果，我们对Joyce(2005)关于大学生信用卡认知和使用情况调查量表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形成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量表。为保证问卷信度和效度，笔者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对大学生进行预调研，通过修改和筛选原始题项后确定初始测量题项。结合有关专家的意见对初始问卷再行修改形成最终问卷量表。

我们引入人口统计变量和社会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来考察对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影响，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学历､可支配收入和所学专业；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生源所在地和是否受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

(三)数据分析

我们采用软件SPSS13.0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列联表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列联表的零假设是两变量之间彼此独立，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中采用卡方统计量来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的显著性水平为0.05。卡方统计量(λ2)(chi—square statistic)检验是常用的检验变量间是否相关的方法。

被调查的大学生分为已经申办信用卡和未申办信用卡两个维度。大学生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在性别(男､女)，学历(学士､硕士､博士)，可支配收入(月收入300元以内､300元-500元､500-800元､800-1200､1200-1500元､1500元以上)，所学专业等方面进行了区分；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区分了生源所在地(城市､乡村)，是否受到所在社群的影响两个方面(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构成情况

三､研究结果

(一)人口统计变量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性别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如表2所示，男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38.8%，这一比例低于女生49.1%的比例。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下，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3所示)。

表2性别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列联表可以看出，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数量逐渐增多，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的显著水平之下，证明收入和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如表5所示)。然而，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总体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如表4所示)。这一点在可支配收入与有无信用卡的线性关联分析上得到了验证，两者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P值为.136>.050)。

表4可支配收入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3､受教育程度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随着学历的提高，持卡大学生的数量也在同步增长但不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大学生学历程度的高低与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7所示)。

表6学历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4､专业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联分析。

通过列联表分析我们没有发现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与其他专业大学生在持卡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金融､财政类专业大学生申办比例为45.6%，其他专业申办比例为43.2%(如表8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高于0.05的显著性水平，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9所示)。

表8专业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二)社会环境因素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分析

1､社群规范性的影响。

如表10所示，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的比例为48.6%，相应的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为38.9%，两相比较差异显著。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均在0.05的水平下，支持这一结论。线性关联分析也表明社群规范性影响和大学生信用卡申办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1所示)。

表10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

与信用卡申办情况的关联分析

2､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关系的关联分析。

来自城市的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比例为49.5%，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申办比例仅为39.1%，生源地的不同造成大学生持卡比例的不同(如表12所示)。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似然比卡方检验在0.05水平下，线性相关分析也表明生源地与信用卡持有情况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如表13所示)。

表12 生源地与信用卡申办情况分析

四､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与政策性建议

(一)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探讨

本次研究我们综合了国内外关于影响信用卡申办和使用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消费者群体进一步区隔的基础上，以中国大学生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探明了影响中国大学生信用卡申办情况的主要因素。我们从性别､可支配收入､学历､专业､是否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生源地等六个方面研究了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社会因素与大学生申办信用卡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性别､可支配收入､生源地､社群规范性是影响大学生持卡的重要因素。学历以及所学专业与信用卡的申办情况关系并不显著。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论，同时我们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第一，性别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是明显的。通过访谈我们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中国，发卡银行和银联通常会把时尚､大众化的购物场所作为合作对象，而这些场所是女性大学生频频光顾的地方。此外，发卡银行不时推出的刷卡消费打折､积分活动也成为吸引女性大学生申办信用卡的重要因素。相反，男生主要集中在电子类产品､报刊杂志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活动上，由于这些产品售卖场所金融服务配套设施的限制以及刷卡消费产生的额外费用都抑制了男生对信用卡的需求。

第二，可支配收入对大学生持有信用卡的影响比较复杂。整体上来看在可支配收入的两端持卡比例最低，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可支配收入低的大学生由于担心不能及时还款以及使用信用卡产生的额外费用，往往会抑制他们对信用卡的需求；高收入的大学生有较强的还贷能力，但不一定有较强的透支需求，信用卡安全性和还款便利性会使他们对信用卡产生顾虑。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中间收入群体经济收入比较稳定，除家庭日常供给外，其他收入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有较多的收入来源，他们较少有不能及时还贷的顾虑，其申办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以备不时之需。总之，经济因素对大学生信用卡的影响是复杂的。

第三，学历与信用卡持有情况的关系不明显。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无论是本科层次还是研究生层次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本科生毕业后直接进入硕士阶段继续学习，这部分硕士研究生在年龄和阅历上同本科生差别不大。博士研究生数量不大，尽管很多在职博士生都持有信用卡，但对大学生整体来说影响不是很明显。

第四，专业与信用卡的持有情况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Hayhoe等(2005)研究发现，熟悉信贷盈利模式的大学生对信用卡消费往往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态度。这意味着金融､财政类专业的大学生将会对信用卡持有谨慎的态度。然而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因为专业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在申办信用卡方面表现出的明显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知识对信用卡申办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透支行为的限制作用上。

第五，受到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要高于不受社群规范性影响的持卡大学生比例。用信用卡进行刷卡消费作为一种时尚在大学生中流行，与大学生的趋同心理和从众心理相关联，趋同心理是青年思维还没有完全独立和成熟的一种表现，不同个性和不同生活方式的大学生通过群体互动，相互认同于相同的文化范式之下，形成大致相同的心态和行为倾向，这是刷卡消费得以流行和发展的基础。

最后，生源地与大学生信用卡持有情况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经过访谈我们得知，很多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信用卡，特别是那些父母也在使用信用卡的城市家庭，其子女往往会模仿父母的消费行为，相比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他们对信用卡的接受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心态。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Jennifer(1997)“大学生信用消费更多地受父母家庭影响”的论点。此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刷卡消费对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还是全新的消费方式，对信用卡的接受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刚刚入学的新生身上表现比较明显。

(二)政策性建议

目前，各大发卡银行纷纷把触角延伸到大学校园，竞争激烈，经过初期的快速渗透之后发展变得非常缓慢。一方面是因为各大银行和信用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严重的单一化､同质化，处于较低层次的价格竞争阶段。大多数信用卡的服务仍然局限在“基础服务”的层面，贴近大学生实际需求情况的“特色服务”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大学生人数众多，如何针对这一庞大的市场进行细分，以满足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也是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开发高校市场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因此，银行和信用卡中心在进入高校市场之前，需要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对大学生群体的不同需求偏好进行市场细分，找准市场定位，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避免同质化营销。如性别､经济条件的不同导致大学生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仅仅根据学生学历层次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透支额度是远远不够的。

此外，根据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和同辈群体之间的示范效应，在开展信用卡营业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利用不同的媒体加大对校园里具有示范性作用群体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以增进大学生对信用卡的“认知”和“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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