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目录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目录（共8篇）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目录 篇1

夏曾佑1865-1924《中国古代史》（《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孟森1868-1937《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

梁启超1873-1929《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 王国维1877-1927《观堂集林》

陈垣1880-1971《明季滇黔佛教考》

岑仲勉1886-1961《隋唐史》

金毓黻1887-1962

李大钊1889-1927

胡适1891-1962

郭沫若1892-1978

顾颉刚1893-1980

范文谰1893-1969

钱穆1895-1990

傅斯年1896-1950

李济1896-1979

翦伯赞1898-1968

周谷城1898-1996

吕振羽1900-1980

向达1900-1966

侯外庐1903-1987

韩儒林1903-1983

尚钺1902-1982

齐思和1900-1980

邓广铭1907-1998

吴晗1909-1969

白寿彝1909-2000

邵循正1909-1973

夏鼐1910-1985

谭其骧1911-1992

唐长孺1911-1994

陈梦家1911-1966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目录 篇2

一、文明戏的输入和改编———中国电影的发展基础之一

说来也许是一个巧合。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首度结缘是从舞台艺术 (戏曲) 开始的, 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首次结缘也是从舞台艺术 (话剧) 开始的。话剧源于西方, 是19世纪初才从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据史料记载, 早在19世纪60、70年, 就有中国的一些官吏及知识分子在出使或游历欧美和日本时就接触到了西洋话剧。[1]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端上溯到从文明戏传入中国时的话, 在文明戏创作和演出的热浪日益高涨之时也恰是中国电影草创之际。1916年, 原“新民公司”的张石川与另一新剧家管海峰自筹资金, 创办了另一家电影拍摄制作公司:幻仙影片公司。公司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黑籍冤魂》。《黑籍冤魂》原是一部小说, 是彭养鸥 (待飞生) 在1904年创作的, 原名为《黑籍魂》, 后来被改编成“文明戏”在上海新舞台演出, 几经不衰, 影响不小。这部小说产生在清末, 此时“鸳鸯蝴蝶派” (以下简称“鸳蝴派”) 小说尚未形成气候。《黑籍魂》是更接近于清末盛行的“社会谴责小说”一类的作品, 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曾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是宣传爱国、反对外国侵略、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小说。小说进述了一个富裕之家因少爷食吸鸦片最终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 故事情节曲折跌宕。新剧的作家看到了这个小说“谴责社会”的意义, 迅速将其改编为“文明戏”, 并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从而使这一小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而幻仙影片公司又看到了这个“文明戏”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和商机, 旋即又将其拍成电影。一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作品, 从小说到戏剧又到电影, 它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也许是小说作家原先根本就没有想到的。诚如拙文所言:“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 现代传播更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的。”[2]60

继《黑籍冤魂》之后, 相继出品的《活无常》、《五福临门》、《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脚踏车闯祸》、《一夜不安》、《店伙失票》、《老少易妻》、《打城隍》等, 即为最早的一批根据文明戏改编的短片。

二、“鸳蝴派”小说的滥觞和改编———中国电影的发展基础之二

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结缘始于《黑籍冤魂》及以后的一批根据文明戏改编的短片, 那么使二者之间关系更加紧密、且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鸳蝴派”和他们的小说创作。小说《黑籍魂》虽然出现在“鸳蝴派”形成气侯之前, 但从时间上看距离并不长。而且《黑籍魂》本身就带有很浓的“鸳蝴派”小说的气味, 与稍后一个时期形成的“鸳蝴派”小说中的“社会小说”一类几乎完全一样。因此, 也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首次结缘, 既始于文明戏改编, 同时也始于“鸳蝴派”小说改编。从10年代小说《黑籍魂》被改编拍摄成影片之后, 到整个20年代“鸳蝴派”小说改编是最多的。据统计, “从1921年到1931年这一时期内, 中国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 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3]56

“鸳蝴派”于20世纪初的1906年前后开始形成, 他们的创作主要以长篇小说为主, 内容丰富, 题材广泛, 多贯穿爱情故事, 盛极一时, 此后时起时伏变幻多端, 延绵不断至40年代。关于“鸳蝴派”一说的来历也是据“鸳蝴派”作家的平襟亚回忆:是后来被称为“鸳蝴派”中的一些人1920年的某日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与刘半侬等人在一起叙餐, 以“鸳鸯”、“蝴蝶”为题、入诗“飞觞行令”, 不幸“隔墙有耳, 随后传开”的。[4]当然称之为“鸳蝴派”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创作内容, 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这时新的才子十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 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 和才子相悦相恋, 分拆不开, 柳阴花下, 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 ……”[5]

“鸳蝴派”及他们的创作形成于清末。这是一个交织着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交汇、融合、碰撞的年代。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伴随着西学东进, 伴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 古老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动荡,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观念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文学做为社会生活的反映, “鸳蝴派”及他们的创作自然也传达了这一大变革时代的特征, 自然也传达出了生活在这一大变革时代的人们的思考和态度, 这当中有焦虑、有抗争、有挣扎、也有欣喜。而所有这些在“鸳蝴派”和他们的创作中都能不同程度地一一透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鸳蝴派”小说当定义为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现代都市通俗 (言情) 小说。

在1917年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前, 20世纪中国文坛最初阶段几乎是“鸳蝴派”一统天下, 他们在20世纪10-20年代参与到中国电影早期的发展中是颇为全面的, 有直接参与电影剧本的编剧, 也有进行对文明戏、小说的改编;有参与电影的导演, 甚至也有直接参与电影中角色的扮演;有进行电影理论方面的探讨研究, 也有对电影作品的分析评论。总之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参与。

三、商业性———“文明戏”改编为电影的特征初显

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与中国电影结缘的一开始就渗透了太多的商业性成份, 以至于成为中国电影在以后的整个20年代呈现出来的显著特征。脱胎于文明戏的电影《黑籍冤魂》虽然也有几分商业性的味道, 但它毕竟还有进步的社会意义。然而, 1921年由中国影戏研究社拍摄的《阎瑞生》就有所不同了。

《阎瑞生》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 它是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 也是一部以上海新舞台的文明戏为蓝本改编的电影。1920年, 上海发生了一桩洋行买办阎瑞生图财害命、勒毙妓女王莲英的谋杀案, 经媒体披露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轰动。上海新舞台旋即将这一事件编写成文明戏演出。“演出半年之久, 卖座始终不衰。这出戏的轰动和赚钱, 引起了几个洋买办想把它编成电影的念头。于是他们就拉拢了一些人, 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的一条弄堂里, 挂起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招牌, 他们就请当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机要科的杨小仲来改编剧本, 请商务印书馆影片部的任彭年来担任导演, 演员则由中国影戏研究社的那几个洋买办自己分别担任。”[3]电影就这样很快拍摄完成了, 并于1921年7月1日首映于上海的夏令配克影戏院。电影上映之后, 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是相当惊人的, 据当时的报道:影片“一日所售, 竟达一千三百余元”, “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在电影放映后取得高额商业利润的时候, 当时的上海总商会和江苏教育会曾要求取缔这部影片, 理由是这部影片的放映“恐数年间所受义务教育之功用, 尽为其摧毁于无形”和“有碍风化”[3]45。在以后的有关中国电影史的著作中对电影《阎瑞生》更多的也是批评、批判。要么指责其内容不健康、迎合和刺激了一部分落后小市民观众的低级趣味;要么指责其艺术质量非常低下, 演员表演尤为恶劣;要么批评其具有浓厚的商业性, 是中国的买办、流氓、商人利用电影进行投机买卖的典型。其实这些观点大多是站不住脚的。指责其“有碍风化”实则是在维护上流社会、商界买办的面子、形象和商业利益;指责其内容不健康, 迎合低级趣味并不准确。这些“内容不健康”、“低级趣味”的罪恶之源恰恰来自上流社会、商界买办自己。电影属于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的对象是受众, 即人、一般的人。既然是人, 那么人总有猎奇的心理, 难道只有小市民猎奇, 上流社会、商业买办就不猎奇?制造“罪恶”实比猎奇“罪恶”更为“罪恶”!指责其艺术质量非常低下有要求过于苛刻之嫌, 做为大众媒介的电影本身在当时刚刚出现, 我们不能要求一种“新生事物”一出现就十全十美。电影刚刚诞生, 在艺术上、技术上应该有一个不断丰富, 提升、完善的过程。电影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 也还在不断发展。指责其具有商业性更是不妥, 做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 商业性正是它的生命。电影不仅具有艺术属性、文化属性, 更具有商业属性。其实不仅是电影, 在电影诞生前后出现的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都具有商业属性。大众传播作为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 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需要成本投入, 而受众从媒介获得信息, 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带有商品属性, 电影当然不能例外, 甚至可以说是各类传播媒介中最具商业属性的。很难想象, 不考虑电影的商业属性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当然, 在强调大众传播的对象受众的重要性, 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要求的同时, 应当要有强烈的道德意识, 应当严格地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具体来说, 就是要有明确的判断。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大众传播应向受众传播的究竟是什么?毕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传播的。此外, 在强调大众传播的商业属性的同时, 还应当注意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如果过分地追逐商业利润, 必然导致大众传播媒介艺术属性、文化属性的缺失或放弃, 导致大众传播媒介艺术品位、文化品位的下降, 最终被受众所抛弃。文明戏从20世纪10年代逐渐走向衰落以及中国电影在20年代末出现低谷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切。

继文明戏《阎瑞生》被改编拍成电影之后, 一大批文明戏紧跟其后也被改编并拍摄成电影。1922年刚成立不久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就拍摄了影片《张欣生》, 这部电影也是取材于当时在上海浦东发生的一起谋财杀父的人命案, 也是新舞台将此事编写成文明戏上演, 与文明戏《阎瑞生》一样轰动一时, 由于该剧改编拍摄成电影时, 在片中相当逼真地记述了各种残酷的行为, 展示了“绞杀”、“蒸骨验尸”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因此在当时也曾被指责为“尤觉惨无人道, 不忍逼视, 后来还被上海当局禁映”。[3]59和《阎瑞生》一样, 《张欣生》及1924年长城画片公司根据侯曜的同名话剧改编拍摄的《弃妇》。1927年明星影片公司根据郑正秋的《马永贞》改编拍摄的《山东马永贞》, 1927年民新影片公司根据侯曜的同名话剧改编拍摄的《复活的玫瑰》, 1928年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根据郑正秋的同名话剧改编拍摄的《马振华》等, 都有浓重的商业味道在里面。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文明戏与中国电影发生的这段联系, 恰恰也是文明戏在10年代来因迁就小市民的封建落后意识与恶俗趣味, 艺术上呈现粗制滥造, 过度追求商业性而逐渐失去观众, 开始走向衰落之际。而做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在此时拯救了文明戏。使文明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20年代的文明戏改编和这一时期显上升趋势的“鸳蝴派”小说及改编着实掀起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20世纪中国文学改编的小高潮。

四、大众性———“鸳蝴派”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显著特征

我们并不反对说“鸯蝴派”小说是“小市民的文艺”, 而且这正是“鸳蝴派”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毫无疑问, 在任何一个时代“小市民”永远是一个最为庞大、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群体。他们永远是文学最庞大的读者群, 永远是文学最忠实的读者。很难想象文学如果离开了“小市民”这个庞大的读者群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鸳蝴派”和他们的创作具有非常鲜明的“大众性”。“鸳蝴派”及他们的创作恰恰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小市民”的心理特征, 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小市民”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理解, 满足了中国“小市民”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如前所述, “鸳蝴派”及他们的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几乎无所不及。他们的作品虽然品位不高、甚至有些低俗、媚俗, 但他们的作品贴近生活, 贴近社会, 贴近大多数人的心理。“鸳蝴派”和他们的创作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学。这种文学的出现和存在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其实, 电影也同样具有鲜明的“大众性”,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 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 是继书籍报纸、广播之后的一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与以语言做为基本材料的文学相比较、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以运动的画面为基本材料, 被称为画面的艺术。它以直观性、可视性、形象性取胜。电影从它发明的那一天起就预示着一个“读图时代”已经到来, 它对文学存在构成的威胁也旋即开始, 只不过这并不为更多的人所意识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读图时代”的日渐发展。文学, 这一语言的艺术在未来的某一天是否将会自动消亡也许不是“杞人忧天”的担忧。但不管怎样, 电影的发展在最初却是最早和文学结缘的, 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小说《玉梨魂》是被称为“鸳蝴派”“五虎将”之一的徐枕亚用骈散结合的文体写成的, 民国元年发表于当时的大报《民权报》, 1913年9月出版单行本。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寡妇和一个家庭教师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又具自叙传色彩, 且带浓郁的感伤情调。发表后轰动一时, 被称为是:“鸳蝴派”言情小说的代表作, 后被上海民兴社改编为话剧, 1924年又被改编为电影上映。编剧郑正秋在改编时突出了这个年青的寡妇深受传统思想影响, “发乎情止乎礼”的巨大痛苦和复杂的心理活动, 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也是郑正秋第一次改编“鸳蝴派”的小说。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证明郑正秋是不是“鸳蝴派”文人, 但他却将许多“鸳蝴派”文人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他自己原创编剧拍摄的一些电影, “鸳蝴派”的气味也很浓厚。

《采茶女》 (1924年) 是根据“鸳蝴派”小说《采桑女》改编的, 编剧朱瘦菊本身就是“鸳蝴派”的文人。

《小朋友》、《空谷兰》 (1925年) 、《梅花落》 (1927年) 的原小说作者包天笑也是“鸳蝴派”“五虎将”之一, 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小说, 同时也将其他“鸳蝴派”文人的小说和他自己的小说改编拍摄成电影。他也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电影编剧、导演之一。《小朋友》是根据他自己的翻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的。包天笑的文学成就主要在翻译方面, 据说他通日文, 最爱日本黑岩泪香的翻译小说, 《空谷兰》就是黑岩泪香译的《野之花》, 原著者为英国女作家亨利荷特, ……日译本名《野之花》, 包氏转译过来, 改名《空谷兰》。“还有《梅花落》也是包氏译作”[6]323。用包天笑自己的话说都“是从日本译来的, 而日文本也是从西方本译来的, 改头换面, 变成中国故事。”[7]20世纪初中国有不少的翻译小说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将西洋文学“本土化”。

五、“武侠片”、“神怪片”———“鸳蝴派”小说改编掀起热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火烧红莲寺》 (第1集) , 改编自“鸳蝴派”小说家向恺然 (平江不肖生) 创作的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 1928年拍摄了第1集并上映后, 影响极大, 轰动一时。到1931年, 《火烧红莲寺》共计拍摄了18集, 大概可以说是此类小说改编的影片之最了。影片给明星公司带来的不仅是扭亏为盈, 而且是巨大的商业利润, 据统计四年中共盈余118392.15元。而且引发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场持续多年、影响深远的武侠、神怪片热潮。有资料显示:1928年到1931年间, 中国有近40家影片公司参与了制作武侠神怪片, 总数达到227部。如果说“武侠片”还有给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的话, 那么再稍后出现的“神怪片”则在“武侠片”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令人奇幻惊诧的虚拟性。《火烧红莲寺》就是这样的。从中国电影在拍摄技巧的运用上来讲, 《火烧红莲寺》是有突出贡献的, 特技的运用、停机再拍、倒拍, 逐格拍摄、多次曝光、模型接顶、叠印等等用来表现侠士驾云腾空、隐遁无形、飞檐走壁等神奇武功的技巧让观众眼花缭乱, 惊叹不已。当时就有影评称:《火烧红莲寺》“论其情节, 虽近荒唐, 然摄制上之千变万化, 实较其他影片尤为繁复。似此奇特之技术, 贡献于国产电影界者匪鲜;况其激发民间尚武精神之功, 固未容泯灭者耶”。[8]

影片《火烧红莲寺》的原著小说《江湖奇侠传》全书134回, 1923年初登于《红杂志》周刊 (创刊于1922年8月) , 该刊出满100期后改名为《红玫瑰》, 小说继续连发。其实向恺然 (平江不肖生) 并没有完成这部小说的全部创作而是写到中途就中辍了, 后面的相当部分是由该刊的编辑赵苕狂续写的, 其间两人还闹了一点小误会。[9]不过这部小说在当时“最为风行”, “对武侠小说的销场, 彼此鼓煸, 扬起烈焰”却是事实。[6]316

从小说《江湖奇侠传》的发表可以看到, 20世纪20年代初期, 随着《星期》、《红杂志》、《武侠世界》、《侦探世界》等刊物相继创刊, 大量的武侠小说发表形成了武侠小说潮, 提供了从小说改编为电影的一种可能。从武侠小说潮到武侠小说改编, 再到武侠电影的拍摄热潮, 一路走来, 汹涌澎湃。小说《江湖奇侠传》本身的影响就非常大了, 改编成电影之后其影响更加巨大。由此可见, 做为后起的大众传播媒介电影, 比早些时候出现的同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书籍出版更具先进性, 更具大众化。说“鸳蝴派”及创作的兴盛期在1912年到1917年并不太符合实际。“鸳蝴派”在五四新文学兴起之后就受到五四新文学阵营的狂轰滥炸、激烈批评并不假, 但是“鸳蝴派”及他们的创作势头并没有减弱, 从整个20年代“鸳蝴派”的创作与中国电影之间的密切关系来看, 大量的“鸳蝴派”小说被改编成电影, 他们的创作非但没有减弱, 相反却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使他们的创作得以更广泛的传播。譬如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之后, 不仅小说与电影双双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且引起了中国电影界一片“火烧现象”, 1928年至1931年, 《火烧红莲寺》连续“烧”到18集, 其他一些大小影业公司也都相继“着火”, “烧”成一片, 这当中有:大中华百合影业公司的《火烧九龙山》 (1929年) , 天一影片公司的《火烧百花台》 (上下集、1929年) , 友联影片公司的《火烧九曲楼》 (1929年) , 暨南影片公司的《火烧青龙寺》 (1929年) , 复旦影片公司的《火烧七星楼》 (1-6集、1930年) 、《火烧白雀寺》 (1930年) , 钧藩影业公司的《火烧剑峰寨》 (1929年) 、《火烧刁家庄》 (1930年) , 昌明影片公司的《火烧平阳城》 (1-6集、1929-1931年) 等等。这一把“火”可是烧了整整四年时间。20年代“武侠小说”和“武侠、神怪电影”之所以盛行, 也反映了中国的老百姓 (受众) 的一种社会心理, 正如当时有评论这样说:“本来在这魅厉横行, 肖小潜迹的万恶社会中, 所谓‘公理正义’, ‘民法国律‘者, 早被强权者摧残殆尽了!弱小者除了俯首听命, 敢怒不敢言外, 还能向谁去申诉呢!唯有侠士一出, 除暴安良, 为弱小者张目, 为冤屈者鸣不平, 为人之所不敢为, 为人之所不能为。所以武侠是弱小者的保障者、是强暴者的惩戒者, 其能裨益于社会人心, 实非妄言啊!”[10]可见“武侠、神怪小说”和影片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社会意义的。1932年, 国民党内政部和教育部合办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宣布严厉禁止“武侠、神怪片”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 “武侠小说”, “武侠电影”在30年代初“寿终正寝”不仅仅是来自于统治当局从意识形态上实施的高压, 还来自于30年代初兴起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阵营的批判和攻击, 更来自“武侠小说”和电影本身的问题。商业化的倾向且日益加剧可谓是至命的要害。中国电影发展到20年代末由于过度地看重商业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思想内容上及艺术的创新, 大量地复制模仿, 粗制滥造, 貌似繁荣的背后早已是危机四伏。恶性的商业竞争加速了中国电影在20年代末趋于低落的步伐, 国内影业同行之间互相打压, 竞相压价, 自相残杀, 结果导致大批的影业制片公司纷纷倒闭, 关门大吉。即使是“长城”、“民新”、“大百合中华”、“友联”、“上海影戏”等较大规模的影片公司也难逃厄运, 或者关门停业, 或者与其他公司重组合并。较大规模的影片公司命运尚且如此, 规模小一点的影片公司就可想而知了。加之中国电影自从西方引入以来至20年代, 一直还是处在“默片阶段”, 也就是“无声电影”阶段, 而在20年代末, 西方的有声电影开始传入中国, 逐渐冲击并取代了中国的电影市场, 此时的中国电影居然还没有一部有声电影, 这就使中国电影逐渐失去了与西方电影抗衡的资格, 逐渐出现回落的趋势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纵观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的中国电影, 基本上是以获取商业利润为主要倾向和目的。说中国电影从10-2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话剧, 小说改编上获得了第一桶“金”, 这个“金”并不仅仅是指获得金钱、商业利润, 同时也指获得了发展的基础。没有对10-20年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话剧、小说的改编, 绝不会有中国电影在当时的那样一种发展情形。当然也还应该看到, 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 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进步的文学创作和五四新文学创作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改编, 没有能够在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占据主流电影的位置。但不管怎样, 到了30年代至40年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 中国电影得到了一个更新、更好的发展。

摘要：20世纪10年代20年代, 一批话剧作品和小说作品被改编并拍摄成电影,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处于起步和拓荒时期的中国电影从这里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话剧,小说,改编

参考文献

[1]焦尚志.中国现代戏剧美学思想发展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9.

[2]李小平.互生共生的长青藤与参天大树[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 (.2)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5. (10) 全文转载.

[3]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一卷) [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4]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G].//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7:179.

[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G].//鲁迅.鲁迅全集 (第四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94.

[6]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G].//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7.

[7]包天笑.我与电影[G].//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 1973.

[8]青萍.从武侠电影说到《火烧红莲寺》和《水浒》[J].上海:影戏生活第1卷第3期.1931 (.1) .

[9]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G].//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7:421424.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目录 篇3

此前，杨翼骧、乔治忠等人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由先秦至清代，前后近三千年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才编成四巨册，而20世纪中国史学仅百年时间，就编撰出了皇皇四巨册。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就是不同。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何不同呢？据王学典说法，“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前言）均不同。根据笔者的理解，传统史学完全是在“天下”中心在“中国”时代、前科学时代形成的中国式史学，而现代史学则是在“天下”中心在“四夷”时代、科学时代形成的中西合璧式史学。从参与人员来看，前者以职业史官与业余史家为主流，后者以职业史家为主流。从从业方式来看，前者以叙事、义理、考据为主流，而后者以专题研究为主、叙述为辅。从成果的表现方式来看，前者以著作札记为主，后者以论文专著为主。从体裁来说，前者以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为主流，后者以章节体为主流。西方历史理论的引进，唯物史观的成长，带来了全新的历史观念，促进了全新的历史研究。历史学科化操作、职业研究机构、职业学术研究、职业人才培养、学术刊物、课题项目，这些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其结果是历史学科细化、从业人员大为扩大、成果数量巨增。这些变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由史学史而史学学术史。杨翼骧以来治史学史专家做的史学编年，以史著为主，而此书由治史学学术史的专家编纂，专著、论文、事件三大块组成，内涵大为扩充。这体现出了现代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不同。由此的结果是内容的细化，上卷页561，张荫麟的书信、章太炎的演讲、罗香林《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也收入进来。收入大量论文的好处是，解决了某些时段专著不多的缺陷，譬如清末民初一段中国史学。

将史学编年细化到月日。将生活世界的零星事实系入一定的时间框架，是建构历史文本的核心手段。零星事实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排比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史学编年一般编到年，而20世纪新史学细化到了月日。某人某书在某出版社出版或某杂志发表，这样的条目法颇为新颖。与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细化到月、偶尔到日相比，此书多数条目细化到日。这是一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时间系年，它将不同空间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比起来，这是最大贡献所在。这些作品，以前只在中国史研究索引中读到，现在有人根据相关杂志，对这些作品作了一一的梳理，这是难能可贵之处。由此的结果是，此书内容非常详尽。譬如乔治忠等《增订中国史学资料编年》清代卷1900-1911年，用了79页篇幅，而此书用了156页篇幅，增加一倍，条目增加无数。就全书来说，《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才11万字，就是一个大事记而已，而此书近200万字，增加了近20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史学编年当然是越详细越有价值。

中心主线突出。作者长期关注史学理论史研究，近来关注国学发展史，于是史学理论史与国学发展史这两条主线，作为作者的研究强项，在此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笔者注意到去年刚故世的浙江史家董楚平有关农民起义的几篇论文，悉数开列条目。在笔者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初稿中，并没有这么高的位置。这样的判断，自然是建立在作者史学理论史研究视野之下的。又如上卷页560收入茅盾《子夜》这样的小说，让人不可思议。作者的理由是“茅盾以长篇小说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样的选择充分展示了作者的专业自信。

历史作品的历史定位清楚。前人的史学编年，多重资料编年。作者心中有一部史学学术史，将条目内容的编纂重点放在了作品的历史评判、历史定位上面。这样，能让人一阅即可粗知大概。如下卷页408“《外国中国研究》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条，下面称“该刊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介绍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发70年代以来汉学输入之先声”，一句话就作出了历史定位。有了这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某人占了多少时间段，有多少作品问世，一清二楚。史学编年可以说是史家成就的时间定位系统。

大大扩充了专业认知。譬如上卷页558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书，为早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代表，此前了解不多。由此可知，中国农战史研究并不始于解放后，早在30年代即展开了。该书列举的某些精辟观点，今天读来仍有启迪。如上卷页521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页523引王芸生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此书启迪来学，“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新手们面临着专业圈打开问题，所以老师要经常性地介绍一些同行专家。读一下《20世纪中国史家编年》，可以让他们对前辈名字与成就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树立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时间标杆。这是第一部详实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有了这部全国性史学编年参照系数，就为地方史学编年与专题史学编年提供了参照系数。各地与各专业，可以进一步编纂专题史学编年、断代史学编年、地方史学编年。笔者正在编纂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即可据此修订。

此书编纂历经10年，复经十多位专家的审读，“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不可谓不认真。但笔者读后，感觉内容与体例仍有可议之处。在内容上，记事对象的选择与不选择，条目内容的展开与不展开，最容易受人诟病。前代史是当代人无轻重感觉的领域，所以20世纪上半期会好一些；但当代史是当代人有轻重感觉的领域，生活世界的感受会随时检验文本世界建构的合理程度。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是多数在世史家有历史感觉的时间段，所以引起的争议也会特别多。很多史学工作者会说，怎么上面没有谁谁，没有哪本书，某某人怎么成了失踪的教授，某某专著怎么成了失踪的专著。学科化建设的结果，史学不再是笼统的史学，而是二三级学科化的精细史学。重要与不重要的判断，多是放在二三级学科视野下论断的。在没有详尽的断代史编年、专门史编年、专题编年的情况下，由出身史学理论史研究的专家放眼一级学科，在历史学大海中披沙拣金，筛选出自认为重要的作品，建构为系统的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自然会捉襟见肘。这点，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详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某些事件条目实在太细了，细到齐思和燕京大学毕业、王绳祖赴牛津大学留学、陈垣一封私人信件、郑天挺开史料学课程也要立一个条目，感觉作者实在太“偏心”了。公开出版的史学编年，所选条目要全面展开，不能作选择性的展开或不展开。最后，笔者只能相信，没有上帝式全能史学编年，只有代表一家之言的史学编年，如此心态也就平和了。

浅谈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篇4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如果说现代性得以代表人类最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理念，这得益于启蒙主义创建普遍主义这种价值基础和认知形式。

现代性的观念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它自身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对现代性的反思也越来越多。福柯为怀疑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传统的断裂。而哈贝马斯则为现代性辩护，他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面临困境，但是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需为此负责，这只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他提出应该通过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起到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性及启蒙理念给予最尖锐彻底攻击的理论家当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他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认为“现代性”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的知识总汇。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一方面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为历史变革呐喊开道，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的鸿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风雨曲折中走过，“现代性”一直贯穿其中，中国文学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反思前进着。在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中国的现代性文学重塑了现代性的历史，它把过去、现在、未来结合一体，建立起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它不仅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给出了历史断裂的明确标志，同时给那些阶段性的断裂划定界限。

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 篇5

发布日期： 2006-06-07

20世纪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与转折的世纪。一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华民族资本工商业的产生与初步发展；二是20世纪初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相继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自此深入人心；三是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从此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世纪中国的会计改革便是伴随着上述变化而逐步展开的。依此，其进展大体上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及中国会计改革的全面进展阶段。

一、会计改良与改革的起步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海关、邮政、矿业、贸易及交通，我国经济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并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这对此后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压制作用，这是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事实诚然如此，其后，中国自办机器工业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成，促使封建经济体系日趋瓦解，进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情况下，“中式簿记”也渐自暴露了它与机器工业生产及近代商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关“改良中式簿记”的问题开始在一些开明人士的头脑中活动起来。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围绕如何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问题，产生了两大对以后中国会计改革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是《连环账谱》一书的出版，二是大清银行在实行“改良中式簿记”方面的初步尝试。

（一）引人借贷复式簿记的开创之作——《连环账谱》

借贷记账法最初通过帝国主义强行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商行及银行进人我国，随后也用于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我国海关、铁路与邮政等行业，只是当时在社会上尚鲜为人知。《连环账谱》一书的作者蔡锡勇曾留学日本，其后又曾出使美国、秘鲁、日本三国。在此期间，他对意大利之簿记法已有了解，尤其在他后来游历西欧之时，目睹借贷复式记账法之效用，其法既制国用，而又理家计，凡大小公司账目计算，得失勾考，皆井井有条，毫无混乱之弊。蔡氏归国赴湖北人张之洞幕，此后，他继续博览海外书刊，琢磨西式账法妙处。蔡氏认为，中国产业落后于西方国家，而欲办产业便非得改良会计不可。改良簿记之精神在于，取借贷簿记之精华，弥补中式簿记之不足，既有承前之志，又行引进之举。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蔡锡勇历经数载创作，写成《连环账谱》一书。1896年，蔡氏辞世，由其子蔡湾担任校订工作。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冬，《连环账谱》由湖北官书局出版面世，成为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阐述借贷复式簿记的专著。尽管这部书所述内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出版后也未曾在实业界产生影响，然而，《连环账谱》的出版在中国近代会计发展史上的意义却极其重要，它不仅在引进西式簿记方面具有先导性作用，而且书中设例所述中西账法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对其后改良中式簿记学派基本观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故可以讲，《连环账谱》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先声。

（二）对改良与改革中式簿记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著作——《银行簿记学》

《银行簿记学》一书为我国留日学者谢霖与孟森合作编纂，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在中、日两国发行。它是继《连环账谱》之后，由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二部簿记专著。该书理论部分系以日本学者森川监太郎所著《银行簿记学》的基本内容为基础，而在银行账簿设置方面又借鉴了早稻田大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阐述方面，又参考了日本学者米田喜的《簿记学讲义》，放这部书兼容了西欧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它较之《连环账谱》要更进一步。中国最早所见新式银行账簿组织及专用“传票”、借贷记账符号与账项处理方法、西式会计报表以及融合中西式簿记为一体，且具有日本银行簿记特色的“现金式借贷分录法”，均由此书介绍而来。书中举例结合中国实际，且理论与实际结合，读后使人既能通晓其理，而又易于动手进行操作。自然，这较之蔡氏之作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事实上，这部书对于清末民初中国自办银行进行会计改良与改革有着直接影响，其中尤其是对大清银行的会计方法改良与改革起着指导性作用。

（三）对我国早期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启蒙作用的理财类著作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出版了留学生孙德全的《理财考镜》一书，孙氏从理财出发，对西方国家的会计、审计之制、之法阐述详明，其中既论及会计的地位及作用，阐明会计预决算之重要，而又兼顾论及审计建制的必要性，并最终把解决企业理财问题与解决企业会计、审计问题结合在一起。同年，孙氏又出版了他的《银行释义初稿》，其中对银行所用借贷复式簿记体系也有详细表述。作用在论及如何引进国外先进簿记方法为我国所用时，亦提倡先结合中国实际，产生一种改良簿记，以此作为改善中国会计状况的过渡阶段。

（四）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尝试

大清银行的前身是户部银行，它创办于1904年，1908年改户部为度支部，遂更名为大清银行。在该行创办期间，清政府曾一方面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商科，另一方面又派员赴日考察租税与会计制度，这些对该行进行会计改良工作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以创办新式企业为目标，大清银行所推行的改良工作是全面展开的，从会计改良方面讲，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该银行的“九科”组织建制中，专设出纳、核算、稽查三科，并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牵制关系；（2）确立了账务制度与统账制度，以及会计稽核、检查制度，把银行的核算工作与管理工作统一起来；（3）对会计方法的改良也较为全面，如在账簿设置、会计科目设置、会计凭证应用、现金式借贷分录法采用、结算方法应用、盈亏计算方法采用，以及在会计报告方式方法方面都体现了改良的精神，基本上打破了中式簿记的格局，初步形成了改良银行会计的方法体系。

为维护改良成果，大清银行一度创办了银行学堂，并专门开办了簿记讲习会，这又直接推动了该行所进行的改良会计工作。大清银行的会计改良成效不仅对当时我国最早开办的储蓄银行——信诚银行的会计改良产生了影响，而且也对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改良中式簿记产生了一定影响。

上述可见，中国早期出现的改良会计思想及对改良与改革会计的尝试，初以引进为开端，后以新式银行为实验场所，其中爱国学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改良、改革的起步阶段，涉及到组织制度与会计方法两个基本方面，通过改良、改革在这两方面已初见成效，其对后世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具有先导性影响作用。

二、会计改良与改革的初步进展阶段

民国初年，在爱国学者的主持下，推行新式簿记的工作在银行中继续进行，如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谢霖主持进行的交通银行会计改良与改革及诸如兴业银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等所进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最终都基本上以新式簿记取代了中式簿记。尤其是1924年全国银行工会联合会对银行所用会计科目作出统一规定，使银行的会计改良与改革出现了新的进展。同时，民国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在一些爱国学者的推动之下，公共会计师事业开始在中国兴起，我国早期的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也在京津地区及上海开办，谢霖、秦开、杨曾询、徐永祥等学者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会计师，1925年还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会计师公会。以上举动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进人到会计改良与改革初步进展阶段创造了基本条件。

（一）政府会计的变革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为维护其统治曾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参照欧美做法对政府会计进行了变革。当时，变革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财计组织变革。1931年，国民政府根据美国甘默尔财政顾问团的建议自上而下设立了“主计处”，自此实行所谓“超然主计制度”。主计处下设岁计、会计、统计三局，分掌预决算编制、全国会计工作与统计工作，各级主计长官职权独立，对各级财政长官及行政长官具有牵制作用。同时，在主计处构建的基础上，又在审计系统、财务行政系统、出纳保管系统与主计系统之间建立了“计政联练组织关系”，从组织形式与内容方面考察，其进步十分明显。

（2）政府会计中的法制建设。当时，为拯救中国经济，一些留学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力主依法治理国家财计，一方面他们主张参照国外成规建立各项专业法规，另一方面则主张把法规执行落实到具体会计制度制定方面。30年代所制定颁行的主要法规有：1935年的“会计法”、1938年修订颁布的“审计法”及1937年修订颁布的“预算法”、1938年颁布的“决算法”，以及于1938年颁布的“公库法”等。可见，上述计政法规已大体上形成相配合的系统，加上陆续颁布的各项施行细则，在财计立法方面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在主计处设立之后，1932年7月正式颁布了“中央各机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当时，这在规范会计方法使用方面起到了作用。1939年又根据会计法的精神，在原统一会计制度的基础上颁布了简称为“一致规定”的会计制度，在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又取得了进展。在会计方法方面的改进，突出地体现在路、电、邮、船四政特别会计方面，一是统一采用了“借贷记账法”，二是在成本核算方法应用方面有较大改进，三是建立了科学的会计方法体系。

尽管上述变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其成绩值得肯定，然而，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组织制度及吏政极端腐败，财计组织制度的变革最终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爱国知识分子的整顿吏政。强化管理、提高政府财计公务效能的设想与愿望亦最终化为泡影。

（二）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

20年代末至30年代，为救助与振兴处于衰落之中的工商企业，以潘序伦、徐永祚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中国企业会计的革新运动，徐永祚先生主张改良中式簿记，而潘序伦先生则主张全面引进西式簿记理论与方法，改革中国企业的会计。这样，历经了30年代的改良与改革企业会计之争，十分明显地推动了我国会计的改良与改革工作。从改良中式簿记方面讲，它对于推进部分中小企业会计的改良起到了过渡性影响作用，这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历史贡献，而潘序伦先生主张的引进改革在30年代的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经过努力最终基本上实现了对大多数工商企业会计改革的目标，其进步在于：（1）改进了工商企业的会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会计的落后状况；（2）通过变革中的争论，增进了会计学术交流，推动了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3）促进了审计事业的发展，使会计师事务所在维护中华民族工商业权益方面起到一定作用；（4）推动了会计书刊出版事业的发展。

（三）新中国会计改革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的会计改革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与更加艰巨的任务。其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必须从根本上完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会计体系与会计模式的构建；其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态势趋动之下及为配合经济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要求会计改革必须逐步实现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解决中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协调问题；其三，在经历“大跃进”与“文革”两个时期极“左”思潮影响与极“左”行为的冲击之后，欲实现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及彻底消除不良影响，改革之路必然会是曲折的、艰苦的；其四，在1949—1978年间，传统会计基本上在中国占据支配地位，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会计工作者及其工作水平也基本上处于落后状态。要通过改革实现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其任务亦十分艰巨。鉴于上述原因，新中国第二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的目标必然是远大的，通过这个阶段的改革要实现的几个转变必然要涉及到财务会计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改革所触及的范围与内容也必然是广阔、深刻而复杂的。尽管在20世纪结束之时，这个阶段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还不可能最终实现，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还不可能最终完成，然而，1978年至今，中国所进行的会计改革却已取得重大进展，其成就举世公认。由于读者亲自经历了这个阶段的改革，故下文仅从七个基本方面对会计改革成就作简要归纳。

（1）会计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本质上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会计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它是反映指令性计划实现的工具，因此在1978年以前“核算工具论”或“管理工具论”的思想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它深刻地影响到会计工作、会计理论研究及会计教育等方面。1962年5月15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上讲：会计是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之一。这是“工具论”在上层领导者中的反映。1980年11月7日，姚依林副总理在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暨会计学会年会上讲：会计工作在国民经济中是不可少的，从国家需要来说，它的重要性完全不低于科学技术。可以看出这是改革开放中会计思想转变在中央领导者中的反映。1981年，在财政部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同时确认会计具有参与经济决策的职能作用。其后会计学界与会计工作者在这方面统一了认识。至90年代，国务院对会计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对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更加切实的评价。自此，在会计思想方面完成了由“工具论”向“管理论”的转变。会计思想方面的根本性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我国由传统会计阶段向现代会计发展阶段的转变，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会计改革的各个方面。

（2）会计法制体系的构建。制定会计专业法规，依法规范会计行为，是我国会计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经过1980—1984年的拟稿及反复讨论，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对于其他法规的简称相同），它填补了新中国会计专业法规建立中的空白。为适应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1993年12月颁布了第一次修订的《会计法》，此次修订增补了新内容，扩大了法规的适用范围，修正了原法中的不相适应的方面，其改进产生了阶段性影响。尤其是1999年修订颁布的《会计法》，显示了我国会计专业法规建设方面的历史性进步，它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法制体系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此次修订《会计法》的基本目标在于增强法律力度，严格法律责任，以充分显示《会计法》的权威作用，使其在解决会计信息失真，整顿会计秩序，以及在防范经济犯罪等方面切实发挥作用。为形成相配合、相协调的专业法规层次，90年代还先后颁布了《注册会计师法》（1993年10月，1999年修订工作已启动）、《预算法》（1994年3月）、《审计法》（1994年8月）等。同时又陆续发布了相关法规，诸如《公司法》（1993年12月）、《票据法》（1995年3月），以及《企业破产法人《经济合同法》与税法等，自此已形成了执法中相关联的经济法规层次，从而使会计法制的基本体系得以构建成立。

经过80年代的思想准备及理论探讨，财政部于90年代初开始领导会计准则建设工作。1992年发布《企业会计准则》，成为推进中国会计改革的一大历史事件。在基本会计准则建立的基础上，又立即着手进行具体会计准则的建设，从1994年起，先后公布了5批30份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广泛听取了会计界各个方面的意见。1997年发布执行了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到1999年，已先后发布了9项具体会计准则，今后还将陆续发布。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构建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一会计改革成就不仅显示在配合经济改革，规范会计行为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而且也把中国的会计国际协调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从1994年着手制定独立审计准则，到1995年12月颁布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1996年发布第二批，以及于1999年颁布第三批，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的基本体系也逐步形成，这一改革成就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前文可见，不仅统一会计制度是新中国第一阶段会计改革的重要成果，而且从建国之初起已经形成了以专业会计制度规范各个行业会计行为的历史习惯。同时，从近半个世纪以来制度发布、修订与应用的历史状况考察，技术性及可操作性很强的会计制度，既适合我国会计工作者的习惯，也很适应他们的业务素质与专业水平，故从会计工作者方面讲可谓对这种制度情有独钟；而从制定发布者方面讲，可谓注重了中国的国情与实情。正因如此，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便必然会出现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局面，并且是传统的经济领域依旧保留着传统专业会计制度，而新兴的经济领域又制定形成了新的行业会计制度，1985年3月财政部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便是一个例证。1992年11月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的同时，颁布了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它充分反映了在我国会计法制体系建设中主管部门对制度建设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注重。

（3）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会计实务的发展。在经济体制逐步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开辟了会计实务发展的新领域，围绕这些新兴领域，通过研究及进行合理借鉴与实践，最终从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方面将新兴的会计专门领域确定下来。在二十余年的改革中，最初确定下来的是中外合资、合作方面的会计及跨国公司会计，随后是股份制企业的会计及证券业的会计等。后来出现的新会计实务领域渐渐趋于细化，产生了诸如企业兼并与资产重组会计、企业破产清算会计、企业租赁会计，以及金融工具会计等等。目前，会计实务的发展还在进行之中，它对于我国会计法制建设、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都起着推动作用。

（4）会计理论在经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这个阶段的改革体现在会计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其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史无前例。其一，在经济改革开放推动之下，结合中国改革实践相应引进应用了国际上先进会计理论；其二，在会计准则制定工作的推动下，展开了对深层次会计理论的研究及对新兴会计理论领域的研究；其三，在会计教育改革推动下，以理论研究成果改变了教材建设的面貌；其四，在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的推动下，使我国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进人到一个新阶段；其五，会计研究机构的设置、会计学术刊物的创办，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等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总之，二十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现代财务会计与现代管理会计理论为核心的基本理论体系，在理论建设上基本上实现了由传统会计向现代会计的转变，并且在理论建设中兼顾应用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及史证研究三种基本方法，初步体现了“大科学”时代学科之间相交叉、相配合及相互长入的精神，使现代会计开始显示出边缘科学的色彩。

（5）会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79年，教育部与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财经教育会议，确定了财经院校今后的发展方针。至1985年，不仅高等财经院校由1979年的22所增加到62所，而且自此各校都着手会计专业课程设置的改革。从财政部方面讲，它领导进行的会计教育改革起始于1983年，此后通过有计划的在部属院校中的改革试点，最终带动了全国的会计教育改革，在会计学科体系、课程设置体系，以及在教材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为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教育部与财政部一方面在改革中发展了函大、电大以及其他方式的成人会计教育，另一方面又有步骤地建立硕士、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培养了一批将在对世纪发挥骨干作用的高级会计管理人才。研究人才、教育人才。

（6）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是伴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1980年12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成立会计顾问处的暂行规定》，成为新中国注册会计师兴起之首要依据。随着1981年1月1日“上海公证会计师事务所”的成立，此后其他各地的会计师事务所也相继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会计师事务所1986年为80多家，1988年为250家左右，至80年代末便达到1700多家，1995年年底在“两会”联合之后，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总数达到6300多家。截至1998年底，我国共有会计师（审计）事务所683家，从业人员12.7万人（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为5.6万人），此外尚有非执业会员6.9万人，这支行业队伍的规模已接近20万人，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惊人。为进一步确立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与权威性，目前脱钩改制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2000年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面貌将会发生更大改变。此外，在世纪转变之际，我国的公共会计师审计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加欣欣向荣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在新的世纪展现。

这里，还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我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制度实行的正常化与规范化，它突出地体现了我国会计、审计工作的改革成就。自1991年以来，我国成功地举行了7次全国统一考试，累计有120多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3.9万人次取得了单科合格成绩，4万多人取得了全科成绩合格证书，近2万人获取执业证书。我国的这种成功的考试制度在世界公共会计师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7）会计改革与发展中的计算机革命。20世纪，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导致了信息革命，开辟了人类信息社会的远大前程。尤其是在现代企业进入系统化、信息化、科学化经济发展时代后，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系统、业务信息系统，以及其中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便已成为它求生存、求发展的一个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才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旷日持久的计算机革命。在经济发达国家，50年代便开始把计算机应用到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其中会计方面的计算机革命成绩尤为突出。60年代已分别建成企业的业务、管理及财务会计信息系统，70年代又建成企业的经营决策支持系统，80年代计算机已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推进到智能发展阶段，而在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性互联网络的开通，又在推进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显著地促进着国际会计协调工作，使会计进一步朝着全球化方向演进。而今已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计算机的发展应用，将强有力地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并最终把社会经济推进到信息化经济、数字化经济、知识化经济的发展阶段。

计算机革命是我国近二十多年来进行会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自1978年起步到1988年，已在会计专用软件开发与使用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1988年8月，在吉林举办“会计电算化学术讨论会”之后，我国又进展到通用化、商品化会计软件开发。应用阶段。在此期间，几百家专业公司先后成立，中国会计软件市场形成，至今已有数百万家企业及事业单位进入计算机革命的初级阶段，其中大部分企业与单位已实现了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1996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计电算化发展研讨会”又预示着我国计算机革命在会计中推进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对世纪初，我国将会在“核算型”软件开发应用的基础上，把电算化事业推进到“管理型”软件全面开发应用阶段。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会计改革是在一些杰出的爱国学者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它旨在突破中国经济的黑暗，振兴民族工商业，力求改变中国经济与会计的落后状态。20世纪的后50年，新中国第一阶段所进行的会计改革，旨在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变化要求；而第二阶段的会计改革则在于适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要求，在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变化的要求。从总体上讲，前50年的会计改革主要集中在会计技术与方法的改进方面及基本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方面；而后50年的改革，不仅是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且是从会计法制建设着手，全面深入展开进行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会计改革的目标明确，改革的内容触及根本，并且全方位展开，进展迅速，成效显著，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篇6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本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与时代特征,以及相关的重要人物和文化思潮,在长期考察、爬疏诠释的基础上,进行宏观把握与论证.同时,从“文化自觉”的`立场出发,窥测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多元文化冲突与交融大背景下的未来走向和发展途径.

作 者：蒙培元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刊 名：泉州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UANZHOU NORMAL COLLEGE年，卷(期)：19(3)分类号：B2关键词：中国哲学 科玄论战 文化与生命哲学 新理性主义 道德形上学 当代新儒家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目录 篇7

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回眸

科学技术哲学于20世纪代末3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传播，经历了起伏发展过程。近20年间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得到长足发展，主要特征是：科技哲学教育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科技哲学教育内容从浅到深、从传统到前沿，形成了一个既相对稳定又开放发展的学科体系。

作 者：张培富 ZHANG Pei-fu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刊 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LUO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00120(1)分类号：N02关键词：20世纪 科技哲学 教育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目录 篇8

论文关键词:杜威 胡适 陈寅格 《学衡》 实用主义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陈、吴等人对杜威学说没有兴趣甚至反感，转过来却奉白壁德学说为真理呢?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陈、吴等人对白壁德的钟爱和对杜威的漠视。也许，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除却对学习内容的关注外，其实也一直在探讨学习的方式和追求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要解决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陈寅恰在谈到宋代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时，曾经提出了“避名取实、取珠还犊”式的接受方式，即只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抛弃其外在形式，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应采取此种态度。但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过于实用的倾向，则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无论是作为“珠”还是“犊”，均无学习接受之必要，而白壁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倒是值得学习引进的精神救药。 二由胡适和陈、吴之不同选择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胡适本人，自然也有对于杜威学说的曲解和误解，其中有些是他本人当时确实没有理解，而有些却很可能是故意的曲解和实用主义的应用态度所致。例如，余英时就认为胡适仅仅从杜威那里学到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却对其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内容知之甚少。美籍学者周明之也认为，实际上，杜威和胡适之间的(学术)关系是暖昧的，因为早年的胡适多次坦承杜威对自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影响，但到晚年却试图给予否认或者说是采取回避态度。周明之对此的解释是，在胡适看来，既然社会改良是胡适那一代人所要承担的必然使命，则杜威的学说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但从根本上说，胡适实际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实用和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接触到杜威时“一见钟情”。对此，尽管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胡适的这些误解和曲解，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杜威思想?换句话说，如果胡适真正理解了杜威的思想，他还会提倡白话诗和倡导新文化运动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壁德的学说如果被更早和更广泛地介绍到中国，那么，是否也能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武器，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呢?白壁德学说和杜威学说，除却它们的很多分歧外，是否也具有某些一致性?自然，可以探讨他们学说的理论渊源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很大认同等等—尽管这种认同的出发点和具体认同程度及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但仅仅这种事实本身，是否就可以说，如果白壁德和杜威的学说，在被引进和应用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时，有否可能产生殊途同归的实际效果?还是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今天，随着杜威学说在欧美的不断被再发现和再研究，随着其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再次被重视和得到充分研究，随着对“实用主义”这种学说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日益深人，我以为，也许有必要对其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给予重新研究和定位。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其学说在今天，是否还具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建设性影响?例如杜威对主客体的一致性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说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学说中有着天然的与中国文化可以化合的因子?杜威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了直接的和比较深人的了解，这对其修正和完善其学说起到重大影响。例如在其回国后所作的《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杜威不仅对五四运动有这样一段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还居然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一个被冠以“实用主义”大师的之名的学者，居然指责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的急功近利倾向，这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