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伟人的故事

2024-09-02

抗日伟人的故事(精选7篇)

抗日伟人的故事 篇1

她是全国惟一一名锡伯族女地下工作者和抗联女团政委,她的抗日壮举虽然在历史档案中尘封了88年,可时至今日,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党史部门的历史文献中,仍能看到有关她的抗日英雄事迹。她就是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镇盘古台锡伯族村女青年——关玉梅。

“在日伪时期,关玉梅秘密地来到了中共满洲省委。从此改名为李芳,在陈为人、刘少奇等人领导下,与日伪当局和日寇进行殊死斗争。”《锡伯族民间故事书》的编写者王兴华向记者介绍他在锡伯族村采访挖掘民间故事时的意外收获——“李芳”的抗日传奇故事。

1920xx年8月1日上午,一对衣着整洁的年轻夫妇,乘坐列车来到了当时被日本殖民者控制的沈阳南站。男的是中共满洲团省委书记饶漱石,女的就是李芳。

饶漱石手提皮箱走在前面,李芳怀抱着孩子紧跟在后面。两个人假扮夫妻,像是去外地旅行。不一会儿,一列客车进站了。饶漱石和李芳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检票口,直奔沈阳南站广场前一家最大的旅馆“悦来客栈”。进了客栈,二人包租了一个临街的房间住了下来。

傍晚,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员孟坚和于培珍也假扮夫妻拎着两个礼品盒,以探望亲属的名义来到“悦来客栈”与饶漱石和李芳接头。四人见面后,孟坚迅速打开礼品盒,从里面拿出几摞传单交给了李芳。为防止外人怀疑,四人故意在房间多聊了一会儿,然后孟坚和饶漱石离开了旅馆。

晚上8点多钟,天已大黑,又一列客车驶进了沈阳南站。下车的旅客蜂拥走出检票口,“悦来客栈”是他们进入市中心的必经之路。李芳和于培珍看准时机,趁着过往行人拥挤混乱之时,迅速推开旅馆的临街窗户,把几摞传单撒了下去。一张张传单在空中漫天飞舞,很快就飘落在大街上过往的人群中。人们捡起传单,边走边看。此时,日本宪兵突然发现了传单,十分恼火,立即把旅馆包围起来,然后对每个房间进行搜查。李芳见敌人监视严密,一时无法脱身,机警地对于培珍说:“一会儿敌人来搜查时,你就管我叫嫂子,就说俺俩来奉天串门。”说完,和于培珍又说又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待在屋里逗孩子玩。

日本宪兵和警察推开房门,一看屋里只有两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大声问道:“刚才你们往楼下扔东西没有?”李芳镇定自若地说:“我们是来住店的,啥也没扔。”所有的房间都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和疑点。日本宪兵和警察还是不死心,他们又把各房间的旅客全部赶到了一起,开始用手去摸每个人的心窝。敌人幼稚地认为,如果谁害怕,心跳得厉害,传单就是谁撒的。

男旅客一个个都被摸过了,只剩下李芳和于培珍两个女旅客没摸了。就在日本宪兵要去摸李芳和于培珍的心窝时,有个警察漫不经心地说:“女的就算了,别摸啦,你们一摸,她们就更害怕了,哪有不心跳的?”日本宪兵一听,犹豫了一下,还要去摸。正在敌人迟疑不决时,李芳故意拧了一把孩子的屁股,孩子疼得哇哇大哭起来。引路的客栈茶房见此情景,连忙对日本宪兵说:“这两个女人带着孩子,不会干这种事儿吧。”日本宪兵一听,仔细地打量了李芳和于培珍两眼,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是的!女人的不敢。”说完,转身走开了。李芳和于培珍一看当时的情况,如果立即走开,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在旅馆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大早,李芳洗完脸后,故意把洗过的手绢晾在了窗户上。地下交通员苏炳皎来到“悦来客栈”楼下,看到李芳和于培珍发出了“平安无事”的暗号,迅速把他们接回了团省委机关。

1936年,李芳来到抗日名将周保中领导的东北抗联二军二师四团担任团政委。为补充部队弹药,她和团长侯国忠带领部队成功地偷袭了日军的军火库。

一天深夜,李芳和侯国忠带领四团指战员,来到了敌人的弹药库铁丝网外面。趁着敌人没有防备,两名抗联战士干净利落地干掉了敌人的哨兵,然后剪断了铁丝网。就在两名抗联战士刚刚钻过铁丝网时,岗楼上的探照灯射了过来。敌人发现抗联战士后,立刻开枪射击,双方随即交火。此时,李芳和侯国忠一看,偷袭被敌人发现了,两个人一商量,只好果断决定:对敌人进行强攻,一场恶战马上展开。驻扎在弹药库的日军发现有人偷袭后,拼命死守,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久攻不下。侯国忠当机立断,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亲自带领敢死队再次进攻,李芳组织火力在后面掩护。

谁知敢死队刚刚进入铁丝网,冲在前面的侯国忠和两名夹着炸药包的战士就中弹倒地,身负重伤。见此情景,李芳果断命令敢死队马上撤回。此时,四团已牺牲了20多名战士。侯国忠负伤后,李芳开始组织新一轮进攻。

为了炸掉敌人的弹药库,在进攻之前,李芳大声鼓舞抗联战士:“同志们!今天不炸掉敌人的弹药库决不罢休。否则,我们对不起死去的战友。”说完,重新组织好火力,命令冯连长带领七连战士从左侧进攻,自己带领六连从右侧猛攻。只见李芳端起一挺轻机枪,一边跑一边高喊:“同志们!冲啊!给我狠狠地打!”在抗联四团指战员左右两股强大的火力压制下,敌人的第三次防守终于被打退了。

李芳带领战士们冲进弹药库,一人扛起一箱弹药,飞快地撤离了弹药库。见李芳等人扛着弹药箱已经安全撤离,在后面负责断后的几名抗联战士,点燃炸药包,迅速撤了出来。

“轰轰”“轰轰”……连续的爆炸声响彻山林,敌人的弹药库转眼之间变成一片火海。炸完弹药库,看着逃跑的一部分残余敌人,李芳立即组织部队乘胜追击。就在这时,师部向四团发来电报,明确指示:“敌人正在增派援兵,不许恋战,立即转移。”李芳看完电报,立即命令部队停止追击。然后,带领战士抬起伤员,扛起武器弹药迅速向山里撤离。

抗日伟人的故事2:王二小的抗日故事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听着这首优美而熟悉的歌曲,你一定会想起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动人故事吧,但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让我揭开这个谜吧!他原来与我是同乡。

王二小原名阎福华,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阎二小。

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非常清楚《晋察冀日报》报社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

他牵着牛机智地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

这时埋伏在轿顶山的报社武装梯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

住在两界蜂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后来,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今天,我们唱起《歌唱二小放牛郎》,重温那段历史故事,在缅怀抗日小英雄的同时,一定要不忘国耻,发奋图强,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振兴我中华,不让历史重演。

抗日伟人的故事3:台儿庄战役

汽车沿着陕西省铜川市一片繁华的商业街慢慢行驶,街道并不宽阔,树木倒很茂盛,道路两边密密麻麻排列着商场、餐厅,突然转进临河的一个普通小区,获得了片刻的宁静。

抵达93岁老兵鲍鸿海的家时已是中午时分。他静静坐在沙发上等候,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小铁盒,里面装有他此生最珍贵的东西——几张泛黄的证书和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

“这枚勋章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国家给颁发的,我爸爸可宝贝它了。”鲍鸿海的小女儿鲍易君说。

打开盒子的瞬间,老兵也打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鲍鸿海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的一名文书,参加过着名的台儿庄战役等。战争使他的耳朵受到损伤,听力一直不好。80岁的老伴儿李伟珍坐在丈夫身边,时不时伏到他耳边说话,充当“翻译”。两个人携手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甘苦与共。

鲍鸿海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台儿庄战役的一些情景。“白天阵地丢了,晚上我们就再去夺回来。夜里敌人的大炮、飞机使不上,我们肉搏,连长死了排长补上,排长死了班长补上。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都用上了。”

老兵每说一段都会停下来沉默好久,双目下垂,陷入深深的思考。象征荣誉的勋章静静地躺在茶几上,历史的时钟滴答滴答回响,仿佛浓缩进了数十年时光。

“500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最终夺回了东门。我听说最后只剩几十人。”鲍鸿海说,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客厅里挂着的“抗日英雄,民族脊梁”几个字是老兵一生最好的写照。鲍鸿海的大儿子鲍玉龙说,父亲的三个哥哥都参加过抗战,全部牺牲在战场上,除了自己,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

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宝剑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挂满了耙子、铁锹等各种农具。一位胡子花白的老人坐在藤椅上,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眼睛却很有神。

90岁的抗战老兵文生明还能记起许多战友的名字。他曾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独立46旅的一名战士,参加过中条山的望原会战等。

“当时不知道害怕,人一害怕就不行了,”文生明说,眼眶里闪着泪花,“一起抗战的,有回来的人,有没回来的,孙塬镇就活着我一个。”

文生明也有一枚勋章,上面写着“敬献给为我中华独立自由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这是关爱抗战老兵公益组织颁发给他的。因为经常拿出来看,每次拍照都会戴上,勋章的漆已掉了大半,别针也坏了,只能用一根铁丝别在衣服上。对老兵来说,现在已是风烛残年,别无他求,清贫一生过得并没有怨言。

今年7月,民政部重申有关政策,并表示将不断提升包括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在内的困难群体、特殊群体、优抚群体的保障水平。参与“寻找老兵”的志愿者说,在大陆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2万余人,目前寻找到的不到1/10,平均年龄在90岁以上,大多数生活在偏远农村。

抗日伟人的故事 篇2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请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伟人父亲朱德和女儿的故事 篇3

1941年1月底,延安输送了4个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子女到苏联学习,这其中就有朱德的独生女一朱敏。那时朱敏14岁。

1941年德国纳粹违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战争使得中苏方彻底断了联系,朱敏的下落也从此杳无音讯。

1941年6月,夏季的莫斯科依旧很寒冷,朱敏从小留下的哮喘病根发作了,学校的老师们请来了许多大夫为朱敏看病,药也吃了不少,就是不见好传。没有办法,最后,学校的老师决定,把朱敏和其他20名体质较差的孩子一同送去苏联南部明斯克郊外的夏令营调养。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向他的德国纳粹军队下达了向苏联进攻的命令。6月22日清晨,一群像蝗虫一样的德国战机飞过朱敏他们所居住的夏令营,正当孩子们抬头看飞机时,一颗炸弹让孩子们瞬间就乱成了一团,伴随着接连的爆炸,孩子们的美梦被法西斯彻底粉碎了。

朱敏他们被德军发现之后,被赶进了附近的村庄里。朱敏告诉德国军官说自己是中国人,叫赤英,父亲是老中医,来莫斯科是为了看病,为了达到真实效果,朱敏还特地张大嘴喘气,展示她拉风箱似的呼吸声。

由于德国纳粹的突然进攻,德军很快便占领了明斯克城,并把朱敏他们囚禁在了一所孤儿院里。远在中国的朱德却对此事毫不知情,因为此时的中国战场也进入八年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朱德得知了蘇联打仗的消息,但此时不仅他无法知晓朱敏的下落,就连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也不知道送去夏令营的这21名孩子究竟去了哪里。

1943年2月,纳粹德军节节败退,意识到前途不妙,纳粹德军便加紧掠夺苏联南部财富。1943年,也就是朱敏他们被囚禁在孤儿院两年之后,被逃跑的纳粹德军押到了德国东普鲁士集中营。

女儿失联,伟人父亲朱德焦急万分

1943年年底,朱德写了封信给朱敏,可让朱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邮路不通,这封信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了延安,回到了朱德的手中。这时的朱德仍旧还是完全不知朱敏已经身陷囹圄,而就在朱敏被德国纳粹关押的时候,中国的战场也进入了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了苏联打仗、朱敏失联的消息,彻底打了朱德一个措手不及。

为了崇高的信仰,为了中国的未来,朱德选择暂时不去寻找朱敏的下落,一是苏联正在打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斯大林也分身乏术,二是眼下也确实军务繁忙。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见朱德迟迟没有行动去寻找女儿可急了。康克清提议由朱德出面给斯大林发电报,让斯大林帮忙找找孩子。可心系国家大事的朱德不愿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

远在集中营中的朱敏全然不知延安这边自己的爹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遭遇,她在集中营的生活每天就像例行公事,天还没亮,就被刺耳的起床哨声惊醒,衣衫单薄地站在雪地上听德军看守点名,然后和其他囚犯一起到工厂做苦役。

为了隐姓埋名,朱敏自然是不会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朱敏在明斯克城郊外被德军抓到之后曾说自己叫“赤英”。

在集中营的生活非常痛苦,吃不饱、受虐待还要没日没夜的工作让朱敏简直无法接受,朱敏对于德军的态度慢慢地从恐惧变为了仇恨,她和孩子们琢磨究竟如何反抗。

朱敏她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去工厂装子弹,子弹是德军打仗用的,所以她们就想从子弹下手。

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子弹分盒装箱,不知是从哪里听来子弹如果受了潮就会生锈变成哑弹,但这一点不只她们知道,德国看守也知道,所以命令不能带水进入工厂。所以朱敏她们就想了个主意,往子弹上吐口水。

监工一走开,她们就往弹壳上吐口水,等到下工的时候,看到同伴因为缺水而干裂的嘴唇,都会心地笑了,后来听说从战场上退下来很多不合格的子弹,这可让朱敏她们开心得不得了。

对父亲朱德,女儿既深爱又抱怨

但这如此短暂的“解恨”并不能让朱敏真正地快乐起来,朱敏把对德军的仇恨演变成对父亲的思念,她想念这个自己14岁才见到的父亲,想念同父亲在延安的那短暂的真正快乐的日子。

1926年4月10日,一个漂亮的中国女婴在莫斯科呱呱坠地,她就是朱敏,这一年朱德40岁,喜得干金的他非常高兴,连忙给孩子起了乳名“四旬”,但由于当时国内革命工作需要,一个月后,朱德回国参加北伐战争,踏上了艰苦漫长的革命征程。但这时没有人想得到,这对父女这一别,就是14年。1940年,“白色恐怖”笼罩着四川,成都也已不再安全,经过多方寻找,周恩来终于找到了小朱敏并把她安全地带到了延安。快要到杨家岭的时候,朱敏远远地看到一位穿着八路军军装,腿上打着绑腿的中年男人站在土墩上,不知怎的,朱敏认定这个人一定就是爹爹,14年从未喊出的“爹爹”,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喊了出来。朱德似乎也认出了朱敏,急忙跑过来,一把抱住了同样扑在自己怀中的朱敏,一路上想好的问候全在这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有的只有朱敏“爹爹”“爹爹”的呼喊和激动的泪水。

这就是朱敏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场景,哭够了喊够了,朱德就把她带回了自己在延安居住的窑洞中。而在这个窑洞里,朱敏同样是第一次见到了她爹爹的革命夫人——康克清。

一声怯怯的“妈妈”让康克清喜上眉梢,也开启了朱敏在延安即将过上的她童年最为快乐的一段日子。

1941年,朱敏到达延安后不久,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朱敏开开心心地堆起了雪人,还给雪人打扮起来,一会找到两颗黑色的纽扣安在雪人头上当眼睛,一会找个红色瓶盖安上去当嘴巴。

朱敏天真无邪的笑容感染着延安的父辈们,朱敏也发现了她爹爹很幽默。因为第二天起床,朱敏发现她爹爹居然给雪人嘴巴旁边安了根香烟,这可把朱敏逗坏了。她心想“没想到整天打仗的人还挺幽默”。

在延安,朱敏似乎是忘记了战争与硝烟,生活得非常幸福、自在。但是很快,1941年2月朱敏被送到苏联读书直到被纳粹抓进集中营。

1943年,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不久,国际儿童院失踪的孩子名单也被递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不久后一道特殊的命令从苏联元帅朱可夫的手中签发出去,那是一道寻找失踪孩子的命令。

1944年,苏联完全被解放,苏联红军也没能找到朱敏。1945年5月8日德国纳粹投降,朱敏才得以离开集中营,经过几个月的流浪生活,兜兜转转,朱敏被送到波兰一个苏联难民收容站里终于被一名苏联红军发现,一番迟疑之后,朱敏告知这名苏联红军,自己是中国中央军委主席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

一段时间之后,朱德知道了孩子安然无恙。悬了多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1946年1月30日,当朱敏重新踏上莫斯科土地后不久,她终于收到了朱德的来信。此时的朱敏在等待着父亲来信的同时也在苏联继续学习。

1949年,23岁的朱敏正准备向大学冲刺的时候,传来共产党解放全中国的消息,面对“回家”和“深造”,朱敏不知该如何抉择。

朱敏最终选择了留在苏联。据朱敏回忆,在1953年,她顺利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毕业,毕业典礼刚一结束,她就迅速收拾行李,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回到祖国怀抱,回到爹爹身边。时间一晃来到了1976年7月6日,这一天举国悲痛,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在这一天走完了他90个寒暑。朱德去世的时候,朱敏就在跟前,当朱敏看着父亲的心跳在监视仪屏上变成了一条直线的时候,她的泪水哗地涌出了眼眶。尽管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但朱德的心脏再也没能重新搏动。等医护人员拔掉朱总司令身上各种针管后,朱敏第一个扑了上去,紧紧抱住父亲渐渐冰冷的身躯,放声大哭,这悲痛的哭声中有朱敏对父亲的依恋和爱戴,也有一个女儿孤寂情感的缺憾。就像朱敏在《我的父亲朱德》一书后记中所述:我深爱爹爹,因为他是亲人,我抱怨爹爹,因为他是伟人。

伟人爱读书的故事 篇4

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没有戴此奖章,作为炫耀自己的凭证,而是拿到鼓楼大街把它卖了,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嘴里“唏唏”,顿时,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书攻读。

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

精彩的伟人小故事 篇5

小克莱门斯特别想得到一块很大很大的面包,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那样诱人的面包。而他的同桌,一个金头发的小姑娘每天都会带着一块这么诱人的面包来到学校。她常常问小克莱门斯要不要尝一口,小克莱门斯每次都坚定地摇头,但他的心是痛苦的。

放学的时候,小克莱门斯对小姑娘说:“明天我也会有一块大面包。”回到家后,小克莱门斯关起门,无比虔诚地进行祈祷,他相信上帝已经看见了自己的表情,上帝一定会被自己的诚心感动的!然而,第二天起床后,当他把手伸进书包的时候,除了一本破旧的课本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决定每天晚上坚持祈祷,一定要等到面包降临。

一个月后,金头发的小姑娘笑着问小克莱门斯:“你的面包呢?”小克莱门斯已经无法继续自己的祈祷了。他告诉小姑娘,上帝也许根本就没有看见自己在进行多么虔诚的祈祷,因为,每天肯定有无数的孩子都进行着这样的祈祷,而上帝只有一个,他怎么会忙得过来?小姑娘笑着说:“原来祈祷的人都是为了一块面包,但一块面包用几个硬币就可以买到了,人们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去祈祷,而不是去赚钱买面包呢?”

小克莱门斯决定不再祈祷。他相信小姑娘所说的正是自己想要知道的———只有通过实际的工作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祈祷,永远只能让你停留在等待中。小克莱门斯对自己说:“我不要再为一件卑微的小东西祈祷了。”他带着对生活的坚定信心走向了新的道路。

伟人的故事600字 篇6

饭后,周总理叫警卫秘书去结账。省里的同志出来阻拦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周总理听了说:“今天我请大家,当然由我付钱啰!”大家知道周总理的脾气,若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谁知周总理还不肯,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便又收了5元钱。不料,又被周总理看到了,他生气地说:“谁请客吃饭谁付钱,当付多少付多少。总理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经理没办法,只好又收了5元钱。这样一共收了20元钱。

谁知过了1个小时后,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说周总理临上飞机前留下了10元钱,是补付中午的饭费,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捧着这30元钱,都深深地为总理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潮阳、潮南的抗日斗争故事 篇7

抗日救亡皆争先

潮阳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潮青抗”),是其时中共潮阳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的进步青年团体。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潮阳(现潮阳区、潮南区)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英勇投身抗日救亡。1937年9月,参加汕头市学生义勇军运动的王孟泽回潮阳,与青救会负责人王维礼联系,发动一中、东师的师生参加青救会。是年11月,吴英从北平回到汕头,与潮汕工委负责人李平接上党组织关系后,按照潮汕工委的指示,与马毅友到和平,恢复发展党组织活动,领导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成立了和平乡青抗会。1938年1月15日“潮阳县青年抗日救亡同志会”改名为“潮阳县青年抗敌同志会”。确定潮阳县城青抗会为全县青抗会的代表。全县有区、镇青抗会4个、乡青抗会13个,共有会员1000多人。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潮阳告急。1939年底,“潮青抗”面对逆境,在县工委领导下,主动转入地下活动。抗日烽火锤炼“潮青抗”,广大会员出生入死,有的在战场上、刑场上壮烈牺牲,事迹可歌可泣。

1933年夏,马来西亚共产党员钟萍洲被“英帝”驱逐出境,回到地处大南山的现潮南区两英镇古厝乡。他与方维新等配合,于1937年9月在两英圩礼堂举行“南山青年救亡同志会”成立大会,1938年春,他们根据岭东青抗会议精神,将“南山青年抗日救亡同志会”改为“南山青年抗敌同志会”,会员发展到2000多人。该会调派骨干组成战时工作队,在两英公园进行军训,组成“南青抗”战时医疗队、募捐队,义演征集慰问品、现金等,转送前方抗日战士。潮阳人民缩衣节食,以特别捐、娱乐捐、购公债、义演义卖、航空救国捐、献金等形式,大力筹赈,踊跃为抗日救亡捐款献物。

侨乡成田摆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潮阳旅外的医生、教师、工程技术人员、青年学生等,纷纷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有的奔赴疆场,有的担任战地救护工作,有的深入敌后,配合持久抗战。潮阳的华侨、侨眷,与全县人民一道出生入死,抗击日寇,事迹甚多。1945年7月中旬,日军在太平洋节节吃败仗,消息传抵潮阳,人心振奋,日军行为之残忍则有加无减,无恶不作。同月,占据沙陇之日军,鉴于形势日趋不利,撤出该乡。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现潮南区的侨乡成田自卫队奉命截击,自卫队长率队员10余人登上过街碉楼。此时,敌200余人分三路,一由沙陇,一由前面山,一由马沟,包围碉楼。自卫队不因人数悬殊而畏惧,沉着应战。敌军虽挟犀利火力,其伤亡人数则倍之。驻孔溪桥炮楼之杀敌队,在敌人猛攻时,奋不顾身,面不改色,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抗战必胜”的口号,乡人闻之钦佩赞叹,迨该碉楼被敌人以干柴焚烧,楼板发烫,火烟袭人,队员仍然不屈不挠,后因弹尽粮绝,他们才被迫坠楼,陷入敌手。翌日被解抵和平桥时,这15位侨乡英勇壮士,钢打铁铸,慷慨就义,“抗战必胜”的口号声于大桥周围回荡,在潮阳侨乡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夫妻捐躯践誓言

在抗日烽火中,出身和平下寨长兜村贫农女儿马雪卿,虽未进学堂,但聪明贤慧,绣花、剪纸、唱潮州歌册均属一流。后到和平地下党组织创办的里美下寨小学就读4年,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端午节,日寇侵占汕头市,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是年秋被评为妇女模范党员,被派往闽西南特委培训班学习,后被组织委派为潮阳县工委妇女委员,工作出色。

1939年8月,其时任潮、普、惠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第一任老促会会长罗天,批准马雪卿与中心县委青年部长蔡耿达结婚。1941年6月,蔡耿达调任中共汕头(敌占区)区委书记,因汕头区委机关未找到合适之址,马雪卿未同行,3个月后,夫妻才一起搞革命活动,还调来陈姆为区委机关作掩护。1942年春,因叛徒刘×出卖,汕头区委机关被日寇破坏,这对革命伴侣及陈姆被捕入狱。开始夫妇同被关押于日伪第5监房,不久蔡耿达被移至第2监房。他们为了抗日救亡,在牢狱里想尽办法发动同时被捕的30多位同志,提出“死罪易过,活罪难当”的口号,坚持绝食斗争,他俩遭受敌人严刑迫供,用尽所有刑具,残酷吊打,直至英勇捐躯。他俩严保组织秘密,守口如瓶,保护了组织和活着的同志,显示了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英雄本色,实践了为党奋斗终生的誓言,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西胪军民歼日寇

1943年6月间,驻潮阳县城的日伪军数次到西胪烧杀掳掠,激起乡民的强烈愤慨,他们购置枪械,垒筑工事,为保家卫国誓与日军血战到底。8月13日,驻潮阳县城日军中队长永宽敖幸,率日军30余人和日伪保安队一个连进犯西胪。日军获西胪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情报,不敢轻易进乡,只在外围虚张声势,乱打一阵枪后悻悻撤走。此后,日伪军有10多次再犯西胪,均被当地军民合力歼击,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日军中队长永宽敖幸不甘失败,恼羞成怒,于1944年5月14日夜,又纠集200多名日伪军,兵分两路再袭西胪,企图血洗,斩草除根。凌晨2时许,一支约150人的伪军抵达西胪的竹林村外,企图待机进袭。永宽敖幸亲自率领日军48名,迂回至西胪背后的桥仔头,趁天黑突袭西胪。早有防备的西胪凤山民众和当地驻军奋起抗击,日伪军偷袭不成仓惶往海边溃退,被英勇的西胪人民围歼在海边塭田的无底烂泥中。进犯竹林村的伪军也被打得仓惶逃命。是役共击毙永宽敖幸等日军49名、伪军多名,俘伪兵5名,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30余支、手枪数支、掷弹筒3具、指挥刀5把,其它物资一批,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大振国威,潮阳人民拍手称快。

女校抗日立新功

出身潮阳区和平里美樊厝围的马淑辉和胞妹马岱侬,跟双亲旅居泰国,在家乡念完学业,双亲要其重返泰国,姐妹看到家乡女同胞受封建传统观念束缚,多数人无入学机会,执意兴办启智女校,终得亲人同意,择本族“美祖祠”为校址,自腾“下山虎”屋为教师宿舍,聘13位教师,22岁的马淑辉才华横溢,任校长,办1至6年级,学生200多名,贫苦学生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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