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与理的抉择散文

情与理的抉择散文（共4篇）

情与理的抉择散文 篇1

诚然，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人治”时代，重人情轻道理的观念根深蒂固。也许正因为这样，重人情千百年来逐步形成了一种人的文化、社会的文化，甚至是国家、民族的文化。帝君主身边有宠臣，父母膝下有宠儿爱女，感情的.亲疏，确实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一个人待人接物的态度。俗话说“虎毒不吃儿”，身边至亲近的人，当然也是至可信赖的人，这确是无可厚非。记得在看一部电影时听到这样一句对白：“中国人和洋鬼子有什么不同?就是中国人有人情味!”这句话我记忆犹新，我常常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有机会体验人情味这种炎黄子孙所独有的文化而自豪。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所学的知识的增多，我对“人情重于道理”、“不讲人情”处处路难行”这些看似实在的论断产生了怀疑。社会上充满了情与理的抉择，我们应该怎样去作出判断?是讲人情，还是重道理?我深切感受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感情亲疏不应继续成为正确认知事物的障碍，信奉道理在我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人眼中是应当高于一切的。

最近湖南省掀起了向郑培民同志学习的活动，有记者便专门采访了他的家人。其中，他儿子的一番话令我深有感触。他说：“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想过要凭借父亲的职位去帮助自己干什么，走进社会后也没想过靠关系，因为我知道一到了父亲这一关，我肯定是过不了的。”感情亲密，并没影响郑培民清醒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他没有因为个人利益而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依旧踏实勤恳、无私奉献。他们父子的这种高洁情操，在当今社会实属难得。

尽管中国有悠久的“人情大国”的历史，但我坚信，感情亲疏将不会成为我们新一代接班人正确认知事物的障碍!

情与理的抉择散文 篇2

思想政治课中的“理”, 一是指思想政治课教科书中所涉及的关于社会、道德、法律的知识, 这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点, 二是指课内知识的延伸, 即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 把课本知识内化为学生的思想, 这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难点, 也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真正的目的。但是, 光有“理”是不够的, 还要有“情”, 这正是以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普遍欠缺的。对于未成年的中学生来说, 学习的动机更多来源于兴趣和爱好。因此, 情感因素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情感因素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首先, 情感教育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学实践证明, 情感因素对学习理论知识有推动作用, 在理论知识转化为思想觉悟的过程中, 这种推动作用的表现尤为突出。青少年正在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 特别在当前形势下, 他们的情感活动更为活跃。如果教师只是干巴巴地照本宣科讲大道理, 学生是会厌倦的。但如果遵循人的情感规律, 创造出亲切、融洽的课堂情感气氛, 在与学生沟通情感的基础上, 因势利导, 注入真、善、美的情感内容, 那么, 学生也就乐意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信息。教育学家凯洛夫曾经说过:“感情有着极大的鼓舞力量。因为它是一切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 谁要是没有强烈的感情, 他就不会具有强烈的志向, 也就不能够热烈地把这个志向体现在事业之上。”可见, 在课堂教学中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 无论是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还是对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都是不可缺少的。

其次, 培养健康的情感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要求。人的情感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按情感运动两极性规律来分, 最基本的形式有低级的和高级的两种。其中, 由于人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情感, 如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等, 可称为高级情感。但是, 青少年学生因为年龄的特点, 情感品质还不成熟, 大多停留在浅显的、低级的水平上, 比如较任性、好猜疑、易迷惑、爱虚荣、过于自信等等。显然, 克服和消除这些消极的情感, 激发和培养健康的、积极的情感, 是每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再次, 情感教育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目的。课堂教学中, 学生思想感情的流露往往是教学效果最迅速、最真实的信息反馈, 实践证明, 一堂好的政治课, 不仅在于说理是否透彻, 条理是否清楚, 举例是否恰当, 手段是否多样, 而且还在于教师讲授时是否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动之以情, 是否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二、教学中怎样增强情感教育的效果

首先, 教学语言要有情感。有的教师讲课平淡无味, 缺乏激情, 就会使学生无精打采, 课堂气氛比较沉闷, 这就很难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好的教学形式能充分调动情感因素, 使学生通过积极的思维活动, 实现情感的升华, 使知识转化为能力, 并内化为信念。

其次, 教学内容要添加情感因素。情感是人对外界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在课堂教学这个有限的“小天地”里, 如何把大千世界的“精彩”片断, 通过教师的讲授展现出来, 这对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情感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此, 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对所举的例子要精心筛选。由于教材的相对稳定性和学生情感因素多变性的矛盾, 这种选择就更为必要。

再次, 教学要有激情。教师的教学激情在营造课堂气氛、熏陶学生的情感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在讲课中充满激情, 寓理性于情感之中, 无疑会给学生带来情感上美的享受, 学生由此也会亲近老师, 并爱上政治课。

最后, 教师平时要重视与学生的情感交流, 尊重学生, 关心学生, 与学生共建一个和谐有序、有亲和力的教育环境和氛围, 使教与学双方共享教育的乐趣。

情与理的较量 篇3

众所周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这浓重的宗教氛围中，极力赞扬的是理性，最大排斥的是感性生命，它同样反映在音乐中，即对音乐中的“声音”这一感性刺激物的贬损。话说至此，不免心生疑虑：是不是中世纪的音乐就全然是由理性的堆砌，丝毫没有感性因素的渗入？按照中世纪基督教对待音乐极端理性的立场，那么教堂礼拜仪式中就不该容许声音这一感性刺激物的存在。事实也便是如此，他们的确是蔑视唱的，早期的教会几乎是纯粹无声的，“思”的宇宙音乐。但是，在教会组织者周围，音乐非常活跃，他们不得不注意它。他们意识到要想对上帝进行虔诚的祈祷和赞美就不得不依赖于人声。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只好妥协，创造出一种介乎于唱与不唱之间的“念”。并向后人解释：“念”是神圣且理性的，是有别于“唱”的，“唱”是感官和欲念的。教会步步经营，每走一步都极为小心。毕竟，从蔑视唱到似唱非唱已经凿开了一个口子，最终也就给感性的唱留下了乘虚而入的空间。礼仪歌唱圣咏从具有朗诵性的音节式（一个音对应于歌词的一个音节）到具有一定旋律性的纽姆式（几个音对一个音节），再到具有华丽装饰特征的花唱式风格。我们从中发觉“念”随之减少，而“唱”在逐步增加；感性逐渐渗入，音乐表情性加强，它要求挣脱歌词，摆脱理智，歌唱的强烈感性特征显然同宗教节制的理性要求格格不入。正如研究中世纪音乐的美国音乐学家尤德金所说：“花唱在圣咏中是非常有力量的，这部分原因是他们通常不与歌词相联系。他们是无歌词的、极富活力的纯音乐段落，它们从圣咏所包含的固有限制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力度。”其实，教会自身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变化，作为教会时代四博士之一的圣奥古斯丁已不止一次在音乐的魅力及其作为礼拜用词载体的作用之间苦恼不已；他看出这其中的矛盾，但他又不得不用他那一贯的理性去反复说明和论证使用的正当性。于是他说：“欢歌①是一种对主的赞颂：它表达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不管怎么解释，教会毕竟违背了自己的初衷。缺口一旦打开，后果只会愈演愈烈。

单声部如此，与其并行发展的复调音乐更是如此。它们欲想冲破宗教的束缚从而寻求更多自由的空间，以赋予音乐更多的“人情味”。根据传统的教导，两个声部亦步亦趋进行的复调在最早的教堂复调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处在上方声部的格里高利圣咏具有非常核心的主导作用，而下方声部是从属于上方主要声部的。据姚亚平《复调的产生》一书中的观点：在这种复调中，“从权利配置来看，圣咏声部置于上方声部不但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它决不仅仅是音的组合，或仅仅是单纯的旋律线条，它是上帝的神圣之声，是权威和权力的象征”。12世纪左右，华丽奥尔加农的出现，附加声部被从下方解放出来，如今处在高声部的显著地位，蛊惑耳目，喧兵夺主。下方的圣咏固定持续音声部被无限撑长，节奏感荡然无存。就这样，支离破碎的格力高圣咏被富丽堂皇的装饰性上方声部所淹没，致使面目无法辨认。格里高利圣咏在这里的实际意义只是象征性罢了，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圣咏声部权威地位的动摇。其实，试图摆脱圣咏的羁绊不是当华丽奥尔加农的出现才出现的，这一苗头在11世纪反向进行的复调写作中就显露，它已要求与圣咏分离，试图寻求自己独立的话语空间。或许人们只是纯粹为了满足内心渴求变化的愿望，只是为了让格里高利圣咏更加丰富和具有表现力而对其进行润色的，然而缺口早已打开，决不会就此止步。本身排外的教堂能够容忍附加声部的进入就算是格外开恩，可又有谁能料想那“外来的附加声部并不满足于从圣咏那里分享来的已有成果，它不断的扩大自己的领地，觊觎着主声部的中心地位，寻求机会将其颠覆。12世纪花唱奥加农的出现实现了这一转变。”

在笔者看来，13世纪初出现的迪斯康特就已较之以上所探讨的是最凸显出生动表情性的复调体裁了。迪斯康特不同于即兴松散的奥尔加农，它是一种音对音的织体形态，两个声部均纳入三拍子的节奏模式，乐曲整体上又显示出分句的结构特征。在迪斯康特中，安置在下方的有节奏感的圣咏固定持续音声部是那么醒目。数个世纪已过，这样的复调音乐，就是现在听来，依然充满活力，很富戏剧性。因为其中运用了大量的休止符将旋律音割断，从而使得两声部间构成互补的关系。显然对原有素歌的进一步篡改，是不受神职人员欢迎的，他们只会对这样的运用感到气恼，很可能这种手法特有的表现力和戏剧性与格里高利圣咏的精神全然相反。当时（1324—1325年）驻在阿维尼翁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就曾将矛头直指“迪斯康特”艺术，他“痛惜‘美好的老旋律’被新的艺术替代，斥责教会歌曲被污染。”教会对复调的抵抗此起彼伏，自然这些反对意见都不是出于审美的立场。

其实，音乐的发展从来都不可能是我们人类所能控制的。纵观整部西方音乐历史发展，宛如一架摆钟，无外乎是在感性和理性两个维度间摇摆。即使是为了使理性与感性间达到均衡的古典主义时期，那也只不过美好的设想，短暂的停留。我们肯定基督教音乐在欧洲音乐历史上的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也全盘肯定基督教。当时教会的腐败及其引发的战争给人类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对于音乐，他们监管音乐的命运，塑造音乐的性格以避免有害的影响。可他们每走一步似乎都是事与愿违，物极必反。我们庆幸教会容忍了“唱”，也庆幸格里高利圣咏能够腾出一些权力给了附加声部。不管怎么说，也正是有这些“让步”，才能够逐步走向具有审美意味的音乐，也才有了日后越来越丰富的多种音乐形式的发展。

注释：

①欢歌：哈利路亚最后一个音节“a”上形成的花唱欢呼调就被称为欢歌（jubilus），也有一些书上称之为“朱比勒斯花唱”。

参考文献：

[1]叶松荣.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中国人视野中的欧洲音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美]杰里米·尤德金.欧洲中世纪音乐[M].余志刚译.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3][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顾连理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以情与理为话题的作文 篇4

――题记

情理，可二字合为一词，常用于平常言语之中。人们遇事兴叹：“合乎情理哉。”以鄙人之见，这倒是一种极为中肯的说辞，不偏袒这两字中的任何一个。若是兴起，将这词拆为两字，倒是各有千秋了。

情，是跳动着的热情四射的火焰;理，有时候却是扑灭火焰的一泉冰冷的水。

论古，“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多少英雄豪杰，纵览大局，却败在了一个“理”字上。我最钦佩诸葛亮，他有着满腹的壮志豪情，居草庐之中掌天下大事，“卧龙”二字名不虚传。他曾经要替刘备“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重情重义，尽心辅佐“扶不起的阿斗”，末了，还是未了夙愿，抱憾而终。或许，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他自己是伟大的、不朽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因为他确实拥有满腔的热情与理想，可是呢?现实无情地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满心的希冀。或许，这就是他熠熠生辉的一生中的一点美中不足罢。他注定是在现实中过完一生，逃不过历史的轮回。这看似遗憾，却代表着自然规律的更替，这就是“理”所带来的。天赋异禀如何?机关算尽如何?巧舌如簧又如何?败，也就败在了一字之下。可悲否?可叹否?

谈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人们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纵览现在的一些高材大学生，身姿略显些高傲，毕竟曾经鹤立鸡群，受众人仰慕的灼灼目光，不愿放低身段求职。他们怀揣梦想，热情满满，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应聘时，对工资的要求自然是高了些，却惨遭碰壁，自己竟不知晓其中问题之所在。这，就是十分典型的被“情”冲昏了头脑，沉浸在自己“孤傲清高”的世界之中无法自拔。可气否?可怜否?

允我抒己之见，此社会现象就是轻“理”而空有情，感性超过理性，被感情左右了自己的大脑。试想，那些“天之骄子”若是可以放下身段，勤勤恳恳，定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来。那么，何乐而不为之呢?“言必行，行必果”。

当然，情与理也并非无时无刻都是水火不容，那倒也显得过于针锋相对了。两者也可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那么，情是令人动容潸然泪下的清唱，理就是悠扬舒缓，平添几分韵味的伴奏，谱一曲，其声传遍华夏大地。

论事要有根据，还是要从生活中去发现。以我们所熟悉的法庭简而为例。在人们日常定式思维之中，法官往往铁面无私，像包青天一般，凡事只认准一个“理”字。然而在我看来，并非尽是如此。法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就有着人的七情六欲，又怎能做到完全的铁面无私呢?那冰冷的法律是死的，一字一句定在那里。可是，常谓：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法官若是完全按照法律，一板一眼地判所有案子而不去结合实际情况和背景资料，是极容易出现错判、误判一类的冤假错案的。而要去考虑一些人之常情，就是情与理的结合体了，判案自然就不会显得略微草率而且死板了。既然如此，就会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一个改过自新的良机，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情与理，还可以是两条平行线，不论在不在同一个平面内，都没有交点。

有些人重“情”，很感性。会因“梦里花落知多少”而默默伤感，会因“黄河之水天上，奔流到海不复回”而联想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豪情壮志，悲喜之情，溢于言表，倒也活得了无羁绊，潇潇洒洒。

有些人重“理”，很喜欢侃侃而谈大道理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就是尊重客观规律，自然发展，潜心修学之事，满腹经纶，也是过得充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