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

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通用9篇）

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 篇1

[摘要] 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和综合经济考核的权威指标，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GDP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但近些年来，GDP普遍受到质疑，与此同时，绿色GDP作为一个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近来备受关注，人们不禁要问：GDP怎么了？究竟如何看待GDP？绿色GDP是怎么回事？能否用绿色GDP取代GDP？

[关键词] GDP 绿色GDP

一、GDP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GDP，就一个国家而言，被称为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一国产量的标准测量指标，表示该国居民在一特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总和。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通常使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重要指标。GDP总量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GDP增长率衡量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同时也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GDP还具有国际可比性，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最重要的总量指标，为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并作国际比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GDP称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近些年，各地各部门对GDP都非常重视，在促进GDP增长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有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误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误解为“以速度为中心”，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思想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就是有些地方盲目追求GDP的增长，把它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指标，忽视人文、资源、环境等其他方面的指标，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头”现象和问题。

对GDP，要历史地、辨证地、理性地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影响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不那么迫切。从1992年开始，GDP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最主要指标。这是因为，科学核算出的GDP及其增长率可以基本反映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趋势，GDP高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是多方面的。仅以就业为例，在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80万乃至100万个就业岗位。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而且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把GDP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对于激发干劲、鼓舞斗志也起到了一定作用。GDP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数量的增长就谈不上发展。但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两者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增长和发展，是相生相因又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增长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它解决的是“有多少”的问题；而发展的涵义更广泛，除了增长，还包括生产和分配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自由选择和公平机会等，强调全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它解决的是“有多少”加上“有多好”的问题。

因此，对GDP要辨证看待，在人们对GDP普遍质疑时，仍然要看到，GDP是美好的，其“功”不可没。

二、GDP不是万能的在充分肯定GDP的历史功绩和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GDP不是万能的，特别是不科学地使用会带来诸多谬误，产生负面效应。

1.GDP之“误”，首先源于GDP的局限性

有学者认为有四种局限性：GDP指标本身的局限性；GDP总量的局限性；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限性；人均GDP的局限性。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将GDP的局限性或缺陷概括为：一是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四是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五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

GDP指标的局限性，说明即便有最完善的核算体系和核算方法，所测量的数据也是不完整的。GDP不能准确提供一国（或地区）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全面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全部财富，更无法完整反映人类发展状况。在GDP总量的局限性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地下经济”或“隐性经济”，即未记录的部分合法收入和全部非法收入。这部分经济客观存在，但未统计在GDP之中，造成整个经济状态的扭曲和统计数据的失真。隐性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灰色经济”，即权力资本化，以行贿、受贿、行政审批、非法拆迁为主要表现形式。“灰色经济”部分近年来一直保持发展势头，是最难以估计的。

2.GDP之“误”，其次误在错把手段当目的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人类发展，即以人为本的发展。早期的发展概念以“物”为中心，以GDP增长为目的，把GDP作为发展的惟一衡量指标。这样的增长固然促进了发展，但把手段当作目的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GDP增长为目的所带来的最大负面效应就是增长的不经济，学术界将其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由于现行的GDP核算中，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的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附加值计算在GDP总量之中，这就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效益。去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约为4%，但是消耗全世界

7.4%的石油、31%的原煤、27%的钢铁、25%的氧化铝、40%的水泥。这些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3.GDP之“误”，其三误在将GDP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

这些年来，由于认识的偏差，将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以致形成了所谓的“GDP情结”、“GDP崇拜”。将GDP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所带来的危害之一，是引发行政力量干预统计，甚至弄虚作假，“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近年来，各级统计部门每年查处的统计违法事件都在1万件以上。近些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各省市区总和GDP增长率高于全国核算数2个百分点左右，而省内各地市的总和又高于省级核算2个百分点左右，县级总和又高于地市级核算1~2个百分点，且差距幅度呈逐年扩大之势。这固然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如重复计算等，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统计数据的不真实性。将GDP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所带来的危害之二，是导致一些地方官员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甚至制造虚假繁荣。为了眼前利益，为了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后代利益，不顾生态环境恶化，不计投入成本，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出现“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下届留财富”、“前任政绩后任债”、“一任政绩几任包袱”等现象，其结果是图虚名而招实祸。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多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也与片面追求GDP之风密切相关。

三、新概念：绿色GDP

绿色GDP是与传统GDP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为了弥补传统GDP不能衡量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消耗的缺陷，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共同设计了SEEA(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作为1993年SNA体系的一个卫星系统向各国推荐建议使用。SEEA的核心就是用绿色GDP代替传统的GDP来度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绿色GDP = 传统GDP — 自然资源的消耗 — 环境资产的消耗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资源，经济发

展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经济发展必然消耗能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因而往往会导致能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的减少。经济发展往往不可避免地排放废弃物质，造成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但是它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产生的这些负面影响。而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那么，使用绿色GDP作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由于绿色GDP反映了人类为促进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所以能部分弥补传统GDP的缺陷和不足。第二、绿色GDP与传统GDP分析方法基本一致。传统GDP数据经过SEEA调整后可以与绿色GDP相比较，保证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致性。

第三、SEEA由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发，有较完整的编算手册和操作说明，而且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在尝试编制绿色GDP，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也利于国际比较。

四、绿色GDP也不是万能的绿色GDP的设想虽然是美好的，但也并非万能，它在核算等方面目前尚存诸多技术难题，需要客观看待。

1.绿色GDP只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之一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环境、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绿色GDP只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因素，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没有考虑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它仅仅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同时，不能过分地夸大它在反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2.绿色GDP核算方法还不成熟

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的估价都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因此，尽管专家学者们开发出若干估价方法，但很多方法都还不成熟。

3.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之后，并不是要取消GDP

有些人认为，绿色GDP优越于GDP，因此，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之后，就应该取消GDP。笔者认为，即使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也不应取消GDP，这是因为，其一，GDP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在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二，GDP是绿色GDP的基础，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其三，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楚地看出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

4.绿色GDP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

正像GDP从生产角度由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组成，从使用角度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一样，绿色GDP也包括相应的构成指标；GDP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储蓄、国民财富等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绿色GDP也与相应的绿色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绿色GDP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事实上，人们经常把绿色GDP看作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当人们说绿色GDP核算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与绿色GDP有关的一系列绿色指标的核算，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发展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总之，尽管GDP存在种种缺陷，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更好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综合性统计指标来代替GDP，所以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GDP之误要矫正，但矫枉毋须过正。用人们提出的一句带警示性的话结束本文：千万不要在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为被我们打倒的GDP平反昭雪。

参考文献：

[1]张幼文等著:《世界经济学——原理与方法》P375~P376，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王步云:辨证看待GDP.《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五期

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 篇2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1年M2与GDP之比的全球平均值为1.26, 而中国当年的比值为1.80, 排名第十。

近年来, 我国M2与GDP之比高企问题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对其成因的分析包括货币化进程、储蓄率较高, 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 资源配置效率低以及外汇占款作为货币投放体制等等。

倾向性的观点认为这种状况会对我国经济带来很大且持久的通胀压力。在笔者看来, M2与GDP之比高企问题确实应该引起重视, 未来应采取针对性的举措将其控制并逐步化解;但同时不应夸大其负面作用, 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既然这是个问题并需要加以解决, 那么首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找到问题的源头。

直接源头是信贷高速增长

众所周知, 长期以来我国GDP增速较高, 因此M2与GDP之比高企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M2增长过快。从我国目前货币供应体制来看, 广义货币M2的主要来源主要是银行信贷, 在2000年前还包括再贷款等, 2000年后除信贷之外主要还包括外汇占款。

因此,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 银行信贷投放和外汇占款过多了。然而信贷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推动了M2迅速增长?信贷又为什么会高速增长?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结合数据分析可以发现, 银行信贷与外汇占款的作用明显不同, 银行信贷作用最为直接, 外汇占款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 但主要是间接作用。

在1998年前, 我国的M2与GDP之比低于1.2。作为一个迅速货币化、储蓄率较高、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结构的发展中国家, 这一比例尚属合理。自1997年起, 我国M2与GDP之比则经历了一个明显扩大的过程。具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的上行:第一阶段为1997～2003年, 该比例从1.18升为1.63, 之后该比例则在1.51～1.62之间波动, 直至2008年。

第二个阶段上行是从2008年的1.51迅速上升至2009年的1.79, 之后进一步上升至2012年的1.88。在这两个阶段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该比例随着信贷增速走高而走高、平稳而平稳、回落而回落。例如, 1999～2003年信贷增速由约8%上升至约20%, 2008～2009年则由15%上升到32%, 都有成倍以上的提速。

但与此同时, 外汇占款与该比例的变化却是非同步的。如2005～2008年, 外汇占款由约1600亿增至约4000亿, 而该比例却从1.6降至1.51。即使排除GDP增速有所加快的原因, 这一比例也差不多是持平的。再如, 2008～2009年, 外汇占款从约4000亿降为不到2500亿, 而该比例却由1.51跃升至1.79。可见, 虽然外汇占款与存款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其变化与该比例的变化却并非是同步的。

按货币银行学原理, 信贷具有多倍创造货币的功能, 信贷增速高则M2增长必然就快。M2增速与信贷增速基本一致。而外汇占款则只是直接带来相应的存款, 却没有多倍直接创造货币的功能。但外汇占款增加带来银行存款增加, 导致银行存贷比下降, 从而增加了银行投放信贷的能力。

在2004～2008年外汇占款快速增加的五年间, 人民币存贷比降幅十分迅速。在外汇占款增加较多的年份, 虽然银行存款当年增速高于贷款, 但随后的两到三年中, 伴随着多重契机的到来, 银行贷款均出现了快速增长。可见, 外汇占款在推动M2与GDP之比走高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该比例不断走高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信贷高速增长。

有必要指出的是,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 M2的增速一度很快, 信贷增速也不低, 但M2与GDP之比却在1或1以下。其原因一是我国刚刚开始步入市场经济, 各类相关经济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如M2的统计才刚刚开始, 基数低导致其增速快。

二是整个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较低, M2增速即使稍快,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较小。三是银行体系状况很不正常, 1990～1998年期间存贷比高达90%以上, 其中高峰期甚至高达110%以上。

事实上银行存量信贷在很大程度上是沉淀的, 增量信贷虽看上去高速投放, 但实际增加的流动性却较为有限, 货币流通速度也较低。由此看来,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信贷增速与M2和GDP之比的变化相背离就不难理解了。

六方面因素共同推动

虽然银行信贷是近年来M2与GDP之比高企的源头, 而外汇占款则是重要的辅助因素, 但在其背后还存在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共同施以推力, 包括总需求扩张、政策宽松、资本流入、高储蓄率、融资体制和银行行为等六方面。

不断增大的融资需求持续刺激了信贷投放。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 无论是各级地方政府, 还是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 始终存在较大的融资需求。尤其是在国家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政策的指引下, 中西部地区均大幅提高了GDP目标增速。

而从实际运行结果来看, 这些地区的增长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 单位GDP往往需要占用较多的金融资源。融资需求的增加为银行贷款投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但同时也使有限的信贷资源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使银行信贷利率在较多的年份存在上浮压力。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M2与GDP之比上升的主要推手。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我国经历了两次国际金融危机。作为保障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反危机手段, 1999年以来共实施两轮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1998～2004年货币政策名为稳健, 但实际比较宽松, 2008～2009年则名为适度宽松但实际上十分宽松。

作为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 19 9 9～2 0 0 3年期间和2008～2009年期间, 信贷都呈现了成倍的增长, 其结果必然带来M2的高速增长。两轮反危机过程中, M2同比增速提高的幅度分别达到7个和11个百分点。在这两个阶段, M2与GDP之比迅速攀上新的更高的台阶。

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大幅推高了外汇占款。2003年, 我国加入WTO后国际收支多年双顺差。先是贸易顺差明显扩大, 由2004年不到50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0年最高时超过2300亿美元。随后是资本流动顺差继续增加, 同期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增幅超过100%, 也达到2000亿美元以上。

尤其是2005年实施汇改,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压力很大。由于我国采取的是汇率稳定政策, 而强烈的升值预期加速了资本的流入, 外汇占款也随着大幅增加。2003年, 我国外汇占款仅3.48万亿, 2012年则达25.85万亿, 其中2005年后的六年增长最快, 这与汇改和升息周期有关。

虽然稳定汇率和出口的政策保护了就业, 但却付出了外汇占款增加这种政策成本和代价。资本流入大幅增加导致货币投放经由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数量明显增加, 对银行存款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较高的储蓄率为银行信贷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由于我国有存款消费的传统习惯, 加上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以及投资渠道单一等原因, 我国居民储蓄倾向严重, 储蓄存款始终平稳增长。据统计, 到201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2%, 居世界前列, 居民户存款已经超过40万亿。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结构已严重失衡, 大幅提升了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高储蓄率所产生的大量存款为银行贷款投放提供了支持。

长期以来, 我国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 融资体制主要以银行体系为主导。国际经验表明, 间接融资比重较大的国家, M2往往也会偏高。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 直接融资渠道有所拓宽, 但远远难以满足社会融资多元化的需求。

长期以来, 我国的融资体制还是由银行主导, 信贷占社会融资的比重长期达90%以上, 2002年达91%;近年来该比例逐步降低, 2012年降为52%。但存量融资中银行信贷依然为主。2012年底, 除去政府债券, 信贷在融资存量中占比达到85%, 即使加上政府债券, 信贷占比仍达到66%。因此, 融资渠道单一是造成贷款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银行是信贷投放的主体。在我国M2迅速扩大过程中, 银行的经营行为也不能忽视, 具体可以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若银行经营谨慎, 则即使需求大、政策宽松, 信贷也不一定会高速投放。事实上, 我国的银行也有强烈的做大做强的情结。这一点类似地方政府对GDP的崇拜, 所不同的是银行对资产和利润的崇拜, 其粗放理念和规模情结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因此在反危机阶段, 政策放松, 信贷投放遇上了天赐良机, 同时存款增长较快, 存贷比较低, 2008年整个银行业存贷比约在62%, 商业银行具有很强的投放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自然会不遗余力地放款。

综合上述六方面可以看出, M2与GDP之比高企并非只是由某一个因素的影响促成, 而有需求与供给、政策与体制以及国际与国内等多方面因素促成。其中, 由政策宽松带来的信贷高速增长是该比例高企的主要来源, 融资需求持续较为旺盛则是需求基础, 储蓄率较高和外汇占款大幅增长提供了良好的资金供给条件, 而银行主导融资却是制度和结构基础, 银行的经营行为则放大了政策功效。

可以说, 我国货币存量过大问题主要是2000年以来逐步形成的, 而2009年以来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则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发展。

有必要指出的是, 融资需求持续旺盛、储蓄率较高和银行主导融资体制等问题并不是2000年以后才有的, 但那时M2与GDP之比相对较为合理。2000年以来的某些阶段这些问题都存在, 但M2与GDP之比并没有走高, 甚至走平。也就是说在上述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M2与GDP之比是可以保持在比目前低得多, 甚至相对合理的水平上的。

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和银行存贷比较低是2005年汇改之后才发生的, 因而是第二阶段M2与GDP之比跨上台阶的重要条件。但在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和银行存贷比较低的一些年份, M2与GDP之比并没有同步上升。所以, 决定性的因素仍是政策宽松条件下的信贷高速增长。

是否导致高通胀还应看政策调控

根据货币主义的理论, 超过经济增长率的货币供给增长率, 应该完全反映为物价水平的上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 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对物价的推动作用虽有一定的时滞, 但确实形成了通胀压力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的货币条件。

如果未来这一比例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而继续走高, 未来其对通胀产生的压力作用会更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未来我国经济将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 总需求仍将较快扩张。在新型城镇化推进和人口红利逐步消退条件下, 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存在持续的上涨压力。

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 资源品价格有上涨趋势, 这些因素在M2与GDP之比高企的货币条件配合下, 会对未来我国经济产生较大的通胀压力。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 M2与GDP之比高企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已经并还将受到货币政策的制约。

一个时期以来, 随着信贷投放高速增长和M2的迅速扩张, 货币政策也多次阶段性地收紧, 我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也同步提升。最高时还突破了20%, 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 为解决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 央行还引入了央票这一政策工具来回收流动性, 在2006～2010年间央票的发行量达到年均4万亿元以上, 起到了一定的收缩流动性的效果。

截至2012年底, 其他存款性公司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余额达19.1万亿, 未到期央票余额为1.16万亿。也就是说, 虽然同期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1.7万亿, M2余额为97.4万亿, 但约20万亿存款却为央行锁定, 巨额流动性“刀枪入库”。

因此, 当讨论M2与GDP之比高企对物价的影响时, 不能忽视货币政策调控举措的效应, 而简单得出该比例高通胀压力相应就大的结论。更不应该无限夸大其负面效应, 导致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慌。

由于存在“统计陷阱”, 有观点认为M2与GDP之比问题难以进行国际比较。若如此, 那为什么又要承认我国该比例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的结论呢?这一结论不也是通过国际比较后得来的吗?我们不能一方面进行国际比较, 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国际比较。我认为, 只要条件和环境有相同之处, 应该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其结论。

放眼国际, M2与GDP之比高于中国的并非没有。日本M2与GDP之比1999年和2011年两次达到12.4。尽管其M2口径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但储蓄率和融资结构等方面与我国较为相似, 因此仍有一定的可比性。事实上, 日本的这一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超过了2倍, 2000年以来持续在2倍以上运行, 但近年来日本竟然还处在通缩状态。可见, 若无其他条件的配合, 该比例高并不一定就立即和直接导致通胀。

就通胀的根源来说, 有一系列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供求关系, 大的来说是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 小的来说, 如猪肉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会影响到消费者价格水平。再如成本因素的作用, 这方面要素成本上升的作用尤为明显。毋庸置疑, 货币因素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往往货币因素对通胀的作用要借助其他因素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说, 要防止M2与GDP之比较高对通胀构成压力, 一方面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 放慢M2增速, 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对其他影响物价上涨因素的调节来实现。

治理之策:调控需求、管住信贷、搞活金融

从我国实际出发, 当前M2与GDP保持较高的比例虽不致引起很大问题, 但如不引起充分的重视, 并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 则可能会继续出现明显走高的态势, 同时在总需求持续扩张和要素成本持续推升背景下, M2与GDP之比较高会长期形成通胀压力, 因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应尽快着手加以综合治理。

未来我国经济应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我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较快增长后, 不宜再盲目追求发展的速度, 而应将重点放在转型和结构优化上。否则如需求持续过于旺盛, 将会导致货币投放进一步脱离经济的实际需求, 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 有必要警惕地方政府换届后高涨的投资热情带来的总需求迅速扩张的压力。因为这种压力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融资需求, 推动信贷和M2继续高速增长。在这一点上, 不能仅寄希望于通过金融收紧来抑制总需求扩张。因为在总需求无限扩大情况下, 金融难以满足其需求, 就会导致市场利率高企和融资结构变差, 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成长。

因此首先应合理调节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总需求过度扩张。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 为了控制货币投放和可能引起的通胀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目标, 这样反而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国应持续实施真正稳健的货币政策。考虑到货币存量较大, 未来较长一个时期货币政策的总体原则是不宜过松。M2调控目标应下一个台阶, 未来五年内建议在12～14的区间为宜。存款准备金率应继续保持在相对高位, 同时可以根据外汇占款的变动情况进行微调, 在外汇占款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存款准备金率不宜下调。在利率方面, 虽然未来仍有一定的通胀压力, 但在主要发达国家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我国利率水平不宜过高。更要避免形成加息周期, 防止利率上升影响导致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 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

未来一个时期, 我国仍应坚定不移地发展信贷以外的融资方式, 扩大非信贷社会融资规模, 持续改善我国社会融资结构。近来对“影子银行”的担忧程度在上升, 现实中也出现了加强对其监管的实际举措, 这不由不使人们寻思还要不要发展社会融资规模。

笔者认为, 发展非信贷社会融资是我国融资结构改善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不能因为出了些问题就停滞脚步, 相反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一过程。未来我国应在管住信贷的同时, 真正地搞活金融。通过金融结构改善, 实质性地降低M2增长动力, 持续减轻通胀的货币压力。

当然, 非信贷社会融资的发展应当稳妥地进行, 短期内发展速度过快违背了金融稳健发展的原则, 必然蕴含金融风险。因此应明确和严格规范, 持续加强监管, 努力维持非信贷社会融资健康发展的趋势。

我国应更多地发挥汇率政策在调控资本过度流入中的作用, 增加汇率改革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增强汇率弹性, 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减轻外汇占款增长对M2总量带来的压力。

由于未来人民币仍有一定的升值压力, 小幅渐进的策略更易引发持续升值预期, 导致投机资本流入, 而适度扩大阶段性升值幅度有助于人民币双边波动格局的形成, 更好地起到抑制短期资本流入的作用。

未来应努力引导银行理性经营, 合理放贷。积极推动银行开展业务战略转型, 改变过度依赖规模扩张和存贷款利差的经营现状, 全方位拓展各项业务。

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 合理放贷, 以国家重点项目、战略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和“三农”等与实体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领域作为投放的重点, 进一步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合理控制总量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贷对经济的支持作用。

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 篇3

[关键词] GDP 绿色GDP

一、GDP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GDP，就一个国家而言，被称为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一国产量的标准测量指标，表示该国居民在一特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价值总和。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通常使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重要指标。GDP总量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GDP增长率衡量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同时也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GDP还具有国际可比性，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最重要的总量指标，为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并作国际比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GDP称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近些年，各地各部门对GDP都非常重视，在促进GDP增长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有些人把“发展是硬道理”误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误解为“以速度为中心”，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这种思想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就是有些地方盲目追求GDP的增长，把它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和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指标，忽视人文、资源、环境等其他方面的指标，从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头”现象和问题。

对GDP，要历史地、辨证地、理性地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GDP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影响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不那么迫切。从1992年开始，GDP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最主要指标。这是因为，科学核算出的GDP及其增长率可以基本反映总体经济增长水平和发展趋势，GDP高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效应是多方面的。仅以就业为例，在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80万乃至100万个就业岗位。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而且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把GDP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对于激发干劲、鼓舞斗志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GDP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数量的增长就谈不上发展。但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两者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增长和发展，是相生相因又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增长是以产出的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和衡量尺度的，它解决的是“有多少”的问题；而发展的涵义更广泛，除了增长，还包括生产和分配结构与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自由选择和公平机会等，强调全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质”的变迁或进化，它解决的是“有多少”加上“有多好”的问题。

因此，对GDP要辨证看待，在人们对GDP普遍质疑时，仍然要看到，GDP是美好的，其“功”不可没。

二、GDP不是万能的

在充分肯定GDP的历史功绩和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GDP不是万能的，特别是不科学地使用会带来诸多谬误，产生负面效应。

1.GDP之“误”，首先源于GDP的局限性

有学者认为有四种局限性：GDP指标本身的局限性；GDP总量的局限性；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限性；人均GDP的局限性。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将GDP的局限性或缺陷概括为：一是不能反映社会成本，二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和为此付出的代价，三是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和质量，四是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五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和社会公正。

GDP指标的局限性，说明即便有最完善的核算体系和核算方法，所测量的数据也是不完整的。GDP不能准确提供一国（或地区）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全面衡量一国（或地区）的全部财富，更无法完整反映人类发展状况。在GDP总量的局限性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地下经济”或“隐性经济”，即未记录的部分合法收入和全部非法收入。这部分经济客观存在，但未统计在GDP之中，造成整个经济状态的扭曲和统计数据的失真。隐性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灰色经济”，即权力资本化，以行贿、受贿、行政审批、非法拆迁为主要表现形式。“灰色经济”部分近年来一直保持发展势头，是最难以估计的。

2.GDP之“误”，其次误在错把手段当目的

增长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人类发展，即以人为本的发展。早期的发展概念以“物”为中心，以GDP增长为目的，把GDP作为发展的惟一衡量指标。这样的增长固然促进了发展，但把手段当作目的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以GDP增长为目的所带来的最大负面效应就是增长的不经济，学术界将其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无发展的增长”。由于现行的GDP核算中，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的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附加值计算在GDP总量之中，这就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效益。去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约为4%，但是消耗全世界7.4%的石油、31%的原煤、27%的钢铁、25%的氧化铝、40%的水泥。这些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

3.GDP之“误”，其三误在将GDP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

这些年来，由于认识的偏差，将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以致形成了所谓的“GDP情结”、“GDP崇拜”。将GDP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所带来的危害之一，是引发行政力量干预统计，甚至弄虚作假，“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近年来，各级统计部门每年查处的统计违法事件都在1万件以上。近些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各省市区总和GDP增长率高于全国核算数2个百分点左右，而省内各地市的总和又高于省级核算2个百分点左右，县级总和又高于地市级核算1~2个百分点，且差距幅度呈逐年扩大之势。这固然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如重复计算等，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统计数据的不真实性。将GDP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所带来的危害之二，是导致一些地方官员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甚至制造虚假繁荣。为了眼前利益，为了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后代利益，不顾生态环境恶化，不计投入成本，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致出现“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下届留财富”、“前任政绩后任债”、“一任政绩几任包袱”等现象，其结果是图虚名而招实祸。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多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也与片面追求GDP之风密切相关。

三、新概念：绿色GDP

绿色GDP是与传统GDP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为了弥补传统GDP不能衡量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消耗的缺陷，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共同设计了SEEA(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作为1993年SNA体系的一个卫星系统向各国推荐建议使用。SEEA的核心就是用绿色GDP代替传统的GDP来度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绿色GDP = 传统GDP — 自然资源的消耗 — 环境资产的消耗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济发展势必消耗资源，经济发展也往往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经济发展必然消耗能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因而往往会导致能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的减少。经济发展往往不可避免地排放废弃物质，造成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但是它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产生的这些负面影响。而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那么，使用绿色GDP作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的实际水平。由于绿色GDP反映了人类为促进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所以能部分弥补传统GDP的缺陷和不足。

第二、绿色GDP与传统GDP分析方法基本一致。传统GDP数据经过SEEA调整后可以与绿色GDP相比较，保证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一致性。

第三、SEEA由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共同开发，有较完整的编算手册和操作说明，而且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在尝试编制绿色GDP，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也利于国际比较。

四、绿色GDP也不是万能的

绿色GDP的设想虽然是美好的，但也并非万能，它在核算等方面目前尚存诸多技术难题，需要客观看待。

1.绿色GDP只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之一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环境、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绿色GDP只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因素，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没有考虑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它仅仅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同时，不能过分地夸大它在反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2.绿色GDP核算方法还不成熟

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的估价都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因此，尽管专家学者们开发出若干估价方法，但很多方法都还不成熟。

3.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之后，并不是要取消GDP

有些人认为，绿色GDP优越于GDP，因此，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之后，就应该取消GDP。笔者认为，即使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也不应取消GDP，这是因为，其一，GDP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在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二，GDP是绿色GDP的基础，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其三，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楚地看出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

4.绿色GDP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

正像GDP从生产角度由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组成，从使用角度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一样，绿色GDP也包括相应的构成指标；GDP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储蓄、国民财富等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绿色GDP也与相应的绿色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绿色GDP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事实上，人们经常把绿色GDP看作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当人们说绿色GDP核算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与绿色GDP有关的一系列绿色指标的核算，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发展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总之，尽管GDP存在种种缺陷，但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更好的、人们普遍认同的综合性统计指标来代替GDP，所以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GDP之误要矫正，但矫枉毋须过正。用人们提出的一句带警示性的话结束本文：千万不要在若干年后再回过头来，为被我们打倒的GDP平反昭雪。

参考文献：

[1]张幼文等著:《世界经济学——原理与方法》P375~P376，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2]王步云:辨证看待GDP.《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五期

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 篇4

2004年以来,我省实施了投资拉动战略,有效地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04年的1171.6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7259.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从3122.01亿元提高到7203.18亿元,经济总量持续扩大。

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不断扩大,我省的投资规模逐渐接近、甚至超过了GDP规模,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我省的个别地区。比如,我省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地区生产总值56.32亿元。于是,出现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投资总量超过了GDP总量,这在经济学理论中难以解释,长此以往将不利于经济发展。第二种观点,从省域角度看,投资与GDP的关系不能简单对比,投资必将促进GDP的增长,坚持投资拉动是正确的。如何看待上述两种观点,准确把握投资与GDP的关系,对于怎样理解投资拉动战略,意义重大。

投资与GDP的关系

GDP的计算有三种方法,一是支出法,二是收入法,三是生产法,三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略有差异,但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在支出法计算GDP中,GDP=资本最终形成额(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增加)+最终消费额(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净出口(出口与进口之差)。所以我们说,投资、消费、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始终是构成GDP的一部分。

投资超过GDP的原因

从全国角度看,GDP=资本最终形成额+最终消费额+净出口。但从省、市、自治区角度看,却有所不同,因为省、市、自治区的净出口除包括对外贸易的净出口外,还应包括省域之间的净出口,即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存货增加+最终消费额+净出口A(对外贸易)+净出口B(省域贸易)。

(一)省域间的进口增长过快是直接原因

从我省2004-2008年度情况看,省域之间的进口逐年增加,由2004年省域间净出口249.5亿元,到2007年净出口-678.64亿元。

伴随投资拉动,我省进口商品逐年增加,省域间净出口由对GDP的正贡献转为负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所以,投资总额接近甚至超过GDP总额是合理的、正常的现象。

(二)产品竞争力不强是深层次原因

影响国际间进出口变化的是利率,影响省域间进出口变化的是产品的竞争力。我省产品竞争力不强,产品结构不优,市场占有率不高,导致了在新一轮的投资、消费增长中,过多的依赖外省进口(进口增长是由投资增长还是消费增长的原因暂时缺乏数据,暂不能定论)。

(三)经济结构失衡是根本原因

省域间进出口失衡,归根结底我省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是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投资拉动和启动消费政策,较强地刺激了我省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而我省的供给品生产明显滞后,随着需求升温,外省的产品和大量务工人员涌入我省,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外省的产品销售和就业增长。

综上所述,投资超过GDP是我省经济结构不优的表现,反映了我省供给不足,产品竞争力不强,省域间进出口失衡。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有关建议

(一)继续坚持投资拉动战略不动摇

实践证明,没有投资拉动,就没有近年来GDP的快速增长。投资拉动战略既是促进经济增长措施中“看得见”的手,也是现阶段我省实现弯道跨越的重要手段。在实施投资拉动的过程中,要更多采用本地产品,更多地安置本地人员就业,解决我省的发展问题。

(二)注重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 篇5

特邀嘉宾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

●本题提示

在贯彻落实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精神中,绿色GDP成为热门话题。什么是绿色GDP？如何建立和实施绿色GDP？实施绿色GDP的难点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绿色GDP的首倡者之一潘岳。

记者:请先介绍一下绿色GDP的确切含义?

潘岳：GDP是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总量,要看这个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GDP主要有两种统计方法,一种是收入法,它是全部要素所有者收入如工资、利润、利息等的汇总数。另外一种是支出法,它是全部要素所有者支出如消费品、投资品、净出口等的汇总数。收支两个数是相等的。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便是绿色GDP。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记者:绿色GDP给了我们美好的期待和开始,但要把它从概念落实到纸面再转化为行动,主要难题是什么?

潘岳：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首先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

先说说技术难点。GDP通常以市场交易为前提,产品和劳务一进入市场,其价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一个产品值多少钱,得在市场销售中才能确认。这就是说,市场供求规律所决定的自由市场价格,是GDP权威性的惟一来源。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 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可以纳入GDP统计,但因为森林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 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 这些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不好确定它们的价值。

再说说观念的难点。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它只反映出国民经济收入总量,它不统计环境污染,不统计生态破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绿色GDP则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的变化。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过去 1

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但这是一项改革,是使公平与效率双赢的一个创新,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

记者:如何推动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潘岳：要建立和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不能过于迷信技术手段,因为技术手段总是在不断完善的。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保护。所以,在强调下大力气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公众参与,绿色GDP是要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否则,环境保护与建立绿色GDP就变成少数人的事,最终将一事无成。

实施绿色GDP,有一个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许多环境因素很难纳入货币核算,国外就发明出了一种可称为公众评估的办法。例如,某些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要核算它的生态影响,不同的核算法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所以环境专家们便诉诸公众的主观评价。围绕这些公共项目,要允许相关的专业部门与较独立的专家机构,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写清楚,最后请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选择。公众对关系到自己身心健康的事情,都会有真实的表述。因此,实施绿色GDP,要认真收集与了解公众对经济收入和环境破坏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评价的数据应成为绿色GDP的重要补充。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的内涵。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就必须实现这三者的平衡。公众参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杠杆。

记者:最后请谈谈绿色GDP在国内外的实践情况?

潘岳：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重点是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流动性资源、环境资源,还有土地、空气污染以及两类水污染物氮和磷。为此,挪威建立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 主要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芬兰学着挪威,也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其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有三项 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空气排放调查。森林资源和空气排放的核算,采用实物量核算法,而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的核算,则采用价值量核算法。

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概念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财富的内涵更为丰富了。绿色GDP的环境核算虽然困难,但在发达国家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2003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实物核算,这是绿色GDP核算的重要基础。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已成立了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正在组织力量积极进行研究和试验。各方面的专家已研究出了不少测算模型与方法,各有优点,各有侧重,也各有缺陷,还要在实践中逐步补充完善。从衡量经济增长的GDP,到增加了资源环境的绿色GDP,是一个充满着挑战与希望的事业,让我们一步一步地来。

摘引自：《光明日报》2004-04-08（本报记者林英）

从“绿色GDP”到“有效GDP”

绿色GDP只解决了环境和污染问题，其他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撞车增加GDP、浪费增加GDP，绿色GDP都不能加以校正

GDP是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值。它历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GDP在衡量经济水平时存在着几个重要缺陷：（1）它对所有的生产一视同仁，而不管生产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导致了一系列荒诞的结果。比如，相向而行的两辆车擦肩而过不增加GDP，但撞车了反而增加GDP，因为撞车了要警察来处理，撞坏了的车要修理或者重新买新的，撞伤了的人要住医院。再如，青山绿水不增加GDP，环境污染却增加GDP，因为污染导致疾病，看病增加了GDP„„（2）它只管生产而不管消耗，创造100元产品消耗90元的资源和消耗10元资源在GDP统计上是没有区别的；（3）它只管生产而不管使用，一个物品5成新就报废和0成新报废在GDP上反映不出来，这就导致浪费增加GDP；（4）它只管交易的，不管没有交易的，因此请人做钟点工要记入GDP，而自己作家务则不计入GDP。总而言之，它不能准确衡量我们到底享用了多少物品和劳务。

当然，尽管GDP存在各种缺陷，但由于物质是基础，而GDP可以简单、客观地计量和比较各个国家（地区）的物品和劳务产量，所以它还是不可或缺的。其他指标如幸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则难以测算，主观性也比较强。因此现在不是要废除GDP，而是克服其缺陷，使其更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享用了多少物品和劳务。

绿色GDP概念就是用来克服缺陷的，其理念就是在生产的总效用中减去生产产生的负效用，即只核算其正效用、有效效用。所谓绿色GDP,一般是指扣除了环境、资源代价的GDP。绿色GDP和GDP相比，考虑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但最大的困难在于环境和资源的定价。环境是公共品，无法界定产权，无法交易，也就无法计算其市场价值，资源有交易，但交易价格只反映当前市场供求，而不能反映其未来的、实际的价值。比如，物种灭绝的价值就很难计量。当然，现在有一些方法可以部分解决上述问题，比如环境，就有两个方法可

对其进行估计，一个是测定在不同环境中的房地产的价格可以推算出人们愿意为新鲜空气或青山绿水付出多大的代价，一个是对限定的污染权进行拍卖或无偿分配，形成排污权市场，从而确定污染的价格。前者是从消费的角度，后者是从生产的角度。

然而，即使绿色GDP解决了技术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克服GDP的缺陷，因为它只解决了环境和污染问题，其它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撞车增加GDP、浪费增加GDP，绿色GDP都不能加以校正。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有效GDP的概念。有效GDP就是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内享用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量（这里不考虑进出口问题）。注意，我们用的词是“享用”而不是“生产”，因为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享用，而不是为了增加GDP。核算GDP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到底享用了多少产品和劳务。

这个概念就可以解决GDP的上述各种问题。享用，首先是用，浪费了的物品未尽其用，因此应该扣除浪费的那一部分；其次，享用是享受地用，因此带来负效用的产品和劳务是不应该算进GDP的，比如生病、污染、洪涝灾害、撞车„„它们产生了负效用，也应该从总GDP中把它扣除，资源消耗，这对子孙后代是一种负效用，应该扣除。从另一个角度，资源本身的价值不是“生产”出来的，也应该扣除。即有效GDP＝GDP－消耗资源的价值－污染环境的价值－其他负效用产品和劳务价值－浪费的产品和劳务的价值。

那么有效GDP具体应该如何核算呢？可以在绿色GDP的基础上进行核算。有效GDP和绿色GDP主要的区别是绿色GDP忽略了浪费问题，和资源与环境之外的其他负效用产品和劳务，如生病住院、火灾地震、交通事故。洪水、火灾、地震、战争中损失的产品和劳务价值应该从GDP中扣除，这就不会出现“洪水有利，可以增加GDP”的荒谬现象，看病住院的费用应该从GDP中扣除，还没有到使用寿命就报废的物品的剩余价值应该从中扣除。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课题曾对北京市某年的绿色GDP进行核算，结果表明，按生产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计算的绿色GDP占GDP的75.75％。显然，有效GDP比这更低。仅以浪费为例，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浪费，主要表现在还能使用的家电、衣服等往往被当成垃圾处理了。在我国浪费也是惊人的，如楼房的使用寿命大大低于设计寿命，有的半新的房子都要拆掉，再如城建中的“马路拉链”，再如剩饭剩菜、一次性使用的书本、一次性筷子„„显然，有效GDP比绿色GDP更进一步，可以准确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内对产品和劳务享用的多少。

当然，有效GDP的概念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核算方法完善就更需要艰巨的工作。我们抛砖引玉，请方家指正。值得说明的是，本文所定义的“有效GDP”概念经检索发现还

没有被人提出过。2005年何祚庥同志把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估计的GDP进行折中，得出中国的“有效GDP”。这和本文所说的有效GDP不是一个概念。何祚庥同志用“有效GDP”这个概念来表示考虑了汇率问题以后我国的“真实GDP”，这个用法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法，因此，我们认为用“有效GDP”来表示一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在一定时期内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应该还是可以的，不算“抢注”吧？（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什么是绿色GDP 篇6

作者：信息技术处文章来源：甘肃调查总队点击数：20更新时间：2007-4-6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在为社会创造着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在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无休止地向生态环境索取资源，使生态资源从绝对量上逐年减少；其二是人类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或砍伐资源使生态环境从质量上日益恶化。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因此是不完整的，是有局限性的，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绿色GDP与科技进步 篇7

1 GDP与绿色GDP

1.1 GDP

GDP即英文(Gr os s Domes t i c Pr oduct)的缩写,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收入。它是对一国(地区)经济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的度量,常常被看成显示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GDP的测算有三种方法:

(1)生产法:GDP=∑各产业部门的总产出-∑各产业部门的中间消耗

(2)收入法:GDP=∑各产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各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折旧+∑各产业部门生产税净额+∑各产业部门营业利润

(3)支出法:GDP=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1.2 绿色GDP

绿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社会和谐度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即:

绿色GDP=GDP-资源成本-环境成本-社会综合成本(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社会和谐度)(1)

其中,资源成本又称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是指在经济活动中被利用消耗的价值。根据自然资源的特征,有些自然资源具有一次消耗性质,如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用材林)和北方及西部的水资源,这些资源的使用为资源耗减成本,具有中间消耗的性质。有些自然资源具有多次消耗性,如土地资源、部分可再生的森林资源(特用林、防护林等)和南方的水资源,这些资源多次消耗的使用类似于固定资产使用的性质,其资源耗减具有“固定资产折旧”的性质。

环境成本又称环境降级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环境污染而使环境服务功能质量下降的代价。环境降级成本分为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环境保护支出指为保护环境而实际支付的价值,环境退化成本指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和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价值。自然环境主要提供生存空间和生态效能,具有长期、多次使用的特征,也类似于固定资产使用特征。这样,由经济活动的污染造成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即环境降级成本,也就具有“固定资产折旧”的性质。

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

2 科技进步与绿色GDP关系分析

在如何看待科技进步对绿色GDP的影响和社会后果及前途的问题上,目前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危害超过它所获得的成就,认为科技进步对绿色GDP既有贡献又有损耗,损耗大于贡献;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自然和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生态失衡、核战争威胁、贫富不均等,应该归结为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与建设人类社会文明过程中造成的;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已超出了人的控制,成为一种异已的力量。因此,应该采用限制进步与增长的办法来延缓自然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

第二种观点主张用更长远的时间观点看待世界,提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的思想,描绘了一幅美好诱人的“信息社会”的前景,认为当今的问题是这个“过渡期”产生的,随着过渡期的结束,就将摆脱目前的困境。

第一种观点夸大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把科技进步与产生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混淆了。科学技术仅仅是隶属于社会的一种现象,污染和核威胁等问题固然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联,但它们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问题的真正根源在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正如把人变成机器奴隶的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人类自己。实际上,科技进步出现的负面影响,不是科技进步本身的结果,而正是科技进步不够即科技水平还比较低的表现或科技成果未被正确使用的结果,这表明更应引起重视的是进一步提高科技水平与其正确应用的方向,而不是限制其发展。第二种观点把自然和社会出现的问题原因完全归结为工业化社会进程,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功能,认为科技进步对绿色GDP影响完全是贡献,忽略了科学技术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把科学技术当作社会进步和持续发展的唯一因素,这也是片面不符合实际的。

可持续性与科学发展是作为人类长期发展的一种战略提出来的,其指标绿色GDP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关系到人类的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相统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等诸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无论历史还是未来,科技进步是推动可持续与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更应形成共识和主流意识,科技进步是推动自然和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3 科技进步促进绿色GDP增长

我们应当全面准确地看待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科技进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因素和强大的动力。根据绿色GDP的计算公式(1),运用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来降低环境、资源、社会综合成本,改善与实现绿色GDP的增长促进自然和现代社会可持续的发展:

(1)自然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依靠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当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问题。现阶段的环境保护技术一是针对污染源的,多数用在工业生产线或市政工程的末端,因而称为“后处理技术”;二是以控制“点污染源”造成的污染为目标,它对非固定的污染源如对“面源污染”不起作用。然而,面源污染在环境污染中却占很大比例。虽然现有的环境技术对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起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全球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我国也如此,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也与环境保护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因此,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要提高其科技含量。主要是通过新技术,特别是生态技术的应用,从“点源污染”的治理向“面源污染”的治理发展,从“回收利用废物”向“再制造”发展,在生产过程中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改变其“后处理”的性质。这样,就能为可持续发展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

(2)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动脉,解决资源问题就要依靠新型材料技术和新型能源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目前资源问题主要是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浪费。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要节约资源以及加强资源利用的计划和控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发展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关的科学技术。如开发信息功能材料、纳米材料、生物材料;开发运行安全、高效清洁的核能技术;开发利用水力与地热资源,开发应用人类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海水中氢同位素的受控热核聚变装置,海水淡化设备低成本制造与普及等。我们相信随着科技进步与进步,人类将以最理想的方式解决自己对资源的需求。

(3)社会综合因素成本如何降低。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影响社会综合因素成本的主要因素也是人口数量与质量,因为人口问题直接影响着资源分配、影响着贫富悬殊、影响着社会公平和谐,解决人口数量与质量问题也要依靠与人的教育和健康有直接关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当前人口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二是人口素质提高的滞后。一方面人口激增,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日渐消耗减少,一正一反,形成鲜明对比,其结果是自然资源分配极度紧张。人口的激增,由于财力和资源局限,特别是不发达国家国民因教育受到限制,人口素质提高往往滞后。解决人口问题,一要通过现代管理与医学技术手段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二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的文化水平,使每个人能够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把人由资源的消耗者变成财富的创造者。这样,就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从而使人与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得和谐共生。

综上所述,绿色GDP代表着一种要求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科技进步是推动绿色GDP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有力工具。

参考文献

[1]石建平.关于绿色的简化计算与实证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客观看待gdp与绿色gdp 篇8

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远超GDP

从1991年到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7.49%，如果现有的政策环境不变，预计2015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年度增长率为14.33～18.24%，明显高于2013年我国人均GDP8.97%的粗增长率。2015年4月7日，由复旦大学牵头的健康风险预警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布上述数据。（4月9日《中国青年报》）

人均医疗费用年均增长17.49%，确实吓人，继续增长下去，风险大。基于“看病贵”的舆论共识，很容易使人想到人均医疗费用高速增长的罪魁祸首就是“看病贵”。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客观、公正和完整，容易激化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事实上，“看病贵”有两个层面：一是医保不给力，二是医院收费太高。事实求是的说，近些年来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障层面的“看病贵”逐步缓解。正是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使人均医疗费用出现了高速增长。

首先，人均医疗费用高速增长有政策性因素。2002年10月，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实际运行情况是，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达到农村的80%以上，参保人数达8.3亿。短期内大面积推行政策性医疗保障，必然使人均医疗费用急剧增长。

其次，财政投入和居民个人投入均不断增加和提高。自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由于财政补贴逐年增加，到2010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达到120元每年；到2015年，财政补贴提高到380元。与此同时，农民和城镇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也在不断提高，2015年，全国平均个人缴费标准达到每人每年90元左右。

再者，新农合、城居保和城镇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均不断提高。2010年河南省新农合住院报销比例达到50%；到2012年，河南省最高报销比例可达90%。

从政策利好到财政大力投入，从居民参保标准不断提高，到报销比例不断上浮，大大刺激了居民的医疗卫生消费信心，居民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原来小病拖、大病扛，实行全面医保后，居民敢进医院看病，人均医疗卫生消费必然大幅度上升。

事实上，从“卫生总费用中个人现金支出比例”来看，居民的负担不断减轻。2001年，该指标接近60%，到2013年该指标下降到33.9%，略超30%的世界公认水平。这一“曲线”说明，随着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人个现金支出比例基本趋于稳定。

从“医疗机构的药占比”来看，该指标从1991年的59.68%下降到2013年的42.75%，预计2015年和2020年分别为40.84%和39.60%。呈下降趋势。当然，“高价药易销”等市场混乱现象依然存在，“看病贵”问题还比较严重。因此，继续深化医改，监管好医院及医生，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很有必要，也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据《东方网》）

“绿色GDP”警示中国经济 篇9

2004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我国要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按照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2004年国民经济的增长目标为7％左右。

众所周知，刚过去的200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9．1％。此前几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也超过了8％。中国今年为何调低了经济增长速 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分析，这与中央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有直接关系，表现出了我国 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和行动。

叶文虎教授介绍，“可持续发展”亦称“持续发展”，1987年，在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 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量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指标，1993年联合国有关统计机构正式出版的《综合环境与 经济核算手册》ＳＥＥＡ 中，提出了生态国内产出ＥＤＰ 的概念，ＥＤＰ就是“绿色ＧＤＰ”，即从现行ＧＤＰ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 务费用。

叶文虎教授说，现有的经济核算和统计方法中，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投入和环境容量的投入）计算在内，因此得出的经 济数据是不准确的，远远高于实际。我国各省市、各部门乃至全国公布的ＧＤＰ数字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差，很可能使我们对全国的经济形态得出偏高、偏乐观的估 计。在这样的ＧＤＰ数字上所作的政策决策，很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偏差。为了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为了促进企业、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力 的更新和发展，我们必须尽快推行“绿色ＧＤＰ”制度，摒弃不将环境投入计入成本的现行的ＧＤＰ的核算和统计制度。绿色ＧＤＰ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 长的净正效应。绿色ＧＤＰ占ＧＤＰ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据统计，1985年至2000年，中国ＧＤＰ年 均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着，中国ＧＤＰ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 6．5％。

还有学者提出更惊人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培林认为，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严重超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约 1／2；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1／4。同时，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却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 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而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16倍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1／35。通过这种测算，中国的绿色ＧＤＰ增长 是负数。

“投资热”催生“绿色ＧＤＰ”

可持续发展和绿色ＧＤＰ概念在中国早已不陌生，为什么今年会引起广泛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去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暴露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即：重经济 发展，轻社会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引起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过去发展观的审视和反思。在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而重视可持续发展，推行绿色ＧＤＰ制度，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直接体现。近年来部分领域出现的投资过热现象是国家推行绿色ＧＤＰ的直接诱因。谢伏瞻说，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有色金属等行业出 现了投资过热现象。据统计，钢铁的已有产能2．5亿吨，在建项目3040个，预计形成产能8000万吨，拟建项目产能7000万吨。如果这些项目全部建成 投产，钢铁产业就会出现严重过剩。现有钢铁项目的投资中，多数产能以长线产品为主，而且新上项目规模大多较小，技术水平不高，布局也不合理。电解铝的问题 更加严重。一方面，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不断上涨，电解铝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而一些电解铝还在盲目上马，预期收益很难达到，很可能造成银行的风险。另一方 面，在我国电力供应紧张加剧的情况下，高能耗、高污染的电解铝的超常增长进一步恶化了电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这种投资过热现象的背后，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官员 片面追求ＧＤＰ增长速度，忽视资源和生态环境成本。不但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还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风险。

另外，传统ＧＤＰ只限于对经济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而忽视了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等难以计量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本，不能全面反映一国当前 和将来的净福利变化。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1995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占当年ＧＤＰ的8％。与此同时，我国单位产出的自 然资源损耗也远高于发达国家。以水为例，1999年，中国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是日本的18倍、美国的22倍。长期将这种代价排除在国民收入账户之外，势必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成本与收益关系，难以遏制滥用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趋势。因此，从现行ＧＤＰ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保护费用，推行绿色 ＧＤＰ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绿色ＧＤＰ”考核“新政绩”

如何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行绿色ＧＤＰ制度？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从考核干部政绩入手，并推出了今后考核干部政绩的5 大“绿色”标准。据课题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介绍：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主要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程度，是技术、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

产值的“三 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

牛文元指出，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建立绿色核算体系和绿色ＧＤＰ核算与数据发布制度已势在必行。绿 色核算体系的建立将对我国国民财富的积累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标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受ＣＣＴＶ采访时介绍，过去基层政府一味单纯的追求经济建设的速度，ＧＤＰ数字变成了一种单纯衡量经济收入的指标，而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却逐渐在ＧＤＰ数字中被淡化，这种现象，使得国家统计局把ＧＤＰ的改革放在了今年工作的重点位置上。目前，国家统计局已经开始了对 ＧＤＰ数字的改革，今年统计局在最终推出绿色ＧＤＰ系统指标之前，将出台一个过渡性数据，包括社会卫生指标体系数据和社会环境的指标数，今后进一步完善。

另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与国家统计局一起，会同国家林业局、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在加紧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整个 建立过程计划分三步完成，第一步是完成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第二步是完成环境实物量核算，最后一步是待条件成熟后开展资源和环境价值量核算。目前，国家统 计局已将土地、森林、矿产和水资源列为首批参与实物量核算的4种资源，计划同有关部门合作，在3年之内完成这4种资源实物量的核算。此外国家统计局还将积 极建立“能源账户”，用于核算发展经济所消耗能源的总量及其构成情况。

据悉，这种新的“绿色ＧＤＰ制度”已分别在海南省和重庆市展开了部分指标的试点核算。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江苏等多个省市也早已明确要求，将计入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ＧＤＰ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林业、环保部门首当其冲

去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立了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国家林业局局长周生贤认为，这为新时期林业发展指 明了道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林业局制订了我国林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目标。通过严格保护，大力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力争到2010年，森林覆盖率 达到19％以上，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全国70％的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30％，大江大河流域水土流失和主要风沙区的沙漠化有所缓解，全国生 态状况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000万公顷，全国70％的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35％，重点地区的生态问题基本解决，全国 的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到205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适宜的荒漠化土地全部治理，全国70％的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45％，基本实现山川 秀美，生态状况步入良性循环。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岳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介绍，为了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环保总局决定采取六大措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一是加快制订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着手制订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制订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二是加强政府引导和市场推进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继续探索新的循环经济实践模式，积极创建生态省、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市、生态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绿色村镇和绿色社区。

三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鼓励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

四是倡导绿色消费。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各级政府要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 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ＩＳＯ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

五是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在经济核算体系中，改变过去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方法，开展绿色经济核算，并纳入国家统计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