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论文

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论文（共8篇）

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论文 篇1

各市地方税务局、局内各单位：

为确保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和办税负担，促进广西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减轻税收负担，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和税收管理权限，结合广西实际情况，采取以下宽松措施：

（一）提高营业税起征点。从2009年1月1日起，将全区营业税起征点从月营业额1000元调整为3000元，按次（日）纳税的起征点调整为每次（日）营业额100元，大力扶持我区个体工商户的发展。

（二）改进房地产税收管理办法。从2009年1月1日起，对房地产开发调低土地增值税的预征率，二手房交易、房屋出租等行业实行按税种分别征收或按综合征收率征收的办法，减轻房地产行业的税收负担，促进我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加大减免税力度。为了激活房地产市场，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各地要加大对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力度。

1.下放减免税审批权限。从2009年1月1日起，实行由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市（设区的市）地方税务局分级审批办法。对符合减免税条件，年申请减免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金额分别在50万元（不含50万元）以下的，由市地方税务局审批；年申请减免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金额分别在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报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审批。

2.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对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5年，第6至第10年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在广西区内新办的企业，纳税确有困难的，经地方税务机关批准，给予免征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自用房产的房产税或城市房地产税。

3.积极核批灾情减免。对因历史、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经营困难，导致缴纳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企业，由纳税人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经地方税务机关批准给予减免。

（四）加大企业所得税扶持力度。

1.对微利企业，报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给予免征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企业所得税。

2.对中小企业购置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原因，需加速折旧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3.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部分，准予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4.对中小企业从各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种专项拨款和补贴收入，不作为计税收入，不计征企业所得税。

（五）完善涉农免税票据使用管理。为了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改革发展步伐，各级地税机关要认真贯彻实施自治区地方税务局《涉农免税票据使用管理办法》，改进对涉农免税票据的使用和管理，促进我区的“三农”建设。

二、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内容和方式，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一）强化税务服务理念。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并将其贯穿于执法活动的全过程，在执法中服务，在服务中执法，做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二）不断丰富税务服务内容和方式。加强纳税咨询辅导，推进办税公开，充分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积极开展税务服务援助，对老年人员、残疾人员、下岗人

员等特殊群体提供个性化的税务服务。切实加强办税服务厅、税务网站、12366税务服务热线和首府税务服务中心的规范化建设。不断改进和完善一窗式、一站式服务以及全程服务、限时服务、延时服务、提醒服务、预约服务等服务方式。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纳税服务方面的作用，促进税务代理行业健康发展。

（三）进一步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加强与国税部门在开展联合办理税务登记、纳税信用等级评估、征管信息数据共享等方面的政务协作，降低办税成本。积极推行邮寄申报、电话申报、网络申报、银行网点申报、代理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推行财税库行联网，为纳税人提供优质、低廉、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

三、坚持依法治税，大力营造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

（一）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坚持依法治税，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自觉维护国家税法的严肃性、统一性和权威性。

（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的关系，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严格税收管理权限，规范减免税审批工作，不得越权擅自制定、解释税收政策，也不得越权批准减免税收、缓缴税款和豁免欠税。

（三）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现行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社会经济和企业发展的作用。通过贯彻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发展，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发展后劲，帮助企业摆脱困境、渡过难关，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形成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积极促进我区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论文 篇2

一、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

大部分经济学者研究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时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模型设置如下:

(1) 式中:y表示产出, A表示全要数生产率TFP, K表示物质资本存量, L表示劳动投入, R表示R&D活动的投入, t则表示时期。产出表示为资本、劳动、研发活动的函数, 这意味剔除了资本、劳动 (还包括扰动项) 对产出的贡献, 剩余的部分就可以计算出R&D活动对产出的贡献, 对 (1) 式两边进行对数求导可得:

(2) 式中:μt表示扰动项。如果要进一步计算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则可以把 (2) 式进行差分得到:

从 (3) 式可以看出, 生产率表示为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R&D活动的增长率的函数, α、β、γ则相应地分别表示资本、劳动、R&D等要素相对产出的弹性, 也就其中任何一种要素变化1%, 则产出相应变化的百分比例。在 (3) 式中最关心就是参数γ的值, 也就是R&D活动支出变化1个百分点, 相应地产出会变化的百分比例, 从而能够直接衡量R&D活动对经济增长或产出的贡献。 (3) 式中还暗含一个假定, 那就是R&D活动投入相对产出的弹性在时间上是恒定不变的, 这与现实情形可能会有所不符合;其次式 (3) 导致只能研究R&D活动投入相对产出的弹性, 而不是R&D活动的相关回报率问题, 而企业R&D活动所获得的收益率应该在时间是恒定不变的, 这与现实情形则是吻合的。 (3) 式变形为:

(4) 式中:θ表示R&D活动的收益率, Rt表示R&D活动当年的净投资。从 (4) 式可以看出, 产出的增长表示为劳动、资本的增长率以及R&D活动的净投资与产出比例 (这一比例又可以表示为R&D强度) 的函数。为了更好地衡量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 公式 (4) 变形为:

(5) 式不仅可以直接衡量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 而且数据的相关获得与计算更加简便, 并用R&D活动的收益率对生产率的影响取代R&D活动投入相对产出的弹性来反映R&D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而使研究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有效。

在关于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方面的较早研究可以追朔到Minasian (1962) 、Griliches (1964) 、Mansfield (1965) 等人, 这些学者将R&D存量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 试图测算出R&D活动的相对产出弹性, 这些研究结果都显示R&D活动对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作用, 但早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成熟, 因而更多的相关研究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研究类型则主要分为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产业层面的宏观数据 (或者总体的宏观数据) , 以及横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来考察R&D活动对产出或者生产率的贡献。

在运用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方面, Minasian (1969) 利用1948-1957年的17家美国企业的数据发现R&D产出弹性在0.11-0.26的范围内;Griliches (1980a) 运用1959-1977年39家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估算出R&D产出弹性仅在0.03-0.07的范围内;Sveikauskas and Sveikauskas (1982) 运用1959-1969年144家美国制造业数据发现R&D产出弹性却在0.22-0.25的范围内。在这些学者利用美国数据检验R&D产出弹性时, 还有一些学者检验其他国家企业的R&D产出弹性, 如Cuneo and Mairesse (1984) 运用1972-1977年182家法国制造业数据发现R&D产出弹性在科学研究型部门是0.21, 而非研究型部门仅有0.11;Hall and Mairesse (1995) 运用1980-1987年197家法国制造企业数据测算的R&D产出弹性范围在0.05-0.25之间;如Griliches and Mairesse (1990) 、Dilling and Hansen等 (2000) 利用日本、德国和丹麦等国的企业数据测算的R&D产出弹性分别在0.20-0.56与0.12-0.15范围内;Jefferson (2004) 等人利用1997-1999年中国5451家大中型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R&D产出弹性约为0.24。在企业微观方面的研究, 不论采用何种企业类型, 运用横截面数据测算的R&D产出弹性都为一正值, 其大致范围在0.1-0.2之间, 统计上也是显著的, 而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所测算的R&D产出弹性不仅数值大大减少, 一般范围在0-0.1之间, 而且统计上显著性降低, 其中大部份还不显著。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要么是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根据它们在GDP中的份额计算所得出的 (重复计算问题) 或者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所导致的, 因而时间数据所得的R&D产出弹性不仅数值减小, 统计上也往往不显著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2005) 。不论是横截面数据, 还是时间序列数据, 现有的大量研究有足够的证据显示R&D活动的投入会显著增加产出, 否则近20年数据不会显示私人企业R&D活动的支出在GDP份额中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这一事实充分地表明R&D活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运用产业层面的数据研究R&D活动对生产率的贡献方面, Griliches (1980b) 利用1959-1977年期间的美国39个制造产业数据测算的R&D产出弹性范围在0.03-0.07;Mansfield (1988) 利用日本制造产业数据发现R&D产出弹性是0.42;Verspagen (1995) 利用11个OECD国家的产业数据发现R&D产出弹性范围在0.02-0.17之间;Coe and Helpman (1995) 利用1971-1990年期间的国家间总的宏观数据, 发现R&D活动相对于TFP的弹性在OECD中的G7国家是0.23, 而OECD非G7国家则是0.08;Commission (1995) 运用1975-1991年期间澳大利亚产业的数据测算的R&D产出弹性是0.14, R&D活动相对于TFP的弹性则是0.02;吴延兵 (2006) 利用2002年中国28个制造业测算出R&D产出弹性约为0.1, 在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基础上, 吴延兵 (2008) 利用1993-2002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中国大型工业的R&D产出弹性, 测算的范围在0.1-0.3之间。在利用产业数据研究R&D活动的产出弹性, 由于所选择产业的不同、年份、国家的不同, 测算出的R&D产出弹性的值存在很大的出入, 但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利用产业数据测算的R&D产出弹性值范围在0.1-0.2之间, 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这表明R&D活动对生产率或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R&D活动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

大量有关R&D活动的研究揭示R&D活动具有溢出性的特点, R&D活动的溢出导致了其私人收益会低于它的社会收益, 私人企业得不到R&D活动所产生的全部收益, 这抑制了私人企业从事R&D活动的热情, 结果市场体制内R&D活动的不足。

在研究R&D活动的私人与社会收益时, 主要从企业或者产业的角度进行测算。在企业角度方面, Link (1981b) 利用1971-1976年期间174家美国企业, 发现R&D活动的私人收益是零, 而在化学产业的33家企业的私人收益则是0.07;Griliches and Mairesse (1983) 利用1973-1978年期间528家美国和法国企业, 发现R&D活动的私人收益是0.28;Odagiri and Iwata (1986) 利用1966-1973年期间日本135家企业, 发现R&D活动的私人收益是0.2;Nadiri (1993) 利用企业微观数据, 发现R&D活动的私人收益0.2-0.3之间, 而社会收益则高达50%。许多相关研究进一步测算产业里的R&D活动私人与社会收益问题。在产业角度方面, Sveikauskas (1981) 测算出R&D活动的私人收益在0.07-0.25之间, 而它的社会收益则在0.5左右;Mansfield (1977) 并没有测算产业R&D活动的私人与社会收益的数值, 而是计算中位数, 产业R&D活动的私人收益的中位数是0.25, 而社会收益的中位数是0.56;Bernstein and Nadiri (1991) 运用加拿大的产业数据, 发现R&D活动的私人收益范围在0.15-0.25之间, 而社会收益的范围则在0.2-1.1之间。关于R&D活动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方面的研究表明, R&D活动的私人收益比较高, 其收益比一般的物质资本带来的收益高, 而R&D活动的社会收益则更高。这一研究结果表明R&D活动不仅给创新企业带来较高的回报, 带来较高的风险溢价, 而且还带来相当可观的社会回报, 从而驱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经济增长。

总之, 不论是测算R&D活动的产出弹性, 还是测算R&D活动对TFP的影响, 抑或是测算它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问题, 如果不能准确计算R&D活动的资本存量, 其大量的研究显示, R&D活动的产出弹性、对TFP的贡献、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 这些数值都比较高, 这些结果表明R&D活动对长期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1]、Cuneo, P.and Mairesse, J..Productivi-ty and R&D at the Firm Level in French Manufacturing, in Griliches, Z. (ed) , R&D[M].Patents and Productiv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2]、Dilling and Hansen, M., Eriksson, T.and Madsen, E.S..The Impact of R&D on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Danish Firm Level Data[J].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2000 (2) .

[3]、Griliches, Z..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10) .

[4]、Griliches, Z..R&D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 .

[5]、Griliches, Z..Productivity, 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1970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6) .

[6]、吴延兵.R&D与生产率[J].经济研究, 2006 (11) .

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篇3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单独二胎

近期，十八界三中全会对单独二胎政策予以放开，重新对人口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逐渐的成为我们大家讨论的话题。从刚开始单个省市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到其他省市积极申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中。之所以大规模调整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密不可分。据国家许多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严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劳动力，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活力丧失，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停滞。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当前国情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它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迅速激增的情况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迸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过慢，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逐渐趋于缓慢，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目前，学者们都在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口的这一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水平。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并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科学技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更新并长时间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我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我国劳动力的稳定和充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总的来说，人口的增加，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所要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同时还有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等。

通过对人口比例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其相应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的转变、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等因素，在此情况下，我们势必需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控制生育，加快人口减少，促使年龄结构变化等实现对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改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健壮青年人多对国家发展有利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影响的理论和重大贡献，也是运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举措。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取决于我国其他重要的政策环境，包括贸易、教育、劳动力、经济制度等。

二、我国实现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要想使经济增长，需要使技术条件进提高、提高生产率。根据一些理论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对此进一步进行解读，则需要包含以下的方面：

1.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使得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财富消费也同时减少，促进了劳动力所造成的增长效应的实现;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目前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生。

三、结论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通过对我国国情进行考察，保持人口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过低的生产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力度，阻碍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减退。因此，稳定的人口和完善的生育水平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条件，未来我们也需要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前行。当前，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得到迸发，加快促进我国的經济发展。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环境，也会给人口带来大的波动变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可能给资源环境带来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08：33-34

[2]贾绍凤，孟向京.中国仍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06：137-139

[3]杨金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D].河南大学，2012

消费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篇4

一、 前言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 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 消费的总量与结构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消费  占GDP比重% 居民 消费比重% 政府  消费比重%

1978  16.68    85.1     15.71   94.0   0.97    5.8

1979  17.46    85.6     16.65   93.9    1.09   0.6

1980  19.10    86.0     17.85   93.5    1.25    6.5

1981  20.64   79.6      19.16   92.8    1.48    7.2

1982 22.38    71.7      20.83   93.1    1.55    6.9

1983 24.00    70.7      22.09   92.1    1.91    8.0

1984  26.12   62.0      23.37   89.4    2.76    10.6

1985  31.58   58.3      28.05   88.8    3.53    11.2

1986  36.81   59.4      32.70   88.8    4.11   &

nbsp;11.2

1987  40.00   60.2     35.83    89.2    4.17    10.4

1988  48.7    59.0     43.22    88.6    5.55    11.4

1989  57.27  57.1     48.99     85.5    8.28     14.5

1990  66.29  52.2      48.45     73.1   11.31    26.9

1991  72.87  52.1      56.86     78.0    15.93    22.0

1992  95.58   43.4     75.18     78.7    20.40    21.3

1993  127.92  42.7      98.04    76.6    29.88    23.4

1994  156.47  41.1      124.55   79.6    31.92    20.4

1995  188.50   46.2    153.09    81.2    35.41    18.8

  208.87、 53.6     168.27    80.6    40.60    19.4

   222.33  54.5     176.82    79.5    45.51    20.5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 、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 Y (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 Yd (2．2)

C=a+b* c* Y (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

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 C/D Yd=D C/(b* D Y)=1/b* D C/D Y （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 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 单位：元

--------------------------------------------------------------------------------

年份  职工平  居民人均  农村居民   人均储蓄存   居民人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 可支配收入 人均纯收入 款年末余额   均消费

1990  1980    1575       778        802       852     698      1436

1991  2194    1726       916        1039      866     667      1609

1992  2720    2318       1026       1680      1128    819      2252

1993  3501    3072       1320       2699      1449    1064     2813

1994  4485    3920       1620       3369      1814    1259     3723

1995  5340    4770       1872       3978      2197    1548     4345

1996  5476    4926       2156       4619      2376    1726      4444

1997  5664    4850       2382       5041      2458    1802      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

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 1，1997年扩大到2.5: 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 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 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

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

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 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 瑁?涌炫┮稻?梅⒄共椒ィ?偷叵??S嗬投?Γ?潜赜芍?罚??蓖乒憧蒲Ъ际酰?迪峙┮挡?祷?⒄梗?佣?锏皆黾优┟袷杖耄?黾优┟裼行?枨蟮哪康摹?/P>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纱耍?颐侨衔???迷龀な蔷?弥柿康奶岣撸?Φ卑??肪潮；ぁ⒆》刻跫?⒔逃??健⑷司?杖胨?健⑷司??阉?健⑵骄?て谑倜?⒖萍己?康鹊雀拍钅谌荩?饩褪俏颐堑脑龀す邸?/P>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杨宽宽、俞肖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cher, Macroeconomics, 李庆云、刘文忻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浅论中国的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 篇5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许多新成就，但在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中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消费投资增长较弱;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利率效应不够明显，金融调控任务艰巨;我国在未来仍可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这些问题相互影响，互相制约。本文选取了一些国家(美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结合国际比较分析，进一步认识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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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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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

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论文 篇6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以江苏省为例,运用金融发展的两个指标即货币化程度(M2/GDP)和证券化程度(S/GDP)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江苏省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江苏省在今后的金融深化过程中,要在提高金融中介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等方面努力.

作 者：张兵 胡俊伟 ZHANG Bing HU Jun-wei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江苏,南京,210095刊 名：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3(2)分类号：F301关键词：金融发展 货币化程度 证券化程度 经济增长

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论文 篇7

自1994年我国实行税制改革以来, 税收收入和GDP都取得高速的增长, 表现出税收弹性较高。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税收弹性 (税收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 大于1.2, 不利于社会平均税负的实现, 为此, 本文从现状出发, 对影响因素进行数理分析, 并给出相应解释。

二、文献综述

对于导致税收收入增长幅度长期超于GDP增长幅度的原因, 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朱红琼 (2007) 选取1978-2005年的数据, 得到结论:经济增长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税收就会增长0.2个百分点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宏观税负与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田关玉、蒋新昆 (2011) 用1994年到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样本分析, 对税收的高增长给出解释为: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国家政策的因素但是经济的发展是主要原因;李建英, 陈平 (2012) 指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税收体制是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 并对税收收入超过经济增长给出了相应的解释, 是因为价格因素和统计口径差异、累进税率制度等因素。

三、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凯恩斯学派。

凯恩斯学派认为, 社会经济的滞后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经济危机, 为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 就需要用国家的消费和投资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 来刺激有效需求, 因此,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国家应该减低税负水平, 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运用税收手段对收入进行调节, 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 最终使得宏观经济恢复稳定增长。

2、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最为有名的就是“拉弗曲线”, 该曲线说明经济增长与税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该理论认为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 只有保持适当的税率时候, 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 在一定税率条件下, 国家的税收随着税率的升高而增加, 一旦税率超过转折点, 国家税收会随着税率的升高而减少, 即税收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 该理论认为在税率上存在一个“税率禁区” (图中阴影部分) , 因为在取得等量税收收入的情况下, 该部分实行的税率比左半部分要高, 过高的税率会损害经济主体活动的积极性, 导致缩减生产规模, 最后税收减少。

3、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罗默和卢卡斯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开始, 出现了把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的新研究方向, 该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和作用的那么税收政策就可能对增长率产生影响。因而, 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 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来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与研究开发, 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

四、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1994年税制全面改革以来, GDP总量和税收逐年增长, 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得到1994年到2012年的相关具体数据, 可以看到1994年以来, 我国税收收入稳定快速增长, 税收收入占DGP比重稳步提高, 国家财政实力显著增强, 但税收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保持同步, 有些年份税收低于GDP, 有些年份, 税收高于GDP, 总体来看税收的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1、GDP与税收的相关性分析:。通过对税收 (Y) 与GDP总量 (X) 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回归方程:

可以看出方程的可决系数R2=O.9945, 表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很好, 说税收收入可被GDP解释的可信度为99.45%, , 相关系数为r=0.996, 表明我国税收收入与GDP之间正相关, 从t值看, 方程中的两个估计量都通过检验, 最后, 预测回归方程是完全可信的, 弹性系数为0.217, 说明GDP每增长1亿元, 税收收入可增加0.217亿元。

2. 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以税收收入增长率 (Y) , GDP增长率 (X) , 对数据回归分析, 可以得到下面的回归方程:

判定系数R2=0.116, F统计量为2.23,

可决系数R2=0.116, 表明税收收入增长率可被GDP增长率解释的可信度只有11.6%, 可信度值不高, 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差, 相关系数r=0.37, 表明税收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程度不高, 但是两者的影响是正的, 同时说明其他因素对税收收入增长率发挥着重要作用, 下图是税收收入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对比图:

五、结论

综上可以得到: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高速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而影响因素有:

首先, 经济因素为主导, 包含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 其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 其产值比重不断加大, 国家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动情况;其次是国家的政策因素, 在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后税收增长速度就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 最后是税收征管能力的提高, 经济决定税源, 制度决定税基, 征管决定收入, 随着我国征收管理、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健全, 税收收入的规范必将上升一个台阶。

最后, 经济决定税源、制度决定税基、征管决定收入, 希望能够协调各方利益、调动各方积极性去促进发展, 随着我国税制的不断完善, 会使税收增长和经济增长实现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

参考文献

[1]吕冰洋, 李峰.中国税收超GDP增长之谜的实证解释[J].财贸经济, 2007

[2]张晓丽.经济增长与税收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J].时代金融, 2011

[3]林雨、幸伟, 我国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A].商场现代化2008

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借鉴与启示 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可持续发展

一、 前言

建国六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着提高。但是,非集约化生产和粗犷型发展方式导致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已经明显影响到和谐型社会的建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幸运的是,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于此,本文梳理了经济增长理论,以及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国内目前经济面临的一些困境,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二、 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提出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随后各国学者对经济增长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有梭罗(R. M.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以及后来卢卡斯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思潮的兴起和实践,一些学者提出了跨国经济增长理论。不过,总体上看,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做如下大致区分:

1.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作是哈罗德一多马(Harrod-Domar)模型。哈罗德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其模型假定生产过程所需的资本设备和产量成固定比例。多马则主要围绕投资的二重性来建立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从需求角度来看,投资通过凯恩斯的乘数效应过程决定国民收入的实际水平;从供给角度来看,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规模而对潜在的生产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将提高国民收入的潜在水平。上述模型都强调储蓄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模型建立在生产要素组合为固定比例的严格假设之下,即不论经济起始状态的人均资本处于什么水平,最后经济增长会朝向长期稳定状态收敛,当达到长期稳定状态时,各国的人均资本与每人产出与经济增长率都将一样。 因此,古典增长理论无法适用于长期分析。

2. 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Solow)和斯旺(Swan)1956年几乎同时提出的Solow-Swan模型,舍弃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Leontief 型生产函数, 改以生产要素可以替代的新古典(Neoclassical)生产函数,所以又称新古典增长模型。在这个新模型中,假设投入要素比例和要素价格都可变动;若劳动力增长率大于资本存量增长率,劳动工资将会下降;反之,劳动工资将会提高。通过价格机制使低廉的生产要素代替价格较高的要素,产量与资本的比例值是可变动的,产出增长途径就有内在安定性,不会发生H-arrod-Domar的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刀锋边缘”(Knifeed-ge)的情况。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揭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方面比古典模型前进了一大步,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均衡增长率是“外生”固定的劳动增长率,没有考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因此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都被称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

3. 新经济增长理论。1986年,罗默(Romer)借鉴其他学者的思想,将“知识”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带进生产函数当中,使得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为固定的规模报酬,而对社会而言,则为递增的规模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不需借助外生变量就可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来源。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进一步的,卢卡斯(Lucas)1988年将人力资本的累积效果考虑进来,由单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扩充为两部门进行分析。在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的情况下,竞争均衡时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将会小于实质资本增长率;若不考虑到外部性,则人力资本增长率将会等于实质资本的增长率。Lucas 视人力资本与实质资本同为生产要素,可以通过投资行为来累积。

三、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

国际经验和我国经济实践都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不论是早期的威廉·配第根据英国经济实践总结的经验性学说,还是后期的钱纳里等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个国家发展经验的实证研究,都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即经济总量的增长依赖结构的转换,结构因素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贡献。而其他学者对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1. 配第—克拉克定理。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经验性学说。他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

受到配第思想的启发,科林.克拉克(1940)通过开创性的统计分析和经验研究,揭示了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结构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1940年他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他认为,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是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造成的。这一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2. 库兹涅茨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7)发掘了各国的历史资料,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从库兹涅茨主要的代表作《现代经济增长》和《各国经济增长》等来看,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内,研究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是他探讨的一个重点。总体而言,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部门的变化都同总量的变化相互联系;而且只有把部门的变化结合到总量的框架中时,才可能对它们加以适当的权衡比较。因此他认为,在总量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首要的是总量增长,即:总量增长从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引起需求变动的主要原因,并进而引起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动。

3. 钱纳里等:引入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鲁宾逊、钱纳里、费德等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结构变量来研究经济增长,以统计分析来说明结构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霍利斯.钱纳里和他的同事赛尔奎因等借鉴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研究成果,通过各种形式的比较研究,在对结构转变和影响结构转变的多种因素作深入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归纳出一些基本的发展模式,以及各国经济发展与结构变动的不同特点,得出了包括“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的一些规律性的事实与结论。

4. 帕西内蒂的结构动态经济学理论。由于认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有严重缺陷,帕西内蒂(L.L.Pasinetti)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称为“动态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模型中,他认为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和更有效地利用技术——主要表现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的转移,就会加速经济增长。帕西内蒂考察了经济增长的三种可能情况:①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引起的,不存在技术进步;②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引起的;③经济增长是由结构变化引起的。经过研究,他认为第三种情况是更一般、更现实的情形。帕西内蒂强调了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促进作用:只要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适应需求的变化,能够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劳动和资本能够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动就会加速经济增长。

四、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现状与困境

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我国经济遭遇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时刻,但在中央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积极应对危机的努力下,扭转了经济持续下滑的态势,实现经济逐季上升的复苏。然而2009年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家提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方针,从实施情况看,排在第一位的“保增长”的成效比较显着,但是,“扩内需、调结构”进展仍然相当滞后: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暴露出来的、原来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保增长”更多的依赖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又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进一步失衡,从而使矛盾进一步凸显:

1.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在大规模投资计划实施过程中,部分行业出现新的过剩产能,给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更大的困难。比如,在实现“保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反弹,特别是靠房地产和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的拉动,不惜重新让已关停的条钢、小炼焦、小冶炼等“两高一资”企业重新开工,与低碳经济战略背道而驰。

2. 资源环境严重失衡。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带动物资投入的传统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人均拥有量来衡量,我国是一个资源贫瘠国,我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超出极限,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

3.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过度向政府特别是国有企业倾斜,进而对社会资本产生部分“挤出效应”,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机会。不仅使得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而且诱使“国进民退”,进一步缩小了民营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内的发展空间。

4. 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失衡。政策过分向基础设施和“十大产业”振兴投入倾斜,对民生事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支持不够,不仅造成投资与消费不平衡,而且造成居民收入和职工工资在国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分配中比重越来越低,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内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

五、 建议与总结

1.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分析,中国今天的问题,暴露出经济结构由来已久的软肋,即中国经济内部失衡严重,内需和外需严重失衡,消费率太低。应对危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劳动投入和技术、资本投入占比。要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自然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化为依靠就业增加、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进步与效率的提高的发展方式转变。

2. 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60%),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与高耗能、高资源投入的资本密集型相一致的第二产业的超比例发展,同样不可避免带来了“相对过剩人口(失业人口)”的问题日益严峻,城乡之间、居民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资源能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日益不断恶化。因此,大力发展综合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先导和支撑行业,能够直接和间接提升与支持第一、二产业的效率;另外,支持与国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科学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住宅建设、金融商贸、旅游通信和社区服务等生活型服务业的发展,也能够直接提高人力资源生产效率,并提升国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

3.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中国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滞后的根源主要在于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也是高能耗经济和高碳经济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体制基础。在这种政府和国企指导型的投资增长模式中,中国产业长期呈现出超重化工业和资本密集化方向,必然带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消费。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投资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面临严重的压力。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创新驱动代替生产要素驱动,已经成为必然与现实。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培育新型和绿色产业,如新型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作为产业培育的重点,加大对这些产业的基础研究投入,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等优惠措施,鼓励投资者将资金投资到绿色投资项目中,而不是目前资金集中的高能耗,高排放的矿业和初级加工业。

参考文献:

1. Chou, R. K. and G. H. K. Wang.Transaction tax and market quality of the Taiwan stock index futures,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2006,(6):1195- 1216.

2. 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北京:北京经济出版社,2003.

4.克鲁格曼.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1994,(73):10-12.

5. 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BFX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波,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