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科学哲学十篇

比较科学哲学 篇1

关键词：哲学,科学,计算机科学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 (1868-1940) 曾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屏科学而治科学, 则易涉臆说;远哲学而治科学, 则不免拘墟。两者可以区分而不能离绝也。今日最持平之说, 以哲学为一种普遍之科学, 合各科学所求得之公例, 为之去其互相矛盾之点, 而组织为普遍之律贯。又举普遍知识之应用与各科学而为方法, 为前提者, 皆探寻其最高之本体而检验之。”哲学追求普遍规律, 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哲学作为普遍知识又必从方法, 前提等根本方面对自然科学有所帮助。所以既不能远离科学而治科学, 也不能远离哲学而治科学, 二者本应相得益彰。

一、科学需要哲学

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思想的精华, 是人民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当然也是科学工作者所需要的精神食粮。这种精神食粮能使科学家具有一种哲学的头脑和眼光, 有助于提高对问题的分析力, 统摄力, 洞察力和判断力。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都深有体会。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所说:“爱因斯坦以探索理论物理学的基础, 解决物理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生地主要任务, 这就迫使他比较深入地接触到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他认为, 物理学家在理论革命时期必须亲自去作哲学推理。他少年时代就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 青年时代读过大量的哲学著作, 他在科学上之所以能缺德重大突破, 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哲学的批判精神。”我国许多科学家对于哲学的积极作用也都深有体会。例如, 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在1958年说了这样一番话:“我钻研业务多年……也摸索出一套进行研究的方法, 像处理问题应该怎样入手, 怎样去看问题, 怎样克服困难, 怎样从失败和错误中取得教训, 等等。当时倒也‘自鸣得意’, 因为这些道理在科学技术书籍中是学不到的, 算是我的科学研究心得吧。以上说明, 好的哲学作为一种好的思维方法, 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分析和处理好实际遇到的各种关系和各种问题, 从而能够帮助科学工作者取得好的科研成果。

二、哲学需要科学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 自己的人民的产物, 人民的最精致, 最珍贵和看不出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蔡元培认为:“哲学是文化的中坚。”哲学要成为“活的文明的灵魂”, 要成为“文化的中坚”, 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更不可以是自封的, 必须想蔡元培所说的那样, 使哲学成为“融贯科学的哲学”, 既依据科学, 又超越科学。看来, 不论怎样定义哲学, 都是不能外于科学的。不论对于哪种哲学, 科学都是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更是开宗明义的阐明“要确定辨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今天, 计算机技术作为现代技术的标志, 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计算领域也已成为一个极其活跃地领域。计算机学科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发展, 并大大延伸到传统的计算机学科的边界之外, 成为一门范围极为宽广的学科, 它的研究道路上依然少不了自然辩证法的哲学指导。当然, 这也是哲学的也只将在计算机科学中获得营养, 并从中获取自己的研究方向, 从而促进哲学的研究。

科学哲学主义比较研究 篇2

关键词：科学哲学主义；库恩；拉卡托斯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4-107-2

0 引言

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和拉卡托斯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这两个模式有其发展动力和内涵。尽管他们对于哲学科学发展的真正历史还有距离，但却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引领人们领略到科学哲学理论内在的规律和本质，强化了对于科学哲学主义理论的认知。

1 从本体论视角比较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主义理论

1.1 科学哲学主义理论内容的比较

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与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有其共性，也有其不同。库恩是基于波普尔朴素证伪主义之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理论，则更为清晰化、细致化和规范化。

1.1.1 库恩范式科学哲学理论的内容

库恩范式理论是其科学哲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要了解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必须首先了解范式理论；而了解范式理论就要先了解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和关系。“科学共同体”是同一个领域的科学研究者的团队集体形式，他们对于该领域内的问题有接近的理论基础和兴趣，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互为前提的关系。范式理论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它在科学研究者进行科学实践时起到了引领和趋同功用。范式的这种信念支撑了“科学共同体”的理论认同，范式为该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科学研究的空间范畴，为科学研究实践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这种范式一旦存在理论结构上的缺失，就会使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实践偏离真理的轨道。

1.1.2 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内容

拉卡托斯建构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其学术背景是批判理性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的结合，涵盖了波普尔和库恩的合理研究要素，被称之为“精致的证伪主义”。其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①硬核结构。它是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基石，是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根本部分、不可否定的核心部分。②保护带区域。它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辅助性部分，主要用于应对硬核的质疑和批判，它通过对假说进行调整的方式或者用新的假说替代原有假说的方式，化解质疑，保护硬核。③启发法。有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两种，一种是正面地引导科学研究者进行某项工作，一种是从反向告诉科学研究者不能够去做些什么，从而避免硬核被否定。

1.2 科学哲学主义理论特征的比较

1.2.1 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基本特征

库恩对科学动态发展模式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它在科学动态发展模式中，阐述了科学是如何发展的、科学是如何进步的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波普尔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传承，将科学进步的理论进行总结，认为科学进步的脉络可以归结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常规时期—新科学危机时期，显示出一个初始到完善、从成熟到衰退的过程。

1.2.2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特征

拉卡托斯继承了波普尔的动态科学发展模式以及库恩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并增加了科学动态发展的进化阶段和退化阶段的交替发展内容。其中科学发展的进化阶段，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科学新问题的出现是对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完善和优化，而不是根本性的否定。科学发展的退化阶段，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二个阶段，这是指当保护带的调整或辅助条件的假设都无法保护硬核时，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不得不否定和创新，这也是科学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时期，进入了科学的退化阶段。新旧纲领的替换，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三个阶段，它是用新的科学研究纲领替代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前提是旧有的科学研究纲领已经对新的问题无法适应和调整的状态下而产生的，这就使科学实践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过程。

2 从认识论视角比较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主义理论

2.1 科学进步观的比较

在科学进步的领域之内，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一种共同信念；拉卡托斯却认为，科学的进步是由于经验的不断累积而生成的。

2.1.1 库恩的科学进步观点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内心中的共同信念。科学并不存在进步的问题，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信念的改变问题，是一种心理因素。他对科学进步的态度表现为不认同继承或者发展之说，他引用了格式塔转换这个概念，认为新旧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相联性，只是“科学共同体”对于外部世界认识的改变，当范式无法解决某一问题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其他的范式工具。

2.1.2 拉卡托斯的科学进步观点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存在内在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其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中，他认为科学是经验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进步。尽管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我们也看到，科学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不断认识和认识能力的不断增强。

2.2 科学真理观的比较

2.2.1 库恩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在真理观态度上，库恩所创立的范式理论蕴含有实用主义的思想。他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这便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的。他对真理的态度也建立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并具有浓厚的心理学概念。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认为真理客观存在，而认为真理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中科学研究成员的心中。因此，库恩并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而侧重于对科学实践者心中的范式感知。

2.2.2 拉卡托斯的经验主义真理观。

在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之中，拉卡托斯以经验作为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基础。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的真理以外部经验的真假为前提。即如果外部经验是真实的，则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也是真理；而如果外部经验是虚假的，则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就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拉卡托斯的认识中，认为任何理论都以经验为前提，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唯心主义观点迥然不同。

2.3 认识方式的比较

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认识方式，是在科学实践者达成科学共识的前提下建立的理论，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称为科学理论；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则认为，在经验不断累积并且不断地有预想的空间理论，才能够被称为科学理论，他注重的是量变到理论质变的过程。

3 结语

综上，库恩提出的范式科学哲学主义理论与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都是科学哲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学说内容，他们是以前理论的批判性传承，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两种科学哲学理论的比较和辨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依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来研究科学史，并深入认识科学哲学观理念和思想。

参 考 文 献

[1] 王有全.拉卡托斯纲领与经济学方法论[J].商业时代，

2011（27）.

[2] 申宁.浅析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J].科技创业月刊，2011（2）.

[3] 斯洪桥.析《淮南子》天人同构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4] 周文华.论科学划界的标准[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5] 曾三侠.论范式的两种建构[J].滁州学院学报，2010（1）.

[6] 阮春晖.宋明儒学中的异端之辨[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7] 王鑫.解析库恩范式[D].曲阜师范大学，2012.

比较科学哲学 篇3

科学问题哲学解与科学解的比较研究

科学问题的科学解和哲学解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从其内涵角度来看,二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时代所提供的解答科学问题的.科技知识条件,对科学问题进行解答的层面和方法,以及由此决定的二者的实质等方面;从其特点角度来看,二者主要表现出准确性与思辨性、可证性与待证性、应时性和超前性等的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化科学研究、正确认识现代科学、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等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 者：刘冠军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山东,曲阜,273165刊 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132(2)分类号：N031 N032关键词：科学问题 哲学解 科学解 差异 内涵 特点 意义

科学与存在哲学的对话 篇4

关键词：主体此在检验蕴涵隐喻

中图分类号：B0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9—182-02

1、科学与存在哲学调和的理论可能性分析

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随着这些负面影响的扩大，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面对这样的危险境地，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来自西方世界的反科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反科学思潮又集中体现在对技术的反对上。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理性剖析，既不应该一味辩护，对反科学思潮采取强烈的排斥态度，也不应该盲目迎合，转向对科学的无情批判。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我们应该“沉思”，去“思”，“一切皆取决于我们对此升起的思索，并且在追思中守护这种升起。”“沉思需要这种鼓励，但不是为了应付偶然的困境或为了粉碎对思的敌意。”通过思考，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辩护与批判指向的都是科学本身，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科学的存在，对科学辩护与批判也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将精力集中于对反科学思潮的反驳，不如借助反科学思潮的对科学的反思，重新面向科学本身，弥补科学自身的不足，进而使得科学更好的存在。

无论是建立在传统形而上学传统下的科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最终指向的还是人类自身，在存在哲学中，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此在”。也就是说无论批判或是辩护，大家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如何能够让人类更幸福的生存。据此，本文将从存在哲学的领域对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进行存在哲学的沉思，实现作为科学认知主体的人与存在哲学的“此在”的调和，让科学与存在哲学在人的意义上握手言和。

在沟通具有可能性的前提下，如果单单只是对“科学”这两个字进行的分析，一显得的抽象，二显得过于单薄。无论是科学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还是作为理论成果的科学，都体现着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可以说，科学的具体展开过程与科学成果，就是科学创新与继承的体现与结果。因此，本文将对科学的分析，定位为对科学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分析。

2、从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到检验蕴涵与隐喻的理论过渡

“在我们的语言中，踏上一条由事实本身出发而选择的征途叫作sinnen，即：沉思(sinnen)。沉思的本质在于：探讨意义(Sinn)。这意味着比单纯意识到某物更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有意识，那么我们还没有在沉思。沉思比这更多。它是对可问之物的泰然处之(Gelassenheit)。”海德格尔告诉我们面对科技的负面效应，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沉思，而不是盲目的遵从。

没有作为科学存在状态的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科学对存在的把握就无法展开，也就不可能会从哲学中成型出作为把握存在的一种方式的科学，更不可能形成科学自身的演绎变化。“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论知识只是此在(Dasein)在世(in-der-welt-sein)的一种特殊模式……此在最基本的存在模式在于此在对世界中存在者的牵挂(Besorgen)”当实证性的科学理论成为牵挂的存在状态，也就暗示着科学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特殊模式的诞生，从思辨性的哲学的牵挂的存在状态到实证性的科学理论的牵挂的存在状态这一个过程中，充分显现了作为科学存在状态的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也正是由于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显现，使得科学成为此在在世的一种特殊模式得到显现。

此在的基本存在结构是在世，而在世的存在状态是烦。此在的存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环节，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结构整体，这个结构整体即是烦。科学理论知识作为此在(Das-ein)在世(in-der-welt-sein)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基本存在结构仍然是在世，这种此在在世的特殊表现形式归属于在世的存在状态烦的整体性结构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或环节，这样作为在世存在状态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或环节的此在，即作为科学理论知识的此在的在世存在状态是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其本质存在状态仍然是烦。而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展开状态是通过科学的实证性，更具体的说是隐喻与检验蕴涵来现身和领悟的，只有揭示了隐喻与检验蕴涵，才能揭示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存在。这时才能使作为科学理论的此在与存在融为一体，在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不断涌现中，实现作为认知行为层面上的创新性与继承性的显现。创新性与继承性才成为创新性与继承性本身。正是由于隐喻与检验蕴涵，才使得创新属性与继承属性的存在得以被揭示，创新性与继承性对科学而言才成为可能。

在存在哲学领域下，通过对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的分析，问题交到了检验蕴涵与隐喻的手里，接下来，本文将基于检验蕴涵与隐喻对传统形而上学与存在哲学进行调和，实现科学与存在哲学握手言和。

3、科学与存在哲学的理论调和

检验蕴涵：“如果H则I，这里I是描述被预期的可观察现象和陈述句。让我们说I是由H推出的或被H所蕴涵的；让我们称I为假说H的检验蕴涵(tesl implication of hypolhesjs)”所谓检验蕴涵，是从一个科学假说中推导出来的可被用来实验检验的可观察现象和陈述句，它是被这个假说所蕴涵的。

隐喻：“英文词“melaphor”(隐喻)首现于16世纪，来自古希腊动词“metapherein”，其最为基本的内涵是表示一种意义的转换或转移。”。“隐喻的本质是根据甲事物来理解和体验乙事物。”在这里，隐喻不再是一种表达方式，而是一种概念化方式。隐喻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这就把隐喻上升到人类认知高度来认识，并以此来解释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

“海德格尔明确地说：“只有当此在存在着时，牛顿定理，矛盾原理以及任何其他真理才是真的。在有此在以前没有真理；在不再有此在之后也不会有真理。”“这种把真理看做纯粹以个人对自己的存在的领会为转移的观点，必然导致真理上的主观主义。”。本文以为不然。这句话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即正是在有此在以前没有真理：在不再有此在之后也不会有真理这个意义上，存在哲学弥补了主客二元对立带来的人的认知的局限性，赐予了人对存在无限的认知可能性。对于这个观点，本文认为应该审度的分析，我们应该在真理的主观主义赐予人对存在(真理)认知的无限可能性的基点上，回过头来，以存在为基础，认为存在本身就是真理。这就一方面保证了真理的客观性，同时认可了人对真理认识的无限可能性。

如果我们沿着以主客二元论为学特征的传统形而之路，继续分析科学的创新性与继承性的根源，那我们只能追溯到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科学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体现为科学

的否证性，核心问题则是科学的真理性问题。若进一步追问。作为一种认知方式的科学为什么会存在局限性?从主客二元论的立场来分析，科学之所以具有局限性，是因为它只是一种人的认知方式方式，即认识的主体是与对象化的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性的人。

这里的主体性的人来源于笛卡尔二元论建立后带来的认识论转向。“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方法论的第一原理，这为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原则奠定了基础”。“直到笛卡尔时代，任何一个自为地现存物都被看作‘主体’；但现在，‘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物本身成了‘客体’。”P882“然而，由于作为主体的‘我“从存在论上被规定为物’，以之作为出发点的认知方法必然不能揭示，反而会遮蔽存在的意义。”只要认识的主体是与对象化的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性的人，那这种认识方式就一定存在着局限性，因为“我”作为别具一格的主体本身就具有局限性，本文指的这种局限性说的是人的体质方面的局限性，即：仅仅依靠人自身的视神经系统。是根本不可能看到原子，分子的。如果在这种认知局限性的限制下，人依旧以科学的力量妄图认识一切真理是不可能的。

面对如此只能通过人的进化才能弥补的局限性，“我”又为什么能那么肯定理论实体：分子与原子，甚至电子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其它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因为它们——在数学上——只有通过与最高原理及其‘主体’(我)的因果说明关系才获得它们的物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分子，原子，电子这些超出人眼所能及的微观粒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符合在数学理论上的因果关系的一致性，因此它们是存在的。按照海德格尔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理论上的因果一致性就一定等于“物自体”世界的一致性，再追问便会陷入到“休谟问题”的泥潭里，最后我们只能说，科学本身是一种信仰。这是本文不希望看到的答案。海德格尔在对物性进行定义的时候。忽略了特属于科学假设的检验蕴涵。并不是所有在数学理论上因果一致的物体就一定是存在，它必须具有检验蕴涵才可能存在，这也便是科学假说下的物体最真实的地方。

可是检验蕴涵始终是来源于H的，即科学假说。科学假说中涉及到的新概念，不可能凭空出世，或者断裂般的出现，这本身也不符合检验蕴涵的要求。一个新概念，新假说的诞生，只可能建立在旧概念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旧概念，建立对应规则，实现检验蕴涵。既然新概念的出现不是断裂般出现，而是具有连续性，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一个概念怎么可能既新也旧呢?科学要想达到这样的可能，就必须借助隐喻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体现了“此在”的无限可能性。

“我们可以用简单扼要的一句话来陈述科学的本质。这句话便是：科学是现实之物的理论，”这里的科学理论可以理解为对现实之物的隐喻，类似的，在存在哲学中，存在本身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存在没有现实的，独特的规律性和本质，不能给它下定义。揭示它的途径也只能是通过对各种对存在的沉思与解释学方法，这在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是对存在的一种隐喻，通过隐喻我们是可以实现理论与现实之物本质上相互接近的，在存在哲学中，隐喻的实现方式是沉思。而隐喻在科学中是能够通过检验蕴涵保障其客观性的。

我们应该破浪于沉思，而不是被沉思所淹没，仅仅沉思，最后的结果只会是虚无。我们不仅要学会沉思，更要懂得如何让沉思之光普照进现实，通过不断的沉浮去理解存在。只有在检验蕴涵的保证下，借助隐喻，我们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释放沉思的力量，进而不断的去揭示存在。

科学哲学学习心得 篇5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会铭记这个日子，5月17日，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的讯息连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的精神通过微博、微信和其他媒介手段在无以数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间传递，在他们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不止于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甫一发布，迅即在全社会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各大媒体争相传诵，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然感受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气息。毫无疑问，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堪称创新立国、文化兴邦的盛举，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广大思想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企盼已久的。

毋庸讳言，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的充分认可，同时还表达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因此，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很走心，特提气。诚挚亲切的问候，诚恳交流的态度，无不展示着朴实亲和的魅力。而那些平易近人的言语，更能体现习对于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怀、肯定和勉励，使人油然而生股股暖意。身处一个功利化的时代，人们无法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因其所投身的事业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不受重视、甚至被迫边缘化的事实，尽管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并不曾因此而否认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样的话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口中说出，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谓和意义。毫无疑问，这样的话语，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该是多具分量的认可和肯定，又该多么的走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这些言语，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该是何样的勖勉和激励，又该多么的提气!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众所周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有着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正因如此，在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等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他总是“在场”的，这成为以来他的全部工作的核心内容。故此，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急需“提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今天，他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的真诚呼吁，并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并勉励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这充分显示了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在这一点上，他还秉承了“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人的根本是人本身”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当然，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事靠人为、事在人为的原则。为此，他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毫无疑问，的这些言辞备加温暖人心，必将激发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热情从而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和创新动力。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正如他在《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所指出的：“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人民日报》12月5日)既肯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及其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这无疑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正是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确了使命，提出了任务。他勉励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与此同时，用六个“如何”提出了新形势下在意识形态建设及思想建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在政治建设、在文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他高屋建瓴地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方面大有作为。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党的以来，他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风格完全一致，显示了他一以贯之的“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其间充满着独特的语言魅力，并显示了强大的语言力量，十分值得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正如艾文礼所言，“因为有这些独特风格和魅力，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这些讲话和文章想听、爱读，听得懂、记得住，感触深、收获大”。他从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的问题意识出发，援引马克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名言警句，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而通观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全篇，其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毫无疑问，这对于解决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学术浮夸、学术不端等种种不良学风，从而促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是有实质性意义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已经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正如王伟光所言，“的重要讲话，立意深远、思想深刻，富有时代性、战略性、前瞻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凝结着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迫切期待，体现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律的新思想新认识。讲话具有巨大的理论说服力和思想引领力，是一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体地说，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确立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原则，同时还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进而，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他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他强调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其次，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此外，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既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又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凡此种种，无疑将成为繁荣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玛丽.赫西的科学哲学思想初探 篇6

关键词玛丽·赫西 假说-演绎学说 科学

中图分类号:B56文献标识码:A

玛丽·布伦达·赫西(Mary Brenda Hesse)是英国最著名的现代科学哲学家之一,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出版的著名学术杂志《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学术顾问。专门研究逻辑学、方法论、以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等的哲学解释。她被公认为“很有学问的人”,是革新的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她又多次到美国各大学讲学,善于吸取美国科学哲学的新成果,使其与英国分析哲学的“合理因素”相融合,形成一种既继承英国科学哲学传统又富于现代特色的理论系统。

玛丽·赫西于1924年10月15日出生在英格兰的赖盖特。曾就读于伦敦帝国学院的科学与技术专业,并于1948年获得该专业的博士学位。1949年,她又获得了伦敦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

她的大学教学生涯始于她接受了1951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做数学讲师的任职。从1955年至1959年,她一直作为历史与科学哲学讲师在伦敦大学任教。1960年,她首次被委任为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讲师,开始了在英国剑桥大学长期而杰出的工作。1968年,她被指派负责大学的读物。1975年她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的科学哲学教授,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赫西作为受邀访问过美国许多大学的教授,而为美国学者所熟悉。她于1962年到过耶鲁大学,于1966年到过明尼苏达大学,于1968年到过芝加哥大学,于1972年到过圣母大学。她从1977年到1980年一直担任在剑桥大学的斯坦顿讲师,并于1983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担任吉福德的讲师。她同时是科学协会、英国科学哲学学会和英国科学史学会的长期会员,并于1979年就任为科学哲学协会的会长。最后,她当选为英国科学院的一名院士。

她发表的许多专题论文涵盖在关于科学哲学主题的各类专业刊物上。她的著作包括《科学和人类的想象力》(1953年),《力量和领域》(1961年),《科学的模型与类比》(1963),《科学推理的结构》(1974),《归纳逻辑的应用》(1979年),《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和重建》(1980),以及与迈克尔·阿尔比布合著的《现实的构建》(1987)。这些专题文章和代表作在当时以至现在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影响。

作为科学哲学家,赫西的研究涉及了自然科学、方法论、本体论,以及自然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类影响。此外,还包括科学哲学是否可以人为地划分为“必然的”和“偶然的”方面,然后是赫西对科学哲学的相当一部分的批判可以作为用于她著名的攻击假设性的科学依据演绎理论的定义。此后我们将此称为假说—演绎学说(H-D theory)。正如卡尔·波普尔认为的那样,纯粹的逻辑演绎就足以达到进行科学推理的目的。根据假说—演绎学说的模型,科学研究开始于某种或某些假说,然后通过逻辑演绎能够从假说而得出观察的影响。

然而,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到假说的可靠性呢?根据假说—演绎学说,当“伪造”的假说验证失败后,应该在经过严格的尝试之后,接受一个科学的假说。在一定条件下首先完成通过经验性的结论演绎得出的结果,然后回归到实验中,以验证这些经验性的结论是真是假。如果取得预期的结果,那么证明之前的假设没有伪造,而且所得到的结论也是可以证实的。但是,如果预期的结果没有得到,那么这一假说就是伪造的。假说—演绎学说认为,如果取得预期的结果,也不能证实这个假说就是真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这种情况也许是建立在由真的或可能为真的假说通过错误演绎的方式得到的。例如,曾经出现过说明地球在宇宙中心的理论。不过,那些不符合理论的数据就可以证明假说是伪造的,从而假说—演绎学说认为,伪造是唯一合法的科学家的目标。

赫西坚持认为,尽管这一假说—演绎学说的科学描述是易于理解的,但是现实中的科学家们如何验证他们的假说却是难以协调的。一方面,由于疏忽而确定的伪造假说显示有利于那一假说的证据总是与验证假说的理由是无关的。这并影响科学家是如何实际操作的。她认为,当代科学和科学史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众多案例研究中逻辑缺陷的出现使她在工作中提出了所有证明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

20世纪80年代,赫西逐渐远离了纯逻辑问题,转而开始研究关于科学的问题,并将重点放在科学的社会分析问题上。她关注于科学与政治、哲学、宗教制度的相似和不相似的思考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她主张这样的说法:科学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受人为企图心的善恶控制,无可否认人类行为不单纯的领域已经涉及到科学之中。事实上,她非常幸福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没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可证伪性,是区别于其他人类信仰形式的科学。因此,她是如此乐于持有这样的信条,科学是众多人类知识形式之中的最好的概念。赫西认为,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相同偏见的共同主题。

注释

罗慧生.玛利·赫斯的科学哲学理论[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2).

比较科学哲学 篇7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理论创新--学习《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体会

中央[]3号文件提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特别强调了要进行理论创新和具有中国特色.这对于当前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教学与研究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为此联系这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

作 者：周肇光 作者单位：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上海,09刊 名：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00416(6)分类号：B815.9关键词：发展社会科学 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

比较科学哲学 篇8

关键词:人的本质;德国古典哲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075—02

人的问题历来是中外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人是什么”?何为“人的本质”?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理性即人性”的观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坚持原罪性恶论,认为人有原罪,人性就是欲望,欲望会把人引向罪恶,因而人性是邪恶的;近代的霍布斯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为了能够自我保存人对人像狼一样……这些传统的人性理论,各自从一定角度或层面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本文将要探讨的,是随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关对“人的本质”这一问题的阐释,并对此二者作一比较。

一、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人本观”概述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在人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从二元论哲学出发,把人分为二重存在:人既是感性存在者,又是理性存在者,并力图把人的感性和理性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看做既属感性世界,又属理性世界的双重存在者。

在伦理学领域中,康德认为,人作为感性存在者,受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支配,没有自由,这并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在于理性。康德说:“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把人当作工具。”他所强调的人的理性自由和“人是目的”体现了他对人的主体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高度重视,但它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因此,这种“意志自由”又是以哲学理论的形式怯弱的表达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要求和愿望。

在康德之后,费希特哲学创立了以“自我”为核心的学说,把“自我”、“自我意识”看作世界的本质,认为 “自我”是世界的创造者,在这种主观唯心的基础上,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思想自由,在抽象唯心的形式下,使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费希特所说的能动作用或行动,终究是停留在自我意识的范围之内的活动,没有什么实际效力。

谢林说过:“使人得到解放,脱离客观世界的恐怖,这是理性的一次大胆的冒险;这次冒险是不会失败的,因为人将随着认识他自己和自己的力量,而变得更加伟大。” [1]正是这次理性的冒险开始了理性脱离现实的进程。谢林对发挥理性的能动性所作出的贡献,就在于他在认识的主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认识的创造性。正是这种创造性,才能使人不仅区别于动物的某些本能的反映,而且使人能后借助于自己创造的手段日益深切地认识世界。

在宽广的理论基础上,黑格尔获得了丰厚的成果,黑格尔认为,“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 [2]。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精神,而精神是自由的。黑格尔首先强调人不同于和高于动物的本质,他指出:“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才有自由。” [3] 此外,实践观的萌芽已经潜藏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他认为,人的本质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的产物,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中才表现出来。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在人的本质观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但是,由于黑格尔把人类社会看作是绝对精神的一个发展阶段,把人也看作自我意识,因此就把劳动看作抽象的精神劳动,所以他的人的本质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费尔巴哈, 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者,他站在自然的基础上,对人的本质作了阐释,他所讲的“人的本质”始终是指人作为自然生物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就是“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为了维持生存,除了呼吸空气,还要靠把“我们所喝和所吃的东西”,“变为血和肉,把它的本质变为我们的本质。”他说:“我所吃所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另一半,我的本质” [4] 这等于说,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自然条件就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的本质庸俗化了。

费尔巴哈另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是认为人的本质必须从人与人的关系或交往中才能理解。他说:“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 [4],这种说法并不是把人的社会性看作人的本质,它只是说,现实存在的人,就是以感性为本质的人,而感性作为人的本质,具体表现在“我”和“你”的两性关系上即情欲,只有情欲才是人的感性存在的标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人的问题上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把感性的人和自然界作为最真实的存在,从而反对了宗教对人的歪曲——把人说成是超自然的产物。但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完全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从发现人的真实的社会本质的角度来看,并没有超出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论所达到的水平。

总之,不论是德国古典唯心论者,还是唯物论者,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究其实质来说,都是不彻底的,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他们所提出的上述关于人的本质的种种合理的因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决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二、马克思的“人本”观概述

马克思直接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研究的合理因素,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来考察人,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真正完整的科学规定。

马克思通过劳动实践为基础和中介来阐明“人的本质”,他说:“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的互相结合起来,因这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的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5],人们在劳动实践中,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形成并日益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本质。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通过劳动使类人猿的机体、四肢、大脑逐渐变为人的机体、四肢、大脑,使动物水平的自然属性,提升到人的自然属性;通过劳动,人们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丰富多样的人际交往,使动物的群体性提升到人的社会性;通过劳动,在分工与合作中产生了语言符号和文化,这就为意识进化提供了有力的助推器,从而使动物处于萌芽水平的智能跃进到人的意识和思维,不仅如此,劳动还把人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把人同劳动的对象分开,通过劳动活动及其产品使人直观自身,确立自我。

人正是通过劳动及其产品,实现着和体验到自己的本质。由此出发,马克思得出了人具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现实的具体的人,其本质并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6],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能规定人的本质,因为自然属性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极其条件的制约,只有社会属性才能成为人的本质基础,因为只有生产劳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才能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进而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的各阶级或阶层的人区别开来。

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要认识人的本质,首先要从社会关系上把握它,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社会联系也是多方面的,社会越发展,人的社会活动和生活方面也将越丰富。马克思认为,不是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某一个方面单独规定人的本质,而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着人的本质。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一种关系,把它奉为绝对,脱离开它由之产生的物质基础或制约和决定它的其它方面的关系,并把它说成人的本质的唯一内容,因而不能全面地掌握一个人。人的本质虽然是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规定的,但不能理解为各种社会关系的简单综合,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因此,在考察人的本质时,要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中全面地把握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都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而不断变化发展,因而人的本质在具体表现形态上总是呈现历史的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就个体,还是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也只有这样才会有人的真正的发展即人的本质的日益全面和丰富。

三、比较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的“人本”观

综上,比较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我们可以看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在“人的本质”这一方面的积极成果,是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是以唯理主义为特征的,他们是以提高理性从而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来肯定人的主体性的,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理性;二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借鉴的方面。但是,他们的理论又都不同程度的带有局限性,就其研究方法或着眼点而言,都是从单个人的抽象性出发,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历史环境,以人的某种或某些特有属性来规定人的本质,而不是辨证的历史的透视人的本质的多维内涵。

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环境中动态地考察人的本质,因而所总结出的关于现实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生产关系总和的著名论断,是一个彻底、完整而又严密的科学规定,不仅同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关于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划清了界限,同时也实现了人的本质观上的重大变革,为我们在当今社会中进一步认识和探讨人的本质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谢林.论自我是哲学的根本[G]//先验唯心论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2]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4]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逻辑 篇9

文章通过对科学哲学中三大主要思想流派的思想内涵的挖掘，分析其内在线索和逻辑联系，论述科学哲学基本框架和逻辑进程，并从中寻求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关键词】科学哲学;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演变逻辑

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概述

西方科学哲学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即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由科学知识的逻辑模型到科学理论的历史模型的转变。

代表这种历史发展的三个主要流派是：以孔德为创始人的实证主义;以波普尔为创始人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创始人的历史主义。

(一)实证主义的缘起与演进

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派别，主张以经验论传统为认识基础，反对形而上学，并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代实证主义：孔德继承了17世纪以来欧洲哲学中一直存在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论哲学，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

认为：“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经验证实的基础上。”

第二代实证主义：19世纪末，物理学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马赫接受并改造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进一步反对形而上学。

把“科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事实的概要性描述而非理解和解释，并把人的经验看成中立的感觉要素，一切研究都是探知这些要素的联结方式，强调除感觉经验之外的存在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东西。

第三代实证主义：20世纪初，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经验论传统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一方面，继承了马赫的经验论原则，更为彻底的反对一切形而上学，认为：“只有数学和逻辑的命题、经验科学的命题才算有意义的，而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一些无认识意义的伪命题。”另一方面，提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断通过归纳逻辑，得到被经验证实而具有较高概率的命题和理论。

这种累进式积累的机制是：一个相对自足的理论为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所吸收，或者归化到另一个内涵更大的理论。

(二)证伪主义的批判与继承

1.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超越。

证伪主义，又称“批判理性主义”，是在同逻辑实证主义争论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流派。

它的创始人波普尔主张以“证伪”取代“证实”，以“试错法”取代“归纳法”。

证伪主义还把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从命题的意义标准转向科学知识的增长，把科学的方法论从逻辑的证明转向猜测和反驳。

同时，用证伪主义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问题――猜测――反驳――新的问题)来代替证实主义的科学知识积累模式(经验――理论――经验的证实――理论的扩充)。

此外，批判理性主义反对实证主义拒斥本体论问题的态度，提出了“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为科学哲学开辟了新的视野，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之间的过渡性哲学。

2.证伪主义对实证主义的继承。

虽然“证伪原则”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的，但是证伪主义仍然是以“经验”作为检验“科学真理”的标准的。

因此暴露了从实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先天缺陷：(1)从纯逻辑、纯理性的科学“内部”方面去探讨科学的发展，企图为具体科学理论寻求一种普适的理想模式。

(2)认为经验和观察是稳定、客观、可靠的，是对科学理论做出评价的唯一基础。

由于这两点根本缺陷，当历史主义兴起的时候，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一起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三)历史主义的融合与创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

历史主义反对逻辑主义只注重从“内部”来研究科学本身的倾向，主张要从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个“外部”来研究科学本身，强调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整体，必须研究这个系统的构成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了克服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库恩主张尊重历史，用历史的方法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科学发展的机制和规律。

强调社会学和历史学对于研究发展问题的重要作用，主张深入到科学史之中，对科学发展的事例进行研究，以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为评判尺度来探讨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等问题，而不是对科学的发展过程进行简单的逻辑重建，为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的规范方法论。

基于此，提出了一个既包含有常规科学的量的进化，又包含有科学革命的质的飞跃的科学发展模式和一个带有综合性和总体性的“范式”概念。

二、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逻辑

(一)从评价标准的“逻辑基础”到“历史整体性”的转变

自从库恩开始的历史主义，明确反对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的企图，并且反对它们以经验与逻辑为唯一标准，静态地分析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或科学发展的模式，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应从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都将科学发现及科学理论的基础归结为单一的逻辑，或者是归纳的，或者是演绎的。

认为从这最基础的逻辑原理出发，我们能够解决科学及其理论面临的一切问题。

而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学家或者至少对这个历史学家来说，理论在某些本质方面是整体性的，就他所能讲的，理论总是存在的，因而总是覆盖着可设想的全部自然现象。”作为历史视域下的科学哲学，它的基础是受到它所处时代的各种条件所限定的，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基础不是唯一的。

逻辑主义者们的逻辑原理，不过是科学的发现方法，作为方法，也不是唯一的。

因此，历史主义主张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也是随科学理论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强调应到动态的科学史中去捕捉科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克服了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和科学实践相距甚远的缺陷，将西方科学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从科学发展模式的静态积累到动态飞跃的辩证考察

传统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发展的“积累进步模式”相比，认为科学进步是科学命题及理论的单纯积累过程，是单纯量的增加;波普尔的“证伪模式”是否定型的模式，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理论对旧理论的不断否定而实现的，是一个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反对科学发展的知识积累过程。

到了历史主义这里，库恩综合了以上两种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成分。

他认为，科学发展模式既不是实证主义只注重持续性的积累，也不是证伪主义只注重理论的“质变”，他用“科学的常规阶段”、“科学的危机阶段”、“科学的革命阶段”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做是范式不断更迭的发展过程，在科学发展的“量”和“质”的把握上，库恩的观点更好的做到了二者的结合。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充分展现了哲学特有的辨证思维：将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为一个过程不同的`整体，保留了科学结构的完整性。

与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质量互变规律不谋而合，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科学初期阶段，与量的积累相同;到了危机阶段，表明己经做好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准备;到了科学革命阶段，表明出现了质的飞跃。

同时库恩也强调范式的新旧交替不会终结，总是旧的范式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巡回往复以致无穷。

(三)从科学视野“纯理论”的推演到注重 “非理性”的研究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对“经验理性”的片面强调，到对“非理性”因素的逐渐承认与重视的这一过程。

在实证主义者们那里，建构科学理论的是逻辑中的归纳方法，而科学本身是对真理的无限逼近，真理是对客观经验的真实反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必然不包括非理性的方面。

所以，持逻辑模式思维的哲学家们，对非理性因素都不够重视，甚至是采取一种摒弃的态度，认为非理性因素应该排除在科学之外，非理性因素将会干扰科学理论的纯洁性。

尽管波普尔在其理论中提出了 “期望”这个概念，但是从对科学本质的解释中，波普尔本人还是坚持理性因素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期望”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解释他理论中“理论在先”的矛盾。

然而，库恩认为科学不仅是已经存在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人类在各种时间活动中探索规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是科学共同体、科学范式和特定客观对象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活动。

三、科学哲学演变的评价与反思

(一)对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演变的评价

1.科学哲学本性应当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对科学哲学理论本性的全面把握经历了一个过程。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科学哲学理论割裂了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或脱离历史片面强调逻辑分析;或脱离逻辑片面强调历史描述，两者都违背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要求。

逻辑主义者认为，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是对既定的科学研究成果作语义和 逻辑分析，“合理重建”科学理论，清除语义和逻辑疑难，测定理论的事实支持程度，提出接受科学主张的明显准则，并应用这些准则对科学理论作评价。

并且把据以接受或评价理论的标准和准则视为对一切时代的科学都是普遍有效的，从而把逻辑分析绝对化;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科学模型应该同实际科学及其历史符合。

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过程;科学的目的、方法、问题和内容的变化;科学理论、假说的发现与辩护等等，都是科学哲学所要研究的。

然而，他们却往往陷入科学史的具体事件中，只是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理论、方法的变化，却不去揭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标准，对一切方法论原则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

综上所述，逻辑主义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横向”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强调对科学发展的“纵向”历史分析，两者都从一个侧面丰富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但又走向极端。

无论是逻辑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理论上的片面都阻碍了科学哲学理论的深化。

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现代科学哲学理论发展必然提出的要求。

2.科学哲学发展应当是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融合。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类认识不能割裂的两个要素，建立在人类认识之上的科学同样同时包含着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逻辑主义侧重于进行科学“内部”建构的研究，注重实践和理性因素在科学和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认为经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除经验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多余的、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义则将研究视角从科学“内部”结构扩展到了社会历史范畴，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条件的外在研究。

这两种思想一个研究科学的认识本性，另一个研究科学的社会本性;它们互补的探讨了科学活动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二)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迪

首先，当代科学与哲学日益紧密的联系，要求我们科学看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科学哲学对某一种特定科学的概念、含义、论证，都是由于在这个科学及其领域产生突破，并对这个科学有了理论要求而言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一个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理论，还是通过事实得出的科学哲学的假说，他们的目标和宗旨都在理解科学和促进科学的向上发展。

因此，无论是哪个思想流派盛行和高调的时期，它的思维模式总是来源于科学实际，又要返回到科学实际之中。

其次，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围的拓展和认识程度的纵深，要求科学哲学研究运用多元化理论与方法。

科学哲学从实证向历史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科学研究者们对科学方法的探寻经历了归纳、演绎、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过程。

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而从当代的科学进步和发展前景来说，我们面临着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方向，因而，更应当注重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

再次，科学哲学理论的演进是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对科学的哲学反思也应当从辩护走向批判与审度。

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各个思想流派无论是在理论上的合理之处还是其不足之处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后相继的思想特点。

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

因此，我们也要始终秉承这种“批判――继承――创新”的科学态度，敢于批判，懂得继承，勤于创新，实现发展。

参考文献

[1] 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3]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比较科学哲学 篇10

通过阅读《论语》和《道德经》深刻体会其中的深奥学问，《论语》和《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先哲智慧的结晶，其中深奥的学问，对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如何为人处世、如何修身养性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是“安身立命、治国、齐天下”的思想准则。从小的方面来说，二者皆是一部指导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君子”、如何处世的经典著作，从大的方面来说又是一部治国方略，如宋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当然我们对于《论语》、《道德经》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有可能是我对于他们所讲的理论没有深刻的体会，有可能某些是自己的谬解，但是我们要看到他的积极意义，为我们所用，继承、创新、发展的看待问题，继承其思想精华。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的点点滴滴，被学生们片片断断的记录下来。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汇集编撰，后来就形成了《论语》。我们会觉得《论语》好像没有很严密的逻辑性，很多都是就事论事，里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文字，几乎每一则语录都是非常的简短，其实无言也是一种教育，《论语》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大家知道孔子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二贤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种子，把孔子的那种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我们说孔子是圣人，我个人认为圣人就是在他生活的这篇土地上最有行动能力、最有人格魅力的人。

《论语》是孔子的学生将孔子所讲、所说加以记载而成。孔子所提倡的孝，体现在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反映了宗法制度的需要，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一个共同的思想，就是不仅要从形式上按周礼的原则侍奉父母，而且要从内心深处真正地孝敬父母。讲求“父母在、不远游”在《论语》中还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认为，身居官位者，应当谨言慎行，说有把握的话，做有把握的事，这样可以减少失误，减少后悔，这是对国家对个人负责任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为官的方法，也表明了孔子在知与行二者关系问题上的观念。如何从政的问题。孔子主张“礼治”、“德治”，这不单单是针对老百姓的，对于当政者仍是如此。当政者本人应当庄重严谨、孝顺慈祥，老百姓就会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又努力干活。

孔子对于礼的主张维护礼在制度上、礼节上的种种规定，表达了他的伦理思想以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政治道德主张。孔子认为礼节仪式只是表达礼的一种形式，但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仪式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内心和感情上体悟礼的根本，符合礼的要求。大家不要以为孔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这个世界的真理永远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都从东面升起一样，就像春天需要播种，秋天需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都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就是交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的生活中获取心灵的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

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子教育学生时很少疾言厉色，他通常都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语气。这是孔子的教学态度也是儒家的一种态度。这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这样一种谦逊的态度其实正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敦厚之美。《论语》中的孔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

老子又名老聃，实名李耳，春秋末期楚国人。他是道家始祖，后被神话为太上老君。相传他生就白眉毛、白胡子，并因此而得名“老子”。他生活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据史书记载他曾担任“周守藏之史”，相当于今日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社会地位较高。相传孔子就曾专门跑去向他问礼，孔子回去以后由衷的赞叹老子：“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着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连号称圣人的孔子都将老子看做龙一般的人物，可见老子的智慧是何等的高深。老子可以说是一位奇人，而他所著的《道德经》也可以说是我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政治、科学的集大成者，它的思想保罗万象，蕴藏着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等等，通过其教育使人回归自然，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安身立命、治国、齐天下。最终解决人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万物的本源、它无形无物，但是又真实存在，所以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出了什么是“道”，这是古代哲学对自然，对世界最根本的认识，直到今天，我们对自然本源的探究还处在老子的认识基础之上，“道”就是构成万物的本源，是物质、精神的基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 美和恶、善和不善、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等等都是暂时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说没有美也就没有恶，没有善就没有不善。所以看待问题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不能绝对化，认为什么是绝对的美或者不美。

《道德经》从探究万物的本源讲起，包罗万象，其内容有如何治国、如何选拔人才、如何识人、如何认识自己、如何修身养性等各个方面给我们以指导。更难能可贵的是，世上之学大都是在教导人们如何做大做强，推崇的是强者、大者的哲学，而老子却是毅然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柔弱胜刚强”，建议世人“知强守弱”，建议领袖人物“受国之垢”、“受国不祥”。

通过学习《道德经》、《论语》领略中国两千年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会老子、孔子的理论思想，为今天的我们，在做人、做事等方面指明了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