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如何让水质更美好三篇

瑞士如何让水质更美好 篇1

一位土耳其诗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会忘怀的, 一个是母亲的面孔, 一个是城市的面孔。而所谓城市的面孔, 就是城市精神的集中展现。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它串起了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又主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只有城市良好发展, 人民的生活才会更加美好。

交通拥堵

城市以交通效率为其优势。我国的城市交通问题在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基础设施欠账太多, 发展不足, 改革开放之后基础设施总体有了很大改善, 形成了以公交、地铁、城铁、出租车等多种形式的系统, 人们出行方式实现了多元化, 但是, 这种改善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近30年, 城市化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近1个百分点, 2009年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6.6%, 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达到58座。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大部分的城市交通形势依然严峻, 不少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堵城”。中国人心仪的“北广上”最为典型。北京市民下班路上可能被堵四五个小时, 有人干脆在车里“移动办公”;广州学北京实行车辆单双号限行;上海则直接限牌, 本地的车牌限住了, 但外地的车牌进来了, 交通因此也并没有好转。“堵城”不仅是超大城市的特征, 在中国其他城市,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都有如此景观 (从深圳、杭州、郑州到成都、兰州、武汉都有共同的交通拥挤特征) 。因为, 中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共性的交通行为。长期以来, 城市中机动车特别是私家车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以“最具幸福感城市”宁波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交通得到大幅提升。“十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总投资是“九五”期间的3倍。“十一五”期间, 沟通环线、打通轴线, 形成级配合理、分工明确的城市骨架路网, 实现绕城高速与城市外环交通的快速衔接。同时, 启动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 建成中兴路、通途路等公交专用道, 为“公交优先”提供硬件支撑。政府长期致力于解决出行难问题, 新增环保舒适型公交车, 新增公交枢纽站, 新辟、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市区新增道路停车泊位, 但实际上, 时至今日“出行难”的问题依然严峻, 市中心交通拥堵严重。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宁波外来流动人口总规模10年来增长4倍多, 5年增长了2.67倍, 到2020年外来流动人口将有可能超过600万。另据统计, 宁波市汽车保有量呈高速增长势头, 2010年上半年达到78.35万辆, 日均新增汽车511辆, 同比增长50%, 平均每天有500人领出驾驶证。研究指出每当小汽车拥有量年增长率超过20%时, 必将引起当年以及随后几年城市交通恶化。由于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 加之立体交通体系不完善, 公交优先力度不够 (公交线路在布局、密度等方面还满足不了市民的需求) , 城市道路增长跟不上机动车辆的增长, 总体交通结构改善效果不明显, 局部还在恶化之中。

一些研究习惯于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城市交通量等指标对比, 得出要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结论。但实际上, 我国城市扩建和道路扩容的力度和速度不能说不大, 还远远不能满足人口和机动车辆的增长速度。我国大中型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建成区超过1万人, 是全球密度最大的类型。深圳从一个传统小渔村发展成现代化大都市仅仅用了20多年的时间,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在短时间内会增加如此多人口。中国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已经有20多年了, 在有限的土地上一味“大手笔”修更宽阔的路, 建更多的桥, 扩更大的规模, 根本无济于事。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发展, 城市化在高速推进, 城市常住人口将持续增长, 人们消费能力在持续提高, 对私家车的需求也更为旺盛。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不能跟着美国走。目前大城市交通结构不合理, 出行总量快速增长与城市建成区交通供给的矛盾非常突出, 小汽车数量急剧增长, 使用率很高。据国家统计局公告, 2009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7619万辆 (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331万辆) , 比上年末增长17.8%, 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5218万辆, 增长25.0%。民用轿车保有量3136万辆, 增长28.6%, 其中私人轿车2605万辆, 增长33.8%。这种势头继续下去, 将使大城市的城市道路都成为“停车场”。

生态城市理论认为, 城市发展存在极限, 应通过有效生态规划促进城市良性发展。当前中国, 人口压力、土地资源和空气污染问题特别突出, 城市交通问题必须从提倡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入手, 合理配置资源。提倡节约城市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消费方式, 从管理模式、出行方式、环境治理等方面着手改进, 倡导公共交通为主, 尽量减少对小汽车的使用。

在1978年以前, 中国城市实行的是国有化的住房制度, 政府采取“低租金、高补贴、福利性、配给式”给城市居民提供住房, 人均住宅面积不足5平方米,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1978年住房改革启动, 住房资源的行政配置逐渐被市场配置取代。到1998年, 新的住房政策形成, “住房商品化”成为住房改革的目标。2009年中国城市的住房私有化率达到86.7%, 成为世界之最。住房商品化的改革, 终于从国有住房制度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即住房商品化。而城市商品房的高价将大量农民排斥于外。进入新世纪, 全国城市房价持续攀升。2009年商品房销售额比上年增长75.5%, 相当于2008GDP的1/7, 新建商品房成交价格为4695元/平方米, 比2008年上涨近24%, 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25%。这两个涨幅, 创了近15年来的新高。这一年,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超过100%, 带动二三线城市较快增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房价显示, 2010年3月, 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7%,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2%, 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上涨15.9%, 创造了该统计数据建立以来的最高历史纪录。对高房价, 政府一直政策调控。2005年有“国八条”、2006年有“国

六条”、2009年有“国四条”, 但是, 都没有真正起作用。大城市房价还是“一路涨来”。2010年1月出台“国11条”, 似乎更为严厉, 政策效果却有待观察。由于政府一直认为房地产市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使政策力度和执行力度大打折扣。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地方政府, 还有他们上头的中央政府, 都靠着房地产获得财政收入。如今, 市场已不相信政府会切断它们的财源。”但是更严峻的问题不在于市场不相信政府会舍弃“盈利”, 而是广大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 甚至怨声载道。

高房价可能造成经济泡沫风险, 十多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警告。林毅夫、吴敬琏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房地产行将崩盘。目前,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了10%的国际警戒线, 有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50%以上。当投资商与地方政府在各自利益驱动下, 在某种程度上达成默契, 城市化进程高速度推进, 城市住房需求旺盛, 市场的和非市场的行为联合发力, 高房价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实。大多数城市奉行GDP至上, 城市已被房地产绑架了, 高房价成为“经营城市”的直接后果。如果说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房价在“合理范围”之内的话, 那么中国更多的大中城市房价疯涨的局面绝对不是自然的行为。退一步说, 如果高房价是市场经济行为的话, 那么需追问的是政府的责任在哪里?政府对扶摇直上的高房价视而不见, 也就是漠视大众利益存在。即使在最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也对市场行为进行调控, 这种所谓的市场行为多是一种投机和热钱炒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有责任对扭曲的损害大众利益的市场投机及时调节。

高房价对经济安全的危害、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乃至对政治稳定的危害基本成为国人共识。“在住房价格远远高于其投资价值的前提下, 依然推行高房价支撑政策, 是政策主导者们追求不当谋利的结果。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拯救房市, 还将进一步加剧房市的危机, 甚至演变成全面的经济危机, 最终对政策主导者自身也会造成更加严重甚至灾难性的损害。”另一意义上, 高房价也阻滞了城市化进程, 住房问题背后是贫富分化严重, 调节机制缺失,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社会满意度和安定程度低。高房价背后是财富的再分配, 它消耗了国民财富, 让老百姓辛辛苦苦的积累和借债付于无形, 无疑是一种盘剥, 某种意义上是有产者与政府的一种合谋, 此背景下的政府应当承担不作为责任。

政府应当把住房问题作为民生问题, 而不是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工具来看待。很多城市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应和政策支持缺乏。政府对高房价的态度是暧昧的, 至少在行动上不是非常坚决。这一点可以从多次的调控未果得出结论。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写道:“若要使工业主义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 就必须让它臣服于人类本性。”如果放任高房价继续祸国殃民, 城市社会乃至中国发展何以持续?笔者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中国的住房市场, 只有住房产业政策及住房政策, 而没有住房公共政策。这是当前中国住房市场问题丛生的根源。对此,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农民工”之痛

农民工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备受关注的领域。“农民工”之所以为学界所青睐, 是因为它所牵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及复杂性。十多年来农民工的境遇虽有所提高, 但还远远没有根本得以解决, 至今仍是“国人之痛”。

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城市对农民工开放所有的城市公共领域。各大城市并没有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等方面给予农民工公正待遇。中国的农民工长期以单一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奔走在大江南北, 因为他们并不具有携带家眷的能力和条件。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但却不能享受城市提供的基本服务, 作为“二等公民”长期寄居, 精神和物质承受着双重压迫。2006年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估算, 农民工每年给城市经济创造1万——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增量, 并为农村增加5000亿——60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北京市统计局测算, 北京市农民工的劳动力贡献, 在建筑业占83%, 在批发零售业占49%, 在制造业占29%。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但却不是正规的产业工人, 他们的地位与身份在城市中没有确定, 现有的制度与政策排斥了他们的社会权利。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亿人, 农民工外出务工仍以东部地区为主, 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比重有所提高。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 也称“流动民工”, 后者高于前者。农民工扮演的是廉价劳动力的角色, 他们对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做出的贡献与他们获得的回报不成比例, 令人感到意味的是, “蜗居”在城市中的这一群体, 却并没有因其经济和社会的地位而表现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反而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

当然也要看到制度层面上的努力。1991年, 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 第一次明确了“农民工与其他职工享受同等权利”。可惜的是, 这个“良法”却没有得到有效执行。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农民工有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 然而现实中用人单位和监管单位罔顾法律规定, 农民工的权益一直被有意无意忽视, 致使各种侵权行为频发。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规定农民工享有《劳动法》规定的各项权利, 对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权利做了进一步规定。2006年1月18日, 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 第一次把“农民工”概念写入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这份文件将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国家战略, 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突破。

从法学角度看, 农民工问题是权利保障问题, 既有立法问题, 更有执法原因。中国农民工的权益普遍得不到保障, 表现为农民工劳动强度高, 劳动时间长, 工作环境恶劣, 缺乏最起码的劳动保护条件;农民工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等参保率平均不到15%, 给当前和未来的生活和生存都留下了较大的隐患。农民工后代的处境更令人担忧, 他们的子女入学难, 可能导致其后代普遍缺乏在未来社会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不力, 不仅体现在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缺失和不公平, 社会组织和意见表达权利的缺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 农民工并没有自己的组织主张自己的利益, 维护受损的权利, 更不要说参与到政策制定和法律议案的提出中来。

城市本来有开放的意义, 但在我们的制度中, 却人为制造了诸多障碍, 歧视性地将工作生活于其中的一部分居民不列为城市居民, 让他们无所归依, 两头不靠, 出现了“一个城市, 两个社会”的奇怪景象。农民工是城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他们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障的残缺, 对城市的和谐发展将带来严重的危害。目前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 他们进入城市, 期望、权利意识、文化、技能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 相对剥夺感让他们对社会失望, 同时也激发了自发维权的意识。李强教授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 他在2004年的一份研究中通过剥夺理论研究中国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认为迄今绝对剥夺还是主要问题, 但随着绝对剥夺程度的逐步降低, 相对剥夺问题地位会上升。绝对剥夺程度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不稳定常常发生于经济发展、民权意识提高和社会地位上升时期。

“农民工之痛”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 集中地反映在户籍制度与社保政策两个方面的问题。农民工现象是中国转型期间一种过渡现象, 这一过渡持续了20年之久, 但这一现象是一个不公正的现象, 无论从国家意志还是社会愿望, 都期待终结这一现象。

生态恶化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城市的迅速发展, 导致了各种“城市病”的出现, 其中, 生态恶化、污染严重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早在1998年,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10大污染城市中国占了7个, 依次是太原、北京、乌鲁木齐、兰州、重庆、济南、石家庄。虽然大多数城市不断加大了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力度, 但城市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污染还在加剧。城市的四大主要污染, 重工业城市比轻工业城市严重, 人口集中、商业发达的城区比人口密度较小、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区严重。

中国城市尚未走出“污染时代”。污染减排措施已经启动, 但整体上城市污染防治任务还非常艰巨, 突发环境事件开始增多。“三河” (淮河、辽河、海河) 、“三湖” (太湖、滇池、巢湖) 、国家重点工程 (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 、“两控区” (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 、“一市” (北京市) 、“一海” (渤海) 作为全国污染防治的重点地区, 压力还很大。大多数城市还在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原因在于大多数城市的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 工业城市延续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这种情况在资源型城市尤其突出。我国能源消费中, 煤炭消费接近70%, 成为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 中国是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大国, 到2020年, 中国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一, 因汽车污染造成的问题将更为严重。

一些生态与环境保护基础好的城市也出现了新问题。宁波市是获得首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荣誉称号的城市 (2001年) 。据《2009年宁波市环境状况公报》称, 2009年宁波市平原河网水体功能达标率较低, 近岸海域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部分饮用水源地存在水华风险, 酸雨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大气复合污染和区域性污染特征明显, 由细颗粒污染引起的灰霾天气日趋增多, 环境保护任务仍十分繁重。实际上, 交通噪声扰民趋于严重, 高速公路临近住宅小区, 内河污染比较普遍, 大气质量也在下降, 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逐年增高, 对城市居民身心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引发很多疾病的产生。

小城镇与大城市

小城镇优先, 中等城市优先, 还是大城市优先?规划和现实是两回事。我国政策一直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鼓励小城镇发展”, 但90年代中期到现在, 小城镇相形见绌, 逡巡不前了。大中城市突飞猛进, 主要表现在产业聚集上, 人口聚集上也如此。目前,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已进入现代化中期阶段, 大城市处于现代化初期阶段, 大量中小城市处于现代化的前期阶段, 建制镇中相当一部分还没进入现代化阶段。小城镇模式的城市化道路终结了, 国家在战略实施上悄然做了调整。

综合考虑投资收益、社会收益、居民生活舒适度等因素, 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经济学家认为投资收益和城市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 当城市规模很小时不会产生规模经济, 随着城市的扩大规模经济就会增强, 当城市扩大到一定规模时, 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 如前述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污染等, 外部成本就会上升, 导致规模不经济。这个界限在哪里?经济研究认为, 政府政策应当有意识地推动一些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加速发展成100万—200万人的规模优化城市。人口在100万—400万人之间的城市净规模收益最大, 这一区间的城市为最佳规模的城市;超过1000万人, 规模收益被外部成本抵消, 再继续扩大规模就形成负效益。这一研究结论已得到经验证实。

尽管说中国幅员辽阔, 情况复杂, 各级城市和城镇都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但由于城市设置标准高, 小城市数量太少, 出现大中小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人口10万人的巨型镇的出现, 说明了需要调整城市设置标准。这些年一些经济活跃的镇实际已经成为小城市或中等城市, 但硬生生地将其定位为镇, 减弱了其聚集生产要素的能力, 从而也降低了其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就业的能力。我们主张常住人口在3万人的人口集聚地就应该设置市的建制。

曾经, 我们对城市化丧失了明确的目标, 却被既有的惯性力牵着奔跑。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只有短短的三十年, 但这三十年有如翻天覆地, 中国被一个“快”字所包裹, 国家机器上了快车道, 城市生活进入快节奏高速度, 但快节奏和高速度破坏了人们的健康, 急功近利腐蚀了人们的心灵。城市生活中当权力与资本横行之时, 城市就不再是普罗大众人民的家园。中国城市遭遇了西方经历的差不多所有的问题, 同时还面对的是西方所不曾有过的巨大挑战, 一个有待城市化的庞大的人口以及快速发展积累重叠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可以这样说, 城市病, 我们比西方要严重的多。对此我们缺少足够清醒的认识。反思城市蔓延的危机, 需要积极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公平问题、社会问题以及生态危机。

我国“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 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上海世博会提出, 要从三个方面创造条件, 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从理想变为现实, 即“人、城市和地球三个有机系统环环相扣, 三者日益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是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还有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而且首先是同代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公平的制度和可持续的战略, 是城市生活更美好的必要前提。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意味着城市制度的公平与城市发展的可持续。

重要的是确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理念。城市当局 (政府) 有义务和责任为聚集在城市里的居民提供公平普遍而优质的公共服务,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 促进所有的城市居民提高生活品质, 优化工作环境, 增进城市居民之间的游憩与交流机会, 让中国人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地受益。城市建设的目标已要从一维的社会经济繁荣走向三维的复合生态繁荣, 城市的经济资产和生态资产应持续增长, “蓝天、碧水、绿地、宁静、和谐”应为城市的一般建设标准, 促进城市中的人民生理和心理都保持健康状态, 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步发展。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应包括所有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特别是那些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和其他弱势劳动力, 让他们享受到城市各项公共服务, 让居者有其屋, 这是一个公平人道的城市首先应具足的。取消农民工成为市民的体制性障碍, 让各项农民工应有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权益名至实归, 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 不单纯是制度层面的许诺, 还要工作机制上的落实。

与此同时, 城市发展规模应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小城市数量应该大幅度提高。特大城市应紧缩城市, 不仅是紧缩其内部空间, 也要控制外部边界, 大城市不应发展为“巨无霸”, 侵吞周边地界, 在一定规模之后应进行分立。正如上海世博会所展现的, 城市应该是一个生命活体, 其生命健康需要人类共同善待和呵护。2015年前后, 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50%, 初步进入城市化社会, 在2035年前后城市化水平达到65%。但前提是破除城市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舒适度, 勇于制度创新, 而不是到了问题成堆难以为继才被迫解决。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说, “城市最早是作为一个神祗的家园:一个代表永恒的价值和显示神力的地方。至今, 那些象征它的东西虽然变了, 但它的实际内容没有变。”“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如果我们从人文的角度而不是从单纯技术角度或者经济角度对待城市发展, 城市就可能会让生活更美好。政府应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从人本主义出发, 从建设宜居城市入手, 进行制度创新, 出台更温情更人性化的制度, 特别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 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

58座

近30年, 城市化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近1个百分点, 2009年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6.6%, 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达到58座。

50%

目前,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经远远超过了10%的国际警戒线, 有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50%以上。

65%

瑞士如何让水质更美好 篇2

在上海世博会上，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和巴塞尔三城将联合展示他们在水处理和污染治理方面的经验，诠释“改善水质，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参观者可以看到，先进的污水处理系统是如何净化城市里的每一滴水的。他们希望，能够与长江沿岸的上百个城市达成政府间的合作关系，以自己的经验帮助中国的城市进行水净化。

“我们的展馆主要是由两个圆柱形展区组成，”瑞士驻上海副总领事及文化主任托马斯·施奈德先生告诉《世界博览》记者，“第一个圆柱形展区将着力表现城市元素；第二个展区内的参观者可以乘坐缆车体验绿色的田园风光，时长约4分钟。城市和自然之间的互动，就是我们要传达的主题。”为什么选择这个角度来诠释瑞士？施奈德解释道：“在瑞士，很多人在城市工作，却生活在乡村里，所以把这两者同时搬进展馆，是再合适不过了。”

整座联合城市馆矗立在水池之上，参观者不仅能够触发水中的喷泉，还能直接从泉眼中饮用纯净水，充分体现了“美好水生活”这一主题。同时，三座城市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经验与使用的技术，将通过水池边的互动电子杂志进行展示。

城市让水质更美好

巴塞尔、日内瓦、苏黎世是瑞士三个重要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河流流经或有湖泊分布。三城市做联合展馆的目的，是想让参观者了解到改善水质、长期投资、供水处理和城市间及跨国合作等水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公民和政府只要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更好的水质、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

巴塞尔位于大名鼎鼎的莱茵河上游，是重要的医药化工城市。莱茵河与流经苏黎世的利马特河有过相同的命运，并发生过严重污染事件 。

1986年11月1日，山德士化工厂发生火灾，致使近20吨杀虫剂、灭菌剂和除草剂流入河水，造成河中的大量生物被毒死，影响远达荷兰。

在过去10多年中，巴塞尔市政府为水质与河流的保护投入了相当大的资金、人力和技术。巴塞尔市中心有大片宝贵的森林。处理系统把莱茵河水抽出来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沉淀、过滤，再引入森林，利用森林下面几十米左右的土壤，以自然生态层层净化河水。大约10天后把水抽起来，再经过过滤和杀菌后，就可直接饮用。

除了技术手段和资金投入，瑞士严格的环保立法和普遍的公民意识也在维护城市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瑞士的《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大江大河源头沿途的企业和居民，严禁将有可能导致水体污染的任何物质排放或渗入水体，如含有害添加剂的洗衣粉。当然，水质净化不是短期行为，瑞士自20世纪中期就致力于改善水质，建造了大量污水处理设备和排流设备，这种传统保证了各个城市的“宜居”。

2010年4月23日，日内瓦市市长托内尔在本国召开了世博会瑞士城市馆的媒体推介会。托内尔表示：“瑞士展示上述三座城市的例子，并不是要给其他国家‘上课’，而是希望与其他城市分享自身的经验，希望世界各国能够从中有所借鉴，并共同应对城市环境等问题。”他讲话内容的主要思想是“保护环境、改善城市生活质量，刻不容缓”，这也是我国一位政协代表曾经的提案题目。这些话语从对城市环境保护最有心得和发言权的瑞士人口中说出来，颇值得玩味。

宜居之城的惨痛史

在大城市里居住的人们，如今已不再仅仅满足于繁华或高级物质享受，“宜居”一词既是现代城市人追求的梦想，也是许多城市标榜的发展目标。它在字面上很好理解，但在现实中很难达成。每年，“全球宜居城市”的榜单都会为向往宜居生活的人们提供一个城市建设图景的范本，有关宜居城市的信息其实是有些混乱的。

2008年，丹麦的哥本哈根挤掉瑞士的苏黎世，夺取“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桂冠，哥本哈根人高兴了好一阵子，丹麦人奈杰尔·曼德还为此在丹麦的外交官网上撰文《这是官方消息！哥本哈根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到了2009年6月，苏黎世又把丹麦首都拉下“宝座”，重拔头筹。

这两年间激烈争夺的“官方裁判”是英国著名杂志《单镜片》（Monocle）。主编泰勒·布鲁勒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竞争难分伯仲。我认为人们应当记住，这是一次关于生活质量的调查，而非最幸福城市或者最佳商业中心、文化中心的排位。这是讲的是真正的适宜居住性。”他表示，评选标准有许多项目，例如公共交通的投入、公共安全、健康、教育程度，甚至一座城市中摄像头的数量。“我们同样会非常关注一座城市与其中的中小企业的关系，而苏黎世显然在所有评选城市中得分最高。”

《单镜片》杂志的榜单能够引发两个城市的你争我夺，证明了“宜居城市”的荣誉对于一座城市的重要性。《单镜片》并不是宜居城市排行榜的唯一权威发布者，另一份由美世咨询公司（Mercer consulting firm）评比的结果中，苏黎世位列第二，排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后；著名杂志《经济学人》的智库会参考美世咨询的数据，同时也会加入自己的评判准则。无论是哪一份榜单，能进入前十的城市多来自欧洲和澳洲，瑞士的苏黎世、日内瓦等地则是TOP10的常客。

由此看来，国人将瑞士列为欧洲游的重点选择，绝对是有数据和事实支持的。除去旅游目的地，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舒适生活，也是很多人的憧憬。托马斯·斯奈德出生在伯尔尼。他记忆中的瑞士城市却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干净整洁或舒适宜人：“我对小时候见到的‘生病的河流’记忆深刻，有一阵子河面上都是死鱼，人们远离河流。”

托马斯说，瑞士是一个曾经走过弯路的国家。这个弯路指的是几十年前瑞士各大城市遭受严重污染、河水污浊恶臭的年代。

要知道，“最宜居城市”苏黎世是该国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工业生产占全国第一位，机器制造业占到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十分之三。40年前，苏黎世湖曾因工业发展成为污染重灾区。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瑞士许多河流和湖泊的水质都难逃污染的厄运。工业和生活污染曾使这里的河滩垃圾成堆、河水臭气熏天。苏黎世污水处理厂的一位专家回忆说，那时，利马特河的一些支流都可以见到泡沫漂浮物，鱼虾绝迹，下河游泳成为了人们的奢望。

如今从瑞士湖畔观望，湖水清澈见底，游鱼成群，白天鹅、黑头鸭、鸳鸯等大量鸟类在湖水中畅游。

治理水污染在苏黎世是有传统的——1860年，苏黎世人就从巴黎取经 ，建成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此后，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瑞士经济的狂飙，也把自然水体污染的老问题重新摆在人们面前。苏黎世Werdholzli污水处理厂是欧洲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污水处理厂之一，1964—1969年，该厂耗资6000万瑞士法郎进行扩建，以对抗日益严重的城市水污染问题。到1985年，该厂经过第三次扩建，已经成为一个耗资3亿法郎、全部由电脑控制，包括机械、生物、化学、渗透四个处理过程的工厂。

现在，瑞士97%的废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比例大大高于欧洲其他国家。有报道称，瑞士八成的湖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对此，污水厂的工作人员自然是持谨慎态度的，但他们也自豪地表示，流入利马河的每一滴水都经过了处理。

现在，面对河水有畅游欲望的人们，就可以不必担心水质问题、直接跳进河里了。苏黎世的每一栋房屋都与排水系统相连，城市废水处理和管理系统掌管着该市的地下水道，“对下水道网络的了解精确到每一根排水管”。仅下水管道的维护费用，苏黎世每年就要投资4000多万。

瑞士如何让水质更美好 篇3

Hello, boys and girlsPressure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oday’s world. Students in our class are under too much pressure. Some students can’t get on well with their classmates, while others may worry about their exams.I’m always under pressure, too. My parents want me to be the top student in class. So they send me to all kinds of after-classes at weekends. Last Monday evening, I had a talk with my mother. I told her I was not lazy. I really felt tired. I needed time to relax. My mother agreed with me at last. So I think a conversation with parents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