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报系案

21世纪报系案 篇1

据警方介绍, 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制定高额考核指标, 要求下属的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理财周报三家媒体利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 逼迫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合作”、收取“广告费”。二是报系领导亲自参与重大“合作”事项的决策, 对于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重要客户, 直接指使相关主编删除负面报道。每次“合作”收取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的“保护费”, 这已成为21世纪报系重要的盈利模式。

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折射了目前新闻界传统媒体转型和盈利的困境。事实上, 这并非个案, 新闻寻租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业内的“潜规则”, 这颗毒瘤必须得以铲除。为此, 本文从新闻生产流程方面具体分析了21世纪报系新闻寻租的成因、表现、影响, 并探究相应的防范对策, 以期对新闻界有所裨益。

一、21世纪报系新闻生产流程失范的原因

(一) 新闻采写受不正当经济利益驱使

新闻采访, 是记者认识客观事物、寻找与挖掘新闻事实或新闻的调查研究活动。[1]新闻写作必须以采访为基础, 采访决定写作。记者应该具备严谨的采访作风, 在采写之前需要做大量地搜集资料的工作, 以确保新闻报道的真实和权威。

但是, 21世纪报系涉嫌新闻敲诈的采访并非源于此目的。如果说涉案记者在采访前的确做了大量资料搜集的准备工作的话, 只不过是为了利用所就职的媒体在财经界的广泛影响力, 通过各种途径挖掘、采编上市公司和IPO公司的负面信息, 并利用这些公司对商誉受损的恐惧心理, 达到要挟其签订“合作协议”, 大赚不义之财的目的。

退一步讲, 就现实而言,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和改革的深水区, 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下确实经营困难, 特别是最基层的媒体从业者, 他们收入不高, 常常自嘲为“新闻民工”, 这种辛酸和无奈值得同情, 但这绝不应该是记者和编辑进行有偿不闻和进行有偿新闻交易的借口。

“贫贱不能移”,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良心, 新闻从业者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时刻坚持职业道德, 遵守宪法和法律, 心系家国、情怀民生, 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在利益面前选择卑躬屈膝。反观沈颢等人, 作为21世纪报系的负责人, 为了经济利益背弃职业操守, 最终锒铛入狱, 无疑为新闻从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

(二) 新闻编辑和把关的失职

新闻报道是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新闻的采、写、编等诸多方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新闻采写方面没有做好, 作为把关人的编辑, 也应该有重新补救的机会。因为新闻选择过程中的“把关人”并不只有一个:记者是“把关人”, 决定着哪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 决定着哪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关人”, 决定着哪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2]因此, 媒体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把关活动, 这就要求记者、编辑等把握好新闻报道的政治关、文字关和事实关。

在“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中, 新闻记者作为第一个“把关人”, 明知所采写的负面报道是新闻寻租的前提却没有提出异议或选择放弃, 这是其作为“把关人”角色的失职。但是, 即使这第一层把关没做好, 后面的编辑、编审和总编如果秉持职业操守来仔细检查、层层把关的话, 也不至于沦落到此地步。可悲的是, 新闻敲诈是21世纪报系自上而下的一套盈利机制, 具有内部的“合法性”, 层层把关人无力撼动这套违法体系, 这也折射出其内部管理体制的混乱。

二、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的后果及影响

(一) 引发公众质疑, 媒体公信力下降

21世纪报系新闻敲诈案的发生, 其后果不仅仅是对本身造成了负面影响, 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由事件本身波及了整个新闻界, 受众由此对整个新闻行业产生了信任危机。可以预见,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 公信力一旦受损, 将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况且近年来一些新闻寻租案已严重败坏了媒体的信誉, 如2002年山西繁峙矿难“封口费事件”, 以及备受关注的“陈永洲事件”, 无不令新闻界声誉扫地。不仅如此, 国外的一些调查也揭露了这一问题,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在66国“有偿新闻”指数排名榜上, 中国新闻界位居前列。在21世纪报系的事件中, 当被冠以“新闻圣徒”的沈颢承认自己为他人“背书”时, 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

(二) 使原本经营困难的传统媒体“雪上加霜”

媒体的社会认可度和信任度直接关系着发行量和视听率, 进而影响广告收益。当“社会公器”成为利益工具, 还有多少媒体和新闻值得信赖?如果照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势必会使本就盈利困难的传统媒体“雪上加霜”。21世纪报系虽身处国内权威财经媒体的矩阵, 但新闻敲诈事件造成公信力的下降, 此前一些忠实读者可能不会再忠诚于它。古语有云:人无信而不立。报亦有报格, 失去读者意味着发行量和广告收入将减少, 这让处在市场化竞争中的21世纪报系日子更不好过了, 何况纸媒还面临着新媒体的巨大冲击。

(三) 对新闻人才队伍的建设产生不良示范效应

“新闻寻租”的败露说明一部分新闻从业者存在职业素养低、法制观念淡薄的问题, 往往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口头上喊得热烈, 心里却以一种不屑的姿态对待。长此以往, 势必降低新闻从业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准, 进而影响到整个新闻人才队伍的梯队建设。特别是作为南方系主将之一的沈颢, 其人生轨迹的偏离, 很可能对众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让人误以为传统的精神理想在商业化现实的冲击下很容易支离破碎, 使得原本稀缺的专业主义愈发褪色。

三、新闻寻租的防范对策

(一) 媒体要强化自律意识, 正确行使社会职能

(1)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 提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闻记者是民意的代表, 是社会环境的守望者、社会舆论的代言者、社会公德的监督者、社会正义的维护者, 新闻记者被给予厚望。接连不断的媒介寻租案件说明, 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并非一句空话。其中, 最重要的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 真正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坚持新闻真实的原则落到实处。例如, 湖北新闻界此前发起的“我是建设者”大讨论, 以“为什么强调媒体社会责任”、“记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记者应该怎样承担社会责任”三个议题催人思考, 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大大强化了新闻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和了解。

(2) 正确行使公众赋予的舆论监督职能。媒体代表公众对社会事务行使舆论监督职能,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众并且有益于社会的进步。陈力丹认为, 舆论监督是传媒的一种职能, 但是媒体也是一个利益单位, 有时候传媒很可能为了追逐利益而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手段,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媒体应该有所警惕, 切不可为一己之私做出有损公共利益的事情。

(二) 监管部门需进一步提升规制能力

目前, 我国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 只是一些政策或准则上的约束, 缺乏详细的法律裁定, 这为一些记者进行利益寻租提供了可钻的漏洞。就媒体内部而言, 一些领导在处理记者违规行为时也会犹豫不决, 担心断然处理可能会影响媒体自身的声誉和利益, 因而对监管部门口头上支持, 行动上却明显不给力。因此, 在建立健全新闻传播法制、加强媒体规制能力的进程中, 要特别注重权力监督的落实和细化。首先, 应当明确监督主体, 并对其职责范围、权限、对象、工作程序等做出清晰的界定, 使之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具体化, 而不是流于形式;权力监督还应当加强协同性, 通过建立协调机制, 整合权力监督各部分的资源, 发挥整体优势。[3]

四、结语

新闻寻租是媒介权力异化的结果, 权力异化来自多重因素:权力本身的腐蚀性, 监督机制的缺失或“漏监”, “空监”地带的存在以及监督规范的滞后等等。凡此种种, 均有可能生成所谓的灰色地带, 使身在其中的媒体人和管理者从丧失警觉、模糊身份、淡化法制观念开始, 到浑水摸鱼、滥用权力, 及至以身试法, 欲罢不能。[3]深刻剖析21世纪报系新闻操作失范的成因及后果, 探寻相应的防范举措, 吸取其惨痛的教训, 有助于新闻工作者更加自觉地坚守职业道德伦理、严守法律底线, 使我国媒体在互联网时代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梁一高.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85.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131.

21世纪报系案 篇2

这几年，财经公关在国内的运作算是风生水起，它们的客户主要面对创业板，当然，各个版都能做。在国内IPO市场中，已经占据了几乎1/3的市场份额。你去百度上搜搜这些财经公关公司，介绍和报道几乎都是溢美之词。看出来了吗？公关能力的确出众啊！

但随着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的推进，财经公关的运作第一次以公开与官方通报的方式，被暴露在公众面前。

财经公关的大头是IPO公关。在过去几年，A股IPO不景气，因此能否成功上市，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发行方和财经公关在前期的运作。从经验上看，发行方和财经公关对上市环节中的3个点非常关注，这是媒体沟通的重点：一个是过会，就是预披露的节点；另一个是发行询价的节点；还有一个是挂牌交易这个节点。从这三个节点来讲，第一个节点最重要，创始人能不能跃过龙门，能不能上市，这个节点很重要。第二个节点确定上市融资额，也很重要。第三个节点就是面子上的事。

财经公关做的可不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事，锦上添花的财经公关更多的是在于其本身“正道”的定位，而如果这个定位偏离甚至翻转，那么，公关公司就可能对上市公司构成致命一击。

这些财关公司被诟病的第一个问题是大包。在一个著名论坛的帖子里，对这方面的爆料很有参考性：财经公关公司有个规则，向上市公司拍胸脯能搞定媒体，给客户进行报价，预算不够自己补，预算盈余归公关公司。

这种大包在财经公关界很普遍。给客户报一个很高的预算，400万、500万，实际上只投100万、200万，剩下的不出事就全归自己，出了事就找删贴公司删贴，由于出事是个小概率事件，以丰补歉，最后还是很划算。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财经公关公司一方面向重点媒体负责人行贿，一方面压榨媒体费用。这些财经公关公司每做一单，克扣媒体费用的比例达到了40%，费用经额接近100万元，每年仅此一项，可获得暴利数千万元。这些财经公关克扣媒体费用的做法已激起公愤。

这种模式下的公关公司，有点脱离服务业本身的定位，更像是市场的投机者。即便如此实际上也仅仅是职业操守的问题。这还不算什么。

在另一个著名论坛的帖子里，我们看到更震惊的大爆料：早些年，企业不知道哪个评审委员上会，于是出现了卖名单的。财经公关派车守在证监会门口，谁抱材料出来就跟着谁，如果送材料的人去了国家计委，那上会的肯定就是计委那个委员。这样的一份名单可以作价30万，并且可以重复卖两三次（因为一次上会好几家公司），这让真正做实事的人很郁闷，你好好干活，一个项目忙几个月赚的还没人家一份名单赚得多。

当然，这几年，名单公示这个业务不好做了。所以，这些财经公关才开始将目标认准了其他的领域——敲诈！

按照我们熟知的某业内人士的透露，每年创业板企业上市前，想要在财经媒体和财经公关这里寻求帮助，或者保个平安，平均下来的额外费用大概在600万元左右。如果以整个市场的规模来计算，那么这个产业链能够达到惊人的十亿元级别。这就能解释了，我们看到很多的创业板企业第一年业绩变脸，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些额外费用的拖累。对每年净利润只有一两千万元的中小企业来说，600万的平均开销可以说是非常疼的一笔负担。

近年来，随着IPO的加速和市场扩容，以及新股发行后股价的飙升，相关的财关费用也水涨船高，承担得起，放血上市；承担不起，撞个灰头土脸回家。

这几年，财关公司的竞争手段更是升级了。比如某财经公关公司与同行在某些项目争夺上，失手后，会买通个别媒體去写相关公司的负面新闻，而且主动提供有关内幕。这种做法十分卑鄙。比如某个上市公司项目，一家财关会主动向多家媒体提供素材，去攻击这上市公司，进而攻击另一家财经公关公司。

这一行，也不好做啊！今年所谓“风声很紧”一直在公关行业人人自危。在过惯了挣大钱、快钱的日子之后，中国的财关行业可能正要从此次的事件中，迎来寒冬的洗礼。

博主简介：经济学家，现任CCTV证券资讯频道首席策略评论员兼节目制作总监&总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