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德昌七篇

四川德昌 篇1

相对于传统农业, 现代农业自20世纪初以来发展迅速, 在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严峻背景下, 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附加产值, 解决了世界人口生活问题。现代农业主要依靠较高的能耗与投入来获取较高的产出, 但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石油农业”所带来的各种困扰, 世界各国都在寻求以生态为根本的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战略, 探索高效、低碳环保的现代生态农业模式, 以实现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高效的农业模式, 生态农业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 更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自1970年美国土壤学家威廉姆阿尔伯里奇提出“生态农业”一词后, 生态农业的理论、技术和模式等被广泛研究和实践, 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得到较快发展。我国生态农业的新概念和思路首先由叶谦吉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由于国情不同, 我国对生态农业的认识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生态学奠基人马世骏教授将其最基本的原理概括为“整体、协调、循环与可再生”, 而西方国家将生态农业认为生态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是和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的社会现状相对应。虽然这些定义侧重方面不同, 他们都遵循生态、经济、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理念。

大量学者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对生态农业进行了研究, 但是大都集中于生态农业的关键技术、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对现有生态农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研究较少。本文结合德昌县农业发展现状, 构建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建立评价模型对其可持续综合能力进行评价。

2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德昌县隶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 被列为四川省都市群发展规划中攀西地区唯一的小城市。该县拥有丰富的农业、林业等自然资源, 尤其是光热资源, 使其成为发展太阳能和特色农业的理想基地。德昌复杂多样的气候环境, 给予多种多样农作物生长空间, 也为其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创造了契机。

遵循指标体系设计的系统性、科学性、动态性、地域性以及简洁性等原则, 借鉴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 结合德昌县农业实际情况, 建立德昌县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表1知, 该体系包括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以及农业资源环境三个子系统共21个指标。

3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3.1 指标的赋权

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赋权。根据熵值法原理, 如果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 表明其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越大, 提供的信息量越大, 从而在综合评价中作用越大, 则其权重也越大。反之则越小。第项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其中, m为被评价对象的数目, n为评价指标数目, 并且。利用熵计算出各个指标的客观权重为:

3.2 数据的标准化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2007-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德昌县统计公报》等, 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换算得到。

鉴于不同指标数据对该县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同的功效, 有必要采取两种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以此消除数据量纲影响。

(1) 当指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正相关时:

(2) 当指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呈负相关时:

其中, Xi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xi为原始数据, xmax和xmin分别是各个指标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3.3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指数

运用上述标准化后的数据, 计算该县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 可表示为:

其中, i为年份, wi为将熵值法确定的权重经过归一化后得到的值。

3.4 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协调度

在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基础上, 应该同时关注农业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大子系统之间的发展协调性问题, 由以下计算公式来计算:

式中:H为协调度, h1、h2、h3分别代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发展度。

4 结果与分析

4.1 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生态农业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 得出了德昌县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指数及其子系统协调度, 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灰色GM (1, 1) 预测模型, 对德昌县未来五年生态农业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

(1) 由表2可看出, 德昌县生态农业可持续综合能力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表明德昌县自2007年来通过对影响生态农业诸多要素的调整, 其中大部分指标有了很大提高, 这同时也是这段时期各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作用的体现 (如资源环境子系统自2010年开始快速提高, 至2012年其综合评估值达0.9987) 。

(2) 从综合评估结果来看, 可持续综合能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子系统, 资源环境系统在2010年之前相对发展缓慢, 2010年之后其发展速度才超过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究其原因, 自2006年四川省提出开展省级生态县创建规划以来, 为实现省级生态县的宏伟目标, 德昌县累计捆绑投入资金38.83亿元, 实施重点项目55个。至今省级生态县创建目标基本完成并取得初步成效。

(3) 由表2及图1可看出, 德昌生态农业越来越趋于可持续发展。德昌县在生态农业发展方面基本遵循了可持续发展要求, 且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发展势头良好, 尤其是资源环境系统的迅速发展将带动其综合能力快速提升。但是由于德昌自然灾害隐患较多, 生态环境的修复期较长, 农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而农业科技经费投入不足, 科技人才奇缺, 资源开发程度低, 致使德昌距离实现国家生态县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4.2 可持续发展协调度分析

从图2可看出, 由于地方政府过于注重GDP的增长, 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导致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系统的协调度一直呈下降趋势, 从2010年开始呈稳步上升趋势。自开展生态县建设工作以来, 德昌坚持生态立县, 确立了建设“蓝天、碧水、宁静”的生态目标, 在积极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德昌县生态农业各个系统开始进入相互协调阶段。为了使德昌生态农业保持良性发展, 必须加快推进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生态移民, 建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5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

上述评价结果较为科学的反映了德昌县农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结合其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 明晰生态农业重点建设领域及任务。

农村燃料严重依赖树木砍伐, 导致环境持续遭受破坏, 全县应该大力开展农村能源建设。农产品商品率低是制约农业综合效益提高的重要原因, 农作物高效立体模式栽培是提高现有耕地产出率的主要手段。

(2) 多元化生态农业建设模式。

多元化的生态农业模式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并取得理想的综合效益。农牧渔结合模式能够形成合理的食物链和加工链, 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农牧业废物,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规模开发模式能够通过加工形成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 活跃农产品市场经济, 并切实为农民创收。德昌县应该充分利用其烤烟基地, 与烟草公司建立生产、加工、营销网络, 打造精品名牌。

(3)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推广农业先进技术。

科技意识薄弱、生产效益低下是导致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加强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 建设农技推广网络, 在实行良种良法综合运用的同时, 加强对农业科技人员及农民的科技培训, 增强其科技兴农意识和科技致富本领。

摘要：建立了一种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 并以德昌县农业发展为例, 选取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3个子系统及21个指标, 对其2007-2012年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德昌县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状况呈现稳定递增趋势;资源环境系统自2010年开始止跌回升, 总体处于一个稳定发展阶段;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关键词：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熵值法

参考文献

[1]潘晓峰.咸丰县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及其导向模式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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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晓燕.四川农业低碳化发展的模式探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2, 33 (7) .

[4]孙梅英, 张景兰, 郭秋菊.现阶段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J].城市建设, 2010 (11) .

[5]刘祯, 丁桑岚.山区生态县建设规划探析——以凉山州德昌县为例[J].北方环境, 2011, (4) :069.

[6]姜秀娟, 廖先玲.基于综合评价指数法的区域循环经济评价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32) :4-5.

[7]刘军.基于熵权和TOPSIS集成的农作物综合评价[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12) :6078-6079.

[8]刘思峰.灰色系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4, 36 (2) :267-272.

四川德昌 篇2

1 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动物源性食品中的兽药残留可能使人致畸、致癌, 致突变和慢性损害。从“三鹿奶粉”事件到“瘦肉精”事件, 我国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严峻挑战。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涉及到动物及动物产品的饲养、生产、加工、贮存、运输、销售等全过程,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承担着管理社会公共卫生事务的职能。因此, 必须加强动物卫生监督体系建设, 扩大执法队伍, 从饲养到餐桌全过程采取综合措施, 切实做好动物卫生监督工作。

2 德昌县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现状

德昌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目前编制数是9个, 在编在岗6人, 退休调离3人, 但在动物卫生监督所从事监督执法的参公人员只有3名, 其余的都在局内其它岗位从事其它工作。2013年5月, 为配合好乡镇官方兽医确认工作, 在各个乡镇建立挂牌了动物卫生监督分所, 并于2014年8月确认新增乡镇官方兽医20人, 从人员上扩大了德昌县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队伍, 但乡镇兽医员全部系兽医体制改革过来的, 普遍年龄偏大, 学历过低, 对新形势下的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不了解。德昌县共有22个乡镇, 137个村 (社) , 幅员辽阔, 汉区乡以养殖生猪、家禽为主, 民区乡以养殖牛羊为主。动物卫生监督人员数与辖区管理数量之比差距太大, 现场监督人员严重不足,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而当前政府、社会及广大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及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要求很高, 要做好监督执法工作, 满足群众需求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3 制约卫生监督工作的主要因素

3.1 动物卫生监管力量不足

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所从事监督执法的人员只有4人, 有2人是事业专业技术人员, 要在全县开展好兽药、饲料经营、使用环节的监管, 有很大难度。乡镇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兽医人员, 普遍年领较大, 对动物卫生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了解、掌握较少, 并且机构改革, 乡镇兽医员的编制已由县级划到乡镇, 统一由乡镇管理, 他们在乡镇上不只从事畜牧方面的工作, 还要作为包村组长 (员) , 参与乡镇日常事务, 所以对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存在疏忽。

3.2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不规范

一是执法有漏洞, 对一些经销病死肉品、未经检疫及上市的肉品监管不到位;二是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标志不明显, 虽然有执法证, 但是没有统一的制服, 在执法过程中, 执法人员可能因为自身疏忽, 没有佩戴执法证, 这为现场监督执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3 国家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投入经费不足

卫生监督执法是代表政府的行政行为, 必须体现公正性, 监督执法必须与利益脱钩。但是财政投入到这方面的经费相对较少, 执法人员在没有经费保障的情况下, 开展执法工作, 很难保证监督执法的公正和规范, 不利于监督机构的健康发展。同时, 由于经费缺乏, 执法装备、交通工具、现场取证等日常的工作需要都不能满足, 限制了卫生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日常工作都开展困难的情况下, 也很难调动监督执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4 群众动物防疫意识不强, 监督人员宣传不到位

每年春、秋两防, 就是全覆盖地对我县范围内畜禽进行整体免疫, 但是很多群众对动物防疫认识不足, 一些散户认为疫苗是一种有害药物, 注入动物体内会造成动物的伤害甚至死亡。对此, 乡镇兽医人员和村级防疫员也没有很好地对群众做好解释。德昌县有很多生猪贩运户, 他们长年东奔西跑, 做畜禽买卖, 也常常忽视对畜禽的免疫, 更有甚者, 还进行病死猪的运输、买卖。

4 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1 加强动物源性食品从“养殖到餐桌”的全程监管

在食品产前环节的监管中, 要保障畜产品安全就要从畜牧业的投入品抓起, 加强饲料、兽药的监督管理, 深入贯彻《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的相关法律法规, 做好兽药和饲料的规范和整顿管理。2013年以来, 全县在申请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的18家兽药经营户中, 共有15家通过州、县级评审, 取得经营资格。下一步就要严格规范兽药市场, 清理非法经营兽药的企业, 保障取得经营资格的企业的利益的同时, 严格规范兽药市场秩序。

4.2 加强养殖环节的监管

动物养殖场 (小区、户) 分布在各个乡镇, 重点分布在汉区乡, 每个乡镇现都有1名确认的官方兽医人员, 要充分利用他们的执法权力, 弥补以前对养殖场 (小区、户) 监管不到位的漏洞, 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长效机制, 把动物检疫与养殖户申报国家政策补助项目挂钩, 如不按照规定申报动物检疫的养殖户, 将不予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 (待其整改后再予以办理) , 继而限制其申报国家政策补助项目, 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疫病的流行和发生, 保障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上市。

4.3 加强动物屠宰加工的监管

德昌县共有德昌县汇德食品有限公司一家A级屠宰场, 在2013年8月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在德州镇定点屠宰场抓获运输、欲屠宰加工病死猪的生猪贩运户, 并按照一般程序对生猪贩运户进行了处罚, 对定点屠宰场发放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今后执法人员要加大监管力度, 建立随机抽查的长效机制, 本着一经查获即严惩的原则, 严格执行生猪准入场制度, 要求严格按照《生猪屠宰操作规程》进行屠宰加工, 严格按照《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程》进行宰前宰后检疫, 对检出的病害动物, 严格按照《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进行处理, 确保出场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安全可靠。

4.4 狠抓队伍建设, 加大宣传力度, 建立健全责任制度

4.4.1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需要一支相对稳定, 知法、懂法、守法, 并且严格执法的队伍, 必须建立健全规范合法的组织机构, 配备有技术有执法资格的人员。一方面要加强队伍建设, 做好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 凝聚队伍力量,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各层级、各类型的科技人才, 规范队伍行为, 科学有效地提高队伍的执法力度;另一方面要扩建队伍, 积极引进年轻的、学习能力较强的专业技术人员, 从事卫生监督执法的相关工作。

4.4.2 充分利用乡镇兽医人员, 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制度, 不断提高现有的人才素质, 加大各层面对动物防疫监督工作认识的宣传, 加强群众对《动物防疫法》的认识水平, 逐步形成领导重视、部门支持、经营者理解、群众拥护的动物防疫监督新局面。

四川德昌 篇3

关键词：德昌 傈僳族 葫芦笙 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J63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6）15-0062-03

一、葫芦笙的地位和作用

在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的二半山上住着能歌善舞的傈僳族。用他们的俗话说“傈僳娃儿不会说话就先学唱；不会走路就学会跳。”歌舞音乐伴随着傈僳族的生活，是他们生存情况、生产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习俗等的写照。同时，德昌傈僳族也随着他们的舞蹈从山上跳到山下，从鲜有人识到如今受到越来越多的各方人士的了解和关注。“刮且”①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中。而在傈僳族著名的“刮且”中，有着领导和灵魂地位的乐器就是葫芦笙。德昌傈僳族居住环境相对偏远，加上脱离本民族群体已有四百多年，他们的歌舞音乐的民族特色保存得比较完整。不同于云南怒江地区的傈僳族歌舞的伴奏乐器多样化，德昌傈僳族的歌舞音乐中只有葫芦笙一种乐器。在“刮且”中，一首葫蘆笙曲配一种舞蹈，曲变，舞蹈动作也随之而变。葫芦笙演奏者起着引领舞者的速度、节奏以及提示舞蹈内容，同时也为舞蹈伴奏的作用。

二、葫芦笙的制作和吹奏

葫芦笙以前都是傈僳民间艺人自己制作并吹奏，到了本世纪，有制作技艺出色的艺人开始制作出售葫芦笙。在德昌傈僳族中，只有男子才吹奏葫芦笙，吹奏技艺通过口耳相传，从老辈艺人处习得。他们制作和吹奏技艺代代相承，历史久远，具体起源多依据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而来。每年农历三月至八月，傈僳族人都忙于农活，无暇娱乐。过完七月十五，他们就会吹响葫芦笙，跳起“刮且”。

制作时先准备好一个葫芦瓜和五根竹管。葫芦瓜要从专门的芦笙葫芦瓜里挑选一个长得均匀完整的做笙斗，竹管要选老锦竹，将五根竹管按照音的高低调整长短，并开音孔。接下来会制作葫芦笙的簧片。簧片虽小，却非常关键，需要精细地雕刻，并放于油锅中煮沸一段时间后捞起，等待凉了以后将其安装在竹管内，然后将竹管和笙斗用黄蜡固定，一件葫芦笙就诞生了。有的葫芦笙的长管上还装有一个小葫芦，用来扩大音量。

这种葫芦笙通过吸、吹发出声音，一般都发出单音，但有些葫芦笙在吹奏长音时会同时发出两个音，类似和音的效果。但经考证后发现德昌傈僳族流传下来的葫芦笙曲都为单声部乐曲，偶有乐曲中的某个长音或某几个长音出现和音的情况。

三、葫芦笙音乐的特点

德昌傈僳族的葫芦笙音乐几乎都由五声调式构成。极少数葫芦笙曲中会出现一两次偏音，从而形成六声调式的情况。其中徵调式和羽调式较为常见。旋律线条较为平稳，音程关系出现频繁大跳的情况较少。结构上多为乐段形式，吹奏时反复多次，其中可能出现变化重复。速度涵盖慢速、中速、快速。节奏规整，节拍以二拍见长。演奏时一般为单人演奏，有时会有二人同时演奏的情况，没有出现大规模集体齐奏的形式。

四、葫芦笙音乐的现状及原因

德昌傈僳族葫芦笙的制作技艺和“刮且”已成为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德昌文广局近年进行搜集和整理了部分“刮且”的音乐。德昌县总工会2015就业培训内容之一就是葫芦笙制作。

虽然近年来政府及相关部门增强了对葫芦笙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也在对现有的葫芦笙音乐进行保护，但保护力度和挖掘深度都还有待加强。傈僳族的葫芦笙音乐文化目前濒临失传。

（一）制作技艺失传

目前，德昌县金沙、南山两个乡为傈僳聚居乡，这两个川内傈僳人口最多的聚居乡里掌握了葫芦笙制作技艺的人只有10个左右，而且技艺较为精良的艺人年龄都步入老年，如当地傈僳学会前会长李文华②评价的“四川傈僳人中乐器做得最好的老艺人”张清明③，目前已经步入75岁高龄了，后来的年轻一辈艺人的制作水平无法企及。

（二）吹奏曲目失传

德昌傈僳族原本流传的葫芦笙曲有72种，现今仅存50多种，经常吹奏的只有30多种。以前在婚庆场面出现的一些葫芦笙曲现已无人能再现了④。而能够吹奏出传统的葫芦笙曲的艺人也已经很稀少了。有的年轻艺人也能吹奏部分葫芦笙曲，但都不是传统流传下来的曲目了。

（三）濒临失传的原因

1.随着傈僳族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的娱乐生活也逐渐变得丰富和多样化。传统的葫芦笙制作、吹奏需要潜心学习和钻研，而现在许多人更倾向于棋牌游戏，真正能沉下来感受葫芦笙音乐艺术并愿意为之付出时间、精力的人不多。这导致除了老一辈像张清明等人还掌握精湛的制作和吹奏技艺外，年轻一辈会的人少，会的人中几乎无人能达到老辈艺人的水平。

2.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体出现的多样化形式，使得傈僳人的音乐审美情趣发生了改变。其他民族的音乐元素、流行音乐的多种风格通过各种媒体形式对傈僳族人进行渗透，其音响、音乐素材、表演形式等对傈僳族传统的音乐审美进行着巨大的冲击。传统音乐的曲调、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难于获得特别是年轻的傈僳族人的认同，在音乐审美情趣上也难于引起共鸣。

3.教育对传统音乐的缺失。德昌傈僳族聚居乡相对偏远，其学校教育条件有限。在当地的乡村学校，首要保证的是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教学。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民间音乐，从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教学安排，不能长期并持续有效地将其在学校教育中推广开来。

4.德昌傈僳族有本民族语言，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有文化的继承都靠口传心授。缺乏文本的记载，特别是音乐类的谱本记载，在传承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变异，最终会影响音乐记录的完整性与准确性。葫芦笙音乐在傈僳族人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也会遇到上述问题。在缺乏谱本记载的传承过程中一些传统葫芦笙音乐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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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傈僳民族民间文化的价值，当地相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同时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各种政策没有跟上，出现法律法规缺位的现象。

五、保护和传承策略

德昌傈僳族的葫芦笙音乐在其民族民间文化中极具代表性，一旦消失便不可再现，如今已有一部分葫芦笙曲失传，面对此状况，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以利于葫芦笙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一）保护和培养传承人，提高本民族文化审美认同感

葫芦笙音乐文化的发展中，传承人需担负继承、传播和创新的重要使命。他们对葫芦笙制作及演奏技艺相较一般人更为全面、系统，他们是葫芦笙音乐文化能以“活态”传承的关键所在，对传承人的保护尤为重要。对已经过专业认定的传承人建立名录，应明确传承人的权益。同时，传承人应履行传承义务，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人才。

葫芦笙音乐文化是德昌傈僳族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与他们勤劳生产和积极生活的见证。对该文化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傈僳族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审美认同感。

（二）建立有效传承模式

1.定期开展葫芦笙制作技能培训

2015年德昌總工会开展的葫芦笙制作技能培训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傈僳族人的传承热情。许多爱好葫芦笙音乐的傈僳人却不会制作葫芦笙，即使想学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定期开展制作技能培训能增进他们对葫芦笙音乐的了解，扩大葫芦笙音乐文化传承的范围，能有效防止其制作技艺的失传。

2.创建学校音乐教育传播途径

传统的传承模式是民间艺人们通过口传心授的模式教授和学习葫芦笙的制作和吹奏技艺，这种单一的传承模式在现代社会各种文化的影响下使得葫芦笙音乐文化逐渐边缘化。将葫芦笙音乐引入学校教育是对传统传承模式的改革和创新。通过学校的音乐教育进行传播，是将葫芦笙音乐文化从小众传承融入大众传承的高效途径。在学校音乐教育中要注意区分民族地区学校和汉族地区学校的不同阶段和具体实施的方案。民族区特别是傈僳聚居乡的学生对葫芦笙的认知和其民族内涵的理解应该更深刻。而汉族地区学生对葫芦笙从不熟悉，感到新鲜到逐步学习并了解傈僳族葫芦笙的文化内涵可能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这需要学校音乐教育这一块建立起系统的、持续的民族音乐教学模式。音乐师资需要进行专门培训，并且可以将葫芦笙传承人引进校园面对学生进行技艺传授。在传承中遇到音乐专业问题还可以联系专业音乐院校的研究人员来帮助解决。

3.加强与当地其他民族群众的娱乐生活的联系

将葫芦笙音乐融入大众除了学校教育外，还应加强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德昌县居民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每天各个大小广场上都有若干团体在跳广场舞。九十年代初，凉山州曾推出彝族达体舞，其音乐舞蹈风靡一时，对彝族文化是很好的传播。若能组织开展“刮且”面对广大群众的教学，葫芦笙音乐文化一定能获得极大程度的传播和推广。

（三）一定程度开发葫芦笙音乐的商业价值

利用科技及媒体对葫芦笙音乐文化进行宣传，对其一定程度的转换，在市场中求得发展。傈僳族的音乐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物质基础。开发葫芦笙的商业价值是傈僳族音乐文化的另一种传承和保护。制作并出售葫芦笙，收录葫芦笙曲并制作成专辑出售，开展傈僳地区特色旅游项目，展示舞蹈“刮且”等，在传播了其文化的同时，也能为傈僳艺人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对于生活在山里的傈僳人来说，增加经济收入能一定程度地刺激其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热爱，有助于民间艺人们更好地传承本民族音乐。

（四）建立档案馆进行收藏展示

当地相关部门近年来对傈僳族葫芦笙音乐进行了搜集整理。除了录像采集外，还组织了当地文艺工作者进行记谱。但这些成果并没用于展示。应建立专门的档案馆，对葫芦笙音乐的生存环境、制作流程、曲目谱本、演奏技艺、艺人信息等方面进行图片、录像、书籍、实物等内容的分类整理并进行展示，定期对上述资料进行维护，并且对大众提供咨询、解说等服务。

六、结语

德昌傈僳族的葫芦笙音乐文化正在逐步失传中，采取积极主动有效的保护和传承策略迫在眉睫。目前政府加大了重视程度，部分专业音乐工作者联合当地傈僳文化保护者对部分葫芦笙音乐进行着抢救工作。希望通过各界努力，德昌傈僳族独特的葫芦笙音乐文化能得到有效保护并能持续地发扬光大。

注释：

①傈僳语，又称“噶切”或“噶切切”。德昌傈僳歌舞的一种形式，汉语称“打跳”。一般只舞不歌，用葫芦笙伴奏。

②李文华，男，傈僳族，前德昌傈僳族学会会长，四川省、凉山州民间文艺家。自1986年以来，李文华、熊国秀夫妇致力于保护傈僳民间文化，为其传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

③傈僳族葫芦笙制作非遗项目州级传承人。

④德昌傈僳族婚礼过程保留着本民族古朴、独特的仪式，婚礼场面民族特色依然浓厚，但其中部分传统歌舞音乐在近十年来已经失传。如今的婚礼场面中已听不到类似《山羊绵羊合拢舞》等的音乐了。

参考文献：

[1]四川省德昌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德昌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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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德昌县六所乡农业产业调查 篇4

六所乡位于县中部，面积64.2平方公里。辖新河、花马、解放、新农、永兴、陈所、花果、幼山、新安、胜利10村75个村民小组。2010年总人口10521人。本乡多为二半山和丘陵地，海拔1330－2812米，沿茨达河、花马河为河谷盆地，土质肥沃，日照充足，主产优质稻米、小麦、玉米、豆类、早蔬菜等农作物，其余多处地区缺水，有8000多亩“雷响田”。1962年以后先后修筑了永兴堰、陈所堰和蓄水量为121万立方米的蚂蝗沟水库及10多处塘库，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盛产桃、梨、柑桔、板栗等多种水果，出产油茶，是德昌水牛主要繁育基地和本县蚕桑、烤烟主要生产基地之一。99年六所乡成为英美公司的烟叶生产基地，所生产的烟叶已成为555牌香烟的主要原料。2002年该乡又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六所乡优质烤烟基地国家级农业标准示范区牌子。2005年六所乡烤烟种植面积已达到6100多亩，可产烟叶200万公斤，产值800多万元税收200万元左右。仅此一项人均可增加产值200多元。

根据调查我村实际情况得知，烤烟用肥总量占一年用费的80%左右，耗肥很多，这也是我们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平均每家一年能靠烤烟一项收入1万元左右，其次我们这还种蒜台，此产业是根据市场调节种植的，所以种植量一般不固定，不好估计其总产值，有时一年可以靠其收入5千左右一家，有时能上万元，由于地理条件的原因，我们村除了上学的很少有人外出打工，一家人基本上都在家务农，所以在人力投入方面还是很多的。其次是机械投入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几乎没人户养牛了，全是打田机在操作，几乎达到每家每户都有一台。

四川德昌 篇5

反抗文化与科技媒体的辩证

丹·席勒 (Dan Schiller) 在上世纪90年代时便指出, 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为知识分子提出许多实践方面的挑战, 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如何结合手与脑的问题。①而文化这一概念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于它不再指涉某一族群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本质, 而是被当作一种结合身与心的、动态的社会交往和信息传播过程。如此一来, 文化摆脱固化的定义, 成为一个斗争的场域, 在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里, 它又特别成为反抗殖民与帝国统治势力的施力点。信息传播与社会实践决定了反抗运动的形式和方向, 也构成了文化的样貌, 在这当中, 能够掌握信息并对其进行组织、实践、再造的知识分子, 便在文化的形构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在台湾, 上世纪70年代, 知识分子确实充分利用了自身对信息进行转化与整合的能力, 并结合社会实践成为推动历史的重要力量。从保钓运动以来, 他们接受海外左翼思潮的启发, 以乡土文化为轴心, 纵向追溯在地反抗运动的历史, 横向连接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形式, 以挖掘反帝、反压迫的资源。当时许多重要的文艺杂志和报刊栏目, 如《夏潮》、《中国论坛》等, 都成为知识分子传播批判性舆论的主要媒介, 也成为他们结合理念和社会实践的练习场。值得注意的是, 在解严之前, 这些活动至少在表面上都被限制在国民党党国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 凡是带有分离主义与左翼色彩的活动与思想, 皆被当局看作是一种非法犯罪。换言之, 文化创造成为知识分子与党国权威之间的张力点, 正是在这个张力点上, 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其创造力和独立批判性。

到了80年代, 消费时代的来临大大抬升了易生产、易淘汰的视觉产品的地位。视觉传播冲击原本的文字传播系统, 并且以其多变、多元的特色, 挑战一元的、封闭保守的党国文化体系。到了此时, 知识分子表现出比过去更为大胆的行动和言论, 从艺术形式到众多社会运动, 他们都企图在常规之外摸索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国民党威权的削减以及本土党外势力的上升, 从前被视为禁忌的、非法的言论与信息, 也在80年代电子业的发展下, 透过多样的媒体渠道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使得文化的战斗性发展到一个高峰。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科技媒体的进步, 必然保证反抗运动的前进, 或者必然使知识分子更能获得完整的信息资源。相反地, 伴随科技发展而来的发展主义同时也迅速地攻占传播媒体, 并渗透在地的反抗运动, 影响知识分子的判断力。1986年, 台湾自战后以来第一个党外政党合法成立, 一时间, 某种特定的, 一度被视为反党国的、非法的政治行动和思想, 翻身成为反抗运动的合法代表。自90年代之后, 特别是进入21世纪, 尽管政权交替, 原本的在野党一度换位成为主人, 发展意识和现代化欲望却没有因此减弱, 反而藉由本土化的呼声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势力, 并将表面上看似多元的媒体和信息整合进新的、单一的, 甚至更具有压迫性的文化意识里, 杨德昌的《恐怖分子》便是拍摄于这一新的主流意识即将现身于历史的前一刻。当现实中的传媒产业都在欢庆一场信息的嘉年华会时, 《恐怖分子》却以阴郁的影像对这场传媒盛宴下所形成的文化抱持怀疑, 并预告了一种新的压迫即将成形。

《恐怖分子》的犯罪场景对景观社会的破解

许多对《恐怖分子》的讨论, 都集中在影片的现代主义主题里, 亦即“艺术小说现实人生”。詹明信在分析这部影片时谈到, 这个主题之所以成立, 在于都市化使得“分散的事件, ……成为故事或文学的素材”, 而现代主义作家因此得到一种全知的视角, 将污秽的巷弄和高耸的摩天楼组合进同一部作品。②在这里, 关键不在于作家的才能或悟性, 而是现代传播技术使得身处不同时空的人们得以感受到彼此, 并获得一种关乎世界的共感。

对于许多第三世界的批判知识分子而言, 传播技术的发展无疑带来一种创造新文化的契机。新的媒体科技在既有的传播网络之外, 组织起更多样的信息环境, 使得公众能透过接收各种管道的信息, 逐渐转变为知情的公民, 而现代的民主社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建立。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80年代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台湾社会来说, 新的技术媒体尽管使得过去被视为禁忌的议题进入公共空间, 消费主义和发展主义意识也同时占据主流媒体, 但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过去曾作为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批判和现实关怀之支点的乡土文化, 此时逐渐沦为文化商品, 不仅渐趋于保守庸俗的中产阶级趣味, 更沿着长期以来的冷战知识结构, 一面拒斥左翼资源, 一面排挤不符合现代化标准的落后事物。小野曾经指出, 杨德昌在拍摄《恐怖分子》时, 对于当下的媒体状况抱持着很大的怀疑。③尽管大众媒体能使身处于不同时空的人们相互看见, 媒体本身对事件的叙述方式却隐含着极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需要从传播如何连接各不相属的事件着手探讨。

《恐怖分子》一片是由三条原本互不相关的故事线组成:李立中与作家妻子周郁芬的婚姻问题, 混血女孩淑安与不良帮派的犯罪活动, 以及富有的年轻摄影师小强对淑安照片的迷恋。在整部影片的剧情架构中, 摄影师小强明显占据着关键位置。相较于其他角色, 小强藉由照相机和报刊媒体, 将原本破碎的、互不相关的信息集中起来, 并在信息重组中获得对现代社会更为整体的认知, 他是由挣脱对淑安的迷恋, 一下子领悟了淑安的恶作剧电话与周郁芬的小说、李立中不幸婚姻之间的关联。一个阴谋般的计划在他眼前展现, 然而背后的筹划者却不是单一的个人, 也不是某种显而易见的公共舆论或强大的政治势力, 而是现代社会中浮动在传播媒体里的小爱小恶、小奸小恶, 以及各种属于私人领域的小事件、小麻烦、小欲望。这一图景使小强毛骨悚然, 不由得说出:“太恐怖了。”对应于现实中的传播网络, 小强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信息节点:他搜集信息、组织信息、生产新的信息, 并对此新信息采取相关的行动。从表面来看, 小强确实如同台湾70年代的知识分子, 充分利用了自身搜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 并从中展开具体实践, 以应对已然出现的社会危机, 然而吊诡的是, 小强所获得的信息以及他之后所采取的行动, 并没有能够阻止暴力与悲剧的发生。在影片中, 如果小强接收到的信息和他藉此所拼凑出的故事, 说明了当下传播网络扩展的幅度, 以及大众媒体如何建构起主体的社会认知, 那么后来由李立中的不幸和失意所辐射出的暴力与犯罪场景, 便指认了媒体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微妙落差, 这个落差之所以不能被忽略, 在于它提供了透视台湾年代媒体环境问题的视点。

事实上, 在台湾解严前夕, 电子媒体和传统文字媒体已相互建构出刺激市场的文化生产模式, 视觉消费在当中尤其被当作传播的热点, 并衍生出不同的消费形式。在过去, 曾扮演社会批判角色的知识分子, 此时不仅迷惑于市场上各种解构的、去中心的景象, 并且逐渐有了追求感官刺激和震撼的倾向, 一个德波 (Guy Debord) 式的景观社会隐然成形。李天铎指出, 80年代泛滥的影像消费导致观众“完整且一次性地全神‘凝视’”的感知经验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间歇性的散漫‘收视’”;电影、新闻报道、歌唱综艺、宣传短片等, 于是成为一个个“混成一气”的节目, 它们既是“电子媒介填充时段的消耗品”, 亦是“大众生活休闲的消费品”。④在《恐怖分子》里, 周郁芬获得文学奖后的影像被电视媒体无限复制, 镜头正面拍摄十多台电视机, 每部电视机的屏幕上都是周郁芬侃侃而谈的脸。如果周郁芬所隐喻的现实中的作家们, 曾是以手工业的模式在经营自身的写作生涯, 那么80年代台湾副刊文化产业与影视媒体的结合, 显然将他们推向能够批量生产和销售的文化产业体系, 并使他们逐渐融合成为消费主义市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当社会主体无法跟上市场快速变化的消费主义逻辑, 以维持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时, 现实中那些无法被镜头捕捉的, 或者因其落后而被排斥在主流媒体之外的社会渣滓, 便从中逆流而出, 影片中被詹明信喻为第三世界中产阶级代表的李立中, 正是如此现代社会的失败者。在故事中, 李立中永远是不断地追逐信息, 而不是掌握信息的那个人, 他既不知道妻子的外遇, 也不知道淑安的恶作剧, 甚至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被单位领导所愚弄。相较于周郁芬成功地占领媒体版面, 成为镁光灯的焦点, 李立中则是被传播体系远远地抛在后头, 他的落后使得他受制于外在环境, 也必然使得他从正常人滑落到失败者, 这种失败与大众媒体的运作紧紧相连。在二者的关系被意识到之前, 主流传媒所创造的文化价值体系, 却以一种铺天盖地的方式将这种失败封闭在个人命运或能力等私人领域, 失败所累积的负面情绪于是形成一股高压, 为公共社会带来一种恐怖。

在影片中, 这种恐怖最终透过主角血腥杀人与自杀画面获得宣泄, 然而在现实中, 恐怖却成为不可言说却无所不在的感受, 更成为众多犯罪的可能因子。1986年, 《人间》杂志刊载了原住民汤英伸因不堪工作虐待与欺骗, 将洗衣店老板一家杀害的报道, 虽然报道引起许多媒体对此事件的关注, 但汤英伸经过三审最终仍被法院判处死刑。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恐怖分子》的创作灵感, 在于汤英伸案对于台湾80年代来说, 并不只是单纯的劳资问题, 事实上, 它更指认了主流社会对徘徊在现代化边缘的弱势群体, 进行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的排挤。当这些边缘群体以犯罪的方式撞击稳定的社会秩序时, 被隐藏在景观之下的社会面貌则穿过层层叠叠的主流传播网络涌到人们的眼前, 也正是在此刻, 文化这一概念能够逃脱主流媒体的挟制, 再度成为开放的、允许辩证的, 同时也是被压迫者能对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场域。

结语

无论是在影片还是现实社会中, 犯罪场景所蕴含的并非单一暴力, 事实上, 它是一种社会综合症。当公共领域已为某种现代的发展主义意识所主导, 并使文化沦为主流传播媒体的禁脔, 不再接纳边缘的、弱势者的声音时, 犯罪与暴力便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从另一角度来看, 这些犯罪场景却不是必然的最后结局, 相反地, 它们将社会发展过程中被掩盖住的黑暗面带入公众视野, 使得逐渐封闭的传播系统再次被打开, 在这个意义上, 犯罪场景对第三世界的政治运动而言便不能只是被当作一种解放工具, 因为它更标示了社会问题的症结点, 这个症结点往往是被众多传播景观所遮蔽的。犯罪场景揭露媒体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 而这个落差往往也是将传播与文化间的讨论更往前推进一步的关键, 这一点正是《恐怖分子》能在不同世代的社会中, 持续成为重要参照的原因。

注释

11〔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 冯建三、罗世宏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1 -14頁。

22 〔美〕詹明信:《重绘台北新图像》, 《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154 页。

33 王昀燕:《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年, 第36页。

杨德昌、伯格曼、安东尼奥尼 篇6

之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沉沦至沉默的全部，就是因为在如此窒息的时代里，总会有不肯沉默的少数，无论多么少，他们总会存在。

这便是我们纪念他们的理由。

杨德昌属于少年，拒绝沉湎虚伪或在青春还没到一半就感叹“我觉得我已经老了”的年轻病患，可以在他的光影之中尽情开膛破肚、宣泄愤怒、嘲弄权威、砸碎面具。他的作品是刽子手和盗窃犯的聚集地，这些从来不在节日互寄圣诞卡片的边缘人，寻到一个免费场所得知了彼此的存在，暴怒并且感伤。

伯格曼属于幻境，玄妙的感觉从瑞典乌普萨拉小镇蒙蒙的雾霭中就开始了。这个从36岁起便开始向世界传道的男人，用电影读懂了社会，读懂了死亡与痛苦，甚至读懂了宗教，他将每一部作品化为投向众生的长矛，擦亮地狱的魔灯和撒旦对弈，89岁这一年，他决定把问题留给上帝。

安东尼奥尼属于哲学。这位先生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诠释一种怪异可怕的美， 他总是倾向于迫使他的演员保持沉默，或者用念电报的方式读台词，他更愿意用场景本身来代替传统的辅助元素，他坚持说这是“内心写实主义”。

永远的青春期

1956年，34岁的伯格曼让两个东征归来的十字军骑士和死神下棋，这个镜头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值壮年的伯格曼用最激烈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世界观和对信仰与生死的、伟大又充满痛苦的思考。而此时距安东尼奥尼拍摄第一部作品起已经过去6年了，他并没有获得大众的认可，《不戴茶花的茶花女》、《失败者》、《小巷之爱》、《女朋友》……奖项倒是捧回几座，但反应平平，也许这是他的创作瓶颈期。没有人告诉他，四年之后，一部《奇遇》将会使他蜚声国际。同一时期，东方的一个小岛上，一个男孩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要等三年之后，他才得考上建国中学初中夜间部，这个热爱漫画的男孩经常在墙壁上涂鸦，街道就是他的作品。多年之后，他将自己略显孤寂的少年生活用胶片记录了下来，据说那是一个叫牯岭街的地方。

即使，他们中有人拍了一部叫《中国》的纪录片后，得到了来自祖国意大利和中国的双重鞭挞，使得这部纪录片的放映时间整整迟到了32年，在他垂垂老矣已经扛不了摄影机之时，他仍旧是说：“去中国吗？我们一起走，赶快。”即使，他们中有人被诊断出罹患大肠癌，他依然风尘仆仆地抱病到嘎纳电影节担任短片单元评审团主席。即使，他们中有人胆敢3次失约嘎纳——这明显是不招待见，他还是宁愿呆在人迹罕至的费罗岛上离群索居。

这3个人的脑子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使他们的心智的一部分，永远停留在了青春期。

那些逼仄的选择

我们如果在翘完班灌够啤酒唱完卡拉OK神情专注地抠手指甲缝里的泥时，用闲着的脚趾头想想，其实他们做的事情足够简单：做自己。听上去多么熟悉。我们这个年代不缺少流行，尤其不缺少流行的特立独行，比如说“我要秀自己，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们目光所到之处都是向上向善的人类，盛世太平下的理想光芒格外耀眼，人人仿佛都活得遗世而独立。你肯定记得你的身边曾有人像苍蝇一般在你耳畔对你言传身教，大书特书自我的种种，你对他嗤之以鼻，同时在内心深处喊了一嗓子，“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因为你也有阳春白雪、高堂明月、情深深雨蒙蒙，因此你收纳了心灵的褶皱、赋予了悲悯的情怀、感受到世事之无常。

没有人告诉你，你其实不是欲求信仰而不得的布洛克和没有信仰的琼斯（《第七封印》.伯格曼，1956）。你不是小丑，不是演员夫妇，你不必和死神进行一场性命攸关的谈话和棋局。最后除了小丑之外，所有人都被死神带走，并且死于瘟疫。没有告诉你，你也不是小四（《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1991）。小四的爸爸因政治迫害而消沉到底，心爱的小明也跟小马好上了。陷入一片黑暗中的小四带着刀要找小马寻仇，结果碰上了小明，小明骂他：“你的意思是要帮助我来改变我是不是？你怎么跟别人一样啊，我看错你了……对我好，只是想要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心了，是不是？你太自私了，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你以为你是谁啊？”也许你以为你至少是一个英俊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是不是修女？当他告诉她，“如果我对你说我爱你会怎样？”“就像在光亮的房间点燃蜡烛。”冰冷的雨夜，他离开了教堂。（《云上的日子》，安东尼奥尼，1995）

他们选择了一条异常难走的路，在“正常人”眼里那里或许根本就没有路，所以他们思考的是我们没有想过的问题，做的是我们没做过的事，此种特立独行是无论如何都模仿不来的。顺理成章地，他们成为自然界的稀有金属。

镜头下的时代痕迹

电影毫无疑问地镌刻着导演独一无二的烙印，如果把电影看作是生活中的人、事件、情感的放大，那我们出演的这部电影的烙印，叫做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再没有比狄更斯这段描写更精辟的时代寓言了。

很多时候时代都像是一个暴君，明灭交替却要它的子民臣服于脚下，反抗的结果是什么，看看《牯岭街杀人事件》里的小四就知道了。小四是杨德昌童年的一个侧影：因为战乱而离开家乡，毫无祖产，但却具备“非常独立的性格”，所以小四的脑袋不肯为任何人低下，老师、同学、甚至父亲。所以当小明说出“你以为你是谁”时，插向她的那把刀使她成为这自尊心可悲的牺牲品，然而隐藏在他们身后的台湾1960年，却毫发无伤。无奈，已经成为世上人们最习惯的感受，就好像一首歌唱到：寂寞很OK，一个人OK，习惯就OK。

如果说写实电影是一剂强心针，那么，口水歌就是一针麻醉剂。很矛盾吧？更大的矛盾在于《野草莓》。在拍摄《野草莓》前后，伯格曼和他的第三任妻子关系恶化，为此他无数次反思少年时代目睹父母恶劣关系时的感受，“我创造的这个角色（伊萨克，一个神父，一个令女儿失望、冷漠得令人窒息的父亲，编注），大家都说像我父亲，但其实彻彻底底是我……”时代在伯格曼的童年划下痛苦的痕迹，使他一生都无法自拔，人们从未见过一个如此痛苦的导演，身上永远都像背负着十字架，一次次在怀疑上帝的过程中叩问上帝，人类的救赎何在？（《处女之泉》）。

有人说，伯格曼离中国很远，离人类很远，那么拍摄过纪录片《中国》的安东尼奥尼是否离我们近些呢？倒也未必。《中国》虽然是一部有趣的纪录片，但从电影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都乏善可陈。况且他的创作方式也相当隐晦，刻意地使用大色块，以及通过灯光的运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建筑质感，这些方式对于当代的普通观影者来说还很难接受，尤其是当一部作品需要用解构的方式去读懂的话，那么它拍摄的初衷就令人反感且怀疑：我们是为什么而纪念？是真正的他，还是我们心中的幻像？我们不妨看作这个时代对大师的误读吧：因为不懂，所以觉得好伟大，所以忧愁、感伤，但是无言。

不肯沉默的大多数

时代在缓慢地吞噬着我们，甚至暴虐地迫我们沉底，但是不可否认地是，还有榜样的力量让我们得以安慰，还有一些人在坚持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有一些人不被理解地执着于拷问人生的终极命题。在人类历史的黑暗时代中，常常会衍生“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尴尬的现象，不幸的是，人类的黑暗时代又是如此之多且漫长。今天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爱伦堡说：“我们了解的越多，就越感沉重。”杨德昌死了，伯格曼死了，安东尼奥尼也死了。有很多人说这是电影大师时代的终结。但如果我们现在纪念他们，将来也同样会有人纪念，总有一天那些不被理解的声光影像里的残骸，会找到适合的墓志铭——这奇异的，散发着激情的浪漫主义，竟是绝望的时代教会我们的东西。

凉山州德昌县前山滑坡研究 篇7

凉山州德昌县前山滑坡研究

德昌县地质条件复杂,是凉山州地质灾害的多发区和重灾区.前山滑坡位于德昌县前山乡,是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滑坡变形体.在研究滑坡地质特征的基础上,从主导因素和诱发因素两方面分析滑坡的`成因及变形机制,最后结合工程实际,对滑坡的防治提出相应措施,为地方政府开展减灾防灾和合理安排生产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作 者：郭宁 高建勇 钱波 陈艳霞 GUO Ning GAO Jian-yong QIAN Bo CHEN Yan-xia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工程技术系,西昌,615013 刊 名：科学技术与工程  ISTIC英文刊名：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年，卷(期)： 8(16) 分类号：P642.22 关键词：滑坡   昔格达组   成因分析   破坏机制   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