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篇1
“红色经典”文本的创作大抵离不开国仇家恨的描写，譬如中国在抗战时期对于日本人的仇恨是很难从人们心头抹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让我们拥有了无数的“红色经典”文本，譬如《敌后武工队》（冯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铁道游击队》（刘知侠著，出版社出版）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代表；而以国内革命战争为主要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如《红岩》、《红日》、《保卫延安》等，则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困难生活的叙述。这样的题材选择更有利于激发读者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绪，从而使得文本具有了合时代、合政治化的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复杂纠结、波折重重的复仇情景模式也能够演绎出更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从而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与可读性，让读者欲罢不能。所以，“复仇情节”的设置，可以说是“红色经典”文学中是常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元素。
与传统复仇文学作品比较，“红色经典”文本在“复仇情节”的设置上在借鉴了许多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出色的创新，这些创新最主要表现在对复仇对象和复仇动机的表述上。
首先，从对复仇对象的表述来看，在传统的复仇文学中的复仇对象往往十分明确，即对自己及家人造成伤害的仇人本身，即使偶尔有的作品将复仇对象扩大也仅仅是按照所谓“父债子还”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将复仇对象扩大到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范围。而在“红色经典”文本中，传统“父债子还”的家庭伦理观念得到继续的同时，又以现代的阶级伦理对其进行了取代：“父债子还”的合理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父子亲人，更是因为他们从属于相同的阶级阵营，由阶级属性而非血缘亲情决定仇人及其家属的道德善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杨沫的《青春之歌》中的于永泽与宋郁彬两位“少爷”的形象。无论是于永泽还是宋郁彬在其出场之初所表现出的都是以不同于父亲的“善”的行为：于永泽救了欲跳海自杀的林道静，宋郁彬更是大谈对父亲过于苛刻地剥削农民的不满，年轻的林道静被这些表象迷惑，先是嫁给了于永泽，而后又认为宋郁彬“比老头子好得多”【2】；文本中适时的揭露了于永泽与宋郁彬的丑恶嘴脸，在结婚后，于永泽逐渐流露出他的自私与狭隘，而在同乡借贷被拒一节，更是将他与传统地主的冷漠重叠；对于宋郁彬则是通过宋家的长工、女佣的揭露，暴露出他淫乱无耻的邪恶本质：“少东家，——你看他表面上挺和气挺规矩，可是，他专门在外头找年轻漂亮白的大姑娘，弄上手玩些日子就不要了。他有钱，又有心计，所以连少奶奶、老东家都不知道他那些缺德事。”【3】故事情节如果仅止于此的话，那么难免落入传统的“爹是英雄儿好汉，爹是草包儿混蛋”的血统论的俗套之中，“红色经典”文本并没有将这一切归因于家庭影响，而是归结于“阶级出身”的宿命：“你说他好？记住，一个茅厕里的蛆——没有两样货!姑娘，你们都是念书人，我不能不嘱咐你两句：什么时候也别忘了咱们姑姑的话；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你是来给他家教书的跟做活的一样的教书的。他可是咱们的阔东家!”2无论是于永泽的自私狭隘还是宋郁彬的淫乱无耻，皆源于其从属于“有产阶级”的阶级阵营之中，而他们作为有产阶级，作为“少东家、阔东家”的阶级身份与作为“做活的”的无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通过这样的论证，“红色经典”文本成功的以阶级出身的不同划分了道德善恶的对立，从而将复仇的对象从仇人上升到仇人所在的阶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是阶级觉醒的典型代表：“他的心已奔向仇人，这仇人的概念，在杨子荣的脑子里，已经不是一个杨大头，而是所有压迫、剥削穷苦人的人。”【4】
其次，从对复仇动机的表述上看，传统文学的复仇动机都十分简单，即常说的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红色经典”文本则为这一复仇动机穿上了阶级复仇的外衣，在传统的私人复仇的前提下，赋予复仇以阶级革命的时代意义。以《林海雪原》为例，它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而写成的。书里所写的是有关于1946年冬，东北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剿匪的故事。而在出发前夕，忽然少剑波的姐姐——共产党员鞠县长和县领导同志为保护土改成果而被土匪残忍杀害：“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尸掉的痕迹。”【5】这样，“剿匪”这一行动在原有的为国家民族、为胜利解放而战的意义上，又增添了新的内涵——为姐姐复仇，自此，公愤与私仇因复仇对象的相同而得到完满结合。之后一切情节的展开、矛盾的设置、故事的铺排全都围绕着“复仇”这一目的进行。同样是在《林海雪原》中，几乎每个战士都是身带血海深仇的，而这仇恨的对象，又恰恰就是这次剿匪行动的对象——土匪，于是，个人的复仇行为就变成了集体的剿匪行动，个人的某个仇恨就像就扩大为整个国民党匪帮，“我们为鞠县长和死难的同志们而悲痛......”接着他抬起头，挺起胸，举起了拳头高呼：“我们宣誓:彻底干净消灭国民党匪帮，为死难者报……”……“报仇！报仇……”全体战士和老百姓随着刘政委的呼声，发出了像轰雷似的宣誓。“我们要讨还血债!我们要报这血海深仇!”【6】每一个战士的血仇都能引起所有小分队成员的共鸣，“这笔血债刻在战士们的心里！”，“血海深仇燃烧着战士们的心!”“奋勇!前进!报仇!雪恨!”战士们每一个细胞里部充满了这样的意志。【7】这种“公愤与私仇”的完满结合，成为“红色经典”复仇情节的一个重要特点，被其他文本所不断模仿，反复借鉴：《红旗谱》中朱老忠严志和等人领导村民发起“反割头税”运动，这无疑是由于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引起群众的公愤，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朱老忠还是严志和均以“割头税”的执行者——冯老兰有着渊源久远的私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共产党员卢嘉川和江华等人的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虽然是因着“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他。”【8】但是，另一更深层的动因是为自己的苦难经历、为自己被迫害而死的母亲、为理想中的恋人复仇的信念的支撑……通过对“私仇”与“公愤”的结合，一方面，传统个人的复仇行为在现代集体的革命事业中找到了伟大的属性，具有了先进的意义；另一方面，现代集体的革命事业也在传统个人的复仇行为中找到了道德伦理的支持，二者互相依托，互相借重，赋予“复仇”以传统的、现代的、伦理的、道德的、个人的、国家的合理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经典”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在设置上，实质上并没能超越传统复仇情节，他在很大成分上是对传统复仇情节的借鉴：如开场即表述血海深仇的起源，然后幸存者偶遇高人指点种种忍辱负重的复仇经历，故事的结局是历经波折后血仇终于得报的大团圆复仇结局等。然而，“红色经典”作为“革命历史小说”，其负载着“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和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9】的任务和使命，就必然决定了其在文本创作上，要突出“红色”即“革命”而非“复仇”。聪明的“红色经典”作家在不断的实践和摸索后，终于创作出了新的“复仇情节”模式，即以阶级革命的外衣包裹下的传统个人复仇故事。而这一“复仇情节”模式的产生以及这一模式的组成：复仇动机、复仇对象、复仇手段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地方，这可能是“红色经典”文本对于文学史的另一重要意义所在吧。
参考文献
[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第2页。
[2]《青春之歌》, 杨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291页。
[3]《青春之歌》, 杨沫,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312页。
[4]曲波:《林海雪原》, 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年5月第1版, 202页。
[5]曲波《:林海雪原》,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8页。
[6]曲波:《林海雪原》, 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年5月, 18—19页。
[7]曲波:《林海雪原》, 河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年5月, 30-31页。
[8]杨沫《:青春之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45页。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篇2
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色经典”, 也称作“革命历史小说”。从“革命历史小说”这个题目可以看出, 这种文学样式肯定是以革命历史为创作题材的, 准确的说是1950、1960年代产生的包括样板戏之内的“革命历史小说”。如《红日》 (吴强, 1954) 、《红旗谱》 (梁斌, 1957)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 1961) 、《山乡巨变》 (周立波, 1960) 、《野火春风斗古城》 (李英儒, 1958) 、《烈火金钢》 (刘流, 1958) 等。
二、“红色经典”的命名
“红色经典”一词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 换句话说, 先是出现一系列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淘洗, 后来人在反观这些作品时把它们称作了“红色经典”。这些把它们叫做“红色经典”的人应该为90年代的大多数人, 如果仅仅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 它是政治教化的结果, 某些人操纵的结果, 未免有些牵强。“红色经典”首先是作为一个名词来流行, 因此, “红色经典”是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杨经建曾经在《“红色”的经典:对于经典化文学遗产的价值确认》:“‘红色经典’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 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我这里用‘红色经典’这个称谓, 指上世纪50-70年代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批作品, 只为行文方便, 并非意味着事先肯定了它们的经典地位。”[1]
所以, 对于“红色经典”这个名称的种种阐释, 不应该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 对它的研究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这个名称的出现时间, 怎样流行开来的, 是否合适?这些问题没有文学意义。也许有人会说, 对于“红色经典”的研究首先就要对“什么是红色经典”搞清楚, 否则连“是什么”都不知道, 如何去研究它的意义呢。表面上看这种思路符合文学研究的逻辑, 但忽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红色经典不是某一作品的名字, “红色经典”是一系列相似作品的代名词, 它与作品本身的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红色经典”中的经典不是文学史上的经典。经典更多指某一部作品, 而不是一类作品。
总之, “红色经典”这个名词没有合适不合适一说, 它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也许可以从语言学来讨论它, 但从文艺学角度来思考它没有多少价值, 文学研究工作者对于“红色经典”的探讨, 应转变方向, 注重对每部作品进行价值解读, 看其是否合乎经典标准, 而不是简单的说“红色经典”是不是经典而争论不休。“事实上, 对经典的研究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意义, 并通过当代人的阐释而使其价值重新定位。情况往往是, 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一种价值体系的弱化乃至解体。因为时间的差异必将带来性质的差异。而彼事物要在此时代获得价值和意义, 就必须被不断地作出符合此时代的阐释和理解, 这就是历史评价的现代化原则存在的逻辑基础。因此, 对“红色经典’, 进行经典化理解并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简单化评判而放弃这一追求。
三、“红色经典”的评价
所谓评价也就是对其的价值判断, 而“价值”一词内涵丰富, 可以是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等。而文学研究者重点是在于发现文学作品及文化现象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当然不是说完全忽略其他方面的价值, 其他方面的价值只能作为参考或附属资料, 而不是文学关注的对象。“红色经典”不仅可以从文学、文化方面来解读, 还可以从社会学、历史学来解读, 只是后者已不是文艺学研究的范畴。
1.“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
文学的意义或价值往往是被赋予的, 它有一个建构的过程。同时, 每个时代对于其价值的评定标准也是不同的。“红色经典”中的许多作品描绘了50、60年代的生活, 真实再现了革命场面, 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这一切对于我们现代人了解过去有很多的帮助, 因此, 它是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另外, 塑造了一批喜闻乐见的农民形象和英雄形象, 他们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
2.“红色经典”的文化价值
把一种文学样式或作品称作经典, 事实上是“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 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2]因此, “红色经典”的流行和广泛传播, 必然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 无论是50、60年代还是现代社会。对于当今社会, 人们面对物质的充斥, 越来越开始关注人精神层面的思考, 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注。“红色经典”描绘的是面对恶劣的外部环境 (饥饿、战争等) , 人的生存现状、生活智慧、生命的光辉。这些东西会给现代人一种回归感, 让人从中获得生活的勇气。
具体来说, “红色经典”是一种有别于现代商业文化的文化。首先, 它无论是从艺术思想上还是艺术形式上, 都具有很强的人民性。“红色经典”几乎全是在体现人民大众如何生活、生产、革命, 这样的文学容易激发国民的凝聚力。其次, “红色经典”中塑造了一群英雄人物, 他们是正义的化身, 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 而且这些英雄也会成为人民行事的榜样和楷模。再次, “红色经典”中积极乐观的精神, 会感染一批人, 尤其是对于青少年, 是其遭受困难、厄运时, 勇敢面对, 积极解决的力量源泉。
总而言之, “红色经典”是有一定的阐释空间的, 不同时代的人对它的解读得出不同的意义也是正常。如果对它的解读仅仅限于一两个层面, 那作为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又从何谈起。“红色经典”的意义是需要不同时代的人共同建构的, 而这种建构才正体现了作品的可读性, 作品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杨经建《“红色”的经典:对于经典化文学遗产的价值确认》.中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1期.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篇3
这套书的三个关键词很醒目：“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红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的含义和指向是明确的。红色是热血的颜色，是国旗的颜色。红色象征着热情和活力，象征着奉献和革命。红色当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红色者，作品的内容、主题、价值取向积极向上也。而中共党史出版社，本身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为名成立的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举世皆知。正如党史学者李忠杰所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倍加珍惜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努力从党的历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智慧和开拓前进的力量。”“党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以转化运用于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资源。”党的历史是红色文化另一种形式的展示。红色文化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大概是党史社推出这套丛书的初衷吧。
“红色”续接“经典”，表明丛书策划者们除了注重作品的内容、主题、价值取向，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品是否都经历过历史的检视和时间的考验，更在意所选的这些红色作品在艺术品质是否上乘，是否经得起读者的咀嚼、品评和回味。何谓“经典”？老实说，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未必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我想，但凡称得上经典作品的，它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一些要素。比如，典范性、普适性、独创性和人类情感的共通性。典范性——作品艺术提炼的高度概括。其文学诉求提升了人类认识的高度，揭示了人生的真谛，预示着某种趋势的终极走向。普适性——能够穿越时空，触及、思考和呈现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在拥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具有超越而开放的人类文化品格。独创性——文学作品最宝贵的是个体的独创性。没有千千万万个个体作家的独特创造，就不可能有整体文学的发展。人类情感的共通性——无论种族、地域、文化有多少差异，人类基本的欲望、渴求、认知、感受是共通的。真正的好作品、经典作品，必定内置了人类心灵共鸣的密码，必定含纳、承载了人类情感的张力。当然，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对经典作品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呈现过程。有些曾经被称为是经典的，现在已不再是经典；而有些在当时并未被视为经典的，又被后人誉为经典。这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也是相对的。
把“红色”“经典”与“儿童文学”放在一起，显而易见，希冀的是以儿童文学的方式，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熏陶。在我国，红色儿童文学主要是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初期这几个特定历史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文学书写。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其时，创作者之多，创作面之广，风格之多样，影响之大，读者之众，实不多见。涌现出了众多优秀小说家，比如华山、徐光耀、王愿坚、管桦、刘知侠、李心田、颜一烟、萧平、邱勋等。红色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个小高峰出现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代表性小说家有颜一烟、张品成等。
考虑到精品需要相应的时间筛选，本丛书除张品成的作品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其余作品均创作于距今四五十年以前。但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这些作品皆称得上是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可谓部部有影响、篇篇有特色。许多作品在当时不仅家喻户晓，而且作品的名字本身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比如，中长篇小说中的《小英雄雨来》《铁道游击队》《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闪闪的红星》《微山湖上》等，短篇小说中的《七根火柴》《党费》《三月雪》《海滨的孩子》《永远的哨兵》等。可以说，许多读者是看着这些作品成长起来的。这些红色儿童文学作品以自己特有的艺术质地影响、左右着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信这些经历了时间检验的红色儿童文学，能够赢得今天青少年们的喜爱。
当代文学·红色经典 篇4
一、关于“红色”
“红色”是一个象征性词语,一般都用于正义革命事业的指代。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及其意识形态的象征，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可以简而言之为“革命”。
二、关于“经典”
所谓“经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介定：
其一，“经”是指经文，比如圣经、四书五经，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文献。“典”是典范，是从意境到文字都非常完美的文本。所以，“经典”是人类最优秀文化的结晶；其二，“经典”也可以被视为某一类事物的精彩代表和具有特定意义的指向性事物。
由于“红色经典”自身所代表的某些历史局限性，注定了它决不是前者。
三、何谓“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文学评论，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时尚称谓。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从1921年至1976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及文化物品；狭义上仅指共和国初期产生的“革命历史小说”，具体是指产生于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一大批长篇小说。
四、“三红一创，山青保林”
特指《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海的早晨》等，构成了建国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主要阵营。第三节 周立波《暴风骤雨》和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一、题材的价值认定：
《暴》与《太》同属于土地改革题材。后者重心放在土改的第一阶段——斗倒地主；前者则表现了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从斗地主到分田地再到参军。
二、鲜明的时代政治特色：
1、作品突出显示了土改运动中农民的阶级意识、政治觉悟和优秀的个人质量。《暴》中的赵玉林、郭全海，《太》中的张裕民、程仁等，成为了当代农民的精英分子。
2、设计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事故情节和斗争场面。如《暴》中斗争韩老六的过程，与杜善人的较量。《太》中斗争钱文贵等。
三、思想内容及认识价值：
围绕土改中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艺术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农村反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经历，提示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阶级斗争、土改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有一定价值。同时，小说中提出的土改运动只有把最隐蔽、最狡猾、最凶狠的恶霸地主打倒，才能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对于我们认识阶级对立，也是有价值的。
四、艺术表现方式：
1、土改运动在农村各阶层人物内心激起巨大波澜，要求作家深入人物内心，揭示人物复杂的思想心理矛盾及其变化。
2、对农民中先进分子的描写，没有采用概念化的单一刻画方式，而是放置于土改斗争中，让他逐渐成熟起来，把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与疑虑、矛盾、弱点，有机组合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
3、宏大的结构方式。善于捕捉人物关系在矛盾斗争中的作用，把土改运动在农村各阶层各类人物中的关系及矛盾，主次分明地表现出来。
五、两部作品的区别：
1、内容上《暴》是全面展示，《太》只表示了斗地主的第一阶段。
2、人物关系方面，《暴》单一一些，只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太》却把地主之间，农民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都提示了出来。
3、人物塑造《暴》要简单一些，如赵玉林一出现就是一个很坚决的农民积极分子，而《太》却注意人物性格的发展，在斗争中不觉悟。
4、表现手法上，《暴》重视典型事例来表现人物思想，很少冗长的心理描写，而《太》重视心理描写以表现出内心状态。
第四节 柳青《创业史》
一、主要故事内容：
小说通过梁三老汉一家三代人的创业史，典型地再现了中国农民发家致富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遭遇的不同结局。梁三老汉的父辈艰难创业为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但兵荒马乱，天灾人祸不光让他创业失败还失去了祖传的房子。解放后，梁三老汉的继子梁生宝决心跟党走，组织互助组走共同致富的道路，终于实现了梁三老汉的愿望。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记忆
通过渭河平原农村互助组由建立、巩固到发展的过程中不同人物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描写，来说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揭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
三、重读的认识价值：
1、作品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发家致富”梦在特殊年代的扭曲史，是中国农民精神物质创伤的一种文学写实。
2、充满理想主义气质的抒情议论，强化了小说的时代精神。
第五节 吴强《红日》
一、题材的独特性：
作品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历史事实，以军长沈振新率领的一支英雄部队为主线，从1946年第二次涟水战役我军失利写起，到最后全歼敌王牌军七十四师，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
二、基本主题：
小说通过山东战场三次战役的艺术描绘，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由弱变强，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歌颂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三、结构宏大，全景式展示战争场面
小说结构以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为核心内容, 全景式展示了解放军沈振新军与号称 “王牌师” 具有美式装备的张灵甫七十四师面对面的较量，主次分明又浑然一体。
围绕三大战役，情节安排有序。通过涟水失利、74师暂时得利、沈军转移山东大练兵、莱芜大捷、74师痛失垛庄被困猛良崮、沈军全歼74师等情节，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军事力量的差异和大逆转。
第六节 梁斌《红旗谱》
一、主要故事内容：
小说是20世纪上半叶农民运动题材的经典之作。作品写朱老巩为阻止恶霸冯兰池毁钟侵田“大闹柳树林”失败，家破人亡。二十五年后，朱老忠回乡，在共产党领导下，对冯兰池进行不懈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党。通过“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斗争”的胜利，真实地展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风云，再现了中国农民走向革命的斗争历程。
二、两大阵营的对立成为叙事主体
小说描写了以朱（老巩/老忠/大贵二贵）、严（老祥/志和/运涛江涛）两家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冯兰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斗争历史。
朱、严一方经济贫困，政治上跟共产党走，文化上是宗法制度的反叛者；冯兰池代表了地主一方，经济富裕，政治上是国民党政权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占据着一定的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三、二元对立的叙事伦理
以意识形态的分歧建构二元对立，突出贫富对立和阶级对立。既表现了一种社会排斥倾向，也明确体现出被社会主流意识所肯定的对象。
四、小说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
第一代农民，以朱老巩、严老祥为代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赤膊上阵。
第二代农民，以朱老忠、严志和为代表：自发反抗——自觉革命。第三代农民，以严运涛、严江涛、朱大贵为代表：生正逢时，勇于斗争，有智有谋，积极热情。年轻接受真理快，是革命的希望所在。
五、朱老忠的形象
朱老忠是小说刻画最成功的一个农民英雄形象，他是跨越新旧两个历史时代的人物，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他的性格特点是：
①嫉恶如仇、刚正不阿
这个性格的形成原因：第一，它生长在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地，地域传统造就了他。第二，父辈的影响，家族的仇恨。第三，农民的苦难，阶级的仇恨。②行侠仗义、爱憎分明
第一，对乡民穷人，他情深意重，救危扶困，全力相助。第二，对待革命同志，他充满了阶级情，同志爱。第三，对待地主官吏，他由私报私仇，认识到必须打倒推翻反动统治。
③有胆有识，深谋远虑
他胸有城府，沉着老练，有胆有识，坚忍不拔。他还有一句口头语：“出水才看两腿泥”，即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
④勇猛刚毅，风趣乐观
就是这个性格使他活了起来。在对敌斗争中，他不谨小慎微，软弱退缩；相反，他英勇果断，冲锋陷阵。
总之，他身上融合了几种因素：旧时代豪侠的特征，新时代英雄精神，作者心中理想的农民英雄，富有传奇色彩。他的道路，是中国农民要走的道路。因此，朱老忠是“一个兼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革命性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可以够得上鲁迅先生称为的“历史的脊梁”般的英雄人物。这个艺术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
第七节 杨沫《青春之歌》
一、基本主题
通过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以及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分化，展示了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经过追求、痛苦、改造和考验，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二、林道静成长史的典型意义
林道静由个人走向社会，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三个阶段：
1.觉醒：要求个性解放、寻找个人出路。
2.成长：将个人反抗和实现自我与追求民族解放事业联系一起。3.成熟：完成了一个知识者深刻的革命化转变。
三、女性觉醒的被动性设置及寓意
（一）由三个男性作为支撑的关系史，构成林道静的成长史。
第一是余永泽，西方人道主义代表；第二是卢嘉川，阶级、革命的启蒙者。第三是江华，共产主义事业的介绍人。
（二）这种设置的寓意在于:
现代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教学思考 篇5
一、时代烙印的文学语境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是几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 当然主要还在于其本身的作品魅力。但红色经典文学产生的特定年代, 也造就了其特殊的语境, 不了解这个时代烙印的文学语境就无法深入理解作品, 更可能产生排斥心理。
1. 历史现场的再现。
要了解红色经典, 首先要对那段历史来个现场再现。可采用视听手段通过影片播放和有关史料的介绍让学生回顾那段历史, 以达到尽量回到现场的目的。如《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等都已拍成电影, 通过制作精美的课件, 在课件中剪裁影片片断让学生了解作品及史实, 或以相关的纪录片的史实讲解那段逝去的历史, 尽可能让学生从感观到认知重回历史现场, 从而对红色经典产生的特定时代有初步的了解, 为他们深入去体会作品及创作意图打下基础。
2. 政治化话语的解读。红色经典的年代较久远, 现
代人习惯以现代的价值观、审美观等去理解, 从而产生隔阂, 有了难于逾越的代沟。由于不理解, 就会产生不喜欢的情绪, 甚至于拒绝去看、去了解, 这也就造成了红色经典在现代年青人中的尴尬处境。对红色经典的不理解最重要的表现是对那些极具政治化的话语的不解。如, “两结合”、“三突出”、“根本任务论”、“干预生活”等等, 这些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因而有必要给学生作简单的介绍, 接着再引出相对应的历史事实, 并适当地举例, 结合作品加以分析, 从而加深学生的印象。另外, 要注意作品中主要历史事件的解释, 还有那个时期的文学环境的初步介绍及分析。
3. 红色叙事的意义旨归。
红色经典在建构历史的时候都有着较一致的认知, 即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塑造英雄人物, 歌颂革命。因而在较多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小说中常有史诗意味。《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就是史诗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环境中, 广泛地发动、组织人民群众, 领导人民反抗日寇的侵略,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 最终打败敌人,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些史诗性的作品, 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 能让今天远离那个环境的人们更易认识那段历史, 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 生发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革命历史小说一方面建构起新政权、新国家的光辉历史, 有效地塑造着民众的历史认知理念;另一方面, 从意识形态功能上来看, 它同时为当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整套的极具革命色彩的伦理观、价值观与道德观。
二、革命旗帜的成型
红色经典的革命旗帜的成型, 主要表现在其情节内容的革命化、人物形象的英雄化等方面, 当然它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1. 革命的内容。
红色经典的内容毋庸置疑即革命。在新中国文艺格局中, 文学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是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艺体制语境中被讨论的。这个时期的文艺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即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文艺方向: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在此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红色经典就有着英雄化、典型化、革命化的特征。在主旋律下, 就有了宏大的国家民族叙事的, 从国家、民族出发, 彰显英雄色彩的《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日》、《红岩》、《林海雪原》等作品出现。也有较为个人化的歌颂个人革命成长的《青春之歌》等, 但此类作品由于不太符合当时塑造英雄形象的主旨, 虽然得到读者的欢迎, 却也受到了主流批评界的不少批驳。但较为一致的是这些作品在当时都承担着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某种任务。而为无产阶级历史意识营造形象化的历史图景, 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责无旁贷的功能和作用。
2. 典型化的英雄。
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导下, 红色经典作品把英雄作为主要创作对象, 总的形象特征是“高大全”。而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塑造也成了作家的首选。英雄人物的典型性在这些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如《林海雪原》的少剑波、《红日》的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保卫延安》的彭德怀元帅、《红岩》的江姐和许云峰、《铁道游击队》的刘洪、《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杨晓冬、《红色娘子军》的洪常青、《平原游击队》的李向阳、《红灯记》的李玉和、《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等等。在讲课时, 紧紧抓住这些人物的最主要特征, 也可把作品中的反派人物作为对比加以分析, 如江姐与甫志高, 洪常青与地主恶霸黄世仁, 杨子荣与座山雕等等。另外, 可适当结合较忠于原著的影片讲述, 从视觉上满足学生更生动形象地了解英雄的愿望, 从而加深印象, 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
3. 时代的产物。
红色经典明显有着作家“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的强烈创作欲望, 有着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有着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其政治的功利性是不可抛之的, 只能面对, 要肯定其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的政治性。但必须看到这些作品功利背后的文学魅力:高扬着革命旗帜的文学作品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继承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 迸发出建设新中国的极大热情。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理解, 还可教育学生在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中, 回顾革命历史, 珍惜现代的生活。红色经典中的革命样板戏, 由于创作的年代是文革, 而且主要的倡导者是江青, 其明显的政治目的性一直是备受争议的, 文革期间风靡大江南北, 文革后却广泛受批判, 而近几年又有新的评价。对于这类作品学生是较容易困惑的, 所以讲解要细化。通过对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介绍, 剖析作品在政治背景下的文学功用性, 作品受欢迎的真正原因及其人物典型的榜样作用, 等等。
三、现代语境的经典学习
1. 树立对传统的敬意。
在文革期间, 中国社会上流行的是打倒一切旧的东西, 否定传统的风气。但在改革开放后, 在极其激进的现代, 不知是文革的余毒, 还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叛逆, 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传统的潮流, 甚至于某个时期, 传统变成了过时, 反传统成了时尚前卫, 这种思想极大地损害了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面对这种状况, 首要的是树立人们对传统的敬意, 只有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怀有热爱之情, 才会有极大的热情去深入地了解它;只有怀着对传统的深深敬意, 才不会人云亦云轻易否定之, 才会找到传统文明的精粹并发扬光大。红色经典的学习与宣扬, 既能唤起年老一代对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回忆, 又能教育年轻的一代, 让他们在对历史的学习中了解革命先辈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与牺牲, 在社会上营造普遍的尊先烈敬传统的风气。当然, 对于社会中出现的对经典的随意改编, 要坚决杜绝, 还经典本面目, 保证严肃的历史记忆和反思不完全演变成脱离现实的怀旧时尚, 这样红色经典魅力才能更好地发挥, 特别是其教育功用才能发挥到极致。
2. 理解时代的信仰。
一般认为每个时代由于政治、经济、人文环境的不一样, 总有着时代标志性的信仰。但当代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缺少信仰的时代, 在这个极度商业化的时代, 人越来越异化, 前些年对英雄的否定、对崇高的怀疑就是这个时代缺少信仰的表现。对金钱的欲望扭曲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 道德失范、信仰缺失让很多人迷失了自我。这种状况之下, 红色经典无疑可以起到较好的教化作用, 以经典的洗涤唤起人们对信仰的重新审视。在那个红色年代, 最主要的信仰就是对革命的无上敬重。通过作品本身的魅力, 在对革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 引导学生体会这种革命信仰的坚定, 并引发对自身信仰的思考。
3. 历史写作与历史真实。
历史写作与历史真实当然不可等同。红色经典的历史写作是建立在基本真实上的艺术再创作。在讲解作品时可从两个方面阐述, 一方面是作家如何讲述革命;另一方面是讲述革命历史的模式及其历史“真实”的界定。红色经典的写作, 是在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下的革命历史写作。作家在构建这些作品的时候非常注重其故事性, 语言也通俗化、群众化, 具有极大的普及性。最重要的是作家政治责任感赋予作品的政治性, 作品普遍具有较强的教育目的性。
红色经典的教学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如何讲解的困惑性, 让其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 不少老师在讲解时总是一带而过, 这影响了学生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深入理解, 不理解就会导致不尊重, 从而对那段历史的文学避而远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肯定其价值, 在教学中注重结合现代学生的特点, 因势利导地展开作品的讲解。对这些作品的价值重估也是近年来文学史修订注重的问题, 这些修订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 也列举出其存在的缺陷, 这就是作品的重新评估, 当然这也应该是红色经典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红色经典的教与学是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代大学生由于远离那段历史, 根本无法去理解作品中的人和事, 普遍对其学习兴趣不高。要改变这样的教学现状, 在红色经典的教学中, 可从历史现场的再现、政治化话语的解读、红色叙事的意义等方面为学生分析有时代烙印的文学语境;从革命的内容、典型化的英雄和时代的产物等方面分析革命旗帜的经典成型;通过教学树立学生对传统的敬意, 理解时代的信仰和历史写作与历史真实的差距, 从而完成在现代语境下的经典学习。
关键词：红色经典,语境,教学,革命
参考文献
[1]郭剑敏.中国当代红色叙事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19491966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19, 14.
[2]朱栋霖, 朱晓进, 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 (下)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3.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篇6
一、严谨工整的故事魅力
1963年, 江青开始着手指导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她指出:“要重点塑造正面人物, 削减反面人物的戏份。应着力解决剧本问题, 使结构紧凑严谨, 人物突出, 不能为演员唱而加戏。”在这一指导下改编的《智取威虎山》, 已脱胎于原著《林海雪原》复杂丰富的艺术结构, 仅选取杨子龙假扮土匪, 与少剑波合力攻破威虎山的重点情节。去掉了偶然性的传奇色彩, 着力体现小分队的集体主义精神, 并删除了不少反面人物。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基本上沿袭了60年代京剧样板戏的结构和人物设定。即使用当代电影叙事规律来考察, 原剧作的结构也十分吻合现代观众的心理逻辑。原剧线索清晰:即杨子荣和少剑波里应外合智取威虎山。戏剧冲突明显:即解放军和土匪之间敌我双方的矛盾。悬念设置引人入胜:如杨子龙如何骗过座山雕顺利在威虎山卧底?在悬念、冲突的推动下, 原作情节险象环生, 如打虎上山、拜山门、智杀栾平等都是令观众倍感惊险刺激的段落。可以说, 原剧从开端、发展, 到高潮、结局各个环节都已历经千锤百炼, 对于没有剧情基础的年轻观众, 故事本身的张力就已极具观赏性。
对比近十年来徐克执导的武侠题材电影, 无不存在剧情的短板。尤其是融入侦探元素的“狄仁杰”系列, 空有悬念却收尾不利, 使这些电影最终都沦为视效奇观展览。可以说《智取威虎山》先天的剧情优势, 弥补了徐克的不足, 使他能将主要精力投放到武侠情怀、视效奇观这些优势环节中。
二、虚实结合的戏中戏结构
徐克“旧物新装”的方法, 虽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剧结构上的优点, 但红色经典历经50年的洗礼, 其精神内涵若没能完成当代语境的重构, 无疑是让人遗憾的。如何弥合特殊年代神话文本与当代现实环境之间的鸿沟?对徐克而言, 这些本质性的问题囿于个人能力与审片制度, 未免挑战性过大。他仅在电影中回应了一个略显笨拙的戏中戏结构。
影片开场几秒, 屏幕上闪现“纽约, 2014”字眼, 许多观众都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影厅。直到童祥苓扮演的杨子荣在纽约某ktv屏幕上现身, 观众才确定自己是在观看3D版《智取威虎山》。接着, 韩庚以革命子孙的身份开始切入关于威虎山的回忆。这就是备受争议的戏中戏结构。
从观影效果看, 韩庚出现的首尾段落显得较为生硬做作。即使全部去掉也不影响电影的完整性。徐克为什么非要落入所谓“回忆”的俗套?因为唯有回忆, 才能点出原剧“英雄神话”的本质。唯有在一位被解放军拯救的孩子 (拴子) 眼里, 英雄的神勇无敌和高大完美才具备某种程度的合理性, 而当栓子经过一次次地虚构加工, 把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传给自己的子孙时, 故事本体已经被强烈的情感所湮灭。为了做实这种虚构性, 影片末尾还追加了一个杨子荣截机的结局, 这更证明故事本身就是可以进行不断改编的, 而作为韩庚这一代人, 自然而然会把好莱坞电影文化融入到对杨子荣的想象中,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007版杨子荣的结局。
只有在回忆里, 想象才是合法的。如果片头出现:本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或者采用少剑波、杨子荣、小分队任何一位士兵的口吻进行叙述, 这种添油加醋的英雄事迹, 就跟罔顾事实的抗日神剧没什么区别了。
不管是出于审片制度的需要, 还是商业性的需求, 徐克都不可能真正改变剧情结构和人物设定, 当然, 他内心也十分清楚原剧过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 所以只能打一个擦边球来解释原剧的虚构性, 虽然做法有些生硬, 但总算融入了一丝现代意识。
三、无法割舍的武侠情怀
作为“新武侠”电影的开创者, 四十年来武侠电影的持续耕耘者, 徐克有着深入骨髓的武侠情怀。他主动选择“智取威虎山”这一红色经典进行改编, 必然是因为电影创作中有许多可以施展的武侠空间。
(一) “孤胆英雄”杨子荣
1964年, 毛泽东在看完《智取威虎山》京剧之后指示:“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和集体主义话语不同, 在武侠语境中, 孤胆英雄恰恰是侠客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徐克在影片中就刻意塑造杨子荣身上特立独行的“疏离感”。杨子荣从火车站一团浓雾中出场, 一身皮氅、一脸络腮胡, 再加上眼皮上浓艳的紫黑色眼影, 确实明显将他与其他解放军战士拉开了距离。影片还不断借用客观视角强调杨子荣的“异质”。如通过少剑波这一典型的解放军指挥官的口吻说:“这个杨子荣, 我真是摸不透, 你看他哪点像一个侦查员?”进入夹皮沟后, 初见杨子荣的村民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足见这个人物身上的特殊性。深入匪窝确实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少剑波拒绝杨子荣卧底的请求, 表面上同意他的离队申请, 便是赋予了杨子荣以个人身份完成英雄事迹的合法性。当然, 革命集体仍与杨子荣密切配合, 共度难关, 这是后话了。可以说, 杨子荣假扮土匪惟妙惟肖, 在匪窝中毫无违和感, 但英雄气质让他必定区别于旁人。在这一部分的塑造中, 张涵予本身的嗓音帮了他大忙。作为前配音演员, 他有着令人过耳不忘的特殊音色:沙哑沧桑, 又中气十足。在拜山门喊黑话时, 他的声音既能制造出邪气, 又透露着英雄的豪情。此外, 张涵予还有戏曲功底, 他初入小分队和威虎山时, 分别有两段不同戏曲风格的演绎, 使他很快获得众人的认同感。
这样一个亦正亦邪、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 确实区别于70年代童祥苓扮演的一脸正气的杨子荣。徐克对人物的一系列调整, 配合张涵予极富个人特色的表演, “杨子荣”终于从解放军英雄形象中有所解脱, 带上徐氏武侠的侠义色彩。
(二) 怪诞邪魅威虎山
仅有正面侠客无法构成真正的徐氏武侠, 徐克之所以被影迷们称为“徐老怪”是因为他常在作品中营造怪诞邪魅的气氛。这种气氛常被附着在邪教魔头及其魔域之中。比如《笑傲江湖》中任盈盈的父亲任我行, 又如《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幽深可怖的“鬼域”。威虎山上的匪窝为徐克这一审美倾向提供了施展空间。由梁家辉扮演的座山雕形如“格格巫”, 有一个突兀的鹰钩鼻, 和一张苍白僵硬的脸。化妆师的功力几乎掩盖了梁家辉的真颜, 许多观众等到字幕亮起时才惊呼这是梁影帝。座山雕的出场也被渲染得极具神秘感, 通过鬼魅背影、可怖嗓音等多重铺垫后方才露出正脸。虽然这已是武侠片、甚至黑帮片在反派出场时用滥的手法, 但不得不说, 在俯拍机位、光线、声效的渲染下, 座山雕被塑造得人鬼难分。
“威虎山”上的群戏可能是影片中最具武侠感的部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是中国古代边缘人群不得已为之的生活方式, 所以, 匪徒的镜头很容易让人模糊了年代感, 进入武侠片的预设中。当各种非常态机位略过众多匪徒时, 他们奇形怪状的打扮和狰狞可怖的面容, 瞬间让人感觉置身于武侠片的“魔窟”之中。令许多影迷遗憾的是, 徐克在这一部分并没有能百分之百地发挥。这里的“怪诞邪魅”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描述。反派的残忍邪恶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尽情表现, 仅有座山雕以雕啄人, 老八以人当狗两个细节来显示, 这种过于简化的表达, 最终让座山雕及其徒众沦为脸谱化的展示。
(三) 惊险刺激动作戏
在徐克的履历中, 《智取威虎山》是他执导的第一部枪战动作片, 多年武侠电影的执导经历, 使他在处理枪战动作场面时, 也难免带有武侠电影的痕迹。快速剪辑和慢镜头结合, 是武侠动作戏的常见镜头模式。武侠电影中的快速剪辑又称为“暴雨剪辑”, 是指通过尽量缩小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时空和空间距离, 使单个剪短的电影镜头形成一种完整连贯的叙事链。这种镜头有利于观众看清武术套路的分解, 同时也增强电影的紧张感和压迫感。慢镜头的运用有利于强化经典武功招式、突出兵器, 尤其是暗器的攻击效果。熟悉徐克武侠电影的影迷, 一定对《智取威虎山》里的运镜非常熟悉。夹皮沟巷战一段, 快速剪辑与正反打镜头的联合使用, 既制造了战争现场的紧张感, 又使观众最大限度地看清敌我双方的战斗形势。慢镜头的多次插入居然把热武器拍出了冷兵器的效果。子弹如同暗器, 手榴弹片如同箭雨, 开场战斗中的手榴对碰, 简直就是刀剑拼杀时的对决镜头。而徐克仍嫌没过足武侠瘾, 在人物设定中让威虎山的某头目身背飞刀, 于是战场上竟出现子弹与飞刀齐飞的场面, 甚至安排了我方重要配角死于飞刀之下的场景。
从效果看, 这些镜头的运用在3D技术的烘托之下, 确实引人入胜, 令观众大呼过瘾。但是违背武器力学和战争逻辑的动作设计只能让红色经典停留在英雄神话叙事的层面。
四、结语
截止2015年1月20日, 《智取威虎山》已收获票房8.1亿, 能在2015竞争激烈的贺岁档中胜出, 徐克极其影迷或许也感到意外, 毕竟前有吴宇森的《太平轮》、姜文的《一步之遥》两部名导大制作, 但由于《太平轮》没能有效组织素材, 导致观影效果极其一般, 而姜文又在《一步之遥》里剑走偏锋。因此, 中等商业类型片水准的《智取威虎山》意外胜出。深究其原因, 除了以上所述外, 该片精彩的3D视效, 老中青的演员选配, 成熟的商业化运作手段, 也是其票房成功的重要因素。虽然, 该片还存在着诸多的缺憾, 但无论如何, 它为红色经典在现代语境下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式, 既激发了老一辈观众的情感记忆, 又完成了年轻观众群中的有效推广, 它的意义和价值仍是十分重大的, 希望它为革命主旋律电影的改编创作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松.“样板戏”编年与史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篇7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代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以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史为主题的红色扑克收藏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史料的多重价值。
2、红色经典主题扑克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也可以成为青少年朋友学习历史的辅助教材, 更是中老年朋友怀旧的纪念品。
3、红色经典主题扑克与图书、报刊等传统文化载体相比, 更具有方便、直观、信息量大、百姓喜闻乐见等特点, 更加有利于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传承和普及。
4、红色经典扑克收藏将是永远热门、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红色经典扑克收藏也永远不会过时。无论是收藏、欣赏还是投资都有其相应的价值。
5、以红色经典为主题举行扑克收藏展览和展示活动可以充分地凝聚人气, 吸引更多民众的目光, 也是新闻媒体热衷采访的主题, 对于扑克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红色经典扑克收藏的方法
1、扑克收集:
(1) 红色经典主题扑克种类很多, 题材也多有重复, 势必存在良莠不齐、抄袭仿制的现象。建议大家认准品牌和版本, 尽量选择权威监制的原创产品。
(2) 许多红色经典扑克本身就自成系列, 收藏时尽量完整收藏, 如共和国领袖风采系列、共和国十大元帅系列、红色文艺经典系列、红色美术经典系列等。根据我们多年的收藏经验, 只有完整的系列收藏才更有收藏价值和趣味。
(3) 早期扑克特别是文娱片大多可列入红色经典主题, 应成为大家寻宝的重点。早期扑克特别是带有红色元素特征的品种一直是许多藏家梦寐以求的藏品, 许多早期扑克市场价值已经过万。其实, 目前许多早期扑克藏品都散落在民间, 经常能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所以, 扑克收藏者应作为早期扑克挖掘的有心人和不辞辛苦的人, 遍访民间, 让大家都知道你的需要, 与废品回收人员、收藏商贩取得互动, 只要功夫下到, 必将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2、藏品研究:
随着红色经典扑克收藏活动的发展, 我们需要一大批与红色经典扑克收藏相关的研究成果。以下题目可以作为红色经典扑克研究的选题参考:
(1) 红色经典扑克的定义、分类;
(2) 红色经典扑克收藏的历史;
(3) 早期红色经典扑克研究 (可以按专题、厂家、年代、画面以及单副或多副扑克进行深入研究) ;
(4) 专题欣赏与研究 (如《白毛女》专题扑克欣赏与研究等) ;
(5) 红色经典扑克设计方法研究;
(6) 红色经典扑克的展示方法。
藏品研究成功果可通过撰写论文、心得, 在报刊、网络、博客和微博上发表, 也可以拿到中国扑克收藏交流空间与藏友一起研究和探讨。
3、藏集编组:
根据中扑委2010-2012年工作计划和中扑委《关于开展“2011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文化年”系列活动的决定》的精神, “2010-2012两年内要发动全国扑克收藏组织和收藏爱好者积极组织、设计制作30部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高质量、高水准的专题扑克藏品集。红色经典主题应该作为各地藏友立题的首选。中扑委重点支持的红色经典扑克藏品集应达到10部。”
编纂若干部高水平的红色扑克藏品集是专题扑克收藏研究的客观要求, 也是中国扑克收藏活动日益成熟和水平的标志。有能力的扑克收藏爱好者都应编纂若干部代表自己收
(7) 参照国际邮展评分规则, 藏品的珍罕度会影响评分高低。
(8) 每张贴片应布局合理, 不要太空也不要过于拥挤。
(9) 按一般经验, 同一张贴片上不宜多次使用同一副扑克的素材。
(10) 每张贴片应用塑封机塑封起来, 以免藏品在展片上移动位置, 在展示时也可有效避免丢失和损坏。
经常有藏友问我, 组集展出后是否要把其中的扑克牌放回到扑克盒里去。笔者认为除非特别珍稀的扑克, 编组藏集尽量购买一些扑克复品来使用, 这样可以无所顾忌地去使用理想的扑克元素。笔者一直有一个观点, 组织一部较高水平扑克藏品集所花费的创意和劳动代价会比若干副单独的扑藏、研究和藏集编纂水平的扑克藏品集。
根据中扑委统一要求和笔者多年编组邮集的经验, 以下要点可供各位藏家在编纂扑克藏集时参考:
(1) 每部藏集应有一个明确的主题, 主题可大可小。根据本人经验, 往往比较小的主题才更有发挥的余地, 才更能体现组集者的水平和技巧。每个藏品集围绕选定的主题应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和大纲。藏集主题名称最好不要与现有扑克牌名称重复, 否则会影响对组集者组集水平的评价。
(2) 一定是以专题收藏形式参展, 就是说要把若干副扑克素材根据自己组集需要打乱。切勿以整副扑克形式参展。
(3) 建议以单片A4幅面展页形式体现, 可以使用集邮贴片或到文具店购买A4卡纸自制贴片。根据笔者经验, 使用A4卡纸比较容易插在文件夹里展示和保存。
(4) 藏集第1页 (或第1-2页) 应为标题和目录以及作者姓名。每张贴片上面应有小标题和页码。
(5) 每张贴片上应文图并茂, 文字可以手写或打印。
(6) 应力求提高藏品集的藏品难度, 同一内容应力求以多副扑克素材展现。
克牌大很多。因为组集成功后, 经过组集者的创意、智慧和辛勤劳动所形成的藏品集已成为新的独一无二的珍贵收藏品, 经常阅读自己的“孤品”藏集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感受。况且藏品集一旦确立, 在你一生的收藏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充实, 也要经常拿出来展览和展示。只有把藏集独立作为一种收藏品来管理才能更体现其价值所在。
4、公众展示:
将自己收藏的红色经典主题扑克对公众进行展示对于宣传红色文化和普及扑克收藏都是特别必要的。以下几个要点可供参考:
(1) 展览要有一个配合形式、任务和适合宣传口径与大众口味的主题。
(2) 可以分几个专题分类举行展示, 如领袖风采、红色人物、红色历程、红色战争、红色文艺、红色美术等。
(3) 实物展板、实物展袋和整盒实物展示相结合。制作展板无疑是比较好的展示方式, 但如果个人操作会有经费稍大 (展板要设计、喷绘、张贴、覆膜还有扑克牌的成本) 、保管不便等缺点。中国扑克馆制作的扑克展袋或许是一种扑克展示的适宜方法, 但展示效果明显不如展板, 且在展览时必须专人看管以免丢失。整合实物扑克展示也是非常必要的。非实物展板操作比较简单, 费用相对也比较低, 但有些像图片海报, 不容易拉近与观者的距离。
(4) 在红色经典扑克展示时应取得所在单位、所在社区或当地文化宣传部门的支持。有了以上单位的支持, 无论是对外宣传, 还是资金资助方面都会有所帮助。
(5) 与当地新闻媒体取得互动, 以达到最佳宣传推广效果。目前扑克收藏的宣传空间还很大, 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百姓对于扑克收藏都有一种新鲜感, 加上红色文化又与民众非常接近。经过媒体的宣传, 很容易使红色扑克文化得到关注和普及。我们需要媒体支持, 媒体也同样需要新鲜话题。而且往往经过一家媒体宣传以后, 其他媒体会不请自来, 实现多范围、多角度的红色扑克文化立体宣传效果。
五、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收藏活动现状分析
1、2009年中扑委在河北举行的首届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收藏博览会和中扑委倡导的“2011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文化年”系列主题活动极大推动了全国红色经典主题扑克收藏活动的开展。红色扑克收藏已经成为我国专题收藏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对于今后红色经典扑克收藏活动的开展将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2、2011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文化年活动得到了全国各地扑克收藏组织的积极响应。2011年4月潍坊举行红色文化年启动仪式和红色扑克文化进校园活动;2011年6月河北举行河北省第二届红色经典扑克收藏精品展;2011年7月北京潘家园举行“党旗飘飘”大型红色经典主题扑克展;连云港举办大型红色经典主题扑克展;天津举行光辉历程红色扑克巡展;2011年10月举行第二届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收藏博览会和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收藏之旅 (韶山站) 活动以及正在规划中的“一大”诞生地——上海相关活动等等, 都以不同形式为红色扑克文化年活动写下重要的一笔, 在民众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3、红色经典主题扑克研究活动渐成风气, 一批高质量的红色经典扑克研究论文相继问世, 对红色扑克收藏活动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4、根据中扑委规划组织的全国十大红色经典主题扑克藏品集组集工作进展顺利并已形成初步成果。十大红色经典主题扑克藏品集对推动专题扑克收藏、研究和组集关系重大。
5、《中国红色经典主题扑克收藏目录》已编纂完成, 广大红色经典扑克收藏爱好者有了寻牌指南。
6、早期红色经典主题扑克的收集和研究工作受到全国藏家高度重视, 一批价值连城的早期珍罕扑克被挖掘出来, 使许多重要的早期扑克史料得以保留和传承。
7、一批高质量的、系列化的红色经典主题扑克相继问世, 为广大扑克收藏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藏品。甚至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亲属也加入红色经典扑克开发的行列, 实在是可喜可贺。
六、对红色经典扑克收藏活动的展望
1、红色经典扑克收藏将成为收藏界内外永恒的热门主题。特别在是未来的几年里, 红色经典扑克收藏、展示和宣传将进入高潮。2012年是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年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5周年的年份, 2013年是毛泽东主席诞生120周年的年份, 2014年是共和国建国65周年的年份, 2014年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诞生60周年的年份, 2015年是第一次将帅授衔授勋60周年的年份等等。这些都为红色经典主题扑克收藏、展示和宣传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希望各地扑克收藏组织和扑克收藏爱好者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使中国红色经典扑克收藏活动引向深入。
2、进一步扩大红色经典扑克收藏的战果。我们要产生更多有分量的红色经典扑克论文。十大红色扑克藏品集要不断充实和完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优秀红色经典扑克藏品集问世。早期扑克的挖掘、抢救和研究工作也迫在眉睫。
3、加快红色经典扑克文化走向大众的步伐。我们要配合当前形势和任务, 以红色收藏为突破口, 使扑克文化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军营、走进企业、走进乡村、走进广场、走进公园、走进旅游景区、走近百姓身边、走进千家万户。只有这样, 扑克收藏文化才会显示出永久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4、红色经典扑克收藏展示活动应与邮票、门券、报纸、票证、火花、烟标、连环画等相关平面收藏品结合起来, 以吸引更多普通民众的关注。各地扑克收藏组织应积极吸取“潍坊模式”的成功经验, 与其他专业收藏委员会产生互动, 共同举办展览、交流、拍卖等活动, 共同掀起红色经典收藏的热潮。
雷锋：一个红色经典的异化 篇8
一个苦出身的孤儿，一个对旧社会充满仇恨的少年，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战士……对雷锋的赞美之词多如牛毛。自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始，学雷锋从抚顺军营走向全国，举国上下掀起了长盛不衰的“学雷锋”运动。
当年“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重点，首先是学雷锋学《毛泽东选集》行为，经林彪发挥阐述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其次是学雷锋的奉献精神，就是“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政治挂帅成了雷锋精神的主旨，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成为了雷锋精神的实质。
当时有很多讴歌雷锋的诗篇，各个名人各显神通地诠释雷锋，比如郭沫若赋词《满江红•赞雷锋》，赞颂“二十二年成永久，九州万姓仰英烈。牧猪童身世本平凡，真奇迹。”为什么有如此成就呢？“理安在？毛选集。窍安在？忠党业。”告诉大家原因都在毛选里，在忠于党的事业里。但此雷锋不再是彼雷锋，而是以生活中的雷锋为原型，糅合其它先进人物事迹，生生创造出来的另一个“雷锋”，一个完美无暇的偶像。最典型的例子是雷锋牺牲后，战友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一件新皮夹克和一双新皮鞋。现在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那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这无异于追求个人享受，是资产阶级情调。尤其对于为省钱而喝自来水的“雷锋”，这个污点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大树特树雷锋好榜样重要时期，如果这个生活“小”细节被曝出，实在是有损其形象。此次“严重”事件火速上报部队领导，于是这个“小污点”马上被粉饰一平。
近年来随着雷锋生前照片和资料的大量出现，人们才发现生活中的雷锋与那个时代每个青年一样，甚至走在潮流的前列，他参加少先队、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学开拖拉机、喜爱拍照片、成为钢铁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选集》……雷锋的生活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生活。
随着解构经典，打倒权威时代的来临，雷锋逐渐从神坛走下，人对他的感情生活津津乐道，而雷锋头像也成为当代商业和艺术的时尚Logo。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篇9
一要深刻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1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上迈出的每一步都蕴含着无尽的艰辛与智慧、经验与教训，只有深入了解领悟了这些历程，才能弄清楚我们来时的路，从而更加明确未来的方向和努力;才能学会历史思维，提高历史眼光，学以致用做好当前各项工作;才能深化对初心和使命的认知，做到始终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我们一直强调“两学一做”要常态化、制度化，身为一名党员干部，对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等知识一问三不知，何以称之为“合格”、考评为“优秀”。
二要科学学习，坚持实践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如果说学生时期的历史学习是为了应对考试，那么我们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将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作为重要内容则是为了通过学习把历史、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运用历史经验和办法，结合当今实际，解放思想，谋求解决当前面临的新问题、新困境的办法和举措，以实践检验学习的成效。当然，我们在学习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吸取教训，不唯书、不唯史，只唯实。
三要创新形式，注重学习效果。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采取集体学习、个人自学、研讨交流、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以切实增强学习效果。还可以通过红色经典传诵、红歌代代传承等形式营造学史知史、爱党爱国的良好氛围。我县近期举办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班，学习后期带领大家走进延安革命圣地，接受红色教育。在参观完延安革命纪念馆后，一位学员动情地说：“这一场讲解不单单让我重温了课堂上学习的革命历史，看着一件件过去的实物，一张张岁月的图片，我更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 篇10
一、党课的内容设计
(一)用历史科学的方法将党史划分为若干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在党课的内容选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党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七个阶段,分别是:1.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1921年7月至1923年);2.国内革命战争(1924年7月至1936年10月);3.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4.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至1949年10月);5.新中国建设时期(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6.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3月至今);7.迈向新世纪时期(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至今)。在准备党课内容时,可根据这不同的阶段进行素材的收集整理。
(二)精心挑选各个阶段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发生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同时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历史人物的涌现构成了党的发展历史的主线。在选择党课内容时,对各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材料要进行细心严谨的收集,经过加工整理,在讲课时可对事件和人物进行简约的介绍,恢复党史发展中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如讲授共产党的成立时必然提到五四运动,历史人物必然讲到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讲到中国民主主义时期必然讲到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讲到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必然讲到毛泽东、蒋介石;讲到改革开放时期必然讲到邓小平等。
(三)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的不同阶段,选择有代表性的红色歌曲
音乐是历史各个阶段最好的连接点,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一首首红色音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唱响着时代的主旋律,鼓舞着一批批优秀儿女不断奋勇前进。如中国共产党成立阶段的《国际歌》,长征时期的《十送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解放战争时期的《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改革开放以后的《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等。红色歌曲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紧跟革命和建设的脚步,生动反映了革命和建设的历程,这样的歌曲出于心、诉于情,具有永不衰退的魅力和激情。欣赏和演唱这些歌曲时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就会历历在目。
二、将红色经典音乐与党课结合的实施方法
在进行党史的各个阶段授课时,先播放该阶段的一首代表性红色歌曲,从欣赏质朴简洁的歌词入手,让学生感受歌曲所蕴含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欣赏完相应的红色歌曲之后,讲解该歌曲对应的历史阶段的社会背景、相应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事迹。例如,在讲到长征阶段时,先欣赏《十送红军》这首曲调非常口语化的江西赣南民歌,歌词中夹杂着不少俚语、方言,唱半句,停半句,旋律婉转优美,如泣如诉,让人感受到红军与苏区人民的深厚情谊,再现革命的历史画面。在讲到步入新世纪的阶段时,欣赏张也演唱的《走进新时代》,引导学生注意欣赏这首歌的后半段歌词:“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该歌词用“站起来”、“富起来”和“走进新时代”,很精辟地概括了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加速发展三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讲课期间,可根据实际情况穿插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让更多的学生能参与到党课中去。例如,可针对该歌曲包含的问题进行讨论,让学生唱该时期的革命歌曲,朗诵革命诗歌等,在实施过程中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从欣赏歌曲中既能学到知识,又能陶冶学生的情操。
三、实践效果
经过两年的实践,党课的教学创新模式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提高学生对党课的学习积极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是教学改革所要达到的首要目的。以前上党课时,有些学生不愿意听课,感到枯燥无味,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不到调动,课堂教学质量不佳。上述教学改革实践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笔者在2008年上半年在韶关学院医学院对200名党课学员进行有关党课课程兴趣的调查,结果表1所示: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这种寓教于乐、寓学于乐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而将红色经典歌曲贯穿到党课中的教学模式尤其受学生的欢迎。有不少学生反映,他们学习完党课之后才发现,原来党的历史中不单有真实的历史,科学的理论,还有那么多令人激动的红色经典歌曲。每首红色经典歌曲里还有这么多感人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党课不但是党的历史的教育,还包含艺术、音乐、人物等多个领域,听起课来很有意思。
(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从实践结果来看,这种寓教于乐、寓学于乐、灵活多变、学生充分参与的教学模式很受学生的欢迎。过去上党课,他们在台下听老师讲课,就跟听报告没什么差别。而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可以针对党课中的音乐、历史事件、党史人物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亲自演唱红色歌曲,学生参与度提高,教与学的互动,课堂气氛活跃,使得学生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三)提高学生鉴赏水平
红色经典音乐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通过贯穿于党课的红色音乐教育,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提高了学生对音乐的鉴赏力,使学生享受了丰富的审美体验,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增强了学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这对于他们完善医生的职业道德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实践证明将红色音乐贯穿到党课教育中的教学方法为增强党课的吸引力、提高党课的教学质量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
摘要：介绍在大学生党课教育中将红色经典音乐贯穿到课程中的教学方法,根据中共党史的各个历史阶段,精心挑选在各个阶段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歌曲,能充分调动学生对党课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在兴趣中学到党的知识,更好地了解了中共党史的内容,提高党课的教学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