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经济增长困局八篇

破解经济增长困局 篇1

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 已提出了从供给端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在此简要勾划一下:我们所表述的“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 特别强调了什么是理论创新, 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联系的“实际”具体落在什么样的系列化基本政策主张之上。

作为研究者, 我们力求有所作为地形成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反思, 和对于实现“中国梦”历史目标的理论创新支撑。相关认识的切入点, 需要对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有“破”有“立”。

首先说“破”。在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经验层面考察, 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须反思。

我们已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说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虽然他们各自强调不同角度, 都有很大贡献, 但是共同的失误确又不容回避——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 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 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另外, 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 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 但是回到现实即联系实际的时候, 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 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 在这样一个重要领域存在明显不足。

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 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贡献的, 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 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 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 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方面——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 有不能回避的、解决转轨问题的客观需要, 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对后一方面的重视程度提升不上去。

我们还可以直率地评价一下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仍然存在的和实践“言行不一”的缺点。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 实际上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了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 这些他们自己在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的依据, 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 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 是教科书从来没有认识和分析过的“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 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 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它垮台, 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 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 就施以援手, 大量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 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

在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方面, 尽管美国的理论界很少提及, 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可圈可点, 从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 到最近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 到制造业重回美国, 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 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框架, 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 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

有上述这种反思之“破”后, 我们还强调, 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 以更开阔的、对经济学理论创新有所贡献的视野, 考虑我们能够和应当“立”的方面。

第一, 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 这样一个始发命题需要更加鲜明地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环节。

第二, 我们强调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 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 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 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 但它毕竟是一种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的基点上, 来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

第三, 我们认为市场政府应各有作为, 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这里无非是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最主要是市场政府, 其实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 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可以和应该互动。

在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强调:应以创新意识明确指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 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 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是不可回避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 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特征这样一个视角, 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 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 特别是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 也包括那些发达经济体怎样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更好地把理论服务于现实需要。

我们还强调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侧分析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 就是物的和人的这两个视角在供给端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是一个体系。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 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我们在理论的建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认知中, 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 必须借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端的发力。当然, 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 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把认识框架的对称性提高。这样的认识落到现实中, 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 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缓解“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 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 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十八大之后新一轮改革能不能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 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 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 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通、越走越顺。

我们在上述基本认识基础上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

“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双减”——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 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 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 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 应该是共同进步, 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

“双到位”——在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 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分析认识, 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 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 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 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发挥他们的贡献。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 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 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

“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大部制”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 “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 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 再加上行政体制, 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简要地说, 前面主张的这些“立”, 既对应于中国的“特色”和背景, 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邓小平所强调的“三步走”可理解为一种实质性的赶超战略。其间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追赶式的直观表现, 最后的意图实现则确切无疑地指向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在落伍二百余年之后又“后来居上”地造福全中国人民和全人类, 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决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 是一个古老民族应该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的贡献, 是文明古国应该通过现代化来加入世界民族之林第一阵营、在人类发展共赢中做出自己应有的、更大的贡献。

总之, 由破而立, 由理论而实际, 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端、需求端、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全方位深入考察和互动关系考察, 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 有巨大进步和颇多成绩, 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 随着近年的矛盾积累和凸显, 已日益表现出局限性, 经济下行中再复制式推出“4万亿2.0版”的空间已十分狭窄, 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既然在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是国人面临的共同历史性重大考验, 那么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 以严谨的学术精神, 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 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 从供给端发力, 在实践中破解瓶颈, 把握未来。

破解经济增长困局 篇2

和上世纪不同, 现如今, 高考填报志愿, 不仅要考虑报考哪所大学, 还得考虑这所大学有几个校区, 会去哪个校区上学, 很多家长为此颇伤脑筋。“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差异, 还有师资力量的差异、文化底蕴的差异。这种种差异给高校多校区办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山东财经大学规划处处长魏承洋坦诚地说。

高校多校区办学带来“四宗罪”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 学生多了, 一般大学都是‘万人大学’, 少则两三万人, 多则达到四五万人。现在把一个校区管理好就不容易, 管理多个校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记者在青岛市黄岛区采访时, 一位高校领导如是说。

青岛市黄岛区人口只有139.26万, 面积约为2220.10平方公里。因其面海靠山地理位置优越, 自上世纪末以来, 已有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等8所学校在此建立了新校区。他们的校本部, 有的在黄河岸边, 有的在泰山脚下, 还有的跨出省界。

“目前高校多校区办学面临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优质资源稀释、管理难度加大、运行成本增加和债务负担沉重四个方面。”在山东高校多校区办学研讨会上, 济南大学副校长蔡先金这样总结。

一所大学的优质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师资力量、有限的教学设施、有限的文化底蕴, 一经多个校区瓜分, 无疑就稀释了。

一位老教授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所在的位于山东省西部的这所大学, 是上世纪50年代为“备战备荒”, 从省城某高校迁来的一个医学部, 学校不大, 当时只有30多位教师, 但师资水平非常高, 大多是“老牌大学生”。在长期服务当地农村医疗工作中, 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一支师资队伍, 特别是以医治农民常见病见长, 被当地农民称为“咱老百姓的大学”。但是扩招后, 这所学校一分为二, 新校建在东部沿海。现在的情况是, 老教授不愿挪老窝, 年轻同志喜欢开放城市。这样一来打破了原来的教学梯队和科研氛围, 出现了“西缺青年东缺老”的现象。“有一段时间, 学校临床学专题研讨会都开不起来。”这位老教授感慨道。

优质资源的稀释, 还表现在教学设施设备上。记者在一个有着9所本科大学的大学城进行调研。结果发现3所大学甬道没有硬化, 5所大学的图书馆没有建起来, 4所大学教学实验室没有得到完善, 更让师生着急的是没有专门的阅览室、自习室。很多学生感叹:“来到新校区, 就像当年知青去了北大荒。”师生生活、学习、工作的心境可见一斑。

呼吁要“享受老校区同样的大学文化”也是新校区师生的一个诉求。进了新校区, 一片光秃秃。那“晨读的小树林”“散步的林荫道”“灯火通明的实验室”“余音绕梁的音乐厅”, 只是属于老校区的记忆。

不同校区之间的距离一般较远, 有的甚至跨越地市。距离增加导致各个校区的相关机构之间的管理成本随之增加。各个校区师生员工之间的互联互通、交通组织, 消耗了师生员工的时间和精力, 增加了各个校区之间的正常开支, 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运行成本。“特别是跨区办学、跨省办学, 有的千里迢迢, 光交通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位大学后勤处长说。

据这位处长介绍, 现在他所在的学校有5个校区。其中3个校区在同一个城市, 这是在新世纪初, 国家提倡办综合大学的形势下, 三校合并形成的, 现在仍是3个独立的校园。其他两个校区是扩招后新建的, 一个在东部沿海, 一个在西部内陆。两个新校区周边都没有中小学和幼儿园, 凡是有小孩的教师都不愿意到新校区任教, 即使有教工宿舍, 他们也不愿入住。只好轮流值班, 车接车送。这位处长算了一笔账:5个校园, 每天坐车上班的教工有500多人, 需要20多辆大巴车, 仅交通费每天就要15万元, 一年超过500万元。如果再算上水、电、暖、气等其他费用, 日常运行成本更加惊人。

管理难度加大也是困扰多校区办学的难题之一。现在, 有一句打油诗在新校区很流传:“教师像候鸟儿, 迎着太阳来, 背着太阳走;学生像流浪儿, 白天还有人问, 黑天没人管。”教师不住校, 上课才来, 下课就走, 学生就像没娘的孩子, 无依无靠。这就是对新校区管理现状的真实写照。

“虽然网络发达, 实行网上办公, 但是教育是做人的工作, 只有面对面、心连心才能让学生体会到温暖, 受到感染。现在的情况是, 老师离开网络办不了公, 学生离开网络不学习。结果是, 老师不认识学生, 学生提笔忘字。”一位大学教务长对此现象无不讥讽。

管理难度加大, 还表现在师生安全问题上。师生奔忙于各校区, 特别是教师去各校区上课, 交通安全就是一大祸患。采访中, 某大学安保处长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2008年2月25日8点10分左右, 由鲁西南某高校通往日照校区的班车, 在行驶至日东高速泗水段时, 因雪天路滑车速快, 车辆打滑失控撞向路边的隔离带, 然后发生侧滑近30米, 最终车体从中间断裂翻车, 将部分乘客压在车下或甩出车外, 最终造成8人死亡, 13人受重伤。

这起交通事故已过去5年了, 但它留下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只要打开网络, 那《向XX学院车祸中死难的师生致哀》的帖子还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资料显示, 目前, 全国高校新校区95%的正在建设, 25%的仍在完善中, 人员复杂, 小偷小盗现象不断, 有些校区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更让人担忧的是, 建筑工地险象环生, 安全事故防不胜防。采访中, 一位学生处长讲了两件事情, 令记者毛骨悚然。

去年秋天, 某高校新校区正在建设实验大楼。这座大楼的地基足有10米多深, 正位于学生公寓和教学楼中间。一天上午, 一位大一新生为了抄近路赶时间横穿工地, 结果掉进深坑, 一截钢筋插入肺部。“多亏发现早, 抢救及时, 不然早没命了。”这位处长说, “不管怎么贴出警示标志, 也不管怎么隔离工地, 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你揪心。”

今年暑期的一个早晨, 雾气很浓, 能见度不到3米。一名女生带着耳麦出去散步, 当她横跨施工道路时, 正巧有一辆大型吊车开过。她没有听见车的轰鸣声, 司机没有看到有人经过, 结果悲剧发生了。

“这些年, 面对多个校区, 面对几万名学生。我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不怕吵, 不怕闹, 就怕夜里手机叫。手机一叫, 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坏了, 又发生事故了。’”一位分管学生管理工作的副校长说。

多校区办学还可能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2012年底, 全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500亿元。据抽样调查, 95%的高校都有贷款。沉重的负债压力, 已经使一些高校举步维艰、焦头烂额。

这些学校的债务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贷款。这类高校少则有几个亿, 多则有几十个亿。光利息就是一笔不菲的数目。银行催债时, 他们再从别的银行贷款, “拆了东墙补西墙”。这几年这法子不灵了, 因为银行看到了高校贷款的高风险, 干脆拒高校于门外。“这下可好了, 全校教职工就像水里濒临干涸的泥鳅, 苟延残喘。财务室天天不开门, 每位教师报销单据一大摞。看病、出差都是自己掏钱。校长看见银行的人就躲。”这位高校财务处长讲的这些故事, 让人听来像小品剧本。

另一类是借款。主要是向企业借, 就是学校没有钱让建筑企业先垫支。起初建筑企业认为“高校是国家的, 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 可是后来发现确实没钱。于是, 双方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冤家对头”。有一天早晨, 济南市某高校行政办公楼被建筑公司给“封”了, 楼前站满了企业职工, 他们打出标语:“还给血汗钱, 我们要过年!”

还有一类叫集资。这类学校主要是向教职工集资, 许诺给高利息。“一开始, 看着高额利息动了心, 有的人还向亲朋好友借钱, 多的一户达到了上百万元。可是5年过去了, 学校连利息都拿不出来了, 教职工看不到希望了, 于是, 就纷纷去找校长。“校长也没办法, 只好重复解释政策。那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样子实在可怜!”一位教职工又气愤又嘲讽地说。

政策主导与学校自我发展催生多校区

有人形象地说:“发展意味着数量的扩大和增加, 就像生物成长中细胞的分裂一样。”我国高校多校区的出现, 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经阶段, 虽然多校区办学带来种种弊端, 但是多校区的形成和发展, 也有其内在规律和合理性, 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期。过去精英教育时期专业设置过细、学科综合能力不强的状况越来越不适应时代需要了。在这种新形势下, 高校合并办综合大学就理所当然地被摆上议事日程。于是, 由政府主导, 对学科传统有关联的尤其是属于互补性的高校进行了整合。这就使得原来在一个城市中的不同高校被归属到同一个综合大学的框架之中, 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一夜之间便忽然拥有了多个校区。

这种现象在国家重点大学密集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最为明显。主要的合并方式是以一所重点大学为主, 其他高校并入。还有一种类型, 就是几所学校合并后组建成一所新学校, 起用一个新校名。譬如, 2000年4月, 由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了长安大学。1999年9月, 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业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山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个教学、科研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类学校校区多, 而且更为分散, 路途更远。长安大学主要有3个校区, 即位于西安市区的老校区700亩, 离老校区30公里的渭水校区1700多亩, 离西安市区180公里的太白校区200多亩。

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使然, 那么第二个原因则是学校自我发展所迫。高等学校普遍扩大招生规模后, 原来的老校区容纳不下那么多学生, 扩容扩不动, 只好到城郊去征地新建校区。“城郊土地相对费用低, 也有城郊当地政府为了吸引高校落户给予优惠政策的原因。如济南市长清区, 新世纪初的商业用地一亩上百万元, 而高校用地只有十几万元。”一位高校后勤处长介绍说。“新建校区后, 就能扩大招生, 相应地, 国家按招生数拨付的人头费也相应扩大了。招得越多, 拨钱越多。所以, 那些年高校圈地运动盛行, 就几年工夫, 大多数高校拥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校区。”

上世纪, 在山东莱阳县城有一所建于1951年、以农科为主的本科大学, 名叫莱阳农科学院。2001年该校到青岛市城阳区创建了新校区, 2007年3月更名为青岛农业大学, 地理位置、学校称谓和校容校貌焕然一新。结果是, 办学景象今非昔比, 博士来了一大批, 录取分数线涨了一大截。正因如此, 小城市的高校千方百计向大城市附近靠拢, 内陆的高校千方百计往沿海搬迁。这些高校这样做的理由是, 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能够吸引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他们采取的做法是, 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选址征地建新校区。于是, 我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一批新校区应运而生。

多校区要科学布局, 传承统一的大学精神

据统计, 目前全国普通高校2142所, 有1959所高校拥有多个校区, 占到91%。多校区办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前不久, 记者在调查和采访的基础上, 专门组织驻济南高校的多位代表召开了一个多校区办学座谈会, 邀请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学者和高校行政领导, 共同探讨对策。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我国多校区办学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 要解决因校区分散而带来的诸多问题, 最关键、最迫切的是构建科学的多校区办学管理体系。

山东大学高教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业提出, 要借鉴国外多校区办学经验, 构建中国特色大学体系。多校区在西方也有很多类型, 既有一所大学所属的不同校区, 也有多个分校构成的大学系统。后者基本都是由公立大学组成, 据统计, 美国公立大学毕业生中, 80%都是在这类大学系统中培养出来的, 其中尤以美国加州大学最有代表性。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国大学的多校区管理问题时, 都以加州大学为蓝本。

刘志业说, 美国的大学系统其实是多个公立学校结成的松散联盟, 各学校独立性较强, 各学校的特色比较明显, 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我国大学的多校区, 其实是主体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没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 只承担着学校发展的一部分功能, 与主体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改革和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 实现办学效益最大化, 需要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国情实际,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校区办学之路。

山东财经大学规划处处长魏承洋认为, 多校区合理布局, 明确定位、突出特色十分重要。在这方面, 山东各高校正在进行尝试, 为各个校区确立不同的功能定位。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 山东大学将着眼于大学系统的战略全局, 明确济南、威海、青岛三个大校区发展目标定位, 济南校区将重点发展医学学科、人文学科和传统学科, 威海校区重点发展空间学科、应用学科和特色学科, 青岛校区重点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涉海学科, 三个校区形成统分结合、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的山东大学系统。

还有专家提出, 合并院校在校区无法增减的情况下, 可采用以学科为主体、学院为建制的分区办学模式, 这是一种在人力成本和运行成本不能改变的条件下, 降低管理成本、合理配置资源的选择。有条件的合并院校, 也可采取校区置换方式, 减少校区, 解决校区过多带来的问题。山东建筑大学、山东职业学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等都采取了校区置换方式, 扩大了规模, 减少了校区, 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效益。

对于同城新建校区, 专家们建议, 可采用基础教学区和专业教学区分阶段办学模式, 好处是能保证文化的连续性和资源合理配置, 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保证每个学生在校内的相对公平, 从而保证同一所学校的“产品”品质基本统一。异城异省建校区的高校, 在文化无法统一的条件下, 可采用分校区相对独立办学模式, 即分学科和学院办学, 但要与大学主体不重复, 好处是便于学科建设和管理, 有利于保证质量、办出特色。

“要善于把信息化手段运用到多校区管理之中。”山东省教科所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杨玉春提出, 在信息化时代, 多校区高校应注重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建立基于信息化支撑的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其好处是可以实现多校区之间的资源共享, 避免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均。虽然部分高校的校区分布不集中, 甚至有的是异市、异省, 但是采用标准化的数据管理系统, 理论上可以实现多校区之间的科学有效管理。

破解经济增长困局 篇3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需求管理的思想一直被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政府所追捧。上世纪20、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生产供给极大丰富，工业化的大规模供给和人们需求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

主张通过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理论因危机而生，并通过美国罗斯福向西方乃至全球推广。此后，反危机时期的短期需求管理政策越来越成为长期的政府政策，全球主要国家开始全面实施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由此，实现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经济增长不再只是微观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的问题，从宏观经济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成为主导增长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为刺激有效需求不足，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把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常态化、普遍化和长期化。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尽相同，发达国家更多是需求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并非有效需求不足，更多是供给约束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中国尤其如此。

2008年至今，我国经济历经了两轮比较明显的下行周期：2008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2010年三季度至今。与上轮相比，本轮经济下行的幅度和速度、背后发挥作用的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与上轮有非常大的不同。

两轮经济下行周期呈现“一急一缓”态势。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四季度的4.0％。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同比创下近三年来最低单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不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我国经济减速到底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冲击？事实上，当前我国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也即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带来的问题。因此不能只拘于短期需求，更要放眼于长期供给，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从当前“调结构”的政策思路上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减速的性质是供给约束造成的，一味扩张需求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的运用，政府支出计划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然属于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需求管理带来的经济扩张不仅仅是政府过度干预，也不仅表现货币发行扩张需求，更多地表现出了负债水平的升高。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为基础的负债式扩张，导致政府负债的提高之外，全社会总体债务率都有所提高。

传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都是通过调节商品或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以达到更高的均衡点，但代价是不断推高价格总水平，甚至带来严重的通胀。提高均衡产出也可以移动总供给曲线，结果却是产品价格水平的降低和要素生产效率的改善。

现在看来，过度关注宏观需求，不仅加剧经济波动，带来资源错配风险，也影响生产要素效率的发挥。因此，着眼于供给，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实施减税以及税制改革，增强微观主体供给能力，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我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

科技创新破解炼油工业微利困局 篇4

“重拳出击”淘汰落后工艺

“十二五”期间, 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面临由石化大国向石化强国跨越的战略机遇。高端发展、绿色发展、差异化发展成为全行业创新发展的主旋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全方位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十二五”末, 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有效供应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产业规模水平进一步提升, 行业内部结构更加优化, 空间区域布局更加合理, 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贡献率大幅提高, 产业发展后劲和风险应对能力显著增强。

催化裂化是炼化企业石油炼制的主要工艺流程, 是在催化剂和高温的作用下使重质油发生裂化反应, 生产出裂化气、汽油和柴油等产品。因此, 对催化裂化装置进行产品产率优化项目改造, 成为炼化企业优化技术经济指标、降低装置运行能耗,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下称“九江石化”) 是江西省内唯一的炼油、化肥、化工一体化的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 是中国石化在中部地区、长江沿江的重要炼油化工企业之一, 具有650万吨/年原油综合加工能力, 主要加工中国石化仪征-长岭管输原油。

多年来, 九江石化公司践行科技创新建设“绿色低碳炼厂”的科学发展理念, 针对两套重油催化裂化装置运行不稳定、设备老化、安全隐患多, 九江石化“重拳出击”, 淘汰落后工艺、采用先进工艺, 不断提升工艺水平, 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该公司仅用一年多的时间, 先后实施了100万吨/年II套催化裂化装置MIP-CGP产品产率优化项目改造、100万吨/年I套催化裂化装置反再系统异地改造, 集成了多项国内外先进技术, 成功解决了装置能耗高、轻液收率低、催化剂跑损严重及活性降低、旋分系统效率低、再生器烧焦效率下降、吸收稳定单元分离效果差等技术难题。

两套催化裂化装置改造后, 装置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取得明显改善, 装置能耗均达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同类型装置先进水平。九江石化每年增加综合效益2亿元以上, 并向成品油市场提供了更加清洁环保的汽油、柴油产品。

九江石化主要加工仪征-长岭管输原油, 针对原油性质高硫高酸, 对管线、机泵、塔器等设备腐蚀较强。在两套催化裂化装置改造中, 采用耐腐蚀的不锈钢和复合板材料, 对催化裂化塔器、设备及管线进行材质升级改造, 以更好地适应加工高硫高酸管输原油。

科技创新引领催化裂化改造

2011年1月8日, 九江石化历时23天完成100万吨/年II套催化裂化装置MIP-CGP产品产率优化项目改造, 成功应用中国石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MIP-CGP技术、提升管产率优化成套工艺、外取热器均相取热等先进技术。

MIP-CGP技术从催化裂化过程的反应机理出发, 提出烃类裂化反应可控性及其实现方法, 使烃类的裂化反应的深度和方向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通过降低再生催化剂与新鲜原料油的接触温度, 在基本相同的反应深度下, 拓展两个反应区的功能, 在促进重油裂化的基础上, 在大幅度降低汽油烯烃含量的同时, 降低干气和焦炭产率, 总液收明显提高。

九江石化还与中国石化洛阳工程公司就冷、热催化剂的混合技术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II催裂化装置改造中应用了预提升混合器专利设备。该设备可有效改善催化裂化装置预提升段催化剂分布, 促进催化剂与原料油有效接触, 使冷、热催化剂充分混合。

目前, II套催化裂化装置轻液收达到84%以上, 比改造前提高了3~4个百分点, 干气产率下降1至1.5个百分点, 焦炭产率下降0.5至0.8个百分点, 能耗降低约6~10个百分点, 硫含量小于150ppm。成功解决了汽油烯烃质量问题, 提高了高辛烷值汽油的比例。

2011年9月20日, 九江石化进行为期52天的100万吨/年Ⅰ套催化裂化装置停工检修和MIP-CGP产品产率优化改造。主要项目包括反应器、再生器、沉降器、外取热器及汽包更新改造, 分馏塔、吸收稳定塔、解吸塔、稳定塔、再吸收塔及液化气脱硫塔材质升级改造, 分馏和吸收稳定系统换热流程优化改造、催化FSC仪表改造、主风机和气压机等大型机组检修等。反应器应用MIP技术和MIP-DCR技术, 提升管产率优化技术、高效快速床单段完全再生技术等8项国内外先进技术。2011年11月11日, 九江石化Ⅰ套催化裂化装置反应喷油成功, 实现了一次开车成功。九江石化Ⅰ套催化裂化装置改造项目被评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2011年度“优秀工程项目”。

目前, Ⅰ套催化裂化装置运行稳定, 优化了技术经济指标, 装置运行能耗大幅降低。通过调整催化剂配方, 轻液收由改造前的79%提高到84%, 提高了5个百分点, 干气产率下降1.09个百分点;催化剂再生使用前置烧焦罐技术, 成功解决了原有的烧焦效果不稳定的问题, 催化剂定碳降低到0.1w%以下, 催化剂消耗大幅下降。采用烟气线路压降降低和分馏系统换热流程调整, 降低系统压降, 提高能量的利用水平, 装置能耗降低10~15千克标油/吨。

2012年1至6月, 九江石化炼油综合能耗62.73千克标油/吨, 同比下降4.44个单位。炼油综合能耗、原油综合损失率、综合商品指数等技术经济指标在中国石化11家500万吨级中型炼油企业中均排名第三位。6月份, 九江石化炼油专业达标获得中国石化系统内中型炼厂第二名, 跃居沿江炼化企业前列。

谋篇布局:建设千万吨级一流炼化企业

目前, 中国已成为世界石化化工生产和消费大国, 是世界上成品油需求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据统计, 2011年全国千万吨级炼厂已达22个, 占国内原油加工能力的55%。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石化化工产业集群。到2015年, 全国一次原油加工能力将达到6亿吨/年。未来中国成品油市场的竞争格局仍将主要是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国内几大石油公司与壳牌、埃克森美孚、BP等跨国石油巨头们之间的博弈。

中国石化位列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第5位, 是国内经营规模最大的企业。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 中国石化积极应对油品质量升级的环保压力, 以及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原油进口量增加、国内成品油限价长期倒挂等经营压力, 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保障国内成品油市场供应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国家《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重大炼油项目提出“发展循环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立足现有企业、靠近消费市场、方便资源吞吐”的要求。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指出:“要针对世界发展新趋势和国际竞争新动向,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积极发展低碳经济, 不断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 促进可持续发展。”

2012年1月, 中国石化开启“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的新航程, 并明确要求炼油板块率先实现世界一流。“十二五”期间, 中国石化将大力实施资源战略、市场战略、一体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差异化战略、绿色低碳战略等六大发展战略, 建立具有中国石化特点的发展模式。针对世界发展新趋势和国际竞争新动向,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积极发展低碳经济, 不断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打造绿色低碳发展新优势, 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节约高效的现代炼油工业的步伐, 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 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 降本增效, 以低成本发展, 不断提升中国石化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

2009年12月6日, 江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推进九江石化实施炼化一体化项目建设, 使九江石化炼油综合加工能力将提升到800万吨~1000万吨/年, 把九江石化建设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炼油化工生产基地。

2011年初, 九江石化确立“十二五”发展目标----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千万吨级一流炼化企业。“十二五”前期, 九江石化力争用3年时间实施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 并建成投产;“十二五”后期, 持续进行生产经营优化和管理优化, 提升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十二五”末, 力争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千万吨级一流炼化企业。

2011年4月, 九江石化会同中国石化咨询公司, 组织国内专家, 编制完成《九江石化争上游发展策略研究》, 对照国际、国内及行业先进, 围绕千万吨级一流炼化企业目标, 从赢利能力、产品质量、环保指标、原油选择、装置结构、产品结构、氢气成本、竞争力分析等方面, 对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后的情况进行了逐一对比分析, 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参考。公司编制《三年滚动计划纲要》并将逐年滚动调整, 将远期目标分解为中期目标, 进而细化为近期目标、当期目标。

践行“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

2011年7月21日, 九江石化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项目环评报告获得国家环境保护部批复。2011年11月25日, 九江石化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开工奠基。九江石化向着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千万吨级一流炼化企业”的目标, 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是九江石化落实江西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战略合作协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重大工程项目, 是应对汽、柴油产品质量不断升级的需要, 对现有炼化装置和设备进行升级配套改造, 以满足区域成品油市场的需求。主要建设项目包括新建500万吨/年常减压蒸馏、240万吨/年加氢裂化、170万吨/年渣油加氢、150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120万吨/年连续重整、25万吨/年苯抽提、8万吨/年乙苯苯乙烯、2套7万吨/年硫黄回收、4万立方米/时PSA氢气提纯、10万标准立方米/小时煤 (焦) 制氢、锅炉煤 (焦) 代油等10多套主体装置以及储运系统、环境保护系统等配套工程, 其中环保设施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13.8%, 该工程将于2014年全部建成投产。

据了解, 九江石化80 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项目总投资100亿元, 项目建成投产后, 九江石化炼油综合加工能力将提升到800万~1000万吨/年, 生产的汽油、柴油产品质量全部达到国Ⅳ标准, 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亿元, 年上缴税金超过100亿元, 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绿色低碳石油化工产业基地。对促进中国石化产业结构调整, 延长石油化工产业链, 充分利用炼油工业生产的中间产品和副产品等资源, 增产高品质清洁环保的汽油、柴油等油品, 提升江西省石油化工产业发展水平, 推动江西省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五”期间, 中国石化通过合理利用石油资源, 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 推动节能减排。提升产品质量, 提高资源附加值。调整产业结构,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改造, 优化产品结构, 积极发展高端石化产品, 延伸石油化工产业链。

中国石化将继续大力实施油品质量升级, 对不同品质原油加工适应性和综合利用技术改造, 进一步提高重质原油的综合加工和利用能力。已经建成投产的洛阳石化10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工程, 即将竣工的长岭炼化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和改扩建工程, 总体受控的武汉石化80万吨/年乙烯和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二期工程, 正在进行中的茂名石化1800万吨/年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金陵石化油品质量升级改造工程、扬子石化油品质量升级及原油劣质化改造工程。

蚕桑机械化破解茧丝绸行业困局 篇5

改革开放之后, 为了适应新的农业体制国内又陆续研制出很多养蚕和桑园的机械化器具。但由于蚕桑业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的影响, 出现了生产季节段、设备利用率低等问题。所以, 我国蚕桑机械化进程长期难以真正展开。如今, 随着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涨, 蚕茧行业利润急剧降低, 蚕茧质量下滑明显等因素的出现。蚕桑机械化再一次成为了全行业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 在国家布局“东桑西移”的大背景下, 我国蚕桑业正在从珠江三角洲、江浙等地区向西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的贫困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然而, 西部地区又面临着一个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或正在涌向城市、城镇及沿海发达地区的现实情况。我国蚕桑行业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仿佛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作为劳动密集型的蚕桑行业要如何应对, 成为了摆在我们各级地方政府以及蚕桑业行政、科研、生产者及经营者面前的一个非常而亟待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 使用机器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对于利用资源、抗御自然灾害、推广现代农业技术、促进农业集约经营、增加单产与总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成本, 以及对于减轻农民劳动强度, 都有着重大的作用。蚕桑业作为我国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力推广机械化尽快实现现代化蚕桑产业是发展的必然规律。

云南许多地方的老百姓自古就有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习惯, 蚕桑业带给这里村民的效益远远高于种植常规粮食作物的收入。然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多种经济的迅猛发展, 农村外出打工潮流开始盛行, 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前往城市寻找自己的梦想。村庄里留守的除了小孩子就是年老体弱的妇女、老人。对于蚕桑的种植、养殖这样需要巨大劳动力投入的行业来说, 青壮年劳动力的整体性外出无疑是釜底抽薪。

实际上,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的根本目的无非是提高收入, 改善生活水平。栽桑养蚕虽然辛苦, 不过其季节性强、经历的过程相对较短。用农村的话说就是“来钱快”。在蚕茧价格高的年份, 一季茧子的收入比在外打工要强一些。但是, 由于近年来蚕茧价格忽高忽低, 波动性很大。广大蚕农无法琢磨下一年甚至是下一季蚕茧的收购价格。有的时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落了个血本无归, 有的时候没有养蚕又只得眼睁睁看着别人卖出高价。几次三番之后, 很多蚕农就彻底断绝了继续养蚕卖茧的念头。 因此, 发展蚕桑机械化才能破解茧丝绸行业困局。

破解经济增长困局 篇6

当前校园电信市场竞争的现状

由于校园市场用户在数量上具有规模性和集中性的特点, 所以每逢高校新生入学之时, 电信、移动、联通公司都会进驻校园进行现场营销, 既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便捷的电信服务, 也为自身提高用户数量、完成考核指标创造了条件。江苏全省的普通高校有124所、独立学院26所, 在校学生177.49万人, 普通高校数和在校生数连续多年均位居全国第一。仅2011年, 全省高校录取人数就超过40万。因而, 随着公众电信市场逐渐饱和, 各运营企业对校园营销越来越重视, 不乏“创新”之举。然而, 在高指标的层层重压下, 基层企业的营销手段也逐渐变形变味, 不正当竞争行为相继出现。比如, 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或口头协议, 与学校联手强制学生消费, 更甚者竟在营销现场大打出手, 少数学校还出现了破坏通信线路和设施的严重问题, 造成企业间纠纷和矛盾不断, 也严重影响校园的安全稳定, 影响电信行业整体形象。

2010年, 江苏省通管局联合省教育厅、省工商局下发《关于规范校园及周边电信业务营销行为的意见》 (苏通联[2010]15号) , 开始对校园电信营销行为提出具体规范性意见。2011年, 按照工信部《关于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的意见》 (工信部电管函【2011】306号) , 采取早部署、抓落实、发起倡议、组织巡查、及时指导等措施, 绝大多数地市有了两个明显好转, 即“抵制排他性协议, 校园市场的开放程度有明显好转”和“落实现场责任制度, 校园营销现场秩序有明显好转”。但在2011年仍然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如苏州文正学院出现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学校之间的冲突,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还发生电信光缆被人为剪断的事件。上述问题的发生源于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本地网协调机制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相关企业领导间没能积极沟通协调, 造成矛盾的升级;二是少数公司有借助媒体不当炒作的行为, 加深了企业间的矛盾。究其根源, 还是在于相关企业认识不到位, 不仅缺乏起码的自律意识, 甚至可以说是重业绩轻德行。

校园电信市场营销模式及矛盾分析

一般而言, 校园现场营销集中开展于每年的8、9月新生开学期间。然而, 运营企业内部在每年年初便会定好预期指标, 5月前后 (甚至更早些) 开始策划相关活动, 或与学校洽谈或签订协议。归结起来, 校园现场营销主要形成四种模式, 引发三类矛盾, 存在三个问题。

(一) 四种模式

1. 摆摊营销。

这是最早的营销方式, 运营企业在校园内扎堆摆摊设点, 这些年在形式上不断变化, 从开始的两个帐篷到后来的三个四个帐篷, 到现在每家直接十几个帐篷, 谁的帐篷多谁的声势就大。在此过程中, 由于现场缺乏统一的管理, 人员混杂, 往往形成冲突, 造成群体事件。此外, 还存在学校坐地起价向运营企业索要入场费的问题。

2. 接待营销。

家长和学生一进校园, 运营企业员工或志愿者就进行带路、引领, 帮着学生办理报到手续等。希望通过这一途径, 以达到抢占用户、让学生办业务的目的。甚至还有利用辅导员、老师等进行暗中销售的行为, 造成学生无所适从, 心理压力很大。

3. 拦截营销。

一方面运营企业在高校通知书里, 直接夹带自己的SIM卡和相关宣传资料;另一方面当新生来到学校所在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 运营企业就直接在车站出口拉学生上车, 并在车上安排员工进行业务宣传和营销。学校将本来应该自己出的成本全都转嫁给了运营企业。

4. 捆绑营销。

随着学校信息化项目的建设, 运营企业看中的是潜在的消费群体, 学校则把学生当作谋利的手段, 双方一拍结合。如利用校园一卡通项目, 学校规定只能用某一运营企业的手机才能刷卡吃饭、洗澡或上图书馆等。学生被“绑架”没有自主的选择, 甚至还得增加支出。

(二) 三类矛盾

1.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矛盾。

营销现场冲突, 企业间矛盾加深。有公司基层员工对此感慨:“新生开学日, 必是电信行业闹剧上演时”。电信市场的“竞争过度”和“营销过度”问题在校园营销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些公司的动员、宣传就充满火药味, 诸如“决战校园”、“战前动员”、“守住阵地”等皆出自企业领导之口;具体到企业行为, 从排他性协议到强制捆绑消费, 从诋毁性宣传到比摊位、人海声势, 从现场冲突到流血事件等等。2009年, 在抢夺学生的过程中, 徐州移动和联通营销人员大打出手、头破血流, 让周围学生瞠目结舌;2010年盐城某学校因电信、移动公司人员冲突, 而将两企业一并赶出学校。这些都严重影响企业形象, 加深了企业间矛盾, 也给校园及周边的治安稳定造成隐患。

2. 企业与学校之间的矛盾。

一些学校变相排他, 企校矛盾上升。经过几年的整治, 运营企业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的问题已有了明显好转, 但部分高校以学校为名直接或变相排他情况依然严重。如在常州新区大学城调研, 就有反映学校貌似公平, 但只有交了入场费的运营企业才能进校营销;2011年徐州某学校明里不同意进校营销, 暗地里却又让一家公司的代理商通过学生会、辅导员等给学生发放机卡等;2011年更有苏州某学校发文决定让运营企业分时段进校营销, 明显偏向一家公司而排斥其他公司, 等等。有南京基层员工反映, 自己公司不仅无法到校园营销, 连在校园里勤工俭学的学生都受到竞争对手的恐吓, 也会被校方强制驱逐。更离奇的是2011年, 南京某职业技术学院在媒体曝光移动公司冒充学校向学生寄送卡及宣传资料。期间学校和企业间相互指责, 多次向教育部门和省通管局反映问题。

3. 学生与企业、学校之间的矛盾。

对于强制捆绑消费, 学生往往敢怒不敢言。不购买指定的电信手机, 办理电信“一卡通”, 就无法报到入学、进不了宿舍门、没法在食堂吃饭, 也收不到老师的通知。这是众多刚进入大学的学生们的“第一课”, 也是很多高年级学生面临的困惑。部分地市运营企业与学校相互“配合”, 将办理校园一卡通手机及电话卡嵌入新生报到流程, 或不同时提供普通白卡等供学生选择, 或对新生办理普通白卡设置障碍, 包括要求新生必须先办手机卡, 如不需要则要等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换普通白卡等。2011年苏州、徐州一些校园一卡通业务都存在强制学生消费的行为。事实上, 绝大部分新生在入学前都有自己的手机, 在众多的学生看来, 这是学校联合运营企业剥夺了作为消费者的选择权, 很多学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三) 三个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 要治理校园市场的乱象就必须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化解三类主要矛盾。一是要解决学校排他性对企业不公的问题, 化解企业与学校的矛盾;二是要解决强制捆绑销售对学生不公的问题, 化解学生与学校、企业的矛盾;三是要解决现场冲突影响学校稳定的问题, 化解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学校的矛盾。

与此同时, 要对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强管理, 针对诋毁性宣传、在通知书中夹寄卡及资料、收购竞争对手机卡、资费未经审批报备等问题予以严肃查处。

对破解校园电信竞争困局的对策建议

校园市场竞争之所以成为电信竞争领域矛盾的一个“触发点”, 既有深层次的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也是浅层次的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既有企业间恶性竞争的原因, 也有监管者力不从心的无奈;既有电信行业的问题, 也有教育部门的问题。鉴于校园市场竞争问题的复杂性, 试图破解此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一) 注重治本之法, 加快改革步伐

分析当前在校园电信营销中出现的各种“乱象”, 恶性竞争的动力源于各级运营企业一味追求市场份额和新增用户指标。以江苏为例, 在目前全省电话用户高普及率 (截至2012年上半年江苏省电话普及率超过120部/百人) 、大众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 各级运营企业面临着指标的考核压力, 势必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 包括诱导用户或挖对方存量市场等来抢夺用户。在此过程中, 相关企业特别是基层分公司重指标、轻自律的风气占了上风, 致使一些不规范甚至恶性竞争行为时有发生。如与常州运营企业调研座谈中, 几家运营企业的领导均坦言指标的压力, 透露出迫于任务不得不去现场营销, 基层企业员工苦不堪言, 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他们纷纷要求管局呼吁省公司、集团公司实事求是制定发展指标, 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

从国际上来看, 企业间出现利益冲突往往通过司法途径或企业间协商谈判来解决。但在我国, 在一个“老板” (国资委) 之下, 竞争谈判机制还不是很普及, 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而类似国外的独立电信监管机构在国内又没能建立, 所以一旦出现企业间纠纷和矛盾, 或有较大麻烦时, 都扔给政府来解决。虽然政府监管的决心和力度很大, 2011年7月工信部出台电管函【2011】306号规范性文件, 各地通管局也纷纷制定出各种禁令、文件, 然而由于校园营销时间短、涉及面广, 监管的事后处理还是显得力不从心, 于是空子越钻越大, 暗地里使的歪招更难以追究责任。事实上, 现行体制下的政府监管部门既没有资源也没有精力去处理这样专业而复杂的问题。

因此, 要扭转当前电信行业在校园市场上的不利局面, 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是从源头上解决恶性竞争问题。一方面, 要从改变或完善运营企业面临层层加码的KPI考核体系。工信部和各集团公司都应积极呼吁国资委增加市场监管在KPI考核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考核比重, 提出市场均衡发展的目标, 以保证行业的和谐发展。具体来讲, 改进集团公司省、市运营企业负责人考核计分办法, 学习国家邮政局的做法, 在百分制的考核计分办法中增加依法经营的比重, 拿出15-25分交由工信部、省通管局负责考核。另一方面, 在现有的条件下, 管局必须强化市场监管, 对校园营销行为明确监管要求,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并对相关责任人追究到底, 改变违规成本太小的局面。

(二) 注重治标之方, 抓住三个问题

在解决具体问题上, 首先, 进一步强化企业责任。校园市场问题的形成, 可谓成也运营企业, 败也运营企业。因此, 运营企业的责任和自律是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关键所在;其次, 政府落实监管政策。明确规范校园营销行为的监管红线, 对违规行为, 有处罚依据的给予行政处罚, 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第三是省、市通信行协牵头行业自律。属于企业间协商解决的, 由行协通过行业自律来约束。

1. 排他性营销的问题。

若问题反映方能够提供其他公司排他性证据或线索的, 由省通管局核实后, 可根据电信条例第七十二条予以处罚, 并通报批评及抄送相关集团公司。若未能提供排他证据, 但事实上只有一家公司在校园内开展现场营销, 而其他公司想进而不能进的, 经当地通信行协核实后, 由省通管局市场处通知相关省公司经营部门要求进入校园营销的分公司当天必须撤出校园, 否则由省公司进行处理和考核。同时, 省通管局市场处将该学校列入违反苏通联【2010】15号规定的单位名单, 来年将要求各公司均不得进入该校进行现场营销。

2. 强制消费的问题。

若有公司存在一卡通项目不同步提供普通白卡等其他选择的, 或将办理电信业务或终端嵌入学校报到流程的, 或将获取SIM卡密码或激活SIM卡作为报到前提的, 或将移动业务与宽带业务等进行强制捆绑销售的, 经其他运营企业提供有效证据或经当地通信行业协会核实后, 省通管局将根据电信条例第七十五条予以处罚, 并通报批评及抄送相关集团公司。

3. 营销现场秩序的问题。

在市通信行业协会牵头下, 一是签订行业自律公约。落实校园现场责任制, 与校园现场责任人签订责任书, 做到不搞人海营销, 现场营销人员统一佩戴标识, 及时协调解决可能发生的问题, 切实维护好营销现场秩序;二是严禁利用媒体炒作扩大事态的行为。对校园现场营销期间发生的问题, 公司要约束好自身员工, 不得利用微博、短信等方式扩大事态, 也不得组织或参与媒体炒作损害行业整体形象;三是对违反公司承诺、发生现场冲突、被媒体曝光的分公司, 各省公司应给予教育和考核。

(三) 注重综合之策, 形成三方合力

为破解校园市场出现的难题, 切实维护校园稳定和师生使用电信业务的合法权益, 通信监管部门、教育部门、运营企业、学校和通信行协各负其职, 共同努力, 从不同层面强化措施, 推动建立校园电信服务的长效机制。

1.监管部门。一是抓好省公司、市分公司、校园营销现场三级责任制的落实, 建立省、市两级校园现场营销工作联系办公室和联络关系。省级办公室由省通管局市场处主管人员和省电信、省移动、省联通校园中心主任组成, 及时通报并协调处理相关问题;各地市办公室由各市电信、移动、联通分公司校园中心主任组成, 当地通信行协人员参与, 及时发现问题, 并积极协调, 力争使问题在本地网层面解决, 重大问题报省办公室对口人员协调解决。二是对违规行为及时制止, 查实后给予行政处罚和通报批评, 并追究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三是组织省公司、行业协会, 分组对校园营销现场进行巡查, 总结好的做法, 纠正出现的偏差。

2.运营企业。一是建立完善学校校区内营业点。调查表明, 过度的“服务”并没有达到双赢的目的, 而且现场营销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而事实上, 老校区在市区, 周边电信营业网点较多, 学生办理业务已很方便;郊区的大学城或新校区, 这次调研的南京、镇江、盐城、南通等市也证明已有相当多的营业网点进驻学校。为此, 我也专门与省教育厅保卫和维稳处取得联系, 他们也欢迎运营企业进驻大学城提供公平服务, 并给予协调和提供帮助。因此, 在行协的牵头下, 市分企业间可以开展“四不”试点 (不寄卡、不接站、不摆摊、不交入场费) 。如苏州各分公司今年经协商, 将“四不”列入自律公约的重要内容。二是需要进入校区现场营销的, 运营企业应承担责任, 必须依法经营, 切实管好所属分公司的营销行为, 强化对现场营销人员的管理和约束, 共同维护好现场营销秩序, 避免发生肢体冲突等恶性事件。三是各公司在推出新业务和新平台 (包括信息化项目) 前, 应对项目进行安全评估和市场评估, 凡是不符合国家网络信息安全规定和影响用户公平接入的项目一律不得投入运行。

破解经济增长困局 篇7

导致当前初中英语教学困局和低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层面:成班率过高 (一般超过60人) , 教师教学很难做到新课程要求的“两个全面”, 英语教学更难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学习细节, 必然落下部分学生, 积弊成疾;由于师资的缺乏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不明确, 小学英语开课十分随意 (有的三年级开课, 有的六年级才开课) 、极不严肃 (无教学规范和质量要求) , 导致学生英语学习情感态度、学习品质、学习习惯差, 学习方法缺失, 很难矫正, 有的学生甚至完全丧失英语学习兴趣和信心;教材常变 (五年已用仁爱、牛津、人教三种版本) 。教师层面:1.有的教师未能与时俱进, 教学方式方法陈旧, 教学仍旧满堂灌, 学生反应冷漠, 教学低效;2.有的教师疏于钻研, 不能很快熟悉新教材, 呆板机械“教教材”, 而不是“用教材教”, 达不成教学基本目标, 更谈不上全面培养学生各种能力;3.有的教师缺乏对英语本身的认识, 缺乏对中国学生学英语的特点的了解, 不重视语音教学, 道不清字母、单词、语音的关系, 导致学生缺乏正确背记单词的方法, 形成学生学习英语的最大、最基础的障碍;不重视较系统的基础语法过关, 学生缺失英语思维, 习惯性用完全中文思维学英语, 很难学好英语;4.有的教师不善探讨, 未能帮助学生理顺学习与考试 (知识点、能力点与考点) 的关系, 正确引导学生应对考试, 导致学生每每考试得分低, 缺乏学习成就感, 进而失去学习兴趣、信心;5.有的教师工作欠细致踏实, 未能很好关注全体, 学生学习各方面过关抓得不实、不到位, 学生英语学习缺乏紧张感、紧迫感。学生层面:有的同学学习品德、习惯差, 对学习英语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 极端随意对待英语学习, 学习处于无决心、无计划, 更少行动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状态, 直接导致学业成绩差;普遍欠缺科学良好的学习方法, 学得困难, 效率低下。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导致英语教学的尴尬局面。

新课程改革的目标是追求教与学的和谐, 学生的良好发展, 追求教学的高效率和高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对义务教育的高度重视, 大班额、师资缺乏等问题已在逐步得到解决。因此, 综上所述, 破解困局的关键就是需要我们广大教师多思、多想、多实践, 不断探索符合新课程改革要求和特点的有效教学的方式方法。

第一, 教师要善学,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所用教材, 吃透教材, 进而在教学中活化教材, 科学、灵活处理教材, 真正做到“用教材教”, 充分发挥教材的语言教学载体作用。

第二, 教师要最大限度地熟悉所教学生学情, 因情施教。教师应当深入学生, 充分了解学生的英语学习状况, 在全面掌握学情后, 有的放矢, 帮助学生认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利用各种方法帮助学生重树学好英语的自信心, 矫正学生不良的学习品质和习惯, 引导学生“下定决心→科学计划→努力践行→持之以恒”, 学好英语。

第三, 教师应当在充分认识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和英语习得规律的前提下实施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学习。教师切记要帮助学生过好语音关, 帮助学生掌握拼读记忆法背记单词, 突破单词记忆难的最基本环节困难;教师要帮助学生较系统地认识最最基础的语法知识, 达到对语言现象、语言结构的基本了解, 解决学生对语言正确理解之困扰, 为学生继续学好英语铺平道路;指导学生加大课外阅读训练量, 接触更丰富、真实的语言环境, 增加信息输入量, 增强学生学习兴趣, 帮助学生学习英语上层次;不忌讳应考指导, 教学中帮助学生理清知识点、能力点与考点、考试的关系, 力争考试好分数, 以成就激发学生学好英语的热情和动力。

最后, 教师务必熟悉新课标, 重树教学新理念, 转变教学旧思想, 自觉实践摸索教和学的新的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以新课程标准导航, 构建新的、有效的课堂教与学的模式。1.设计有吸引力的课堂, 确保课堂的全员参与, 让每一个学生都认真听讲, 积极参与课堂各种活动, 实现“关注每一个学生”, 2.关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教师对待学生的学习, 既要有严格的要求, 更要有经常的肯定、鼓励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热情;3.更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 以不同要求对待不同层次的学生, 评价学生以“努力就是好学生, 进步就是一百分”为标准;4.创设师生充满激情, 和谐、民主的课堂教学情境, 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 师生心理相容, 心灵互相接纳, 关系挚诚;5.教师要转换角色, 做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引导者和评价者, 以学生为主体, 以学生活动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 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 达成新课程理念下教学的理想目标;6.充分发挥兵教兵、兵强兵的作用, 建立金字塔式的学生学习互助小组。

具体课堂模式可以借鉴“杜郎口中学模式”:充分超前预习,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积极展示, 锻炼听、说、读、写等各方面能力;当堂检测反馈, 既达到过关的目的, 又减轻学生课外学习负担。这样, 有效教学得以实现, 学生学有兴趣、学有提高。

破解经济增长困局 篇8

笔者认为, 造成“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不兼容困局的根源, 在于全社会对学生意外事件的定位不明, 责任界定不清, 责任共识不彰。破解的路径是实行学生安全协议书制度。

一、“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不兼容困局的种种表现

1.操场上的学生“蹲着玩”

有的小学、有的老师要求, 孩子们下课如果到操场上玩, 要蹲着玩。原因是,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担心孩子们站着玩耍游戏, 发生意外事故。以分钟计的下课休息时间, 连到操场上玩耍的姿势都要受到限制, 这时候如果谈什么“素质教育”, 不是痴人说梦吗?

2.学生下课后“两点一线”

有的学校、有的老师要求, 学生下课后上完厕所, 就要马上回到座位上, 上课座位与厕所“两点一线”。原因是, 为了学生的安全。学生下课后马上回到座位, 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这种“不是监狱胜似监狱”的校园生活状态, “素质教育”谁说不将成为神话。

3.体育课无奈“瘦身”

有的学校对体育课进行了大瘦身, 将所有容易发生意外事故的项目一律取消, 如单双杠、高低杠、投掷类和球类等相对危险性较高的项目。队列练习、体操和慢跑唱起了体育课的主角。更有的学校, 体育课能减则减, 唯恐稍有不慎给学生的身体带来意外的伤害。如此这般, “德、智、体、美、劳”的“体”字, 岂不是成了空中楼阁?

4.书本上的“踏青”

问一名初中学生“学校组织过踏青吗?”“没有, 从书上看到过。”“重阳登高呢?”“没有, 老师讲过。”现在, 很少有学校组织学生春游、清明踏青, 重阳登高等活动了, 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更是能取消的就取消, 不能取消的则在时间上能短则短。当“踏青”“登高”变成书本上的文字, 当“清明扫墓”, 深入社会勤工俭学成为故事的时候, 那么, “激发学生了解大自然、尊重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了解社会、热爱社会”, 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内涵, 仅仅剩下了一句口号了呢?

5.教师的批评“甜蜜蜜”

“好学生是夸出来的”已经成为一些学校和老师的座右铭。表扬学生、夸奖学生、称赞学生, 在有的学校已经到了成灾的程度。其理由是:怕学生听了批评, 一时想不开而出走或寻了短见, 发生意外事件。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 “真理向前迈一步就是谬误”。有的学校和老师已经在“夸杀”学生:听惯了表扬话、恭维话的学生, 听不得一点批评, 就像是生长在塑料大棚里的蔬菜经不得风吹雨打一样。感情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现象, 在学生中已呈蔓延趋势。这样的教育与素质教育目标实为南辕北辙。听惯了“甜言蜜语”的学生, 如何能够适应社会上的风吹日晒?如何能应对日后人生路上的雨雪冰霜?这种“温室”里的学生, 在校园里意外的事件可能会很少出了, 但不意外的结果则是肯定的, 那就是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被“扼杀”了。

以上“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不兼容困局的种种表现, 尽管并非存在于所有的中小学, 也并非某一中小学存在上述的所有现象。但是, 这些现象在一些中小学分明是存在着, 并正在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思考。

二、“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不兼容困局的成因

“学生安全”何以绊住了“素质教育”的腿?“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何以不能兼容?笔者认为其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对学生意外事件认识不清。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 不幸的意外事件随时有可能降临到任何一个人的头上。所谓“人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但是, 对于这一客观事实, 尽管没有哪一个人不予认同, 但基于人们的“趋吉避凶”心理, 谁也不希望不幸的意外事件降临到自己的孩子头上, 也就很少有人会静下心来想一想:“假如我的孩子在学校发生了意外事件, 我该怎么办?于是, 一旦发生学生意外事件, 感情用事多, 理性对待少;事后反思多, 事前思考少。学生意外事件中, 家长“拖、闹、告”现象屡见不鲜, 令校方和老师苦不堪言。有的学校则迫不得已采取破财免灾的办法来息事宁人。

第二, 学生意外事件的责任界定不明。

近年来, 学生意外事件纠纷日益增多, 学校因学生意外事件被起诉的例证频频出现。学生一旦发生意外事件, 学校、学生和家长各方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人们并不是很明了。尽管教育部出台了《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明确规定了学校应对学生伤害承担责任的范围, 由于宣传力度不大, 社会尤其是家长和学生并不广泛知晓。等到一旦意外事件发生后, 学校再拿出《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学生家长往往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这是造成学生意外事件起诉多、纠纷多、扯皮多的原因之一。

第三, 学校和老师不堪重负。

由于社会、家长和学生对于学校在学生意外事件中的定位不清, 意外事件一发生, 人们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学校, 看看学校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而不是想到学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家长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或者想一想, 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 各方都没有什么责任。有的学生意外事件, 经过调查, 既使与学校没有什么责任, 人们也一般认为, 学校应该从人道的角度给学生一定经济补偿。这时, 我们再看一看, “操场上蹲着玩”“下课后的两点一线管理”以及“书上的踏青”等现象, 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 如果是因为老师批评了学生, 学生一时想不开而出走或寻短见, 学校和老师不是就更有了说不完的麻烦?于是, 为了少惹麻烦, 一些学校只能不得已选择“少锻炼、少活动、少批评”的“温室化”教育。

第四, 社会共识不彰。

对于每一个学校或者每一个学生来说, 意外事件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发生率较低, 还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不可预防性。它在平常很难进入社会关注的视野。社会对于经常发生的事情, 有一套常规的处理程序, 并且经过同类事件不断地、反复地处理, 人们积累了许多经验, 并且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形成共识, 对这类经常性事件, 处理起来简单的多。而学生意外事件, 由于缺乏应有的社会共识, 对于责任如何界定、如何担责以及各方担责比例等等内容, 只能在学生意外事件发生后, 各有关方通过反复讨论、试探、磋商来来解决, 或通过诉讼定案, 耗时费力, 处理起来比常规性事件要麻烦得多。

三、实行学生安全协议书制度, 破解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困局

实行学生安全协议书制度, 是指学校在每学年与学生和学生家长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书”。其内容主要有五部分:一是就学生意外事件进行定义;二是学校、家长和学生在学生人身安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三是一旦发生学生意外事件的处理程序;四是不同的学生意外事件, 各有相关方所应承担的不同的责任。五是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及有关案例。

笔者认为, 实行学生安全协议书制度的意义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有利于强化学校、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安全意识。“学生安全重于泰山”此话不错, 但仅仅满足于大会讲小会讲, 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仅仅挂在嘴上、落实在会议上, 往往会出现意外事件发生前“你讲我讲大家讲, 都重要”, 意外事件发生后, “你说我说大家说, 都说别人”的局面。实行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书”制度, 由于是协议书, 有关各方签字时则不能不认真对待, 进而有利于促使人们对学生安全问题引起高度重视。这比挂在嘴上, 写在墙上要更能入脑入心。

二是有利于防范学生意外事件的发生。“学生安全协议书”对各方在学生意外事件中所负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界定, 有利于各方经常对照安全协议检查自己, 不断地修正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协议明确:“高中学生在课余时间游戏玩耍中相互造成伤害的, 由学生或学生家长担全责”。学生通过签协议, 就可能不玩或少玩危险性高的游戏。学生过去可能根本都没有想到过游戏玩耍会造成人身伤害的问题, 通过签协议, 思想上有了安全意识, 少玩危险性高的游戏、在课余活动中少做危险性高的动作, 也就直接减少了学生意外事件的发生;如果协议明确:“因水、暖、电设施管线老化而造成的学生人身伤害事件, 由学校担全责”。作为一个称职的校长, 每年签字时看到这一条款, 他能无动于衷不安排人员检修水、暖、电线路吗?

三是有利于形成对学生意外事件的社会共识。“学生安全协议”每年签订一次的活动, 能够使人们对学生意外事件发生的种类、责任界定更加熟悉, 进而形成社会的共识, 一旦发生学生意外事件, 学校、老师与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沟通将变得更加容易和有效, 也将为事件的处理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在协议中明确:学生因身体原因不适合参加某项体育活动, 因参加而受伤, 而学生或家长没有提前告知老师的, 学校不予担责。这项条款又广为人知, 那么一旦发生了有心脏病的学生参加长跑而受伤, 老师对其疾病又不知情, 大多数家长不会生出“孩子在学校出的事, 就得找学校”的想法, 再找学校麻烦的。“小事闹、大事告、不闹不告是熊包”不当舆论也会慢慢消之于无形。

四是有利于实现“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的双赢。通过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书”, 社会对学生意外事件的共识逐步形成, 对学生安全责任有了清晰的界定, 学校和老师只要遵照相关法规, 履行好“协议”中的条款, 做好学生安全的规定动作, 则可免除教育教学上的后顾之忧, 不必再为可能发生的学生意外事件而担惊受怕。这样, 学校里的孩子们课余时间尽情地游戏玩耍、快乐生活的场景就会重返人们的视野。通过年复一年地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书”, 学生们将学会怎样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获得身心的健康发展, 不会因自己在校园里玩蓝球受了伤而状告学校;家长不会因孩子在运动会长跑时跌跤磕掉了一颗门牙, 闹得不可开交;该春游就去春游, 该重阳登高就去登高。通过签订“学生安全协议书”, 人们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 意外伤害不能苛责学校, 苛责的结果, 是孩子将变成温室里的秧苗。当社会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后, 素质教育还会离我们很远吗?

摘要：笔者从分析“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竟然成为一个困局入手, 探讨了“学生安全”与“素质教育”这两个校园里的孩子们本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却正在越来越难以兼得的原因, 并提出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