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国外 篇1
美国人最初是通过欧洲人间接了解到孔子的。而欧洲人与孔子的第一次对话, 要追溯到16世纪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这位“基督教的孔夫子”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 随后被译成法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出版。北美洲殖民时期, 欧洲人又将其带到了美洲大陆。
殖民时期的北美对孔子的了解, 主要来自东印度公司的报告和一些旅行者的只言片语。1735年某期的《纽约周报》用整个头版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 主要介绍了中国人儒学的崇拜和孔子对中国人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文末还引用了近十条孔子语录。这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在美洲大陆最早提及孔子的出版物。
从北美洲殖民时期到1776年美国建国, 再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 在中美直接交流几乎空白的背景下, 虽已有极少数美国人了解到了孔子的存在, 但孔子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仍十分遥远神秘, 更多的只是一个东方文明的抽象符号。
一、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传教士的儒学研究
美国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直接接触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当时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驻华官员等开始来到中国。他们成为了美国人直接了解中国的窗口, 后来更成为美国汉学的奠基人。
在传教过程中, 传教士们深刻体会到了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为了以“孔子加基督”的手段达到“以儒释教”目的, 他们开始较为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以早期传教士们的研究工作为起点, 美国的汉学研究蓬勃地发展起来。一批传教士成长为中国学家, 著名的有裨治文 (E.C.Bridgman)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丁韪良 (William A.P.Martin)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等。
公理会教士裨治文 (E.C.Bridgman) 1832年在广州创办了《中国丛报》 (The Chinese Repository) 。其主要内容除中国历史、地理等, 还介绍儒家典籍, 旨在帮助在华外国人了解中国人的思想。
传教士出身的中国学学者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 于1848年出版了《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览》, 这是美国学者介绍中国的第一本专著。
与此同时, 一些汉学教学及研究机构相继成立。1876年卫三畏在耶鲁大学开设中文课程, 设立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先后开设中文课程并建立了图书中心。1842年, 裨治文、卫三畏、顾盛等人组织的美国东方学在美国正式建立, 被认为是美国中国研究学术组织形成的标志。国外传教联谊会 (1888) 、美国亚洲协会 (1898) 等相关机构也相继成立。
这一阶段的美国人对儒学的研究, 是在中美两国国力相差较大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也有为学术而研究的目的, 但强国对弱国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的目的更为明显。正如费正清在评述美国“东方学会”时所指出的, 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1]
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于世俗生活的指导性, 是早期的研究者们基本认同的。卫三畏在他的书中写道:“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 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 其鲜明的实用性和对当时社会的适应性方面, 则超出了西方的哲人”。[2]
另一方面, 儒学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直接影响到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这又是为传教士们所恼火的。“数十年来, 信 (基督教) 者因不乏人, 不信者仍指不胜屈, 推其故, 则中夏所尊者士, 士所拘泥者儒书也。”[3]因此林乐知提倡“以儒释教”, 以儒家学说为工具宣传基督教, 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达到“以教代儒”, 其实质还是一种文化侵略。
二、20世纪初至50年代:儒学研究的转型时代
早期的美国儒学研究沿袭了传统的欧洲模式, 多以中国的历史、地理等为研究对象, 到20世纪开始则更侧重现实问题的研究, 呈现出自己的特色。这与当时美国在远东进行扩张的政治动机有着密切关系。鉴于中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地位, 美国在这一时期显著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构纷纷成立:1919年的“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 、1923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25年太平洋学会 (American Council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27年“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等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的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 是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大学和公共图书馆开始建立中文图书中心, 一大批中国古典著作被译成英文, 为下一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腾飞做好了准备。
三、二战后至70年代:儒学的民主之争
美国汉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 成为海外汉学的后起之秀。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者开始大量借助史料和考证, 构建了一种区别于欧洲汉学模式的新型美国汉学。不仅如此, 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 对于儒家学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论调。
顾立雅被认为是最早从事儒家研究的美国学者。顾立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1994) , 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员等, 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 同时也是孔子研究的权威。曾著有《孔子与中国之道》、《孔子真面目》、《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传说中之孔子》多书。
顾氏认为, 孔子哲学中蕴含着民主的思想。在他看来, 美国民主思想的构建和发展, 深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而儒学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是学术界早已认同的事实。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 发现并承认了美国民主思想中的儒学影子, 他指出:“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 主要的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表现出来。”顾立雅的这番论述, 对于五四时期中国人把孔子思想当作民主的对立面而打倒的那段历史, 不啻为一种讽刺。
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哈佛学派, 则提出了与顾立雅相反的论调。
哈佛学派认为, 儒家家长统治是专制主义的温床, 儒家学说中本就缺乏自由民主的基因;且由于近代西方入侵, 中国国内马列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所以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已经死亡。这一悲观论断明显受到了两极社会冷战的背景影响。
比较顾费两家言论, 看似矛盾实则不然。顾立雅的研究以早期孔子思想为蓝本, 挖掘其对早期西方世界的影响;而费正清的研究重点是孔子思想对于近代中国发展“停滞”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深究下去, 二者的研究其实都表现出了“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四、七十年代以降:走向世界的孔子哲学
70年代, 中美关系破冰;90年代, 苏联解体, 冷战宣告结束。这一时期, 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特别是中国改革之后的三十多年间, 经济飞速发展, 使世界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等中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中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以至孔子学说直到21世纪初, 基本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 但到本世纪, 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带来的困境让更多的学者们开始回到孔子那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美国学术界也受到这一时代大背景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学术论调较之上一阶段明显转向。墨子刻 (Thomas A.Metzger) 在《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 (1977) 一书中, 把目光投向新儒学, 认为困境是儒学自身发展从而改造传统的动力, 对新儒学促成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生成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此外, 儒学的普适精神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的关注。西方人引以为豪的价值观所面对新时代产生的诸多问题表现出了它的局限性, 1988年1月, 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 去汲取孔子的智慧”。[4]美国学人们也逐渐放低以前居高临下的研究姿态, 以更为平等、平和的态度重新认识孔子和他的学说。
安乐哲 (Roger T.Ames) , 美国著名汉学家, 曾长期担任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代表作包括《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先哲的民主:杜威、孔子和中国民主之希望》等。
安乐哲深入研究了儒家的教育思想, 并指出其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 要让当前的多元世界实现有效的民主, 必须建立和谐的家庭, 而孔子的教育就是要使个人成为家庭中尽责的成员, 进而成为社会尽责的成员。
这一时期, 美国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孔子学说回归到哲学本身。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前辈一贯的居高临下的姿态, 开始以一种平等的眼光分析比较孔子哲学和西方哲学。他们注意到了美国和中国哲学体系中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 如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也正是美国这个移民大国之所以发展成世界强国的哲学基础, 也是多元世界共生共长的一个哲学基础。
结语
孔子在美国的接受经历了从肤浅到深入、从贬到抑的过程。正如顾立雅指出, 孔子思想曾为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建立起过推动作用, 但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美国学界对孔子的研究始终没能完全脱下有色眼镜。事实证明, 学术平等的实现也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近年来, 国内国外的儒学研究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对儒学之重新定位、儒学的现代性、儒学发展的前景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美国著名的儒学研究者白诗朗 (John Berthrong) 认为, 儒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运动, 它将成为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安乐哲则以为, 儒学未来终将成为世界级的哲学。
然而, 在美国一般民众对于孔子的认识大多是模糊而又肤浅的。虽然孔子的雕像在一些高校和城市都可以见到, 提起孔子, 人们也普遍把他作为一个智者而尊敬有加, 但他们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宗教概念来理解孔子及其儒家教义, 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把儒家称为“儒教”。甚至在在有的书店里, 《论语》也是被放在“东方宗教”一栏的。多数人只知孔子是个中国哲学家, 至于他的哲学思想很多人并没有基本的了解。由此看来, 美国学界对于孔子虽然已有相当认识, 但孔子思想要真正为大众所接受, 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正如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 (Robert C.Neville) 教授所说, 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 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 陈同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传教士评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220。
[3]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4]SW Barnett, J K Fairbank, ed.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M].Harvar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林同奇译, 中华书局, 1989年版。
孔子在国外 篇2
最早把儒学介绍给西方人的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把“孔夫子”译成拉丁文“Confucius”。这个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
利玛窦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27年。他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利玛窦将《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才转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传。
这些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是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为儒家思想所吸引，花费了大量心血向西方世界翻译介绍儒家思想。孔子的学说被介绍到西方后，孔子就与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盛名。莫格称孔子是“伟大文明奠基者”，他为此写了《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文中感叹道：“孔子的教诲属于全人类。他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
20世纪以前，西方的儒家研究成果主要出在天主教传教事业发达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等。这时的研究在文献学方面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倾数十年之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语教授。他的翻译体例严谨，被称为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直到今日仍然没有过时。
美国人对儒家的研究要晚得多。二战前，美国主要的汉学师资来自英国。但“二战”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最早从事儒家研究的美国学者要数顾立雅。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代表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儒家研究水平。波士顿大学的南乐山(Robert C.Neville)教授认为，儒学为了能够成为一门“世界哲学”，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先进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20世纪后期，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重新审视儒家思想。1995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许多亚洲的政治家、学者和商界领导人自豪地宣称，横跨太平洋有一个基本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差别。他们有孔子文化模式，也就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亚洲价值观’。一个增长着财富和自信的东亚正在向我们可敬的西方价值理念提出挑战。”
美国1999年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在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一书，则更是对儒家称赞有加。有评论说，该书告诉读者，“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奇迹也伴随着经济奇迹而产生。和这些社会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
在亚洲国家，儒学传人较早，影响也更深入。儒学在大和时代进入日本。时至今天，儒学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情感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韩国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韩国不仅拥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而且在20多所大学里还设有专门研究儒教的学科。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孔子在国外 篇3
日前，我在《参考消息》看到，中国政府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建100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和美国已经开始实施。这实在是一项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举措。可惜的是，这件事办得晚了些。
在2003年，我曾在新华网的这个论坛里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把儒学向世界传播。”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产生于中国土地上的儒学值不值得向世界传播？儒学在今天有没有它存在的价值，这取决于儒学有没有真理性、科学性、先进性。
用文化性质分类学的方法，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作比较，在自然科学技术文化、管理文化这两方面，中国明显不如美国；在哲学文化、历史文化、艺术文化等方面虽然比美国丰富，但在实践中，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其取舍难以做到恰当，因此中国这些沉睡的文化资源很难使其优秀的部分发挥作用，因而在与美国文化比较时体现出的优秀性并不明显。中国最值得骄傲的也是胜过美国文化的，那就是伦理道德文化了。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实际上就是伦理道德文化。儒学主要的是关于修身养性的文化，是如何做一个人的文化。提出做人的根本思想纲领是“仁、”“亲仁，”（政治管理还要亲民爱民）；处事的行为纲领是“中庸”、“中和。”今天看来，儒家的这个思想并不落后，不仅不落后，还体现着先进性。人类文明尽管科学技术进步了，但人的道德素养却没有明显的进步，世界还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私欲横暴得泛滥成灾。在2000多年前孔子把人的建设和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无疑是英明和伟大的，也说明东方的人伦文明是早熟的文明。今天，特别需要唤醒和运用孔孟的灵魂，以医治人们心灵上道德的疮痍。
把儒学向世界传播，是在推广优秀和先进的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应当交流和融合。中国更应把自己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积极向世界传播。
既然叫“孔子学院，”就应当名副其实，除了传授基本的汉语之外，应将《论语》、《孟子》等经典作为必修课。
窃以为仅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政府还要鼓励和支持民间力量到国外办学，鼓励国内的儒学爱好者到国外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