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十篇

2024-06-18

后危机篇1

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全球蔓延。由此暴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2008年至2010年间, 冰岛、迪拜、希腊等国相继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面对屡屡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 了解其实质内容, 分析造成各国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对世界其他各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1. 金融业扩充过度

金融业扩充过度, 流动性过剩, 银行和大商家纷纷涉足高风险投资。

例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冰岛开始大力拓展虚拟经济规模, 其银行开始效仿西方大国的国际投资银行, 在国际资金市场大量借入低利短债, 投资次级按揭等获利高同时也是高风险的资产, 从而获得巨额的利差, 为此冰岛三大银行所欠的外债超过1000亿欧元, 为当前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2. 金融创新与“金融大鳄”的对冲操作

2001年, 希腊为满足进入欧元区的两大指标: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 求助于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 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 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这一被称为“金融创新”的实质是, 高盛实际上借贷给希腊10亿欧元, 但这笔钱却不会出现在希腊当时的公共负债率的统计数据里, 因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后才归还。希腊有了这笔现金收入, 使国家预算赤字从账面上看仅为GDP的1.5%。

与此同时, 高盛为防止自己的投资打水漂, 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 以便在债务出现支付问题时由承保方补足亏空, 至此, 高盛就将在这场交易中的风险完全转移回欧元区。

3. 经济政策的错配

欧元区各成员国实行同一货币制度, 具有统一的货币政策, 但欧盟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 形成政策错配。所以在遭受外来冲击时各国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 容易造成赤字和债务负担普遍超标, 危机刺激政策使债务更加凸显。

4. 高福利带来道德危机

在后危机时代, 欧洲的自愿失业率非常高, 因为有着高水平的福利——失业补贴, 人们都不愿意去做辛苦的体力活。

这样的道德风险引发很多居民宁愿不工作以领取补贴, 导致GDP进一步下降, 政府财政收入进一步收缩, 在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 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在高位, 必定导致信用恶化, 引爆债务危机。

5. 经济一体化面临的各种障碍削弱了政策的作用

尽管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体存在, 一体化面临的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 政治、语言等差异造成的障碍, 削弱了政策的作用。

三、主权债务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

1. 金融市场动荡或将加剧。

在主权债务危机频频出现后, 全球股市纷纷下挫, 道琼斯大跌近3%,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蓝筹股指数分别下跌了近6%和5%, 亚太股市也大跌。

汇率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 美元强势反弹, 伴随的是欧元的大幅走跌。

债务问题还波及到大宗商品市场, 原油价格大幅下挫, 基本金属纷纷收跌。

2. 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

欧洲债务问题爆发之后, 在发展中国家寻求高收益的国际资本寻求避险重回美国的迹象十分明显, 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不断走低。资本流动的群体行为可能导致全球信贷市场出现结构性紧缩, 即欧洲国家融资困难, 而资本重回美国趋势愈发明显。资本流动的紊乱将加剧。

3. 全球经济复苏将放缓脚步

IMF预测, 只要欧盟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大相径庭而且财政协调机制无效, 那么债务问题很难短期内就能解决, 欧洲经济可能就难以真正复苏, 更值得注意的是, 公共债务利率迅速提升, 欧洲面临政策两难, 如果继续经济刺激, 债务将进一步上升;如果退出经济刺激计划, 经济复苏进程将受影响, 这意味着欧洲国家的复苏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日本、美国等政府也面临持续的政策两难问题, 尤其日本经济复苏前景十分暗淡, 全球复苏的步伐难以加速, 甚至会放缓。

4. 使得银行业的风险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次贷危机提醒我们加强风险管理, 而风险管控不足则是迪拜危机为这一教训添加的又一例证。除了国外许多私人投资者, 迪拜危机还直接打击了不少注资阿联酋的外资银行, 推高了阿联酋尤其是迪拜的泡沫。这些在金融危机中跌落马背的金融机构再次受到牵连, 值得业界深思, 应引起各国监管当局的高度警醒。

资料来源:UAE, Emirates Banks Association.

四、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

1. 警惕“中国式的主权债务危机”

所谓“中国式的主权债务危机”, 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个危机。

从此番欧元区希腊等国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我们可以认识到:源于各种需求, 政府本质上是有主动负债的愿望的。

这对今天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行为有着警示意义。当今中国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观”, 各地政府为保证当地对整体GDP的贡献度不惜借入资金, 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出现了7-8万亿的债务负担, 相当一部分信贷投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长线项目里, 长时间不产生收入。这对未来中国经济肯定是巨大的隐形风险。

所以, “中国式的主权债务危机”, 不是中央政府的, 是地方政府的危机。

2. 经济发展不可脱离实体经济

迪拜债务危机的爆发源自金融市场泡沫膨胀, 脱离实体经济。其房地产泡沫在热钱不断涌入、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越来越膨胀, 最终由于金融危机, 引爆了泡沫的破灭。

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和迪拜危机爆发前有一定的相似度, 尤其是海南地区的房地产, 自从三亚旅游经济区建立以来, 以三亚为代表的海南的房价被炒到一个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高位, 而此次迪拜危机的爆发无疑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要及时矫正这样的脱离。

3. 发展中国家面临加入共同货币区选择时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共同货币区具有简化流通手续、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外汇稳定、促进资金流动等优点。

但是, 根据20世纪60年代基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 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币区, 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只有成员国在资本和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 加入共同货币区才可能带来最大的福利增进, 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加入可能得不偿失。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关于亚洲成立共同货币区乃至设立“亚元”的呼声一度高涨, 但这次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给这种热情降温不少, 发展中国家想要建立共同货币区还需谨慎。

4. 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必须立足国内, 在此基础上争取外部的支持

冰岛、希腊、迪拜的情况, 无一不是依赖外部融资的典型。这样的经济最大的风险在于一旦外资撤资退出本国市场, 必定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 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导致本国发展困境的政策弊端, 才能真正获得国内、国外投资者的信任, 进而赢得市场的尊重。仅依靠外资援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问题, 且外部援助常常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所以, 中国应该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扩大内需, 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从根本改变本国的经济实力, 增强本国抵御风险的能力。

摘要：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让全世界都变得提心吊胆, 在后危机时代, 主权债务危机屡屡发生, 对此,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我们又能从中学习到什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主权债务危机?本文就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原因、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 旨在警示中国应该在恢复经济的进程注意主权债务问题。

关键词：主权债务危机,资本过度扩张,金融危机,警示

参考文献

[1]张敏:冰岛.国家破产?.世界知识, 2008 (21)

[2]黄梅波:熊爱宗.迪拜债务危相:原因、走向与影响.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0 (1)

[3]郑联盛:迪拜和希腊的“裸泳”闹剧.中国报道, 2010 (1)

[4]荣跃:警惕“中国式的主权债务危机”.和讯财经, http://forex.baidu.com/2010-04-15/123351063.html, 2010.4.15

后危机篇2

美国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

中国报道：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制度化程度却比较低，在此背景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最近被广泛关注。而李光耀却提出中国的发展影响了区域平衡，需要美国在东亚制衡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目前，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实际上并不比北美、欧洲等地区低，这主要是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成果，也跟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推进扮演了很重要的积极角色。而东亚地区在政治、制度上的整合程度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生冷所致。目前，东亚地区的整合，实际上是通过东盟这个平台进行的。

不久前，东南亚一些国家提出来希望美国能“制衡”中国，这并不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而是战略层面的。如今美国提出重返东亚，这样看来可以解读成：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邀请”回来介入东亚事务的。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如果在东南亚地区中发挥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将使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最小化;但中美如能同在这个舞台上平衡互动，这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是最有利的。

必需注意的是，如今的“制衡”概念与传统解释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传统“制衡”模式下，两大阵营有各自的平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如今，“制衡”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东亚区域合作，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互动。东南亚邀请美国参与地区事务，实际上是希望美国不要放弃东南亚这个舞台。而现实中，美国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在这个区域内美国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对该地区的影响力目前仅限于经济层面。

我个人认为，“制衡”概念是东南亚国家针对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要求而提出来的。但因为时代背景已经不同了，所以不可用冷战思维来解读。对中国而言，如何在开放的区域主义背景下，保证自己的国家安全，梳理好自己的地缘政治，将是未来最大的挑战。

APEC的效能有限

中国报道：在本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系列会议上，恢复经济增长和反对贸易保护等成为焦点议题。“后危机”时期举行的APEC峰会与之前相比在角色和作用上有哪些变化?

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我认为，危机现在还没有完全过去，各国还在讨论再次“探底”的可能性。从中国经济来看，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经济振兴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拉动，内需还没有完全提振。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未必像目前有些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恢复的态势，还是各国最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次APEC会议中，强调拒绝贸易保护主义，不能“雪上加霜”，是各国希望国际贸易能够更加畅通;强调各国间要加大合作的力度，以期增长能够可持续，这也说明了各国对前景的态度还属于谨慎乐观。

我并不赞成“后危机时代”这个说法。因为我认为目前尚处在危机过程之中，仅仅是最糟糕的阶段过去了，现在是从低谷逐步回升的阶段，危机还没有过去。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变化就是APEC峰会讨论的议题范围扩展了。“9·11”之后APEC的议题主要是进行反恐国际合作，后来比较突出的是发表了关于用“六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的文件，到现在，有关金融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保护的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APEC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在全球经济富有活力同时安全问题又非常复杂的亚太地区起到一个国际讨论和国际协商的作用。因为它的范围大，因此效能也比较有限。由于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很多，所以也不可能期待它完成很多任务。去年，APEC在促进亚太地区扩展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方面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G2不能过度解读

中国报道：美国的一些老牌战略学家，如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G2的概念，您如何看待G2概念与如今的中美关系?认为是否有合理之处，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正和补充?

郑永年：国家利益永远不会相同，G2概念实际是指，在同一个舞台上，大国间通过合作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看，G2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并不赞成G2这个概念，因为这对其他国家不太公平。虽然各国目前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合作，但如果要追求一个相对公平的国际秩序的话，对G2本质上到底是什么，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美两国目前主要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相互的依存程度是不对称的。现在很多人盲目乐观，认为中美两国G2，中美平起平坐了。但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会。我认为，中国当前应该好好去研究美日联盟关系。美日早已是G2，但为什么现在日本的鸠山政府要追求“平等的日美关系”呢?这表明美日虽然是G2，但这种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因此，如果中美在某种形式上G2不可避免的话，中国一定要避免陷入日美关系类型的G2模式，这对中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有国际责任，却没有领导权。国际责任和国际领导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不能对G2盲目乐观，否则就会陷入“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付账单”的不公平关系模式中。这种关系是不可持续的，也是阻挠中国真正成为大国的一大隐患。

叶自成(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一些学者提出G2，应该不是说要中国与美国结盟，也不是指两极的概念。所谓G2，是指两国的合作或是矛盾都会较大地影响到世界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G2是客观存在的。

我认为，没有必要完全拒绝中美两国继续加深合作。在金融等领域，中美的合作超过美日、美欧间的合作，影响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时，这类领域的中美合作肯定不会出现联盟或集团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部分同意G2概念。G2中有其合理、实质的内涵，但不要去做过度的解读。

王逸舟：G2概念主要是由美国的一些重量级战略智库人士提出来的，战略思想层面的一个新概念。从我个人角度看，它有一定的价值，但同时也有局限性。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把中美关系放到了一个更大的层面中进行审视。因此，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全球性影响，有了一个新的定位。G2概念摆脱了审视中美关系的传统视角，把中美关系定位在全球层面下，包括中美的经贸、环保、军事等各领域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G2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促进中美采取审慎、全面以及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双方的关系。

但另外一方面，中美关系是不断成长、磨合中发展的大国关系;是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正在上升的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充满了变数，用G2来定位也确实不适当。

Ian Taylor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不这么认为。美国竭尽全力地试图扩大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的精英们认为，通过一个G2概念，即中美一起管理世界，将吸引中国的决策者们与华盛顿一起形成特殊的同盟。但是，我看不到中国有这方面的意愿，甚至也不能够承担这种责任。美国将大量的制造业外包给了中国，中国也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债券，现在这两大经济体已经密不可分。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提高是美国所忧虑的，因为美国认定应该由华盛顿来控制世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有些人热心推动G2概念的原因。中美两国形成一个G2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两国在政治上的区别太大了。两国领导人举行定期会晤，以经济议题为重点来讨论双边利益等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后危机篇3

因此，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规定为“十二五”规划为主线。“九五”和“十一五”提出的口号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十七大把它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容有所拓展。

但是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主要的内容，仍然是经济增长由工业化早期的粗放增长模式到现代的集约增长模式转型。这种转型的核心和实质则是提高经济效率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适时发展新兴产业

对于简单加工业相对集中的地区，例如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主要靠两条途径：一是促使现有加工制造业的产业链尽量向施振荣所说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即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业务环节延伸。二是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这两项是互不相关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历史的经验表明，现有产业链的延伸，结合科学和技术的新成果，往往会催生出新兴的产业。例如，“云计算”是当前一个很红火的新兴技术和产业应用。其实，它就是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电脑制造商由生产硬件向提供软件和服务延伸演化出来的。

如果把现有产业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看成是互不相关的，那么，发展什么样的新兴产业就不是由企业本身的条件出发，而是由行政部门的官员根据上级政府的文件决定的。这可能也是当前一些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度“同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讨论“十一五”规划和讨论“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有很大争论的问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低端劳动力的低成本，所以中国还应该长期做简单加工。

实际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已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实力，产业链应当延伸，也可以延伸。从中也就可以培育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乃至产业。

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面临发展新兴产业的机遇，我们应该努力抓住这次机遇。

而且，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几乎在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以后，都会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通过梳理近代史，证明了这一规律性现象。

这一次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当前各个发达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过程中，是完全有可能和有能力参与世界竞争、参与新的更高层次世界分工的。我们应该把握这次机会，努力实现“弯道超车”。

然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包括发展新兴产业，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新兴工业的口号。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转变”的要求。

10年以后，“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今年是“十一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又一次被提出，而且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初的省部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学习班里讲话，50次用了“加快”一词。

要保障“十二五”规划圆满地实现，就必须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研究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搞了这么多年成效依然不明显的症结所在，然后才好对症下药，保证我们的规划不至于再次落空。

在讨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曾经对此作过总结，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没有消除。当时大致上认为有四方面体制性障碍：

一是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二是以GDP的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这两条使得各级政府都要尽量运用自己支配资源的权力，来保证GDP的高增长。

三是财税体制方面存在问题。从收入方面看，生产型增值税是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生产型增值税是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直接相关的；从支出方面来看，主要的支出责任（在中国，通常把支出责任称为“事权”）过度下移。像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责任，大致上70％由县及县以下政府承担。这就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努力地去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否则财政状况就会非常紧张。

四是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扭曲，特别是资源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过低，鼓励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关键在于推进改革

在“十一五”规划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发现，新技术没能大量涌现和新技术难于产业化的重要原因，是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前面已经提到，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新技术产业化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有些技术甚至夭折在摇篮里，一些创新企业也很难壮大，被叫做“小老头树”。

目前技术发展一日千里，虽然一些企业的技术很新，但是过了几个月、一两年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就被别人更新的技术超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是缺乏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涵盖经济、政治、法治、社会舆论等一整套的制度环境。

既然如此，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进改革。只有依靠改革，才能消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才能建立能够促进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所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说的正确：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这样才能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需要，为科学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中的关键。这是因为如果说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科学创新的主体是科研院所或者高等院校，那么，对于制度上的除旧布新，政府負有更大的责任。

前一段时间，政府受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作为不够有力，甚至不作为的批评，现在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都加大了自己的作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需要分清什么是政府应该为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为的？

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营造好的经营环境，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要在生活保障体制、在教育体系、在科研体系上提供好的制度支撑。政府不该利用权力垄断市场与民争利。

今年以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出现了一些苗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比如说，不考虑本地的比较优势和实际情况，一哄而起地上项目，导致新一轮的同构化发展：一说LED（半导体照明）就到处都投资建厂搞LED，如此等等。由政府官员指定技术路线，指定发展的产业门类，甚至直接确定投资项目，等等。

这样做，很可能导致投资的大量浪费。因此，“为不当为”有时比“当为不为”的危害还大。

此外，由于技术创新的前期投资大、风险高，而且研发成果具有“正外部性”的社会效益，政府应该加以支持。但需要明确支持的方式和途径。

政府支持采取什么方法是很需要研究的。

一般来说，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补贴应当是“竞争前”的，专项补贴应当做公开透明的招标，公正的评选，而不能采取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办法，只让内定的企业中标。节能、环保产品的补贴最好补“需方”而不是要补“供方”，等等。

后危机篇4

感悟之一：企业应完善日常危机预警机制

在XX的文化手册中，也有专门讲述危机预警方面的问题的，这说明了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说实话，我们在预警这方面做的确实不是很到位，或许也因为XX这八年发展的太顺利了，所以大家对这方面的警戒心就松下来了。通过本次事件，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必须要有健全的危机预警机制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说过，微软离破产只有12个月。而这个世界上目前市值最高软件巨无霸所以能经历一次次包括来自美国司法部及各同行的围剿而安然无恙，恐怕与各种深刻的忧患意识不无关系。

忧患意识的培养源自开放与负责的企业文化，而开放与负责的企业文化就是从领导者开始建立的。诚信是负责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

企业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组建危机管理机构

第二：定期进行企业运营危机与风险分析

第三：进行风险分级管理

第四：不定期举行不同范围的危机爆发模拟训练，

第五：确保企业内部对话渠道的畅通。

第六：与外部世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协作关系，改善企业外部的生存环境。

只要企业认真的做到以上六点，扎扎实实的做好基本功，那么等危机突然来临时候，我们才不会惊慌，才不会出现那种临时抱佛脚的现象。

感悟之二：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任何危机的发展过程都包括突发期、扩散期、爆炸期、衰退期这样四个时期。如果在危机开始的突发期和扩散期有所动作，遏制危机，往往成本较低，效果也理想，一旦爆发期，情形就很难收拾了。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管理篇5

一、“后危机时代”的复苏管理:国际和国内的多重挑战

所谓“后危机时代”, 是指全球金融市场估值已经恢复到雷曼破产前的水平, 全球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已基本修复, 金融市场活动日趋活跃。正是从这个角度讲, 金融危机中的这股“雷曼冲击波”开始平息, 全球经济最坏的情况也已过去。

从国际层面看, 虽然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和衰退的可能性不大, 但长期内的复苏管理却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特别表现在:各国退出策略的分化、发达国家呈现显著的无就业的复苏的特征、主权债务危机风险上升。

首先, 2009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 全球经济体协调一致通过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共同应对危机, 这是有史以来罕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统一和配合。然而, 随着全球经济触底反弹,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却出现明显的分化现象, 我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了强劲的复苏, 美国的复苏态势仍不十分明朗, 欧洲实体经济则仍未走出衰退。这种复苏格局的分化直接决定了全球的退出和复苏管理出现了多样化和不一致性。这意味着在退出的大方向下, 不同国家的退出时机、步伐、力度以及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将出现明显的异化。基于此, 我国刺激政策退出也必须根据实体经济和就业状况而定, 不必坚守一致化行动。

其次, 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出现了一种新特征, 即“无就业的复苏”。一定程度上, 全球经济复苏是各国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催化的结果, 复苏的根本策动力表现在政府而非市场层面。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 政府主导的投资无法充分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 很容易出现资源错配, 导致无就业的增长。目前, 欧洲和美国的失业率均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水平, 而我国的所谓“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不能客观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 未来的复苏管理必须将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复苏, 努力扩大就业, 这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

最后, 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此次全球危机应对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政府债务高筑, 赤字飙升, 许多国家已经达到警戒水平, 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表面上, 金融市场的“资产负债表”经历“去杠杆化”普遍得到了修复, 银行、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都有所降低, 但是, 政府的杠杆率却大幅上升, 负债规模不断膨胀。这表明民间的部分杠杆转移到了政府那里。主权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有可能是金融危机的延续, 这种潜在的风险目前看来虽然不大, 但其不确定性却在上升。

从国内层面看, 虽然我国的复苏动力强劲, 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弱化, 但经济上行的各种挑战却不断出现, 特别表现在资产泡沫及产能过剩。首先, 2009年前三个季度, M2增长率接近30%, 为1997年以来的历史高位。虽然由于农产品丰收和出口库存的抵消作用, CPI没有出现大幅上扬, 但考虑到货币供给量的滞后效应, 通胀压力不能忽视;其次, 2009年以来, 我国的资产价格, 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出现大幅度上升, 未来资产泡沫的风险不断加剧;再次, 危机应对过程中, 在政府高投资的带动下, 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出现。

总之, 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既要着眼于全球, 也要着眼于长期, 通过各种平衡政策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

二、从国内层面看复苏管理:宏观政策“再平衡”

理论上, 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必须有两大前提:一是努力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目标;二是避免经济短期内的过度波动。因此, 为了稳固经济复苏的基础, 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实现“再平衡”, 促进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复苏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复苏, 从而避免风险极大的经济“二次探底”的出现。

(一) 政府财政支出模式“再平衡”:避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

首先, 政府投资应深刻把握城市化主题, 使之成为可持续复苏的重要线索。从较长期的时间尺度看, 我国经济目前正以2009年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 重新进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阶段。未来10~20年, 我国存在巨大的城市化空间, 预计到2025年, 城市人口将增至9.26亿, 到2030年有望达到10亿。因此, 不断扩张的城市规模客观要求较高的投资率, 特别是投资于基础设施, 为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服务。

从经济理论上讲, 基础设施类似于公共品或准公共品, 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反映在其本身的商业价值上, 而且在于它有助于改善其他部门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 因此, 具有明显的外部性, 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 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窗口里, 政府的投资支出通过推动城市化来扩大内需, 不但与推进城市化的方向相一致, 而且也与投资的结构调整方向以及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方向相一致, 同时, 也会继续成为可持续复苏的重要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之一。

其次, 财政政策“再平衡”应推动实现消费

增长、促进区域结构平衡。为了进一步增加我未来的复苏国经济复苏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 未来财政政管理必须将策的另一个任务可能会更为强调平衡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逐步实一方面, 扩大居民消费在现消费主导型增长G, 并以此促进内DP中的份额, 需结从而经济复苏转构的“再平衡”。为此, 财政政策可能会注重的化为市场主导内容包括:通过转移支付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的可持续复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苏, 努力扩同区域的增长格局更为均衡。从本轮经济复苏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另一方面, 促进不大就业, 这的趋势看, 中西部地区复苏的势头快于东部发是全球共同增长率达地区。均在201908年年里, 首次超过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这对于实际GDP面对的挑战。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有积极的意义。

(二) 货币政策“再平衡”:合理均衡的适度信贷投放

2009年我国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的定调是“适度宽松”, 实际上真正宽松的是信贷投放。因此, 更为准确地说, 是信贷投放对提供流动性和稳定市场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点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内涵存在根本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国的货币政策退出本质, 是由超常规的大规模信贷投放转向正常状态下均衡的信贷投放。

虽然学界对于什么才是合理均衡的信贷投放存在分歧, 但无论依据何种标准, 2009的信贷投放肯定是非均衡的。从比例上看, 2009年四个季度信贷投放的大致构成为5︰3︰1︰1即一季度投放全年50%的贷款, 二季度投放30%, 三、四季度各投放10%, 信贷投放的趋势过于失衡, 从而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很多震荡。如果按照长期以来银行业内部所形成的经验数据, 各季度相对均衡的信贷投放比例大致是4︰3︰2︰1。如果考虑到2010年可能出现的“前高后稳”的经济增长格局, 信贷投放的布局很可能呈现3︰3︰2︰2的格局。

此外, 均衡的信贷投放也需要关注结构问题, 实现合理的信贷增长。2009年大规模的中长期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在2010年仍需大量信贷跟进, 而在保证投资连续性之余, 仍有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经济复苏时需要资金支持其生产经营, 因此保持市场中有充足的流动性至关重要。但是, 信贷投放大幅增加正是目前通胀预期的主因。因此, 未来信贷政策

极的主要方向必然是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优化信产贷结构, 加强银行的资本约束, 严格控制信贷的的非理性增长和季度、月度间的异常波动。

必

三、从全球层面看复苏管理:国

民际产业转移及人民币政策“再平衡”

使

周如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反思金融危机的

源起与结果, 可以得出两个重要判断:从国际

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产业布局看, 金融危机意味化着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原有技术和产业的效能, 已经损耗殆尽, 我们正面临着国际产业重构和参新技术取得新突破的挑战;从国际金融体系看,

美国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重巨额赤字长期内必然引起美元走向衰落, 因此, 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也正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这两个大的国际背景下, 我国在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同时, 也必须改革人民币政策, 使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取得新进展, 从

币

而全面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

(一) 国际产业链重构与出口升级:一条更加重要的国际化主线

长期以来, 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较低的劳动成本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重要组成, 我国的供给优势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获得了长期的平衡。然而, 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共同关注的全球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 国际产业分工开始出现重大变化, 国际产业链也面临深刻的调整与重构, 这给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因此, 出口升级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关注的一条国际化主线。

首先, “后危机时代”应该是我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 也是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金融危机之后, 我国很有可能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进入全球领先者行列并形成重大突破。同时, 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可以使得我国企业在全球购买技术和企业时, 能够更好地把握全球产业变化的最新趋势, 从而避免收购那些可能在下一轮经济周期中被淘汰、被更新的产业。

其次, 我国企业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和参与国际规则。在国际产业格局正发生剧变的背景下, 我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必须要更多关注全球市场与全球规则。在国际规则领域, 我国除了被动的学习和适应之外, 还应当更多参与, 可以看到, 这样的空间正在拓展之中。

(二) 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重建:谋求人民币国际化从周边化起步

2009年, 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人民币一直紧盯美元窄幅波动, 这种短期内的危机应对政策既有利于稳定我国的出口市场, 也利于稳定美元价值, 从而带动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困境。然而, 进入2010年, 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风险加剧。

在当前的情况下, 人民币何时重新进入双向波动、小幅升值的轨道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即使重新进入这个轨道, 其幅度也是十分有限的。退一步讲, 即使人民币实现升值, 我国的双顺差格局也不能发生大的改变。因为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是结构性的, 难以依赖汇率升值得以彻底解决。我们认为, 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面临重构的背景下, 解决人民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两个方面:

从中短期来看, 人民币升值问题的再度升温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加快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迫切性, 因此, 结构性调整比人民币升值更加重要。首先, 加快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 是促使汇率更为合理、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的关键因素之一;其次, 调整外汇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特别是要给企业和居民以及金融机构更大的外汇运用权。

从长期来看, 如果美国不能控制巨额的财政和经常账户双重赤字, 储蓄率继续下降, 那么, 美元的主宰性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将面临重大挑战, 国际经济权力格局也势必发生重大调整。在这种预期下, 我国应该加快人民币政策改革, 通过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和国际化为其谋求更广阔的全球空间。

系变局中寻找人民币的重新定位。在现有框架下, 我国有条件获得在IMF中特别提款权 (SDR) 份额的增加。目前, 我国在IMF中份额为3.72%, 2010年可能是IMF份额调整的关键年份, 我国有条件在IMF谋求更大的比例和发言权;其次, 积极推动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再次, 在我国金融市场完善和开放的过程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主要包括: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程度;逐步开放境外人民币QFII制度;在A股市场适时开设国际板;逐步推出人民币汇率远期等金融衍生品;发展我国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编辑:张小玲)

然而, 从当前的进展看, 人民币还处于周边化的初级阶段, 国际化刚刚起步, 进展也十分有限, 我国仍然未能改变“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局面。人民币要成为与美元、欧元相匹敌的世界储备货币, 仍有相当的道路要走。为此, 未来一段时间, 人民币国际化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谋求突破:首先, 在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

与巴曙松博士已有多次邮件往来, 每每总是会联想到其“入水不濡, 入火不热”的人格追求, 非常钦佩其高效, 也非常感谢其支持。关于“后危机时代”的讨论并不鲜见, 但巴曙松博士的视角和观点, 尤其是“再平衡”的提法, 无疑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摘要：2009年全球一直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前所未有, 已促进全球走出危机最为艰难的时期, 2010年既意味着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 也意味着政策退出和复苏管理成为全球的共同课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在这个大周期背景下, 为了稳固经济复苏的基础, 延长新一轮经济的上升周期, 我国的内外政策应寻求多个层面的“再平衡”。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复苏管理,金融“再平衡”

参考文献

[1].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http://www.pbc.gov.cn/.

[2].周小川,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 http://www.pbc.gov.cn/.

[3].Anderson, Jonathan, Exposing China’s Urban Legends, Asian Economic Perspectives, UBS Investment Research, August2006.

[4].Au, Chun-chung, and J.Vernon Henderson, Are Chinese Cities Too Small?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Vol, 73, No.3.PP.549-76.

江苏台湾周:后危机时代的劲风篇6

以“合作、创新、共赢”为主题的“江苏台湾周”, 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签署生效后, 两岸举行的第一个大规模经贸交流活动。在这期间, 有近千名台商云集江苏, 800多家台湾企业带来4万多种台湾本土商品参加台湾名品交易会, 此外, 苏台农业合作洽谈会、苏台旅游研讨会、情系大运河两岸名家写生作品展、绿色能源产业洽谈会、苏台光电产业论坛、苏台新型产业恳谈会等11项活动也先后在江苏各地展开, 活动涉及两地经贸、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农业等各领域各层面, 活动范围遍及江苏全省各市。轰轰烈烈的江苏台湾周已经落幕, 但海峡两岸一系列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却是才刚刚拉开序幕:

9月21日, 昆山两岸科技产业发展论坛开幕, 这已经是两岸产业科技界人士的第十次产业高峰论剑了;9月21日, 江苏太仓港与高雄港缔结合作港签约仪式在太仓港集装箱码头举行;江苏台湾周·连台硅材料深度开发利用研讨会在江苏东海县召开, 会上, 共有总投资过8亿元的3个连台合作项目签约;昆山现代化贸易区初步规划面积3.65平方公里, 将重点建设台湾商品展示、交易、分拨配送、物流保税和综合服务配套“五大中心”, 赛格电子、宝湾物流、迪卡侬、交易展示馆、人才培训中心等已部分投入使用, 台湾商品城、保税物流仓库、办公和商务配套等设施正在加快建设, 建成后将成为服务江苏、长三角地区乃至中国大陆的台湾商品集散地……

转型中的台湾产业

金融危机之后, 台湾经济面临巨大挑战。由于美国在改变过去几十年来以负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其私人储蓄率从金融危机前的不足1%上升到目前的3%以上, 未来9年将上升到4%到7%, 而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将会减少1000亿美元的消费。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经济都是较大的挑战。

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低迷, 众多台商开始将目光瞄准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去年, 大陆几大彩电厂商对台湾面板采购额高达97亿美金。随着大陆启动内需政策的实施, 很多台企开始考虑放弃贴牌重新打造自有品牌, 从而打开大陆市场。而打开大陆市场, 包括江苏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就是桥头堡。

2005年, 一直坚持本土路线的台湾大众电脑生产线外移至苏州, 鸿海和广达这两家营业额高达五千亿元、三千亿元 (新台币, 下同) 的上市公司, 在台湾岛内已经没有工厂了。过去的台湾企业一直在利用中国大陆廉价的生产劳动力, 但是随着岛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劳工成本增加, 内地工程技术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众多台湾企业则纷纷将研发机构 (R&D) 迁到中国大陆, 利用中国廉价但是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才资源。麦肯锡更是在“麦肯锡:中国投资报告”新书发布会上直白地建议台湾IT企业将研发机构迁往大陆。随着2010年9月12日, ECFA正式生效, 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合作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崛起的江苏创新型经济

近些年来, 低碳减排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潮流。江苏是一个资源稀缺省份, 而江苏6大高耗能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能源消耗总量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近80%, 土地、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巨大。新形势下, 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进入转折期。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 江苏外部需求急剧收缩, 工业生产明显回落, 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合理和诸多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 江苏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艰巨任务。

从此, “创新型经济”出现在了江苏经济发展的蓝皮书上, 一夜之间, “创新型经济在江苏”成为网络新词, 不仅在无锡惠山区新建的创新型经济产业园, 2010全球创新型经济高层论坛也选择江苏省南通市举行, “创新型经济”成为了江苏发展的关键词。江苏人更清醒地看到:江苏服务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增值空间, 金融、软件都是江苏发展服务业的重点方向。当然, 江苏不能简单地丢掉制造业去发展服务业, 要在制造业优化升级的前提下发展服务业。创新型经济有三个特征, 一是以创新知识密集产业和绿色技术产业作为标志, 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动结合, 三知识创新为主体, 也就是大学、科研机构同技术创新主体紧密合作。在发展创新型经济中, 江苏的众多开发区要向创新型园区转型升级, 成为引领区。首先是工业园低碳化, 其次是工业园城市化, 第三是工业园要成为高科技产业园, 由世界工厂向世界研发和孵化基地转型。江苏人正在由引进外资向引进创新资源转型, 主动接受高校和科研院所高科技的辐射, 鼓励世界著名科技企业的研发中心进入, 鼓励他们在工业园本土创新技术和产业。以昆山为例, 江苏昆山已成为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早在2002年6月, 昆山市政府就与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共同建立了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昆山研究中心, 这个机构自建立后, 当地借助国内著名高等学府的研究力量, 高瞻远瞩, 不断为密切昆山与台湾的经贸合作出谋划策,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此,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以及以新传感网为代表的IT通讯产业等一批高科技新兴产业成为了江苏经济发展中的新一代宠儿。

“台风”热衷江苏登陆

台资企业纷纷外迁, 对于面临产业转型中的中国企业无疑是个好消息:首先, 台湾在风能、太阳能利用等新能源领域居于世界领先位置;其次, 作为技术密集型的典型产业——台湾电子业高度发达, 比起外国货, 具有价廉物美的优势;第三, 台湾服务业成熟度较高, 占GDP比重达到近六成八。如果能够吸引台湾企业入驻大陆, 中国企业将会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时间全盘接收台湾的资金、信息、国际化的运作方式、现代化的技术和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并迅速进入国际市场。

其实, 利用外部机遇发展本土经济并实现经济成功转型的例子并不少见, 台湾自身电子业的崛起就是依赖日本的产业分工, 此外韩国也是借了日本的东风才有了今天可与日本一较高下的电子业, 甚至江苏昆山也借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 提出了“世博在上海, 休闲到昆山”的口号, 在拉动旅游业等发展的同时, 也向世界展示昆山的独特魅力。一个地方的综合竞争力, 既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 更取决于集聚利用发展要素的能力。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江苏, 是卯足了劲要把台湾这股强劲的东南海风引到吴侬软语的鱼米之乡来。江苏不仅仅是需要台湾这股强劲的东南海风, 更有承接这股海风的突出优势和能力。

江苏历来是台商投资的重镇。是吸引台资最多、对台贸易最发达、台资企业最密集、台资产业链最完整的大陆省份之一, 江苏全省台资项目已超过2万个, 实际利用台资超过400亿美元, 分别占大陆的1/5和1/3。

良好的投资环境。江苏政府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在物流、税务、政策等方面为台资入苏提供便利:江苏省会南京开通有对台空中直航航班, 江苏12个江海港被列入两岸首批海运直航港口;加快推动台湾商品交易中心、台湾商品展示中心、台湾商品分拨配送中心、台湾商品物流保税中心和综合服务配套中心等“五大中心”的建设步伐;苏州市台商协会与台商协商, 筹资建造一座台商大厦, 成为苏州台商的一个生活服务基地, 也将为该市服务业的招商引资提供新的空间。

全省总动员, 积极招商引资。秉着“先入为主, 快人一步”的原则, 江苏各地政府把招商引资纳入市政发展计划, 有的省市领导甚至亲自带队赴台:无锡把吸引台资发展无锡现代服务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市政府主要官员亲率团队年内赴台湾;常州推出了六大类服务业项目对外招商, 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针对台湾服务业;苏州今后将对台湾派出招商团队, 拜访台湾的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 促进苏州金融企业与台湾金融业的合作。

两次成功的投石问路。2009年9月, 南京市政府与台北世贸中心联合在南京举办首届台湾名品交易会, 为期4天的交易会吸引了27万南京及其周边城市民众前来“赶台湾大集”, 促成台湾商家尽收50多亿元订单。打铁需趁热, “南京台湾名品城”项目就这样被敲定。2009年11月9日至14日,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率领江苏代表团赴台访问, 参加“台湾江苏周”活动, 此次活动在访台规格、访台人数、经贸采购金额等方面均创下多个记录, 苏宁电器 (总部南京) 与台湾本土著名企业华硕电脑签署了3.5亿美元 (约25亿元人民币) 的采购订单, 这笔大单充分表明了江苏政府的姿态。在此带动下, 今年上半年江苏又新批台资项目527个, 苏资入岛已有6个项目获得批准;两地贸易额达175亿美元, 增长78.2%;江苏赴台旅游达55018人, 超去年同期的一倍……“台湾名品交易会”和“台湾江苏周”这两次小小的赛前热身赛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 反映出的是苏台合作光明的前景。

悠久的历史渊源、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的积极配合, 两次成功的投石问路, 对于寻找着陆点的台湾企业焉有不动心之理呢?

新合作蓄势待发

此次江苏台湾周中台商投资有了新的特点:一是旗舰型大项目增多。超过1000万美元的有1000家, 项目平均规模超过500万美元, 远远超过300万美元的全国平均数。二是电子信息产业加速聚集。电子信息产业投入, 占在江苏总投入的50%。三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已进入农业及教育、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四是投资地域由苏南向苏中、苏北快速延伸。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金融监管探究篇7

1.1 金融监管法治环境不够完善

我国虽然陆续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金融监管法律, 但在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方面的金融监管法规还是空白。同时由于我国实行分业监管, 不同部门的监管法律法规很多是由不同的部门起草制定的, 只考虑本部门的利益和权限, 因而各个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缺乏协调性。另外, 我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立法理念、法律法规内容以及执法程序上存在差异, 这可能会给国内的外资金融企业和走出国门的我国金融企业带来一些麻烦。尤其是对那些跨国经营、跨金融行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管法律法规, 因此在外资金融机构需要退出市场时, 境内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

1.2 金融监管方式有效性不足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 因此, 金融监管多以计划、行政命令并辅之以适当的经济处罚形式表现出来, 严重影响了金融监管的权威性。从金融监管方式来看, 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 包括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现行的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 大多是进行事后监管, 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 缺乏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性。而非现场监管主要是通过收报表、看数据、查分析等进行监管的一种方式, 它能够从宏观上对风险进行分析和判断, 以期找到防范风险的途径。而现代化的监管方式, 应是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的有效结合。但目前金融的非现场监管缺乏真实、完整的资料和系统、科学的分析判断, 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1.3 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金融监管机制是一个多层次的、全方位的系统。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问题不仅表现在各级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与行业协会等社会监管机构、内部监管机构与外部监管机构之间, 还表现在国内的金融监管与国际性、地区性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由于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时间不长, 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的交流尚不充分, 中外金融监管体制存在较大差别, 特别是我国在地区性、全球性金融监管机构中的地位与自身金融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等。中外各国监管机构采用不同的标准调查、采集、整理、分析金融业务活动的情况和数据, 对风险的判断和关注程度也不一致, 存在差异是必然的, 问题是我国尚未建立起系统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必然会导致金融监管效率低下。

1.4 监管人员素质不高

在金融监管工作中, 无论是对金融机构的审批还是对金融风险的分析、识别、判定和化解, 都需要金融监管的人员有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金融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网络银行迅猛发展的背景下, 要想实现监管目标, 必然对金融监管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现有的一些监管人员, 在知识水平、知识结构和监管手段上, 与金融监管目标的高标准和监管任务的艰巨性相比, 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真正能达到金融监管要求的金融、法律等方面的综合型人才较少;许多金融监管人员还不能对金融机构的各项指标进行前瞻性和深层次的分析。可以说, 人才缺乏已成为阻碍我国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一大瓶颈。

2 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对策

2.1 完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

建立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为金融协调监管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一是建立和完善层次分明、互相衔接的法规体系。可以考虑制定《金融监管法》, 对新成立的监管机构的职责权能、监督制约、与中国人民银行及财政部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全面规定。通过在立法上明确监管者的法律责任, 可以督促监管者依法行使监管权力, 规范金融监管行为。二是按照金融业务发展的新要求, 修订已有的法律法规。同时, 要重视立法的整体规划, 提高立法技术, 避免相关法律法规之间出现重叠或矛盾的条款。三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监管机制、资本充足率和标准、内控制度管理、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 保障金融控股集团的法律地位。

2.2 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为了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 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应由过去粗放式监管向风险目标监管转变, 坚持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实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手工检查和现代化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控制为主;加强事前防范, 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 采取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结合的监管方式。此外, 发挥非现场检测的作用, 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非现场检查制度, 建立一套完整的主要包括资本充足性、赢利状况、资产质量、资产流动性与合规性状况等内容的非现场检查指标体系。

2.3 建立切实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一是完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这就要理顺上述各机构之间的关系, 合理、清晰地界定各机构的职责, 这样协调起来才能主次分明, 避免监管中权利的争夺和责任的推卸。二是要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无处不在, 而监管机构财力、物力、人力均有限, 因此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三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作用。把地方政府部门纳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可以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四是转变监管理念, 实行激励相容的监管。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强调的是, 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 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 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 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

2.4 提高金融监管人员监管水平

为尽快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水平, 应该采取各种途径, 积极培养综合性的高水平金融监管人才。首先, 要逐步推进金融机构人事制度改革, 减少并最终消除政府对大型金融机构人事制度的直接干预, 建立完善的人才优胜劣汰机制。其次, 根据国际现代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有必要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派到国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监管当局跟班操作, 学习现代国际监管知识和技能, 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还可以采取选拔抽调一批熟悉金融业务和法律、外语、外汇、会计、计算机等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充实监管队伍, 通过各种办法全面提高和改善金融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 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效能, 真正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从而满足推行统一金融监管体制对监管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叶凌风.金融危机中反思金融监管[J].银行家, 2008 (12) .

后危机时代的“低碳”转向篇8

美国政府对通用破产案中的态度，以及近期制定的新能源政策，显示实体经济的调整已非空谈。最可能的调整方向便是：借助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向有别于传统实体经济的新经济形态转型，这意味着，在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低碳金融将陆续浮出水面。

实体经济转向“低碳经济”

虚拟经济的软约束与气候变化的硬约束，都对实体经济的变革与转型提出迫切要求，变革与转型的要求是：新经济增长既能为业已庞大的虚拟经济体创造足够的需求，还能将自身发展与改善全球气候环境相结合。要满足这二个条件，其关键在于如何将碳减排的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有理由相信，建设以低碳为目标的经济体系，成为后危机时代里新实体经济增长的前途与方向。

首先，低碳技术进步有全球应用价值，收益效应明显。

如前所述，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无法进行国家和地区间的污染转移，这使低碳技术进步效应基避免了内部收敛的可能，有着较强的外部正效应。也就是说，一项有效的低碳技术可以在世界各国推广使用，既可以帮助各国实现减排目标，同时技术本身在这一广泛使用过程中又可以获得较高的盈利。这与致力于传统污染控制的技术进步相区别，后者只能适用于局部地区的污染控制，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使用，在经济上便体现为负产出。

其次，低碳经济体系有着较长的产业链，产出效应明显。

从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出发，减少和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意味着原有经济体系在要素投入、技术研发和产出形式等方面的大变革，概括起来，以低碳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有着显著的产出效应。

第一、源头治理实现低碳目标。

减少碳排放是目前对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低碳治理的主要方法，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结构，从高到低依次分别为能源供应、工业、林业（毁林）、农业、交通、住宅与商业建筑、废弃物和废水等7个方面，其中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了56.6%，主要集中在能源供应、工业、交通、住宅与商业建筑、废弃物和废水等5个方面。因而，积极改变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成为实现低碳目标的重中之重，在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在各国争相投入研发和应用的推动下，已经形成相当的生产和市场规模，是低碳经济的首要产出。

第二、过程治理实现低碳目标。

节能是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低碳化来实现低碳目标的第二个途径，节能是在利用化石燃料的过程中降低产出的能耗水平，这在能源结构未能迅速转换的情况下，比较符合碳减排的短期需要。近期关于节能方面的研究显示，无论是从技术、服务还是制度等方面，其发展都开始趋于成熟，显现出产业化发展特征。节能实现低碳目标主要包括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通过技术进步来节能,另一种途径则是通过管理服务来节能，两种途径的应用领域广泛分布在各类工业生产、消费生活和建筑物中。

第三、末端治理实现低碳目标。

在经济层面实现低碳目标的最后一个途径，就是对已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末端治理，末端治理包括对二氧化碳的生产性利用和废物性回收两个方面。在生产性利用领域，二氧化碳可以在某些生产过程中作为原料和辅料加以利用，在废物性回收领域，主要是利用碳捕捉和封存（CCS）技术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以上分析表明低碳经济衍生于实现低碳目标的过程中，在市场化导向下，每个治理阶段都可以派生出完整的产业链，并不断自我强化，最后形成全新的低碳产业，并进而实现整体经济的低碳化。从中可以看出，低碳经济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着相当广泛的发展空间，是后危机时代里足以支撑虚拟经济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新经济形态。

“低碳金融”呼之欲出

实体经济的变革与调整既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同时也对虚拟经济的发展提出要求，金融体系应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转型。在现阶段，低碳金融是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领域，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备内容。具体而言，低碳金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第一、低碳金融的首要目标便是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低碳经济目前仍处发展初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中有的产业部门仍存在规模有限，收入较少，周期较长和风险较高等问题，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抵押担保条件，较难得到资本市场传统贷款的融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忽视低碳经济的长远发展，就产业规模和范围而言，低碳产业必然成为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新宠。仅在新能源领域，最新预测表明10年内我国新增投资将达4.5万亿人民币。低碳经济显然可以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源泉，近期国内外多家银行机构推出的“绿色信贷”项目便是低碳金融的有益尝试。

第二、低碳金融可以为国际碳交易提供平台和工具。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主要的国际公约规定和控制下，全球已经形成碳排放权的统一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中共有强制减排交易、自愿减排交易、配额交易和零售交易四种主要交易机制，目前的年度交易量为350亿至400亿美元之间。在此，一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国际碳交易和定价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做好碳交易的各项金融服务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碳交易机制，进一步研究探索交易制度，构建属于中国的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多元化、多层次的碳交易平台。

高管离职后的HR危机管理篇9

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就如何处理高管离职危机提供一些思路，希望为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提供借鉴。

一、在最短时间内与申请离职高管谈话

在高管提出辞职请求之后，公司应该在最短时间内与他谈话，确定他辞职的具体原因。首先要了解：这个辞职事件是否有第三方介入，即看离职者有无新的去向。如果没有，则还有挽留机会。有些时候这一决定并非不能取消，也许他并非真的想走而只是试探一下公司对他的重视程度，也许他只是为某件事生气。还有些人虽然有辞职的理由和一定的动机，但并不强烈，辞职前后内心经常犹豫不定，很难下定决心。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在向他本人了解情况的同时，只要及时做出一些积极的反应（一般须在48小时内“出炉”），其中的某些高管是有可能被挽留下来的。

但是如果有第三方的介入，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有了明确的去向，一般都是很难挽留的。此时需要马上安排下一步工作。在李开复离职案例中，很明显有了第三方，即Google的介入，因此事情既简单同时又复杂了。简单的是，挽留他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复杂的是，李开复的个人行为已经演变成了两家公司之间的战争。由于李开复离职的去向是微软最忌惮的竞争对手，于是这场冲突便更加激烈了。

在与离职高管谈话时，顶头上司可能因为情绪暴躁而无法进行建设性的谈话（据闻，一名前微软高级工程师在微软诉李开复案的法庭证词中描述，当得知他要辞职去Google时，微软CEO鲍尔默暴跳如雷，甚至抓起一把椅子砸向了办公桌），而许多情况下也恰恰正是老板的暴躁情绪和失态行为强化了离职高管的辞职决心。所以，可由HR负责人出面与离职高管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当然在CEO比较理智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亲自找离职高管谈话的，最起码这表示了对离职者的尊重与重视。

HR负责人也必须做好他真的要走的准备，并弄清楚他是否计划友好地离开？如果他真的离开，那么公司的目标应该是不要使他的离开太过对立化。为了防止有不利于公司的事发生（如泄露公司机密，带走公司其他员工，等等），可以由CEO和HR负责人或者再请公司的法律顾问一起和离职高管谈话，把公司和个人利益都讲清楚。公司或许可以说服他以书面形式，至少以口头形式保证不会带走公司人员，不会说对公司不利的事情，使离职成为友好的分手。只要公司

能够做到尊重个人选择，大多数高管其实都想以友好的方式离职，至少不愿意与老东家为敌。

二、立即准备内外部沟通

对外沟通

知名公司重要人物的离职必然立即成为新闻，微软的全球副总裁跳槽并加盟到竞争对手那里就自然更不必说了。因此，公司发言人要快速地为各种舆论准备好说法。公司发言人必须针对所要传达对象，快速、仔细地想好需要传达的恰当信息。不能让愤怒和报仇的欲望影响自己的言辞，相反，他更应该表达出对此人离职的惋惜，同时低调地评价他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微软反应迅速，得到消息的当天，微软全球公关人员开始备战；凌晨三点，所有相关人员已进入工作状态。对外沟通的主要信息应该包括公司承诺保持策略与政策的连贯性，公众需要知道的是他的离职并不会改变让公司成功的策略。为了支持这种观点，可以强调离职人员在公司任职期间所管理的各项计划依然在进行并且在控制之中。同时，有必要准备好向媒体透漏谁将会继任这一职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那就明确地告知媒体，这有助于说明公司的连贯性。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那么就说明一下公司会在多长时间内宣布接任者。

对于上市公司，对外沟通时有必要让公司的重要股东知道这一情况，并设法使他们安心。要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他们：此人曾经是某部门、某业务的负责人，但他不是唯一有价值的成员。要证明公司已经准备好并且能够以同样的质量和速度继续他所已经取得的进展。公司CFO要做好回应股票波动的准备。■ 对内沟通

在公司内部，要让所有的员工为变化做好准备，确保他们比媒体更早获知离职事件。可用电子邮件或张贴布告的方式发布备忘录，向所有员工解释发生了什么。内容应该包括简单说明他离职的情况，表示惋惜，并祝愿该离职高管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一切顺利；同时，公布新的任命。如果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那么就向员工说明会在多长时间内确定继任者。这样做的意义是：第一，向员工表明领导层已经正视这个问题，而且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处理；第二，增强员工对公司的信心。因为把问题摆明了，而不是瞒着，反倒能让员工感觉这个事件不会给公司带来很大影响，从而稳定民心，增强信心。

三、尽快确定继任者

最高管理层必须尽快解决继任者问题。最好在一个月之内确定离职高管工作的接替者。对于那些平时比较注重进行继任者规划的公司来说，这或许根本算不上危机，因为他们平时已经为每个重要职位培养了接班人，此时尽快任命即可。而对于那些没有做过接班人计划的公司来说，才会显得比较忙乱，毕竟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选择一个合适的高级管理人员并非易事。这时，在较短的时期内，可以由更高职位的人临时接替，以便工作能够继续开展，也可以稳定该部门的人员及士气。同时，要通过各种渠道尽快寻找合适的继任者。

这也提醒人们，只有平时做好人才储备，才更能临危不乱，从容应对。很多有远见的CEO在平时都非常注重储备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经常出现在各种高管人士经常出现的论坛、峰会、沙龙等，听他们讲演，和他们聊天，目的只有一个：发现可用之人，进行人才储备。

四、慎重考虑是否诉诸法律

法律诉讼并不总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当然如果他泄露了公司的商业秘密或带走了骨干人员，那就另当别论了。诉讼是报复的一个公开信号，起诉离职者也就向所有人传达了一种信息，即公司不信任他的员工。相对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公司与离职高管坦诚对话，或者私下发送一些信号（如一封短笺），对他的离职表示遗憾，同时表达公司希望他保守商业秘密的期望。

李开复案例并不是微软第一次起诉前公司高管违反竞业禁止协议。四年前，前微软副总裁托德-尼尔森创办的Crossgain网络服务公司被微软的竞争对手BEA系统公司收购，微软随即提起诉讼，指控尼尔森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最终，尼尔森被迫离开Crossgain，直到同微软签署的协议过期才重新加盟。尽管通过法律诉讼可以达到打击竞争对手、阻吓离职人员跳槽到竞争对手的目的，但这样做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就像此次微软诉李开复官司的结果一样，对于各自的名誉都肯定存在负面的影响。

五、反思自身管理

高管辞职通常有两个并存的原因，一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推力”，这是由企业本身因素造成的；另一个是来自企业外部另一家企业的“拉力”。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为企业直接可以控制的是改进自己的管理问题。对于职业经理人，内因通常有四大方面：与上级主管的关系；职业发展和抱负的实现；内部沟通；薪酬水平（该因素往往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公司一而再、再而三

地出现人才流失问题，这就更需要企业进行“体检”，反思内部管理问题，尤其是公司文化、领导风格、职业生涯管理、内部沟通等方面。定期（例如每年）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员工满意度调查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员工士气问题和导致员工可能离职的潜在原因，帮助企业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有针对性地找出管理改进的方向。

领导力的迷思之一就是越到高层，越难获得坦诚的反馈，所以内部沟通不畅，尤其是与上司之间产生隔阂，常常是高管离职的导火索。事实上，李开复在法庭上透露，他之所以离开微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所提出的微软中国策略意见得不到最高层的重视。所以，在高管离职后，公司最高层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加速了高管的离职？自己是否忽略了一些离职者不愉快的信号？有无就双方的误会或隔阂进行深入的沟通？自己的风格与聆听技巧是否阻碍了与其他高管的关系？在这方面，最近在著名跨国公司非常流行的360°反馈和外部教练辅导等，也许可以帮助公司高层领导认清自己的盲点，更多地获得有关公司和自己的真实信息。

后危机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篇10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1. 金融危机促进了国内文化消费。

经济危机带给经济的是萧条, 在经济萧条的同时, 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会匮乏。为了弥补精神的匮乏, 人们需要依靠文化的补充。这就扩大了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经济萧条使得人们有更多的闲暇去电影院、图书馆去充实自己。2011年年底出版的的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 2010年中国的电影票房突破100亿, 2011年电影票房达到120亿。2011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显示, 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5%, 到“十二五”末, 文化产业增加值有望占中国GDP的5%左右。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预计增长率将超30%, 过去几年, 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更高的增长率。说明金融危机促进了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

2. 金融危机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创新。

每次的经济危机都将推动技术的创新。全球经济危机能够带来技术的变革与科技的创新。进而推动经济的恢复与繁荣。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带来了以电气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最终引起了以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20世纪计算机的广泛应用, 带来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 帮助美国从经济危机从复苏。“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在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促使文化产业进行创新, 科技的创新带来了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温家宝在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历史表明, 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 都离不开技术创新。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 创造新的社会需求, 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

3. 金融危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

文化产业在本来不只是消费服务业、还是生产服务业。一直以来, 文化产业都被定义为消费服务业, 由于这个定位, 使得在行业管理方面存在一些小问题。并且由于市场发展的不够不成熟, 文化产业在生产方面的功能没有受到重视, 文化产业成为一个孤立的产业, 不能带给其他产业如何的促使作用。这次的经济危机将会对整个制造行业进行重新洗牌, 单纯依靠低成本和密集使用劳动力的靠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将会退出这个市场, 而对于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能够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却是一个发展的好机会。他们能够在这次危机中进入产业链的中高端, 获取更高的利润。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他们需要有大量的文化创意企业为他们提供发展、策划的服务工作, 文化产业将在与传统制造业的合作方向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而传统的制造企业在与文化创意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将获得巨大的收益, 实现双赢的局面。因此, 在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文化产业在服务于传统制造业升级的方向上, 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 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

经济危机将改变全球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 全球文化产业的贸易将从单纯的产品服务交易进入资本市场的交易。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全球各国的文化产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国外文化产业进入中国的市场的步伐放缓, 中国国内市场竞争趋缓, 为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中国文化产业开拓国际市场赢得了时间。国内文化产业实行的是“走出去”战略, 通过版权“走出去”、成品“走出去”和实体“走出去”这三种策略发展。其中版权的输出比较方便, 但是比较复杂;成品输出成果较显著, 但是受制于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在海外市场创办实体企业, 既能够贴近普通民众, 又能够宣扬文化产业, 是进入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目前, 国际市场对中国的文化产业兴趣日益浓厚。这给国内文化产业实行“走出去”战略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后危机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1. 完善发展政策、优化发展环境。

推行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是新兴产业, 政府需要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来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 还必须解决体制问题。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 转变政府在文化管理的职能, 将政府的“办”文化转变为“管”文化, 实现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将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造。要对少数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 使它们变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 赋予它们在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中流砥柱的责任。同时, 鼓励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使中国的文化产业向多元化发展。形成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非国有文化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

2. 健全文化产业的法律体系。

进一步重视知识的产权保护。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加大对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并保障创意开发者的利益, 对文化产业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文化产品原创性的承认和保护, 其实就是尊重和承认个人创造力的价值。通过完善对文化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 保障文化产品的合法权益, 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处于产业的快速发展期, 新兴产业不断涌现, 产生了很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文化产业管理部门必须顺应发展趋势, 尽快出台相应的法规, 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予以规范并实行有效管理。完善国内产权保护方面不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3. 建立一套符合中国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政策。

文化产业较强的融合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 而文化产业集群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也成为其发展的驱动力, 但是中国的文化产业由于经营单位众多, 资源比较分散, 并且集约化程度很低, 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因此, 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产业集群政策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是要加快建设文化产业基地建设, 实现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二是构建一个有利于参与方协作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整合平台, 以便促进资源的融合。三是鼓励先试先行, 积极探索文化创意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打造有特色、有实效的国际化文化创意“特区”。

4. 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丰富资源的优势。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沉淀, 将文化沉淀与商品生产想结合是当今文化产业的关键。但是, 目前我们对丰富的文化资源尚未做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相反地, 总是被外国公司抢先开发。中国的传统文化沉淀的很多创意都被国外使用, 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国内的企业却没有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相应的产品中。在当前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文化的开发利用是无地域、无国界的, 谁的文化意识超前, 谁的艺术手法先进, 谁将占领文化资源开发的制高点。如果不迅速提高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能力, 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的精品被打磨成别人的商品。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传统的文化资源。加快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5. 重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发展文化产业, 人才是关键。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缺乏强大的竞争力, 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专门人才。我们应制定人才流动和培养的政策, 实行人才自由、合理的流动、交流和合作。必须改变传统的文化人才地区、单位所有的体制, 实现人才资源管理的社会化和人才供求的市场化。要注重人才的培养。防止人才的流失。要培养文化创作与生产方面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 还要重点栽培文化产品营销人才。人的因素是创新的关键, “智力资本”已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关键是要培育创意企业家和专门人才, 通过人才“绿色通道”引进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规则和环境的专业高端人才,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探索建立以知识产权参与分配的新路径, 营造有利于发挥各类人才智慧和才能的宽松环境。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使人力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 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 经济危机时期, 文化产业通常会逆势发展、迅速崛起。只要政策实施得当, 文化产业必将实现快速发展。经济危机并不意味着处处是危机, 相反对某些产业而言反而是机遇。中国的文化产业如果能够在这次危机中把握住机遇, 必将实现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熊凌.香港创意产业的发展及经验[J].发展研究, 2005, (3) .

[2]佚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难题将解决[EB/OL].http://www.chitec.cn/, 2009-11-13.

[3]李舫.逆势上扬, 春暖花开:文化产业的观察与思考[N].人民日报, 2009-03-20.

[4]柯亚莎, 常禹萌.从保守绅士到创意先锋:英国创意产业的奥秘[EB/OL].http://www.cnci.gov.cn/, 2008-02-04.

[5][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6]王颖.全球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 2007.

[8]蒋三庚, 王晓红.文化创意产业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

[9]成思危.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技术管理和制度创新[J].战略与风险管理, 2010, (1) .

[10]厉无畏.关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战略与风险管理, 2010, (1) .

[1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 2009-03-06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