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圣地五篇

消失的圣地 篇1

圣地亚哥有140, 000名学生, 是当时全美国第八大教育地区, 是加利福尼亚州仅次于洛杉矶的第二大教育地区。在1998年的入学比例中, 36.2%是拉美裔, 16.7%是非洲裔美国人, 28.2%是美国白人, 18.3%是亚裔。这一地区的注册学生中很多是刚从墨西哥或者亚洲到达美国的, 也有很多事来自本地富庶的地区, 如拉荷亚。

在圣地亚哥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是令人惊讶的, 因为这一地区曾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成功的城市教育系统之一。在1996年, 在圣地亚哥召开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同年春天, 教师工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提高薪水和在学校决策中有更多参与权的罢工, 这令商界领袖非常震惊。罢工最终在一星期之后结束, 教师工会争取到加薪14%和校本决定参与权的承诺。然而, 商界异常愤怒, 领袖们认为学校应该有一位强硬的领导者了。

Bersin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改革代理者。他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法学院, 曾在南加州担任律师, 曾被克林顿政府任命为“边境独裁者”, 监督移民政策的实施和毒品法案的执行。他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的好朋友, 与很多当地以及全国的商界、政界精英都有密切往来。教育委员会以4︰0的投票率聘请了Bersin, 他们认为他会勇往直前, 果敢无畏地撼动整个教育系统。

Bersin和Alvarado要求使用一套统一的方法讲阅读, 即读写能力平衡法, 这种方法曾被纽约第二区使用过。所有的校长和老师都被要求参加职业发展培训, 学习如何使用这种方法。每一个小学老师早上都需要教授三小时的阅读课, 而且只能使用平衡法。校长们也被期待成为教学上的带头人, 也被要求每天至少花两小时到班级走访, 观察教师, 确保课堂上老师使用的是读写平衡法而非别的方法。

这两名领导者取消了从前教育系统五大区域负责人体制, 取而代之的是七位教学带头人, 每个带头人负责管理25个学校校长。Alvarado培训教学带头人, 他们要直接向他汇报, 而这些负责人要培训校长们。

Bersin立即将中央办公室缩小到104人, 把节省下来的开支用于各校平衡法的培训上。教师工会对此表示反对, 害怕培训师会成为当局的间谍。但最终, 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位以上在中央受过训的教员, 教师发展顾问, 资源教师或者内容管理者, 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地区的改革精髓灌输到每个课堂。

教师工会从开始就反对这种刚愎自用, 大跃进式的Bersin -Alvarado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实行决策中央集权制, 并且毫不避讳的与教师合作。两位改革者对渐进主义丝毫不感兴趣, 他们想要的是大批量的变化, 直奔主题, 立刻实施。在1999年5月, 2000名教师在一次学校董事会例会上示威, 抗议当局由上到下的“命令”。

1999年6月, Bersin要求立刻让15名教育负责人降职, 包括13名校长和2名校长助理, 他认为这些人不作为。教育委员会一致同意支持他的决定。这15位负责人在教育委员会例会上受到奚落, 并在武装警察的陪伴下回到学校, 被勒令拿走个人物品然后离开学校。大多数被降职的负责人负责的学校并不是表现不好的学校。所以, 这一幕让其他教职员工不寒而栗。这种粗暴的武装行动, 看似是向那些没有立即服从中央命令的校领导发布警告。

2000年春天, Bersin向委员会提交了正式计划, 题为“基于标准系统下学生成功的蓝图”。文件强调了计划主题———预防、干预和保持, 总结了两位领导者正在推进的活动和计划。改革时值已进行了两年, 数学也已被纳入到读写能力的核心科目。计划重点是深入职业发展。训练中有素的老师们开展相同的活动, 分享相同的想法, 使用相同的语言, 相信这样会提高学生的成绩。蓝图还增加了夏季学校, 延长了学校时间, 还有对需要额外时间的学生提供其他支持。实践蓝图的花费是巨大的。每年用于职业发展的花费从100万提高到7000万。

2000年3月14日, 圣地亚哥教育委员会对教育蓝图进行了投票。成千上万的老师和家长出席了会议, 大多数都坚决反对蓝图。Bersin坚持认为圣地亚哥的学术表现很糟糕。商会称赞蓝图, 但评论家们抱怨改革领导者, 一方面, 解雇了600名课堂助教;另一方面, 将课程缩小到只包括读写和数学。在所有的批评背后蕴藏的是一种激化的愤怒, 是对领导层制定计划时从不咨询老师和家长的不满。

老师和校长们说他们没有反对读写能力平衡法或者职业深入发展。圣地亚哥在蓝图实施前曾经是“全语言”地区, 所以这个方法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 他们对以高压的方法强加于他们的改革深恶痛绝。老师们, 特别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提到了他们被骚扰。他们指责那些管理者和指挥者限制他们课上讲授的内容。那些不接受改革的老师会受到侮辱, 并按照等级受罚:一名一年级教师可能被立刻派去教六年级, 而六年级老师可能被派往幼儿园或者一年级。校长们就说的更难听了, 许多人说这些策略背后的理论就像是“文化冲击”, 让每个人如履薄冰, 深感惶恐。

消失的圣地 篇2

敦煌,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以其精美的洞窟、丰富的写卷等一大批丰富的艺术文化遗产闻名于世,是当之无愧的佛教文化艺术宝库,它继承了中原汉民族和西域民族的艺术优良传统,并且吸收融化了外来文化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格的佛教艺术。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在此地流传有序、不断发展,使得五台山成为享誉内外的文殊道场。然而“法不孤起”,早在千年以前,佛教信仰特别是以文殊菩萨信仰为特色的五台山圣山信仰便影响到敦煌,使得敦煌出现了许多文殊变、文殊塑像以及五台山图类的壁画。敦煌与五台山两个圣地之间因为文殊信仰结缘,二者的的互动也生动体现了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再经由中国化后影响敦煌的轨迹。

五台山以“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五峰耸出,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称之为五台。此处最早为道家仙山,《道经》里称五台山为紫府山,曾建有紫府庙。然而佛教传入此地后,道教尊崇的地位被取而代之。五台山佛教传入的年代有西汉、东汉、东晋、北魏等几种说法,东汉一说流传最广。据说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时佛教传入中国不久,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外出弘化,见此地山有灵气,回洛阳奏请永明帝修建大孚灵鹫寺,成为五台山佛传之始。而流传至今的佛教实物最早为北魏时,如佛光寺的祖师塔、清凉寺的镇风印等等都强有力地表明佛教至少在北魏时即已传入五台山。到西晋时期,敦煌与五台山两地之间实现首次互动。竺法护世居敦煌,化道周洽,人谓敦煌菩萨。敦煌菩萨竺法护通过其译经事业在文殊信仰初入中原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翻译的文殊经典就有十五部,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敦煌与五台山两地结缘当之无愧的“大使”。

到唐时,五台山即是《华严经》所载文殊清凉圣境这一观点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并支持。到了玄宗和代宗两朝,密教大兴,文殊菩萨成为僧俗所崇信的对象,在皇室的支持下,五台山兴建了金阁寺等道场。德宗以降至文宗時期,五台山设置国家戒坛,成为全国僧众受戒皈依的国家道场。由此朝礼文殊、拜谒五台成为许多信众的期许,入山巡礼则成为圣山信仰中最具特色的信仰表现。敦煌写卷中有《五台山圣境赞》一卷,文中提到:文殊真容化现来,光明花藏每常开。天人共会终难识,凡圣共居不可裁。五百神龙朝月殿,十千菩萨住灵台。浮生踏着清凉地,寸土能消万劫灾。然后囿于交通通信等的限制,许多人朝礼五台时需要地图以供参考,或者很大一部分人无法亲自朝礼五台,便请人绘制五台山图聊表虔心,在此背景之下,五台山图作为“旅游指南、出行指南”被首先绘制出来了。五台山图主要标示有通往五台山的交通路线,另外标识有城镇供休憩只用,而沿途的寺院兰若则供礼拜所需。其中,五台山东西南北中五个台顶成为其主要的标识物,另外有骑狮文殊化现和僧人居士以及商贾等内容分布。

敦煌石窟中的五台山图据统计共计12幅,其中大部分为中晚唐遗迹五代的作品,另有各式不同的文殊变及文殊塑像等多铺,榆林窟以及肃北五个庙石窟中亦分布有五代、西夏时期的五台山图数幅。由于五台山信仰主要是以文殊菩萨为中心的信仰,文殊信仰远播敦煌后,文殊所居的五台山也成为其信仰的一部分,所以敦煌莫高窟绘制众多的五台山图也显得合情合理。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是凭借着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指引,带着中国营造学社的几位助手踏上了前往山西寻访唐代木构建筑的旅程,最后找到了在豆村镇寂静深山之中的佛光寺,发现了我国首例唐代木结构建筑。后来梁思成忆及此事,更是将佛光寺称为是“中国第一国宝”,可见“第一国宝”的发现也是有敦煌壁画不可缺少的功劳。

那么敦煌地区的五台山图到底来自哪里,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824年吐蕃遣使向唐朝皇室请五台山图:史载“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此事件之后五台山图的影响及于敦煌;另外有人认为其粉本来自西域,是西域、印度所传的中土佛教回流时,对敦煌产生了影响,与现今天的“出口转内销”类似。

敦煌石窟群12幅五台山图中以第61窟即“文殊堂”西壁所绘制的五台山图最为宏大精美。据崔正森先生统计此图长13.45米、高3.42米,总面积达到45.999平方米,其中绘制各色的寺院兰若、亭台房屋199处、大小桥梁13座、佛菩萨圣像20身、僧众缁素人物428人、更有牛马48匹,以及极富丝路特色的运驼13峰。

61窟五台山图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首先它是一幅巨型的山水壁画。画者用多点透视的笔法实现了远景与近景的结合、整体与局部的对比、虚幻与实写的反差,绘出了八百里五台山的壮美风景,这也是壁画中较早地使用散点透视的方法。画中主要运用了青绿山水的技法,使得山峦连绵起伏,五台之顶并峙,川流蜿蜒,道路纵横,整幅图色彩柔美淡丽,凸显了佛教圣地清幽明净的特点,人的心情仿佛也随之安详平静。连绵的群山中五峰耸立,正中一峰最高,题为中台之顶,两侧四峰排列,使得整幅壁画有主有次,层次分明。在画匠高超的画技之下,五台山寺院林立、梵音流播的场景被生动地展现出来。

其次,五台山图中有众多佛教历史遗迹。由于“才念文殊两三口,大圣慈悲,方便来相救”的信仰特色,使得文殊化现的灵异内容在五台山图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图中四十六条灵异瑞相的题记占到总题记数量的四分之一,各种感应故事、圣迹、瑞像之地穿插其中。该图中所绘的唐代十大寺,如大清凉寺、大佛光之寺、大金阁之寺、大竹林之寺以及大华严等寺等保存至今,成为兼具历史文化、艺术审美和宗教哲学价值的珍贵遗产。该图除了静态的寺院庙庵之外,也细致地描绘了众多高僧说法,信徒巡礼,天使送供,香客朝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法照大师和佛陀波利二人。法照为净土宗第四代祖师,相传大历五年到五台山参修佛法,修习念佛三昧,后在五台山建大圣竹林寺,创立了五会念佛之法。西台与中台之间绘制的佛陀波利为北印度罽宾沙门,在他首次参诣五台山时,文殊菩萨化为圣老人身出现,命他返回印度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再入中原,后来他取回并在皇帝的授命之下翻译了此经典,使得该经广布中土。

图的第三部分主要是历史地理及民俗图景。五台山图中所绘的道路主要为从河北道镇州和河东道太原两地通往五台山的道路,许多地名如太原的三桥店,以及定襄县和五台县等流传至今。这些题记为研究唐代的交通路线提供了详实丰富的资料,另有当地现实生活中道路上人物穿梭的场景,如出城、行脚,过桥,爬山等等。五台山图所绘制的城池坚整,城墙上的角楼、女垣历历分明,民众挑担驼马负重往来于城门内外,另有各式驿馆客供香客歇脚休憩,信众跋山涉水、不畏艰辛朝礼五台,其虔诚求佛之心一览无遗。而推磨,春米,牵驼,赶驴,开店,割草,饮驴等各色的生活图景穿插其中,使整幅庄严圣洁的佛土之下不失灵动活泼,为我们研究唐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服饰饮食等提供了直观鲜活的资料。在壁画的南侧下面更有五台山送贡使一图,也凸显了唐朝皇帝对于佛教的重视和五台山国家道场至高的地位。

消失的圣地 篇3

在西方，有关大西洲的最早记载，来自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的《蒂迈欧篇》。据说柏拉图母亲的先祖梭伦，大约在公元前750年到了埃及。他从埃及的祭司那儿听到许多关于古埃及、古希腊和大西洲的传说，还亲眼见到了文字记载。

按照梭伦的说法，大西洲在直布罗陀海峡的西边，首任国王叫阿特兰特。在希腊神话中，阿特兰特是海神波塞东的儿子。埃及的祭司告诉梭伦，大约在9000年前，大西洲几乎在一夜之间沉入海底。在书中，除了大西洲之外，柏拉图提到在大西洋的西边还有一块与欧洲相对的大陆。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400余年，埃及人不仅知道大西洲的兴亡，并已经知道了美洲的存在，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当然，柏拉图对自己的听闻也做了考证，要不怎会在经过50年之后，到了晚年才以文字公之于众呢！

故事真实性引发的争辩

柏拉图的著作一经面世，关于大西洲之说就立刻形成了支持与怀疑两个营垒。作为柏拉图的同代好友，著名学者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持反对态度，他发表了为后世传颂的名言：“柏拉图是我的挚友，但真理更加重要”，“谁制造了这一虚构，谁就得为之消除”。反对者一个接着一个，支持者也一代跟着一代，一直到今天，争辩仍在继续。

那么，柏拉图为什么等到晚年才把50余年前就知道的传闻写入书中呢？原来，公元前373年希腊发生了大地震，使代里克城沉入科林斯湾的水下。柏拉图也许认为，大西洲的沉没可以用同样的原因做出解释。也正因为这类地震事件，使以后不少人（包括专家学者），相信了大西洲的存在和消失。后来的希腊学者柏洛克尔（公元410年—公元485年）发现，最初一批柏拉图的追随者之一、克伦多尔为了证实柏拉图的观点无误，曾专程前往埃及寻找记载大西洲的文字依据，他也确实在埃及的塞斯城里听到了祭司的复述，并见到了记载这一事件的石碑。遗憾的是，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埃及的这些石碑。

还有一些史实也令人称奇。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也有关于大西洲的故事。传说在远离直布罗陀海峡的西边有一组群岛，岛上有座美妙绝伦的赫斯珀里得斯圣园，属于阿特兰特的女儿们。园里种着金苹果，由巨龙拉东守护。赫斯珀里得斯就是大西洲在神话中的名字。

总之，无论你信与不信，关于大西洲的故事至今已流传了24个世纪，有数以千计的文章加以论辩，至今仍有人在孜孜不息地探索。

大西洲存在与沉没的依据

相信大西洲存在的人们一直在寻找它的踪影，但到哪里去找呢？较多的人认为当然应在大西洋里，但也有人主张在地中海寻找。

持后一种见解的依据是，大西洲的沉没与希腊桑托林岛的火山爆发有关。这次爆发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500年，在地中海周边的沉积物中都能找到这次的火山灰。火山灰随风飘到埃及上空，像天幕那样遮住了太阳，连白天也见不到阳光，这就是被称为“埃及的长夜”的现象。这一灾难使得埃及连续2年农业无收，导致了文明的严重衰败。不过，这样的解释在年代上与柏拉图说的相差太远。但持此观点的人解释说，那是因为柏拉图的先祖梭伦在看碑文时，对埃及文字不够熟悉，把900当成了9000，是多了一个“0”的错误造成的。如果把900与梭伦到达埃及的时间公元前570年相加，不正好与公元前1500年相近吗？但是，这种解释太没有根据了。更何况，那时的埃及人和希腊人都知道这次火山爆发，可他们并没有把此事与大西洲的沉没联系在一起。

在主张大西洲存在于大西洋的学者中，多数人认为应到直布罗陀以西约400千米的安佩尔水下高地或者是亚速尔群岛那里去寻找。因为现代科技已能确证，安佩尔高地是火山活动所造成的。美国和俄罗斯的地质学家一致认为，在12 000年前，这些水下山脉曾是海岛，但当时岛上是否有人类居住，却没能找到证据。亚速尔群岛所属的水下山脉正好处在非洲、欧亚和北美洲三大板块的接合处，火山活动相当频繁，岛上有红、白、黑三种颜色的岩石。而柏拉图描写的大西洲的建筑，正好是用这三种颜色的岩石建造的。至今，亚速尔群岛上还保留有这三种颜色建造的古建筑残垣，这些都成了这种解释的旁证。

此外，亚速尔群岛的火山至今仍很活跃，使周边一些地方上升，另一些地方下沉。研究发现，在10 000余年前，这里曾经历过两次大的地壳下沉，一次是公元前13 000年—公元前10 000年，另一次是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8000年，后一次尤其猛烈。如果大西洲确实在这一区域，这后一次就可能是大西洲覆灭的真正原因。

沉没之谜另有其说

近代也有人认为，大西洲的沉没未必一定是地壳运动导致，而可能是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结果。德国的莫克便是持此观点的代表，他认为公元前9000年左右，一颗小行星撞在佛罗里达附近的海上。行星撞击前还炸裂成多个碎块，有两个大的碎块落在了大西洋，掀起的巨浪荡涤了大西洋周边的文明，大西洲更不能幸免。行星撞击还激活了大西洋海底的火山，引发了一连串的地壳运动，这两大灾变都可能导致大西洲的覆灭。

莫克甚至在玛雅人那里得到了小行星撞击的准确时间———公元前8499年6月5日13时，据说，玛雅人也就从这一天开始了新的纪元。在美洲的土著居民中，也流传着东边有块大陆在古代沉入水下的故事。地质研究确实也发现，约在10 500年前，北美洲有一大批动物物种突然灭绝，如剑齿象、猛犸、貘等。研究者曾一度疑惑不解，原因何在？莫克的解释是，行星撞击掀起了大量的灰尘，因而使得地面久久见不到阳光，植物枯萎，动物也因冻饿而死。俄国人也发现，西伯利亚的猛犸也是在这一时期灭绝的，在发现猛犸遗骸的地质层里也存在薄薄的蓝色泥层，经测定是那次撞击后的尘埃沉积。之后，研究者又在爱尔兰的湖泥沉积中找到了火山灰，年龄测定是1.18万年。地质年代测定的误差有6%，所以，此数与上述1.05万年都在测定误差范围之内，与莫克所说的时间是相近的。

天灾造成史前文明的消亡已是近代科学界公认的原因之一，因此，大西洲如果确实在10 000余年前辉煌过，那也并不使人意外。

柏拉图留下的这一千古之谜，已令世人困惑了2400余年。或许大西洲根本就不存在，要不在科技已如此发达的今天，怎么会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踪影？但信徒仍一代接着一代。我们说，或许大西洲纯属虚构，但毕竟是人类探索大自然秘闻中的一个著名插曲，了解这一命题的来龙去脉，有益无害。（盛文娟插图）

驻守心中的圣地 篇4

2012.6.7王建宇

我们很普通，我们是平凡的人，所以我们只能在平凡中诠释伟大的爱。

或许，我们没有傲人的外表，华丽的服饰；或许我们没有殷厚的家产，耀眼的名誉。即使我们贫穷的一无所有，即使我们生活在不为人知的小山坳，我们的心即使我们的圣地。

我们曾羡慕别人吃大餐、穿名牌，也曾嫉妒别人拥有名贵的首饰、知名的跑车。我们会在乎自己的外表，在乎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总是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他们比我们幸福。

孰不知，别人幸福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都说美国人生活自由，法律健全，但一样有人在贫民窟里挣扎，我们向往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

家，它的国民幸福指数被我们抬高了不知多少，然而面对经济危机，政府赤字，美国人一样陷入了疯狂。

我们总是认为别人比自己幸福，因为我们自己先被自己贬低了。孰不知，别人看自己时，也会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这是一种心理效应。

幸福是我们心中的圣地，驻守心中的圣地吧，让它不在遭受冷漠。

我们可以用双脚走遍天下，用眼睛观察人生百态，用心灵体会人世沧桑。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中去，放下一切烦恼与不快，还原一个纯真的自我，不再受世俗的约束，不要以为外国的月亮比祖国的月亮圆，不要以为邻家的孩子的生活比自己幸福，不要以为自己一无是处，自称社会的累赘。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跨过千山万水，奔走在山川河流中，我们感

受生命存在的气息，感受气势磅礴的瀑布，感受火焰的舞蹈，阳光会伴随着我们一起睁开眼睛，空气会随着我们的呼吸而欢乐的跳动，我们会发现，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我们做不了科学家。我们羡慕他们的光环，而我们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孤独的熬过一个又一个凄冷的夜晚，多少次在和生命抗争。我们做不了政治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我们可以在快乐中寻找答案，成为新秀。政局的动荡，势力与金钱，别人看起来前呼后拥，乐在其中，只是官场的尔虞我诈早已榨空了他们的身心。我们崇拜歌坛影视明星，鲜花，掌声，镁光灯，仿佛一切荣誉都被他们占了去。而我们却忘记了他们在节目后的苦恼，拼命的付出。

我们用毅力去驻守心中的圣地，用智慧去体味幸福的滋味用双手去创造自己的天地，我们乐在其中，我们创造幸福。

我们有家人、亲人、朋友，他们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们。我们会在生病的时候体会到爱的温暖，在工作劳累时体会到爱的关怀，在失意烦恼时体会到爱的理解。我们生在幸福之中。

每当流星雨划过天际，我们总会许愿，愿自己幸福。其实，自己许愿的那刻，我们已经被幸福包围了。因为流星雨，它象征着爱、温暖和希望。用平静的心欣赏每一颗流星划过天空的美丽，用明亮的眼睛看着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我们在夜色中感受宁静的世界，用心灵倾听大地的声音。

参观革命圣地的心得体会 篇5

遵义县刀靶小学：谢海燕

在学校党支部领导和老师的精心安排下，我们于

6月6日到革命圣地—枫香苟坝接受了革命传统教育，先后参观了“苟坝会议会址”和枫香苟坝革命历史纪念馆。苟坝会议是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继遵义会议之后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中央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为遵义会议的议题画上了圆满句号。去年的修复工作得到省文物管理局的大力支持，本着修旧如旧的精神，投入60万元专项资金进行维修，让其恢复“朴实、自然、典雅、厚重”的乡土风貌。修复结束后还举行了揭牌仪式，有老一辈革命家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周恩来侄女周秉宜，朱德外孙刘敏及遵义县党政相关领导和当地群众200余人参加了揭牌仪式。毛泽东之孙毛新宇发来贺信，希望老区人民利用好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人从爱国教育基地汲取无穷的精神力量。“朴实、自然、典雅、厚重”的乡土风貌，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使我们再一次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主要感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感受到的是革命先辈在艰难环境中孜孜不倦的革命精神。

革命先辈把自己的卧室经常性地和办公地点相临近或者干脆并为一室，挤出尽量多的时间全身心扑到革命工作中。在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幕幕这样的画面——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将士们奋勇杀敌，革命领袖们就在这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陋室中日夜谋划、挑灯夜谈、竭尽全力去工作。正是他们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为我们中国革命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其次，感受到的是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

我们参观的地方以前都不算富裕，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贫穷落后。正是在这里，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群众正是以母亲般宽大而温暖的胸襟接纳了这些中国革命的先驱者，用并不富裕的资源滋养着革命指战员，让革命在这里蓬勃开展，开辟出了革命的根据地。一件件历史遗物、一段段感人的故事见证了那个风云突变而又豪情万丈的时代。

第三，感受到革命的精神对我们今天党员的重要性。

革命的精神是我们这次考察时时刻刻都感受到的力量。这就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正是以这样的革命精神，教育了一批又一批党的好儿女。它催人奋进，坚定了革命干部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这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的形势和条件同革命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和弘扬这种革命的精神。

革命圣地给了我们一次关于党性和党的历史的教育，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只有永保革命精神的本色，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才能把工作切实做好。回顾党的历史，抚今思昔，我们要牢记胡锦涛总书记说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回去以后为群众多做实事，多做好事，以实际行动告慰革命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