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 篇1

一近代技术教育的推动因素与方式

中国近代技术教育有西方外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资本主义思潮及近代有识之士等推动因素;派遣留学生、政府主办新式学堂、组织译介西方书籍、聘任外籍专家介绍西学等方式。

(一)近代技术教育的推动因素

一是外因影响下技术教育的发展。“西学东渐”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带来契机,并带来新的教育理念,出现一股注重“实学”、讲求“实证、实用与时效”的学术思想,也为中国带来“班级授课制”与“分科教学”的近代化科学门类等,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起到启蒙影响。“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和总体上看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2]至184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相继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激发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索科技的价值,主张效法西方。对于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借鉴,在中国先后出现魏源、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大批开明人士在中国相仿西方国家而发展本国的科技教育事业。

二是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的推动。包括以魏源和林则徐为代表的“经世派”、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清末“新政派”对技术教育发展的推动。第一,“经世派”对近代技术教育发展有奠基作用。魏源等早期对技术教育的提倡者也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倡者。“经世派”的改革主张与教育思想是中国近代技术教育的启蒙者。第二,“洋务派”对近代技术教育发展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洋务派的改革和新式学堂的建立是对魏源、林则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践行。洋务运动期间对近代教育课程设置具有初创性。第三,“新政派”之新政出现兴办实业教育热潮,实业教育也由此而兴起。以魏源、曾国藩、李鸿章等提出和践行师夷长技思想,为近代技术教育发展提供土壤,相继创办一系列专业学校和军事学校,如江南制造局附属机械学校、广东陆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开创中国技术教育先河,也是近代技术教育的原初状态。

三是资本主义思潮影响下技术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民国前维新派对技术教育的改革发展,民国后资本主义取得一定发展情况下对技术教育的影响。第一阶段,维新派指出封建教育弊端,提出大力发展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养民不如农,利民不如工,便民不如商贾,而又不一讲求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而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3]81维新派技术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对传统教育批判的基础上,1901年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奖励学校成立学部、整顿京师大学堂等,1903年颁行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制“癸卯学制”。第二阶段,民国初期技术教育发展与民国初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密不可分。“民国初年,民族资本经济快速发展,对初级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加大,大力提倡职业教育。”[4]蔡元培提出“以民生为教育之中坚”以及实用教育思想,在1917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机构,为中国技术教育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是近代有识之士对于技术教育发展的推动。其一,孙中山1921年提出“实业计划”,鼓舞中国学界建设国家热情,出现“工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这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和最为官方政府对于技术教育发展政略。其二,以张謇、盛宣怀等为代表,认为技术教育是实业救国重要途径,予以高度重视,并通过聘任国内外专家培养技术人才。[5]盛宣怀在天津设立学堂,规定工程学“专教演习工程机器”,规定还要学习测量、桥梁房顶、开洞挖地等多门实践课程……机械学规定要学习绘机器图,机器房演示课等实践课。[6]张謇提出“苟欲兴工,必先兴学”[7],“教育为立国大本,兴学为要中之尤要”[8]。其三,蔡元培认识到中国教育缺乏实验科学,“士农工商”四等民制阻碍经济发展,使科学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通过“倡导教育的科学化、推动科学技术教育的社会化、多方争取研究经费与发展博物馆及科学陈列室等多种方式”[9],以期实现教育向近代化的转变。

(二)近代技术教育的主要方式

其一,派遣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技术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晚清技术教育中派遣留学生是重要的育人方式。李鸿章的教育措施中便将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近代先进科技知识作为重要手段。在1911-1920年公费和自费留美留日生尤其是学工科逐渐增多,留日留美生远超过留欧生。一战后为恢复战争创伤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提供机遇。多数人侧重于学习近代科技,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在其中。[2]

其二,政府部门主持创办新式学堂。我国最早新式学堂是1862年6月创办的京师同文馆,是为培养应付外交需要人才。我国创办最早专门技术学校为福州马尾创设船政学堂。[10]此学堂后在法国人日意格建议下于1867年成立马尾绘事院,分为学习船图与机器图两个部。[11]之后福建巡抚丁日昌1876年在福州创办电气学塾,教习电气、电信及电线、电报等。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学堂,至1895年培养电信人才300多人。[12]李鸿章在晚清发展教育中对于创办学堂培育人才高度重视。[13]张之洞在湖北总督任上兴办各级农务学堂达48所,为全国各地输送不少农业人才。[14]洋务运动开设各类学堂,建立近代工业技术教育实体,为技术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三,组织翻译西方书籍传播西学。最早翻译西方著作可追溯至魏源、林则徐等开明士大夫在广州等沿海地区组织翻译西方专著并在国内加以传播,利用当时在华外国传教士,引进并翻译西方著作。[15]至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的晚清教育手段中便组织翻译书籍,广泛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通过翻译外国书籍著作为中国有关人员理解和掌握近代西方工业技术提供有利条件。

其四,雇佣或聘任外籍专家介绍西学。雇佣外国专家学者发展近代中国技术教育是晚清政府发展技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此举是对中国进行工业技术指导以及教学工作。外籍专家对中国的近代技术指导和教育工作做出重要贡献。[16]在当时中国缺乏相关的技术人才与教育传播人才,聘任外教与专家也是当时情况所决定的。

二近代技术教育的基本特征与影响

近代技术教育呈现评价体制的积极与怠慢、发展运行的鼓励与限制、历史使命的救国与图存、教育与经济的依赖与分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与脱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与统一、人文价值观念的推崇与迷失等基本特征。在思想启蒙、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等层面产生重要影响。

(一)近代技术教育的基本特征

评价体制的积极与怠慢。传统教育评价是通过“科举取士”应试手段。通过分级考试划分人的受教育水平,亦即院试考取秀才、乡试考取举人、会试(殿试)考取进士的过程。还可根据不同发展历程阅读书籍数量与内容等评价受教育水平,启蒙阶段阅读几百或上千本古籍、程度稍高的读四书、再高的读五经、然后念重要的尺牍与史籍等。至近代出现一批学习和效仿西方近代学堂,如京师大学堂等。但这些学堂无论是招生、教学安排、考核评价等都具有随意性。因而晚清时期技术教育虽有一定数量推动者,但也有相当比例反对者。因此近代前期技术教育是积极与怠慢并存:前者出现以魏源、林则徐、曾国藩等有识之士对近代技术教育发展先行者;后者是指这些发展技术教育的先驱们面对顽固保守势力阻挠而未能实行彻底的近代化的技术教育。

发展运行的鼓励与限制。晚清当局中既有支持者,也有极力反对者,体现在“顽固派”与“经世派”和“洋务派”的对抗。清末民族危机和社会动荡使中国近代技术教育受到腐朽封建制度限制、顽固派阻挠和外来侵略的影响,发展极为缓慢。[10]尤以顽固派反对最激烈,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7]。旧式中国教育注重强调讲解与记诵,崇道轻艺、重德轻技,是影响我国近代技术教育发展的最大桎梏。中国自古以来夷夏之大防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人思想被束缚在“圣与道、技艺、中体、西用”藩篱中得不到认同。近代技术教育发展受到落后教育思想影响,新式教育发展举步维艰。以致蔡元培指出:“科学之事,困难最多。”[18]49

历史使命的救国与图存。所谓救国,指通过技术教育发展手段实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所谓图存,指通过技术教育发展手段维护清王朝统治。洋务派早期兴办技术学堂,大多直接为军事服务,有的学校附设在官办军工企业中,因而洋务派的近代技术教育难以实现教育本真价值。[10]近代工程技术教育带有极强兴学强国目的。[19]这样教育理念失去技术教育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要求各省宜速设立实业学堂。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与邦本。”[20]

教育与经济基础的依赖与分立。论及依赖,近代技术教育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技术教育发展依赖于经济并为其提供基础,经济发展需要技术教育的研发技术和培育人才为其服务。论及分立则是近代中国技术教育与经济基础间所出现的时代特殊性。中国早期近代工业技术教育主要维系于近代企业在中国创办和发展所需并以军事工业为主要发展内容,研发也以军工制造等实用技术为主,且其发展动机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缺乏社会经济动因。[16]可见,近代技术教育并非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这也就导致其与经济基础间有所依赖,但也呈现出分立特点。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与脱节。中国早期近代教育侧重于实用,忽视相关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对西方先进科技的学习也停留在器物阶段,没有深入学习借鉴其先进教育模式、方法、内容等,没有广泛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文化训练。[16]这一局面的出现也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禁锢,对于技术和现象缺乏转换和解释,多归结于神灵或是天意使然。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自发的、局部的束缚,未能将技术教育进行系统全局性把控,导致其发展的严重滞后。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与统一。价值理性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而潜移默化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工具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达到感性具体的实践目的的中介手段。因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是人自身最高发展阶段和最高本质的体系。然而,中国近代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二者分离趋势。透过这一现象体现近代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人们对于技术过分崇拜与对价值观念的逐渐沦丧,[1]这也为当代技术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人文价值观念的推崇与迷失。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侧重于对儒家仁义道德培养,以此手段对人施以思想上的禁锢,以巩固封建统治。至近代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封建思想禁锢逐渐放松,人们接触到科技带来正效应而对其过分推崇。究其本质,人文价值是价值这一哲学范畴的延伸。而人文价值将价值限定在人文框架下,人文价值可理解为作为一种文化对人生存发展与自由解放的价值。[21]中国近代技术教育缺乏前期积淀时期,多是照搬西方近代技术发展。近代技术教育人们对于技术过分推崇导致人文价值迷失。因此,近代技术教育发展是中国人对于人文价值从极度推崇至沦丧的重要过渡期。

(二)近代技术教育的影响

一是思想启蒙。中国近代技术教育首次使中国人广泛直接接触西方世界,感受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前期工程技术教育使人们通过科技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10]也逐渐改变传统儒学仁义思想影响下盲目自大心态,逐渐改变统治阶层视科技为奇技淫巧的愚昧态度,提高科技在人思想中地位。如中国传统农业耕作制度承袭几千年古法耕作,与近代科学差不多接触不到。[22]因此,近代技术教育对于打破旧思想禁锢和接触世界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人才培养。中国古代教育培养人才是为维护其统治而服务,中国传统教育是为了教化民众和选拔官员。这样教育所培育的人才是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制度下的奴化教育。但中国近代技术教育通过本国培养与派遣留学造就了一批掌握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人才,成为传播和发展科学事业的中坚力量,逐步形成一支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队伍,为中国工业、建筑、交通等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10]

三是科研发展。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造出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13世纪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3]。只是明清以来,科技发展落在世界其他各国之后,这与统治者对儒学思想的推崇及科举制发展不无关系。然而,近代技术教育发展为中国培育大量技术人才,这些技术人才对于中国科研事业发展发挥奠基人作用。近代技术教育对科技深入人心和传播对科研事业的发展也起到奠基作用。[13]

三中国技术教育的现代启示与借鉴

近代技术教育是现代技术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期和基础。从人的发展、技术教育以及国家和时代发展等维度总结近代技术教育积累的经验,方显其研究价值。

(一)从人的发展维度,结合受教育者自身发展特点,推进技术教育发展

从受教育者角度而言,其发展离不开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特点,以培养和训练受教育者的科学思维方式、科研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推动科技发展,并加强对人伦道德的关注。即蔡元培指出的“要处理好与伦理道德教育的关系,注重科学道德的培养”[9]。伦理道德是技术教育参与者所不可或缺的必备素质。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还助其为恶,无益也。[18]8对于受教育者也要更正受教育者心态。现代技术教育试图生产的是批量通用人,像螺丝钉一样没有个性,但是容易管理,完全符合社会程序。[24]这样的技术教育也失去了对人本性和自我价值的开发。

从教育者角度而言,也需要给予教育者一定自由空间,可凭借研究者自己兴趣决定研究方向,不受他人之限制。[18]303学术自由也并非毫无节制的自由,对于将技术异化、技术反人类社会等行为加以约束与限制。作为教育者要充分发挥技术对人类社会积极有效的功能,将科技研发和使用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如此,技术教育者也要发挥其文化传播和发扬的职能,发挥其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全民素质的功能。[25]因此,技术教育的发展要对教育者予以足够的尊重和学术自由的空间。

从办学主体角度而言,中国技术教育至现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办学主体多元化特点,出现官办、民办、商办等多种办学主体并存局面。不同利益者从各自目的出发,由此产生许多矛盾局面的出现。[1]81当下技术教育高额费用及办学质量下滑都造成技术人才培养质量下降。就此言之,中国技术教育发展应对办学主体加以有效限制和科学管理,实现技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二)从技术教育维度,结合技术教育发展自身特点,推进技术教育发展

注重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的有效结合。蔡元培指出:“发展科学技术教育要注重对科学技术知识传播与科学方法训练的培养”[9],要坚持“治新教育者,必以实验教育为根底”[26]174。中国当下工程院校实践性教学环节被削弱,从课程总量看实践课所占比例少,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注重人为设计模拟专业实习,不是真正参考社会环节加以实践,高职院校不管是培养高级技工还是务实型工程师都必须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教学理念。[27]

注重借鉴本国及国外技术教育发展的传统与经验。蔡元培指出:“处理好借鉴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果,科研方法与继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遗产和科研传统。”[9]蔡元培提出欧化教育的优点在于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改良,社会改造,甚至艺术创作,无不随科学进步而进步。[26]178而中国技术教育在现代社会已出现严重畸形的发展趋势,职业技术教育脱离生活实际与生活所需。由此,中国技术教育发展要结合本国技术教育的传统,也要吸收国外技术教育的先进经验。

当代技术教育发展注重对其特色的培养。当代高等技术教育,追求大而全,不再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消化引进先进生产技术,而是热衷于出科研论文,以SCI论文多少作为教师评比条件。[27]当下技术教育呈现出单一层次模式,只有综合性大学一种类型,忽视教育多样性,也失去技术教育在教育中的特殊性,忽略对其自身特色的开发和自身价值的培养。

注意科技发展过程中人文与科学的同步发展。科技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使人们日益青睐于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忽视对科技本身及对人性伦理的重视。这也就需要自觉强化科技的人文社会功能的认知,特别是对其可能的负效应,应该给予足够的认知和评估。近代中国科技教育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后长足进步,物质充盈使人们满足于科技带来的恩惠,却忽视科技发展的负效应。有鉴于此,中国技术教育发展必须弘扬人文精神,实现当代中国技术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注意现代技术教育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技术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构成,也是独具特色的。技术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自身存在相互配合协调的要求,系统内存在竞争与协同交互作用,这种复杂的作用关系使技术教育在某些时候出现无序竞争状态。[1]有鉴于此,我国当下技术教育需要充分重视到技术教育自身内部的系统性与协调性,保持其内部结构的良性有序运作。

(三)从时代发展维度,发挥国家主导作用,抓住契机大力发展技术教育

技术教育发展离不开国家引导甚至主导。在晚清时,实业家盛宣怀曾就近代技术教育发展而向清廷提出:“头等学堂拟请宪台札委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总理,二等学堂拟请札委同知衔候补知县蔡绍基总理,并拟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5]民国以来,蔡元培指出:“通过教育的力量实行科学的研究与科学的方法和普及,通过设科学教育委员会,以筹划全国科学教育之促进与广被。”[18]98可见,国家对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如近代美国崛起和迅速发展与技术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而政府的主导性对技术教育发展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政府奖励科技的政策以及科研机构的成立,对于19世纪上半期美国科技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但科技普及,科技水平提高,唯一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科学研究体系的完善是和科学技术教育的大发展紧密相连的。[28]

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篇2

李延华 陶爱新 曹英敏

中国近代史2007．2

摘要：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史学界争论颇多目前仍在探索的问题。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不仅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题，能够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而且史学界也早有此论。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现代化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近代史的分期相联系，长期以来是我国史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一般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界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而把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为中国现代史。目前，有学者提出以生产方式的变迁和社会性质的改变为依据，把1840年至1949年110年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目前，这种观点已广为学人接受。与此相联系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也是史学界讨论颇多目前仍在探索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几种观点

1．“两个过程论”。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p632)，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应该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观点，史学界称之为“两个过程论”。2．“三次革命高潮说”。1954年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文章中，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把近代史划分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运动高潮，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三次革命高潮说”为学术界所公认，几成定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教科书和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基本是按照这个理论框架编写的。

3．“两种趋向论”。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史学界又一次掀起了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一些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或说法，如“两种趋向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向。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这种认识史学界称之为“两种趋向论”。4．“三个阶梯说”或“四个阶梯说”。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文章中指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与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强调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强调要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说”。如果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基本线索中的最初一阶，则称为“四个阶梯说”。5．“两个任务论”。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称之为“两个任务论”。

6．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论”。陈旭麓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中，把1840—1949年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建构了其“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史新架构。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在19世纪中晚期，中国在推动变革的道路上有三次革命高潮(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以不同的斗争方式，程度不等地推动或体现了新陈代谢的历程。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论”自成一家之说。

7．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论”。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史学者以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和华东师大的章开沅教授为代表，开始参与现代化研究，他们在介绍、评论国外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力图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作了大量的艰苦探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得到学界同仁的首肯和响应。目前，许多学者跟着提出了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视角”和“现代化主线”等论点，均可称为“现代化论”。

笔者认为，“两个过程论”与“三次革命高潮说”侧重从阶级斗争和民族运动的角度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内容，这一内容较为单一，它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或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很难说它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两种趋向论”与“三个阶梯说”或“四个阶梯说”侧重从社会性质的演变角度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它实质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因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是极其有限，很难说资本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刻影响和主导着中国近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从而构成其发展的基本线索。如果把1840年—1949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区间，“趋向论”和“阶梯说”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而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较为科学合理，更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而“新陈代谢论”和“两个任务论”，均可以看作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现代化论”的解读。

二、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历史逻辑

所谓“基本线索”，简言之，就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反映一定历史阶段本质的事件。作为基本线索，第一必须能够反映一定历史阶段的独特本质，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主题，能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统一在它所揭示的本质之下；第二必须能够涵盖不同历史领域的内容，能揭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层面的发展本质及其趋向。

何谓“现代化”?迄今为止学术界没有公认的一致看法。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把现代化的种种涵义归纳概括为四大类：一是现代化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三是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四是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2](P8-16)实际上，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它首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发生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也是经济落后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现代化是近二、三百年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主题。它自发端于西欧起，就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迄今为止，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发展出现了三次大推进的浪潮。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正值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汹涌之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打破了中国长期封闭发展的格局，是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新纪元，从此，中国踏上艰难的现代化的路程。

1．现代化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题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中国也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中开启了现代化之门。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近代史是中国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也是中国艰难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近代中国历史，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国内生活到国际关系，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所有王朝无法比拟的。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短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

自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根据倡导和推动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之更迭，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840—1911)，即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试图挽救其衰亡命运而从事的现代化努力，大体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清末“新政”，属封建主义现代化类型；第二个时期是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诞生(1912—1949)，1911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民国时期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阶段。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迈出了中国的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先河。但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却因军阀混战与政治纷争等原因而倍遭摧残，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又打断了国民党主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推进。抗日战争结束后，代表中国两种不同命运的国共两党经历了四年的国内战争较量，因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与无能败走台湾，中国共产党创建了新中国而结束；第三个时期(1949年至今)，共产党在取得了现代化主导权之后，开始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动员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运动的新时期。

可见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11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历程。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还可以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历史和现实沟通和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把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在分别研究其基本线索的前提下，揭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现代化则能够比较准确地揭示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只不过在理解这一基本线索时，近代和现代各有侧重点。在1840年—1949年，反帝反封建这一任务特别突出，它是在外来刺激下不得不发生并且为现代化发展创造前提条件，现代化在这一阶段曲折缓慢地与之伴行。1949年以后，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成为时代的主题。

2．现代化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能够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内容。社会的基本构成大致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思想文化层面。任何一种社会的变迁必然不能脱离这三个层面。就近代以降的中国而言，历史的逻辑是这样的：西方冲击——中国反思和变革：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或清末新政，它们首先都是为了应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冲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如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地主阶级洋务派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从而形成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闸门；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内忧外患下逐渐要求改良政治、开放政权、打破封建传统的束缚，于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变革——戊戌维新粉墨登场；戊戌维新失败了，可戊戌维新所开拓的历史道路最终不可逆转，在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打击下，清末新政真正地将维新派的主张付诸实践，从而将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开创了共和的政治体制，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民国，但中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民国有其名无其实。近代知识分子反思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于是掀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更猛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流，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行大规模自主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基本条件具备，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半世纪以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努力中，中国社会逐渐发生变化，一步一步地走向现代化。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将会从各个角度、多个层面地研究社会历史生活，而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政治生活所涉及的内容。十五大文件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其实，在这两大任务之间，既存在质的区别，又彼此紧密联系着。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条件，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改变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和状况，是要充分发展以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解决生产力的问题，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的历史。换一种表述，我们亦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历史。

三、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的理论依据

将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在中国史学界由来已久。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曾经在《50年来中国进化概要》中，从现代化的视角把近代中国五十年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它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三个层面。一是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经世致用论和自强运动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起步；二是从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即制度层面现代化的变革；三是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变革。[3](p450)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称之为“近代化(现代化)体系”或者“现代化范式”。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从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也是颇具新意的，但是，在当时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喝彩，历经半个世纪也无应者。

20世纪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再次提了出来。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4](p34-43)他还说过：“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41](p8)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5](p8)两位 史学前辈，在他们学术生涯的前期曾主张“两个过程论”和“三次革命高潮说”的革命史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他们后期则支持“现代化论”。

目前，许多学者明确主张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或基本线索。他们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还涵盖了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历史的发展，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且，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进行历史研究，能够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它可以将复杂广博的历史内容作为有机的整体进行考察，阐明各个历史事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梁启超．50年来中国进化概要[A]．梁启超文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4]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A]．刘大年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A]．胡绳全书(第6卷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