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渊源 篇1
可以说环境会计是西方工业文明孕育和滋养着成长的, 工业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创造物资财富的同时, 为资本主义无节制逐利本质驱使, 机器制造和规模化生产使得资源需求攀升, 消耗了大量资源也破坏了环境;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需求增加, 自然资源的消耗也在加剧, 从而造成能源紧张、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处于不断的变革中, 人们的价值观念亦随之变化。
一、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
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人类文明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先后经历三次大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是18世纪60年代珍妮纺织机的发明, 这次工业革命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接下来是以电力、化学工业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约始于19世纪70年代持续到20世纪初;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高科技革命以电子、电信、生物遗传工程为主导。
第一次工业革命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工业的诞生, 使人类对能源的需求猛增, 大面积的森林被采伐, 煤炭被开采。新兴工业区及附近的江河湖泊等环境遭受污染。刚开始产业数量相对少, 规模也有限, 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环境污染的序幕也拉开, 污染范围基本局限于新兴城市及周边的陆地。
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化学工业为核心, 电力工业的兴起带给人类生产和生活质的飞跃, 人类的活动能力陡增;内燃机的发明催生了汽车与飞机, 人类活动范围扩大, 进入全新时代;化学工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财富。但所有的成就和现代文明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随着电站、化工厂数目增多, 汽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问世, 对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的需求剧增, 人类开始疯狂地开采和消耗。新兴的技术不可避免出现高能耗低产出的情况, 污染由陆地迅速扩及海洋和高空, 由小范围、少数工业国家迅速波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地球环境遭受人类“立体污染”的冲击。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扩大人的脑力为基础, 人类进入高科技时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计算机、核能、卫星、宇宙飞船为标志特征, 从此人类活动的范围扩大到地球以外。高新技术使得产能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人类也已经意识到必须节约能源提高能耗比, 但环境污染并没有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得到遏制, 发而再遭重创。高科技同样是一柄双刃剑, 核污染、电子垃圾、太空垃圾等都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地球环境再次遭受“超立体污染”[1]。
三次工业革命发展迅猛, 科技愈来愈发达。但相伴相生的环境污染程度也是一次超过一次, 污染范围越来越广, 其冲击超越了地球自净能力的限度。科技进步解放了生产力, 也使得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资源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就呈衰竭;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生产模式造成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 各国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科学家和普通老百姓不得不关注生存环境, 在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有识之士积极投身环境运动, 与环境有关的科学研究自然兴起, 且学科门类愈发细致, 环境会计就是其中一支。
二、环境会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
(一) 新的环境思想
最早步入工业化进程的是西方国家, 环境保护意识也从西方开始。工业革命前后人口大量增加, 形成了人口问题, 人口增加给地球和环境造成压力。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人口论》, 开创了人类与地球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 引起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在20世纪30—90年代, 工业发达国家“公害事件 (public nuisance events) (1) 层出不穷。由于公害事件在全球范围不断发生, 影响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不安全、不健康感, 恐惧自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 加上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 公众环境意识在不断提高, 西方环境伦理理论在这种新的环境思想中产生。环境伦理理论的出现和完善, 促使一些西方国家开始组织专门的环境问题调查与研究, 展开了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活动, 制定和通过了环境保护法。环保组织陆续出现, 如1970年“绿色和平组织” (后改称绿色和平基金会) 成立, 联合国也于1973年1月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世纪70年代后, 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仅包括污染, 而且包括生态、资源等;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且也是全球性问题。80年代后西方很多国家出现“绿党” (也被称为环境党) 。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走上街头, 游行、示威、抗议, 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防治污染, 逐渐自发形成一场声势浩大反污染反公害的群众性的“环境运动”。科学家更是责无旁贷开始用科学手段解决各种环境问题。随着全球环保运动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在改变, 他们在追求物质条件享受的同时, 开始渴望更高的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大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理论完善表明新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成为环境会计的出现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
(二) 新的企业价值观
1.“理性经济人”假设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经济效益
关于经济人的论述, 早在1776年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他新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即《国富论》) 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话: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 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 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最早的描述[2]。经济人假设认为作为个体的经济人, 不论处于什么地位, 其本质是一致的, 即以追求个人利益, 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而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人, 所以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家们一直将企业目标定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 企业作为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人, 一定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众多企业经营目标中, 其核心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股东价值最大化[3]。并且认为企业搞好生产经营, 可以不择手段, 只要创造出高额的利润, 就是对社会做出了最大贡献。历史的看, 这些观念及理论的出现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 有其合理的一面,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必然, 但如此价值观念下, 环境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
2.“有限理性社会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效益
“经济人”假设只包含人的自然属性, 没有揭示人的本质特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社会属性。人性除了利己, 还会有基本的社交、情感等方面的需求, 存有虚荣心、光荣感、责任感、怜悯仁慈之心等。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人们逐渐意识到, “经济人”将企业目标定位于利润最大化或股东 (stockholder) 价值最大化并不总令人满意, 单纯强调追求一个主体价值最大化, 容易导致企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 诸如政府、社区、客户、供应商、员工等主体的利益。“经济人”会感到不安, 因为他不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归属感、满足感。利己的“经济人”随即发展为利他的“有限理性社会人” (也称“社会人”或“道德人”) 。“社会人”的利他行为也催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一词最早出现于1780年, 它字面意思是在某一项活动或企业中“下注”的人[4]。192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一位经理在其就职演说中首次提出公司应该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思想[5]。1932年, 另一美国人多德 (Dodd) 更为直接地指出, 公司董事必须成为真正的受托人, 他们代表的不仅是股东的利益, 而且要代表其他利益主体的整体利益。这一认识已改变了公司董事只是股东的受托人, 只对股东利益负责的传统认识。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的学者才首次命名并给出定义正式出现“利益相关者”的概念[6]。其主要观点认为, 不能单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管理企业, 不能不考虑雇员、债权人以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 企业不仅需要维护股东的利益, 还应当考虑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经济人”随即上升到“社会人”, 企业开始追求更高的社会利益, 企业价值目标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社会安全, 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从本质上看, “经济人”假设只看到企业的自然属性而忽略了企业作为“社会人”一面的社会属性, 只关注了企业本身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没有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动态地考虑企业的社会性和企业伦理道德, 是不负责任的片面观点, 企业作为社会一员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利益和社会利益做一个道德人, 一味追求企业个体的经济利益必将受到批驳, 最终会被摒弃。
3.“生态人”与“企业社会责任”———生态效益
“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价值目标是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收益, 其中企业投入的能源与原料是直接来自大自然的, 即“经济人”和“社会人”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就是一个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 同时再把这个过程产生的各类垃圾还给大自然。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到来, “经济人”、“社会人”可能并不需要直接与自然打交道, 但高科技生产力这种经济方式, 却只是把向大自然的直接索取附加了多种程序而已。自从进入工业文明, 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自然的依附, 少数人竟错误地认为人可以主宰自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下, 受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 大自然沦为可怜的、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大餐。客观地说, 经济的发展确实少不了“经济人”和“社会人”的利益驱动, 但这些理论适用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和自净能力是无限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眼界的局限使得企业只考虑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厉害关系, 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 不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懂善待自然, 却善用经济的视野来对待人与自然, 以为攫取自然的投入越多, 经济回报一定丰厚。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 一旦违背不仅经济收益受影响, 还会遭受大自然无情的惩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经济人”和“社会人”单纯逐利的本质虽然促进了经济繁荣却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分离与对立, 生态严重失衡, 工业的文明和人类的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价值目标是短视的、有限的, 对可持续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破坏已危及人类自身, 过度的资源开采实际上只是不经济地攫取了未来的资源, 牺牲了下几代人的利益。因此, 企业应承担起超出于对其业主或股东狭隘责任观念之外的, 替整个社会承担责任, 否则将成历史的罪人, 全人类的罪人。伴随人口的急剧增长, 短短二百年的过度开采、掠夺、污染、破坏, 地球变得满目疮痍, 百疴缠身。植被遭到破坏, 资源枯竭殆尽, 海洋、陆地、天空严重污染, 大自然愤怒了, 报之以温室效应、冰川融化、飓风海啸、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沙尘暴、雾霾、物种灭绝、生态失衡……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反思了人类史上的许多事实, 就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7]迫使人们关注环境、人口、资源问题, 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活动。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识, 人们深刻看清了工业繁荣背后人与自然的冲突, 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 人类不可能真正主宰自然界, 更不能肆意妄为地对待大自然, 作为自然界中的生命形态之一的人类是渺小的, 生命活动必须遵循自然, 不能违背生态学规律的。这就要求人类开始从人地生态和谐角度考虑问题, 探索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目标——生态化目标。与之相匹配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也有新发展添加了生态属性, “生态人”一说自20世纪中后期伴随全球生态危机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 “生态人”的讨论不绝于耳, 多是哲学范畴的。国内“生态人”一词最早出现在1991年, 是从美国学者郑和烈的文章翻译过来的[8]。国内学者中徐嵩龄先生首先提出并定义了“理性生态人”, 所谓生态人, 也称“理性生态人”, 就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 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人。生态人顺应生态发展规律, 与自然环境互养、互助、和谐共存。生态人假设中包含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9]。企业必须实现从“经济人”、“社会人”的超越成为“生态人”, 承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大众的生态意识在觉醒和普及, 对生活的要求在提高, 希望在享受物质财富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 又能维护自然生态环境, 于是环保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欢迎。市场需求可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决策, 如果企业要想保持自己可持续获利的空间, 就不得不关注买方市场, 也就不得不关注生态价值, 生态效益自然而然成为企业首要考虑因素, 成为新的企业目标。
结论
综上, 工业文明、人口膨胀引发的环境问题是环境会计产生的客观现实原因;新的环境思想的产生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哲学基础;而对企业行为的人性分析假设以及对企业价值目标衍变的分析是环境会计产生的经济理论基础。企业在实现“经济人—社会人一生态人”转变的同时, 随着视域的开阔企业目标由微观逐渐走向宏观, 从片面到科学, 相应表现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企业价值观的转变和提升, 使企业明确了肩负的社会责任, 从而使得环境会计成为一种可能。
摘要：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 也对环境造成破坏。随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加剧, 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对环境会计产生的客观现实原因、思想基础及理论基础进行细致分析, 探寻环境会计的源头, 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关键词：环境会计,工业文明,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工业文明时期的环境污染与保护[EB/OL].http://home.51.com/dls124/diary/item/100035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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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和烈.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中的深层生态学:从经济人到生态人[J].国外社会科学, 1991, (8) .
民法的渊源 篇2
笛是我国传统吹管乐器, 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时而有“篴”或“笛”的记载, 但那不是现代概念的笛, 而是竖吹的洞箫类乐器, 关于横笛的确切记载却基本找不到。于是就有人根据宋代陈旸《乐书》上的一段文字:“大横吹, 小横吹:并以竹为之, 笛之类也。《律书·乐图》云:‘横吹, 胡乐也。昔张博望 (张骞) 入西域, 传其法于西京, 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 和帝时万人将军得之。’”就认定自汉代之前并无横笛, 横吹的笛是由西域传入。《乐书》中的这段记载最早见于晋人崔豹的《古今注》, 而《古今注》中的“横吹”并不是指横笛, 而是一种以鼓、角两件乐器为代表的一种音乐形式。杨荫浏先生在其著作《中国音乐史纲》中曾对“横吹”作了精辟简明的论述:“横吹, 是军中马上所奏之乐……起初虽然横吹也称鼓吹, 但后来区分渐精, 有箫茄而用于朝会道路者, 称作鼓吹, 有鼓角者, 称作横吹, 横吹便成了马上军乐的专门名词。” (1) 这就再明了不过了, 《古今注》中所载是说“横吹”这种音乐形式, 杨荫浏先生认为西域传入的只是吹笛的经验和经验并非笛乐器本身。笛是我国固有的传统民族乐器之一, 并非舶来品。那么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 既然是传统固有的乐器, 为何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关于横笛的记载呢?其实并不是没有, 只是当时把它称为篪。
二
从1978年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两件篪和清代宫廷流传下来的篪可以看出, 其形制与笛基本相同, 都为横吹。不同之处在仅于篪有底为闭管, 而笛是开管。可是古代的篪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定名为篪的这类乐器的专称。在见存的古代文献中, 关于篪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何人斯篇》:“伯氏吹埙, 仲氏吹篪。”据《周礼》郑玄注:“篪如管, 六孔。”孔颖达引《尔雅·注》云:“竹日篪, 长尺四寸, 围三寸, 一孔上出, 经三分, 横吹之。”又《楚辞章句集注·东君注》:“篪, 以竹为之, 长尺四寸, 围三寸, 一孔上出, 横吹之。”上述文献记载的篪除了吹孔和按指孔不在吹管的同侧之外, 在构造上与今天的横笛并无太大差别, 是无底的;陈旸《乐书》说:“篪之为器, 有底之笛也。”这很显然记载的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种有底闭管的篪;《通典》引《月令章句》云:“篪六孔, 有距, 横吹之。”《尔雅·释乐》郭璞注:“箎以竹为之, 长尺四寸, 围三寸, 一孔上出, 一寸三分, 名翘, 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太平御览》引《世注本》云:“篪吹孔有觜, 如酸枣。”上述文献中描述的是一种在吹口处另设有装置的也被称为篪的乐器, 古代古代称吹口处的装置为“距”或“翘”, 而且这类篪也不封底, 是开管乐器。由以上被引文献中记载的这几种篪的构造和形制看来, 篪至少在汉魏六朝以前并不仅仅是有底闭管篪的专称, 而是几种横吹管乐器的总称, 而且开管类似今天笛的乐器也是被称为篪的。中国历史文化悠久, 幅员辽阔, 民族众多, 中国传统的乐器和演奏形式也丰富多样, 因此要研究中国民族乐器必须要站在历史及文化的角度去探究。
三
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 篪、笛是不分的, 二者除了构造和形制相似外, 在上古时期篪、笛两字的读音也是很接近的。一般认为, 在上古期澄、定两字是同音;至于篪、笛两字的韵母, 篪是支部字, 笛是幽部入声字, 在古音韵中这两个韵部是比较靠近的。音韵学家董同龢先生认为, 篪应读d’ieg, 笛应读d’iok。篪、笛两字字形相差悬殊, 很可能是文字统一前“书不同文”的一种历史现象:两字读音稍有差别, 则很可能是由于地方方言读音不同所造成的结果。 (2) 所以远在汉魏六朝以前的文献中, 并不是没有关于横笛的记载, 只是把它称之为篪而已。
四
认为横笛外来的观点并不是从现代才有的, 远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人持此种看法。因为在春秋至隋唐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横笛的流传与影响微乎甚微, 相比之下闭管横吹乐器篪却一直流传很广泛。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跟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而像横笛这样发音高亢, 音色明亮的开管横吹乐器, 由于不合当时审美准则得不到重视, 只在民间有所流传。不参加礼乐活动就很少会被记入文献。但随着礼崩乐坏日趋严重, 闭管篪的地位也每况愈下。宋以后主要用于宫廷雅乐之中, 以至于逐渐失传。而音域宽广, 表现力丰富的横笛却逐渐成为富有代表性的民族吹管乐器。
总而言之, 横笛在我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 它与篪渊源颇深。因其各自形制、音色特征在中国音乐史上互为消长, 影响几千年。
摘要：笛是我国固有的、传统的吹管乐器, 但由于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横笛的记载, 于是有人就断定横笛是由张骞出使西域时传入的。其实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并不是没有横笛的记载, 只是名字不称为“笛”而是“篪”而已, 二者有很深的渊源。
关键词：笛,篪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上海万叶书店印行1952年02月第1版103页.
清华学风的渊源 篇3
何先生的文章说理透彻，以理见长；葛先生的文章细腻清新，以情动人。两文论题相近，同刊于一期杂志篇首，恰好相映成趣。两文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清华园几十年间人才辈出的盛况，并做出了各自的解释。我很赞同两位先生的见解。不过，总觉得还可以从教育史的角度，解释学术史上清华风格的渊源，以及清华何以在学术史上领一时风骚。
大概可以不错地说，清华之所以成为清华，是由于有清华大学成立(一九二八)前十数年的清华学校的历史。正是这一时期奠定了清华风格的基础。在近代中国的留学史上，清华学校是很特殊而幸运的。她适逢留学风气大开之际，因之招到了大批优秀的学生，其中不乏家学熏陶之辈；除了部分素质不错的在校时间较短的插班生外，沾染清华习气较深的是那些在校五年到八年的学生，养成清华习气的也是这批学生。从英文的听、说、读、写到数理化政经法基本科学的训练，乃至于体育、演讲的备受重视，美式课外游戏的流行，这批人受到了相当扎实的留学预备训练，为以前的留学生远远不及。因而他们到国外后适应能力很强，充分地吸取了西洋现代学术的精华。不少人在校时很下了一番功夫学中国旧学。他们水到渠成地成为三十年代后学术界的一代英才。
自二十年代初起，为了对社会上批评清华不重视中文教育做出反应，校方有意识地加强了中文教育，甚至在一九二五年成立了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校的教育方针逐渐转移到培植“中西融汇，古今贯通”学风的路子上来。从人事的网络来说，早期养成清华习气的那批毕业生陆续返校执教，形成以后实际左右校政方向的所谓“少壮派”。这批人以及有意无意援引的教授大抵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工作和生活在同一個清华园内，自然容易形成相似的学风，也就是学界所称道的“清华学派”。业师胡伟希先生曾说过，在清华任教的不一定是清华学派，不在清华的未必不是清华学派，清华学派不是一个地域观念。胡先生划分清华学派的着眼点是文化观上的多元论与改良论，因而把蔡元培、汤用彤等都划进去了。我的理解较胡先生窄一些，我比较重视“养成清华习气”的后来成名的学者(不限于任教清华园)和在清华长期任教并自觉认同清华主流学风的学者(不限于清华出身)。我关注的焦点是对清华长期以来形成的主流学风的认同感。
口梆子的历史渊源 篇4
清康乾年间是山西、陕西的梆子腔流布全国各地新兴地方戏蓬勃兴起的时代。1689年, 张家口至库伦 (今乌兰巴托) 商贸大道开通, 张家口成为南来商旅西赴沙俄、东去京津的“旱码头”, 商贸兴盛, 铺号增多, 山、陕艺人戏班遂被牵引来此, 并经张垣、宣化、怀来一线进京。我国戏剧史学家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剧史讲座》中说:“自康熙年间‘秦优新声’来北京后, 从此以‘山陕梆’名义一直来去, 未曾间断”, 1941年13期《立言画刊》载《凌霄汉阁剧话》一文在谈到戏曲变迁时也说“清初至乾隆初、中……领起高原系之秦腔。乾隆中、晚, 川、甘、陕、山等高原系大举进京, 秦腔渐盛……”秦腔即周贻白所言的“新声”——“山陕梆”。据明史和山西洪洞档案馆的《古槐迁民纪略》记载, 明初从山西向华北、中原各地强制迁移民九批。张家口怀来县档案局资料证实, 山西移民三次迁入该县, 1388年迁入古家窑一带25个村, 1403年迁入头堡等8个村, 141年迁入上八里等10个村。同期, 尚有万全 (署张家口) 、怀安、涿鹿、赤城诸地也有移民迁入。及至山陕梆子流入, 如籽种入于热土, 生根发芽, 迅速造成遍地开花之景观, “口梆子”形成。
山陕梆子戏流入之前, 张垣及周边地区盛行秧歌戏, 如蔚县秧歌、榆林秧歌、万全秧歌、怀安秧歌、怀来秧歌, 此外还有“蹦蹦戏”“弦子腔”以及坝上地区的“东路二人台”的前身“打坐腔”等。这些地方戏曲以生旦丑“三小门”为主, 待山陕梆子“大戏”流入, 两相结合, 艺人互串, 口梆子随即雏型初具而不断发展, 口梆子班社活动渐趋繁荣。从现存乾隆40年、58年和嘉庆2年怀来县鸡鸣驿永成班分别在涿鹿县清宁府村戏台、张顺屯戏台、季家寺戏台演出题壁显示, 清乾隆、嘉庆年间, 演“大戏”的口梆子戏班已很兴盛, 剧目已很丰富, 仅鸡鸣驿永成班在涿鹿戏台题壁写下的戏目就有17出之多。
口梆子发展到清末进入鼎盛时期。光绪中叶, 张家口三园鼎立 (大兴园、小兴园、翠峰园, 其中大兴园建于乾隆年间) , 来自山陕的早先落户张垣的名角巨星分别被称为“陕西帮”“山西帮”, 集中在三园演出, 争奇斗艳。而在张家口郊区和各县村镇则有大批被称作是“本地梆子”的班社常年不断地进行演出活动。这些班社分为两大支流, 西路班社活动范围在宣化、市郊、阳原、万全、怀安诸县及坝上广大区域, 唱“西路调”, 时称“西路鬼子”;东路, 有“狼山三班” (永盛班、永顺班、成顺班) 和赤城锦屏班等众多戏班活动在怀来、赤城、涿鹿、蔚县以及延庆诸县, 唱所谓“东路梆子”, 人称“东路王”。东西两路“本地梆子”班社均为本地人, 用本地方言唱山陕梆子。两路本地梆子中狼山三班声名最盛, 建班初为科班, 艺徒经6年、甚至10年培养, 训练规范严格, 人人练武功, 所以行当全、戏路广、剧目多、武戏硬。狼山班曾来张家口园馆演出, 为其武戏精彩, 博得“盖三园”之名。赤城锦屏班进张垣演出观众如堵, 被形容为“撞倒园”, 该戏班也是以科班起社。狼山班、锦屏班张垣献艺, 促进了艺术交流, 推动了口梆子的发展进步。当时, 三园竞相从北京、直隶等地招聘武戏演员, 致京梆子 (直隶梆子、河北梆子) 演员流入张垣;而自此以后, 来自山陕的演员也多有名家搭本地梆子戏班演出者。本地梆子与地道山陕梆子的融合, 造就了许多口梆子名演员, 博得了戏剧史学家周贻白在他的《辛亥革命前后地方戏曲发展概说》论著中将口梆子与陕西“同州梆子”、山西“蒲州梆子”“北路梆子”以及“京梆子” (或曰“直隶梆子”“河北梆子”) 相提并论的历史地位。
清末民初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北方各大梆子动态活跃、相互交流或衍变合流的历史阶段。张家口为塞北重要商埠, 商贾晋中人居多, 山西中路梆子艺人或为谋生, 或是被邀聘, 云集张垣, 搭口梆子园馆班社演戏, 甚至落户成为梨园世家。而张家口的艺人则因在艺术竞争中图求增长才艺多有赴山西晋中一带坐科搭班学艺者。这一时期, 口梆子与中路梆子融汇合流, 各有衍变, 班社丛生, 名家辈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许多出科山西中路的艺人, 如著名中路梆子演员常兴业、李子健、毛毛旦王云山以及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郭兰英等, 正像原山西省戏研室主任、山西省《戏剧志》编辑部顾问王易凤先生在《中路梆子流布于张垣》一文中所言:他们“至东口进行实践演出, 数年后返回晋中太原一带, 一跃而为头牌演员, 名声大震”。正因如此, 张家口曾被说成是中路梆子的“第二故乡”。
李杜诗歌与《诗经》的渊源关系 篇5
历代大家论《诗》无非在于三个大的方面:一、“诗言志”;二、《诗经》的赋比兴艺术手法;三、《诗经》的“温柔敦厚”的审美功能。李杜的诗歌也具有《诗经》里体现的这三方面的特征。我们从以下的具体分析便可知李杜诗歌和《诗经》的渊源。
首先, 虽然不同的时代对“诗言志”有不同的理解, 但“志”一定包含诗人的情感, 道德评价。《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 (1) 《诗经原始·序》里说:“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 千古学《诗》要言。” (2) 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和《诗经·魏风·葛屦》都是体现了“诗言志”的作品。
杜甫的《石壕吏》, 清代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 (3) 诗人对破坏劳动人民生活的战争进行揭露, 以客观冷静的叙述, 真实地揭露了安史之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诗人愤怒地控诉了安史叛军的血腥暴行, 同时也揭露了唐王朝残暴的兵役徭役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极大苦难。诗人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魏风·葛屦》也是借女奴控诉之口揭露剥削者的残酷。诗的末尾两句“维是褊心, 是以为刺!” (4) 直露的写出剥削者的残酷。“要之襋之” (5) 客观写出女奴的辛苦, 和杜甫的《石壕吏》表现的是同样的主旨。可见杜甫对劳动人民的仁爱之心都是从《诗经》传承而来。《小雅·节南山》也是这类诗。这首诗通过尹氏误国, 矛头间接指向周王, 表现作诗者强烈的忧国忧民。杜甫的诗句沿袭《诗经》诗言志的写法, 多写忧国忧民之志。中学课本上《秋兴八首》第一首也是反映忧国忧民的作品。杜甫的这种忧国悯民的感情, 这一对人类大爱的理性精神不能不说是从《诗经》沿袭而来。人们从西周时代幼稚地祭奠神灵请求神灵庇护, 到了开始觉醒, 开始逐步从崇尚神的庇护转为对人自身的关爱, 开始闪现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之光。《诗经·周颂·清庙》里赞美的祖先的文德, 就包含祖先对人类自身的关爱。这是人类爱自己的意识觉醒, 到了唐代的李杜, 这种理性精神在逐步加强。唐代的李杜在唐帝国危难之际, 就发出很多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声, 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觉醒。这种觉醒我认为是受《诗经》这一源头的影响。人类总是在从愚昧走向自觉, 有了《诗经》这一源头里理性精神的照耀, 人类不是觉醒得更快吗?
对朝政的忧患是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体现儒家仁义的内容。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意识就具体表现在对朝政的忧患。从《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表现出的对权奸祸国的忧虑, 到汨罗江上含冤而去的屈原对楚国朝政奸佞祸国的深深愤慨, 再到唐代李白在《古朗月行》中表现出的对大唐帝国的忧虑, 我们可以看出最原始的诗歌中朴素的社会责任意识一直沿袭至今。李杜的诗歌里表现出的对当时国事的担忧也是从《诗经》沿袭而来。《小雅·十月之交》中写道:“日有食之, 日月告凶。” (6) 这首诗里诗人用日食暗指奸臣乱政, 幽王之妻褒姒祸国。李白的《古朗月行》中用“蟾蜍蚀圆影, 大明夜已残”暗示唐玄宗晚年沉迷女色, 权奸当政, 边将自拥, 朝政黑暗, 岌岌可危。这些无不透露着李白对国事的忧患。《诗经·小雅·小旻》中也充满了对周王朝的深深担忧。从“发言盈庭, 谁敢执其咎?”“维迩言是听, 维迩言是争” (7) 这些句子中写出诗人对国事表现了极大的忧惧。作为儒家道德典范的杜甫在他的《蜀相》《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两首中都表现了对唐帝国的深沉担忧。这些诗都体现了古人论诗中“诗言志”的金科玉律。也更体现了李杜的诗歌从《诗经》这一源头而来。
其次, 在艺术手法上, 也可看出李杜诗歌里运用的赋比兴手法主要从《诗经》而来。《诗经》里众多的篇目都运用了赋比兴手法。兹举几篇为例。如《周南?芣苢》就很典型用了赋的手法。方玉润《诗经原始》曰:“殊知此诗之妙, 正在其无所指实而愈佳也。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 自鸣天籁, 一片好音, 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 兴会索然矣。读者试平心静气, 涵咏此诗, 恍听田家妇女, 三三五五, 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 余音袅袅, 若远若近, 忽断忽续, 不知其情之何以移, 而神之何以旷, 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8) 还有《小雅·采薇》中“昔我往昔,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 (9) 也巧妙运用赋的写法达到情景交融。诗人杜甫在他作品中也多用赋这一手法。例如他的五言古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多有用赋。在诗的第一部分采用赋的手法, 叙述诗人平生之志, 去国之情, 用了大量笔法, “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 (10) (《读杜心解》22页) 。《诗经》中用比的篇目如《周南·螽斯》。诗中借螽斯比子孙众多。这种手法在李杜的诗歌中更常见了。如:李白的“床头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不知明镜里, 何处是秋霜”, 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名句都散发着《诗经》里的文学色彩的气息。《诗经》中运用兴这种手法的篇目也很多。如《唐风·枤杜》以枤杜的形貌来起兴, 慨叹独子孤立无援。在李白的七绝《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 也运用了兴的手法。“杨花落尽子规啼”就是用起兴的手法, 首先渲染一种愁情, 再叙述朋友的离别。这正印证了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兴之托喻, 婉而成章”11的妙处。还有《小雅·沔水》一诗中“沔彼流水, 朝宗于海”12, 以东流入海奔腾迅急的流水起兴, 寓局势的动荡。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一, 也是以巫山巫峡肃杀气氛, 波浪汹涌的峡江流水起兴, 寓示着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
最后, 《诗经》有美学功能。从《诗三百》中, 我们可以感法意志, 考见得失, 相互切磋, 讽谏上政。孔子曰:“《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3例如, 《大雅·板》中就叙述了一位老臣对国事的忧伤之情。这位老臣深感周厉王的惨痛教训, 作此诗以警诫之。《毛诗序》曰:“凡伯刺后王也。”14还有《小雅·青蝇》、《小雅·雨无正》都含有美刺之意。中学课本上杜甫的《蜀相》不也是一片忧国深情吗?杜甫的《兵车行》和《石壕吏》也都有美刺之意, 李白的《古朗月行》也隐约写出对国事担忧。李杜的这些诗歌中表现出的美学价值很多从《诗经》学习而来。这样他们的作品在《诗经》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高度, 这两位诗人也不愧为古典诗歌史上的双璧。
摘要：本文分析了入选中学课本的李杜诗歌, 揭示了这些诗歌都具备《诗经》所拥有的三大特质:诗言志;赋比兴艺术手法;温柔敦厚, 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与《诗经》有渊源关系。
关键词：中学课本《诗经》,李杜诗歌,渊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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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⑧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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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心雕龙》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2010年8月第1版
[13]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阳货第十七》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版
[14]张启成著《诗经研究史论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蹴球运动的渊源及发展研究 篇6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成为了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 具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直接反映我国民族的历史、社会、劳动、风土人情、爱情婚姻、日常生活, 是记载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在《中华体育志》中收集到的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就有676项, 此外还有301项汉族的民间体育项目。
蹴球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一项特色运动, 据考证其原本是一种历史相当悠久的传统足球游戏:是从石球游戏中发展整理出来, 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原始石球活动, 属于中国古代足球的一部分, 运动方式又不同于传统蹴鞠活动。现在的蹴球运动则融入了现代体育的血液, 使蹴球运动项目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并且已经有了现代竞技体育的影子。蹴球是经历了中国几千年文化思想洗礼而发展至今的, 它已渐渐形成一项同场间接对抗类富有益智性和趣味性的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蹴球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部分, 其本身不仅仅只是一项体育项目, 而且代表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蹴球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
1. 蹴球的起源
蹴球在古代叫蹋鞠, 其运动方式是用前脚掌踩在石质的球上, 脚跟发力, 将球踹向前方, 以本方球击打对方球计算成绩。蹋鞠所用的石球, 早在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发掘中就有发现。
宋朝时期蹴鞠运动比较普及, 这个运动项目在宫廷内外普遍受到欢迎, 而以充气的皮革球为蹴鞠的运动则进入上层社会, 但并不是说以实心球为质地的“蹋鞠”就不存在了, 而是民间化了。明代把蹴鞠按“踢鞠”和“蹴球”两种名字记载, 就说明充气球和实心球是同时存在的。到了清代, 人们把蹴球叫做踢石球, 踢的方法是先用脚尖踩住球, 然后用力向前踹, 以击中对方为胜。无论是图画记载, 还是老人描述, 均是用脚“踹”球,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类似足球运动的踢球。踢石球实际是“踹”球, 因此踢石球游戏经过挖掘整理后, 在成为正式群众比赛的运动项目时, 用了“蹴鞠”的“蹴”字, 定名为蹴球。
2. 近几年蹴球运动的发展状况
上世纪初, 随着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项目相继传入中国, 蹴球等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的活动受到严重冲击, 以至到了濒临消亡的地步。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对此独特的项目进行了挖掘、整理, 而蹴球运动的挖掘整理最早由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主席赵书于1984年提出, 后经北京体育大学蹴球科研队夏汉明、王清泉等老师根据古代蹴球活动的发展、演变的规律对运动规则、场地器材等方面做出规定, 最终在此项目上舍去了激烈对抗性的打法, 形成了具有高雅和较高技术、战术水平与较强观赏性的一个民族运动项目, 后经十几年表演、比赛, 现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蹴球规则, 不仅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 也进入了在群众中推广普及的阶段。
1995年第四届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北京的重要区县均组队参加了比赛, 1993年第四届北京市机关运动会上, 56个局级单位运动队报名参加比赛;1991年、1995年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 蹴球被列入表演项目;1998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蹴球教练员、裁判员学习班;1999年4月再次进行了全国蹴球教练员、裁判员学习班, 并且在北京的奥林匹克中心曲棍球场进行了首届蹴球邀请赛;北京市民委和北京市体委已向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提出申请, 要求把蹴球列为1999年9月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2003年9月在宁夏银川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 对蹴球规则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使这项运动更加合理化和科学化。2007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八届民运会上又对蹴球的质地大小和规则做了细微的改动。至今这项运动有了较大规模的赛事, 全国各地参加这项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 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为了使蹴球运动得到更好的, 长足的发展, 北京作为先行者于2005年在北京体育大学, 全市部分社区、中小学校建立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和活动基地。到目前为止, 蹴球在北京的训练基地包括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体育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四个基地以及北京市各区县46个推广普及基地。这些训练基地培养训练了多支蹴球队伍, 定期进行训练和比赛, 这也带动了当地的社区居民参与蹴球运动。
3. 蹴球运动的场地及规则
蹴球运动器材设置简便, 场地面积较小, 易于开展活动;技术容易掌握, 动作轻松优雅, 娱乐趣味性强;体力要求不高, 男女老幼皆宜, 容易进行普及。然而, 蹴球运动对于运动员的平衡、支撑、协调等都有较高的要求。比赛中, 场上情况瞬息万变, 运动员不仅比技术、比战术、比体力, 更是比意志、比胆略、比智慧, 高水平的蹴球比赛往往能打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战术和结果。蹴球比赛是在一块10米乘10米的正方形平整土地上进行, 分两队进行比赛, 每队两名运动员。古代踢石球是用石头琢成的健身球, 现代用硬质塑料球代替, 每队两只球, 分蓝红二色。甲队编为1号和3号, 乙队编为2号、4号, 比赛按1、2、3、4号的顺序轮流蹴球。比赛方法是脚跟着地, 脚掌触球, 用力蹴球。凡乙方球击中对方球, 根据规则可得1-2分, 把对方球击出场外则得4分, 先积50分者为胜方, 三局两胜。蹴球由于器材简单, 场地面积小, 可进行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赛几种形式。
4. 蹴球运动的特点及健身价值
4.1 蹴球运动的特点。
4.1.1 户外性。
蹴球场地都设在沙质土地的户外球场上。户外活动可以使运动员吸入新鲜空气, 接受阳光的照射, 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与新陈代谢。
4.1.2 自娱性。
蹴球是非身体对抗的运动项目, 以球的碰撞和位置变化象征人的竞争。以智力性和战术性为特色, 无需身体的剧烈活动, 它的趣味主要在于自娱性。
4.1.3 简便性。
蹴球规则简单易懂。技术上由于非身体直接对抗, 属于休闲性运动技能, 也不要持杆持棒来击球, 而是抬腿即蹴, 简便易学, 体力消耗也不大, 几乎经过短期练习, 便可以披挂上阵。这即是蹴球运动便于普及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4.1.4 大众性。
由于蹴球运动的自娱性、简便性等特点, 活动起来“趣在旨中, 妙在言外”, 作为一种既高雅又普通的锻炼方式, 蹴球完全可以成为我国广大群众体育消费的对路项目, 将会在广大百姓的认可下焕发无限生机。
4.2 蹴球运动的健身价值主要包括:
4.2.1 强身健体。
作为一项户外运动, 蹴球可以增加人们与新鲜空气和阳光接触的机会, 吐故纳新, 加强新陈代谢, 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蹴球运动强度不大, 主要是通过眼睛与腿脚的配合来完成动作。同时, 长期从事蹴球运动还可以提高肌肉的弹性和力量, 提高身体平衡能力, 增进健康。
4.2.2 悦心寄情。
人的本性是自由、富于创造性。自由、创造性的生活使人精神充实, 有所寄托。一旦生活中失去了自由创造的条件, 人们就要寻求某种“替代物”。体育运动无疑就是这样的“替代物”。人们寄情于体育, 从而在竞争的游戏中克服各种心理和生理的障碍, 使人自由、创造的本性复归。蹴球作为一项娱悦身心的体育项目, 无疑在这方面开辟了一条通道。
4.2.3 开发智力。
在蹴球运动中, 对方位的判断、战机的捕捉、战术的应用, 都是通过直观感受做出的。经常练习会使人某一方面的感受力敏锐, 能够迅速地对外界做出较为准确的反应。蹴球训练和比赛在调整人们情感的同时, 也培育了人的领悟力, 建立人对外界反应和判断的情感逻辑修筑了一条理想的通道。
4.2.4 寓教于乐。
蹴球是融竞技与娱乐一体的运动项目, 其中隐含着深刻的教育功能, 具体表现在:第一, 在竞争中强化进取意识和奋斗精神;第二, 使人的智、勇、技等方面的竞争与对抗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 人的情绪可以控制在理智范围内, 可以帮助人们在进取、拼搏中建立一种理性的态度;第三, 其以智取胜, 以技取胜, 以巧取胜, 培养出一种高尚、文明的情趣, 减少人们对自然生命力的过度崇拜, 建立一种新型的健康快乐的生命价值观。
5. 评价
经常进行蹴球练习和比赛, 不仅可以提高练习者的平衡能力、协调能力、耐久力及关节的力量等身体素质, 更可以使人思维敏捷果敢, 提高智力、判断力。蹴球比赛是一项融合智力、体力和心理能力的比赛, 要求运动员在占优势时不能松懈和骄傲, 在占劣势时更不能焦急和泄气, 因为一次失误就可能改变整个局势。通过蹴球练习可以培养高尚、文明的心理品质和勇于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 建立一种健康快乐的生命价值观。[4]
如今四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的盛会是民族体育与文化的交汇。蹴球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 在这个盛会上展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迷人魅力, 它为促进全国各民族大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文化日益本土化的今天, 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蹴球运动规则, 赋予它更加科学的训练手段和方法, 并扩大蹴球运动的推广面, 促使其能早日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
摘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来源于生活,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瑰宝。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不仅是推动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好形式, 也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 对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族人民体质、增进各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重视、研究、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蹴球,健身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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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的历史渊源 篇7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当时齐国与鲁国地处交通要道，为商贾必经之地，这为商业的发展具备了重要条件。
先秦秦汉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在全国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不过，齐鲁之地虽然很早就得以开发，但限于地处丘陵，沙质土壤，农业难以发展起来，而以桑麻、渔盐见长。至西汉司马迁时，齐鲁已出现经营百亩千亩桑麻的业主以及经营渔盐的业主，这是最早的齐鲁商帮。
齐国建国之初，人民贫穷，国家不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国家当局允许人民经商，从而使得商品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也为商鲁的形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多实行较为宽松的经商政策和发展商业的宽松环境，这样就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鲁商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记载，吕尚被封为齐侯，在治国时利用山东半岛自然资源的优势，不仅对男人，而且还劝妇女参与经商。经商的行业主要是鱼、盐、漆、布、帛等。
齐国非常注重招商引资和货币的形成。齐桓公时，为鼓励贸易，招徕外商，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即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诸侯在蔡丘会盟，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都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和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这样“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为使外来商人到临淄经商，大搞旅邸设施，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以招徕商人。到战国时，临淄已成为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市。城中居民七万，经营商业、贩运业的有六千户之多。
说到齐国的工商管理，就要说到管仲。这位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曾全面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和管理。还实行“官山海”的政策，主要是对盐铁实行国家控制，以照顾各方利益。如民营盐铁生产由国家征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寓税于价，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如此就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晏婴为齐相时，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工商不变，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工商管理政策，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直至战国，齐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传统，使其工商业仍旧十分发达。
春秋战国时，齐国还发明铸造，铸造了刀币，而且被许多国家所用，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齐献公时（公元前859年），临淄被立为齐国国都，历时636年。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西汉时临淄人口达50万人。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同齐国相比，鲁国相对保守一些。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人们为了生存，除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出路。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记的邹、鲁“好贾趋利，甚于周人”的经商习俗。
可以看出，鲁商的经商之道，最早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主要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和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构成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朱公范蠡在这方面则表现得更为出色。他不仅预见到市场上商品“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变化趋势，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还预见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定陶，为经商的好去处。故到此经营，取得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经济效益。商人为取得经营的成功，还需对经营的商品和在经营中形成的各种关系采取一定的计谋策略，予以妥善处理。要关注商品的质量，贮藏好货物，即“务完物”，使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另外，还要针对不同商品的自然属性，加以适当管护，如对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商业经营活动内部关系，要以“能择人”的方式予以解决。良好的业务作风是商业经营活动的保障。其中，吃苦耐劳的精神、热情周到的服务，为商人走向成功铺平了道路。而善于处理主仆关系，会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上下精诚一致获得经营的成功。刁间就喜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奴虏，并大大提高他们的待遇，以致出现了宁做刁氏奴，不为国家自由民的怪现象。由此，刁间积聚起“数千万”的商业资本。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较高发展水平，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战国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就把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无论是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还是空前绝后，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我国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内涵丰富的齐鲁商业文化，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
作为孔孟之故乡，鲁商业在经商风格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说，形成于山东大地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其中尤其深刻地塑造了山东人的性格。山东人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甚至商业风格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
义利关系是儒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他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孟子继承孔子的义利思想，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义利观长期教化的结果是使山东人格外具有道德感，这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鲁商基本特征可以这样概括：
做生意时讲究不能亏良心；
做生意时不能对不起朋友；
诚实、讲信用体现得尤为明异；
谈生意没有酒，谈话就索然无味；
把双方的友谊看得很重；
经商活动中缺乏冒险意识。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 篇8
内容提要：12世纪大学诞生于基督教团体，这一历史事件包含有现代性精神演进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基督教关于人生终极意义信仰教化功能的现代迁移与转化。精神教化与知识传授一统于大学，为现代社会奠定了知识与意义(significance)统一的教育机制。大学作为创新科学原理与守护精神价值的策源地，特别以造就人
格化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知识分子执着于科学原理与道义根据渊源于大学的终极信仰传统，在去魅化（disenchantment）的现代社会，它被称作人文精神。19世纪兴起的精神科学（Geisteswiechaften）亦即人文科学与13世纪以神学为对立面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旨趣迥异，其对立面乃是服务于工商资本的科技主义。大学的人文学科及其人文素质教育，在所培养的主体认知、意志与情感素质中，最高亦即最深层的素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尺度的执着向往，大学人文精神从而成为对古典信仰教化的现代性转化与承担。
一
近现代意义的大学，自12世纪初诞生至今，甩开诸多外在形态改变，就其最为根本的精神宗旨所规定的大势而言，可以区分为两大演变阶段：以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建立为标志，此前的大学基本以基督教神学修道院为原型而向世俗化方向演变，此后的大学则愈渐定位于民族国家精神文化与科技所需求的教育并科研。
这一转变更具体的情况是：中古大学不仅脱胎于基督教会，而且不管如何趋于世俗化，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一个普世的基督教精神世界，始终是大学的实质性依托。文艺复兴发展起来的世俗化迄至18世纪也未能提供一种取代基督教世界的依托体。这一情况随着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近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而根本转变。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观念终于成为迄今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坚硬的统一体单位。正是承续赫尔德（J.G.vonHerder）的“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Nationalism），在普法战争惨败时刻，德国的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意识被有力激发，它不仅体现为费希特（J.G.Fichte）著名的《告日耳曼国民书》（1806），而且推动了洪堡（W.vonHumboldt）上书申请创办柏林大学（1809）。
柏林大学的成立，与汲取战败教训、强盛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柏林大学为此后的大学开创了一个深远的转变方向，那就是，将科学研究视为与大学传统教学并重的职能。这一方向固然可激活教学传统而成为现代大学重要的特性，但以研究为方向却成为大学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特别是转化为商业经济的纽带。这一纽带对于大学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大学回应社会以激发活力的途径，又包含有使大学隶属于现代化技术进程，从而丧失大学本已的现代性批判位置的危险。海德格尔（M.Heidegger）后来从后一角度反思了它更为深远的危害：
“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人文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人。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范围中。……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大学的罗曼蒂克。但是，大学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大学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的原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大学，因为它得到大学的培育，并且在大学中得到了保存。”[1]
海德格尔在此反思中把作为现代化及现代性思维典范的科学归源于大学。但是，大学这种涵摄并超越现代性的本源地位又起源于何处呢？
这是有关大学本质的根本问题。与现代关于大学（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毕业生就业去向等亟迫重大而具体应对性的现实问题相比，关于大学本质的超迈反思形成了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此类思考兴起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的19世纪，这同时是从思想观念到社会运动（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空前激烈地批判现代化––––现代性的时期。关于大学本性的思考成为现代性批判与人文科学现代建构重要的组成部分。
林黛玉与贾谊的渊源 篇9
林姑娘流芳后世的耿节清音, 不禁让人联想追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论家———贾谊。贾谊18岁即有才名, 而后受到文帝重用, 因少年得志而遭群臣忌恨, 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故亦被称为“贾长沙”。后来又任梁怀王太傅。贾长沙的耿介清流同他的旷世高才一样, 可谓彪炳古今, 对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影响深远。
“居数年, 怀王堕马死, 无后;谊自伤为傅无状, 哭泣岁余, 亦死, 年三十三”。在贾谊做了数年梁王太傅的某一天, 年轻的梁怀王不慎坠马而死。怀着痛苦自责和长期以来的贬谪自伤, 贾谊在一年多后夭亡。对此苏东坡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 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苏轼的批评是带有一点痛心疾首的意味的。可以说贾谊死于他的耿介清流, 但同时成就于此。贾谊命运的悲剧色彩得到了后人广泛的同情与惋惜, 尤其引起了际遇坎坷、高洁傲世的文人才子们的强烈共鸣。他不与俗情世故同流合污的清高穿越千年的封尘扑面而来, 依然散发出无比清新脱俗的气息, 依然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影响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宝玉为祭奠大丫鬟晴雯而作《芙蓉女儿诔》。诔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诼谣謑诟, 出自屏帏……岂招尤则替, 实攘诟而终……高标见嫉, 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 巾帼惨于羽野。”在庚辰本“高标见嫉, 闺帏恨比长沙”句旁有双行夹批:“汲黯辈嫉贾谊之才, 谲贬长沙。”
这里的诔文和庚辰批都明确地将贾谊遭谗毁后郁郁而终的前代遗事提出来, 与晴雯见谗被逐而死之事相提并论。正所谓“晴为黛影”, 晴雯与林黛玉不仅容貌相似, 性格上也都是高傲不群, 并且都伶牙俐齿, 对于肮脏黑暗的人事常针锋相对, 妙语连珠而切中要害。让人联想起贾谊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的政论文, 那般铿锵有力、气势磅礴。诚然, 二者存在性质上的差别, 却恰恰有渊源深厚之妙趣。
晴雯是宝玉身边最得意的侍女, 黛玉则是宝玉心心相印的爱人。晴雯有“心比天高, 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毁谤生”的判词, 黛玉也因出类拔萃且受贾母疼爱而招人嫉恨, 这种境况与贾谊见谗的遭际何其相似? 小说中晴颦二人都曾被比做芙蓉, 诔晴雯实为诔黛玉也。林黛玉与贾谊的渊源在此得到了实证。
与此同时, 这一段文还写出了宝玉对袭人等的猜忌, 疑心袭人一伙人正是“汲黯辈”, 是她或她们采取了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在王夫人面前及在下人中, 对晴雯等受偏爱的丫鬟甚至对林黛玉予以“诼谣謑诟”, 才导致了晴雯的“攘诟而终”, 同时也为黛玉之死埋下了伏笔。这种怀疑恰是袭人等难以撇清的, 因为在书中已有或明或暗的描写, 无疑“汲黯辈”在黛玉身边亦是真实存在的。这里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林黛玉的命运与前代风流人物贾谊的命运得到了互相关照。
“西汉鸿文, 沾溉后人, 其泽甚远” (鲁迅语) , 说到汉赋, 贾谊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位旷世鸿儒。鲁迅亦曾说贾谊“尤有文采, 而沉实则稍逊”。这样的评价不由让人联想到林黛玉文采飞扬的诗咏歌赋。小说第三十七回, 众人相聚在秋爽斋咏白海棠, 李纨曾点评道:“若论风流别致, 自是 (林潇湘) 这首;若论含蓄浑厚, 终让蘅稿。”充分展现了黛玉的清逸蕴藉、孤高自许。
小说第三十八回中, 黛玉的菊花诗构思新颖奇绝, 句句皆称佳妙。当她被毫无争议地公举为冠时, 探春还这样称赞宝钗的诗:“到底要算蘅芜君沉着, ‘秋无迹’, ‘梦有知’, 把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这种对诗文的鉴赏过程即是书中众人对人物评价的诗意影射。即林黛玉的诗文一如贾谊, 富于文采而不以沉实取胜;诗如其人, 两个人物在性格上的投影亦是暗相契合的。
“贾生既以谪居长沙, 长沙卑湿, 自以为寿不得长, 伤悼之, 乃为赋以自广”。贾谊自伤自怜的诗人气质与同样才情绝代的主人公林黛玉深具渊源, 实际上与“傲骨如君世已奇” (敦敏语) 的作者曹公也深为投契, 是历代文人傲骨清誉的传承与延续。
林黛玉相较于贾长沙这个分量不轻的历史人物而言, 或许她只是一个虚构的贵族小姐文学形象 (诚然, 林黛玉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之上的经典人物形象) 。不过, 这两个人物却有着引人注目的共通之处:他们都洁身自好、风流蕴藉、敏感多思虑, 甚至因此失去生命, 绝不愿曲意逢迎, 与浊世相妥协。
林黛玉是“世外仙姝寂寞林”, 在封建社会趋向没落的阶段乃至于今时今日, 都是难以得到世俗理解的寂寞幽淑女。贾谊年纪轻轻便才情卓然, 颇受重用, 却又因其耿介孤高而不屑与佞臣为伍, 因其少年得意而遭重臣排挤, 最终难展抱负, 郁郁寡欢。林黛玉与贾谊的遭际有相似之处, 他们的心灵在某种程度上亦是相通的。他们共有的那种似水的“百年孤独”自古至今一直在高洁美好的人们之间传承不息, 永不磨灭。
参考文献
[1]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浅说“颜体”书法的渊源及创新 篇10
一、继承传统消化吸收
颜师古的祖父颜之推工书, 且精于书学。自南朝以后, 真卿祖上多以草隶篆楷为时人所称道。在颜真卿的同辈之中, 如颜曜卿、颜旭卿等也在书学上造诣精湛, 工草隶篆籀。因此颜真卿所受的书学影响深厚, 颜家书学传统对他很有激励作用, 他甚至认为“及至小子, 斯道大丧”。故颜真卿定下要在书学上“齐于古人”的目标, 有其多方面的思考, 其中包括对颜氏一族书学传统的光大。
殷氏世家也多出书学名家。颜氏与殷氏两世家数世联姻, 两家书学得以汇流合壁。颜真卿的父亲、伯父少孤, 养育于当时“以能书为天下宗”的舅父殷仲容家, 蒙教笔法。颜真卿从小也由母亲殷夫人亲加训导, 汲取了殷家书法的营养。
颜真卿十分推崇张旭, 诚挚地师事张旭, 深得其教诲。他特别注意学习张旭的用笔之法、执笔之理, 以及“得齐于古人”的攻书之妙。这对于颜书的成型是极其重要的。
前人有颜出于褚之说。米芾《跋颜书》中说:“颜真卿学褚遂良。”今人也多有印证此说者。沈尹默就说:“颜平原书出于褚河南, 其楷书结体端严, 往往犹有伊阙佛龛碑之风格。” (《沈尹默论书丛稿》) 论者或谓从《麻姑山仙坛记》、《靖居寺题名》、《宋广平碑》等笔画较瘦的作品中, 更易发现与褚遂良的用笔、结体以及清瘦、圆润相沟通。
从颜真卿早期的书法作品中, 如《多宝塔碑》等可以看到它和民间书风有密切联系。和颜的世族有关, 颜氏是齐鲁旧族, 接连几代研究古文字学与书法, 颜字与保留汉隶的北齐、隋碑有密切关系。
二、改变古法风格初具
50至59岁这10年, 是颜真卿在消化吸收书艺传统的基础上, 开始改变古法, 身出新意, 初步表现出刚健雄浑、大气磅礴的书艺风格的时期。“二王”以来的南派书法, 字形结构常为欹侧之势, 如同侧身斜面的美丽的少女, 表现出灵巧秀媚的风姿。而颜真卿吸取了秦汉篆隶书法以正面取势的创作经验和均衡对称的结构方式.并成功地运用于楷书之中。所以, 颜楷字体方正平直, 左右基本对称平衡, 字字都以正面示人, 就像是正襟危坐的威武的将军, 具有一种庄重正大的气度。这种字形结构的审美特征, 是对传统的欹正关系的重大突破。
颜书重心平稳, 外紧内松, 显得丰腴雄伟, 气象博大。在处理一个字的上部与下部的结构关系上, 颜书一般表现方式是上密下疏、上合下开、上小下大, 这种山岳高耸般的造型, 与欧书上大下小如茂树垂阴般的字态恰恰相反。其代表作品有54岁时写的《鲜于氏离堆记》, 56岁时写的《郭家庙碑》等。这时他多用中锋圆笔, 笔画转折处不折锋而圆转;字多孤形, 左右竖画外拓;结体上密下疏。只是个别横画起笔斜尖过长, 有损于淳厚;个别竖画稍欠凝重, 有损于力的平衡。
三、臻于完美老而弥精
60岁时《颜勤礼碑》问世, 标志着他的书法创新告已完成, “颜体”独特的艺术风格完全成熟, 艺术上臻于完美。颜真卿年过花甲, 而创作精力更加旺盛, 成熟愈见辉煌, 名篇佳作层出不穷, 如《麻姑山仙坛记》、《大唐中兴颂》、《颜氏家庙碑》和《自书告身帖》等等, 都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颜体”的典范作品。总观这一时期他的创作, 用笔雄厚沉重, 力透纸背;横画细硬, 竖画粗壮;结体中疏外密, 伟岸宽博, 一派庄严朴拙、神完气足的大家风度。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为曾祖父颜勤礼所书的神道碑。该碑书的点画多半是易方为圆, 弃隶法而取篆法笔意, 落意藏锋, 收笔圆锋;笔画轻重变化多姿, 主次对比鲜明, 竖画粗质, 向外弓去, 略呈弧形;结体宽博深厚, 上密下疏;通篇气势磅礴、苍劲老健, 是颜书中的代表作品之一。
《颜氏家庙碑》是颜真卿于780年为父亲颜惟贞而立的碑, 时年72岁。该碑书端严朴拙, 庄重笃实, 用笔雄厚, 劲节直气溢于笔画之间, 观此书仿佛可见颜家风范。王世贞评说:“鲁公《家庙碑》结法于《东门朔画赞》相类。贤之门凌秀出, 精采注射。” (王世贞《弇州山人稿》)
《自书告身帖》书于780年, 今有传本墨迹。一般说书法家写官告公文不如写简札来的自然, 而写简札又不如草稿无意求工、自然天成。不过, 颜真卿此帖雄逸姿媚, 锋芒苍劲, 如幽燕老将气势沾雄。通篇仿佛是一幅大写意画。董其昌跋此贴赞曰:“官告世多传本, 然唐时如颜平原书者绝少。平原此卷之奇古豪宕者又绝少。”
从上述颜真卿书艺的演变和发展, 可以清楚地看到, 随着他的阅历、学识的日益丰富, 艺术创作实践不断深入, 书法日趋精妙, 直到炉火纯青, 开创了唐代新的书艺流派——“颜体”, 在中国书法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摘要：颜真卿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位罕见的硕儒重臣, 除政绩、人品之外, 还雅好文辞, 其诗词、文稿有《颜鲁公文集》传世。颜真卿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 是一位划时代的杰出书家, 他开创了中国书法的新局面“颜体”, 在中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后起诸多书家从“颜体”入手, 并创造了新风格, 他的书迹具有文物、文献、书法艺术三重价值, 为历代统治阶级和收藏家所重视。本文从两方面介绍“颜体”书法, 一方面介绍“颜体”书法的渊源, 另一方面介绍了他在继承方面的创新。
关键词：颜体,渊源,创新
参考文献
[1]、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出版社, 1979.
[2]、朱关田.《中国书法史》[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