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 篇1
一、清代小冰期环境下, 季风气候的波动加重旱情
历史时期, 中国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 最大的特点就是冷暖交替。世界各地在公元1400—1900年间, 出现气候寒冷期, 亚欧大陆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积雪和冰冻的范围都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大值。由于这个寒冷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与我国历史上的明清两代相合, 因此在我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3]255。明清时期较前代气温整体偏低, 使同期平均降水少于前代。
同时, 山西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下, 影响大陆性季风气候中夏季风与冬季风进退早晚与强弱的因素较为复杂, 一些年份因季风的异常而导致降水异常, 容易形成旱涝灾害。小冰期致使季风气候波动加大, 造成清代山西基本年年有旱情, 出现旱灾的频率加快。旱灾出现的形式也更为复杂多样。
其一, 季节性连旱增多。春旱连夏旱、夏旱连秋旱等季节性连旱延长了旱季时间, 造成当季农作物减产。道光十五年沁源县“自春徂夏旱。六月十七日雨民始耕种”[4]4。乾隆二十四年介休县夏秋大旱, 秋粮无法播种。斗米一两三钱[5]8。康熙六十年大旱, 自正月至七月始雨。夏一粒未收。秋只蔓菁而已。斗米银四钱[6]28。
其二, 旱年相连。连续两年甚至两年以上的旱年, 不仅造成粮价飞涨, 甚至出现饿殍遍野, 人相食的惨象。康熙五十九年介休县旱无禾和六十年旱无麦斗至八九钱之后, 六十一年夏秋大旱疫死民人无算[5]8。光绪初年发生在山西的丁戊灾荒。大部分州县均出现类似绛州“光绪三年四年崴大祲, 人相食, 甚有骨肉相残者。饿莩遍野, 坑坎皆满。村庄户绝半, 人十毙六七。米麦市斗银三两六钱。四五月粟绝市, 草籽蒲根每斗银一两余”的情况[7]9。光绪初连年旱灾后, 全省人口大幅度减少。临汾县光绪三年户47294, 人口174537;光绪四年户仅为26391, 人口94548。人口因为连年旱灾明显减少[8]10。
其三, 旱灾与其他灾害连发加重灾情。有些年份, 旱灾之后是霜冻。如嘉庆十六年崞县夏旱秋霜颗粒不收大饥[9]42。康熙五十九年永宁州“秋大旱, 早霜杀稼, 四乡至无籽种。诸民流亡, 十室九空, 多卖妻、鬻子者”[10]3。有时是旱灾之后发生大的蝗灾。康熙三十年岳阳县 (今安泽县) 自正月至六月不雨, 夏麦尽枯。六月中旬降雨, 抢种播谷之后飞蝗入境, 继遭蝻子, 遍山遍野绿苗一空[11]3。
二、农田水利建设没有提高晋地民人抵御旱灾的能力
传统农业生产主要靠天吃饭, 对天气的依赖性强, 导致天气的稍有波动都可能对农业产生影响。真所谓种在地, 收在天。虽然一个地区发生干旱时, 往往可以通过诸如水渠、水井等水利设施局部缓解农田缺水问题, 但山西全省山地、丘陵、平原三大类地形各占40.0%、40.3%、19.79%, 大体呈4∶4∶2。大部分耕地因地势高, 无法通过沟渠引水, 缺乏灌溉。例如临汾县, “因地势高亢, 旱田居十分之九, 水田仅十分之一”。然临汾历年开凿的水渠平水渠灌田360顷;通利渠灌田200余顷;利泽渠灌田30余顷;澐泉溉东亢村200亩;金水河灌田50余亩;柳林泉溉稻田90余亩。水渠总可溉田亩数应不超过650顷。光绪五年临汾实存耕地6535顷, 二者之比1∶10。如果要和历史时期临汾拥有的最高田亩数即乾隆年间农田8405顷相比, 水田面积仅总面积的十三分之一[12]43。
平原区的州县尚且如此, 位于山区的县乡, 水利设施则更为落后。安泽县仅有大涧渠、寺头庄渠、下冶村渠、贾寨村渠和狮子沟渠等沟渠, 共溉田13顷。而该县共有耕地数为884顷。水浇地与实际耕田数之比1∶68[13]14。交城耕地3435顷, 但水地只有33顷。水浇地与总耕地数之比为1∶103[14]26、23。这些在山区耕种的农民“其在山者, 春夏耕耘, 常苦干旱”[15]50。
山西山区面积广, 位于地势较高地区因为没有提水动力而无法修建水渠, 致使大多耕地只能靠天吃饭, 抵御旱灾的能力很小。
三、有清一代, 人口迅猛增长, 导致人地关系逐步恶化
山西人口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 清代是中国古代人口增加迅猛的时期。特别是康熙五十五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实施以来, 人口更是成倍增长。太谷县顺治年间有户9253, 人口38921;道光年间户38586, 人口289225。人口增加了7.5倍。该县清朝初年耕地为5867顷, 到民国初年7082顷。耕地只增加了1.2倍[16]1、2、25、78。人口的迅猛增加, 必然造成人均耕地的减少。在农业生产率没有明显提高的情况下, “加以十年九旱, 户鲜盖藏”, 使得“在明时已有民庶而富之称”的太谷, 入清后经康雍乾三朝之休养, 元气大复, 生齿渐繁。但是“民多而田少竭, 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面对窘境, 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一旦旱灾发生时, 因为粮食的短缺, 便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光绪三四年间连岁大祲, 斗米数千, 人民鬻妇子以及其身啖草木而至于尽。甚至委婴赤于沟中, 掷孩提于道左。国家虽议蠲议赈, 全活能有几何。”[16]3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 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人地之间的矛盾也逐步显现。明代阎绳芳《镇河楼记》描述祁县因为山林丛茂, 山中诸泉汇而为盘陀水, 流而为昌源河。六七月大雨, 因为山林的涵养作用, 河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徒且竭焉以故。由来远镇迄县北诸村咸浚, 支渠溉田数千顷, 祁以此丰富”。然而嘉靖初年, “民竞为居室, 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 垦以为田, 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 水无所碍, 朝落于南山, 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而祁之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17]31。
山西人口数量到了清代, 与明朝相比更是跳跃性增加, 人地矛盾就更为突出。山西所在的黄土高原大面积的森林遭到砍伐以后, 破坏了水源涵养条件, 使河川水文状况恶化, 水源锐减。同时, 森林被破坏后, 便改变了气候的下垫面状况, 降低了空气湿度, 减少了成雨条件, 必然导致降水量减少, 旱情加剧。所以, 有学者指出“黄土高原目前面临河流水量锐减甚至干涸断流, 农业‘十年九旱’的状况, 都是人为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 是自食恶果”[18]357。
清代山西旱灾频仍, 虽有自然原因等客观因素, 但随着人口增加, 环境恶化, 农田水利不能学习南方先进水利技术、晋民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足, 无疑加重了民众的受灾程度。今天山西这个全省旱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居北方旱区各省之首的省份来说, 为了解决降水少而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减少因旱成灾的诸多因素, 就需要不断发展各地的农田水利事业建设, 在“靠天吃不上饭”的旱作农业区建立符合山西特点与百姓需求的新型旱作节水技术和生产体系。
摘要：清代山西旱灾除了受到小冰期与季风气候的叠加效应影响外, 人口大幅增长, 耕地没有明显增加, 农田水利建设停滞, 导致人地矛盾逐步突出, 致使山西旱灾逐步加重。
论清代山西书院 篇2
关键词：清代；山西书院；特点；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G630
我国封建社会的地方教育机构有两个系统，一为官办的府州县学，即称为官学；一为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山西书院在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在清代书院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山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一、山西书院的发展及分布
我国最早的书院，据正史记载，首推唐玄宗于开元六年（718）设置的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改为集贤殿书院。其主要职能是收集、保存古代遗书，编辑、刻印儒家典籍，订正国家典章制度，除此之外还帮助皇帝了解经典史籍。但还不是后来的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到了宋代，书院的性质逐渐发上来变化，从顾问机关变成了讲学、肆业的场所，成为封建教育体系的一个补充部分，并独立于官学之外，带有明显的民办的性质。山西历史上长治县荫城镇的雄山书院，就是在北宋靖康年间创建的。在元代，山西约有书院10余所，蒲州的首阳书院、屯留的藕泽书院、平顶的冠山书院、闻喜的董泽书院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明代，山西的书院发展到60余所，包括三立书院（太原）、河东书院（运城）、上党书院（长治）等，都是颇负盛名的。但因为明朝初期重点放在官学上，所以书院逐渐兴起，就到了成化以后，如弘治元年（1488）河津的文清书院、弘治二年（1489）偏关的儋林书院。
当时山西所建书院就包括晋阳书院。各府、州、县也纷纷仿而效之，创建书院。因而，书院大发展，其数量之多，远过前代。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各地所建书院往往屡兴屡废，难以作出精确统计。据光绪《山西通志》以及有关的府、州、县志的记载，截止光绪年间山西书院有150所，其情况是：太原府18所、汾州府12所、潞安府9所、平阳府18所、泽州府9所、蒲州府15所、大同府7所、宁武府5所、朔平府5所、平定州5所、沁州3所、辽州3所、绛州8所，解州15所、霍州7所、代州4所、忻州3所、保德州2所。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书院比较集中地地方，一是省会太原，一是太原以南的晋南地区。这种分布情况显然反映出太原是山西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晋南地区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北则相对落后，但比起前代来已有了较快的发展。晋南地区的文化之所以在全省领先，首先是经济条件。河东素称“棉麦之乡”，特别是河东盐池的生产和销售，有带动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使河东成为全省的经济重心和财富重要来源；其次，河东是三晋文化重要发祥地，源远流长，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尽而带动了书院的建立和发展。
二、山西书院的特点
在积极倡导设书院的同时，清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书院的控制。
在山西150所书院中，乾隆年间建立（包括创建、重建、扩建）的就有55所。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如山西著名的凤鸣书院、河东书院、凤山书院、冠山书院等都是在乾隆建的。在此之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0多年间，只建立书院30所左右。书院的地域分布，反映出地区的文化繁荣程度。太原是山西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晋南、晋东南是山西文化发达地区，而晋北则相对落后，这一事实也正好契合了晋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即由南向北扩散、弥漫。
三、山西书院的历史作用
书院在宋元时代以至明代，作为一个地区讲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即使到清代，绝大多数书院成为儒童参加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它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所起的作用。书院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人才。诚然，科举制度埋没乃至摧残了大量有学有识的人才。另一方面，那些功名成就的人，他们受过严格的儒家经典教育，旧学根底扎实，继承了传统文化。在他们当中确有不少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著名学者。乾隆年间，同时肆业于晋阳书院的康基田、康基渊兄弟，以后均成进士。这些进士绝大部分是当时中央和地方从事集团的骨干，参与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的活动，为维持、巩固清政府的统治，促进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清代有不少名师硕儒在书院担任教职，这对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浓厚书院的学习空气，有着重要影响。乾隆三十四年（1769），著名考据学大师戴震，偕同他的高门弟子、文字训诂学家段玉栽来山西。戴震应聘到汾州府修簒《汾州府志》，段玉裁则应聘主讲寿阳寿川书院。第二年，戴震还应邀到寿阳进行指导。曾任福建巡抚的地理学家徐继（五台县人），罢官归里后，于咸丰、同治年间在平遥超山书院执教10年。清末著名方志学家杨笃（乡宁县人），通训诂，勤于治史，光绪年间担任《山西通志》簒修的同时，兼任令德书院分校，主讲《礼仪》、《说文》等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闻喜人），于光绪初年亦曾担任崇修书院讲席、令德书院协讲等职。
清代山西 篇3
2015山西特岗教师招聘考试语文备考――中国古代文学史复习
资料（清代文学五）
【《红楼梦》】
嘉庆、道光年间形成红学，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用西方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研究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和专书，五四以前(评点派、索隐派)称为旧红学，五四后(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辨)称为新红学。
1、试述《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曹雪芹的《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他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层到深层的悲剧意蕴。
(一)社会悲剧。《红楼梦》写出了由家庭悲剧构成的社会悲剧，它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
(1)封建官僚家庭政治上的腐败是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如“护官符”的作用，点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
(2)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如一顿螃蟹宴便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奢侈和荒淫是分不开的，贾府的淫乱无耻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
(3)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庭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贾宝玉的形象在贾府的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由于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道路，他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爱情生活上来。
(二)道德文化悲剧。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想，它的突出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它用“仁爱”来作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原则，这是要以牺牲个性价值为代价的。
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从贵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败，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往往也可以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原因。如薛宝钗尽管是婚姻上的胜利者，然而在个人自我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的淑女形象，她只是以压抑个性去服从社会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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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悲剧。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在悲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中国悲剧作品的顶峰。
《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王国维认为解脱悲剧有两种，其中一种是看破红尘而出世，这种解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而高出这种解脱的是贾宝玉，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从而得到解脱之道的。
2、为何说《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巅峰? 鲁迅曾对《红》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总结道：“自有《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在充分吸收借鉴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集大成而化之，翻新再造，在小说艺术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小说史上巅峰的状态。
(1)写实题材的成熟认识。到《金瓶梅》为止，中国小说完成了从传奇，神怪题材向写实题材的过渡，《红》对世情小说写实精神的重要贡献，就在于认真总结了《金》和后来猥亵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失误教训，提出了超越男女肉欲描写的“意淫”说和超越才子佳人公式化描写的“情理”说，使世情小说的写实精神达到了最高境界。
(2)典型化人物的最终完成。《金瓶梅》完成了小说人物从类型化逐渐向性格化人物的过渡，但《金》的产物只是注意到避免人物性格的单一化，《红》则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的典型高度。
(3)叙事艺术的最高成就。无论是情节场面的进展，还是人物性格交待，《红》最大可能地使用了限知叙事地方式，将这一任务交给书中人物去完成，借用人物地眼和口来描述环境，交待背景和介绍人物。
(4)精美绝伦的结构艺术，《红》以贾府这样一个具有深刻典型性的封建家族为圆心，从纵横两方面展开其网状结构，纵的方面，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历史为轴线，与之相关的社会的上下左右联系，则形成了一条条众多的经线;横的方面，以宝黛的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为轴线，而金陵十二钗及其它诸多女子的爱情婚姻悲剧和命运悲剧则构成一条条纬线，经线和纬线纵横交错，相互关联，每一事件和人物如同经线和纬线纵横交错，相互关联，每一事件和人物如同经线和纬线的交叉点，联系着各种矛盾和人物。从以上诸多方面可以看出《红》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巅峰。
【清代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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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戏剧的声腔剧种基本上承续明代，传统的雅部声腔逐渐由盛而衰，而代表各地方剧种的花部诸声腔却日益兴旺，昆剧在清初成为最大的剧种，到十九世纪前期分化，地方戏迅速成长。戏剧作家作品十分可观，但艺术质量每况愈下，乾隆后戏剧艺术出现雅与俗两极分化倾向。
明初戏剧创作有三种流派：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派，以李渔为代表的形式派。继三派之后代表清代戏剧最高成就，并代表清初感伤审美思潮重要实绩的，是被称为南洪北孔的历史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
苏州派：以李玉为代表明末清初活动在苏州一带的重要戏剧流派，在身份上都是出身社会中下层与科举无缘;以毕生精力从事戏剧创作的作家;题材内容上关注现实，写政治剧和时事剧;在作品形式上以生动曲折的情节排场、工巧和谐的宫调曲牌而形成适合场上搬演。李玉最为著名的是号称一人永占的《一笠庵四种曲》，包括《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和与人合撰的政治时事剧《清忠谱》。朱素臣《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据宋代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和醒世恒言改编。
李渔戏剧理论：见于《闲情偶寄》，词曲部专论戏曲创作，演习部专论戏曲表演，对戏剧创作和表演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戏剧艺术是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把是否适合场上演出作为戏剧创作的出发点;他提出结构第一、词采第二、音律第三、宾白第四、科诨第五、格局第六的创作原则，他所说的结构是指全剧的构思布局，把这个戏剧自身关键问题放在首位，表明他对前人曲论注重音律文辞偏向进行了重大修正。
对于如何搞好剧本的构思布局，在词曲部第一部分，他提出要立主脑—突出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脱窠臼—题材内容要追求新奇、摆脱俗套，密钱线—情节紧密、前后照应;在剧本语言方面，他注意将适应场上演出作为首要任务，他提出贵浅显—曲词要通俗浅近，重机趣—要有情致和风趣，戒浮泛—防止平庸、一般化，忌填塞—要少用古人古事和古书中现成的句子;他还具体论述了填写曲词在声韵、宾白、科诨方面的要求，又谈到昆剧如何培养演员和进行演出，并涉及到导演艺术，他的戏剧理论相当精辟地揭示了戏剧艺术的内部规律，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系统化的标志。
李渔强调剧本创作要适用场上演出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戏曲为市民阶层服务的娱乐消遣功能，剧本充满了喜剧色彩。(《比目鱼》采用戏中套戏的情节，《奈何天》变生旦团圆为丑旦团圆)2015山西教师招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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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戏剧衰落：(1)戏曲内容被强调风化的道德说教宠罩，很多戏曲专以宣扬忠孝节烈为目的;(2)戏曲艺术本身规律被忽视，很多戏曲作家以写作诗文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来进行戏曲创作;(3)以剧本创作为主体的戏剧活动被搬演前代剧目的舞台演出活动取代，戏曲表演的地位超过了戏曲创作的地位;(4)花部各地方戏的蓬勃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戏曲市场，使戏曲文学创作很快走向衰落。(代表人物：唐英、方成培、蒋士铨、杨潮观，蒋士铨《冬青树》写文天祥、谢枋得忠义殉国故事，将诗歌意境运用于戏曲意境，以白居易《琵琶行》为题材的《四弦秋-秋梦》一出，具有感伤色彩的诗词名句融入唱词中)更多山西教师考试信息请关注：中公山西教师招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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