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模式十篇

共和模式 篇1

1 牦牛发展现状

共和县牦牛养殖由于长期以来生产管理粗放，经营方式落后，本品种选育力度小，造成牦牛生产性能降低，成熟晚，周转慢，影响了牦牛个体生产性能和群体产出能力的提高，加之由于长期资金投入不足，导致草地建设、畜种改良、疫病防治等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的健康发展。针对上述情况，全县自2006年以来紧紧抓住畜牧业生产调整这个关键，充分利用共和县畜牧业资源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牦牛提纯复壮项目，在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实现畜牧业增产，农牧民增收，发展效益型、生态型畜牧业方面迈上了新台阶。

近几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牦牛改良工作，在政策、资金上给予了一定的倾斜，积极鼓励农牧民群众引进、培育饲养优良畜种，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在环湖地区建成畜棚4 562座，人畜饮水管道55条413.2km，水井252眼，围栏草场212.6万亩，人已种草24.33万亩，为加大牦牛改良力度，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培育优质牦牛新品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极大的调动了农牧民群众改良的积极性。

2006年至今，全县共引进野血牦牛500头，细管冻精3万支，分别在石乃亥、黑马河、江西沟、倒淌河采取人工控制本交与人工授精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牦牛杂交改良，在环湖4乡设立冷配点4处，配备了专业人员和器材，县站按时供应液氮和冻精。据2008年统计控制本交受胎率达50%，人工授精受胎率达20%，犊牛成活率达92.2%。

2008年本单位对复壮牦牛与家牦牛进行了生长发育和屠宰对比测定，导入野血生产的牦牛后代平均初生重为12.33kg，比家牦牛多1.03kg，提高了9.1%。6月龄时平均体重为52.5kg，比家牦牛多9.18kg，提高21.19%，平均体高77.66cm，平均体斜长79.86cm，平均胸围99.43cm，比家牦牛平均分别提高4.5%、5.13%、8.65%，差异显著。导入野血生产的牦牛后代18月龄胴体重、净肉重、净肉率比家牦牛分别提高了28.75%、49.29%、20.5%，差异极显著，野血牦牛的生长发育均高于家牦牛，说明采用导入野血牦牛血液，并对犊牛采取全哺乳，半哺乳的方式，配合冷季采用暖棚饲养，并对当年犊牛进行适量补饲，是复壮家牦牛的简便可行措施。牦牛复壮项目实施以来，加强了疫病防治，适时在牛群中进行疫苗注射和驱虫，杜绝了疫情的发生，增强了牦牛体质，降低了死亡率。

目前黑马河乡已建成牦牛繁育基地，成立了环湖景区加隆村牦牛养殖合作经济组织。环湖地区农牧民人纯收入达3162元。牦牛产业化是本县牦牛养殖中较好的养殖模式，它与畜产品加工企业密不可分，有了养殖业产业化才能保证加工企业的发展。环湖地区生产的牦牛奶给共和县雪峰乳业提供了所需原材料，从而创立了独具青藏高原特色的“青海湖”牌奶制品，牦牛肉更是“可可西里牦牛肉干”品牌产品的依靠，其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本县牦牛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优良种畜少，杂交改良幅度慢，选种不科学;二是放牧强度大，生态问题较突出，饲草饲料储备意识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三是牦牛优势产品少，在市场上占有率低，其经济效益不显著。

2 牦牛产业发展模式

2.1 普及良种，提高生产性能

牦牛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养殖新技术推广普及是提高牦牛群体品质的主要手段，过去在牦牛选育中没有系统地进行过育种工作，没有系谱记载。现在通过加强牦牛良种繁育及不同方式的良种推广与普及，确保牦牛产业持续稳定发展。(1)牦牛本品种选育。必须有明确的选育目标，对其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和培育。在选育区内要严格淘汰劣质种牛，将符合要求的留作种用。对特别优秀并证明遗传性稳定的种牛应采用人工控制繁殖技术，尽可能地扩大其利用率。在选育区要组建核心群，制定选育标准和选育方法，建立稳定的选育基地，逐步提高牦牛的群体质量。(2)牦牛杂交改良：利用奶牛、肉牛改良开展种间杂交组合，改良其遗传组成，提高其产奶量、产肉量。

2.2 改变经营方式，提高经济效益

在原始的放牧管理条件下，牦牛终年放牧，牦牛肉的生产来源于淘汰老龄牦牛为主，加之牦牛饲养周期长、出栏率、商品率低，肉质差，经济效益低。通过杂交改良，缩短生产周期，犊牛2年内育成出栏，即提高了肉品质量，又减少了饲养成本，从而增加经济收入。

2.3 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全县牦牛属肉乳兼用型，由牧户分散经营。牦牛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牧民对自己的主导产业方向即生产种源，生产牦牛肉还是生产牦牛乳还不太确定，与企业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利益共同体。因此，今后把牧户、企业、科技、市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牧民确定主导产业方向，走专业化生产之路。同时加大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完善牦牛产品的开发于一体的科技示范基地，生产出绿色、具有民族特色的名、优、特牦牛系列产品，从而带动整个牦牛业的发展。

2.4 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利用现代信息科技，促进市场、技术、标准等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产地、生产过程、投入品种和终产品的全程质量监控，提高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构建牦牛产业化的稳定发展环境。

2.5 资源合理配置

共和模式 篇2

佩迪特认为, 一对支配关系的成立有三个特征:“ (1) 他们拥有干涉的能力; (2) 建立在一种专断的基础之上; (3) 在这种情况下, 他人有权作出某些抉择。”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即无干涉的支配 (一个人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 但事实上他没有实行干涉他人的行为, 如奴隶主因为仁慈而不干涉奴隶) 和无支配的干涉 (一个人没有支配他人的权力, 但却做出干涉他人的行为, 如国家因为公共利益而干涉了公民的自由) 。在作者看来无支配“意味着他人在场时支配的缺席”, “是某人在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借助社会设计而享有的这样一种地位:其中没有谁可以支配他。”

作者还指出了无支配自由的优点:第一, 无支配自由可以缓解无干涉自由给人带来的不确定性。第二, 可以减少人们对有权势者献媚讨好和揣度。第三, 可以消除人们的从属感。第四, 它是一种独特的平等主义思想, 要求政治体将人们当做平等的个体, 必须同等地提高人们享有无支配的强度。第五, 它也是一种社群主义的善, 无支配自由通过良好的法律和社会安排来使得你周围的人不能任意、专断地干涉你。

二、共和主义政府的形式

1. 宪政约束

共和主义政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 必须对掌权者进行约束。宪政约束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 法律帝国的条件, 政府的运转必须以法律为依据, 法律必须使普遍的、清晰的、原则性的、不能随意地更改。第二, 分权的条件, 在宪政主义政府体系之下, 权力要分属各个部门, 不能集中在个人或某个部门手中, 集中容易导致专断。第三, 反多数至上的条件, 在共和主义者看来, 多数是很容易形成的, 如果他们的意志不受制约, 法律往往就会受到专断的控制, 有必要创造相应的制度来防范简单多数的条件。

2. 论辩式民主

要增进无支配自由, 除了良好的法律体系之外, 政府要让民众可以对公共政策进行论辩。论辩式民主具有三个特点:第一, 论辩式民主是协商的, 它要求公共决策必须基于公民的共同利益和考虑而作出, 并且能够接受对公共决策提出合理异议的人。第二, 论辩式民主是包容的, 公共决策虽然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作出的, 也会出现利益受损的情况, 这种受损的利益应该得到应有的维护。第三, 论辩式民主是回应的, 人们不但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意见, 还必须保证人们的论辩能够得到恰当的申述。

三、共和主义政府的机制

1. 制约机制

对于共和主义来说, 那些掌权者可能不是真正腐败的, 但要时刻防范人性中容易腐败的一面。因此, 要相应的措施以防止掌权者的腐败。作者支持“以服从者为中心”的制度设计策略, 这一策略的设计基于以下三条原则:第一, 在制度设计中, 要优先考虑筛选的可能, 要尽可能地筛选出于现有设置相关的个人, 选入优秀者, 淘汰不合格者。第二, 奖惩机制也是必要的, 无赖倾向的奖惩机制容易导致人们的不服从, 这里奖惩机制的设计应该要维持和强化自发的服从。第三, 建立对付潜在无赖的奖惩机制, 要制定出让无赖遵守规范的奖惩, 这样的奖惩特别是惩罚要以一种逐步升级的方式来实施。

2. 公民化机制

增进共和国之目标、实现其形式之制度化以及建立规制性控制的法律, 还需要得到公民规范的支持。为何需要公民性, 理由有:第一, “人们在一个规范能够支持共和主义法律的政制中可以享有更高程度的无支配。”只有当人们自觉地认可、尊重他们的规范时, 他们的无支配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第二, 差异政治与共同关怀政治对公民性的需求。某些形式的政府行为并没有遵循某个群体的利益和观念, 但并没有为大众所熟知, 只有当该群体以群体的力量采取行动时, 政府的违法行为才被意识到。第三, 公民应该保持警惕。作为共和国的公民, 要对一切违犯法律和规范的行为保持警惕, 必要时进行指认和举报, 不能仅仅依靠当权者来识别和制裁这些违法犯罪行为。

四、小结

首先, 佩迪特提出了“无支配自由”, 它超越了柏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二分法, 为人们提供理解自由的第三种方式。共和主义政府旨在增加人们的无支配自由, 通过宪政约束和论辩式民主的制度设计来防止国家和政府对人们形成专断支配的行为, 从而保证人们无支配自由最大化的实现。

其次, 佩迪特的论辩式民主观是协商的、包容的、回应的。论辩式民主要求政府的公共决策要经得起民众的论辩, 才能保证公共决策是基于公共利益和想法而作出的;真正民主的政府还要能听取不同的声音, 甚至是反对意见;政府还要就人们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回应, 为不同的抱怨提供发泄渠道, 同时保证人们的申述权。

再次, 制约机制有利于监督和预防政府和官员的腐败。共和主义者赞成以“服从者为中心”的制度策略, 通过筛选合适的人和选择方案来保证挑选到合适的、优秀的人到预设的岗位上, 设置中立性的奖惩机制, 激励那些具有积极倾向的人, 还设置了针对潜在无赖的奖惩, 奖惩以逐步升级的方式来实施。

最后, 有助于预防多数人的暴政。政府形式的宪政约束中强调反对多数至上的条件, 作者认为多数是很容易形成的, 他们很容易成为实际上的行动者, 应当使多数人的意志在变更法律等领域方面变得困难才行, 只有通过创造良好的法律来约束多数人的意志来才能实现。

摘要：佩迪特在《共和主义》一书中完整地论述了他的共和主义政府观, 他将共和政府的目标定位为增进无支配自由, 主张通过法律和制度设计来实现公民无支配自由的最大化,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的政治蓝图。

关键词：无支配自由,论辩式民主,共和主义

参考文献

[1][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60.

[2][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75.

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篇3

这四个历史趋势,第一个是从后“冷战”时期开始到现在,二十年的所谓以美国为轴心的单极体系,里面包含着它对全球的安全结构、生产和贸易、金融和货币,还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的支配地位。现在这个支配地位出现了严重的松动,甚至是一个崩解的过程。这种崩解一个最清楚的表现,是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三十六国元首的第一届高峰会,没有美国参加。所以美国评论家说,如果蒙罗总统有知,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哭泣。这是美国后院的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还有很多其他领域,包括美元霸权,正逐步走向崩解的过程。最近中国和韩国的换汇、日本和韩国的换汇,中国香港和内地很多的贸易以后用人民币结算,这些都意味着未来形势演变的可能性。

第二个历史趋势,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周期,事实上,用亨廷顿的讲法,有第一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有第二波的民主化,然后退潮,现在我们看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倒退。这意味着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四十年的历史趋势开始反转。尤其在东亚,新兴民主化国家都已经出现明显的倒退。我并不是说民主本身的倒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民主的理念还将是指导人类去思考政治秩序和公共权力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它的内涵、它的程序,将来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争论。

第三个历史趋势,我把它称为整个战后六十年的一个周期,现在出现了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者说是自由经济秩序的全球化,这个秩序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是不是一个崩解性的危机,现在还不能断言。但是未来即使美国可以从金融危机中慢慢复苏,它整个的指导国内经济制度的思想模式也会做出巨大调整。全世界会重新看待所谓美国式资本主义的问题,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

第四个历史趋势,我觉得是最深刻、最深层的,就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个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不仅是在物质条件上,而且是在所谓全球的权力结构上,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将和西方世界平起平坐,而且有能力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话语权。这也意味着,过去的那种所谓一元的现代性的思维框架,一定会被多元现代性或者多元现代化的思维框架取代。

我所讲的四个大趋势,多少都跟中国的崛起有关,可以说,中国的崛起加速了这四个结构的弱化和颓势。举个例子,当中国参与全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分工,就不可避免地注定了工业化国家跟以农业、天然资源为主导的南方国家之间的交换模式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也代表整个财富的分配,在最大范围之内进行重组,过去那种必须用高昂的代价去换取所谓稀有的、只有西方国家才能生产的工业产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或是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一种摆脱美国霸权宰制的结构,甚至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强调要迈向多极的世界体系,其实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影子。

不过,中国模式还需要不断地调试、学习,只有既经济增长,又能照顾到大多数人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且不断改善、协调局部利益之间的各种矛盾,中国才能在世界上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与影响。

西方政制是将民治摆在第一位,而且基本假定,只要一个政治体制提供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序,就自然会导致民享的实质结果,甚至不必再去追究民享的目标是否真正落实了。西方观察家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很难理解一个政治体制不具备西方国家典型的民治程序,却可能达成民享的实质结果。但是面对中国改革三十年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他们确实无法否认这一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举办北京奥运会、处理四川地震、应付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的统筹兼顾的能力,令西方国家的政府难以望其项背。因此,最近几年也有西方观察家开始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局部的优越性。

未来值得中国学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根据自己的理论蓝图以及实际运作经验逐步改良,是否有可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之外,有一定合理性与吸引力的替代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需要进一步开展的命题。

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

温铁军

这里我讲一个观点,两个解释。

一个观点: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过程,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和产业资本扩张的过程。

两个解释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出现的两次重大战略转变做出解释——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我们为什么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是一九五八年,我们为什么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人民公社和自力更生路线。迄今为止,这两次转变在海内外都没有很完整地被解释过,使得大家比较容易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将其定义为“左”和“右”。我认为,中国的理论界如果真要讨论六十年,就得对这两次重大转变进行解释。

中国六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一个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如何在农业人口大国的基础上,艰苦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并开始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入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世界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缘战略尚不稳定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所经历的工业化过程,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的工业化路径是相似的,也就是宗主国投资,后发国家承接投资。如果我们撇开意识形态来看当时苏联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宗主国的作用。我们当然也知道,宗主国的投资一定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宗主国的条件,投资就会停止。也就是说,宗主国的大规模投资并不会轻易得来,而中国得到苏联投资,是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所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就是苏联投资的军事重化工类型的工业化建设,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启动的,并非一九五二年开始的。所以我们一上来就发展重化工业。

重化工业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型的,而这种具有内涵性质的资本增密和技术增密机制,必然排斥劳动。所以在初期阶段,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动员两千多万青年农民进城工作。这些人是来挖土方、修马路的,他们文化素质不高,不能进入资本增密、技术增密的重化企业去当工人,因此在第一轮的基本建设遭遇投资中辍带来的危机之后,就只能返回农村。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两千万人大返乡。这个过程是早期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生的机制决定的。这和九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产业资本扩张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来搞“三通一平”,所以在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就有四千六百万农民工进城打工。后期则因沿海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工业大致属于轻纺和一般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同。

这里面就有一个转型的问题。一九四九年确立“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时,共产党领导人说得很清楚,中国现在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当时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一定要搞社会主义,充其量只能搞农民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献里可以看到。

一九五○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在城市发展私人工商业,在农村发展中农富农经济。在土改时还规定,地主设在城镇的所有加工业都不能动,连作坊都不能动。当时中国是明确要搞资本主义的。

到一九五三年,因为已经有苏联投资三年形成的国家重化工业,因此必然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类型。于是我们在短期内就告别了以轻纺、食品加工带动农业剩余转化为积累,形成工业资产的这样一个一般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而演化为直接接受苏联投资进入重化工业。于是国家必然调整发展战略,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中共党内明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朝鲜战争结束前,李维汉在东北调研后告诉毛泽东,中国在东北搞的工业基地就是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党内上层经过严肃讨论,都认同了这个已经客观存在的发展模式,中国才顺利地转制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毛泽东跟大型企业的资本家们讲,就是“要用我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造你的私人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有关历史资料,现在也已经披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在一九五三年宣布,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呢?我觉得,只能理解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需求。无论后来者主观意愿如何,当年的这个国民动员的意识形态手段,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以大规模集中的劳动投入,替代极度奇缺的资本的作用。

这是我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出现一个新的战略调整,转变为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以后的自力更生路线?

那是因为,根据一九四九年费尽周折才达成的、有利于中国维护主权相对完整的《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必须在一九五六年交回中长铁路和旅大特区的控制权,同时交回旅顺口军港。一九五七年这个交接过程完成之后,苏联提出,中国没有现代海军和空军的管理能力,得跟苏联共建共管,要求与中国分享最现代化的军事部门的指挥权。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你把中国拿去,我上井冈山!

被拒绝之后,宗主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停止投资。按照“二五”计划,一九五七年中国得到苏联投资必须维持增长40%以上。苏联突然提出不再投资,就意味着后续投入资本趋零。这样一来,中国只好以有限的国家财政的70%支撑国家工业化的后续投资。然而,维持了不到两年就出现了高额赤字!生产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力,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很难再有合理配置。于是乎,中国的“二五”计划就停止了。

很多人说,中国在改革之前的贫困,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其实,中国在五十年代只有“一五”,在六十年代只有“四五”——改革之前,中国可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计划经济?!

我认为,大家需要知道,“二五”停了以后,中国在经济危机酝酿爆发之际转向了什么。

一九五八年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党内高层也认同,要发动地方建设工业化的积极性。这样就有了一次新的地方政府进入工业化的学习过程。但这个学习过程的成本很高,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指标等等。

显然,用这种方式来进入工业化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试图维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府投资方式,继续搞由各地政府主办的工业化,虽然只有短短两三年,但大家都是进城“游击队”和进城农民工,这不是一般的素质低下的问题,而主要是缺乏搞工业的基本经验。

最后我想说,由于中国改革前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进程,难以被其他后发国家复制,因此中国经验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这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

中国跨阶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

张 静

什么是“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性内聚”。“同质内聚”是一个社会学词语,它指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相似社会结构特征的人会聚在一起,通过一定的社会单位团结起来,形成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这些不同的组织化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是政治社会学观察社会冲突和秩序问题的常见视角。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事实值得注意。一是改革触及利益分配,但是改革到今天,没有形成巨大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二是改革引起了利益分化和竞争加剧,但是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大致稳定。

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和社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分化和竞争加剧,导致执政党的瓦解,但是在中国却没有?——我认为,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特别结构有助于解释这两个问题。

在政治社会学里,解释一个社会怎么解决从冲突转向秩序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认为有五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是有共享的意义和价值,二是有社会规范,三是有权力或者权威存在,四是社会组织,五是社会互动的网络。根据学者的研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这五个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弱化。为什么?政治学往往从管制的角度去分析,而政治社会学,则要观察中国特别的利益组织化的结构。

在西方社会,一般认为,利益组织化的基本单位是阶级和政党。因为阶级和政党可以组织具有共同利益、共同社会结构特征以及共同价值观的人。因而利益竞争通常发生在组织化的群体之间,即政党之间、阶级之间。但是在中国,大量的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虽然一直存在着层级和等级的现象,但是这些层级和等级却没有形成一个边界清楚的、有明确内涵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换句话说,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组织共同利益的基本单位。社会学关于三十年来社会分层的研究,显示中国的社会分层增加了,不同人群的收入、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居住地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差异。但是,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利益,是不是也通过这些分层而得到了组织化?要使这个问题清晰化,有两点是可以观察的:一是观察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共享价值的群体,是不是存在一些较为同质性的社会结构特征,如出身、地位、收入、职业、种族、教育,甚至性别等等。二是观察利益和价值的内聚或者冲突、竞争,主要是沿着什么样的边界群体展开,它的稳定性和重复性如何。

观察这两个方面我们发现,中国的利益组织化结构是跨阶级的。就是说,有共同利益、付诸行动并展开冲突的人群内部,并没有显现非常明确的共性——阶级地位的属性,这些人不具有同质的社会结构属性。社会学最近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制度环境的偏好差异,和他们当前的地位属性关联较弱,但是和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对未来的想法,以及他们工作单位的所有制关联较强。李培林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利益诉求方面,同样是劳工阶层,其内部的差别高于劳工阶层作为整体和其他阶层之间的差别。华盛顿佩尔研究中心二○○八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对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程度,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并不存在重大差别。哈佛大学马丁·怀特教授最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指出,从调查数据可以得出,人们当前的地位高低,并不是理解他们对分配体系所持态度的关键。人们对贫富、公正等问题看法上的差别,与他们现在的收入和地位差异关联不大,但是与他们个人过去的经历,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则有强相关。

从网络论战也可以得知,人们的冲突,与其说和他们的收入、地位、身份有关,不如说和具体事件、他们的价值,以及生活、工作单位的具体利益有关。具有共同社会结构属性的人群中间,常常存在严重的分歧。

这些表明共同利益的内聚并没有显现一个阶级组成的稳定边界,参与共同内聚的人,其成分也不是定型于某一种阶级或阶层分类的。所以,虽然中国的社会阶级似乎正在形成,阶级分化也非常明显,但是它所带来的主要是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居住群等这样一些经济社会特征的变化,还不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变化,也就是利益内聚方面的分化。这种社会结构现实,难以形成组织化的阶级利益群体去反对社会变革。比如义乌工会,已经是一个工会的典型,当它帮助工人打官司的时候,所代理的并不仅仅是工人,经常还有业主和企业家。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跨阶级、异质性的利益组织化结构?其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重组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社会连接网,也就是人际关系传统。

先看第一个因素。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社会再组织化的形成,改变了原来的社会选择和流动的分类结构。通过就业结构的行政化和集中化,使得一个人职位上升、流动的渠道和他原来的出身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个人必须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才能有比较多的上升机会,个人利益和所在的单位关系密切。还比如,我们并不是在原有的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相反,是土地改革以及工商改造,造就了一个农民阶级,或者是一个工人阶级。这表明,当时发生的社会再组织化进程,改变了自然选择和流动的社会类别,“阶级”自然分化的过程中断,新的组织化利益单位产生。

第二个因素是传统的社会网络。林南先生最近的研究发现,中国人运用朋友、亲属等社会关系网,获得社会资本的两个指标——其高度(接触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士)和广泛度(接触多样职业和角色的人士),都相当显著。这说明,传统社会联结网络的扩展,是有利于跨阶级往来的。

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中和阶级和阶层利益组织化的作用方面,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在利益组织化方面,它们促进了“非同质性内聚”结构的形成,组织化的利益内聚主要以单位和部门为特点。

应该注意,在这样一个利益组织化结构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角色的变化。因为,这种特有的利益组织化结构以行政单位的面目出现,社会冲突往往变成单位和单位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竞争。适应这种社会结构,执政党的角色就变成了在不同的单位利益之间协调和平衡,游离在它们之间,而不是代表其中的一个利益集团。这种跨阶级的协调角色,使得执政党和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执政党今天能够保持稳定性,以及扩展它的利益代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上述利益组织化结构的缺陷是,没有办法组合那些分散的、体制外人群的利益。

需要总结中国模式了

潘 维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以后,我们总结出了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这样一些基本经验,称之为“法宝”。那么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天,我们走过了六十年,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在经济上,我看到不少总结三十年经济成就的文章,基本上是说,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市场机制,打破了国有垄断,一定程度上实行了私有化,所以我们成功了。这样一种浅薄的解释,就是受“市场与计划两分”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必须摒弃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来总结中国模式。

我把中国模式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独特的社会模式、独特的政治模式、独特的经济模式。我把这三个子模式分别称为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

首先是社会模式,我称为“社稷体制”。“社稷”最初是指“民以食为天”,拜五谷神的庙堂,也泛指官民在利益和意识上的统一体,介乎“民”与“君”之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熹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两分,社稷系于物质福祉,也系于伦理精神,是中国官民互动的共同体。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社会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内容:一、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二、社会分层的形态;三、社会伦理的准则;四、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经初露端倪,概括地说,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个支柱,以分散流动的家庭为单元组成社区和工作单位;第二个,社区和单位与行政的条条、块块重合而成有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第三,家庭伦理观念主导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第四,官民彼此嵌入形成相互依存的“社稷”。我想,这最后一点,已经打破国家与社会两分了。

第二个是政治模式,我称为“民本政治”。政治模式的基础是社会模式,反过来也保障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保障。总结中国政治模式,是为了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政治文明。

政治模式不是少数学人和政治家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从历史的曲折中磨合而来,是以社会模式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是制度化了的政府权力产生、构成、行使、纠错的方式。政治模式一般包含四类基本要素:一、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的政治理念;二、依照上述理念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三、依照上述理念组织政府、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四、依照上述理念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具体到中国,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也是由四个支柱构成:一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二是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三是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什么时候这个执政集团不先进、不无私、不团结了,这个执政集团就垮了;第四是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第三个是经济模式,我称为“国民经济”。经济模式的理论基础相当简单。经济教科书从讨论经济生活的“三要素”开始——土地、劳力、货币,概括经济模式也从“三要素”出发,以求共识。然而,经济三要素还应该补充一个要素,就是企业,因为把生产资料、劳力、货币三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是企业。造成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变异和差异的深层基础是社会模式,直接原因是政治模式。正因如此,几乎所有解释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都会离开本行,溯源到政治。

从经济四要素出发进行概括,中国经济模式也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第二,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第三,(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第四,(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故称“国民”经济模式。

把这三个子模式整合到一起抽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我称之为“鲲鹏模式”。我对这个模式有三点评价:

第一,中国模式由社会、政治、经济三个子模式的十二个支柱组成。三个子模式的关系是,“社稷”塑造“民本”的政府,“民本”的政府保障“社稷”体制,也塑造“国民”经济。换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政治模式是首脑,社会模式是躯干,经济模式提供翅膀。中华因为这样一个模式而腾飞。

“鲲鹏模式”的名称从《庄子·逍遥游》而来。鲲是一条巨大的鱼,嬗变为一只巨大的鸟,腾空而起,即鲲鹏。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抟”字音及义皆同“团”。“扶摇”和“羊角”为两种旋风,使我想到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力量。中国模式体量巨大,好似鲲鹏,前三十年迎风破浪“水击三千里”,后三十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两股“旋风”冲天而上,所以共和国六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二,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中国发展模式的历史代价明显小于美欧模式和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也小于日本模式形成的历史代价。中国成功的基础不包括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不包括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也不包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和不断的区域战争。

第三,中国模式的弱点极为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法治尚不健全,执政集团可能趋于退化。先进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华政体的核心,政体功能最强大的部分来自执政集团,最脆弱之处也在执政集团。当这个集团先进、无私、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就势不可当。当这个集团丧失理念,涣散分裂,官员谋私,就会脱离人民,使行政网格脱离社会网格,致使“群龙无首”,国衰民穷。而今,人民共和国走过了六十年,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厉行法治、制止腐败,并且避免落入台湾式的选举陷阱,中国模式就能得以完善,得以持久。

共和国初期一贯道谣言分析 篇4

一、建国初一贯道谣言举例

中外学术界对“谣言”的定义有很多种,侧重点各有不同。本文使用李若建的定义:谣言指的是一种非官方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包含虚假成分的信息[3]2。当时在北京流传的与一贯道有关的谣言数量众多,内容复杂,主要包括以下几类[4]。

1.关于中共领导人的谣言。“南来一牛八(牛八合为“朱”,意指朱德———引者注),见人就杀”;“毛泽东进北京,不下雨光刮风”。1949 年,有道首将一张白纸叠五折,中间剪一刀,纸条展开可拼回“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字样。石景山鲁谷村一坛主[5]对中共干部子女说:“别让你母亲进步了,毛主席没几年洪福,灯头一朝下就完蛋了,将来非斗争你不可。”

2.关于中共政权、军队的谣言。“八路过来是共产共妻,奶奶配孙子,抓牛牌配对”;“种地是瞎费力,将来收粮是八路军的”;“共产党好,窝头吃不饱,蒋介石混蛋,每日管白面”;“粮食无一粒,饿身遍野横,再加三八难,奉命共产兵”;“共产党共产共妻,摔死富人,活埋穷人”。有道徒说八一军旗是一贯道的九九八十一劫,五星红旗是五魔闹中原的象征,解放军是“魔考”[6]、“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庆祝中共进入北京的活动是“万邦统一势不久,满街怪物扭”。东郊道首穆肇增在当地村政权刚建立时说:“你们这些穷孩子靠八路军不行,靠我们还能吃碗饭。”

3.关于中共领导的各项工作、运动的谣言。称土地改革是“大开地府鬼魂放,才在人间清算帐”、“翻身翻身,越翻越深”。很多一贯道道首威胁道徒不准分地,“共产党分房分地不许要,将来要还人家。不许与共产党联系,不要去开会”;“别贪便宜,地是人家的,还得给人家”;“在道的不许喜爱别人的财物,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分了地,将来还不是人家的”;“分了人家的土地,蒋介石回来要报仇”;“农会是左门邪道,现在正是善恶分班之时,入了农会一辈子就完了”。丰台点传师[7]苗长卿说:“谁分了地,入了农会,谁不得救,到劫时非掉头不可。入道的不许喜爱人家财物,猪肉长不到羊身上,斗争地主时少说话,不然老母[8]不保佑,佛灯点不着,不能脱劫避难。”郊区有道徒散布“秋后要进行二次土改”的消息,致使中农、富农情绪不安,有的甚至变卖了土地。衙门口坛主翟万通在其家后门写对联:“土地改革大家哭,车不动弹就挨饿”,横批“我是地主。”

4.预言中共即将失败的谣言。“八路军过不了五月节”“八路军没有多少日子了,快走啦,不退道也没关系”;“八路军打天下,一贯道坐天下”;“解放军的‘八一’是八字两边分离,八路军东跑西颠,剩下的就是一贯道”;“再有两个月解放军就得滚,再有40 天天就黑暗了”;“国民党打不跑,共产党长不了”;“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穷人富不了,有钱人穷不了,共产党胜不了,国民党败不了”;“你别看共产党安自来水、挖臭水沟,都是给人家预备的”。玉泉山塔上发现标语:“努力成功在眼前,力量就在长江南,共产反动无知子,蒋家成功在世间。”防鼠疫时,有道首说:“八路是卅七年(1948)入的关,卅七年是午子年,走耗子运,现在吱吱抓耗子,八路完了。”东郊坛主李某说师母下降了,是个小脚老太太。师母说:我是真龙天子出北京。八路军扒神庙,怕恶人,长不了。你们都叫八路拉去当兵,就我们入道的不去。今年是白杨[9]在世,八路军过不了明春,就像坦克车一样翻过去了。又说共产党是一群怪物,现在是天正造生死簿,黑杨交白杨之际,交过去白杨世界,怪物都得收回天上去。国庆节他家门上挂对联,把“国庆”的“国”字写成一个口里加一个“共”字,意思是共产党要受国民党的统治。

1950 年夏,每天日落时鼓楼上空总会出现一团烟状物,忽起忽落。于是“鼓楼冒烟”的谣言迅速传开:“鼓楼冒烟儿,八路要颠儿”;“鼓楼冒烟,石狮掉泪。天安门的石狮子在李闯王时就掉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泪”;“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风水破了,要改朝换代了”。许多市民前去观看,导致交通阻塞、舆论哗然。公安人员爬上鼓楼调查,发现“烟气”是一群极小的飞虫———“摇蚊”。清除掉屋顶上的积水和杂草后鼓楼便不再“冒烟”,《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澄清此事[10]。

5.朝鲜战争爆发后,各种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甚嚣尘上。“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蒋介石要卷土重来”;“十月十五日要血染长江(鸭绿江),东北要大杀三镇,父不能见子,子不能见父,哀嚎遍野”;“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那样的国家,八路要完了,国民党一回来,师母就是真主,点传师就是县长”;“日落日升,美国旗有水有星,星星遍地,随地而生”;“美国人打来了,共产党要完了,国民党要从台湾回来了”;“美国一打世界大战,政权立刻就变,早晚这天下还是国民党、‘一贯道’的”。甚至有谣言声称敌人已经攻至中国大陆:“日本在东北登陆了”、“美国在青岛登陆了”、“美国人到天津了”、“苏联占领东北了”、“张家口丢了”、“蓝靛厂中央军打来了”。1950 年7 月26 日,石景山广宁村一点传师开会对道徒说:“不用看他们闹,你看天变样子了,女的披着头发像鬼,儿童队系着红领巾像吊死鬼,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美国登陆,日本也出兵。”北京市第八区志一坛点传师胡春霖说:“日本到东北了,八路军长不了了”;“最后大劫是日本人二次围城,离城三十里都逃不了这场大劫”。

二、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机制分析

卡普费雷说过:“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1]16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谣言既是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二者不可偏废。在建国初阶级斗争话语掌握舆论主导权的背景下,几乎所有谣言都被定性为阶级敌人有意的破坏活动。《人民日报》明确指出:“谣言是完全非法的,造谣惑众的人便是人民的敌人。”[11]可是仅仅以“阶级敌人破坏”的观念来进行治理,只是抓住了谣言一个方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侯松涛也指出,当“捕、斗、管”较为严厉时,谣言即平息,一旦“有放松麻痹思想”,则谣言又起[12]60。黄珍德认为谣言反映着许多社会问题和群体心理,真实地体现了传谣者和信谣者对于某事物或社会现象的态度,往往是他们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和宣泄[13]99。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谣言,才更有机会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建国初谣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反共”,制造它们的人以新政权的反对者为主,既包括潜伏在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各地土匪武装,也包括前政权的工作人员、地主、富农、商人等“变革中的受冲击者”[14]12。当时,中共政权掌控了大部分公开的大众传播资源,如报刊、广播、书籍等,反共群体只能通过谣言、标语、传单等地下传播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谣言并不具有物质实在性,因而具备了制造和传播成本低廉、受众接受难度低、扩散速度快、难以追踪根源、社会影响大等特点,成为反共群体主要采用的舆论手段。单纯的一贯道制造不出那么多政治色彩浓厚的谣言,但是民国时期的一贯道道首中有相当数量的商绅、旧官僚和退伍军人,他们都属于“变革中的受冲击者”这个群体。中共政权建立后,他们原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个人财产逐步被剥夺,“一贯道道首”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力(包括对教义的解释权和对道徒的影响力)是他们暂时仍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社会资源之一,遂成为表达对中共政权不满及谋求利益的工具。于是,带有一贯道因素的种种反共谣言应运而生。从下面两个例子中可看出“变革中的受冲击者”制造谣言的动机。杨辅清是北京铺陈市的一个“资本家”,建国后政府改造了她的买卖,经租(即由政府将私人房屋统一出租、管理、修缮,将一定比例的房租支付给房主———引者注) 了她的房屋。她遂公然宣布:“共产党是我的敌人,我是共产党的敌人”、“蒋主席是我的主人,我是蒋主席的群众”。1962 年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时,杨辅清对一共产党员说:“蒋介石又登陆大陆了,等蒋委员长打来,看你们共产党员往哪儿跑。”后来她还与一贯道道首刘玉华一起在中秋夜烧香叩头,祷告“老母”保佑,“让共产党败了,国民党回来,我好收回房子,做买卖”[15]。京西八角一贯道坛主、地主、曾任国民党政权保长的刘某,在建国后遭到斗争,于是他威胁群众说:“穷小子别得意,等我翻过身来,一个个把你们的脑袋不切下来。”[16]

宿命论是中国传统“天命”观念的一部分,强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力无法改变。在土改运动中,许多道首利用宿命论来阻止农民分地:“别贪便宜,地是人家的,还得给人家”、“在道的不许喜爱别人的财物,羊肉贴不到狗身上”。农民自己也对宿命论深信不疑,1947 年6 月晋冀鲁豫边区总结一年来的土改运动,指出部分农民没有发动起来的原因就是受“命运”思想(如“外财不富命穷人”、“猪毛按不在羊身上”)的束缚[17]919。与其说这些言论是道首们刻意制造的谣言,不如说它们是传统观念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自然表达。它们将穷人与富人在经济上的差异归结为“命运”而非剥削,在理论上与中共秉持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尖锐对立,在实践中阻碍了土改等各项运动的开展,无怪乎中共要将其定性为“谣言”并予以严肃处理。

传播者是谣言存在蔓延的基本土壤。有学者指出,由于谣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共同要求,寄托共同的希望,宣泄共同的情绪,表达共同的担忧和恐惧,因此,许多传播者不能、不愿也不屑考虑这些信息的真伪,而宁愿坚定不移地确信它可靠[18]176。1949 年末,参与接管广州的杨丰回忆说:“当时群众有四怕:一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二怕国民党反攻大陆;三怕土匪恶霸打击报复;四怕共产党‘共产共妻’。”[19]45这“四怕”在前文列举的谣言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它们是政治性谣言得以广泛传播的心理基础。以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为例。朝鲜战争初期,国内的信息传播渠道并不畅通,尤其在农村偏远落后地区,很多群众对战争的具体进程知之甚少,却又对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原子弹的惊人威力满怀恐惧。那些声称敌人已经进攻至某某地点的谣言,为听众提供了一些具体到细节的信息(尽管都是错误的),消除了他们因缺乏信息而造成的紧张感和迷茫感,因此才会大行其道。

有一点需要指出,近现代北京发生过数次政权变更事件,既有被异族军队占领的惨痛经历,亦有专制君主的去而复返,至于同一政权内部不同派别的大王旗,更是在北京城头不断变幻。政权的频繁更迭印刻在了北京居民的集体记忆之中,在他们看来一个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乃是规律,中共未必能将其打破,因此那些宣称“共产党长不了”的谣言才能流传开来。“天数如此来回转,转来转去君王见,古往今来贼为父,那个能享正统权”[20]68,这则谣言正是这种集体记忆的直接体现。建国初期,中共的各级政权、党组织及群众组织尚未建立健全,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有限,此时出现谣言较多的现象,亦属情理之中。正如侯松涛所言,在革故尚未完成,鼎新有待继续的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局势的全面掌控,民众从感情上、心理上对于新政权的切实认可,确实需要一个转变与巩固的过程[21]69。

三、中共对谣言的处理办法

面对谣言,中共主要采取了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对谣言进行正面回应,并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信息;二是加大镇压力度,严厉制裁造谣、传谣者。由于一贯道群体在谣言制造与传播过程中的活跃,中共将他们列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许多道首因造谣而被逮捕。1950 年10 月19 日,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上说:“对谣言,总起来有三个字:‘讲、驳、追’。‘讲’就是要宣传;‘驳’就是对谣言加以驳斥,有什么谣言就驳什么谣言;‘追’就是追谣言的来源和根子,搞得好可以追出特务。前二者大家都做,公安部门要配合;后者则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任务。”[22]33

1951 年1 月1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宣传员的任务是“在党的组织的领导之下,经常向自己周围的人民群众用简单通俗的形式进行关于国内外时事,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人民群众的任务特别是当时当地的直接任务,以及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其他工作中的模范经验的宣传解释,批驳各种反动谣言及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错误思想。”[23]2据统计,10 月时全国的宣传员人数已超过155 万人[24],年底北京市党与非党的宣传网人数在2.5 万人以上[25]15,约占当时北京人口的1.25%。宣传员、报纸、广播、群众游行等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给群众带来了相对真实、可靠的官方信息,加之朝鲜战场的形势趋于稳定,谣言遂失去了吸引力。

在政治高压下,谣言流行的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北京市公安局称:“自从取缔一贯道工作进行以来,反动标语与谣言已很少发现,治安情况显著好转。”[2]170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建国初虽然各种反共谣言蜂起,但是在三大运动结束后,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外部威胁基本消失,中共的政治权威树立起来,广大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分得土地,享受了实在的物质利益,谣言自然渐渐平息,进入了蛰伏期。此外,随着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谣言中那些荒诞不经的内容也逐渐消失了。

摘要：建国初期,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内容多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且带有反共倾向,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恐慌。一贯道是当时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主要群体。中共将谣言定性为“阶级敌人破坏”,予以严肃处理,进而将一贯道作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之一。但是,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导致谣言产生与传播的复杂机制,从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

共和模式 篇5

关键词：鲁迅,《端午节》,精神之“诚”,伪士,共和危机,官僚

《端午节》是鲁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端午节本是纪念屈原这位“忧国的志士”的节日, 作品以此为题, 突显的却是民国共和政体下的官僚与前者的差异。作为“旧官僚”, 人物信仰“差不多”说, 所谓“古今人不相远”, “性相近”;但在共和政体下, 人物也认识到“官”对社会应负责任、与社会恶势力斗争的勇气等精神之“诚”:“不平”和“愤愤”于“老辈威压青年”, 遗憾于“学生”变成“官僚”, “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大半烟消火灭”, 把它们与“中国将来之可虑”联系在一起, 面对政府等的压迫, 应该“运动”和不“安分守己”, 反抗共和政体下政府的失职, “加入”“团体”, 参与“公共的决议”的形成。但人物“瞒心昧己”, 把“新感慨”化为“新慰安”的“差不多”说使他把自己与“中国将来的命运”分开:他求“稳当”, “决不开一开口”;他批判学生, 并把他们与“中国将来之可虑”联系起来, 但却从来没有把共和政体下自己作为官员的职责与“中国将来之可虑”联系起来, 人物与屈原的差异, 经由叙述者的评论指出:“判作一种挟带私心的不平, 但总不能说是专为自己做官的辩解。只是每到这些时, 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 一不小心, 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每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当叙述突显人物理直气壮地要领取“官俸”时, 在过去之官 (如屈原) 与现在之官 (如人物) 的对比中, 其“名”与“实”之间的矛盾, 为读者思考共和政体下的官僚政治危机提供了机会。

教员索薪, 人物区分了人与人的“卑鄙”和“高尚”, 叙述更突显了人物与索薪教员的差异:“待到凄风冷雨这一天, 教员们因为向政府去索欠薪, 在新华门前烂泥里被国军打得头破血出之后”, 人物“不费一举手之劳的领了钱”。“凄风冷雨”、“在烂泥里”、“打的头破血出”、“不费一举手之劳”等语词, 其价值取向与共和政体下为公共事业奋斗的精神之“诚”相关。官吏索薪遭到新闻记者鄙薄讥笑, 人物把它与政府或阔人给的津贴联系起来。理解这一联系的前提是:“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 而发挥之代表之者, 莫若报馆, 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 “报馆者, 非政府之臣属, 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 政府受国民之委托, 是国民之雇用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故报馆之视政府, 当如父兄之视子弟, 其不解事也, 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 则扑责之”, “此乃国家所以赖有报馆, 而吾侪所以尽国民义务于万一也。”[3]显然, 人物并未见到应为民众口舌的新闻舆论发挥此天职, 但他“毫不为奇, 毫不介意”, 完全没有对它们被“政府”或“阔人”操纵的不满。人物虽不满于失去权势后才“蔼然可亲”的官僚, 但对“在宝座上时”“将别人都当奴才看”的“阎王脸”却没有“义愤”, 共和政体危机与自己的联系更不在人物的意识范围之内。

人物信奉“差不多说”, 作品却明确表明他实践着自己与家人、朋友的差异。与突显人物诵读《尝试集》的内容相联, 他封锁了太太提出的诸多尝试, 就像“安分”于公共事业和家庭诸多“习惯法”和“旧例”一样, 人物不会采取任何的尝试。鲁迅说“北京官场”“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 中国即无希望”。[4]其中蕴含对“抱诚守真”的“摩罗”精神之“诚”的执着, 呼应着共和危机下“新青年”的“政治”诉求。[5]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 (第8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8.

[2]任慧群.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D].南开大学, 2009.

[4]鲁迅全集 (第11卷) [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6.

[3]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J].清议报全编 (卷二十六) .横滨新民社, 1900.

共和县绵羊肝片吸虫感染情况调查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粪类采集与检查

随机采集石乃亥、黑马河、切吉3个乡镇牧户529只绵羊的新鲜粪便, 没份约20g, 编号分别装于干净塑料袋中, 同时对应记录每只绵阳的年龄、性别、营养状况、饲养管理方式、周围的环境和卫生状况等。采样结束后随时将粪样带回实验室置于4℃冰箱备检。检查方法用尼龙筛定量淘洗法, 吸取沉渣镜检, 并对虫卵计数。

1.2 牧草采集与检查

在3个乡镇放牧区的1个高山牧场和2个河滩湿地牧场各选1个区域, 每个区域均按5点取样法, 收集全部牧草, 分5份装入塑料袋中。将收集的牧草混匀后, 称取50g, 在光线充足处先先用肉眼逐叶观察, 若在草上有可疑白色小点, 再置于显微镜下检查。

1.3 中间宿主采集与检查

在河滩湿地采集中间宿主螺类, 装入瓶中。将收集的螺的外壳进行观察、测量, 然后用镊子敲去螺的外壳于载破片上, 用另一张载玻片覆盖压薄、固定, 并用姬姆萨染色法染色镜检。

2 结果

(1) 粪便中的虫卵在显微镜下呈现金黄色, 大小为115~135μm×65~75μm, 虫卵的一端较尖, 有一卵盖, 卵类被一胚细胞和大量的卵黄细胞充满。 (2) 本次调查的529只绵羊粪便镜检阳性数为260例, 感染率为49.15%, 感染强度为175见表1。湿地草场放牧的羊只感染率为58.24%, 高山牧场放牧羊只感染率为38.52%, 见表2。 (3) 镜检有白色小点的牧草, 发现有囊蚴, 呈圆形, 平均大小为0.27mm.收集的螺经测量, 螺旋高平均为2.863mm, 壳口平均长5.213mm, 平均宽3.397mm, 螺旋数平均为5, 与文献对比, 属小土锅。螺经染色后镜检发现有胞蚴和雷蚴, 胞蚴为椭圆形, 体内有胚细胞, 雷蚴平均长为1.48mm。

3 小结

共和国生日快乐 篇7

虽然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在根据地创办了许多企业，但那时还没有建国，所以当时这些企业还不能叫国企，只有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刻开始，这些企业才正式获得了“国企”这一光荣的称号。

64岁，对一个自然人来说，已开始步入垂暮之年了，但对与共和国同龄的国企来说，却正是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大展宏图的年龄。在金色的十月里，我们欣喜的发现，我们的国有企业，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

曾几何时，由于复杂的内外因素，国企曾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九十年代，全国竟有三分之二的国企处于亏损状态，机制僵化、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负面词汇，都被财经类媒体自然而然地和国企联系在一起。1994年，我国最大的500家国企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

在国企凤凰涅槃的过程中，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必须被我们铭记：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4月6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京成立——国企的浴火重生也就从这时开始了。

在短短的10年间，国企资产总额飙升到85.3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9.17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4.3倍和3.5倍。其中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年均增长17.6%；净利润从3202.3亿元增长到1.94万亿元，年均增长25.2%；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45万亿元，年均增长19.4%。

有人指责说，国企赢利全是靠垄断。这是无视基本事实的说法。因为除了石油、电信等有限几家国企处于垄断地位外，绝大多数国企都处于竞争领域。这些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主要凭借的就是自己的创新能力。截至201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1.4万项，其中中央企业13.7万项。而载人航天、绕月探测、深海钻井平台、深潜探测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更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典范。

除了耀眼的技术和利润成绩单，国企还处处表现了对国家对人民厚重的责任感。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0.8%，但上缴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国企还积极参与定点扶贫、援疆援藏和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在抗震救灾一线，在航天航空一线，在自主创新一线，在高风险、低回报一线，我们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

中国的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有了国有企业，才使中国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掌握着经济主权，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才有了抓手，处理急事难事时才有了依托，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斗争时，才有了如臂使指的“如意金箍棒”。国企无愧“共和国长子”的光荣称号，今天让我们一起对祖国、对国企道一声：“生日快乐！”

共和模式 篇8

细粒棘球绦虫(Echinococcus granulosus)是寄生于犬、狐狸、狼等动物小肠中的寄生虫,其幼虫—棘球蚴可寄生于人或多种动物置囊性棘球蚴病,囊性棘球蚴病也称包虫病,该病不易治疗,俗称“虫癌”,是一种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阻碍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人畜共患寄生虫病。2005年中国卫生部将包虫病列为我国需要重点防治的寄生虫病之一。根据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往对该病的调查资料显示,1991年全省调查犬细粒棘球绦虫感染率为36.7%;2000年调查犬306条,细粒棘球绦虫感染率为35.92%;2010年在玉树地区剖检流浪犬34条,细粒棘球绦虫感染率为70.5%;对刚察县、海晏县、贵南县、同德县的104份犬粪做粪ELISA抗原检测,阳性率为24.04%。调查结果表明青海省事犬细粒棘球绦虫病高发区之一。共和县位于青海省共和盆地,海拔高度在2700~3800m之间,是海南州农牧业大县,有农牧业结合区、牧业区。为了更好地掌握近年来该县犬细粒棘球绦虫病的情况,为了人及其他家畜包虫病防治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于2015年12月份在共和县牧业区、农牧业结合区进行了家牧犬细粒棘球绦虫综合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驱虫药物氢溴酸氢溴酸槟榔碱片剂,剂量:1g/片,由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1.1.2 防护用品

口罩、帽子、连体防护服、胶鞋、乳胶手套、线手套、喷灯、汽油、酒精、塑料袋、铁锹、石灰。

1.1.3 固定犬用品

钢制铁钎、栓犬铁链、铁质犬保定钳。

1.1.4投药及检虫用品登记表、生理盐水、30cm×20cm搪瓷盘、1L搪瓷杯、水桶、自制木片、挑虫针、平皿、放大镜、硫酸阿托品注射液(用于投喂驱虫药过量,引起中毒后解毒)。

1.2 调查范围

农牧业结合区的龙羊峡镇和牧业区的黑马河乡进行调查。

1.3 调查方法

1.3.1 走访调查

在上述调查范围内分别走访农牧户各72户,对其进行细粒棘球绦虫病和包虫病的认知常识、家畜患病情况及家牧犬饲养管理等方面的调查。

1.3.2 感染情况检测方法

在调查的两个地区各随机选取13条家牧犬,共26条,采用氢溴酸槟榔碱泻下法进行驱虫,收集其泻下的粪便用沉降法检查,记录感染率和感染强度。具体驱虫方法如下:保定好实验犬,由犬主人按照1岁以下2片,1~2岁3片,2岁以上4片的剂量投喂驱虫药。将驱虫药放到家牧犬舌根部,紧握其口鼻,使其憋气吞咽,将药完全咽下。给药1h内排便,收集粪样,至于磁盘中加生理盐水澄清后,仔细挑拣成虫并计数。

2 结果

2.1 走访调查结果

在调查的72户农牧民中,无人知道细粒棘球绦虫病;有12户对包虫病有一定的认知常识,农牧业结合区认知率比牧业区高;在家牧犬饲养管理方面,牧业区其中36户中,有49条家牧犬,都散养。农牧业结合区调查的36户中,有45条家牧犬,其中22户的31条栓养,14户的13条散养,并且饲养的这些家牧犬都有在牧业区生长的经历。所有调查户都没有给饲养犬驱虫的历史,都有生喂动物内脏和病死动物尸体的习惯,对犬排泄出的粪便从不收集进行无公害化处理。没有接触犬后洗手的习惯。

2.2 检测结果

共检测36条,阳性数19条,感染率为52.7%,感染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热水乡地区、夏日哈镇地区、察苏镇地区。3个地区检测结果见表1。

3 讨论与建议

共和模式 篇9

从中国电网的“软肋”说起

目前我国电力企业从电力传输网到电力计算机网络的时间同步系统, 主要是以美国的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作为主时钟源, 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 是中国电网的“软肋”。一旦发生战争等紧急事态, 美国关闭或调整GPS信号, 将导致我国电网系统崩溃。

今天, 世界上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共有4大卫星导航系统, 分别为美国的GPS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欧盟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和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了美国GPS系统已经建成外, 其他几个系统仍然处于建设阶段。因此,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为了统一电网内部时钟, 我国电力系统不得不把美国的GPS作为主要授时手段。

GPS是美国军方控制的军民共用系统, 对全世界开放。我国当前使用的GPS属于免费接收的美国信号。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孙家栋介绍, 长期以来, 美国对本国军方提供的是精确定位信号, 对其他用户提供的则是加了干扰的低精度信号———也就是说, 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的准确位置, 只有美国人掌握, 其他国家只知道个“大概”。

“美国的GPS永远是个隐患, 由于GPS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 一旦发生战争或国家间的摩擦, 美国无需出兵, 只要关闭卫星信号或加大GPS误码率, 即可对其他国造成重大影响, 虽然现在是和平时期, 但是不能因此便掉以轻心, 必须有所作为。”吕建光董事长说。

除了从安全角度考虑, 从技术层面的优劣对比, 美国GPS也或多或少引起业内人士的担忧。一些专家认为, GPS授时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网时间同步。

电力工业的安全生产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 是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据了解, 目前在我国因授时问题而导致的电网事故时有发生, 电网二次系统的保护、监控和调节功能也因时间不同步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影响了电网的安全运行。2005年蒙西电网低频振荡事故、2006年南电网保护误动事故, 均由于各地上报的数据时标不一致和故障录波信息错位, 给事故分析造成困难。

北斗卫星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区域性卫星导航定位和通信系统, 具有首次定位快、无通讯盲区、保密性强的特点。特别是在授时方面精度非常高, 单向授时精度100纳秒, 双向授时达到20纳秒 (而GPS授时精度长达1微秒即1000纳秒) 。专家建议, 应在电力系统全面推行基于我国北斗卫星系统的、成熟可靠的授时技术, 维护电力安全和国家安全。

问天下豪杰, 谁能担此重任?

时势呼唤英雄。

应时而起的电网卫士

针对电力授时中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 北京国智恒电力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应时而起。

国智恒公司成立于2005年, 注册资金7972万元, 是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 系北斗卫星民用服务分理、运营商, 也是北斗卫星系统在电力、电信行业的唯一运营商。公司主要从事北斗导航应用技术开发、设备的生产, 主营业务有国家电力监管实时信息系统建设及其专用设备的生产、销售;北斗电力全网时间同步管理系统及其终端设备的生产、销售;北斗卫星在智能电网时间同步应用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北斗卫星一代、二代通用芯片的研发、生产、销售等。

2008年, 国智恒经过艰苦攻关, 成功研发出“北斗电力全网时间同步管理系统”, 结束了我国电力运行安全命系他国的历史, 解决了目前电力系统时间同步应用中的三个难题:可靠的时钟源, 全网时间同步管理, 远程实时监测与维护。

“北斗电力全网时间同步管理系统”不仅能全时段、全区域地控制电力全网内所有时钟的信息,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网同步;还可以自动监视系统中各单位时钟状态, 并运行主动干预和控制, 实现了对系统设备的远程维护。从而大大降低电力生产和电网运行过程中的潜在危险和事故危害及维护成本, 提高了电力授时的科学化和智能化程度。“北斗系统”全部采用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电力全网时间同步管理和远程监控, 解决了因GPS固有缺陷给电力调度、生产带来的重大事故隐患, 保卫了国家电网的安全。

同年12月19日, “北斗系统”通过了专家委员会的评审, 在华东电网挂网运行。由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解放军卫星导航定位总站、国家电网、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家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该研究成果整体水平国内领先, 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国智恒研发中心经理张成平介绍, 随着我国电力系统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单个变电站以及全网的运行都需要在总体的时间上达到同步一致。“比如某个点跳闸, 即使时间上相差几微秒, 但是在空间上的物理距离可能相差很远。电力系统的同步基本要做到频率同步、相位同步、功角同步。”张成平说, 时间同步一个显著的优点在于, 当电网某处发生事故时, 要排查原因到底出在哪儿, 如果时间不同步, 很难在第一时间准确定位故障的方位。

“北斗系统”研发成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2009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对此项目做了重要批示。国家电监会迅速做出反应, 确立了“北斗高精度授时为主”的国家电力授时体系, 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也都做出积极响应。

2008年, 华东电网公司所辖的富春江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南京东善桥变电站、上海南汇变电站等四个变电站安装的北斗授时监控装置, 挂网运行一年多时间, 运行稳定、安全可靠, 各项技术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目前, 该系统在我国华东电网、东北电网、华中电网、南方电网等网省公司均有了良好的应用。

国智恒, 共和国感谢你!

未来向强者微笑

忆往昔, 国智恒从困难中一路前行, 身后坚实的足迹证明:她是当代强者。

资金短缺是创业的最大难关之一。2007年, 在研发的过程中, 公司的资金发生严重短缺, 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了。生存还是毁灭?金钱考验着他们的胆魄。

吕建光董事长和公司执行总裁杜光耀敢于担当, 他们不顾家人的反对, 在毅然把自家全部积蓄拿出来的同时, 吕总还以个人名义风险举债600万元, 力助企业渡过难关。他们深知, 如果不坚持, 前期投入就会半途而废, 技术也会停滞, 国家将持续存在安全上的隐患。企业要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 让企业稳定发展是自己的职责。

舍己为业, 正是强者风范。

2008年, 国智恒公司首次在国家电网硬件采购项目中中标, 而困难也如影随形, 伴随而来。因为该类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存在流动资金使用量大、时间短的特征, 但国智恒以技术为主, 固定资产少, 所以很难在银行获得资金。很快公司的流动资金就频频告急。怎么办?

有识之士相信国智恒会创造奇迹。海淀科技担保中心在国智恒三顾茅庐的诚意下, 慧眼识强, 仔细了解了国智恒的项目, 知道它乃是关系国家电网安危的项目, 慨然承担了公司的担保业务。国智恒从建设银行贷到了1000万元, 然后又采用委托贷款的方式解决了500万元的流动资金缺口, 为企业实现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惺惺惜惺惺。强者在前进路上总能找到朋友。今天的强者, 不是个人而是具有核心凝聚力的团队。

创业初期, 华东电网曾发起了一个科技立项, 需要在2个月内拿到成品。这对国智恒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为这个从无到有的新项目, 技术人员调动了最大的智慧和体力, 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钟, 设备终于如期成功研制出来。为及时将设备送到上海客户手中, 杜光耀执行总裁身先士卒, 带着三位员工把200斤重的设备冒雨抬进火车站。设备上了火车后, 他们又赶回到公司继续工作, 连饭都没有吃, 一直工作到深夜。正是团队齐心协力的精神, 增强了国智恒的战斗力, 国智恒终于成功研发出“北斗电力全时间同步系统”, 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共和国的电网卫士。

望未来, 国智恒前途似锦。有业内人士对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及产品曾进行过市场推算, 发现市场在对她微笑:

在国家电力监管实时信息系统建设及专用设备方面, 她的市场空间有几十亿元;在“北斗电力全时间同步系统”及其终端设备的市场空间方面, 根据我国现有调度中心、变电站、发电厂的统计数据, 北斗电力授时系统的市场空间近300亿元。

帕劳母系共和国 篇10

这里就如传说中的伊甸园，有最纯净的空气、最不可思议的美景，生活尽可能地简单，欲望尽可能地少，不闻世事不理天下，只管心平气和地男欢女爱.

之所以去帕劳，完全是因为特价机票。四个女生说走就走，拎着塞满漂亮衣裙和Bikini的行李箱，揣着护照和机票，就这么登上了飞往帕劳的飞机。

据说帕劳的旅游公司基本都是台湾人开的。皮肤黑亮的帅哥阿Ben送我们去酒店，一路上如数家珍：我们台湾人叫这里为“帛琉”，20年前就有很多台湾人来做旅游做贸易;来这边玩的话就不要想网络了，中国大陆手机是没有信号的，你们的酒店应该是没有WiFi的;整个帕劳人口只有两万多人哦，其中90%生活在本岛，就是你们酒店所在的科罗尔……

第二天，Leo接上我们和其他几个客人，各种讲解和培训之后，带我们去了第一个浮潜点——日本沉船处。

二战时，帕劳是战备运输通道。1944年3月30日，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的供油舰“石廊”号被美军击沉，此后就一直留在科罗尔岛西南8海里处的这片碧绿水域，如今已是绿锈斑斑。

据说沉船在水深40米处，但当我跃入水中，透过面罩从海面上往下看的时候，庞大的沉船却似乎伸手可及，那些锈迹之上的附着物，亦是清晰得纤毫毕现。彩色的游鱼在船体间自在地摇尾游弋，让我们一路追随。撒一点面包屑，成群的黄尾乌东鱼将你紧紧包围，身体上那些迷乱迷醉的艳丽条纹近在咫尺，伸手可触。

下午的七彩珊瑚，比早上的玫瑰珊瑚还要迷人。珊瑚虫柔软的肢体在澄澈的蓝色里铺展着，在阳光映射下，变幻着紫、灰、红、绿、黄、白……同样色彩缤纷的鱼，在珊瑚间四处游走。阳光透过海水照射在上面，透亮迷离，犹如梦幻。整个世界，就只剩下眼前的美和自己的呼吸。

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鲨鱼海。与鲨鱼同游，想想就是一件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的事情。其实这种名叫黑鳍礁鲨的鲨鱼很小，只有1.5到3.5米长，我们浮在水面上看，就觉得它们更小了。还有一种鱼，专门在鲨鱼嘴前导航，求得一种保护，鲨鱼需要它们则是因为视力太差。

浮潜的最后一天，我们去看了巨型砗磲贝。据说这是帕劳的国宝。它们在海底静静地卧着，仿佛千万年来就是这般模样。砗磲贝藏在珊瑚石里，游近时，会慢慢将艳丽的贝唇收起来。很早以前在海南见过不少砗磲贝，我甚至还买了几只回来做烟灰缸，可是帕劳的砗磲贝竟然可以大如车轮。生长在不同海域的砗磲，贝唇呈现着完全不同的艳丽色彩。

帕劳最著名的是黄金水母湖，里面生长着全球唯一无毒的水母。要走过一段山路，才能抵达这个淡水湖。从湖岸边慢慢游至深绿的湖心，粉橘色的水母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半透明的伞状的身体在水里跳跃着，飘摇着。我将一枚水母握在手里，细细地研究它的身体构造。9只触角经由接近透明的带状物与伞状的身体相连，看起来是那样的脆弱，却又美得格外诡异动人。

结束了所有浮潜项目后，Leo又带我们去了北岛。

北岛只有全国10%的人口，面积却占了大半，一路几乎不见人和车。帕劳的总统府也建在北岛，据说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来此居住，成效却极小。

二战结束后，帕劳被美国托管过50年，1994年独立。这里的法律体系、政府机构设置都和美国一样。曾经的16个部落成了现在的16个州，其中10个在北岛。

帕劳没有红绿灯，汽车限速40公里。环岛公路上，开车走上一阵就能看到一个州的路标——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一个村庄的标识。Leo说，最小的一个州只有24个人，爷爷是州长爸爸是议员，一半的人是政府工作人员，一周会有一班船去本岛采购生活用品。

一路上，我们看到的农作物只有芋头。据说殖民时期种过大量的椰子树，后来独立了，人们不愿意再种，认为那是奴隶的工作。现在这里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需要进口。

帕劳仍然维系着母系氏族的一些传统，世袭的女王陛下是国家的象征，没有军队，只有两所中学、一所社区大学。这里几乎从未经历过自然灾害，资源丰茂，海域里有着1500多种鱼类、700多种珊瑚和海葵，每平方公里平均只生活着45个人。在帕劳，一切都是从容的，缓慢的，简单的。这里就如传说中的伊甸园，有最纯净的空气、最不可思议的美景，生活尽可能地简单，欲望尽可能地少，不闻世事不理天下，只管心平气和地男欢女爱。

帕劳自然博物馆边，有一间著名的“男人会馆”。早年，这里曾经是帕劳16个部落酋长议事的地方，因为层高不够，所以酋长们只能盘腿坐着。据说，这样的话再怎么动气也不至于立刻就大打出手。它的另一个功能，是原住民男人在早年母系社会的“重压”之下吐槽解压的秘密基地。

想起之前看到“男人会馆”这几个字时的联想，我们不禁笑起来，觉得这个尖顶的、绘着帕劳图腾的木头建筑，实在是帕劳最温情的所在。

小贴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