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传播博物馆

设立传播博物馆 篇1

默示许可制度并非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专有名词, 而是来源于民法上的财产所有权理论和意思自治原则, 即:所有者出卖一件产品, 即把产品的财产权利让渡给了买受人, 除非买卖双方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让所有权人保留某些权力。其目的在于保护买受人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合理信赖利益。随后, 默示许可发展到知识产权领域, 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普通法。[1]而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言, 默示许可是指在一定情形下, 权利人虽未明示许可在网络空间传播其作品, 但是从权利人的行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推定其对该使用不表示反对, 从而认定已经由许可而利用其作品的许可样态。[2]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都有对默示许可的相关规定,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六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民事权利的要求, 对方未用语言或者文字明确表示意见, 但其行为表明已接受的, 可以认定为默示。”但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没有将默示许可使用作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般使用规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 牵扯到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的案件越来越多, 首当其冲的纠纷就是权利人没有声明“不得转载、摘载”而致其作品被使用的情况。纠纷还大量存在于数字图书馆这一领域。仅2006年的谷歌数字图书馆案就可窥见一斑。[3]

二、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设立的思考

笔者认为, 虽然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学界对于是否存在著作权的默示许可制度还存在争议, 但是, 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默示许可制度却有着其现实的必要性。

(一) 经济学角度:实现帕累托最优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知识产品作为一种公共产品, 具有很高的外部性。这一点在网络作品上体现的更为明显。网络作品呈现的出与纸质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传播范围更广, 更难以控制, 因此权利人要控制自己的作品以及获得收益的成本就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何控制成本, 实现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两方效益的最大化就成为设立权利以及权利限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经济学上存在着一个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即当利益人得到利益最大化而又未损及他人的利益时, 这种状态称之为帕累托最优。为了获得这种最优状态, 就必须合理界定产权。在海量的互联网信息条件下, 一对一交易的成本实际上是很高的, 很难达到效益最大化, 那么根据科斯定理, 在界定产权时就必须考虑到各方因素。反观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 通过该制度, 权利人默示许可一部分主体传播其作品, 更多的社会公众就会有机会接近的权利人的智力成果, 分享和使用其知识产品, 解决了互联网上海量资源的许可使用问题, 从而实现知识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最大化利用。而从权利人的角度来看, 权利人可以通过合理的默示许可制度获得收益, 而不用再支付高额的维护和谈判费用。并且权利人自己作为其他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更好的利用其他的信息资源, 从而创作出更多作品。

(二) 法理学角度: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

著作权权利限制设计的初衷就在于解决公众使用作品的问题, 从而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说, 任何作品都是在前人的智慧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 同时又是促进全社会文化发展和提高所必需的。作者不可能也不应当对其作品享有绝对的控制权, [4]尤其是在互联网如此便捷的今天, 公众依靠互联网本来可以更加便捷的获得资源, 但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过多权能的增加却实际上不加限制地允许版权人自由行使其权利, 从而影响了公众的;另一方面, 从国际上看, 不论是《伯尔尼公约》还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在扩张版权的同时, 对版权的权利限制的类型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默示许可制度就是基于当前网络传播的新情况满足公共利益的又一要求。必须确立了默示许可制度的法律地位, 才能使作者的绝对控制权不至于成为人们获取知识的巨大阻碍, 而影响公众利益。

(三) 现实角度:解决现实存在的网络作品许可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二:其一, 是互联网上海量的信息资源, 如果一一通过许可的方式进行传播,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 实际上对于权利人利益的保护更为不利;其二, 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受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很大冲击, 尤其是商业性数字图书馆, 他们必须步步为营, 一不小心就可能侵犯到作者的权利而构成侵权,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这些数字图书馆必须把多花的费用转嫁到消费者也就是社会公众身上, 才能保证图书馆的运行。因此,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默示许可, 尤其是默示许可配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方式, 降低成本从而彻底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权利扩张的结果, 那么当权利扩张, 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以后, 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限制, 不会影响到著作权中的其他权利的利用。例如默示许可必须建立在尊重著作权以及合理使用的前提之上。[4]

摘要：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大众接近信息、获得知识变得更加简单和方便, 因而必须加强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人利益的保障, 与此同时, 如何兼顾公众利益, 防止公众被阻却在知识分享大门之外, 就成为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拟通过探究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含义以及现实利用情况, 分析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框架下建立默示许可制度以限制权利人权利的过分扩张的正当性, 从而更有利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完善。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默示许可,权利限制,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1]储敏.平行进口的法律性质分析[J].现代法学, 2001年12月, 第23卷第6期.

[2]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年.

[3]吕炳斌.反思著作权法-从Google数字图书馆说起[J].图书馆杂志, 2007年第5期.

关于设立传播博物馆的思考 篇2

关键词：传播；博物馆；股份制；公益性；经营性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73-03

一、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时夹杂着一部人类传播发展史。在传播和其它活动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建立起各种关系，并组形成复杂的人类社会。在原始社会，由于共同劳动的需要，“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1]人类迈出了区别于动物传播的重要一步——产生了语言。由于事务记录和管理需要，岩画、结绳记事和原始象形文字等传播载体逐渐形成。经过漫长的实践、认识、传播过程，人类自身得以不断进化，社会也不断进步发展。据古书《古今注》记载，上古时期尧曾经“设诽谤之木”，“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既作路标，百姓又可以在上面表达对政府的意见[2]。又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尚书?夏书》记载，夏朝时我国就有类似现代新闻采集发布的制度：“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3]”殷商以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简牍、锦帛、纸张、印刷术等早期传播载体，以及邮驿、书院等机构不断发展完善。近现代以来，现代报纸、电报、摄影、电话、广播、电影、电视、人造卫星、互联网等传播手段以及相应的传播机构使得人类传播范围极大拓展。

人类传播活动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普通人可以掌握到的信息是在口耳相传或者手抄传播以及印刷传播时代的专家也难以企及的，在世界各地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传播活动，信息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物质和能量。这些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们既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又是社会发展需求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体现。然而事物总有其两面性。传播在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困惑和不安。

从宏观的角度看，拥有较强传播能力的文化，不断挤压传播能力较弱文化的生存空间。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这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一样，对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构成了某种隐患。在大众传播层面，娱乐化的泛滥发展，使得人们追求享乐的同时失去了许多思辨的时间和空间。

在组织和群体传播层面，现代化的传播技术使得政府、企事业单位、组织、团体的信息传播处理规范而高效，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然而许多单位或团队却忽视了团队文化建設和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由于知识结构和团队文化等因素，导致集体应变和创新能力下降。在人际传播层面，手机、计算机、QQ、微博等软硬件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外界发生的变化，并做出及时回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益丰富而快捷，但是人与人内心的关系却并不如以前密切。人们在各种信息的海量冲击中，丧失了许多自我传播的时空。由于直接体验的机会减少，接受间接经验的机会增加，而且信息传播出现了与人类实践内容的对应关系不均衡加剧的现象，这就导致了一些人对世界的认识多少有些片面而肤浅。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在1970年代指出的状况：“在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名气和他接近生产线的程度成反比”[4]，有增无减。甚至出现了本来是为人们服务的技术（包括但不只是传播技术），左右了人们的思考和行为的现象。形成了所谓的“技术垄断”。

二、设立传播博物馆的意义

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在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五种主要的传播形态：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人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常需要稍作停留，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诸如此类的问题。博物馆就是这样的一所驿站。

1.博物馆是重要的知识源泉。当今社会，各种传播形式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日益密切。传播活动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众多的知识门类，同时传播活动自身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知识。虽然人类的传播活动历史悠久，但是专门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传播学却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传入我国也不过30余年，是一门仍在发展成熟的学科。普及、应用、研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传播知识和传播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传播事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意义深远。建设一所收集并展示与人类传播发展史相关的实物及资料的博物馆，回顾、再现、梳理、总结人类传播发展史，对方便专业人员从事相关科研教学活动，提高国民媒体素养、信息素养、艺术素养、审美素养，同时普及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都有重要作用。

2.博物馆是重要的文化制高点。博物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机构，兼具收藏、研究、教育三种基本功能。[5]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集中体现在文化传播能力和感召能力上。发达国家的往往用3个M（Museum、Market、Media）影响文化[6]，其实践证明，博物馆（Museum）是除了市场（Market）和媒体（Media）之外，对文化发展影响力更重要。

3.博物馆是话语权的重要体现。从传播的视角看，博物馆的藏品陈列是一种无声却最有力的传播，任何构思精巧的文章或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其可信度与说服力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4.博物馆是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毛泽东同志1958年9月17日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指出：“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是一件很要紧的事”[5]。可以预见，通过对世界上独有的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传播史的展示，对于增加中华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5.博物馆是文化和区域建设发展的重要动力。博物馆的公益性是发展主流，但它同时也可以带动周边文化产业以及其它相关行业的发展。博物馆是集中体现区域文明发展历史及现状的载体。许多国际上有影响的城市都把博物馆建设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有关人类传播的专业博物馆有：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位于北京市的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国外较著名的是美国有一所规模较大的新闻博物馆（Newseum）、英国的国家传媒博物馆（National Media Museum），另外德国有一所报纸博物馆等。我国缺少一所比较系统的介绍人类传播发展史以及现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显然不利于人们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传播——这一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的人类活动，同时与我国悠久的历史以及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现状也是不相称的。

三、在陕西西安设立传播博物馆的优势

1.远古以来。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陶器上就有绘画和原始的文字。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汉字究竟源始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从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7]。除了陶器刻画，半坡遗址还出土了只有一个吹孔的“陶哨”，可谓吹奏乐器的鼻祖。此外，临潼姜寨等地也有史前人类传播遗存。

相比原始文字而言，后续的汉字一般被认为是黄帝时期由史官仓颉（白水人）创造，西安南郊有造字台遗址。甲骨文在殷墟被发现，但在陕西也有出土，且不乏特色。单在周公庙遗址发现可辨识西周甲骨文已近2600字，超过全国其他地区发现总和1100字的2倍多[8]。陕西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金文）占到全国金文的一多半以上。关于烽燧，骊山烽火台因“烽火戏诸侯”名扬天下。简牍的历史源远流长。最著名的记载就是秦始皇每天批阅竹简达一百二十斤重。秦始皇焚书坑儒则是极具惨烈的舆论控制活动。

造纸术方面：“灞桥纸”、“扶风纸”，均为西汉时期之物，证明早在蔡伦之前，我国已发明了造纸术。古法造纸在长安至今有传承。书法中的大篆、小篆、隶书、真、草、行书形成都与陕西有密切的渊源。在绘画方面，从史前人类刻画到汉代的毛延寿、唐代的阎立本等直到当代的长安画派举世瞩目。在印刷术方面，目前存世的、考证年代最古老的木版印刷品是1974西安唐墓出土的《陀罗尼经咒》。周秦汉唐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教育等各类信息传播，浩如烟海，除上述之外，音乐、舞蹈、诗词、戏曲各具特色。以口耳相传的歌谣、传说散布各地。

2.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书籍、报刊以及西方传来的电话、电报、摄影、电影、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得到空前发展。被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曾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后来主持《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盛誉。中共中央机关从1935年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直到1948离开延安。这13年间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等红色传播事业在延安发展壮大。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创刊的《边区群众报》即《陕西日报》前身，当年承担了党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宣传任务。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开播，发出了人民广播事业的第一声。其后成立的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是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使文艺传播面貌一新，涌现出一大批持久影响当代中国的作品。1960年7月1日，西安实验电视台（陕西电视台的前身）开播，是我国较早开播的省级电视台。电影放映1910年进入陕西陇县。1938年春，延安建立抗敌电影社。同年8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成立，拍摄新闻、记录电影和大型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西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58年8月，现在的西部电影集团是我国四大电影集团之一。广播影视技术经历了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由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从无声到有声、由平面到立体，有线和无线传输交替更迭，从胶片到磁带一直到非线性存储处理等多个阶段。采集、存储、制作、播出、传输、放映、接收設备不断更新换代。广播影视节目内容日益丰富，形式不断变化，观念不断更新。这些都留存下来大量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存。陕西广播影视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缩影。此外，文化、艺术、科技、教育、新闻出版、邮政、电信、军事、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等各行各业都伴随着丰富多样的人类传播的物质或者非物质文化形态。收集整理这些曾经在各个行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已经闲置不用的有关传播的物质或者非物质文化形态，既是资源挖潜，也是变废为宝。

3.政策法规层面。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博物馆管理办法》等有关政策法规，对各类专业博物馆积极支持。陕西省和西安市先后出台《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纲要》和《关于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的实施意见》，这些都为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4.创新意义及紧迫性。陕西作为西部省份，如果有关行业分别设立博物馆，由于人财物力和发展历史等原因，有的行业不一定能独立完成，即便设立，其影响力也不如发达地区同类博物馆。如果有关部门和行业可以通力合作建设一座系统展示人类传播发展史的博物馆，既节约了人财物力，又是一种创新。虽然与史前和古代有关人类传播遗存相比，近现代的传播遗存相对比较容易收集。然而由于人类科技进步呈加速态势，近现代传播形式多样、变化迅速，有的单位由于保管空间有限等原因已经将一些有文物价值的闲置物品作为废品变卖，由此可见这件事情的紧迫性。

四、传播博物馆的具体设置办法初步设想

这里所设想的传播博物馆是指收藏、陈列有关人类传播活动发展历程的实物和资料，以供公众参观学习和专业人员研究有关人类传播活动的机构和场所。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的传播活动贯穿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甚至衣食住行等看似与有意识的专门传播活动无关的人类活动都包含着有关人的职业、社会地位、内心活动等丰富的信息内容，显然一所博物馆不能包罗万象，传播博物馆重点收藏展示的应该是有关人类专门用于信息传播的物品。对于其它在某一时期虽不具有专门传播功能但具备重要传播意义的物品，可以部分重点陈列介绍。

1.设立传播博物馆的宗旨。按照人类传播活动发展史实，以藏品陈列为载体，力求完整系统的展示人类传播活动发展历程以及传播与个人和社会发展之关系，在普及知识的同时促进学术发展。

2.藏品来源及分类方式。关于人类传播的分类研究，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多维度分析，形成许多理论和模式。例如传播的五大要素分别是传播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从而形成了传播学研究五个基本内容。按照人类传播先后出现的五种形态，分为口语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按传播方式可以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以及跨文化传播等类。按照传播内容又可以分为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艺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教育传播等。还有根据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接收者需要借助工具与否，将传播媒介分为双方都不需借助工具的第一类传媒和只有传播者需要借助工具第二类传媒以及双方都要借助工具的第三类传媒。还有将传播方式分为言语传播和非言语传播类等。这些传播研究研究分类方法可以为博物馆藏品分类方法所借鉴。首先藏品可以按时代分类。按社会形态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五个社会时代类。按人类传播类型出现顺序，可以分为口语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五个历史阶段。按传播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传播者有关类，传播内容类（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艺健康等）和传播媒介类等。按传播方式可以将藏品分为自我传播类、人际传播类、组织传播类、群体传播类、大众传播等类。其中大众传播形式最丰富，可作为重点。藏品还可以按行业分类。人类传播发展至今，涉及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但具有代表性的傳播载体以及传播形态主要分布在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版、通信、邮政、科研教育六大行业。博物馆展品来源可以先从这六大行业着手。此外工农业生产、外事、宗教、军事等行业可以有重点的涉及。为了使博物馆的收藏具有代表性且比较全面，有些物品可以从省外或者国外征集，也可以向民间个人征集（包括民间收藏者的藏品以及各界名家的书稿、作品、重要用品等）。藏品收集可以先易后难，可以先有大框架再逐步完善。不把文物珍贵性作为唯一目的，主题是展示人类传播发展史。比如无线电发展史上马可尼和波波夫的实验，用复制品或仿制品展示。在展示有关物质文化形态的同时，还可以将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一并展示。如笔墨纸砚与中国书画技法，影视制作传播设备与影视作品及理论等。通过文字、图片、讲解、视频等方式，一些重要的传播事件和隐藏其中的原理、理论介绍也可以结合进行，让参观者了解到与展品相关的事件及其影响，使参观者在参观过程中学习到相关知识。同时还可以通过实践操作等互动形式（可以部分有偿）以期达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展示效果最大化。由于传播活动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到众多的知识门类，同时传播活动自身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知识。一所博物馆的一种展示方式肯定不能完全囊括，必须定期或不定期的推出新的展示模式和展示内容。具体展示的分类方法可以参考上述方法相互结合、穿插安排，可以借鉴其它博物馆的经验。力求寓教于乐,雅俗共赏,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

3.关于馆名。可以命名为“中国传播博物馆”或“传播博物馆”，之所以冠以“中国”之名，是因为目前国内没有比较集中全面地展示有关人类传播活动相关实物和资料的专业博物馆。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也是由于同样类似的理由才得以冠以“中国”之名。冠以“传播”之名，相比美国的新闻博物馆（Newseum）和英国的国家传媒博物馆（National Media Museum），涵盖范围更广泛，更具普遍性。

4.关于博物馆经营管理。考虑到博物馆设立需要不同主体共同投入，如有必要，在经营部分可实行股份制管理，按投入比例持股。可以考虑实行公益部分和经营部分分开管理，但在经营性和公益性上互补的经营管理模式。博物馆的公益性属性，已经形成共识，但免费和公益性是两个不同概念。如果博物馆的基本运行可以取得有关方面的足够支持，可以完全公开免费开放，只需出于安全需要限制参观人数。现在公立博物馆免票已经是大势所趋，因此也可以通过其它外围经营方式创收。在展示传播发展史同时，经常的利用博物馆这个载体开展学术交流、文化艺术交流等专业文化和公共文化活动以及《博物馆管理办法》许可范围内的其它商业活动和公益活动，诸如论坛、会展、演出等。可以考虑历史与现实相融合的运行方式，在博物馆内或者外围设立出版发行机构、印刷车间、影视制作基地、影剧院、邮政、通信营业机构以及图书馆、书店、艺术家工作室等。最终形成以博物馆为核心，集文物收藏、科研、教育等公益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并存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传承于一体的运行模式。这对于更好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等各项事业，促进个人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藏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3]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5]王宏均.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李舫.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文化(视域)[N].人民日报,2011-10-14.

[7]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J].考古,19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