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语言六篇

IL语言 篇1

IL是.NET框架中中间语言 (Intermediate Language) 的缩写。使用.NET框架提供的编译器可以直接将源程序编译为.exe或.dll文件, 但编译出来的程序代码并不是CPU能直接执行的机器代码, 而是一种中间语言IL (Intermedate Language) 的代码。使用中间语言的优势有两点:一是可以实现平台无关性, 与特定CPU无关;二是只要把.NET框架中某种语言编译成IL代码, 就可实现.NET框架中语言之间的交互操作[1]。

2 现有高级语言教学现状

目前, 讲授一门新的高级语言, 不管是采用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法, 还是其它教学方法, 都是先举例验证结论, 再模仿、升华,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记忆相关内容。如果采用IL理解高级语言的执行过程, 可以尽快让学生熟悉所学语言的特征, 从而掌握这门语言。

3 IL代码在C#教学中的应用

3.1 理解变量、字段初始化, 构造函数调用

例1:程序测试, 代码如下:

涉及数值型、引用型字段初始化, 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在内存中初始化的位置和顺序;还可以静态、实例构造函数出现的顺序以及局部变量和字段的区别。

在64位Windows 8操作系统环境下, 使用ILDasm反汇编之后的IL代码 (经过处理) 为:

根据上述IL语言代码及注解可知:

(1) 类Abc, Test继承于Object, 即任何类都隐形继承于Object。

(2) 类的定义如果没有自定义构造函数, 就会自动生成默认函数。

(3) 从类Abc的静态构造函数初始化静态字段j, 实例构造函数初始化实例字段s, i过程中, 可以看出静态变量由静态构造函数初始化, 实例变量由实例构造函数初始化完成。

(4) 由类Abc的实例构造函数可知, 先调用字段s初始化语句, 再调用基类System.Object构造函数, 最后执行构造函数已有语句字段I的初始化。

(5) 由类Abc的静态构造函数、实例构造函数可知, 静态构造函数不调用基类静态构造函数, 只有构造函数才会调用。

(6) 由类Test的构造函数可知, 局部变量不在其中初始化, 也就是说局部变量必须赋值, 而字段则可以没有初始化语句。

(7) 如果对例1进行适当扩展, 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 使用writeline函数输出字段I的值, 会涉及到拆箱、装箱的问题;如果带有参数, 还可以理解值传递、引用传递、属性、委托等, 都可以看到其执行过程。

3.2 掌握堆栈、Callstack、堆的运行状态

当编译成跨平台的IL语言代码后, 经过JIT本地化, 就转化成本机机器语言, 可以执行。运行时, 需要使用、释放空间, 此时动态分析比较困难。如果分析IL代码, 可以提前得知程序对内存空间的使用情况。内存空间由3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2]:

(1) Managed Heap。这是动态配置 (Dynamic Allocation) 的记忆体, 由Garbage Collector (GC) 在执行时自动管理, 整个Process共用一个Managed Heap。

(2) Call Stack。这是由.NET CLR在执行时自动管理的记忆体, 每个Thread都有自己专属的Call Stack。每调用一次method, 就会使Call Stack上多一个Record Frame。调用完毕后, 此Record Frame会被丢弃。一般來说, Record Frame內记录着method参数 (Parameter) 、返回位址 (Return Address) 以及局部变量 (Local Variable) 。Java VM和.NET CLR都是使用0, 1, 2...编号的方式來识別区别变数。

(3) Evaluation Stack。这是由.NET CLR在执行时自动管理的记忆体, 每个Thread都有自己专属的Evaluation Stack。

下面通过分析IL代码使用图形模拟其执行过程中内存的分配情况。因为.entrypoint在Main中, 所有程序执行从Main开始。在Main运行之前, 内存callStack中已经加载了运行所需的类型对象[3], 为了简化在此不列出, 着重分析Main代码。

在执行过程中, 先调用类Abc静态构造函数, 接着调用实例构造函数。 (返回地址1、2、3分别代表Main, cctor, ctor的返回地址)

通过图1~图13, 可以清楚地了解程序运行过程以及运行时内存空间的占用情况, 从而可以加深对c#基本概念的理解。

图1⑴执行后的状态

图2⑵执行后的状态

图3⑶执行后的状态

图7⑻执行之前的状态

图9⑼执行后的状态

图10⑽执行后的状态

4 结语

由于dotnet是跨平台, 还可以迁移到vb.net、J#、语言的学习。IL语言有助于高级语言的学习, 对有一定汇编语言基础者很容易掌握。但是IL语言也不是十全十美, 由于它是一门汇编语言, 高级语言简单的表达如果用IL语言表达, 就会变得复杂, 也就是说不提倡将IL语言作为一门工具进行软件开发。但其作为学习、理解基于dotnet平台其它语言的工具, 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参考文献

[1]马骏.C#程序设计及应用教程 (第2版) [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2]蔡学镛.NET中间语言[J].程序员, 2003, (02) :74-76.

IL语言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观察组(T):随机选取符合以下诊断标准和剔除标准的患者100例(男95例,女5例),年龄(47.25±10.99)岁,全部来自本院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的门诊患者。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诊断标准:应用美国风湿病协会(ACR)1997年制定的诊断标准。②入选和剔除标准:a.符合ACR诊断标准的急性原发性痛风性关节炎。d.排除心血管、肾脏、血液疾病、肿瘤疾病引起的继发性痛风。c.排除合并感染性疾病患者。d.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全身系统疾病患者。e.年龄18~75岁。f.一般情况良好。g.未服用降尿酸药物治疗者。对照组(C):随机选取青岛本地居民健康查体者100例(男95例,女5例),年龄(46.15±11.80)岁,排除高尿酸血症患者。高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是指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清尿酸水平(37℃)男性>420μmol/L,绝经前女性>360μmol/L,绝经后女性的诊断标准同男性。

1.2 观测指标。

①测定两组的一般生理指标:年龄(A g e)、身高(BH)、体质量(BW)、收缩压/舒张压(SBP/DBP)、腰围(WC)、臀围(HC)。计算腰臀比(WHR)及体质量指数(BMI)。BMI=体质量(kg)/身高(m)2。②测定两组的空腹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尿酸(UA)、空腹血糖(FPG)、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C-反应蛋白(CRP)、肌酐(Cr)、尿素氮(BUN)。测定两组全血白细胞总数(WBC)、中性粒细胞数(NEUT)、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T%)。③测定两组空腹血清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

1.3 主要检测方法:

所有入选者由专人进行一般生理指标测量并记录。实验中血清ALT、AST、UA、FPG、TG、TC、LDL-C、HDL-C、CRP、Cr、BUN的检测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IL-1β、IL-6、IL-18及TNF-α的检测采用ELISA试剂盒。血分析采用SYSMEX XT-2000i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两组性别、Age、AS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BH、BW、BMI、SBP、DBP、WC、HC、WHR、FPG、UA、ALT、Cr、BUN、TG、TC、LDL-C、HDL-C、C-RP、WBC、NEUT、NEUT%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01),见表1。

2.2 两组血清炎性因子表达水平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I L-1 β、IL-6、IL-18及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3 讨论

痛风(gout)是因嘌呤代谢障碍和(或)尿酸排泄减少、血UA持续升高而导致MSU晶体析出并沉积于组织或器官引起的一组临床症候群,属于代谢性风湿病[3]。报道显示,国内痛风的患病率目前在1%~3%,2009年山东沿海地区当地居民痛风患病率为1.96%,2007年~2008年美国痛风患病率上升至3.9%[4]。AGA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发病高峰年龄为40岁左右,且常伴有糖尿病、肥胖、心脑血管病、肾脏病等,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有逐渐增高的趋势。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BH、BW、BMI、SBP、DBP、WC、HC、WHR、FPG、UA、ALT、Cr、BUN、TG、TC、LDL-C、HDL-C均明显升高(P<0.01)亦支持上述观点。AGA临床上以男性患者多见,女性约占5%[1],且多为绝经期后妇女。AGA发作时疼痛剧烈,患者异常痛苦,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近年来研究发现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在AGA启动、进展及缓解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发作涉及IL-1β、IL-6、IL-18、TNF-α等多种炎性因子,其中IL-1β是MSU晶体诱导炎症的关键因子,IL-6、IL-18、TNF-α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AGA的前炎性介质来源于常驻的滑膜细胞和迁移的单核巨噬细胞,而NEUT的侵入和活化是最重要的环节。发病时关节滑液和滑膜中出现的大量NEUT甚至可与急性化脓性关节炎时相当[5]。本研究中,发病时的WBC、NEUT、NEUT%及CRP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AGA发病时WBC及NEUT在炎症初期就参与了反应。

IL-1β已被确定为MSU晶体诱导炎症的关键因子,IL-1β对细胞和组织有多种作用。IL-1β是IL-1可溶型。IL-1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所产生,也能由中性粒细胞合成,分为膜结合型(IL-α)和可溶型(IL-β)两种。IL-1多存在于血液和组织中。其生物学活性包括活化巨噬细胞、粒细胞并增强其活性;刺激单核/巨噬细胞等合成IL-1、IL-6、IL-8及TNF-α;致炎性反应等。IL-1β在滑膜、滑液、软骨等关节组织中均有它的活性形式被发现,并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炎症调节剂,是炎症调节的始动因素。AGA时,MSU及UA激活NLRP3炎性体,上调IL-β表达,促进AGA患者炎性反应发生、进展[6,7]。本研究结果中发现,观察组血清IL-1β水平在AGA发病时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IL-β在AGA炎症发生、进展时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

IL-6是AGA的重要炎性因子,发病时关节液中IL-6水平明显升高。本研究中,观察组血清IL-6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IL-6在AGA炎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国内研究显示AGA致炎性因子IL-6表达显著升高相一致[8]。IL-6主要由Th2细胞产生,单核/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肥大细胞等亦可产生。IL-1可刺激单核/巨噬细胞等合成IL-6。IL-6有多种生物活性,参与多种疾病的炎性反应[9],可抑制炎性反应的许多方面,如减少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在脂多糖诱导下的IL-1、TNF的合成;增加IL-1Ra合成;促进IL-1β及TNF受体释放;减少IL-8等炎症趋化因子的表达。在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滑液中发现IL-6水平升高。有报道称,当痛风性关节炎等病情活动或关节破坏严重时,血清与关节液中IL-6水平升高。有人将IL-6作为判断痛风性关节炎等疾病活动性和严重程度的指标[10]。

IL-18也是AGA炎性反应过程中的重要炎性因子,其可能主要来源于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软骨和滑膜细胞及内皮细胞[5]。IL-18发挥生物学效应的活性成分,由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Kupffer细胞,以及一些成骨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分泌,是在NLRP3炎性体介导caspase-1的活化,水解激活IL-18的前体释放出来。作为AGA一个重要的调节因子,IL-18通过促进NEUT的聚集,促进炎性反应,具有促进T细胞增殖的作用,增强TH1细胞和NK细胞的细胞毒活性,是一种多效能炎性细胞因子[11]。IL-18最终作用是产生干扰素-γ,从而加速炎性反应,成熟IL-18对IFN-γ的产生过程和对促溶细胞性NK细胞的活性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中,观察组血清IL-18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IL-18参与了AGA炎性反应,在AGA启动、进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TNF-α是一种具有内毒素样抗肿瘤炎性细胞因子,可作用于T细胞、B细胞、NK细胞发挥多种生物学活性。TNF-α主要由巨噬细胞、单核细胞产生,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星状细胞、平滑肌细胞、杀伤细胞也可产生TNF-α。有研究表明[12],TNF-α在风湿性关节炎的血清和滑膜中大量增加,并刺激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及巨噬细胞释放IL-1、IL-6。TNF-α主要作用是刺激机体产生炎性反应,减低基质中蛋白多糖、胶原物质的合成,诱导基质金属蛋白酶高表达,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刺激产生如IL-1、IL-6、IL-8等炎性细胞因子。研究显示,在炎症的早中期阶段,痛风患者关节液中IL-1β、IL-6和TNF-α等炎性因子水平和白细胞水平明显升高。本研究中,观察组血清TNF-α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在AGA炎症启动阶段TNF-α水平升高,与国内有些研究结果相一致[8,13]。TNF-α可加速急性滑膜炎关节滑液内的NEUT凋亡过程,凋亡的NEUT可被巨噬细胞所吞噬[5]。关于TNF-α对NEUT凋亡影响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在AGA患者发病时异常,提示它们在AGA发病中参与了炎性反应过程,在炎症机制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亦提示,IL-1β、IL-6、IL-18及TNF-α在炎症过程中存在共同作用,相互影响,各炎性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acute gouty arthritis,AGA)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IL-18及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水平的变化及意义。方法 用ELISA法测定100例AGA患者(观察组,T)和100名健康查体者(对照组,C)血清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一般生理指标及血生化指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IBM SPSS 19.0软件包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在AGA发病时升高,提示它们参与了炎性反应过程,在炎症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IL语言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哮喘产妇35例作为研究对象, 采集新生儿脐血, 设为观察组, 孕妇均符合临床哮喘病诊断标准。患者在分娩期间为哮喘缓解期, 孕前均有过哮喘发作现象, 在孕期已经停止使用糖皮质激素, 未出现并发症。而后选取同期于我院分娩的正常产妇35例设为对照组, 同样对新生儿脐血予以采集。观察组产妇中年龄在22~36岁, 平均 (28.5±3.6) 岁;孕期在36~41周, 平均 (38.7±2.5) 周。对照组产妇中年龄在21~36岁, 平均 (27.2±3.3) 岁;孕期在36~40周, 平均 (38.2±2.1) 周。观察组与对照组均有10例产妇于吸烟环境中暴露。

1.2 哮喘诊断标准:

①患者出现反复喘息现象, 难以呼吸, 存在咳嗽或者胸闷症状, 与冷空气、化学或者物理性刺激、运动、接触变应原以及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等因素有关。②发作时可见患者双肺存在哮鸣音, 为弥漫或者散在性, 主要为呼气相, 且有所延长。③上述症状可自行缓解或者通过治疗后改善。

1.3 检测方法:

两组产妇将胎儿娩出并且对脐带进行结扎后, 采集近胎盘端的脐血约为5 m L, 当血液凝固后放于室温下行离心处理, 每分钟3000 r, 持续15 min。而后将上清液提取出来并将两组标本在温度为-20℃的冰箱中存放, 再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与试剂盒对标本予以测定, 主要测量IL-5、IL-18浓度。

1.4 统计学方法:

对上述资料进行汇总和分析处理, 应用软件SPSS22.0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并用标准差 (±s) 以及均数 (±) 表示, 组间比较应用t检验, 对比以P<0.05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新生儿脐血IL-5、IL-18浓度对比, 见表1。

2.2 观察组IL-5与IL-18相关性分析:经双变量分析后发现, 观察组IL-5与IL-18不存在相关性, P>0.05。

3 讨论

哮喘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由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以及T细胞等炎性细胞与气道上皮细胞以及成纤维细胞等结构细胞参与后形成。上述细胞具有多种细胞因子, 经过相互作用后会发生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重塑以及气道阻塞等。以往有部分学者认为哮喘主要由Th2型细胞因子在分泌时具有亢进性, 而Th1型因子数量相对较少, 故而致使Th1/Th2出现失衡现象后引发的。而随着临床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生物学研究的逐渐深入, 发现Th1、Th2这两细胞因子之间并非属于单纯拮抗关系, 在哮喘发作时二者之间为协同关系, Th2只有依靠Th1的存在才能在肺组织中开展有效募集, 而Th1无法缓解由于Th2引发的气道高反应。

IL-5则隶属于Th2型细胞因子, 主要来源于肥大、气道上皮以及CD4+T等细胞的分泌与合成作用, 可有效调控嗜酸性粒细胞的气道浸润过程。嗜酸性粒细胞在生长过程中离不开IL-5, IL-5结合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IL-5R后会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而后再对嗜酸性粒细胞开展分化、成熟、趋化以及活化等活动起促进作用, 并将炎性介质, 如白三烯、阳离子蛋白以及血小板活化因子等释放出来, 亦可释放会诱发气道炎症的碱性颗粒蛋白等因子。同时还可对细胞凋亡进行抑制, 使已经成熟的嗜酸性粒细胞因子可存活更长时间。但是观察组要高于对照组, 说明对新生儿早期检测IL-5亦可诊断哮喘。同时, 经分析后发现, 观察组IL-5与IL-18之间没有相关性, 与王芳芳[3]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 对新生儿脐血IL-5与IL-18予以早期检测在一定程度可提高哮喘风险的诊断率, 从而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 降低新生儿发生哮喘概率。

摘要：目的 探讨新生儿脐血IL-5、IL-18检测用于诊断哮喘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哮喘产妇35例作为研究对象, 采集新生儿脐血, 设为观察组;而后选取同期于我院分娩的正常产妇35例设为对照组, 同样对新生儿脐血予以采集。而后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对两组脐血予以检测, 测定IL-5、IL-18浓度, 探讨其对于诊断哮喘的临床价值。结果 观察组IL-5为 (137.41±45.33) ng/L, 对照组为 (110.37±35.61) ng/L,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IL-18为 (565.21±186.42) ng/L,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198.63±75.82) ng/L,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且IL-5与IL-18之间不存在明显相关性。结论 对新生儿脐血IL-5与IL-18予以早期检测在一定程度可提高哮喘风险的诊断率, 从而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 降低新生儿发生哮喘概率。

关键词：新生儿脐血,IL-5,IL-18,哮喘,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

[1]杨东霞, 李娜, 张晓琳, 等.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18和33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12, 35 (7) :493-496.

[2]许以平, 王茂, 朱丽君, 等.脐带血细胞和白细胞介素-4含量与哮喘遗传表型关系的研究[J].中华医学杂志, 2005, 85 (22) :1547-1550.

IL语言 篇4

关键词：骨肉瘤,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介素12

骨肉瘤(Osteosarcoma)来源于原始间充细胞,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多发于青少年及50岁以上的中年人。骨肉瘤由恶性成骨细胞分化和产生,其恶性程度较高,治疗困难,且容易发。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病、侵袭转移相关,并与肿瘤的诊断、预后及治疗相关联。白细胞介素12(interleukin-12,IL-12)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和免疫调节功能的异戊二聚体细胞因子,由抗原提呈细胞、树突细胞、巨噬细胞或B细胞产生。研究证实,IL-12在机体抗肿瘤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肿瘤的发生、侵袭转移及预后。本研究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对骨肉瘤患者及健康体检者进行了血清IL-6、IL-12表达水平的检测,结合临床资料进行相关分析,以了解IL-6和IL-12在骨肉瘤发生及进展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5-2013年本院收治的骨肉瘤患者160例作为骨肉瘤组,均经病理诊断确诊为骨肉瘤。所有患者均排除家族肿瘤病史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病史,且入院前未经抗肿瘤治疗,未服用皮质类固醇激素、阿霉素及有可能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的非甾体类抗炎药物。骨肉瘤患者临床分期标准参照第6版国际抗癌联合会颁布的肿瘤、节点转移分类。随机选取同时期到两所医院进行健康体检的250名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考察对象,年龄、性别和居住地点均与骨肉瘤组相匹配,各项临床及实验室检查指标均正常,排除肿瘤病史、家族肿瘤病史或其他严重疾病史。所有受试对象均无血缘关系,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试验前征得所有受试对象同意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两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血清IL-6及IL-12水平测定

室温下用促凝管于清晨抽取受试者肘正中静脉血4 m L并-80℃保存,分离血清后用于血清IL-6及IL-12水平检测。IL-6及IL-12p40 ELISA试剂盒为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使用日本东京BIO-RAD 680酶标仪在450 nm波长下依次测定各孔OD值,应用软件绘制标准曲线并计算出各样本的浓度值,标准品浓度范围0~10 000 pg/m L。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用Spearman方法进行IL-6水平与IL-12水平数据之间的线性相关分析,P<0.05表示具有线性相关。

2 结果

2.1 两组IL-6及IL-12水平比较

骨肉瘤组患者血清IL-6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IL-12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2.2 骨肉瘤患者血清IL-6与L-12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经Spearman线性相关性分析,骨肉瘤患者血清L-6与L-12水平无明显线性相关(r=-0.074,P>0.05)。

2.3 血清IL-6、IL-12水平与骨肉瘤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在骨肉瘤患者中,血清IL-6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大小、组织学分型、肿瘤部位、临床分期及转移均无明显相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处于肿瘤发病Ⅲ~Ⅳ期的患者其血清IL-12水平低于Ⅰ~Ⅱ期患者(P<0.05);合并远处转移的患者血清IL-12水平低于不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P<0.05)。血清IL-12水平与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大小、组织学分型及肿瘤部位均无明显相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骨肉瘤的发生与进展取决于机体自身的免疫状态,而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在骨肿瘤的免疫中占主导作用。CD4+辅助性T细胞可分为Th1细胞和Th2细胞,对于机体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的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Th1细胞主要分泌IL-2、IL-12、IFN-γ及肿瘤坏死因子等Th1型细胞因子,介导机体的细胞免疫应答并促使CD8+细胞分化和成熟,Th2细胞则主要分泌IL-4、IL-6、IL-10等Th2型细胞因子,介导机体的体液免疫应答并抑制细胞免疫反应。体内Th1/Th2应答及细胞因子失衡与骨恶性肿瘤的发生及进展密切相关。

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Th1细胞因子之一,IL-12处于Th1/Th2免疫应答的核心地位,在机体的固有免疫和后期的抗原特异性的适应性免疫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它能诱导CD4+初始T细胞(Th0)细胞优先向Th1细胞分化并促进Th1细胞分泌IFN-γ,同时IL-12能激活NK细胞并增强其细胞毒作用,活化巨噬细胞并诱导其成熟,提高其对癌细胞的杀灭能力。已有明确的证据表明IL-12无论对原发或者继发性肿瘤均有抑制作用,这使它成为低免疫源性肿瘤治疗潜在的新靶点。本研究发现,骨肉瘤患者与健康人群相比,血清IL-12表达明显下降,与国内郭爱林等在恶性骨肿瘤中的研究结果相同。提示低表达的IL-12水平可能导致Th1细胞毒性反应减弱进而导致骨肉瘤的发生。同时笔者探讨了血清IL-12水平与骨肉瘤患者各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结果显示IL-12水平与骨肉瘤患者的年龄、性别、瘤体大小、组织学形态及部位并不存在相关性。临床分期为Ⅲ~Ⅳ期的患者和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血清IL-12均呈现显著的低水平,提示血清IL-12水平下降可能与骨肉瘤的进展相关,可能的机制是IL-12通过诱导IFN-γ、干扰素-γ诱导单核因子(MIG)及干扰素-γ诱导蛋白-10(IP-10)的生成,进而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同时IL-12还能上调钙粘着素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水平,防止肿瘤转移。

IL-6是一种多功能的Th2细胞因子。在多种恶性肿瘤中,IL-6均呈高表达,它能诱导集体免疫,刺激并活化B细胞产生抗体,通过JAK/STAT信号通路调控肿瘤细胞的细胞周期,调节癌基因的表达,促进血细胞的发育从而影响肿瘤的血管生成,促进肿瘤间质的生长。Hamada等在新近胰腺癌细胞的实验研究中发现,IL-6能通过STAT3通路调节胰腺星形细胞的上皮样改变及胰腺癌相关基因的表达,提示应用IL-6的抗体可导致肿瘤细胞生长的终止。Lin等[10]的研究发现,IL-6能提高骨肉瘤细胞运动性,促进细胞间黏附分子(ICAM)-1表达,提示IL-6与骨肉瘤细胞迁移能力密切相关。同时,与其他Th2细胞因子一样,IL-6能抑制IL-12、IFN-γ等Th1细胞因子的产生,影响NK细胞和CTL细胞的活化。本研究发现,骨肉瘤患者与健康人群相比,血清IL-6表达明显增高,而IL-12水平明显下降[17,18,19,20,21,22],虽然两者间无明显的线性相关,但提示骨肉瘤患者体内可能以Th2免疫反应为主,而Th1细胞免疫反应受到抑制,Th1/Th2平衡被打破,发生了Th2漂移,从而导致机体的抗肿瘤免疫效应受到抑制。这与国内外学者们的研究结果相似[23,24,25,26]。同时笔者也探讨了血清IL-6水平与骨肉瘤患者各临床特征的相关性,但本次实验并未发现IL-6水平与骨肉瘤患者的各临床特征间存在关联。

IL语言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的选择

入选标准:参照2003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和危重病医学会制定的脓毒症诊断和分级标准[2]:有原发感染病灶或菌血症, 同时具备下列4项中的2项:①体温>39℃或<36℃;②心率>120次/分;③呼吸频率>28次/分或二氧化碳分压<32mm Hg;④白细胞计数>12×109/L或<4.0×109/L, 其中中性粒细胞>0.80, 未成熟粒细胞>0.10。排除标准:同时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或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者。对入选病例进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APACHEII评分) 。抽取静脉血15m L。其中5m L用于FITC-CD14阳性细胞数的测定, 10m L用于白细胞介素6 (IL-6) 、白细胞介素18 (IL-18) 和血小板生成素 (TPO) 的测定。记录患者在30d内是否死亡。对照组为同期在我院进行健康检查的正常成年人。

1.2 实验试剂和仪器设备

FITC-CD1 4荧光标记抗体为Biolegend公司生产, 溶血剂由Immunoprobe公司提供, 牛血清白蛋白由Amresco公司提供, IL-6、IL-18和TPO的ELISA试剂盒分别由深圳晶美公司、Bender公司和R&D公司生产, 流式细胞仪为Coulter公司生产。

1.3 测定方法

1.3.1 FITC-CD14阳性细胞数的测定

①分离细胞:取抗凝全血150μL, 用溶血剂2 m L溶血, 充分混匀, 室温下避光10 min后以1100 r/min离心5 min, 弃去上清。加2 m L PBS洗涤沉淀细胞后以1100 r/min离心5 min。弃去上清, 加入200μL PBS悬浮沉淀细胞。将上述细胞悬液20μL用PBS稀释10倍后, 用细胞计数板计算细胞浓度。②荧光标记:将流式细胞测试管分为对照管和样品管, 分别加入1.2×105个细胞, 再加入牛血清白蛋白, 37.5℃孵育30min, 加入PBS冲洗未结合的蛋白, 以1100 r/min离心5 min。弃去上清, 加入荧光标记抗体, 对照管内加入等量PBS。在室温下孵育20 min。然后两管均加入2 m L PBS 1100 r/min离心5 min。弃上清, 再次加入牛血清白蛋白结合, 再用PBS冲洗, 弃上清后, 加1%多聚甲醛200μL固定细胞。③流式细胞仪测定:用白细胞设门, 共分析25000个细胞, 测定FITC-CD4阳性细胞数。

1.3.2 IL-6、IL-18和TOP的测定

将10m L静脉血在室温下放置30min, 然后低温3000 r/min离心10 min, 分离血清, 贮存于-80℃冰箱。用相应的ELISA试剂盒按照说明书的具体步骤进行测定。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 各组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对各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P<0.05视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病例资料

收集我院2009年3月至2012年12月外科ICU和呼吸ICU的脓毒症病例共87例, 其中17例因存在排除标准规定的情况而排除在研究病例之外。共70例脓毒症患者进入研究范围, 其中男39例, 女31例, 年龄22~74岁, 平均 (50.6±8.9岁) 。对照组为20例, 其中男14例, 女6例, 年龄21~65岁, 平均 (45.9±9.7岁) 。

2.2脓毒症组和对照组的血清FITC-CD14阳性细胞数、IL-6、IL-18、PLT和TPO水平, 见表1。

3 讨论

脓毒症是多种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病理生理过程, 主要由感染性因素引起, 如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真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所致。这些感染因素迅速激活机体非特异性免疫系统释放大量促炎性细胞因子, 进一步诱发失控性炎性反应, 即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3]。

CD14作为内毒素诱发疾病过程中的重要受体, 是体内增敏内毒素细胞效应的主要系统之一[4], 属细胞表面糖蛋白家族成员之一。国外研究表明CD14是重要的脂多糖受体, 识别、结合LPS或LPS/LBP复合物, 介导LPS所致的细胞反应, 使内毒素的生物活性提高数百倍甚至数千倍, 在炎性反应、脓毒症等病理反应中起重要作用[5]。方文慧等发现组织CD14表达上调可能增强内毒素刺激局部组织合成、产生TNF-α效应[6]。本研究发现脓毒症死亡组的FITC-CD14阳性细胞 (%) 显着高于存活组 (44.19±2.59 vs 33.71±8.54, P<0.01) , 存活组也显着高于正常对照组 (33.71±8.54 vs 16.27±2.25, P<0.01) , 与文献报道的一致。该结果提示如果能够完全封闭CD14的功能, 就可以防止LPS介导的炎性反应, 对临床治疗内毒素血症将有重要意义。

与对照组比较**P<0.01, *P<0.05, 与存活组比较△P<0.05

I L-6能诱导T、B淋巴细胞分化, 刺激肝细胞合成急性期反应蛋白, 催化和放大炎性反应和毒性作用, 造成组织细胞的损害, 反应疾病的严重程度[7]。本研究发现死亡组的IL-6明显高于对照组 (25.65±3.34 vs 17.3±4.05, P<0.01) , 存活组高于对照组 (24.78±6.01 vs 17.3±4.05, P<0.01) , 但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无显着差异 (P=0.68) , 可能提示IL-6的浓度与脓毒症患者的预后无关。这与国外报道的结果[8]不一致, 可能与研究对象的数量和测定方法不同有关。IL-18是近年发现的一种前炎症介质, 能促进致炎因子的释放, 上调细胞间粘附分子 (ICAM) 的表达。其主要生物学作用是促进细胞因子分泌, 诱导Th1细胞和NK细胞产生IFN-γ[9], 促进T细胞增强, 加强Fas1介导的细胞毒效应[10]。本研究测定结果提示脓毒症患者IL-18浓度显着高于正常对照组, 并且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IL-18表达的升高可带来负面影响, 可能不仅加重疾病和引起组织损害, 甚至可能预示死亡。不同预后的脓毒症患者具有不同的IL-18浓度, 而IL-6浓度则没有这种显着差异, 意味着IL-18比IL-6更能准确地反映脓毒症的预后。

SIRS和脓毒症是严重感染的并发症。脓毒症时循环血内各种毒素和炎性细胞因子循环于全身各个组织器官, 其中以骨髓对毒素和炎症介质反应最早, 也是最敏感的器官之一, 具体表现为例如白细胞增高、血小板减少, 严重时全血细胞下降。骨髓穿刺因有创伤性, 并且病情危重时骨髓检查操作受限, 所以骨穿作为临床监测指标具有局限性, 而采血测定则简单方便, 所以可作为危重病患者的可靠监测指标。脓毒症患者普遍存在凝血功能紊乱[11]。目前认为血小板减少是ICU患者独立的风险指标之一[12]。本研究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的的血小板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虽然血小板减少可作为独立危险因素预测危重病患者预后, 但血小板的动态变化可能具有更准确的预警价值。

TPO是介导血小板产生的最主要的细胞调节因子[13]。其含量主要受血小板与巨核细胞数及血小板与巨核细胞膜表面TPO受体总量的负调控。在本研究中, 血小板减少的患者的TPO水平升高, 可能与血小板生成减少有关, 因此感染、药物因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患者TPO水平变化较大。同时监测脓毒症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和血清TPO水平有助于区分血小板减少的原因是生成减少或破坏增加[14]。

综上所述, 脓毒症是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的晚期失代偿表现, 常导致脓毒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病死率很高。测定脓毒症患者血中FITC-CD14阳性细胞、IL-18和TPO等指标可以早期、准确地进行预后判断, 有助于建立正确的治疗目标。

摘要：目的 脓毒症是指感染引起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 可发展为脓毒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通过测定和比较脓毒症存活和死亡患者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的浓度, 探讨简单、准确的无创伤性指标, 准确地预测病情发展。方法 分别通过流式细胞仪测定法和ELISA法测定脓毒症患者血中FITC-CD14阳性细胞比率、IL-6、IL-18、PLT和TPO等指标, 记录患者的预后。结果 脓毒症死亡组的FITC-CD14阳性细胞 (%) 显着高于存活组 (44.19±2.59 vs 33.71±8.54, P<0.01) , 存活组也显着高于正常对照组 (33.71±8.54 vs 16.27±2.25, P<0.01) 。死亡组的IL-6明显高于对照组 (25.65±3.34 vs 17.3±4.05, P<0.01) , 存活组高于对照组 (24.78±6.01 vs 17.3±4.05, P<0.01) , 但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无显着差异 (P=0.68) 。脓毒症患者IL-18浓度显着高于正常对照组, 并且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脓毒症患者PLT低于对照组, TPO显着高于对照组, 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的PL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TPO则存在显着差异。结论 脓毒症是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的晚期失代偿表现, 常导致脓毒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病死率很高。测定脓毒症患者血中FITC-CD14阳性细胞、IL-18和TPO等指标可以早期、准确地进行预后判断, 有助于建立正确的治疗目标。

IL语言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2010年4月-2013年5月遵义医学院第五附属 (珠海) 医院骨科骨关节炎患者。试验组膝关节KOA患者62例中, 男33例, 女29例, 患者年龄50~82岁, 平均年龄77岁。对照组为该院健康体检者31例, 无KOA病史, 双膝关节X线平片正常, 行关节穿刺前与其签署知情同意书, 其中男17例, 女14例, 年龄24~52岁, 平均年龄44岁。

1.2 试验标本

两组滑液均在行膝关节腔穿刺时留取, 其中KOA试验组患者62例, 对照组31例。留取的标本均1500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 置于-20℃冰箱保存备用。

1.3 材料和方法

1.3.1 主要仪器

普通冰箱, DK-600S电热恒温水槽 (上海白典仪器) , MK-3全自动酶标分析仪 (上海益联) 。

1.3.2主要试剂

IL-32 Antibody (N-20) (货号:sc-49999, 公司: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IL-18 Antibody (C-18) AC (货号:sc-6177 AC, 公司: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

1.3.3 方法

标本采取的标准为:试验组患者经临床症状及影像学检查, 显示符合KOA临床诊断标准, 参考2010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制定的《骨关节炎诊断及治疗指南》及X线诊断标准 (参考KellgrenLawrence分级标准[4]) ;正常对照组人员无临床症状及影像学检查阴性;关节滑液中IL-32和IL-18的测定采用酶联免疫法 (ELISA) :96孔板第一排的8个孔作为标准孔, 按以下浓度:1、5、10、20、30、40、50μL滴入各标准孔, 按50μL/孔稀释, 第一排的最后一个孔滴入超纯水作为空白对照, 利用标准孔数据在Excel下建立标准曲线。将制备的关节液恢复常温后, 各样品50μL加入其余样品孔, 在37℃的恒温箱中反应90 min;预先制备的0.01 mol/L的PBS液洗板3次, 滤纸印干;加入一抗 (IL-32、IL-18) 100μL, 37℃恒温箱中反应60 min;0.01 mol/L的PBS液再次洗板3次, 每次浸泡4 min, 滤纸印干;加入酶标液100μL, 37℃恒温箱中反应30 min;0.01 mol/L的PBS液洗板4次, 每次浸泡3 min, 滤纸印干;加入底物TMB 90μL, 置恒温箱中37℃在暗处反应11 min;每孔加入1滴终止液混匀, 当蓝色转为黄色时上机检测;DG5033A酶标仪设定450 nm处测定吸光值。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输入计算机, 用SPSS 16.0版本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个指标的试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作IL-32和IL-18的Spearman相关分析, 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IL-32和IL-18两个指标的试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IL-32和IL-18两个指标的试验组与对照组组间比较作单因素方差分析, 见附表。IL-32和IL-18两个指标的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 , 表示CCl5、IL-8和NO 3个指标在骨关节炎关节滑液中表达与正常人比较异常增高。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IL-32和IL-18的相关分析。

IL-32和IL-18表达水平作Spearman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为γ=0.908 (P=0.001) , 两者呈正相关。

3 讨论

维持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良好的生理功能, 是避免发生骨关节炎的重要保证[5]。目前KOA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其中已明确了关节软骨及软骨下骨的病理改变为发病的根本, 局部的非感染性炎症改变是重要的病理生理变化[6]。炎症因子在膝骨关节炎的病理过程中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有研究表明炎症因子是骨关节炎软骨组织被降解、破坏的主要介质, 不仅抑制软骨组织的合成, 还破坏及分解软骨组织[7]。IL-32作为新近发现的炎症因子在KOA的发病过程中是否高表达?IL-32与经典的炎症因子IL-18在KOA的发病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关性?本文将对以上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IL-32是新近发现的促炎症细胞因子, 已有报道显示, 在类风湿关节炎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上, IL-32高表达[8]。IL-32是通过激活NF-KB、P38/MAPK等信号转导通道, 从而使得免疫细胞分泌IL-6、IL-18、IL-1β及TNF-α等表达增高, 产生炎症反应[9]。但IL-32是否在骨关节炎关节滑液中高表达, 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报道。本研究发现IL-32在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滑液中表达量是正常人的2倍 (P<0.05) , 提示IL-32在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滑液中高表达, 这可能说明骨关节炎的局部炎症可能与IL-32相关。

IL-18是1995年才被发现的一种被多种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 其不但是经典炎症因子, 还是IFN-γ的诱导因子, 是一种炎症前期的多效能炎症细胞因子[10]。本研究发现骨关节炎患者的关节液中IL-18较正常对照组高表达, 与IL-32呈正相关, 由此表明, IL-32和IL-18在骨关节炎的发病过程中可能呈正相关。综上所述, 骨关节炎的发病过程中可能与IL-3密切相关, IL-32和IL-18在其中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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