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现金收入 篇1
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560元,同比名义增长17.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7%。其中,工资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17.5%,家庭经营收入增长15.4%,财产性收入增长12.3%,转移性收入增长25.6%
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6371万人,同比增长3.4%;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173元,同比增长16.6%。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658元,同比增长14.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中位数1872元,同比增长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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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现金收入 篇2
一、经济转型背景下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意义重大
1. 推动经济转型的需要。
扩大内需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 其核心是要大力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从消费来看, 过去10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45%下降到35%, 整整下滑了10个百分点。在与国际比较中, 我国居民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美国、英国, 而且在“金砖国家”中也低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从当前我国消费形势看, 消费增速呈下行态势。在2010年2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达到22.1%的高点后, 增速明显趋缓, 2011年4月下行至17.1%。由于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涨幅由2.5%上升至4.7%, 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速度则由19.1%下降到11.7%;消费的趋势指标则在更低位置运行。可见, 我国目前的消费比重处于偏离常规的低水平, 这种低消费、高投资的需求结构是一种失衡的结构。所以调整结构失衡, 解决消费不足, 使得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转型任务非常迫切。而要让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必须要有收入和社会保障作基础。近期《人民日报》刊登的《必须正视相当一部人收入不高》一文指出:“让消费走出低谷必须正视相当一部分人收入不高的现实。只有老百姓的钱包真正鼓起来, 他们才有余地, 有能力去消费。”因此, 通过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提升消费能力, 是“十二五”时期实现经济转型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在2020年全面建成我国小康社会, 是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对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在主要经济指标上, 提出到2020年人均GDP在2000年的基础上按不变价翻两番。按照国家统计局研究制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目标按2000年不变价达到1.5万元。由有关部门开展的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监测显示:2009年, 全国小康实现程度达到77.1%, 其中人均GDP实现程度为58.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为59.3%。因此, 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3. 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需要。
“幸福感”已成为近两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热门话题, 也成为2011年全国“两会”的热词。“两会”前夕, 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 就“幸福”两字作了如下的表述:“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 对未来有信心。”“两会”期间, 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 如何“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 对未来有信心”更是成为代表、委员衡量政府工作的一个标杆。
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效用/欲望。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 从低到高可分为5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 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 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 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 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得到的满足程度, 是对欲望的满足。就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而言, 国外大量统计测算表明, 不同收入阶段, 效用与幸福的关系不同。在解决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 (衣食阶段) 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小康阶段 (住行阶段) , 效用与幸福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明显。提高居民收入, 增加效用供给, 仍是现阶段提高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另外, 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如心理参照系、成就动机程度和本体安全感等。就心理参照系这一因素讲, 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其影响显著。例如, 在一个封闭社会中, 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 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 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 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 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处在一个开放社会, 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 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在比较中急剧下降, 他们原有的自尊有可能受到创伤。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 一些社会成员难免在收入失衡中出现心理失衡, 以至“浮躁、喧嚣、忽悠、炒作、炫富、装穷、暴戾、冷漠等社会不良心态蔓延”。因此, 增加收入可以提高幸福感, 在收入普遍增加的前提下缩小差距显得更加重要。
对此, 我国政府从经济转型的需要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 提出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大力增加居民收入的目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
二、“十一五”时期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呈增长态势
“十一五”时期, 江西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克服并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努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呈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势头。同时, 着力构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 努力拓宽居民的增收渠道,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切实落实各项增收措施, 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加。2010年, 江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5481元, 比2005年增加6861元, 增长79.6%, 年平均增长12.4%;比“十五”时期的年均增速提高1.3个百分点。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 城镇居民收入渠道逐步趋向多元化, 构成居民家庭总收入的工薪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项收入均呈大幅增长态势, 收入结构趋于优化。
从工资性收入增长情况看, “十一五”时期, 通过“保增长、促就业、提标准”等政策措施, 特别是各级政府着力抓好扩大就业和创业, 居民就业渠道得到进一步拓宽, 收入来源扩展;加上对事业单位陆续实施绩效工资、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规范公务员工资以及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工资水平均有明显提高, 有效促进了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2010年, 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到10614元, 比2005年增长70.6%, 年均增长11.3%。
从转移性收入增长情况看, “十一五”时期, 通过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完善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政策,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提高保障标准, 切实解决离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养老金、离退休金和社会救济收入得到快速增长, 促进了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稳步增长。2010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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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元, 比2005年增长96.4%, 年均增长14.5%。
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情况看, “十一五”期间, 通过开展全省性的创业服务年活动, 大力改善和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推出小额贷款和大学生创业贷款等多种政策措施, 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鼓励和支持下岗、失业人员及大学生毕业自主创业, 带动了城镇居民经营收入的快速增长。2010年, 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达到1266元, 比2005年增长1.38倍, 年均增长18.9%。
从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情况看, “十一五”时期, 随着城镇居民财产增多和投资理财意识增强, 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 城镇居民的利息收入、股息与红利收入、其他投资收入以及出租房屋收入均有大幅增长, 从而促进了财产性收入的高速增长。2010年, 江西省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达到345元, 比2005年增长3.24倍, 年均增长高达33.5%。
从收入结构变化情况看, “十一五”时期, 居民收入结构有所优化。作为城镇居民收入主体的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由2005年的68.8%下降到2010年的64.1%, 下降了4.7个百分点;而转移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则有所上升, 2010年, 转移性收入占26.2%, 经营净收入占7.7%, 财产性收入占2.1%, 分别比2005年提高1.8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各项收入增长对总收入增长的贡献为: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由2005年的58.4%下降到2010年的54.5%;同期转移性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3项合计的贡献率由41.6%上升到45.5%。
但是, 城镇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 收入增长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与经济增长比较, 居民收入的增长滞后于经济的增长;劳动者报酬增长滞后于政府税收与企业盈利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呈现结构失衡, 财产性收入比重偏低;与全国和中部地区比较, 江西居民收入增长滞后;收入增长在居民个人之间失衡, 收入差距较大, 在推进经济转型、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 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三、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经济转型背景下, 提高江西省城镇居民收入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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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高工资与防止新一轮收入差距扩大的关系。
提高职工工资对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相对容易, 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付解决。问题是由于不同地区、各级财力不一, 虽然国家有提高工资的政策, 但经济越不发达地区、越到基层, 涨工资的政策越难落实到位, 导致政策效应衰减。对于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与部门来说, 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与收费价格向社会转嫁成本得以实现。特别是一些单位本来平时就在滥发钱, 有了提工资的政策, 向职工发钱也就变得名正言顺了。在竞争性行业, 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能否涨工资归根到底取决于企业的效益。企业没有效益, 增加职工工资就成了一句空话。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如果大幅增加职工工资, 这些企业的生存就有困难, 企业员工就有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若如此, 势必加大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进一步加剧收入的两极分化。
2. 提高工资与控制通货膨胀的关系。
当前, 物价上涨已趋严重。2011年1-7月, 全国CPI累计上涨5.6%, 超过4%的年度控制目标;PPI累计上涨7%。由于美元泛滥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形成的成本推进, 特别是2008年后我国大量信贷所造成的巨额流动性泛滥, 是当前物价不断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无疑未来几年内我国通胀形势不容乐观。为此, 中央提出要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那么, 提高工资会不会推高CPI上涨, 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从提高工资所面临的基本面看, 目前我国总体上产能过剩、产品过剩, 通过提高工资, 增强购买力, 可以推动供需平衡。在目前CPI上涨较高的情况下, 如果不相应提高工资水平, 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和购买能力下降。对工薪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来说, 其结果是生活消费水平受到影响;对企业则加剧了产品过剩状况, 这种状况如果持续过久, 有可能导致企业亏损, 宏观经济增长下滑, 或重新陷入通缩困境, 或出现滞胀局面。因此, 适当提高劳动者工资是拉动内需, 在控制通胀与保持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避免经济出现滞胀的必然选择, 只要把握好增长幅度, 提高工资就不会成为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只有在工资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 才会推动CPI进一步上涨。
3. 提高工资与保护地区竞争力的关系。
江西发展经济最突出的后发优势, 一是优越的综合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优势, 二是区位优势, 三是低成本优势。从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看, 近年来“民工荒”、招工难现象的持续出现, 预示着“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 最终枯竭) 即将来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多年以前农村就已经出现了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依靠“386199部队” (妇女、儿童和老人) 的现象, 目前能从农村转移的青年劳动力已经日渐减少。最近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已经进入了未富先老的老龄社会, 人口红利终结的时点可能比过去预测的来得要早。由于青年农民工来源枯竭, 企业不得不提高计件工资标准来吸引潜在劳动力的加入, 劳动力成本上升或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从长期看, 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有可能逐步丧失。再者, 劳动力低成本在某些阶段、某种经济发展模式下是地区经济发展竞争力的优势, 但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主要依靠科技与创新, 如果继续保持劳动力的低工资状态, 有可能导致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创新型高端科技人才的流失。如果这样, 在转型背景下的新一轮竞争中江西将处于不利地位。
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途径选择
1. 稳步有序, 统筹兼顾提工资。
江西职工工资偏低是居民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 因此要提高城镇居民收入, 必须努力提高职工工资水平。要通过推进分配制度改革, 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促进劳动报酬的增加, 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行政、企事业等单位的职工工资, 要实现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挂钩, 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 与物价增长挂钩。在进行每一次工资调整时, 要统筹好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上级部门与基层部门、强势部门与弱势部门、薪级高人群与薪级低人群的利益关系, 按照通盘考虑、总量控制、统一调剂、缩小差距的原则, 充分运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 把提高工资的政策切实、及时落实到位, 尽量发挥政策的效应。对企业普通职工的工资, 要进一步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 继续以工资集体协商为重点内容, 以非公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为重点对象, 加快建立企业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实现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 企业一线职工工资增长不低于企业平均工资增长。
2. 调整结构, 拓宽渠道扩就业。
从长远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是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 而发展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之一, 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2010年, 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为43.0%, 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比低收入国家还低;从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情况看, 2009年, 我国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仅为34.1%, 而欧美发达国家高达65%至78%, “金砖国家”的巴西为59.1%, 俄罗斯为61.8%。可见,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此, 要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增强就业弹性, 使同样的经济增速拉动更多的就业。还要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创造出大量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岗位。这一点, 对江西显得尤为重要。
从当前看, 在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宏大的国情下, 必须把促进“充分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因此, 江西省要贯彻落实“就业优先”战略, 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形成促进就业综合政策体系;要紧密结合经济发展, 多渠道多形式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继续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和科研单位招用、聘用高校毕业生, 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自主创业;多渠道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扶持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和返乡创业;大力开发公益性岗位, 加强对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的就业援助。要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全面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要搞好失业预防和调控, 提高就业的稳定性。
3. 大力促进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一是进一步完善市场运行机制, 拓展居民金融投资渠道。如发展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股权激励制度, 以及划拨国有股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 督促国企以国民分红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资本分配的程度, 使社会各阶层能更加均衡地享受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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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二是深化金融体系改革, 健全资本市场, 营造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投资市场环境。遏制股市过度投机与非理性波动, 规范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机制, 提高投资者的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三是加快金融产品创新, 更多地推出适合普通投资者的理财产品, 为他们提供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投资品种, 使拥有财产的居民不管其财产的多少, 都有机会通过财产运营获取财产性收入。四要提升居民的理财水平, 培养居民多渠道投资意识。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有关投资理财方面的相关知识, 提高居民理财能力, 使他们逐步从存款保值向投资生财转变, 实现家庭财产增值。五是逐步提高银行存款利率, 结束居民存款负利率时代。要通过全方位拓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优化居民投资环境, 加快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步伐。
4. 进一步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2010年, 中国人均GDP为4382美元, 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 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 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世行专家总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特点是贫富和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等。日本经济学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指从“国富模式”向“民富模式”转变时的失败, 或从“传统发展型国家”向“新型福利国家”跃升时的失败。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话, 那么, 今后的30年应该是推动全体公民走向共同富裕。在当前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加强对各阶层、各群体的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已是箭在弦上。因此, 江西省要不断深化改革, 努力探索, 建立起收入分配新机制, 稳步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首先, 效率与公平并重调节收入分配。总的原则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效率优先、注重公平, 实现共同富裕, 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应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 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有效功能, 提高政府为民服务意识, 发挥税收和转移支付两种手段的作用, 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 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的调控政策;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 起到“抽肥补瘦”、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二要加强法制建设, 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 遏制非法收入、腐败收入、灰色收入, 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三要积极推进调节收入的第三次分配, 进一步动用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高效发展。
其次,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要加大财政对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低收入者转移支付力度, 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为应对物价上涨压力、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要继续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必要时对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
再次, 进一步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一是要减轻低收入者教育负担。如启动学前教育发展项目, 巩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继续实施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学杂费政策, 支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二是减轻低收入者的医疗负担。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和财政补助标准, 继续支持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三是减轻低收入者养老负担。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 提高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 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 妥善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障问题。四是减轻低收入者住房负担。大幅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 落实好各项财税扶持政策, 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五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 合理调整税率结构, 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
摘要：提高收入不仅是当前我国广大老百姓的强烈愿望, 也是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任务。增加居民收入, 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的需要, 又是构建我国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
居民现金收入 篇3
社会调查作为了解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重视。几份今年发布的颇具影响的社会调查报告，摘登如下：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为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初先后两次对农民工问题作出的重要批示，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调查研究。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十一五”改革关节点调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布。调查显示“十一五”开局之年，改革将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影响改革推进的主要因素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改革中存在的最突出的矛盾和主要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十一五”期间改革的重中之重。
《2006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
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报告指出，中国人才浪费严重，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的边缘。中国的人才竞争力较弱，在世界属第三层次。北京、上海、广东分居全国31个省市区的人才竞争力居前三位。
《北京拾荒大军现状与管理对策》
北京社会科学院公布。调查发现目前北京有30万拾荒者，他们一年能从北京捡走30亿元；贫穷是前往北京抬荒的主要原因；拾荒者中青年占76%；另外，夫妻共同来拾荒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北京日报》）
务工收入已占农民现金收入三分之一
国家统计局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农民务工带来的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48元，占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34.3%。统计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762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1.4%，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已经连续三年保持在前三季度两位数增长。
（《北京晨报》）
半数女农民工属非正规就业
全国妇联2006年11月21日在京发布“全国农村妇女权益状况和维权需求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半数女性农民工属于非正规就业。大部分女农民工就业层次和技术含量较低，对体力和年龄的依赖性较大，工作条件差，收入不稳定。
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收入较男性偏低，被调查的女性农民工月平均收入859.01元，男性收入为1033.68元，男性收入比女性收入高20%。女性农民工工资支付状况较差，加班加点、拖欠工资和不支付加班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只有40%的女性农民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仅占23.8%、19.1%、15.8%、8.1%、6.7%。大多数女性农民工未能享受产假待遇，64.5%的女性农民工没有任何产假工资，能给予女职工90天以上产假的单位只有36.4%，能报销生育医药费用的单位仅占12.8%。
（《中国青年报》）
“家庭教育指导师”成新职业
全国首次开班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日前在上海启动。计划于今年初上岗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将成为我国又一个新职业。
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认证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其在上海开班的职业资格认证培训课程，涵盖了“生命的诞生”（胎教）、“成长的烦恼”（情感成长危机）、“激发迈向天才的潜能”（创新教育）、“巧克力与鲜花意味着什么”（爱情教育），以及心理社会学、发展心理学等22门课程。学员在完成规定课程考试合格后，将获得《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资格》证书，这一证书可在全国通用。
据有关机构预测，我国今后几年内至少需要50万名家庭教育指导师。
（《经济参考报》）
服务业十大不良现象
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在其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服务质量论坛”上首次曝光了服务业十大不良现象：1.企业服务承诺落实难度大；2.落实国家有关规定打折扣；3.服务缺位、越位现象突出；4.企业服务教育盲点多；5.餐饮业虚假宣传愚弄顾客；6.汽车维修价格模糊；7.城市基础设施“人性化”不足；8.公共设施缺乏有效管理；9.出租车管理无序；10.某些垄断服务业缺乏以客户为本的意识。
调查发现，食品、服装、鞋帽企业在各地的生产企业、代理商的售后服务热线形同虚设，遇到产品质量问题和消费者投诉，不是把责任推给经销商，就是抵赖敷衍。2006年食品、服装、鞋帽三类生产企业的服务质量、消费者满意率在他们所察访的企业中获得了最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篇4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公共财政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从1978年算起, 在过去的30多年, 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都得到了快速增长, 但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而且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全方位的,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表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产生的。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43.3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133.6元, 到了2000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6, 280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 253.4元, 截至2009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75元, 是1978年的50倍多: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 153元, 是1978年的33倍多。
(二)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扩大。
1978~2009年的30多年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额在不断增大,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不断变大。
1、1978~1984年,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始终在253元范围内。这一阶段是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最小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2、1985~1991年, 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开始逐年扩大。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为341.5元, 1988年为636.58元, 1990年为823.9元, 1991年为992元。
3、1985~1991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开始扩大, 平均以每年100元的幅度递增。
4、1992~1997年, 这一阶段城乡收入绝对差距的变化可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1995年, 这一阶段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快速拉开, 1991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为992元, 1995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已经达到2, 705.3元, 比1991年扩大了1, 813.3元;第二阶段是1995~1997年, 这一阶段城乡收入绝对差距的增长幅度又趋于缓和。
5、1998~2009年, 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急剧扩大阶段。1998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是3, 263.1元, 2009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为12, 022.0元, 两者相差9, 758.9元, 2009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额是1978年的58倍。
(三)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在动态中不断变大。
从1978年到2009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在动态中不断变大。
1、1978~1983年, 七十年代末农村土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收入大幅上升, 加上农村计划生育的严格实行,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大幅上升, 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 到了1983年, 农村居民人才纯收入为309.7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76.17元, 增长了1.3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高速增长直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从1978年的2.6缩小到1983年的1.7。
2、1984~1989年,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扩大了近0.6。这一阶段,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迅速, 并超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农村居民年收入增长速度比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慢了近5.7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3、1991~1994年, 城乡收入差距迅速大幅拉开, 这一阶段中, 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农村居民年收入增长速度快了近8个百分点。如此悬殊的增长速度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在短短3年时间内扩大了2.87。
4、1995~1997年,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迅速, 并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农村居民年收入增长速度比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了近5.8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放慢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达到2.47, 1994年的系数降低了0.4。
5、1998~2009年, 这十年间, 城乡居民收入差额从1998年的3, 263元扩大到了12, 022元, 增额高达约9, 760元。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为3.33, 比1998年多了0.82, 比1978年多了0.73。
(四) 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导致基尼系数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距逐步拉大, 国际上城乡居民收入比如果到2倍左右就属于最高级别, 而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 世界银行界定的贫困线是人均每天1.25美元, 2008年我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每天0.3美元。贫困标准不一样的背后是大量的更多的贫困人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96。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系数为3.28, 2007~2009年每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系数都超过了3.3, 由此看来, 2006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在不断变大。
二、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一) 农产品价格偏低直接导致农村居民的低收入。
农产品价格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工业化, 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的背后是农产品价格的低贱, 进而是农民利益的长期被损害。
农业的先天劣势注定需要政府为其买单, 补贴农业, 支持农业发展应该是国家的重点战略, 但在计划经济时期, 农业发展不仅没有取得政府的偏爱, 反而一切支援工业的格局让农业的发展过多地注入了行政的色彩。一方面工业的发展需要农业的资源做后盾;另一方面价格扭曲的农产品价格使得工业化的发展十分便利、低廉地获取了大量廉价的农产品。在城市, 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在农村, 风险下的农业无法从农产品高价中获得补偿, 相反, 农产品价格的不透明和国家限价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偏低, 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
(二) 政府支农力度不够。
农业具有天然的特殊性, 其发展慢于二三产业。这是由农产品的特征决定的, 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 所以当农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减产时, 农产品收入降低, 当农业丰收时, 又出现“谷贱伤农”的现实。农业的外部效应是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持的, 这方面的保护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
而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力度明显偏弱, 主要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 对农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电力、广播、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够;第二, 对农村教育、农业科技及信息、农业保障体制的投入力度不够;第三, 农业税制改革缓慢;第四, 对农村、农业、农民的转移支付诸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力度不够。
(三) 公共财政对农民补贴较少。
公共财政的阳光应该普照全社会,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能缺少对农民的保障。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公共财政向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 但公共产品的分配存在结构性偏向。在教育、公共设施与基础设施方面, 公共财政一边倒地投向城镇, 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有效保障城市低收入者生活质量的同时, 直接提高了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比如, 城镇居民在养老金或离退休金方面的收入或福利大大超过了农村居民, 因为这一块在农村基本上是空白。不断上调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增长, 还在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四) 城乡劳动者素质差别过大。
劳动者作为一种人力资源, 受教育的程度主要影响劳动者的素质, 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劳动者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而就业机会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的差别。
我国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是有天壤之别的。从教育的硬件配置到教育软件的配套, 农村居民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是稀有的, 这就构成了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存在相当差异。从教育文化程度上来看, 绝大多数文盲、半文盲居民生活在农村。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 限制了提高收入的能力。绝大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 与城市居民相比, 较低的科学文化素质及信息水平使得他们很难适应市场需求,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 谋取收入的能力就没有机会。简单的劳动就业产生的是简单没有附加值或者附加值很少的产品或是服务, 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劳动收入相对较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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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嘉瑞.中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3]叶普万.贫困经济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4]李平.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6.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篇5
近年来, 国家不断加大援疆力度, 2010 年中共中央召开对口支援新疆的工作会议, 提出了要建立起人才、技术、管理、资金等全方位对口援疆的长期有效机制, 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 着力解决好与各族群众密切相关的基本民生问题, 并明确提出力争10 年新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并号召全国19 省市承担援疆建设任务。此后, 国家又多次召开专项会议, 具体讨论实施援疆的措施与策略, 为以后在医疗、教育、经济层面上具体援助新疆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保证。在对口援疆支持下, 全疆新型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经济运行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政策红利和成果以及19 个省市援疆活力初显, 跨越式发展已迈出实质性步伐。对口援疆支持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可喜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严重影响到中低居民的生活水平; 新疆落后地区的发展依然缓慢; 新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区的58. 8%。这严重影响到全区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凯恩斯曾经提出收入水平决定消费的理论, 构造了消费与收入的简单线性函数, 并且此函数在实际中经过了显著性检验。高消费水平必须以高收入水平作为基础, 而当前新疆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偏低, 因此通过分析新疆居民收入现状, 提出新疆居民收入增长建议, 对于改善新疆居民生活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较少有关于居民收入现状分析的研究, 已有文献中典型的如卫艳艳在2011 年新疆居民收入现状分析中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与内地的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越来越大, 新疆内部各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并且提出了加快新疆发展, 加快新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刘欣在2011年对河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现状分析得出, 在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前提下,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另外, 陈涵等人在《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的分析》一文中就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现状, 提出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建议。
从以上对于居民收入现状分析的研究中可知对于居民收入的分析离不开对收入差距的分析。韩家彬等人在2009 年利用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指数对改革开放30 年来的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影响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增长的同时, 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指出差距的扩大会激化社会矛盾, 增加新疆社会的不稳定性; 李红于2006 年在《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一文中阐述了自然因素和体制因素的不同是导致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并且提出了加大对“三农”的支持来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另外, 崔登峰等人在2010 年研究发现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差距、农业生产的脆弱性是导致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并提出了建立农村保障体系, 支持农业发展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性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 本文对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现状及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1978—2012 年新疆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由171. 14 元增加到11465. 88 元, 年均增长13. 16% 。其中城镇年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由319 元增长到17921 元, 年均增长12. 58%, 农村年人均纯收入由119 元增长到6394 元, 年均增长12. 43% , 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 且增速基本保持一致, 农村人均收入略低于城镇居民水平。图1 显示无论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均呈现增长态势, 并且在1992 年之前虽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但增长速度都较慢, 而在1992 年之后却发生了显著改变,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农村,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0 年对口援疆工作会议召开之后,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 由2009 年的3883 元增长到4643 元, 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由12258 增长到13644,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于城镇, 这说明了对口援疆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与全国相比, 由于1978 年新疆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加权计算所得的新疆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当时与全国平均水平 (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 19) 基本上保持一致, 从城镇与农村分别来看,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 4 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33. 6 元, 新疆处于全国中游水平,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指标在全国分别排名第15、18 位。经过30 多年的发展, 截至2012 年新疆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1465. 88 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668. 51 元, 其中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921 元, 在全国34 省市排名中位居28, 农村人均纯收入为6393. 7 元, 在全国排名中居第22 位; 从增长速度上计算, 1978— 2012 年, 34 年间全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为14. 41%, 其中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为13. 38%, 农村年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为12. 76% , 新疆三项指标都落后于全国水平。
为进一步剖析新疆居民收入现状, 通过计算基尼系数以分析新疆居民收入差距。关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万分法”、“等分法”、“曲线回归法”以及“差值法”, 其中“曲线回归法”是指利用洛伦兹曲线回归方程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 由于该方法计算所得基尼系数较为精确, 因此本文采用此种方法, 其计算公式如下:
设洛伦兹曲线回归方程为: yi= Apib,
式中, i为人均收入水平, pi为某收入水平的人口 ( 或户) 比重, yi为相应的收入比重, A、b分别为回归系数和参数。通过计算1990—2012 年的基尼系数如表1。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基尼系数经常与社会安定程度相关联, 可基本划分为在0. 3 以下为安全, 0. 3 ~ 0. 4 为基本安全, 0. 4 ~ 0. 5 为有风险, 0. 5 以上为危机, 在我国0. 5 也被定为公平警戒线。根据此划分, 从整体上可以看到新疆无论是全区、 农村还是城镇自1990 年以来基尼系数从未超过国家警戒线, 这与全国基尼系数不超过0. 5 的事实正好相吻合。 从时间序列分析了解到自1990 年以来基尼系数存在着不断扩大的趋势, 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1992 年以前新疆基尼系数稳定在低水平徘徊, 但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 1993 年的基尼系数明显上升, 直到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基尼系数才有所下降, 另外2010 年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的召开, 新疆基尼系数虽然缩小不大, 但整体上还是有所下降。具体而言, 全区基尼系数1990 年仅为0. 3336, 处于基本安全范围, 但在1996 之后便高于0. 4, 处于有风险的状态, 并且维持在高水平状态; 城镇基尼系数在1990 年只有0. 2465, 属于安全界线, 2007 年之后才达到0. 3, 城市发展呈现出后起色彩, 原本基尼系数低于农村, 而到2006 年之后高于农村; 农村基尼系数自1990 年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 但上升幅度并不明显, 直到1998 年才突破0. 4, 之后维持在0. 4 左右, 最高时期达到0. 4348。
三、目前现状产生的原因
(一)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导致新疆居民收入偏低。
1978—2012年新疆名义GDP总量由39.07亿元增长到7505.31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16.72%, 而全国GDP则从3645.2亿元增长到516282.1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15.68%, 单纯从总量的增长速度上新疆高于全国。但如果从人均GDP上计算, 新疆1978年的人均GDP仅为313元,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81元, 并且截至2012年新疆人均GDP为33796元, 而此时全国平均水平已达到38420元, 这仅是名义GDP的核算数, 从增长速度上计算, 新疆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4.76%, 全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为14.53%, 两者基本上保持一致。如果将物价考虑在内, 由于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那么折算之后的实际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 科技进步水平提升缓慢, 制约经济增长速度。
无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还是外生增长理论都充分论证了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动力。关于新疆技术进步情况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012年新疆全区技术市场成交额仅为53853万元, 全国为64370683万元, 如果按照34个省份进行平均, 平均每个省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为1893255万元, 远高于新疆全区水平。从三种专利受理总数上分析, 2012年全国为1912151件, 平均每省56239.74件, 按照人口数计算, 新疆应为31534.03件, 而实际上新疆在2012年仅为7044件,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技术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看, 新疆2012年项目数仅为1532项, 金额仅为54910.48万元。
(三) 收入结构单一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
自1978年以来, 新疆农村居民总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从未低于80%, 其中2011年、2012年家庭营业总收入分别占到86.18%、83.9%。如果仔细剖析家庭营业总收入的构成, 则可以发现在由农林牧副渔构成的家庭营业总收入中, 其中农业收入占据了绝对比重, 如在2000年农业收入占农村营业总收入的76.4%, 2005年占到了75.6%, 2012年约为71.9%, 农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的种植业收入, 势必会使农民收入处于低水平徘徊。
(四) 市场经济体制自发性引致基尼系数增大。
从基尼系数的时间历史角度可以看到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后基尼系数明显增大, 这充分说明随着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 强调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客观上增加了基尼系数。
四、政策建议
(一) 加大对口援疆力度, 尤其是技术援助力度。
无论从增加新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还是缩小城乡差距上, 通过上文的分析, 我们了解到对口援疆政策措施的推出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扩大对口援疆支持, 同时结合新疆科技发展状况以及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必须加强技术援助, 以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进而增加新疆居民可支配收入。当然技术支持不仅是要加强对于企业、教育层面的援助, 新疆农村科技水平低, 农民素质低, 这也是制约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的技术支持, 比如培育良种、发展节水设施等。
(二) 统筹城乡发展, 全面贯彻“三农”政策,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不仅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更是新疆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新疆农村经济起点低, 增长慢,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 农民生活质量水平低, 这些问题不仅制约整个新疆经济的发展, 而且影响到新疆社会稳定。可通过保障种植业发展, 如加大种植补贴, 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及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鼓励农民自主创业, 发展农村服务业等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以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维护社会稳定。
(三)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注重社会公平。
1992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也绝不能忽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收入差距的扩大问题, 同时结合新疆民族经济落后的特点, 必须重视公平问题。当然注重公平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体制, 而是要规范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不合理行为, 比如行业垄断、税收制度、工资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鉴于此, 可以通过取消对垄断行业的政策保护,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深化税制改革, 切实实现高收入高税收, 补贴低收入人群等, 强调社会公平。
摘要：近年来, 在国家援疆建设政策和对口省市的直接援助下,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难题, 如城乡居民收入较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问题。通过基尼系数, 用事实数字具体分析了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现状及原因, 并提出了加大对口援疆力度, 尤其是技术援助力度;统筹城乡发展, 全面贯彻“三农”政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注重公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收入差距,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思考 篇6
关键词：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两级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最快时期, 但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并已出现两极分化的势头, 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主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收入有差距, 本属正常, 但差距过于悬殊, 就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
首先从绝对水平看,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我国基尼系数2002年超过警戒线为0.45, 2004年达到0.47, 而一般学者普遍认为是0.5以上。有关专家按照五等分测量方法测算,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五等分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收入的47%、22%、15%、10%和6%。据2006年的相关统计数字, 20%的低收入者只占到总收入或消费额的4.66%, 而20%的高收入者则占到了49.99%几乎达到了二分之一。由此可见, 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的限度。
其次, 从发展角度看, 我国居民收入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由世界最平均的国家之一, 变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 为国际罕见。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 1990年为0.32, 1996年为0.33, 2002年为0.45, 2004年为0.47, 20年翻了一翻。
再次, 从布局结构看,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存在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社会经济的各个主要方面。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改革初期, 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曾有所缩小, 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扩大趋势, 目前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是农民纯收入水平的3倍以上。城乡收入差距1978年为2.6:1, 1983年缩小到1.8:1, 1990年又扩大到3.02:1, 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2:1左右, 如果再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因素考虑在内, 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 而可能是5倍, 甚至是6倍以上。
二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尤其是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明显。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则扩大了3.07倍。如2002年底, 上海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3250元而最底的贵州是5944元, 前者是后者的2.33倍。
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个人倾斜。1987年我国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 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
合理而适度的收入差距, 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 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必然要求。但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必须看到, 收入差距过大, 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会出现两极分化收入差距过大, 不仅制约国内需求的扩大, 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正确看待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1. 不能仅以基尼系数作为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惟一依据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多个指标, 而基尼系数是最基本的指标。应当承认, 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对评判一国的分配状态有一定意义, 否则就不称其为国际公认。但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程度, 不能仅以0.4下结论。这是因为:
首先, 基尼系数本身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在计算基尼指数时由于采用数据不同, 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如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要大于按户均计算的基尼系数;由于转行经济的特点当前我国不同社会成员的实际收入难以得到全面准确的统计, 由此算出的基尼系数, 与实际状况有不小的误差, 从而影响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其次, 0.4只是一个警戒线, 它只表明可能性, 非现实性。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 必须考虑到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差异。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的国家目前我过的基尼系数是0.46, 但从城乡分别来看, 城市的基尼系数是0.37, 也就是说城乡作为两个部分各自的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把城乡综合在一起就达到0.46, 这说明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基尼系数扩大的主要因素。
第三, 基尼系数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 居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国际警戒线只能作为各国判断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系数, 不能把他作为调节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系数, 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 不仅数据的准确性大有不同, 而且不同数据对应的社会经济现象和后果也有很大区别, 所以各国的基尼系数说明的问题并不一样。同样的系数有的国家可能意味着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 有的国家却并未超出人们的容忍范围。
2.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不等同于两极分化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两极分化有着根本不同, 要把二者严格区别开来。马克思所讲的两极分化是一种阶级分化和阶级对抗的社会现象, 其特点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 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两极分化是指贫富两极的收入和财产差距越来越大的同时, 两大阶层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 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严重严重的影响, 而且两极分化必然形成贫穷阶层和富有阶层两个明显对立的两极。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 是在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提高基础上产生的差距, 是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产生的差距基本上是大富与小富、先富与后富之间的距离, 它体现了邓小平有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从2.55亿减少到了2300万。虽然两极分化是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结果但不能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差距扩大就一定是或一定回导致两极分化, 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体制的问题, 而两极分化是制度的问题, 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三、缩小收入差距, 防止两极分化
第一, 加快经济发展, 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缩小收入差距, 最基本的是加快经济发展, 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物质财富。当前我国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发展不足的问题, 收入分配中的差距也是发展中的差距, 而发展中的差距要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决定分配的观点, 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 要靠效率的提高。没有效率的提高, 没有生产力的发展, 只能低水平的均等, 是共同贫穷。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提高了, 政府才能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实力, 通过转移支付手段解决贫困问题,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首先,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水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更多地关注低收入者, 尽最大可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让他们得到社会的关爱, 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根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 主要是通过扩大就业, 促进农民增收减负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其次,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途径。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生产要素按贡献与分配的原则。中等收入者大部分由资本、技术、管理、知识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构成, 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与分配的原则, 不仅有利于这部分的收入增加, 也有利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促进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最后,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必须坚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 同时要把调节收入过高, 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大事来抓应当强调, 调节过高收入并不是不允许人们致富, 更不是剥削合法高收入者。要在保护个人经济权利和合法收入的前提下, 通过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进一步加大税收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 并进行合理有效的再分配。
应当看到, 调节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前工作重点应在两头:一头是要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 防止出现赤贫层;另一头是要对高收入群体的高收入进行调节和规范。通过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 促进收入分配合理结构的形成。逐步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 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吴振坤:加大再分配调节抑制分配不公[J].理论探讨, 2007, (4)
关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考 篇7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泰尔系数
一、引论
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 其主要表现之一为城乡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差异。近年来, 国家虽然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 但西部大开发政策并不能直接减小东西部收入差距, 而引入西部的企业基本为高耗能产业, 由于西部生态系统的薄弱, 生态环境愈发恶化, 致使西部居民收入减少, 最终使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也使得城乡收入继续扩大。
因此, 分析和研究导致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运行和国家维稳意义重大。
二、收入差距的计算方法
(一) 以基尼系数来衡量
为了用指数来更好地反映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 1912年,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计算出一个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 称为基尼系数 (G) 。基尼系数定义为:G=SA/ (SA+SB) 。
基尼系数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按照目前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在0.2之下, 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 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人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二) 以泰尔系数和MLD指数来衡量
首先, 泰尔系数作为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 (或者称不平等度) 的指标, 经常被使用。泰尔系数和基尼系数之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特别敏感。泰尔熵T指数对上层收入水平的变化很明显, 而泰尔熵L和V指数对底层收入水平的变化敏感。
随着改革的深入, 我国的分配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 生产力不断解放,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得出近几年我国基尼系数风别为:1995年0.389, 1996年0.375, 1997年0.379, 1998年0.386, 1999年0.397, 2000年0.40, 自2001年基尼系数超过0.45后, 国家就不再公布, 有专家怀疑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危险值。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
笔者看来, 我国是否存在贫富差距已经没有研究价值, 因为每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有这种现象,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通过研究发现, 可以通过各区域收入比例的关系得出是何原因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分析, 得到以下关于我国2005-2009的城乡居民总收入比率指数、城乡工资比率指数以及城乡人口变化指数。
城乡工资比率指数:C=p/q
城乡人口变化指数:R=今年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去年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
通过以上数据计算, 发现以下规律:第一, 从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差异状况看, 2005-2009年全国的城乡差异总体是上升的趋势, 而且越发达的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越大, 尤其是北京、山西、浙江、上海、广东等, 其中大多是沿海省份, 这与我国大部分经济动脉都在东部有关, 且发达省份之间的差距还处于逐渐扩大态势。虽然大部分省份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 但经济不发达省份如西藏、甘肃、新疆发展过程中存在差距波动的情况, 而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都是逐步递增。通过分析得出, 上海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并不是其收入分配不均造成的, 其最主要因素是由于上海城市覆盖率过高所导致。由于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正在一步步吞噬乡村, 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导致城市过度拥挤, 也使得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其次, 我国城乡工资差距指数都是逐年增长的, 说明我国的居民收入在不断增长。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处于持续增长之中, 而且全国指数是3.6倍左右, 其中, 经济发展越是缓慢、固定资产投资少或者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省份指数偏大, 比如云南、西藏、甘肃等的数值度超过了4倍。如果一个地区的城乡工资比过大, 只会使得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会导致将来的菜价和农产品价格逐渐提高, 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后,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较大的东西部差距及城乡差距。我国虽然强调“先富拉动后富”, 但当收入差距超过穷人所能承受的范围, “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趋势必然造成整个社会不安定。综上,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四、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大的对策
(一) 税收的改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国民经济的再分配主要靠政府宏观调控, 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税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国情促使我国政府应加快税制改革, 健全税收调节机制, 强化税收征管力度。改革并不是增加税收金额, 而是应该保持税收的逐步增长, 或者提高税收的起征金额, 从而使得低收入人群减少税收支出。
(二) 建立较为完整的法律及行政法规
加强法制建设, 打击非法收入及灰色收入, 建立廉政网站, 严惩贪污腐败, 对公务人员加强监督和约束。对社会中存在的可获利权利进行全面、全民监督, 减少我国灰色收入与非法收入。
(三)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提高农民收入, 支持农产品产业转型
促进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同时, 加快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 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切实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条件下, 以效益为中心, 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 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 发展特色农业, 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 提高农业商品率。
(四) 大力发展教育
加大在科教事业上的投资, 我国现阶段的普遍现象就是城市居民拥有较好受教育机会, 个人能力和素质偏高, 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 个人能力和竞争力弱, 造成农村劳动力往往容易失业或从事低收入行业。因此, 应加强农村的教育问题, 加大农民学习技术和上大学的机会, 提高农村的知识水平, 增强其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与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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