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温州模式 篇1
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模式”的崛起, 凸显出政府“无为而治”的管理经验, 备受全国各地瞩目。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环境中, 温州经济已经出现很多新的发展背景, 这些背景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有创新的作为, 以支持和推动温州经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金融危机后, 温州政府采取积极措施, 以战略导向引领企业, 以扶持政策激励企业, 以政企互动凝聚企业, 以优化环境服务企业, 最终形成“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地结合。
--增强服务职能。为引导企业走出困境, 温州政府主动推进自身改革、转变职能, 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 努力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 不该管的放手让市场调节, 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建立健全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不久前召开的温州中小企业融资对接会上, 20家企业与13家银行签订协议, 授信总额达31.16亿元。在开拓国际市场上, 温州市政府拿出2000万元专门扶持企业到境外参展;加大对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等项目的扶持力度, 保险费补助由原来的40%提高到80%。
--增强宏观调控职能。2008年12月中共温州市委连续发布《关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温州市百龙企业培育的实施意见》。2009年发布《中共温州市委关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关于实施工业转型升级321行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见》。确立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的原则, 通过政府宏观调控, 加快推进温州工业转型升级, 实现发展动力从资源消耗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 产业结构从一般加工业为主向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转变, 产业链重心从制造环节为主向研发设计和市场营销两端延伸转变, 产业组织形态从传统块状经济为主向现代产业集群为主转变, 企业经营方式从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 产品层次从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为主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为主转变。
--增强指导职能。行政指导既可以认为是一种新的政府职能, 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手段和方式。2008年以来, 温州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企业挖掘潜力开拓国内市场。率先在天津和江苏设立“温州名购中心”, 鼓励同行业、跨行业企业间“抱团”开辟新市场。支持企业“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 举办产业对接合作交流活动等。
二、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再造民营经济发展新亮点
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指出, 18世纪以来西欧之所以能出现经济迅速发展的局面,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 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产业结构、企业制度结构, 是温州企业整体突围的两大路径。实际上, 保增长对于温州企业来说不是根本的难题, 真正的难题是调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金融危机期间, 温州企业的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快。
--企业重组与资源整合。形成以本地骨干企业为龙头、资产独立的联盟体系。如法派、奥奔妮、伸迪、婉甸、泰马鞋业、泰力实业等核心企业共同投资组建“优衣派”, 首期注册资金为1亿元人民币。同时吸纳100多家本地优秀生产制造企业作为产品联盟协作企业, 龙头企业拿到订单后, 分发给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生产, 代工企业保持资产独立。
--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与企业上市。民营企业是温州经济中机制最活、很有发展潜力的部分, 只有民营经济上档次、上水平, 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才能推动温州经济整体繁荣。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 温州企业的发展过多地依赖于民间融资, 长期来保持着和资本市场的距离, 一直被视为上市的“绝缘体”。在金融危机影响下, 温州民营企业上市的热潮有增无减。去年, 温州市委2008年“17号文件”确定了推进温州企业上市工作的基本精神, 就是要使“拟上市企业”总数达到30家。目前, 温州拟上市企业大致具有四个特点:一是行业众多、区域分布很广;二是上市企业后备资源充足;三是“拟上市企业”基本上是产业中的优秀企业;四是“拟上市企业”的积极性较高, 上市的形式多样。温州企业上市的浪潮将会全面推进温州企业素质提升与竞争力提高。
三、内外扩展:寻找新的市场发展机会
拓展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是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亚当.斯密、赫克歇尔和俄林等提出的国际贸易原理都得出了贸易有利于深化劳动分工, 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结论。金融危机下, 寻找新的市场发展机会不仅可以使企业化危为机, 而且可以促进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拓展产品线。在当前经济危机之下, 温州的一些骨干民企几乎不约而同地转型进军新能源领域, 开辟新的市场蓝海。华仪公司的风能1.5兆瓦风力发电机组下线, 将带来产值1.7倍的增长幅度;正泰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产品下线;通领科技公司进军LED上游产业, 预计年产值可达7.2亿元;聚光科技公司从传统制鞋业跨入LED下游产业, 2009年产值将超亿元;华正从传统的塑编行业进入高科技的锂电池、电动摩托车行业;海尚与瑞典公司合作的海水淡化工程已启动, 净水器等产品也已陆续投放市场。
--拓展销售终端。红蜻蜓、奥康分别在全国建立了4000家、3000家专卖店, 正泰建立了2000个销售终端;报喜鸟在培育农村市场销售终端的同时, 在高级酒店、商务楼开设服装定制所, 为高端人群提供定制服务;柳市骨干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代理处已突破80家;红蜻蜓鞋业还在美国洛杉矶西田购物中心开出形象店, 成为首个跻身世界顶级购物中心的温州品牌。
四、沿海产业带建设:产业集群升级新趋势
去年年初, 温州市政府作出了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全面启动事关未来发展的沿海产业带建设, 给温州的发展和建设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温州以往的产业集群比较松散, 沿海产业带规划把产业集群纳入一个庞大的体系, 形成临港重化板块、临港能源板块、临港物流板块、临港先进制造业板块、临港民营科技板块和临港精细化工板块。温州沿海临港产业带一旦建成, 便可以实现产业集群发展, 成为浙江超大规模临港产业区。
--临港工业与物流的联动。依照规划, 依托港口条件适度发展石油化工、船舶修造、能源电力等临港工业。以苍南芦浦、乐清翁垟、洞头大小门岛为核心区块, 发展石油精细化工产业, 建成在国内有重要影响的特色石化原料深加工基地。发展原油及成品油、煤炭、液化气等中转贮存和粮食储运加工。目前, 正在建设的有南岳物流基地、洞头物流基地、海门物流中心、大麦屿物流中心、大陈岛石油储运中转基地、健跳港煤炭专业码头等项目。
--海洋渔业与海产品精深加工的发展。通过优化海洋渔业结构, 压缩近海捕捞, 积极、稳妥地发展远洋渔业, 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区内外海产品资源, 发展海产品加工出口, 重点推进乐清蒲岐、苍南巴艚等海产品加工业区块建设, 形成一批海产品加工骨干企业和富有特色的海产品品牌。积极开发海洋药物和海洋保健食品, 进一步拉长产业链。
根据规划, 到2012年温州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将超过45%。第三产业要成为温州产业结构演化格局的主体, 必须确立发展战略, 制定相关的发展第三产业对策:第一, 推动温州商贸的发展, 把温州建成浙南闽北地区最具消费活力、人文魅力, 人气集聚、商务便利的商贸物流中心。第二,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积极引导工商企业扩大物流需求, 逐步将生产制造和商贸领域以外的原材料采购、运输、仓储和产成品流通领域的加工、整理、配送等业务有效分离出来, 按照现代物流的规律和构架, 进行整合和重组。第三, 积极发展中介咨询、医疗保健、文体娱乐、社区服务四大新兴行业。实现服务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融合并举, 推动服务业开放性发展策略, 实现温州产业结构转型与提升。
摘要：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典型代表, 温州作为中国经济运行的积极信号出现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温州积极应对困境、进行经济转型升级产生的累积效果, 也是温州模式转身之路的一大成效。今年一季度以来, 温州消费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工业用电量增幅持续回升、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明显缩小、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两位数增长、居民定期存款比重明显回落和贷款持续十个月出现回升。
关键词：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温州模式,转身,经济运行,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 (美) 道格拉斯.诺思, (美) 罗伯特.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 (1)
[2]《关于温州市百龙企业培育的实施意见》2008.10
[3]《关于拓市场保增长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2008.12
[4]《关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2008.12
[5]《中共温州市委关于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2009.3
升级温州模式 篇2
标准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性工作, 在保障质量和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实现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标准化总结经验和技术, 制定和执行统一标准, 达到技术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以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规模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组合越来越复杂等各种问题。标准化有助于改变温州市产业生产模式, 提升产品质量, 规范市场秩序, 提高标准话语权, 提高温州市产业核心竞争力, 保障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1 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标准化现状
近年来温州市标准化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 2006年以来, 温州市获得3个“中国标准化创新贡献奖”、65家企业获得“浙江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8个单位承担国家级、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分技术委员会) 或工作组, 通过2A或3A评级的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约330家。在标准化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温州市的标准化水平与产业发展不相适应, 特色优势产业的标准话语权偏低, 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数量偏少, 人才队伍的标准化支撑相对薄弱等。企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和生力军, 本文通过对温州市重点规划的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汽摩配、电气、鞋类、服装、泵阀、模具、船舶、合成革、精细化工、印刷十大特色优势产业中温州市企业所制定标准的类型、行业分布、区域分布、采标比例、以及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等内容的研究, 发现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中标准化还存在以下不足。
1.1 温州市企业制定标准的能力相对不足
温州市企业所制定的标准见表1。
表1的数据来源为“温州市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库的33 914份国家标准, 74 539份行业、地方标准, 合计共108 453份标准。
“一流的企业卖标准, 二流的企业卖品牌, 三流的企业卖产品。”温州市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形象,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行业有利于提高竞争门槛, 淘汰不达标的企业, 提升整个行业的信誉度。掌握了标准就如同掌握了行业制高点, 掌握了“行业话语权”, 其所代表的不仅是可持续获得的利润, 还意味着领先的地位和对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巨大渗透力。在市场竞争中, 有形的实力往往会通过无形的标准表现出来, 不能积极参与标准的制定, 在竞争中往往会身处下风而导致事倍功半。
温州市具有中国人造革之都、中国鞋都等众多的国字号金名片, 在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通过对表1的数据分析发现, 在33 914份国家标准、74 539份行业和地方标准中, 温州市企业制定的国家标准为657份, 约占1.9%;行业标准为750份, 约占1.0%。这些数据反映出温州市企业参与标准化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标准化活动相对于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更能反映出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 反映出企业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力。温州市企业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制定的国家标准为69份, 约占0.20%;行业标准为157份, 约占0.17%, 反映出温州市企业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主导制修订工作中, 虽有参与但涉及的标准数量相对有限, 层次偏低, 话语权相对薄弱, 制标能力相对不足, 这些不足都直接制约了温州市产业向更高层次的转型升级。
1.2 温州市企业所制定标准的行业分布不平衡
温州市企业所制定标准的行业分布见表2。
温州市经济正处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阶段, 通过标准规范行业发展方式, 提升行业发展质量, 改造提升行业传统工艺, 挖掘汽摩配、电气、鞋类、服装、泵阀等传统特色优势产业潜力, 应用标准探索和总结智能、低碳、绿色技术经验, 拓展新兴产业, 实现传统产业“老树开新花”, 新兴产业“新树发新芽”, 新旧产业齐头并进, 才能推动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但通过对表2的数据分析发现, 温州市企业制定的1 464份标准中主要分布在化工 (G) 、机械 (J) 、电工 (K) 、仪器仪表 (N) 、轻工文化与生活用品行业 (Y) 五大领域, 标准数量分别为93份、270份、315份、96份、195份, 总共969份, 约占66.2%, 反映出标准涉及的产业范围偏窄, 覆盖面偏小, 不能全面带动温州市产业的整体发展。
在温州市企业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制定的261份标准中, 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M) 的标准为0, 占比为0%;新能源产业 (F) 的标准为1份, 约占0.4%;电气产业 (K、L、N) 的标准总和为22份, 约占8.4%;精细化工 (G) 、模具 (J) 的标准为55份、46份, 约占21.1%、17.6%;其余服装、鞋革等产业 (Y) 的标准为54份, 约占20.7%。反映出温州市企业制定的标准基本还停留在传统特色优势产业, 为新兴产业而制定的标准数量非常少, 有些甚至为零, 标准的行业分布不合理破坏了温州市产业齐步前进的一致性。特色优势产业由于发展时间长, 相对于新兴产业标准数量偏多属正常, 但从特色优势产业的标准分布来看, 同样存在制定标准的行业分布不平衡的现象。行业整体标准化意识不强, 未利用标准化增强行业发展, 行业之间的标准化逐渐演变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 直接导致制定标准的行业分布不平衡, 拖累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共同驱动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1.3 温州市企业所制定标准的区域分布不平衡
温州市企业所制定标准的区域分布如表3所示。
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市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 各县市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温州市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看, 既有经济比较发达的乐清市和瑞安市, 也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文成县和泰顺县, 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及各县市区本身的环境、地理、交通、人口等因素差异, 使得各县市区的经济差距在短时期内很难得到有效的改变, 极大地阻碍了温州整体经济的发展。放眼各县市区经济发展与标准化程度的相关性, 经济越发达, 思维越开阔, 标准化参与性越高。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 在标准制定方面, 乐清市的标准数量为471份, 约为32.2%, 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鹿城区、龙湾区2个地区的标准分别为201份、231份, 约占13.7%、15.8%;而洞头县、文成县、泰顺县3个地区的标准分别为2份、1份、3份, 约占0.1%、0.1%、0.2%。乐清有电器、鹿城有鞋业、龙湾有合成革、洞头有羊栖菜, 各县市区都有相应的支柱产业, 而在支柱产业的标准化参与活动方面, 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程度不同, 各县市区企业的参与程度也大不相同, 直接导致温州各县市区的标准化发展不平衡。
注:“采标比例“是对108 453份标准中温州市企业参与的1 464份标准的采标情况进行统计。
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有利于提高标准化水平, 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快温州市标准化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由于技术的落后, 致使国外组织或企业能够通过标准等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阻碍企业产品的出口, 2013年浙江省32.3%的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达到37.2亿美元, 企业为应对进口国技术要求而新增成本达到18.9亿美元。通过对表3的数据分析, 在总共1464份标准中, 有采标的标准数量为365份, 约占24.9%, 反映出温州市企业参与制定标准时, 虽然已经开始积极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但采标比例仅仅是所制定标准的1/4, 温州市企业标准走出国门与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相接轨还有一段距离。制修订国际标准方面, 截止2013年底温州市企业制修订的国际标准为4份, 与广州市40多份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温州市产品走出国门与国际产品相竞争, 温州市企业需积极采用国际或国外先进标准, 提高采标比例, 减少国内国外两套标准, 降低产品成本, 避开技术壁垒风险, 减少经济损失。
1.4 温州市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数量不多
温州市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分布见表4。
注:TC-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C-标准化技术分委员会;WG-标准化技术工作组。
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建立与运行有利于分析产业标准需求, 建立产业技术标准体系, 加强产业整体布局, 跟踪国际技术变化, 增强国际标准化交流, 提升标准话语权, 汇集标准化技术人才, 拓宽标准化工作视野。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的数量与层次直接标示着该地区标准化的能力以及标准制修订时的主动权与话语权。通过对表4的数据分析发现, 温州地区有1个国家级TC、2个省级TC、1个国家级SC、4个国家级WG, 总共8个标准化技术组织。从产业分布的角度分析, 仅仅是特色优势产业的电气、鞋类、泵阀、印刷等几个产业组建了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 新兴产业与大部分特色优势产业都无相应的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 产业中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主导地位的缺失, 直拉导致标准制定的话语权、组织权等不掌握在温州市企业手中, 制定标准尤其是技术标准时, 各项指标的确定直接受制于人, 直接影响温州市企业未来的生产成本与生存状态, 从而影响温州市产业的转型升级。
2 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中标准化的建议
为了能够更好更快地推动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中标准化的建设, 针对上述标准化工作的不足之处, 提出以下一些标准化建议。
2.1 健全标准化协调机制
全面规划温州市标准化实施战略, 建立标准化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标准化的统筹规划, 加强重要技术标准制定、实施与监督。围绕温州市经济发展的标准化热点难点问题, 加强标准化管理部门与产业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代表等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沟通。
2.2 鼓励企业制定标准
出台标准化激励政策, 激发企业活力,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鼓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组成联盟, 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多方合作共同研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联盟标准, 积极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逐渐增强制定标准的能力。
2.3 加强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
推动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的国家级、省级或市级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 (以下简称技术组织) 的建设, 加强技术组织工作的信息化建设, 加大对技术组织的技术与资金支持力度, 增强技术组织组成结构的合理性, 增强技术组织运行活力, 构建科学的技术组织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2.4 加强标准化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标准化科研机构或培训机构建设, 充分发挥其技术支撑、人才培育和桥梁纽带作用,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标准化原理等基础理论研究, 开设标准化课程, 建设标准化学科, 开展标准化系统研究, 培养高层次标准化人才, 开展标准化基础培训, 推广标准化基础内容, 普及标准化基础知识, 培养复合型标准化专业人才。
2.5 加大标准化经费支持和保障
建立持续稳定的标准化经费保障机制, 加大财政投入, 将强制性和基础、通用等标准的制修订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重点支持国际标准化活动、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及重要技术标准的研制。不断完善标准化经费投入保障的政策措施, 建立标准化多元化多渠道投入机制, 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加大对标准化的投入。
3 结束语
《标准化法》中提及的标准化主要工作任务是制定标准、组织实施标准和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政府、社会组织或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往往只看重标准制定, 将主要财力、物力、人力投入到标准化的前期工作即标准制定中, 而忽略了标准的实施与后期的监督, 导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标准化工作仍停留在纸面, 未能充分利用标准化提升产品质量, 提高产业竞争实力, 促进产业良性发展。所以在谈及标准化工作时, 既要注重标准的制定, 更要加强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这样才能通过标准化手段全面有效的推动温州市产业的转型升级。
摘要：对温州市重点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所制定标准的类型、行业分布、区域分布、采标比例、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标准化问题并提出标准化建议。
关键词：温州市,产业转型升级,标准化
参考文献
[1]蒋建平, 赵玉国, 余子英, 等.浙江省21个块状产业标准化现状研究[J].中国标准导报, 2011 (7) .
[2]潘豪.产业集群升级与政府行为研究——以浙江温州为例[J].北方经济, 2009 (19) .
升级温州模式 篇3
温州人似乎天生不保守，但人们都说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地势，用当地百姓的话来形容，就是“死路一条”。
恶劣的区位条件和自然条件，是长期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关键要素，而倚山傍海，又为温州人率先走向世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早期温州人闯市场走江湖平添一身豪气。
温州人创造了温州模式。本期的封面人物陈庆成就是这样一位一身豪气的温州人。陈能够在宁夏扎根并发展，便是得益于对“温州模式”淋漓尽致地运用。
温州传统的商业和历史文化禀赋首先给了温州一种独特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温州，两代人从事同样的产业非常普遍，他们拥有相似的地方、家庭的背景、生产技术知识、现有的市场网络以及对产业的理解。在温州人做熟的传统产业和销售网络，陈以很低的成本就能轻易进入。同时，在多个制造领域，温州当地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由温州人来掌控，这样就形成了它在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不过，时至今日，温州的工业制造已经面临中西部地区更低廉的地价和劳动力的强力竞争；依据温州模式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们如果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就意味着他要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营销网络中，这无疑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在新的领域中进行拓展。
驻扎在大西北的温州商人陈庆成看得很清。他清楚地看到，他所在的以银川为中心的西北市场没有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体系，除人工成本外，四项成本中有三项大幅度攀升，温州优势中的低价策略逐渐失去；以温州人为主的销售网络并不利于企业建立自身的销售网络……如何把温州优势与西北实际相结合，把企业做大做强，成了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陈做了三件主要的事情：扩大产业链，重心转向生产，降低流通成本；增加投资，打造规模效应，降低固定成本；定单生产，压缩成品和零部件库存，降低库存成本。通过改革，陈庆成执掌的企业，温州模式的经济网络逐渐被现代企业制度所取代，陈完成了企业的升级，也完成了温州模式的升级。
温州泵阀产业转型升级简述 篇4
泵阀产业是我国装备制造业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泵阀产业是温州传统特色产业。发展泵阀产业对于促进温州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升装备制造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等方面有重要意义。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发布的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贯彻我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实施市委、市政府“创新强工”战略，推进工业转型升级“321行动”，制定本方案。
一、泵阀行业发展现状
泵阀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煤炭、环保、军工、造船、食品医药、市政民用和农田水利等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在我国的装备制造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生产和长距离输送以及电力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泵阀产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球生产泵阀产品的主要国家有德国、意大利、瑞士、丹麦、美国和日本等。国内泵阀产业主要生产基地有浙江、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北京、江西等省(市)，我省主要集中在温州和台州。根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拥有泵类制造企业3000多家，阀门类制造企业4000多家，年产值约2000多亿元。
(一)温州泵阀产业主要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泵阀产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我国主要的泵阀生产基地，拥有“国家火炬计划永嘉特种泵阀特色产业基地”、“中国泵阀之乡”和“中国阀门城”等国家级金名片，被称为“中国泵阀之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集聚程度较高。全市共有泵阀生产企业1251家，其中阀门953家，泵类150家，相关配套企业148家，其中规模以上泵阀企业400多家，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71.9亿元(规模以上企业数据来源于温州市统计局)。主要集聚在 永嘉县和龙湾区两大国家级生产基地，部分企业分布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清市、瑞安市、瓯海区等地。
2.产业链较完善。我市泵阀产业已形成了产品研发设计、锻(铸)造件生产、精加工、装配、检测等完整的产业链，同时也有阀杆、蜗轮、密封件、标准件、执行器等配套产业，以及原材料供给、产品销售和物流等网络。
3.产品品种较齐全。主要产品包括球阀、蝶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调节阀、水力阀等3000多个品种40000多种规格，泵类产品200多个系列近10000个规格，涉及电力、石油、天然气、冶金、化工、环保、城市建设等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区域品牌初步形成。截至2009年底，温州市泵阀产业共有40家无区域企业，39家高新技术企业，37枚省、市著(知)名商标，14个省名牌产品，16个市名牌产品。
(二)面临的主要问题。我市泵阀产业整体处于国内中上水平，但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一方面是我市还没有国家级泵阀实验基地或研究中心，没有专业的泵阀人才培训基地和国家级检测机构，也没有在本地大专院校设立泵阀人才培训基地。另一方面是我市泵阀产业新产品率不到10%，低于全省装备制造业18%的平均水平，且泵阀产品主要以通用泵阀为主，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偏少，成套产品较少，高、精、特的泵阀生产技术仅是几家行业龙头企业掌握，规模总量不大。
2.原材料制约较大。国际上高品质的阀门材质以耐高温合金钢等特种钢为主，高压阀门以锻造件为主，保证了阀门的可靠性和经济性。而我市阀门原材料主要还是采用铸造件，采用模锻的很少。如果要生产一些高参数的高、精、特阀门，国内的特种钢材料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满足不了要求，在国际市场上又受到控制，难以购买且成本较高。
3.相关配套行业发展缓慢。一是泵阀产业需要的大量铸(锻)件都要从台州、宁波、江苏、上海等地购买，大型、高档铸(锻)产品更是从辽宁、湖北等地购买。二是紧固件、密封圈及智能控制系统等配套行业发展滞后，产业化程度低，满足不了我市泵阀产业的需求。
4.土地空间严重不足。温州人多地少，特别是作为泵阀产业主要集聚区之一的永嘉县，发展泵阀产业的空间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企业选择到上海、江苏和我省的丽水、台州、衢州等地投资设厂，有一些企业在外投资的规模已远远超过本地企业规模。
5.经营理念较为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温州原先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逐步弱化，由家庭工业发展而来的温州企业，家族观念强，这直接导致企业在整合重组、市场营销、产权制度、技术研发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阻碍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同时，泵阀企业开拓市场的手段比较单一，大部分企业在国内、国外市场还是以销售给中间商或贴牌生产为主，直接进入终端用户的很少，这也阻碍了泵阀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泵阀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业转型升级321行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见》(温政发〔2009〕20号)，坚持市场主导和政策推动相结合，突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通过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转型；通过推进“创新强工、转型升级”项目建设，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通过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完善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打造区域品牌，形成产业集群，努力推进我市泵阀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泵阀产业持续稳步健康发展。
(二)发展方向。向标准化发展。通过持续技术改造和产业提升，引导企业实施标准化生产，培育一批能够生产高标准通用产品的优秀泵阀企业，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修订，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素质。向专业化发展。坚持向高、特、精方向发展，重点发展核电泵阀、船用泵阀、电子控制泵阀，以及为电力、大型石化、石油输管线、煤液化及冶金等领域重大工程建设配套的大型、耐高温、耐高压、耐强腐蚀的特种专用泵阀。向品牌化发展。走整合重组的发展路线，坚持发展自有品牌，积极开展与世界品牌的合作，形成具有温州特色的区域品牌。向成套化发展。坚持泵阀与控制系统相配套、泵阀一体化，形成信息化与自动化相融合的整体阀门部件及成套设备的生产能力。
(三)发展目标。争取到2015年，基本实现温州泵阀产业从传统块状经济集聚区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跨越，总体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努力使我市成为掌握泵阀生产核心技术，产业链完善、销售网络健全、区域品牌突出、竞争力领先的全球重要泵阀产业基地之一。
――规模以上泵阀企业工业产值达到35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15%。
――拥有国家级阀门技术研究所和实验室、国家级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拥有1家以上国家级技术中心。――拥有2家以上的上市公司、5家以上销售产值超10亿元的集团、50家亿元以上企业。
――拥有1至2个国际知名品牌。
三、推进泵阀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措施
(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大力推进项目建设。依托沿海产业带建设战略，在沿海产业带规划中明确泵阀产业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以永嘉、龙湾两个国字号产业基地的做专做强为基础，在民科产业基地、龙湾区、永嘉县、平阳县等地重点布局泵阀成套设备生产基地，在民科基地形成泵阀产业发展的集聚区。另一方面，在乐清南岳等地布局大型铸造件生产基地，在瑞安布局大型高强度锻造件生产基地，在龙湾、平阳、苍南等地布局特种钢材料及配套产业生产基地，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实施内外温州人互动战略，以大企业培育和大项目的推进为载体，强化工业投资力度，积极吸引在外投资的泵阀产业优秀企业家回乡投资，不断加强本地优秀企业的技术改造，争取每年都有一批泵阀行业转型升级项目落地实施。力争到2015年，新增投资50亿元以上，新增泵阀产业用地2500亩以上，新增产值200亿元以上。积极推进高新技术产品项目、技术创新项目和产学研项目的产业化进程，积极推进国内、省内首台(套)产品产业化进程。对核电站用一级、二级阀门，超超临界火电机组阀门、船用泵阀产品、新型旋塞高中压阀门、全焊型埋地管线控制阀、煤液化重整环链高温控制阀、防腐耐温阀门、新型强密封卫生级蝶阀、脱硫用超高性能强耐腐蚀合金阀门、天燃液化低温阀，以及智能燃油泵、高压泵、油气集输工业用泵、耐腐蚀泵、风电设备专用超高压自动润滑泵等产品的产业化项目，要在空间、资金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
(二)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抢占发展高地。鼓励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积极联合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研究开发新产品。加强兰州理工大学温州泵阀研究院等专业研发机构建设，不断加大土地、资金等政策扶持力度，使其真正成为支持、引领温州泵阀创新的高地。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帮助宣达实业、浙江超达阀门、环球阀门、大众阀门、伯特利阀门等5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进行国家级技术中心创建申报工作，争取在2015年前有1家以上
国家级技术中心，同时鼓励更多企业创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积极鼓励企业利用好国际泵阀加工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加强合作，引进国内外高级和熟练技术人员，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提升泵阀制造水平。相关部门要加强对行业技术发展的指导和服务工作，争取建立“国家级泵阀实验基地”。要在原有“浙江省泵阀产品检测中心”的基础上，联合龙头企业，吸收社会资金，申报“国家级泵阀检测中心”。支持慎江阀门的核阀门试验基地建设。利用好当前核电发展迅速，核电阀门市场需求旺盛的有利机遇，鼓励龙头企业进行强强联合，开展核电阀门技术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泵阀企业及社会资金入股，利用好永嘉科技大楼、浙江省泵阀产品检验中心等现有的检测场所与设备，争取获得国家机械联合会、兰州理工大学等专业研究机构的支持，引进高级研究人员，解决核电阀门研发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三)发展相关配套行业，努力突破发展瓶颈。依托原有的企业，积极引进技术、设备，鼓励企业走联合兼并发展道路，做专做强做大泵阀配套产业。在泵阀产业的集聚区和机械工业的重点发展地区打造铸(锻)造产业基地。着力抓好几个重大项目的推进：一是推进慎江阀门的年产6万吨大型铸、锻造件生产项目建设，通过引进世界先进真空炉铸造生产工艺和世界先进的环保工艺，采用全自动生产流水线，满足我市的大型阀门、船舶配件、风电设备等的大型高精密铸(锻)造需求。二是依托瑞安市“中国锻造产业基地”的优势，推进中国跃进集团、正昌道森集团、三联锻造有限公司等32家企业整合重组，在瑞安市潘岱建立绿色锻造工程示范园区。三是引导温州仙岩铸造机械厂、温州开诚机械有限公司等铸造企业，实行技术改造，提升工艺水平。重点发展阀门控制执行系统的开发。推进特福隆集团有限公司的远程智能型控制执行系统项目的产业化建设。同时扶持开发液压、气动、润滑等配套元器件产品，努力促进我市泵阀行业向成套化发展。加快紧固件等配件本地化生产步伐。利用好紧固件行业在温州发展较好的有利条件，引导本地的一批紧固件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增加产品种类，生产泵阀用紧固件、法兰管件、密封件等阀门配套件，满足我市泵阀生产的需要。
(四)推进企业整合重组，加快转变经营模式。积极引导龙头企业利用品牌、资金、研发、销售等优势，对中小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实现做强做大；引导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进行技术合作和扩容增资，组建企业集团，加快做专做强；引导企业与国际行业龙头企业、知名品牌公司进行联合，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争取做精做强。鼓励企业由家族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大力支持江南、伯特利、宣达、超达、凯喜姆、立信、良精等企业的整合重组和管理示范工作，加快推进江南控股、伯特利等企业上市。积极推进区域品牌建设，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加大“温州泵阀”的宣传力度，建立泵阀行业温州常年展示平台，举办泵阀产品展览会，扩大“温州泵阀” 的影响力。争取到2015年，培育1至2个国际知名品牌，进一步提升“泵阀之都”的区域品牌形象。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以抱团或其他形式建立全球销售网或销售点，直接进入终端用户，利用自己的品牌开拓国际国内市场。要重视新领域、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强化售后服务，不断增强“温州泵阀”的市场竞争力。
温州模式演变速写 篇5
近期温州老板们的频频跑路, 几乎无一不是被民间高利贷所压垮。而这背后是温州模式从实业起家到集资投机放贷的结果所致。温州经历了“小商品大市场”到“高利贷利滚利空对空”的模式演变, 是偶然还是必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先行者, 温州成功与否对全国民营企业经济转型都具有示范性作用, 而这转型之路或将付出高昂学费。
产业末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温州人以敢想、敢闯的姿态在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 从打火机、皮鞋到眼镜, 再到各种小商品, 温州成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草根力量崛起。
2009年曾有一则关于温州周大虎打火机厂的报道:虎牌是全球最大的金属外壳气体防风高级打火机的名牌, 可这个世界名牌卖不了高价。低成本、低利润的温州模式, 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重要理由。
那时, 中国入世已经8年, 这8年中, 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制造, 正在全世界攻城略地, 2006年,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达到10663亿美元。那时,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 5年后这个数字会翻三倍, 到达3.2万亿美元。
在如此繁荣的景象面前, 很多危机已经浮现, 像周大虎打火机厂这样的世界龙头, 也只能获得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那么行业中排名靠后的企业, 其利润率将更加微薄。当他们在这个行业中找不到更多的投资机会时, 资本的逐利冲动必然会驱使它涌向新的领域。
模式的转变大致始于20世纪90年代, 那时温州老板们开始坐着飞机四处找寻投资机会, 从云南的水电站到上海的房地产, 从越南的打火机厂到迪拜的批发中心, 世界的很多角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而这种冲动, 会在后来的人民币渐进升值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按照2005年汇改启动前1美元对人民币8.27元的汇率计算, 汇改以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9.68%。这样的升值幅度, 基本上可以侵蚀掉一个世界龙头企业的全部利润, 何况行业中排名并不靠前的企业。这进一步驱使着这些积累的资本涌入新的领域寻找机会。
除去产业利润微薄和人民币升值对利润的侵蚀外, 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上升, 环保进步带来的成本提升, 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 都成为了“低成本、低利润”的温州产业模式很难逾越的门槛。
实业的利润日趋微薄,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产业升级, 另一个是转战其他高利润产业。在浙江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比如杉杉集团之所以能够转型成功, 除了在整体实力上有优势外, 也得益于各地政府的支持。
但是, 绝大多数民企没有这么幸运, 也没有这个实力。产业升级无路可走, 进入新领域又风险极大。
这是一个残酷而冰冷的事实, 依靠产业的原始和粗放式发展积累了雄厚财富的温州, 面临着产业化的末路。而那些在产业化过程中积累的资本, 又有了强大追求利益的冲动。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地产狂欢
从1998年到2009年, 中国房地产业进入史上最辉煌的黄金年代, 房价在短短十年内翻了4～5倍。
敏锐的温州资本, 就在2004年到2005年开始纵横中国大地, 在2004年的时候号称有上千亿的温州资金炒房团在上海楼市疯抢房子。那时候, 温州炒房团的名声开始在神州大地蔓延和传播开来。
和丰厚的房地产利润相比, 实业的利润太过微薄, “开千人大厂利润不及老婆1人炒房所赚的1/3, ”和千人大厂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相比, 从不下跌的房价以及超额收益, 无不诱惑着温州资本进入这个领域。
这个过程中, 杠杆化则加大了温州资本的炒房收益, 即便按照首付三成的按揭计算, 温州资本的杠杆倍数也达到3倍, 每10%的房价涨幅, 都能够给本金带来至少30%的回报, 更何况在早期, 有零首付或者一成首付的出现, 这让温州资本的杠杆比率达到了10倍, 如此高的杠杆比率, 投入价格只涨不跌的房地产市场, 这几乎成为资本的必然选择。
所以, 令人谈虎色变的温州炒房团, 何以横扫大江南北, 屡战屡胜, 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房地产价格近十余年的黄金大牛市。
习惯了在一年一倍或者数倍利润下生存的温州资本, 自然可以支付得起年息20%-30%的资金成本, 这是所谓的温州民间高息借贷能够持续多年, 并且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游戏终结
游戏本来应该在2008年终结, 但是, 幸运的是, “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了, 华尔街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背景下, 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 鼓励银行发放贷款, 让大量的货币再度涌入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价格因此在2009年一年内暴涨接近1倍。这更加刺激了追逐利润的资本们的野心。
一位来自温州的青年才俊, 他身为教师的父母, 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业, 就是投钱给熟人, 参与炒房, 享受高额的回报。这样的风气, 在当时的温州, 十分盛行。
本来, 这个游戏还可以持续, 可是遭遇了2011年如此严厉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标的价格的松动, 成交量的减少, 开始让这些依靠高息资金周转获利的温州资本, 开始进入入不敷出的局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去借更多的钱, 来周转, 还上之前的钱, 指望着2008年的局面重演, 这是大部分炒房资本的想法。
不过一些现象已经悄悄在起变化, 炒房团的资金难以为继, 这让民间金融风暴的到来如期而至, 游戏的终结几乎不可避免。
当房子、煤炭、大蒜等标的最后政府出手干预后不能炒时, 他们转向了最后的标的——“金钱”, 于是金钱本身成为最后的游戏筹码, 这便是高利贷的来由。当然, 温州投机的逻辑, 建立在其投资的标的本身, 可以找到下家, 其获取的利润足以弥补高额的资金成本, 可是, 当只剩下钱可以炒作时, 钱本身并不能带来更多的钱, 于是之前搭建的海市蜃楼轰然倒塌, 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转型之困
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虽涌现出宝丽华、恩华、威华等一大批“大船式”的名企。但也应该看到大多数还是“小舢板”, 而且还是资源型、粗放型、家族型为主的多, 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流动资金短缺、抗击市场风险能力不强。
有学者认为“旧温州模式”中, 温州企业家族管理制度对现代企业表现出不适应性, 以小商品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营模式, 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家庭管理模式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 弊端日益凸显, 既没有垄断资源又不吸收市场资金以投资进行企业转型, 仅依靠资本运作是无法长期发展的, 这是温州模式的悲剧。
人民币升值、人口红利消失、低端制造业转移, 长期积累的经营模式的弊端以跑路潮的形式展示给世人, 转型再一次提到日程上来。其实, 早在2008年, 温州市政府就颁布了《关于实施工业转型升级321行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见》, 但是, 温州当地一位官员坦言, 温州仅仅是稍微改变了以往定位于“低档、劣质”轻工消费品的市场扩张局面。“但是在其他方面的转型中, 仍然困难重重。”
“在未来10年, 温州经济将经历难言的转型阵痛。”但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转型, 只有规模企业才有可能走上产业升级或转型之路, 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结局应该是行业的横向并购或重组, 形成大的企业, 如果盲目转型也并非好事。”
在周德文看来, 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之所以跑路, 就是盲目转型失败的典型案例, “2008年转型做光伏产业, 结果投进去6个亿, 现在几乎是颗粒无收。”
在下一阶段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内, 周德文认为需要温州政府加大管理体制、行政体系和政府职能创新力度, 在政府与市场的互动中, 推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对于伤城温州来说, 下一站在哪里呢?
亟待制度救赎
“温州今天之祸, 绝非投机炒作那么简单, 而是金融抑制、改革不彻底和实业生态恶劣等一系列制度因素引发的结果。”
“炒房团”的出现是一种现实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 这些民间资本如果可以在能源、新技术等各种领域寻找机会, 也不会孤注一掷的在房产市场中如此跌宕。但是在能源领域面临着垄断国企设立的高门槛, 民营资本且不说实力不济, 即便是拥有进入的实力, 也很难迈过政策门槛, 因为一切所谓“国计民生”的产业, 都必须控制在国企手中, 事实证明, 这些产业是中国最赚钱的产业。
为何房地产市场允许私人资本参与并获利呢?主要是城市化进程中, 对于资本的要求量太大, 国有企业不足以完全满足这块市场的需求, 而且房地产的销售链条长, 产品单价高, 国企只盖房子是不行的, 必须有人去接盘。
“温州炒房团”把房价炒高, 地方政府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卖地收入, 所以, 在这个领域, 政府默许了炒房团们的存在, 并且还一定程度上利用和纵容他们。
有丰厚利润的行业被权力之手垄断, 在这个基础上, 要求那些微利产业进行升级?完全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
此外, 由于金融抑制的长期存在, 使得民间金融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
有数据显示, 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到40%的国有经济部分, 获得的贷款资源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70%以上, 而对国民财富贡献高达62%的非国有经济, 只能从主流金融机构拿到不到30%的贷款。国内外学者的估计, 80%以上依靠民间借贷生存, 目前中国民间借贷的借款总量占全部信贷总量在33%～45%之间。
所以, 温州病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救温州易, 治温州病难, 难在体制。
“现在的关键不是温州该不该救的问题, 而是借此机会, 推动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将中小企业的发展提至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出台长期性的扶持政策, 留住中国经济的血脉。”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表示。
升级温州模式 篇6
关键词：分工,交易效率,温州模式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 温州率先打破计划体制试水市场, 以家庭小作坊工业形式发家致富, 速度惊人, 而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也被冠之以“温州模式”之名。直到本世纪初温州经济增速减慢, 学界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才从狂热追捧转为冷静思考乃至批判。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观点
杨格发展了斯密视分工为内生变量的观点, 指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 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 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杨格定理, 认为分工的演进是专业化的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杨小凯认为, 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 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人们能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 从而可以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等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 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 市场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 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 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形成一个良性自我循环机制。而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者制度限制等耗尽时, 分工演进缓慢甚至停止, 这时社会经济增长进入成熟阶段。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 报酬递增机制与竞争的市场具有相容性, 存在着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每个角点均衡意味着局部的帕累托最优, 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那个。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解决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 它还给出了在各种经济组织结构中选择最有效率的分工结构的解, 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了。
3 温州模式概述
温州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后, 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代表, 涵盖台州地区之内的一种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 而政府在其中“无为而治”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 试探阶段:以数量巨大而规模较小的“前店后坊”式家庭作坊为主要特点。温州商品迅速打开市场销往各地, 温州经济出现明显增幅。但是该阶段出现了仿造、假冒外地名牌产品等问题。
(2) 黄金阶段:以大规模专业分工生产为主要特征。温州民营企业从小型家庭工业发展为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制造企业集群, 为企业获得技术外溢、规模经济等提供了便利。在该阶段, 温州已走出了假冒伪劣的阴影, 皮鞋制造等企业集群闻名世界, 但大部分温州生产的商品仍然不敢标注产地为温州。
(3) 问题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环境污染、城乡差距等突出问题为主要特征。
史晋川2003年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 他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提炼出以下三个现象:①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缓慢;②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缓慢;③温州人把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三大现象引发三大问题: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代际锁定”?温州为何没有“外企”?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张曙光认为相较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温州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变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的技术、加工度和附加价值上的发展, 而后者更适合温州发展路径;同时, 他提出简单地比较人均GDP和资本外流就判断温州模式衰落和“产业空洞化”是有问题的。
张仁寿认为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 因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逐渐弱化了;同时, 温州经济特殊之处在于“温州人经济”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温州经济”;最后, 温州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4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框架内解释温州模式的产生及发展
(1) 温州的起步。
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 一方面计划经济仍占绝对主导, 经济发展受制于制度限制和观念束缚;另一方面, 由于当时推行的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型赶超战略使得计划资源向重工业倾斜, 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化, 资源配置效率低, 社会生产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进行的分工模式。 (记为模式Ⅰ。)
在本文分析中交易效率E影响因素有:市场规模M、融资效率C、制度因素R、其他因素O, 记E=f (M, C, R, O) , 且E是M、C的增函数。由此可得当时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并不理想:第一, M很小以致可忽略不计, 同时分工结构给定, 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第二, 由于资本向重工业倾斜, 而个体融资渠道较窄, C不高;第三, 制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大限制;第四, 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交通运输等技术方面的影响等。
在模式Ⅰ中由于E很低, 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 人们并没有动力打破该种分工结构, 而温州却走出了第一步, 因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作坊, 而家庭作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 提高了E:①M——计划体制下短缺必然存在, 潜在需求巨大;②C——家庭作坊启动资金可通过家族内部成员募集;③R——当时的温州政府对温州萌芽的私营经济持“无为”态度;④O——家庭不存在委托代理成本, 市场尚未打开时运输方面带来的交易费用可以降低。
综合以上四种因素分析, 家庭作坊式的个体加工经营企业的分工模式 (记为模式Ⅱ) 交易效率E1要比模式Ⅰ的交易效率E2高, 而专业化后所得的收益又提高了, 自此温州模式进入一个正反馈机制。
(2) 温州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 生产规模并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该阶段, 影响E的四大因素有了明显的改善:①M——温州的产品在这个阶段销往全国各地, 因其价格低廉而拥有广泛的市场;②R——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束缚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区蜂拥前来考察, 这体现了政策上放宽使经营环境改善, 也为温州带来了新的商机。
分工水平的提高分为两个层次:
①迂回生产链条拉长, 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
所谓迂回生产链条拉长, 是指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等都上升。
温州模式起步之初, “前店后坊”式的家庭企业小而专, 不存在迂回生产链条;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 分工的细化, 对原材料、新的机器设备及中间产品等的需求产生, 迂回生产链条不断拉长。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 由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使交易费用降低;同时, 用外部交易关系代替内部的投资和企业管理关系, 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 促进产品成本下降;最后, 这种区域产业集群能够与温州地区的家族企业体制结合在一起。
上述验证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 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 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 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形成。
温州在该阶段发展极为迅速。以温州制鞋业为例, 1978年, 温州市区鞋厂仅19家, 皮鞋产量49.68万双。而1981年底, 光是温州鹿城区个体制鞋户就达到了99家。其后, 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各类专业市场的建立, 温州鞋业企业的数量快速增加, 1994年达到了6000多家, 这还不包括上千家配套企业。而2009年温州市年产鞋量为12.86亿双, 占全国年产鞋的11.7%。
②分层组织结构复杂化, 在企业管理上出现更多层次。
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 分工在迂回生产中会越来越深, 因而使企业内的分层结构和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同时发展。而劳动交易效率相对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越高时, 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与企业内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 就会越来越朝着增加企业内分层结构层次的方向发展。温州最初简单的家族式企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内容详细讨论。
(3) 温州模式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进入21世纪后, 面对日益严峻的要素、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约束, 温州经济开始遭遇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压力, 自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增幅在浙江省内处于倒数的局面, 并不断出现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部分或者整体向域外迁移。在企业外迁的同时, 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向输出, 投入到房地产、能源矿山等领域, 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街、温州城兴起, 形成了独特的“温州人经济”现象。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局网站。
由图1可以看出, 温州的经济增长幅度在1993年达到最大, 为54.6%;1999年温州市经济增幅到达一个极小值, 仅为8.5%;并且自2007年起, 温州经济增幅下降趋势越发明显, 2009年仅比上年度增长了4.3个百分点。由经济指标排名来看, 2002年温州经济的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 2003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二, 随后两个月排名全省倒数第一。本文简要分析其中三个原因:
①家族式企业发展瓶颈: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 分工达到一定层次, 企业分层结构组织也随之复杂化, 家族式企业开始限制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规模, 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上的排他性使得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从制度上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亲情关系替代企业管理, 曾起到过积极作用, 但随着市场的放开, 市场规模的扩大, 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 模式Ⅱ相对比较低的交易效率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②过剩的产业资本外流:温州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随着经济的发展, 该类产业内竞争激烈、利润下降, 使得产业升级受到重重阻力, 温州本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收前期积累的大量过剩的产业资本, 导致资本外流出现大量的“温州炒团”。
③制度创新式微:政府因素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改善融资环境等方面都可以提高交易效率E, 进而促进专业化经济, 而温州缺乏这方面的改进。
5 结论
温州模式是中国市场化的标本, 从地域覆盖上虽无太大份量, 但是其逻辑与理路演进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温州模式现在遭遇的问题, 也是中国市场改革深化中遭遇问题的先发征兆, 认真分析研究温州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参考文献
[1]杨小凯, 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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