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十篇

2024-05-31

温州金融改革 篇1

温州金融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改革的道路上必然充满荆棘和坎坷, 就本次金融改革方案而言, 笔者认为还有若干问题有待解决, 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温州金融改革的前景。

问题1, 金融改革试点能否顺利推进?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对于我国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意义重大, 但是在相对垄断的中国金融市场能否顺利推进有待观察, 毕竟改革将触及既得利益阶层。由于温州金融改革涉及的是处于社会资源配置最核心地位的资金, 它的实施推广过程也必定会涉及到更广的经济社会领域, 由此也会更多触动既有垄断阶层的利益, 若没有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全方位的改革决心, 温州金融改革的效果及对于全国金融改革的示范作用也都会大打折扣。

此外, 由于温州金融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改革, 不仅需要中央政府支持, 更需要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门的配合。

问题2, 民间金融的法律配套措施何时出台?

目前, 民间金融的法律保护力度不够, 没有设立专门审理民间金融案件的特别法庭, 民间融资备案后, 没有说明应该如何处理。

金融交易是基于契约的信用交易, 需要保护契约精神, 以维护交易双方的权益, 法律是保护契约精神的核心, 保障法律的有效执行是培育契约精神的最有力手段。温州金融改革试验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问题, 各种新的民间金融案件也会层出不穷, 一般法庭在民间金融案件上准备不足, 且需处理大量其它的民事和刑事案件, 遇到新出现的民间金融案件时, 处理效率自然会下降, 导致法律的执行力度下降。专门的特别法庭有助于民间金融案件的及时处理, 保护民间金融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特别法庭在金融改革初期就应该设立, 以法律先行保障金融交易的契约精神, 等到民间金融案件纠纷出现时才重视法律保护, 就已成亡羊补牢之举。

问题3, 利率市场化何时能开闸?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改革核心, 是打破金融垄断瓶颈的重要命题, 但是此次改革方案未予以明确。虽然此政策不宜一蹴而就地全面推行, 但可由温州当地城商行、农商行先行尝试, 而在政策空间上亦可先就“贷款利率下限”进行局部破解。而在此基础上, 应对温州民间资金参与当地金融机构改革进行细化明确, 诸如注册资金门槛、个人占股要求、经营范围限制等均应进一步放宽, 对当前过于繁琐的审批程序则更应进一步简化, 由此才能真正有效激发温州民间金融的活动, 亦才能不因民间资金海外直投而对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造成进一步的挤压。

问题4, 如何突破分业经营的束缚?

此次改革方案涉及了债券、保险、银行、租赁和资本市场等金融服务领域, 民营企业是否有动力进入这些金融服务领域, 关键在于其投资设立的实体能否实现财务可持续性, 由于该类实体资金规模较小, 面对的是小而分散的客户群体, 难以取得大型金融机构的规模效应。

所以, 此类实体资金可以考虑另辟蹊径从而获取范围经济效应。因此建议政策可以允许温州新设立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混业经营, 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代理业务, 应向这类机构敞开大门。代理业务对资本金要求低, 风险小, 业务量大, 单笔业务利润率低, 适合中小金融机构开展。允许中小金融机构开展代理业务, 将提高该业务的市场竞争程度, 降低客户成本, 一定程度上遏制商业银行的暴利行为。民营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初期会有较大的经营不确定性, 为了防止其风险集中释放与扩散, 应该率先在它们中间强制推行存款保险制度, 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

问题5, 海外直接投资会否“雷声大雨点小”?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 短期解决资金链断裂问题, 长期则是需要解决闲置资金缺少投资渠道的问题。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试点, 是未来藏汇于民的一个重要方式, 但不能像以前一样继续雷声大雨点小, 而应该在温州试点、探索经验的基础上, 政府能够批准更多有条件的地区都推出类似的试点, 试点较大范围的展开无疑可以加快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 引导我国庞大的外汇资金“出海”展开更大规模的投资并购, 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

同时, 温州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 势必会吸引全国感兴趣的资金都通过多种途径借道温州向境外进行直投, 这无疑会增大资金的管理难度, 因此个人境外投资也不能盲目放开, 盲目放开个人境外投资也有可能引发资本外逃, 从而可能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紧制定相应的预警和监管措施, 从而给予正确的规范和引导。

问题6, 小贷公司转制村镇银行能否破冰?

此次温州金融改革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但根据银监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由于这一持股比例的限制, 自2009年银监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之后, 尚未有一起小额贷款公司转制的案例。如果在相关细则中不突破该规定, 则意味着金融改革不能改变当前管理框架。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 估计相关股东限制很难突破。现在肯定不可能要求银监会修改此规定, 但既然温州在搞试点, 那么那些做得比较好的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 就应该直接翻牌成为村镇银行。如果试点成功, 监管机构就可根据实际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相关监管规定再做修改。

总之, 改革终究是从易到难, 需要一步一步来。从改革的时机而言, 现在应该是中国金融推动重大改革最好的时间窗口, 无论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 还是民间资本进入国有金融机构, 以及利率市场化, 都已经具备了启动的条件。目前, 中国的金融业状况不错, 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都可控, 一旦错过这最佳的时间窗口, 未来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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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试业

目前, 温州第一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于近日成立,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是经核准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中介、登记等综合性服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其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开展借贷供求信息发布、资产评估和登记、公证、结算、法律咨询等配套业务, 其合法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 以此保证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和风险把控。与此同时, 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经开始试营业, 另外两家民资公司也即将开始运营。

以上两种民间借贷管理平台的新模式介于传统的民间借贷公司和传统的国有银行之间。一方面, 这两种平台对于借贷双方信息均对称、公开, 所以不同于有巨大风险的“地下”钱庄;而另一方面, 由于其尚未被允许吸收存款, 因此与银行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些创新的民间借贷新平台能否进一步发展为民营银行, 将来还要看国家政策的指引。

《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已制定完成

目前, 《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已制定完成。根据《试点方案》, 年满18岁的温州户籍居民, 只要说明资金来源、投资项目合法证明等, 就可向市商务局申请。《试点方案》规定, 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可通过新设、并购、参股等方式, 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 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

在温州民间资金链极为脆弱、频现“跑路”事件的背景下, 试点个人海外直接投资会否引发资本疯狂外逃, 令温州民间资本雪上加霜?对此, 《试点方案》限定极严格, 资本外逃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 为有效监管资金出境后真实流向, 《试点方案》配套管理办法规定, 投资者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收支, 均应通过个人资本专用账户办理, 账户开立、入账由外管部门核准, 相关部门还会建立个人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制度, 了解境外企业真实运营情况, 加强动态管理。

温州金融改革实施方案即将推出拟分三个阶段

温州金融改革 篇2

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从根本上说, 是源于资本逐利的本性, 或资本追求利润的冲动, 以及资本运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信息非对称性。

综观国内外的金融危机, 无一不是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的结果。2001-2004年, 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 利率水平从6.5%降至1%。在低利率的刺激下, 美国房地产市场高度繁荣, 大量资金进入次级债这一高风险、高收益市场。美国次级贷款市场的存在和发展, 依赖于宏观经济向好、房价持续上涨, 借款人可以按期还贷, 抵押物有稳定收入流。但2005年下半年以后, 美国经济周期发生逆转, 第四季度GDP增长率仅1.1%。2004年至2006年底, 美国连续17次加息, 基准利率的提高导致抵押贷款利率提高, 令购房者还款压力增加。同期, 美国住房市场出现低迷, 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开始下降。2006年底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衰退, 2006年第三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房价下跌超过10%, 其结果是, 一方面贷款人违约率上升, 另一方面抵押的房产价格缩水。在双重打击下, 放贷机构的资金循环出现断裂, 连锁反应接踵而来, 次贷危机便因此爆发。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也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关节点。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流动性过剩推动着房地产、煤矿等资产价格的猛涨, 诱惑着制造业企业家为追求高利润而转战房地产、煤矿等行业, 强化了虚拟经济, 弱化了实体经济。2010年温州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中, 50%以上的企业涉及房地产。温州民营企业投资房地产已超越“炒房”阶段, 房地产已经成为温州许多民营企业不可缺少的产业。“卖商品不如卖资本”已经深深地被温州企业家所推崇。在温州的传统服装业, 有一定品牌和知名度的企业都直接介入房地产。包括雅戈尔、杉杉、太平鸟、报喜鸟等等。全国知名的鞋业企业奥康集团也是老百姓叫得出来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 为填补因扩张冲动而形成的“资金窟窿”, 一些民营企业被迫大规模向高利贷借款。与此同时, 政府因担心房地产泡沫而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 包括“限购”、“限贷”, 导致房地产卖不出去, 资金周转中断, 同样迫使企业家大规模借助于高利贷, 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大幅度上扬。当企业的经济效益无法承受高利贷的高昂利息, 必然出现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危机便因此爆发。由此可见, 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 是资本所固有的逐利性, 即追求高利润, 资本运动的盲目性、自发性, 以及信息的非对称性所造成的。只要存在着地下金融, 周而复始的民间借贷危机, 便是不可避免的。民间借贷危机的周期性, 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 是相辅相成的。

2011年4月, 有温州民营企业倒闭的信息公开披露。2011年9月下旬, 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消息通过媒体报道迅速传开。其中, 浙江信泰集团公司 (温州规模最大的眼镜公司) 董事长胡福林和温州奥米流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等在短暂“失联”被证实后, 成为媒体聚焦的“风云人物。”胡福林是因为高利贷导致资金断裂。他出逃时债务总额达到20多亿元, 其中有8亿元为银行贷款, 月利息为500多万元;其余12亿元为高利贷, 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元。截至2011年12月底, 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事件, 已由当年10月初的93起增加到140多起。后官方出台了应对的措施, 民间机构之间开展互助, 除了成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外, 还成立2亿元规模的“企重组要求要求救助基金”, 以及采取行政手段禁止用暴力强迫还债等, 才把民间借贷风波暂时平息下来。据央行透露, 民间借贷危机不仅出现在浙江省温州, 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山东青岛、河南安阳、江苏泅阳、广东东莞与深圳、福建厦门与安溪、宁夏固原等地, 都出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和老板“跑路”事件。

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倒逼金融综合改革的启动

早在2002年8月, 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就到温州调研5天, 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2002年12月, 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宣布温州作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试验区, 正式启动新一轮改革。但业内人士表示, 这些年来, 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可见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之艰辛。2011年下半年那场引发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被人们认为是促成这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直接原因。因为在民间借贷危机中启动金融改革, 比较容易凝聚共识。2011年初,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尚未公开爆发, 温州市政府就先行尝试启动地方金融改革, 但并无实质性进展。直至2011年下半年,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暴发, 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 改革才驶入快车道。从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提出, 到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总体方案”, 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在我国全局性金融体制改革尚难深入推进的大环境下, 如何探索有效的改革突破口, 已显得极为紧迫。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 温州金融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和要点, 在于“减少管制, 支持创新, 鼓励民营, 服务基层, 支持实体经济, 配套协调, 安全稳定”。在实际操作中要做到“依靠市场, 适应市场。”要通过金融综合改革, 有效提升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能力。完善专注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 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 优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任务, 归纳起来, 突出5个重点:1.突出健全小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 包括推动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允许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和民企, 发起和参股村镇银行和金融组织等;2.开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以及民间资本管理公司,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3.突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比如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专营机构,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企资金支持等;4.发展新兴市场, 如股权、产权和财务权流转等;5.突出地方监管体系的发展和管理体系风险防范。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更多中小银行, 尤其是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银行 (村镇银行) , 这既是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 解决民间资本出路问题, 同时也是为了形成多元化金融体系探路。

制度创新之所以特别重要, 是因为存在着信息的非对称性。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对称的, 那么所有制度都是等价的, 这就无所谓制度创新。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 就在于借贷双方信息的非对称性。温州民间金融制度创新, 不仅在于把地下金融转化为地上金融, 使民间金融阳光化, 还要创造条件使借贷双方的信息公开、透明。金融业是一个强制度依赖型产业, 没有好的制度安排钱就不会投放到你那里。长期以来, 温州民间借贷都是建立在个人信用基础上的“熟人经济, ”缺乏规范的外部监督的自发行为, 存在着较为频繁的高发风险, 加上大量资本由于无法向实体经济输送, 纷纷转向虚拟经济, 在尝试到“资本生钱快于实业生钱”的甜头后, 巨大的资金需求疯狂抬高利率水平, 最终导致恶性循环。2012年4月26日,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600万元, 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成立。该服务中心的业务流程是: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 提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民间资金供给信息;进行信息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与需求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办理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理资料、归档, 向主管部门备案。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总体框架下, 这一重要的制度突破, 使得以往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方认可。有利于逐步形成层次分明、信息对称、风险可控的民间资金流通渠道。

如何创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结构, 也是温州金融改革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提供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环境条件, 是为了从根本上打破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国务院批复的温州金融改革“十二项任务”, 其中的第二项就是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当存量改革严重受阻的情况下, 通过增量改革, 在其周围发展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 并以此推动存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指导思想, 是在传统国有体制不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 首先在其周围发展新的体制, 尔后随着新的体制在体制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 进一步改革传统的国有体制, 最终完成向新体制的全面过渡。据此, “十二项任务”中的第二项明确规定,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 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目前温州市正在完善放宽民间资金金融准入实施细则, 其中包括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引入民间资本参股, 对辖区内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股本扩充, 优化股权结构。与民间资金有限参与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改造相比, 成立新型金融组织是近几年民间资本流入金融领域的主流渠道, 例如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是由银监会于2006年底推出的新兴金融机构, 目的在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准入, 要求股东最少有一家为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且主要发起人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而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初期, 银监会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 但银监会牢牢把握村镇银行审批权。

早在10年前 (2002年)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就明确提出, “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是, 时过9年, 2011年3月全国人大会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提法, 和9年前的提法一字不差, 仍然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利率市场化意味着银行的经营成本提高, 存贷利差缩小, 市场竞争加剧, 难免出现银行破产倒闭。为了保障存款者的利益, 就必须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还需要指出。只有当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能够平起平坐, 才谈得中有可能实行利率市场化。进一步说, 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市场主体近乎无限多, 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主体可以独立支配价格, 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国有银行占绝大比重、民间金融组织微乎其微的情况下, 是不具备利率市场化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 由于竞争力度不够, 还有可能出现利率畸高的状况。温州金融改革方案中没有提及利率市场化, 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即利率市场化是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 这就必须建立金融风险保险制度, 并要求市场主体必须是硬预算约束。针对目前我国金融垄断格局, 通过温州金融改革, 若能形成和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那就是最大的成功。我国实行利率管制, 主要目的是为实体经济 (尤其是国有实体经济) 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利率市场化是相对利率管制而言。利率管制是指政府部门对利率水平变化进行直接控制。央行设置一个最高限度 (一般是指存款利率) 和一个最低限度 (一般是指贷款利率) 。利率只能在限定范围内浮动, 这是政府出于特定目的, 将资金利率压低到市场均衡利率之下的一种政策措施。中国银行的贷款上限已走上市场化, 只存在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依然受到限制。我国利率管制体制改革目标, 主要是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 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 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的目的是提高金融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 避免可能出现的资金配置错位。

温州金融改革漫途 篇3

近年来,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亲自莅临考察,后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随即出台。方案要求,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明显改进,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环境明显优化,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温州市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金融活跃。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对全国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探索也意义深远。然而,在细则尚未出台之前,首先引发了二级市场上浙江东日等一大批涉嫌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个股的异动。在温州中小企业收益未明之时,浙江游资首先得到了宣泄口。

温州金融之惑

简单回顾一下:据媒体报道,去年4月初,温州龙湾区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公开原因是黄鹤参与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出逃。接下来温州波特曼咖啡因经营不善,企业主向民间借入高息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9月13日,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老板,送全体员工集体去雁荡度假,其间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负责人不知所踪,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的精密加工设备全部不翼而飞。

在中秋团圆期间,跑路新闻也未曾间断:温州龙湾新耐宝鞋业老板跑路、温州唐风制鞋老板黄伯鹤跑路、温州金竹工业区的星际鞋业老板跑路、温州欧霸标准件有限公司老板跑路……跑路现象不限于温州,农业银行江阴支行行长因身陷民间借贷巨亏而出逃境外,最近,媒体爆出山东恒台县政协常委因非法吸存并放贷招杀身之祸……

一幕幕悲剧情节栉次上演,金融改革在一年后才“犹抱琵琶半遮面”。姑且不论那些传说中因为豪赌而跑路的老板,精明的温州人将实业一步步从小做大,自然懂得其中艰辛,实业钱财来之不易,纵使有赌性亦不会拿全部身家和上半辈子的努力做赌注。而当我们每天打开新闻看到,温州炒楼团四处出击、哄抬楼市,再对比上述一长串跑路名单,不禁让人疑惑:既然浙江如此多的游资,那些中小企业为何屡屡出现资金链断链?

企业主不懂市场经济规律只缘身在此山中,盲目生产遭遇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才会发现自己的渺小;而腰缠万贯的浙江游资在二级市场和楼市投机中杀得不亦乐乎,才知道往日拼死拼活每年赚那么点钱,在股市楼市居然能有点石成金之效,这也扼杀了他们进一步做实业甚至投资实业的热情——有那个时间、精力不如跟大师学点投资经验。

银行没有成为企业最后的救命稻草。因每年信贷额度有限,尚不足大型国企打针吃药,银行更不屑抽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为小微企业不透明且不健全的信用状况冒险。为解决燃眉之急,与其去卑躬屈膝求八字没一撇的银行,小微企业宁愿选择通过亲戚朋友借贷。而受利益驱使,民间资本更愿意通过借贷而不是存银行来获得收益。

银行改革之艰

谈及民间金融改革,不禁令人联想到十年前的国有银行改革。其背景是:曾历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建设银行行长的王雪冰因受贿等数罪并罚,于2002年获有期徒刑12年;其后,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受贿400余万元人民币,被判入狱15年,此外,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的原中国银行职员高山,逃命加拿大数年后归案并获刑。

总在悲剧发生后才想起改革,历史又在重演。而历经改制、上市的现代企业制度后,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的旺盛周期。无论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肆虐,还是正在发酵中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患,都没有阻止中国银行业稳定的收益和高额的利润。

根据已披露的2011年报:12家上市银行总资产为71.26万亿元,共实现净利润8415亿元,同比增29%,占1336家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51.3%。银行业净利润的增幅是全体上市公司的2.23倍。12家银行2011年全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28.8%,增速在40%以上的有深发展、民生、华夏、中信、浦发、招行。盈利增长主要贡献因素均为息差提高和规模增长。

2011年净息差上升幅度最大的分别是中信、招行、华夏、农行,上升幅度分别为37、35、35、28bp;其中,民生、招行、中信的净息差达到3%以上,分别为3.14%、3.06%和3%。4季度单季度,除了中信、华夏、交行、深发展的净息差环比下降之外,其余银行均环比上升,12家银行净息差整体环比上升7.5bp。净息差的上升原因主要是生息率的上升幅度大于负债成本的上升。难怪民生银行行长洪琦不好意思地说银行利润高得都不好意思说了。

要知道,银行的本钱可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存款,除掉远远赶不上CPI增速的存款利息外,银行做的基本都是无本买卖,利润最终95%以上都要上交国家,而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喊话上市公司强制分红,为何不站在银行业的角度,审视这个最赚钱的红利到底分到哪里了?加之国外合作伙伴时不时减持给股民带来损失,到普通投资者手中的分红又有多少?这些都令人深思。

再来看一下有些银行正在做什么。银行内部员工从柜员开始每人都有高额的拉存款任务,各家券商在进入银行驻点采取的都是末位淘汰制,谁当月给银行开的户最少,拉的存款最少就必须走人,却未曾听说银行求人去借贷的。蛋糕达强弩之末后面临的就是泡沫、破裂以及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腐败问题,而银行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精简机构,提高整体素质,通过更多的创新来起到它本职应有的作用。不断扩张的银行业为了应付月末、季度末、年末的各项考察,频发短期理财产品,更是给资本市场带来了直接冲击,而有些银行为了完成利润铤而走险,变相走上民间借贷道路,以获取高于银行贷款数倍的利润。这些更加剧了企业融资的困难,所谓的金融改革要挑战的利益阶层太广,可谓举步维艰。

金融改革之方

从数量上看,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处于阶段性高位。而其不同于东莞、昆山等地方经济发展主要靠引进外资或台资,随着世界金融危机逐步向经济危机转化,这些处在市场经济最前沿的中小微企业首当其冲,而它们没有国企或享受政策特殊保护行业的保护伞,更像是宏观政策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经济无形之手之间矛盾的产物。

此时,温州金融改革恰是中小微企业的希望。近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赴温州调研时也表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要立足温州实际,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在把握好方向原则的同时大胆探索。“对于那些基本具备条件的改革任务,成熟一项,就启动一项。”他说。

然而,民间金融改革谈何容易,即便监管部门过去几年也不断推出各类政策鼓励引导利用民间资本发展村镇银行,但受利益驱使,放贷、楼市、股市投机仍是更好的选择。相比之下,实业的困难更加凸显。据了解,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早已突破25%,再加上输入通胀、人力成本上涨以及营业税的影响,为确保资金周转顺畅,企业毛利至少要达到40%以上,而反观今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能达到如此高毛利率的况且屈指可数。

因此,“十二五”期间,银行面对利率市场化,资本进入脱媒时代,是否应该首先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链问题?只有先止住流血,才能确保血液在身体里合理顺畅地流通。伤口的愈合当然也不能只指望外部药物,应该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加快信用状况透明度建设,提高资产负债表的可信度。而政府在建设资本市场的同时,不能忽略实业投资,只有当资金在实业投资上能获得稳定收益,才能进一步解决二级市场上过度投机的风险。

值得欣慰的是,继温州被确定为金融改革试验区后,深圳正酝酿出台系列重大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金融创新不只是温州,整个国家都需要。政府能否站在中小微企业的角度,切实从它们的需求出发,通过系列创新,在控制好银行信贷的同时,积极有效地引导民间资本流入实体经济,同时通过减税等政策增加创业者做实体经济的热情,这才是王道。

(仝雷单位系光大证券财富管理中心)

温州金融改革 篇4

温州金融改革

摘要: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显现。最终在2011年,我国中小企业最为聚集的温州,金融危机造成中小企业脆弱的资金链大规模断裂,爆发了温州借贷危机。随后国务院决定成立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试图从民间金融阳光化合法化着手指出改革的十二项任务进而解决这一问题。一年多后的今天,改革的成果究竟怎样呢?本文从改革的背景,原因,举措入手,着重关注改革的成果及不足,进而得出金融改革的前进方向以及其对我国民间金融的影响意义。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融资阳光化合法化、村镇银行、利率市场化

一、温州金融改革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温州人看到了希望。他们凭借着敢闯敢拼的创新精神,使温州的民营经济越发壮大,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并取得了享誉世界的骄人成绩。

温州是我国较先进行金融改革的城市,而且它也创造出很多个令人瞩目的全国“第一”。第一个利率改革的试点:1980 年,温州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自发开始利率浮动,一举摘除了26年亏损的帽子,取得了明显成效。随后 1987年温州就被全国人民银行总行正式确认为利率改革试点城市。第一家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建立:1986 年,成立了全国首创的民营股份制金融机构——东风城市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被誉为全国首批“民间银行”;第一家私人钱庄的出现,以及最早一批发展资金拆借市场、地方证券市场、民间借贷市场,民营金融机构和典当商行等等。在这三十年间,温州在经济上取得的硕果累累。

2008年发生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整体经济虽受影响较小,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中,中国从2011年开始,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利贷崩溃、担保公司链条断裂的现象。此番民间金融链条崩溃蔓延面积广泛,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而温州也难逃民间资本崩盘这股飓风之中。这时候便需要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职责以解决“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民间借贷**”、“民间资本外投”等等问题。

2011年,这些关键词都与温州这一民营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相关联,温州成为民间借贷风险集中爆发的地方。民企老板集中跑路现象,不仅制造了大量呆坏账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令维系巨额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濒临破产。如果民间借贷这扇门再被关上,其他正常经营的民营企业,也将面临拆借无门的困境。而且温州的民间借贷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规范。有关专家指出,对民间资本缺乏法律方面的规定与约束,因此存在包括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诸多问题,所以必须想办法建立相应的制度为庞大的民间资本寻找一个解决办法。与民间资本庞大无门相矛盾的是温州民营企业对资金之急需和民间信用风险之高。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从2011年下半年起,遭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温州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十分充足,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大量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大量中小型企业却融资困难、借贷无门,使民营企业的资金供求矛盾凸显。

在上面一系列背景下的催化下,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 6

二、温州金融改革的原因

从2011年年初开始,温州老板或大量外逃,或跳楼自杀,温州金融市场乱象频生,这些老板之所以如此,归根究底是因为企业资金融通出现困难。红极一时的“温州模式”随着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宣告破产。温州模式究竟为什么会宣告破产?

从宏观经济环境来说,一方面近年来,在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状态,企业的出口受到极大的抑制;但在国内,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增加需求,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前期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人民币对内贬值,造成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而后国家为稳定物价,抑制通胀又采取了紧缩政策,“温州模式”一直以来以中小企业为主体,这些中小企业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中小企业从正规的信贷机构获得贷款较为困难,只能够从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融资,极大的繁荣了高利贷市场。但是中小企业利润率较低,往往不足以偿还高利贷,所以将高利贷比作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毫不为过。而高利贷市场的繁荣大大激发了温州人民投身高利贷的热情,甚至是一些实体经济企业也抽取自有生产发展资金进行高利贷的运作,直接导致了其资金运行不健康,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温州市人行在2010年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为800亿元,其中企业民间借款160亿元、个人民间借款470亿元、融资中介借贷170亿元。在被温州市人行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个人参与民间借贷的数量比企业多;从企业看,被调查的6家大型企业中仅1家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左右的企业参与其中,小企业参与度明显更高。

另一方面,温州民间资本在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之后,从1998年开始大举进军房地产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约有8万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按1人购买2套房子动用资金60万元计算,总资金额在420亿元。在外地有160万温州人,购置多处房产的相当普遍,保守估计在5万人以上。按照1人1套50万元计,共为250亿元。国外的温州人在国内投资房产的资金也不下几十亿。而业界广泛认同的是,温州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2012年8月13日,多位温州炒房者、房产人士认为,之前十多年叱咤全国市场的“温州炒房团”,在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有可能全军覆没。以温州为例,新建商品房比最高价时已下跌百分之三四十,再加上过高比例融资的财务成本,温州炒房者把房子卖出去,也已经资不抵债。这毫无疑问,对于温州经济是雪上加霜。

单单从以上两点来看,温州出现债务危机就不足为奇了,人们的投机心理严重,大量的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得不到可靠合理资金的支持,融资困难,面对内外压力,资金链断裂,温州模式自然难以为继。

三、温州金融改革的进展

(一)成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3月28日,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决定同意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通过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金融综合改革实验主要任务十二项:

1、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2、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3、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

4、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

5、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6、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

7、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

8、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

9、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10、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市场监管。

11、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加强监测预警。

12、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这是全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市按照批复的总体方案,围绕解决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着力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化和阳光化,推进地方金融组织体系、民间资本市场体系、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地方金融监管体系等四大体系建设。11月22日,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的《方案》,浙江省政府对应制订了“省12条”具体实施方案。“省12条”具体方案的实施原则是“三坚持”:坚持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坚持创新为要、监管先行;坚持上下联动、项目运作。“省12条”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保障措施,其中,浙江省政府要求省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下放相关审批权限,在机构设立审批及项目报批过程中给予支持。研究成立温州金融研究院。大力推进金融集聚区总部大楼建设,2015年前初步形成规模。

(二)全面启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2012年8月出台《关于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加快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建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和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改革发展金融信贷惠农体系、金融支付便民体系和农村保险支农体系。其中,发展农村资金互助会,是此次改革的重要突破和一大亮点。推进“三位一体”(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农村互助体系建设,首批20家农村资金互助会获准筹建,即将开业运营。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挂牌,为农村农民(集体)房屋所有权、林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等“涉农”产权提供流转交易服务。率全省之先在农村地区启动手机支付试点。

(三)编制发布“温州指数”

2012年12月7日,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简称“温州指数”)首次发布。设立涵盖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在内的7大类350个监测点,定

期发布分平台、分期限和分方式的融资利率指数,包括民间借贷利率指数和每周综合利率指数趋势图,以达到规范引导民间融资利率

(四)信用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12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意见》,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个重点领域诚信建设。首创将征信系统进驻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把信用报告查询服务延伸到金融机构之外。加快开发非现场实时监管系统,推动征信系统与民间金融监管对接。探索社会力量参与信用体系建设。

(五)强势推出银行业金融机构产品创新

积极满足中小微企业特色金融服务需求。推出“增信式”、“分段式”和“年审制循环贷款”等信贷创新,延长信贷实际使用期限,降低担保链和资金链风险。推广信用贷款,完成382家小微企业信用贷款试点。全年中型以下企业贷款增量占全部贷款增量的近2/3,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超过50%。房产顺位抵押业务开闸,完成顺位抵押74笔,金额超过5000万元。在全市银行系统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动,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六)2013年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新要求

2013年3月8日,朱从玖副省长一行在温州召开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座谈会,听取温州市政府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进展、下步工作思路和工作建议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并就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工作提出意见。指出2013年的具体工作:发行市政债,设立证券公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发行小额贷款公司定向债,金融服务公司(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商业银行风险定价,征信体系建设,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农村资金互助会,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大额可转让存单,出台监管指引。

四、温州金融改革的不足与反思

(一)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不足,金融改革埋有隐患。

此次金融改革是在温州资金断链,出现大量企业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推出的,也意味着温州地区能够支撑起金融改革的实际经济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温州历来发展的是一些低端制造业,随着国内外市场的饱和以及需求下降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地压缩。这是温州金融乱象的根本所在。想要跳过这些实体经济问题,谋求金融改革发展是不现实的。如果在温州金融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不能够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不能够拉动实体经济增长,那么金融改革的后果可能是金融泡沫膨胀、产业空心化出现,不能够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有悖于改革初衷。

温州市十大工业行业生产情况(图1)

注意与本地经济优势相结合,引导金融改革方向符合地方经济发展方向,避免产业空心化。温州金融改革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启示就在于金融改革必须符合地方经济发展,必须在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实业领域的基础上展开深层改革。目前温州金融改革中最困难的地方也正在此。民间金融乱象在温州存在时间较长,在实体经济发展不景气时遭遇恶化,如果不能重新建立实体经济增长点,金融改革中一旦出现产业空心化,全民投入到虚拟经济中,后果可能更为严重。为此各地金融改革一定需要综合考虑地方优势,找准政策着力点,例如温州金融改革中的村镇银行,才能够实现金融改革的有效突破,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坚定推进利率市场化。

作为金融改革的核心,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谈了很多年,各界人士中的呼声也很高。这场金融改革,若缺乏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便不能称之为彻底的改革。中央实施的管制利率,大大低于市场利率,直接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流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政府扶持项目。即使民营企业愿意提供更高的利率,银行资金也爱莫能助。另一方面,人民币存款的上限管制,给人民带来的是“负利率”。与存银行相比,人们更愿意把钱以高利贷的形式,贷给缺钱的中小企业,以获得更好的收益。某种程度上,是人民币利率管制加剧了高利贷的泛滥,把一些寻资金无门的企业逼上了绝路。2011年温州一些“跑路”的老板,正是被高利贷所逼迫。而且,利率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利率一定会持续上升。如果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充足,民间借贷为了获得生存空间,未必会坚持高利息,这将为国有银行和民间资本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只有将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开放,才能带来充分的市场竞争,并达到一个合理的利率范围,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让更多中小企业老板不再“跑路”。

五、温州金融改革的意义与前景

总的来说温州金融改革意义非凡,它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起航。标志着金融业对民间资本开放的开始。改革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难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在改的初始依然存在许多的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改革是必须脚踏实地的去完成,只有一

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好改革之路。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业的放宽程度将会不断扩大,民间资本的发挥空间也将会越来越大,我国的金融体系必将日益完善,原有的金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现状的矛盾也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和解决。而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作为此次全国金融改革先锋,它的成果和经验必将被全国所吸收并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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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融改革 篇5

2011年以来, 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 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2012年3月28日, 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2012年4月10日,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此次改革创新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近年来, 我国政府及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从多个层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并且带动银行等金融机构掀起了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热潮。

1、中央政府层面。

2010年5月, 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 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 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目前村镇银行的设立如火如荼, 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2011年7月, 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新标准细分了企业规模类型, 首次提出微型企业概念, 将企业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 并表示未来小型和微型企业将成为今后政策扶持的重点。2011年10月, 国务院出台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九大金融、财税政策, 旨在帮助小微企业摆脱眼下融资难、经营难的困境。2012年3月, 两会的召开, 使得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特别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相关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讨论议题, 很多代表都提出要多措并举, 从政府、银行、企业自身等多个层面解决问题。同年4月, 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要求各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金融政策, 并依法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2、监管机构层面。

2011年6月, 银监会印发《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即银十条, 指出将通过十条措施, 运用差别化的监管和激励政策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2011年10月, 银监会又印发《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 在银十条的基础上, 针对机构准入、资本占用、存贷比考核、不良贷款容忍度和服务收费等, 提出更为具体的差别化监管和激励政策, 以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近年来, 中国银监会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支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银监会果断提出“两个不低于”目标, 确保对小微企业贷款总量的持续倾斜。2012年4月, 银监会又对银行业继续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提出具体要求。

3、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层面。

省市地方纷纷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精神, 结合当地实际, 出台了许多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机制创新, 通过推进成长计划、建立孵化示范园、引入天使投资、专项资金帮扶等措施, 从财税、金融、信息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专项服务和优惠措施, 切实解决了其实际困难, 不断建立健全了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与此同时, 各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地方性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积极响应监管机构号召, 努力发挥各自优势, 大力开拓小企业金融服务领域, 调整制定相应的信贷政策, 开辟信贷服务绿色通道, 创新推出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

在中央和地方的共同推动和大力引导下, 目前, 我国小企业金融服务已经开始不断升温, 越来越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 加入到服务小企业的队伍中, 小企业信贷规模保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小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2011年末, 全国小企业贷款余额达10.8万亿元, 约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0%, 已连续三年实现“两个不低于”目标;小企业贷款质量也持续提升, 全国小企业不良贷款余额为2107亿元, 比年初减少435亿元, 不良贷款率为2.02%, 比年初下降0.95个百分点。

二、国内外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比较和借鉴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IFC) 2010年9月发布的报告, 截至2009年末, 新兴经济体正式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中, 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融资比例仅占45%~55%, 如果加上未注册登记的小微企业, 这一比例仅为10%~15%。根据2009年9月发布的《第四次印度中小企业普查》, 印度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中小企业大约是135万家, 占中小企业总数的5.18%。而从我国情况来看, 根据中小企业征信系统提供的数据, 到2010年底, 与金融机构发生过信贷关系的中小企业数量有800万家, 占注册登记中小企业总数的70%。如果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计算在内, 我国约有4400万户小微型企业, 这一比例为18%, 两个比例都明显高于IFC报告中的数据。同时, 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小企业征信、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等做法, 在G20首尔峰会有关报告中被列为全球164个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成功案例之首。由此可见, 我国在中小企业融资支持方面在可比国家中处于较好水平。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融资水平总体来说也是好于可比国家水平的。

纵观国外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 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自筹。自筹资金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 主要有业主自有资金、向亲友借用的资金、个人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企业经营性融资资金、企业间的信用贷款、中小企业间互助机构的贷款以及一些社会性基金的贷款等。二是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指以债券和股票的形式公开向社会筹集资金, 这种方式只有公司制中小企业才有权使用, 而且一般公司制中小企业的债券和股票只能以柜台交易的方式进行, 只有极少数符合严格条件的公司制中小企业才能获得公开上市的机会, 或进入二板市场进行融资活动。三是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主要包括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贷款方式主要有抵押贷款、担保贷款和信用贷款等。四是政府扶持基金。政府的资金支持是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合各国情况来看, 政府资金支持一般能占到中小企业外来资金的10%左右, 具体多少则取决于各国对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以及各国的文化传统。各国对中小企业资金援助的方式主要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开辟直接融资渠道等。

总体来看, 世界上有两种较为成熟的融资体制, 一是倡导自由竞争的美式融资体制, 其特点是通过直接融资渠道筹资, 间接融资仅作为一种补充手段;二是主张政府干预的日式融资体制, 采用间接融资为主导, 对直接融资方式有所压制。这两种模式适应环境有显著不同。美国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制度, 采用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 既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法律监管的作用, 又易于分散、释放和化解金融风险;而日本证券市场相对不发达, 产权制约较弱, 采用银行导向型的融资模式, 便于形成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集团, 使其成为国民经济复苏和崛起的支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国政府更多地借鉴了日本模式, 注重银行贷款融资的作用, 忽视并限制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这种以银行贷款为核心的间接融资, 在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曾经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当前, 我国在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 但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我国仍是市场化改革初期的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还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治理结构尚不完善, 企业产权不明晰, 经济证券化水平还不高, 与融资模式配套的法律、会计、信用、评级等制度还不健全等诸多问题, 仍然是困扰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因素, 并且我国正处于战略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以证券主导的美式融资模式难以很快形成。因此对于我国, 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照抄的经验, 只能结合我国国情、历史沿革和现实阶段, 在进一步摸清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路径现状的基础上, 取其精华, 择其益处。

三、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路径现状分析

目前, 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已经全面启动, 并提出要确保在完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健全民间资本市场体系、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和构建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四个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以有效缓解当地经济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两多两难” (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 问题。从温州看全国, 正如以一管窥全貌, 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指引下, 任何理性的资源配置都在围绕供给和需求两条主线自我调节, 资金也不例外, 始终朝着逐利的方向流动。中小企业融资难正是因为需求大于供给, 而融资贵也正是融资难的一种价格体现。因此要找到融资难问题的解决路径, 首先要摸清具体融资路径。

国内对融资路径的定义通常有三层:第一层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 第二层将外源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第三层则是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进一步细分 (各种融资方式分类见表1, 本文主要讨论外源融资) 。在实践中还经常根据资金来源和融资对象, 将融资方式分为财政融资、银行融资、商业融资、证券融资、民间融资和国际融资等。

1、直接融资路径分析。

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可以概括为股权融资、债权融资、风险投资等。一直以来, 我国缺少适应各类企业融资需要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从股票市场看, 我国经历了审批制、核准制, 目前正在向注册发行制改革, 但证券市场规模仍然尚小, 很多体制机制性问题尚不完善, 难以承受大规模扩容冲击, 很大程度上造成股市的供需矛盾和市场价位的不合理, 使得符合条件但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无法上市。从债券市场看, 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中严格规定了企业发行债券的最低门槛, 即发债主体的净资产不得低于6000万元, 平均可支配利润足够支付全部债息, 按照这样的条件, 我国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不符合发债资格。从风险投资看, 利用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资金确实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条重要融资路径, 但风险投资是以获取高额回报为最终目的的, 它对于企业的选择范围和企业家有一定考虑, 往往倾向于高潜力、有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 不是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能得到的, 并且风险投资家经常要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并在企业成熟获利的最佳时期选择退出, 实现投资增值, 这对于企业连续发展扩大有一定影响。

2、间接融资路径分析。

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等。其中, 银行贷款是中小企业间接融资的最主要渠道。然而, 我国现行的金融体系建立于改革开放初期, 基本上以服务国有经济的国有银行为主, 缺乏与中小企业配套的中小金融机构。当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态势时, 各个不同的经济主体在融资中应占据不同位置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不对称性、信贷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性就日益显露出来。可以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对于任何金融机构, 只要不是财政背景的资金供给者, 必然要讲究经济效益, 必然要防范风险, 必然要选择优质客户, 这毫无疑义, 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同大型企业相比, 客观上存在着单位融资成本高、风险大等众多不利因素, 而且一些客户群体确实属于劣质客户, 给金融机构带来过风险损失, 这就共同决定了该群体在融资体制中必然处于不利位置, 要想获得同样的融资机会, 就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负担。总之, 间接融资渠道的不畅既有历史原因, 也有结构性问题, 是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和商业银行乃至国家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存在的现象。

3、其他融资路径分析。

除以上正规的融资渠道, 现实中, 民间借贷和私募活动等一些非正规融资渠道在一些经济较活跃的地区仍然比较多。这说明现有的融资体制既不能满足投资者的投资欲望, 也不能满足融资者的资本需求, 因此资金供求双方被迫选择开辟一个新的市场。目前民间融资活动已经逐渐浮出水面, 并且有些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正在被纳入正规金融体系。通过对融资主体信用度、风险控制能力和还债能力的监管, 既可将金融风险控制在一定程度内, 又能大大促进民营经济和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可以算作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成功创新。此外, 还有几种融资路径, 如租赁融资就是现代中小型企业进行融资的一种新的发展渠道, 西方发达国家25%的固定资产几乎都来自租赁。我国目前中小企业多数技术设备落后, 又无自身积累且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去更新, 发展融资租赁, 企业就可以在资金短缺或不愿动用经营资金的情况下, 添置或更新设备, 但我国融资租赁起步较晚, 在制度、市场等方面存在着较多障碍, 短期内难以成为缓解融资的利器。资产证券化也是一条路径, 但证券化资产必须是收益大于成本, 且能在未来可产生预测的稳定效益, 而且还需要高资质的担保机构, 完成信用增级以降低资产证券化的实际运作成本。近年来, 我国资产证券化重启虽然呼声较高, 但重启阀门尚未真正完全打开, 对于中小企业也只能是期盼中的未来。

四、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的发展方向和完善建议

破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可一蹴而就, 需要多方综合努力才能治根治本。概括来说, 企业要增强竞争能力, 金融机构要加快转型发展, 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 只要三方共同进步, 中小企业融资的春天一定就在不远的未来。

1、中小企业方面。

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构建崭新的产权制度、最佳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法人治理结构, 增强中小企业活力, 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微观经济主体。二是根据产业发展政策和市场发展趋势, 及时调整经营战略。深入推进技术与产品创新, 加大中小企业技术改造,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不断提高产品档次, 努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同时持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冲击能力。三是要树立“信用第一”的意识。规范自身行为, 强化财务管理, 夯实信用基础, 找准市场定位, 尽快满足金融机构的贷款授信条件, 以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实力的不断增强作为与银行合作的立足点。

2、金融机构方面。

一是继续调整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政策, 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的企业, 从资金方面加大倾斜力度, 帮助中小企业依据国家信贷政策导向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技术等级和产品科技含量。二是转变经营理念, 把提升小企业金融服务作为转变方式、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 将小企业金融业务作为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分散风险、提高资产流动性、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的重要途径。三是重点满足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利于扩大就业、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小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确保小企业贷款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目标得以实现。四是根据中小企业信用等级和资产情况, 采用抵押、质押、保证等多种担保方式, 合理确定贷款利率, 优化信贷投放模式, 对还款记录好的中小企业, 在贷款金额、期限、利率和担保条件上给予优惠。

3、政府机构方面。

一是持续加强政策支持力度, 加快出台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制定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为理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优惠支持力度, 建立健全多层次融资担保体系, 加强信用体系和信用文化建设, 同时科学引导和严格规范民间借贷活动, 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和高利贷行为, 维护良好的社会金融秩序。三是结合地方企业发展实际, 创新融资渠道, 规范民间金融发展, 引导其成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四是尽快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 运用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必需的信用保证, 以解决中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 降低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

据统计, 目前我国中小微企业占到了企业总数的99%, 其生产总值占GDP的60%左右, 上缴税收接近国家税收总额的50%, 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大约70%的创新来自中小企业, 约65%的专利由中小企业发明, 80%以上的新产品由中小企业开发。这足以说明, 中小企业已是国民经济最活跃的主体, 其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促进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 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就业率的增长, 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试点是一个尝试, 也是一个昭示, 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通过各级政府、监管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的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的热心关注, 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必将迎来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参考文献

[1]金玮、许会芳:中小企业融资何以举步维艰[J].当代经济, 2004 (9) .

[2]张红地:试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制的改革[J].城市金融论坛, 1999 (9) .

温州金融改革 篇6

1、信贷配给显著, 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所占份额与得到的金融支持份额不成比例

根据温州统计局的资料显示, 截止2011年6月底, 温州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993家, 其中99.5%属于中小型企业, 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 温州2011年上半年的银行贷款中, 仅有20%左右流入中小企业, 显然, 还有很多的中小企业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与中小企业在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成比例。产生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贷款风险上升, 目前的银行服务无法进一步降低风险, 只有提高贷款利率, 最终导致信贷配给。

2、银行服务的“经济稳定器”作用不明显, 甚至加剧经济波动

一方面市场中有大量的资金在游走, 寻找投资机会, 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之前,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调查数据显示, 有1100亿元民间资本活跃在借贷市场上, 说明资金的疏导渠道不畅, 资本的逐利性很容易引发实体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 民间借贷年息却高达72%~96%, 可见中小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缺口巨大, 而2011年民间借贷风波爆发后, 银行业加入了要债大军, 原本取得银行贷款的少数中小企业的资金链更是雪上加霜, 最终导致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现象的发生。

银行服务的“经济稳定器”作用失调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目前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 二是作为贷款者的中小企业自身信息不透明导致商业银行的惜贷。

可见, 不管是信贷配给显著还是银行服务的功能失调, 产生的共同原因之一就是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能结合温州的中小企业协会发达、产业集群特征明显的优势, 成立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行业银行, 将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改善目前的信贷配给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二、结合区域特征构建行业银行

1、温州产业集群特征

目前, 温州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五大产业集群:低压电器产业集群、鞋革产业集群、服装产业集群、眼镜产业集群和打火机产业集群, 按产值规模可划分为三类:三角形产业集群、梯形产业集群、方形产业集群。

三角形产业集群。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属于三角形产业集群, 三角形顶尖是正泰和德力西两家年产值超过40亿元;第二层是产值超过1亿元的有12家企业;第三层是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16家企业;第四层是产值超过1000万元的115家企业;最底层为产值在1000万元以下的3000多家企业, 总体呈三角形产业集群。梯形产业集群。服装和鞋革产业集群属于梯形产业集群, 以服装类为例:位于最上面的是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30家企业;第二层的是年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850家企业;底部第三层的是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下的1000多家企业。总体呈梯形产业集群。方形产业集群。打火机和眼镜产业集群企业规模相差不大, 它们中最大的产值只有3000万元左右, 总体呈方形产业集群。

显然, 产业集群的形状与集中度有关, 顶部越尖的集群, 集中度越大, 位于顶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中的信息收集、议价、成本控制等能力也越强, 三种群模式中, 三角形集群的集中度最高, 梯形集群次之, 最差的是方形集群。

2、行业协会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作用

温州产业集群是由最早的“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而来的, 企业内部多为家族管理模式, 企业间的关系也有着亲戚、同乡等乡亲关系, 遇到困难时也更容易形成行业协会来抱团取暖, 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 行业协会有着巨大作用。

行业协会的对外作用。 (1) 行业协会通过要求低行政成本的方式对国家政府构成压力, 获取税收和行政执行的低成本以促进产业发展。 (2) 行业协会通过游说或政治参与等方式介入行政决策或政治程序, 进而获取有利于产业自身发展的资源, 促进产业升级。

行业协会的对内作用。 (1) 在技术及其研发方面, 行业协会帮助企业在生产过程和生产技术上促进产业升级, 甚至通过共性技术的设计和研发实现价值链转移。 (2) 在生产内部管理环节, 行业协会可以协调标准制定、统一平台提供和信息共享。 (3) 在品牌营销方面, 为产业品牌的创建进行提供行业内的公共服务。

总之, 行业协会是温州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 自发形成的可以在行业内发挥资源共享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民间组织, 该种组织对所在行业内的企业信息比较了解, 也具备一定的威信。

3、根据集群特征构建行业银行

发挥行业协会的资源优势, 由行业协会牵头, 主干企业参与, 根据集群特征构建行业银行。对于三角形产业集群和梯形产业集群, 可以由所在的行业协会牵头, 由处于顶层的的企业为主要参与成员, 横向构建行业银行。比如由低压电器行业协会牵头, 由正泰和德力西为主要参与成员成立低压电器行业银行, 由鞋革类行业协会牵头, 由奥康、红蜻蜓、康奈等为主要参与成员成立鞋革类行业银行, 由服装行业协会牵头, 由报喜鸟、森马等为抓哟参与成员成立服装行业银行;对于方形产业集群, 可以由行业协会牵头, 由产业中的大部分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供应链银行, 比如打火机集群, 可以由打火机行业协会牵头, 由各协会会员共同出资成立打火机行业银行。

三、信息改进视角下行业银行的优势分析

与传统商业银行比较, 行业银行在信息对称、交易成本、风险控制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优势。

1、行业银行具有更透明的信息优势

温州企业90%以上是中小民营企业,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财会制度不健全, 财务行为不规范, 财务信息失真严重;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记录较少, 致使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差。另外, 中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不如大企业合理、规范, 企业家往往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这样就使得关于企业家自身的一些私人信息, 如身体状况、情感波动以及价值观等, 成为判断企业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这些信息的通明度就更差了。信息的透明度差, 这也是目前产生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

行业银行相对传统商业银行在以上这些方面具有更大的信息优势。首先, 温州的产业集群由“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发展而来, 企业间的关系也有着亲戚、同乡等乡亲关系, 因此, 企业家之间的“私人信息”对由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行业银行来说, 也变成了“公共信息”, 更加透明。其次, 参与到行业银行的主干企业掌握着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 对行业的发展的趋势把握更到位, 同时, 由于业务上的竞争或合作关系, 主干企业对同行企业的进货渠道、生产成本、生产技术、销售状况、财务状况、管理状况等信息更易取得并进行甄别分析, 而主干企业与行业银行的合作, 可以将这些信息进行再次利用, 为行业银行服务行业内部企业的决策提供有力的信息保证。

2、行业银行具有更低廉的交易成本优势

银行与企业达成一项融资交易, 其交易成本可以划分为事前的交易成本 (BC) 和事后的交易成本 (AC) , 则总的交易成本 (TC) 函数TC=BC+AC, 假设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为TCL=BCL+ACL, 行业银行的交易成本为TCS=BCS+ACS。

事前的交易成本 (BC) 主要包括贷款前对贷款企业的信息搜索成本、谈判成本。对传统银行而言, 中小企业的融资记录较少, 对中小企业的信息搜索多限于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 而中小企业的财务相对不健全, 因此, 传统银行对中小企业准确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信息索更加困难, 成本较高, 而对民营企业家的个人信息搜索成本更加高昂;对于行业银行来说, 同行加企业家间的亲友关系, 行业银行很容易从主干企业那里取得贷款企业的经营、财务信息和企业家的个人信息, 信息搜索成本大大降低, 这种关系型融资的的谈判成本也很低, 甚至为零。因此行业银行的贷前交易成本低于传统银行的贷前交易成本:BCL>BCS。

事后的交易成本 (AC) 主要包括贷款后对贷款企业的监督成本及违约的损失。传统银行一般通过限定贷款用途、监督贷款去向等方法对贷款进行监督, 这种监督多通过实地调查、资金运动轨迹的手段进行, 这种控制方式下容易产生造假漏洞, 效果相对较差。行业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相对方便, 因为主干企业日常合作或竞争中搜索的信息可以在行业银行贷款过程中二次利用, 分摊了信息搜索成本, 因此在进行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贷款的监督, 节约了专门进行监督的成本, 而且获取信息的方法也不局限于实地调查或资金活动轨迹跟踪, 可以在业务合作和竞争中进行信息搜索和印证, 丰富了监督的途径提高了信息质量, 大大降低监督成本同时提高监督质量。对于违约损失通常指一笔贷款损失扣除抵押物变现值后的净损失, 因此违约损失净额的大小取决于贷款损失的大小和抵押物变现值的大小, 与贷款损失额成正比, 与抵押物变现值成反比。相对传统银行, 由于行业银行的具有行业背景, 行业银行对本行业企业抵押资产的变现速度和变现能力更强, 另外, 贷款企业违约在行业协会很可能形成信誉损失, 加大了企业的违约成本, 降低违约风险, 因此, 行业银行的违约损失也较传统银行低。所以, 行业银行的时候交易成本也低于传统银行的事后交易成本:ACL>ACS。

综上可以看出, 行业银行在交易成本上比传统银行有优势:TCL<TCS。

3、行业银行具备更大的风险控制优势

和传统银行相比较, 行业银行在贷前、贷后、违约三个阶段都具有风险控制优势。首先, 行业银行是由各行业协会牵头成立的, 行业协会内部企业是围绕某一产业发展, 产业特征较为明确, 行业银行较易了解和把握企业信贷的需求程度, 从而减少了逆向选择风险, 同时, 行业协会内部的企业众多, 银行也可以在同类企业内进行比较和选择, 因而能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次, 贷后在行业协会的协助下, 行业银行更加了解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和风险所在, 通过商会提供的信息比企业自己提供的报表更可靠, 在很大程度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最后, 因为行业协会与本行业企业的“亲缘关系”, 协会对企业资信度、产品的市场前景、设备价值的判断都会比较客观准确, 而且有行业自身的风险测算办法。企业申请担保贷款后, 协会可根据其贷款时限、贷款金额, 组织专业人员对企业提供的可资抵押物进行审核、评估。如果抵押物是生产设备, 协会可预测该设备贷款时限后的市场价值, 并与行业内需要该设备的企业先行签订购买意向书。这样, 即使申请担保的企业到时无法偿还贷款, 也可利用业内兼并方式降低风险, 甚至可以满足规模企业低成本扩张的需要。

综上所述, 结合温州区域特征基于行业协会基础上的行业银行较传统银行在信息优化、交易成本降低和风险控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从金融中介的演变上来看具有演变优势, 如果能加以政策引导扶持, 能更好地服务温州地方中小企业。

四、发展新型金融机构的政策建议

1、借助金改东风完善金融政策, 为新型金融机构发展铺路

由民营资本参与的金融机构,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探索阶段, 政策准入一直是压倒民营资本进军金融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政策松动的温州, 借助金改东风, 完善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策, 为发展新型金融机构铺平政策道路。

2、加强引导行业协会的自我完善, 发挥行业协会的潜在能量

行业银行是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 过去的行业协会是一种松散的民间组织, 没有完善的内部制度, 在委以重任前, 政府最好引导行业协会进行自我完善, 以便更好地应对更加苛刻的政策要求。

3、协调行业银行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对接, 更好服务中小企业的同时分散金融风险

与传统商业银行比较, 行业银行更专注服务于某个行业内部, 因此, 风险相对集中, 协调好行业银行与传统银行的对接, 不但可以弥补传统银行中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部分不足, 而且可以将行业银行这个小篮子放进传统银行的大篮子里, 分散金融风险。

摘要:针对信贷配给显著、银行服务“稳定器”作用不明显的温州银行服务困境, 本文提出结合温州产业集群的特征, 借助温州发达的商业协会, 建立新型行业银行。与传统银行比较, 行业银行不但具有信息优化、交易成本低廉、风险控制更强的金融演化优势, 而且可以降低信贷配给状况, 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 在政策松动的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 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区域特征,温州,新型金融机构,行业协会

参考文献

[1]Berge:Further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finance and growth: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eommunity banking and economic Perforinance[J].Journal of Finaneial Sevices researe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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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曙松:社区银行能否成为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突破口[J].现代管理科学, 2002 (7) .

[4]林毅夫、李永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 2001 (l) .

[5]钱水士、李国文:社区银行及其在我国的发展[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6 (2) .

[6]徐滇庆:民营银行试点势在必行闭[J].中国金融, 2005 (15) .

[7]夏泰凤:基于中小企业融资视角的供应链金融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2011.

[8]孙丽军:行业协会的制度逻辑[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4.

[9]洪滨峰:美国社区银行对温州新型金融组织的启示[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2011.

温州金融改革 篇7

温州作为民营经济的发祥地, 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了温州民营经济的繁荣。然而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中小企业因为社会体制的原因, 一直无法摆脱融资窘境。中小企业作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基石, 其融资难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2年国家决定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并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

从温州中小企业自身融资来看,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的内部融资一直是其主要的资金筹集渠道,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较为合理;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 从长远看完全依靠内部融资已难以满足温州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目前遇到了一种困境, 国有银行效率低下[1], 没有体现出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对资金配置效率应有的贡献, 中小企业陷入过度负债的困境, 同时银行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 在当前的金融经济背景下, 很难期望国有金融机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在国有金融机构占主体的背景下, 我国也出现了部分股份合作制的金融机构, 民营金融机构主要指的是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基金和担保公司等[2]。与国有独资金融机构相比, 民营金融机构机制灵活, 也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因此社会各界又希望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能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支持。

二、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现状

温州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 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能创造比较多的社会财富, 因此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到温州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影响温州中小企业发展的要素中, 融资难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温州出口导向型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 融资成本明显提高, 融资难度加大。同时部分中小企业恶意骗贷的情况时有发生, 又较少受公众舆论监督, 导致其违约风险较小, 恶化了中小企业整体的融资环境[3], 严峻的融资环境直接关系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

三、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分析

1. 从温州中小企业自身情况来看, 其融资困难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原因: (1) 企业规模不大, 资金实力不足, 可用于抵押的物品不多, 在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要求抵押贷款的融资背景下,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具有先天劣势。 (2) 相比国有企业, 中小企业财务状况波动大, 抗风险能力弱, 容易引起不能按期还款的现象。 (3) 中小企业财务状况不够透明, 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财务数据未经公开审计, 财务状况较为混乱, 财务数据不全, 银行较难了解中小企业的具体财务情况。

2. 我国的金融机构以国有控股为主, 中小企业基本上属于非国有企业, 中小企业贷款的特点是额度小、需求急、频率高、时间短, 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难以实现规模盈利。相比大型企业贷款, 中小企业融资所承担的费用成本较高。同时我国的金融机制客观上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来源单一, 严重依赖银行贷款。而国有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贷款积极性不高, 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较难得到满足。

3. 在国有金融机构占主体的背景下, 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融资关系改善的难点在于降低或者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温州中小企业的财务信用状况不可能都尽如人意, 但也有相当部分发展前景良好、现金流充足、创新能力强、盈利模式好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如果能有效筛选这部分企业, 并满足其融资需求, 不仅自身可以占据更多的优质客户, 还能有效促进这部分优质中小企业的发展, 实现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

四、温州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解困

在国外, 民营金融机构能较好地调动民间资本, 有效地募集社会闲散资金, 进而投入到社会化大生产中[4]。但是在国内,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导致民营金融机构出现发展迟、发展慢、发展不透明等一系列不良状况。民营机构的缺位, 直接导致社会生产中资金流动不畅, 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5]。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民营金融机构将成为温州金融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力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 对于促进温州中小企业融资解困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民营金融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比较优势, 也更有利于降低或消除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 民营金融机构在体制机制上比较灵活, 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

1. 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氛围, 确立公正充分的竞争原则, 以保障企业的自主权和发展能力。

目前温州市各级政府在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方面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一是在市场准入政策上, 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为民营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创造条件, 促进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二是目前政府金融监管体系要适当创新, 同时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 提高市场服务能力, 促进民营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要修改和完善相关金融法律, 为民营金融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四是要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相比有国家信用保障的国有金融机构, 私人信用作为生存基础的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空间小, 因此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促进金融市场体系的有序发展。五是要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 引导民营金融机构积极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2. 民营金融机构要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保证机构的产权清晰。

制度规范、机制灵活是民营金融机构的优势, 也是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因此, 民营金融机构要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促进市场化运营。同时, 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员工培训, 形成公司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3. 明确发展思路, 开展针对性服务。

民营金融机构要结合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 发挥自身优势, 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一方面民营金融机构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另一方面又能为其提供风险评估、项目可行性调查等金融衍生产品和服务。

4. 加强联合, 优化环境。

民营金融机构要加强行业联合, 充分发挥民营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民营金融机构间可以通过优势互补, 信息共享, 取得规模效益, 在服务温州中小企业融资的同时实现温州民营金融机构的持续发展。政府要在税收激励政策、专项资金、人才引进政策等方面对民营金融机构加大扶持力度, 营造社会各界支持民营金融机构有序发展的良好氛围。

五、小结

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解困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一是温州民营资本雄厚, 民营资本超6000亿元, 且每年以14%速度增加。二是从人才储备来看, 在温高校都已设置了金融专业, 每年都有大批的金融人才可以充实到民营金融机构。三是政策保障。国务院将温州定位金融改革试验区, 为温州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民营金融机构机制灵活, 竞争性强, 可以根据市场状况灵活决策。同时民营金融机构的特点决定了它更适合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也更容易解决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6]。民营金融机构服务针对性较强, 与中小企业客户的沟通成本更低, 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是解决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陶莉.关于浙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探讨[J].内江科技, 2009, (6) .

[2]吴国平.论我国民营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J].广西金融究, 2003, (7) .

[3]黄琳霖.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探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9, (7) .

[4]何思远.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新模式探索[J].现代商业, 2009, (6) .

[5]张盈盈.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国民待遇”问题[J].海南金融, 2009, (1) .

温州金融改革 篇8

改革背景

选取温州作为试点城市源于其民间融资市场发展具有代表性。

1987年温州成为国内第一个利率改革试点城市。2002年温州被确定为唯一的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2006年温州被选为推进小企业贷款试点城市。民间融资市场的发展以及最近加剧的高利贷问题,再次使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温州中小企业融资路径,主要由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部分构成,2011年这三者的比例约为56∶28∶16。温州当前银行贷款少增和民间借贷总量的减少,导致温州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越发明显。随着银行贷款还款期的集中到来,致企业还款压力巨大。3-6月份是该市银行贷款集中还款期,到期贷款笔数总体均呈逐月上升趋势,企业还贷压力逐月加大。温州市金融办对558家中小企业进行调查显示,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和很紧的企业合计占到78%,平均资金缺口为16%,7成多企业均有资金需求。而今年以来再次出现的企业主“跑路潮”,更加剧了企业的融资困境。截至2月末,温州涉及银行授信的出走企业152家,涉及银行授信余额总计40.72亿元,已基本形成不良贷款,占全市不良贷款余额的36.22%。

当地融资市场风险持续发酵带来的风险之一就是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传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出险企业及关联担保企业信贷潜在风险不断持续,迫使部分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限陆续上收,加剧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易形成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企业出险数量的螺旋式上升。温州银监局数据显示,2月末温州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高达112.4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4%,已经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

风险之二是受金融风波影响许多企业不再为其他企业续保,部分商业银行和融资性担保公司出于谨慎不断提高担保条件。此举将可能使正常经营的企业举步维艰,并出现连锁反应,由于信用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目前几何级数的担保链条结构使企业的债务危机极易形成高传染性和连锁反应。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当地高利贷市场由于资金链的大面积断裂已经陷入混乱,此时试点改革,如果成功可以将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如果失败也不至于使当地金融环境变得更差。

试点改革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防范民间融资市场借贷风险。民间融资市场和正规融资渠道的整合,二者可以获得双赢局面,尤其是随着高利贷市场的崩塌,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民间资本急需找到新的资本投资领域。国有银行体系由于民间高利贷市场和通货膨胀的因素,造成大量存款从国有银行体系向民间融资市场搬家,整合有助于资本向现有正规渠道回流。

第二个则是破除金融垄断并且为未来的市场化改革铺路。

金融业的垄断经营格局由来已久,四大国有银行即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的信贷规模占整个金融系统信贷规模的50%以上。政策性垄断造成了银行业暴利,民营资本的引入,可以为下一步全面开展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甚至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民营资本进入正规融资市场,可以逐步缩小国有资本的占比,一方面为未来银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造创造条件,一方面可逐步削弱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由于银行系统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位置,银行系统的市场化将有助于其他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第三个目的是分散国有正规金融体系内积累的金融风险。2008年以来,政策宽松导致国有银行的大量资本在行政权力干预下,都投入到房地产、铁路、公路和地方融资平台中。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和投资收缩,加上土地市场的低迷,国有银行资本贷款风险虽未完全暴露,但在急剧增加。此时将民间融资市场纳入到正规融资体系中,一方面可以弥补国有银行体系资本不足,另一方面通过民营资本对现有项目的参与分散部分风险。例如3月21日国务院通过的对高铁建设追加的5000亿元铁路投资政策,以及4月18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领域的实施意见》,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到过去国有资本独占的领域。预期这类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配合各地仿照温州金融试点改革的推进,会陆续出台。

下一步,利率市场化

出于短期内金融安全的考虑,本次试点没有将利率市场化纳入议程。民间融资市场事实上就是一个利率市场化的借贷体系,此次改革让民间借贷市场纳入监管,实际上是消除了民间借贷利率市场化对国有金融体系的冲击,使正规融资渠道的金融安全有所提高。就短期的影响而言,民间融资体系的“被招安”,在减少利率波动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利率市场化实施的可能。

长期而言,利率市场化是金融系统高效稳定运行的核心。正规融资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有形之手通过行政权力对于金融市场的干预,在造成银行系统垄断暴利的同时,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效率。统计表明,现有正规金融市场中,银行70%以上的利润来自巨大的存贷款利息差,目前一年期基准存贷款的利息差约为3.3个百分点,这一水平远远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存贷款息差1个百分点的平均水平。这些暴利的获取是通过损害储户利益和提高企业贷款成本获得的,本质上造成了整个社会融资效率的下降。

由于中国银行系统利率的“非市场化”,直接导致了实体经济内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产生诸多经济问题。近年来地方债务高企、大量国有部门投资失利,甚至通货膨胀的恶化等等,都是政府行政之手取代利率市场化调节资本流向的结果,包括持续两年多的负利率。

温州金融改革 篇9

中国网10月18日讯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做客强国论坛,以“缓解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温州**透视”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网友:请问辜主席,您怎样判断温州危机?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温州债务危机是当前严峻金融经济形势的“风暴眼”和“重灾区”。大家都非常关心温州的债务问题和当前严峻的金融经济形势是一种什么关系。它的表现是企业资金链的断裂,以及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

温州金融改革 篇10

理论方面, 林毅夫和李永军 (1997) 从信息优势理论出发, 论证了民间金融机构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信息优势, 并提出民间金融正规化对中小企业的产值增加有重要作用。史晋川 (2001) 研究表明, 民间融资依然是温州中小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来源。郭斌和刘曼路 (2002) 指出, 民间金融和私营企业产值增加存在着长期的互惠关系。杨加鸥和王郁 (2005) 考虑了温州民间金融的负面效应, 认为温州民间金融存在资金投向盲目、高利率、引发金融纠纷等风险。虞群娥和李爱喜 (2007) 以杭州为例, 解析了民间金融与私营企业的共生关系。杨锡娟 (2010) 详细剖析了各种民间金融形式及其运作机制。林勇明 (2012) 指出, 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制约着温州中小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 从而成为中小私营企业产值增加的制约瓶颈量化分析方面, 主要是基于民间金融规模的估计, 解析民间金融对中小私营企业产值增加的影响, 如程蕾 (2004) 认为, 温州民间金融支撑了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 并利用回归分析对其进行验证。李建军 (2005) 从地下净金融投资规模, 跨境流动的地下资金规模、地下货币资金规模、地下信贷规模四个角度测算地下金融规模, 并用值法估测温州1998~2011年的民间金融规模。诸葛隽 (2007) 通过实证分析说明了温州民间金融规模对温州非国有企业产值增加有重要作用。张希慧 (2009) 采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我国民间金融对民营产值增加的积极影响。李晓玲 (2013) 运用相关性分析、最小二乘法等技术, 发现温州民间金融和中小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

上述文献虽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温州民间金融对中小民营企业产值增加的影响, 但在两个方面有待改进:一是较少从温州民间金融“供需失衡”视角系统剖析温州民间金融对温州非国有企业产值增加的影响;二是温州民间金融对温州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影响缺乏实证基础。基于此, 论文将从温州非国有企业的民间金融需求、供给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并建立计量模型解答温州民间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影响, 依据实证结果, 总结提出政策建议。

一、温州非国有企业发展中的民间金融需求

民间金融的需求导源于民间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与正规金融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其演化于经济体制、社会网络变革和国家金融政策的变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 民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并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 其相应的资金需求也不断扩大, 与此相伴中国民间金融业也迅速发展, 并成为重要的融资渠道, 而随着民间金融渐次融入正规金融体系, 民间融资占银行贷款的比重逐渐下降, 但其重要性并未随之下降, 反而得以增强。鉴于民营企业在正规金融体系融资中处于劣势地位, 能否及时融资已经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

温州经济主体构成中的95%均是非国有企业, 主要由中小民营企业构成, 伴随温州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 资金需求日益增强, 而正规金融对非国有企业贷款条件苛严, 存在资金供给不足, “惜贷”现象仍普遍, 促使温州非国有企业转向民间融资, 对民间金融产生巨大需求。

(一) 非国有企业向民间融资的成因

企业在融资时会考虑不同方式的融资成本, 融资交易成本可从财务成本和可得性两方面考察。在资金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利率仅是资金的名义财务成本, 并不完全反映资金市场的供需状况和实际获取成本, 而资金额度与非财务限制等形式的资金可获得性则反映了资金的隐性成本。

对非国有企业而言, 资金可获得性的成本往往比财务成本更为重要, 导致民间借贷通常是温州非国有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温州非国有企业向民间融资的原因有三:

其一, 正规金融的所有制歧视。由于中国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 所有制成为决定正规金融信贷分配的关键要素。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对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倾斜, 常常为国有企业提供各种补贴, 以弥补国有企业改革中所产生的巨额成本, 而相对发展较为活跃的民营企业受自身因素、信息不对称、抵押能力等的影响, 在正规金融的资金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 较少或很难从正规金融体系融到大量资金, 从而造成了民营企业转向非正规金融的动因。

其二, 满足日常流动资金需求。通过民间借贷及时解决季节性或临时性的资金需要, 如印刷、包装企业在接到定单后, 短期内需要大量的资金购买原材料、半成品或支付工资, 由于生产周期较短、资金周转较快, 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支付的利息成本相对较低。

其三, 实现企业规模扩张和产业升级。当企业积累一定的资源后, 便会步入规模扩张阶段, 此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到新产品或新技术项目, 实现产业升级。但是若自有资金和银行信贷也无法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 民间借贷便成为温州非国有企业的一个普遍选择。

(二) 不同规模企业对民间融资的需求

资料来源:郭斌和刘曼路 (2010) 。

近年来, 随着温州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扩张, 总体对资金的需求出现较大的增长。根据郭斌和刘曼路 (2010) 在2009年采取随机抽样和问卷方式对温州中小私营企业的民间金融需求情况的调查数据, 分析不同规模下的民间金融需求状况。

1. 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

非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 民间借贷和亲友入股也是其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式, 亲友入股在中小企业融资来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非国有中小企业主而言, 他们更关心股权的控权, 而不仅仅是股权本身, 家庭关系与朋友关系使其控制权不会受太大影响。

经比较企业投资中的资金来源, 发现自有资金比例由65.12%下降至58.86%;借贷则从19.74%上升至26.08%。这说明了非国有企业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 由于自有资金难以满足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巨大资金, 使其向银行借款和民间借款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2. 非国有企业的民间金融需求

不同规模的非国有企业, 对资金需求则呈现显著差异。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 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主要选择向民间借贷, 规模适中的企业在民间借贷、银行贷款两种方式均有。

在表2中, 不论温州非国有企业规模大小, 非国有企业均有较强烈的资金需求, 规模适中的非国有企业 (100~1000万元) , 其“需要向民间资金融资”的比例分别达64%、55%, 而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 (1000万元以上) , 82.6%选择银行贷款, 可能是因为大型企业信用高、拥有抵押物, 选择银行贷款具有比较优势;规模较小的非国有企业 (100万元以下) , 62%不需要向民间借贷、11.5%曾经向银行贷过款,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银行信贷更偏向于规模较大的企业。

资料来源:郭斌和刘曼路 (2010) 。

二、温州非国有企业发展中的民间金融供给

民间金融供给导源于民间富余资金逐利性需求的存在, 以及相对于正规金融所具备的内在比较优势[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民间金融除了具有较为灵活的利率、贷款期限和放款速度快外, 还具备强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处理能力, 以减少风险爆发时产生的巨大损失。但是, 当超过一定地域范围时, 由于管理成本、信息成本的增加, 就会失去对贷款人信息掌握的优势, 从而促使贷款的边际成本上升 (徐博、张树升, 2013) ]。三十年来, 温州民间金融供给的形式不断变迁, 规模逐渐扩大, 金融产品逐渐丰富, 组织和契约形式也越来越复杂, 已经成为温州民营经济的主要供给者, 但与较强的民间金融需求相比, 民间金融供给却相对不足。从民间金融供给的组织来看, 目前温州民间金融供给组织处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属于初级阶段类型的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二是属于高级阶段的有组织的民营金融。

(一)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

一是私人间的借贷。私人之间的借贷是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 普遍存在于温州各地。私人间借贷具有灵活、方便, 额小范围广, 总体规模大, 利率水平差别较大, 放款速度快等特点。私人间借贷的一部分是在亲友之间进行, 以救急为目的, 属于非盈利性;另一部分是在非亲友之间进行, 以盈利为目的, 利息高于银行同档次利率的3~4倍。

二是企业间的借贷。企业间借贷也是一种比较活跃的民间借贷形式, 具有金额大、期限短、利率较低的特点。借贷时间一般集中于生产旺季或收购旺季, 对象主要是那些业务往来密切、彼此信任的客户。

三是集资。集资具有资金总额大、利率高、期限长的特点。由于近年来对非法集资进行整治, 各种集资活动已有所收敛, 但一些私营企业内部仍然开展集资活动。

(二) 有组织的民营金融

民营金融是以金融机构形式进行的有组织的金融交易, 但未经监管当局审批, 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 主要有四种模式。

一是“钱庄”或“地下钱庄”模式。温州的地下钱庄多采用股份制形式, 在地点上大多集中在乡镇, 放贷对象一般是本乡镇的企业。钱庄的存贷款利率高于商业银行, 存款利率最高时是银行的300%, 贷款利率则更高。一般情况下, 温州民间资金的贷款利率在每月0.8%~1.5%, 钱庄贷款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的1.5倍, 有时甚至更高。

二是互助基金会模式。由于温州服装业的生产经营存在季节性, 第四季度往往是生产和销售的旺季, 资金需求量巨大, 这一段时间正是服装企业贷款、民间拆借的高峰期, 民间借贷很难。此时, 一些企业选择成立“温州市服装企业融资互助基金”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互助基金会, 一般由商会牵头, 以企业自愿出资参与为原则, 初步建议每份基金的金额为50万元, 一般筹资总额度2000~5000万元。自2010年以来, 温州其他行业 (如金属制造业) 也相继成立互助基金会, 其贷款利率也较小贷公司、民间借贷服务公司、资本管理公司、典当行等其它组织的放款利率低, 从而有助于为中小企业解决部分融资难问题。

三是小额贷款公司模式。2008年10月, 温州首批小额贷款公司正式营业, 这三家发起人分别来自瑞安、永嘉、苍南三地, 均是当地私营企业中的大佬。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进入门槛较高, 使得温州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有限, 加之小贷公司的放款利率通常高于15%, 从而导致其对温州民间金融规模的贡献较低。

四是其他组织模式。其他组织模式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农村互助会、典当行、担保公司等, 这些组织的贷款利率均在17%以上, 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利率, 贷款期限主要以短中期为主。根据温州金融管理局的统计数据, 2015年第二季度, 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公司融资利率分别为15.59%和15.97%, 典当行和担保公司的融资利率分别是17.63%和20.65%。

三、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计

借鉴李建军 (2005) 、李晓玲 (2013) , 建立计量模型考察温州民间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影响, 模型设定为式 (1) :

式 (1) 中, ln PEQt表示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ln PFQt表示民间金融规模的自然对数, α0为常数项, α1为待估参数, εt为随机误差项。预期α1<0且显著, 表明温州民间金融规模的扩大能显著促进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增加;若, 表明温州民间金融规模的扩大不利于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值的增加;若α1>0且不显著, 则认为温州民间金融规模虽有助于促进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增加, 但其影响效果却不明显。

(二) 数据来源及描述分析

民间金融因为其“隐蔽性”而无法进行精确统计, 也不在官方的统计范围内。目前, 学术界主要是利用θ值法测算民间金融规模, 由于最新数据的缺失, 难以利用θ值测算2012~2014年的数据, 故沿用李晓玲 (2013) 估测的温州民间金融规模, 时间跨度是为1999~2011年, 用PFQ表示。

鉴于95%的温州企业为非国有企业, 即使名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质仍为私营企业, 贷款来源主要还是民间金融。故使用各年《温州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工业和建筑业”中的“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情况”来估计每年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PEQ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 , 时间跨度仍为1999~2011年。

在表3中, 1999~2011年的温州民间金融规模最低为682亿元, 最高增至1 943亿元, 年平均为1 345亿元, 2009年出现小幅下降;温州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最低为1 502亿元, 最高增至6 290亿元, 2009年出现小幅下降, 之后反弹, 年平均为3 832亿元。

(三) 平稳性检验

在分析时间序列之前, 需对所有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 以避免出现“虚假回归”现象, 常用的方法是ADF检验。同时, 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将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分别用和表示。

由表4可以看出, ln PFQ和ln PEQ水平序列的ADF统计值大于5%的显著水平临界值, 为不平稳序列, 但经一阶差分后都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即二者均是一阶单整序列I (1) , 需要进一步做协整检验, 以判断直接用OLS回归的有效性。利用“两步法”对回归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 其值为-3.4845<-1.9882 (5%显著水平临界值) , 故残差为平稳序列, 即认为ln PFQ和ln PEQ两个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四) 实证结果解释

利用上述两个数据对公式 (1) 使用最小二乘法, 回归结果为:

式 (2) 表明, 温州民间金融规模 (PFQ) 对温州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 (PEQ) 的影响显著为正, 长期弹性值为1.2705, 表明温州民间金融规模每增加1%, 将会带动温州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增长1.2705%。这说明, 温州民间金融规模的扩张长期内有助于促进温州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的增长。

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考察当温州民间金融规模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以多大的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 (ECM) 的估计结果为:

由式 (3) 可知, 当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以0.9327的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到均衡状态, 短期弹性指数为0.7121, 说明温州民间金融规模每增加1%, 将在短期内带动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增加0.712%。结论与政策启示论文从需求-供给角度系统剖析了温州民间金融的融资需求和金融供给情况, 并沿用已测度的温州民间金融规模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总值的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是。

1.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需借助于民间金融的强力支撑, 民间金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证分析表明, 在长期内温州民间金融规模扩大1%, 将会带来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增长1.27%, 而在短期内则使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增长0.712%。因此, 为促进温州非国有企业的产业升级、产值增加乃至温州经济的发展, 需着力发挥温州民间金融的正向经济效应, 在防范非法集资或携款潜逃等“金融犯罪”案件发生的同时, 必须加强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 而不能全盘打压或否定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从而有助于构建良好的民间金融生态, 实现民间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2.温州民间金融的供给与企业融资需求间存在较大缺口。通过借鉴相关的调查结果, 发现年销售额在100~1000万元的非国有企业55%以上需要向民间融资, 销售额低于100万元或高于1000万元的企业则64%的不需要想民间融资, 大企业约83%直接向银行申请贷款;与之相反, 温州民间金融供给的渠道则相对有限, 民间融资占全市银行贷款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65%下降到2001年的45%, 并且仍再继续下降, 但仍在政策夹缝中艰难生存。因此, 为满足温州巨大的民间融资需求, 既要丰富正规金融机构的产品及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 不断拓宽资金供给渠道, 又要主动抓住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契机, 加强金融改革和政策扶持力度,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新设一批“新金融”组织, 借以盘活大量民间资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摘要:温州民间金融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论文采用19992011年的年度数据, 运用OLS回归方法、误差修正模型 (ECM) 解析了温州民间金融对温州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的影响。实证发现:温州民间金融在长短期内均能显著促进温州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的增长。因此, 为推动温州民营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应打破所有制歧视、着力丰富民间金融产品和增设一批“新金融”组织, 并加强政策指导和规范, 不断扩宽温州民间金融的供给渠道, 深化温州各项金融改革以促进其民间金融生态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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