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 篇1
关键词：科学主义,中国史学研究,史学科学化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下, “科学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路径抉择。在“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影响中, 史学自然不能幸免。
“史学的科学化”成了大势所趋, 实证主义史学成了“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一个主流。这里所讲的“史学科学化”, 是指受到了“科学”及“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中国史学以“科学”方法、原则为基础进行改造, 在治史方法、史学观、史料观、治史态度与精神等方面的动态变革过程。这种趋势在传统史学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重视史料, 强调实证, 实际上是对历史活动中心——人的“事”的把握, 而不可回避的历史活动中心——人的“情”把握则在过度强调实证的取向中被弱化或者被淹没了。未来的史学研究必须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 以致历史在那样的建构中更有效地发挥它的借鉴和启智的功能。
一、史学科学化的表现
1. 史学科学化首先表现在科学观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上
在史学研究中, 史学家以何种态度与精神对待研究工作, 是影响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关键。在中国近代史学观念的更新过程中, 科学主义思潮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首当其冲的要算梁启超了。梁启超是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道路上是不可替代的角色。梁启超分别在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新史学》, 高举“史学革命”的旗帜, 积极接受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批判旧史学, 吹响了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号角。1922年, 梁启超应科学社的邀请, 作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指出科学没有惠及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把科学看的太低了、太窄了。他认为有系统之真知识, 叫做科学, 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 叫做科学精神。他极力赞赏笛卡尔的怀疑、独立思考的精神。“所谓精神者何也?即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而已。”他揭露“中世以来, 学者惟依傍前人, 莫能自出机杼, 前哲所可, 彼亦可之, 所否, 彼亦否之, 不复问事理之如何, 附和而雷同之, 所谓学界之奴隶也。及笛卡尔兴, 始一洗奴性, 而使人内返本心, 复其固有之自由。” (1) 在此, 梁启超坚决反对人云亦云的学界奴隶传统, 鼓励学界的批判、创新、精神自由, 并主张把这种精神运用在史学的研究中, 开启了史学研究的现代转型。
2. 史学科学化还表现在科学方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上
西方科学重视事实、追求客观性的实证倾向同样对深受中国实用理性影响的中国史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 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 详细而具体地论述了史料搜集和鉴别的途径及方法, 论述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 时势与英雄的关系, 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等。在这部书中, 梁启超除了提出:“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 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 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 (2) 这样的治学研究的主观性的特征的同时, 还着重介绍和推广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强调科学方法。在梁启超看来, 西方史学因为较早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所以进步较快、成就较大, “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 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 实其发轫也。”“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 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 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而“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 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 弊往往而有。” (3) 他在此从科学方法应用与否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史学研究的成就和差异。
“五四”时期, 胡适引入了实用主义方法, 并主张在学术和社会领域运用实用主义方法, 提倡文学革命和社会改良。正是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 为这一史学科学化浪潮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胡适对中国史学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研究学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胡适认为:“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 只可假设, 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 方才奉为定论。” (4) 可以说, 胡适为史学科学化提供了理论、方法的依据, 正是他对实验主义方法的推崇, 才使实证主义史学成为“五四”以后史学上的一个主流。
王国维则在具体的史学科学化实践中立下了“模范”。王国维多次阐述史学和科学的关系, 强调科学方法、科学知识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他强调“治科学者, 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 而治史学者, 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 (5) 王国维经过长期钻研, 提出史学研究方法之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一曰,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 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 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6)
实证主义史学所倡导的“假设—证明方法”“历史演变方法”“剥皮主义方法”“史料比较方法”等, 确实简单、易学易会, 算不上高明。但正是这不算高深科学方法对初涉学术的青年学子颇具吸引力, 从而壮大了新学术的队伍, 也促进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型。
二、史学科学化评价
在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 史学科学化积极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走向现代新史学的转变。虽说史学研究不能排斥考据和义理, 但也不能固守和绝对化从史料、古代经典中进行考据和阐述。而中国大陆的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则显露出了一种“见事不见人”的倾向。重史料、重实证更多是关注历史活动中心——人的“事”, 而更为根本和更有借鉴、教育意义的“情”在这种科学化的取向中弱化或者被忽视了。结果, 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倾向加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
1.“见事不见人”的倾向
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客观化”倾向, 强调历史研究的绝对客观性, 排斥主观性因素。他们所采纳的方式是靠史料说话, 把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辨别、比较、考证作为还原历史真相的唯一根据, 拒绝史料整理之外的理论阐释。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便是最为恰当的例子。
2. 史学科学化造成史学研究派别对立, 从而加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
由于史学科学化研究趋向, 史料学派影响很大, 而且与随后出现的史观学派形成了风格、旨趣、文化、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余英时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近代史学派别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关系:“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 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 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 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 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说, 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 而史观则是上层结构。。没有基础, 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 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 合则两美, 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 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 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史料派鄙史观为空中楼阁, 而史观学派则又讥史料派为支离破碎, 不识大体。” (7) 两者在理论上本应相辅相成、两全其美, 但是实际上却不能达成基本的认同, 呈现出分裂和对立的局面。两种史学学派基本体现了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在史学研究中的影响和作用, 它们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是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两者互相鄙夷和排斥加大了科学与人文的裂痕。
三、史学科学化的超越与史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史学科学化曾经带来了中国史学研究从传统向近代的跨越和转型, 但是其“见事不见人”的倾向也同时带来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因此, 史学研究真正的出路便是在史学研究领域本身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沟通。
近代史学中的“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在史学研究的风格、旨趣、文化、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即便在当今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紧张也未消除。因此, 重建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史学, 在史学研究领域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应该是当代史家应该着力解决的难题。历史学研究视野中的人类世界, 既有“科学世界”, 也有“人文世界”。在对科学主义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 从而打破科学主义的教条的基础上, 两重世界和两种文化的对峙便会拥有融合的可能。对此, 杨国荣教授从现实情形的角度指出了两者融合的可能基因:“人的存在具有不同的向度, 但这种向度又是同一存在的相关之维。从现实情形看, 作为存在的相关之维, 科学与人文具有互渗和互补的一面。人文观念往往为科学活动提供范导性的原则;同样人文学科也并非完全隔绝于科学, 作为人文解释对象的人文世界, 往往首先呈现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人文解释则相应地要以科学的视野为背景”。 (8) 如果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和原则, 史学研究领域也就有可能打破科学与人文的壁垒, 摒弃成见, 使两种方式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真正实现相辅相成, 达到两全其美的境界。那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欣欣向荣的史学新时代必将来临。
注释
11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说[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9.
3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M]//葛懋春, 李兴芝.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349.
4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M]//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413-414.
56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M]//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219.
67余英时, 李彤, 译.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76-77.
中国史研究 篇2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采取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经济迅速增长。据统计, 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4万亿美元, 在1978~2004年间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为16.7%, 在2004~2013年间贸易年均增长率则高于20%。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 而到2013年, 中国贸易总额破四万亿美元,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与此同时, 中国一直稳坐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第一的宝座。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200多个, 世界500强企业绝大多数都在华有投资。外资企业成为中国进出口的主力军, 十几年来外资企业的出口额一直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
对外贸易促进了我国经济极大的增长, 使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反而扩大了。地区收入、城乡收入、个人收入分配等都出现了严重的不均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研究, 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的基尼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0.212上升到1999年的0.437, 2012年进一步上升到0.474。从现实情况我们可以预测到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会居高不下, 收入分配不均将会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严重经济问题。在过去几十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幅最大的国家, 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明显。这种对外贸易的逐步扩张和收入分配逐步恶化的同步进行, 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资料来源:依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绘制而得。注:统计口径为按各地区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
从各省的情况来看, 东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一直占到很大比例, 虽然自2009年以后比例略有下降, 但仍然接近90%。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454上升到2008年的0.491, 达到最高值, 随后又缓慢下降至2013年的0.473。我们可以看到在2009年之后, 东部地区的贸易占比逐渐缓慢下降到90%以下, 基尼系数也同时有略微下降, 但是中国的基尼系数水平明显高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收入分配很不均衡。在北京师范大学计算的基尼系数当中, 由于考虑了灰色收入、非法收入、寻租收入等因素, 基尼系数更高达0.52~0.53。西南财经大学研究计算的基尼系数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0.61。无论是哪个研究机构计算的基尼系数, 都已经充分反映了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瑞典的经济学家Eli F.Heckscher和Bertil Gotthard Ohlin最早总结并论证了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S-S定理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FPE) , 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理论框架, 也被称之为HOS理论。在这些理论框架中集中研究了国际贸易是如何影响一国的要素收入和各国的要素收入差距是如何均等化的。
从外国学者的研究来看, 对外贸易或FDI以及一些其他变量被认为是决定某地区的经济增长因素。这一种研究方法较为“主流”。Chen和Fleisher (1996) 采用扩展的索罗模型和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各省地区在长期内可能出现条件性收敛, 但短期内由于受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地区差距扩大的现象。Jian et al (1996) 采用1952—1993年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对外贸易和FDI更发达的沿海地区, 其收入更高, 扩大了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Sylvie Demurger et al (2002) 则指出国家的优惠政策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是沿海省市优先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放松管制让东部省市以更快的脚步实现市场化, 更好地登上国际竞争的舞台。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 一些学者是从理论框架上阐述了沿海地区的位置优势 (赵伟, 2005) 。另一些学者是用实证方法分析检验了对外贸易和地区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沈坤荣、马俊 (2002) 使用实证回归分析了省际间经济增长存在差距的因素, 各省的人均GDP增长率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人均GDP与人均FDI水平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严兵 (2006) 建立出口竞争力指数证明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由于对外贸易的水平不均衡导致竞争力的水平不均衡。说明大量外资引入东部地区较大幅度地提升了东部省市的竞争力水平, 而外资引入较少的中西部地区则没有从中获益。
总体来看, 对外贸易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可能通过要素报酬和价格变动的渠道来影响工资收入, 也可能因为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和各地区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导致收入差异。如何利用好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趋利避害, 需要发展中国家更合理地发挥贸易的作用, 完善再分配政策, 避免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缓和社会矛盾。
三、数据模型与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与地区收入差异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 对外贸易导致地区产生收入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地区差异性, 二是地理区位优势的差异性, 三是对外贸易产业的转型。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对外开放城市, 逐步再到内地, 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以先富带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东部沿海地区确实先富裕起来, 享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可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忽略了, 并没有共同富裕起来, 反而差距扩大。此外, 东部沿海地区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 资本、人力、技术水平都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更加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产业逐渐升级, 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提高, 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势逐渐下降, 东部地区可以逐步将部分区位优势转移, 如劳动力、技术等资源, 让中西部地区承担东部地区的部分职能, 加快产业发展, 共享富裕。
国际贸易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 进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降低, 出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提高, 而后一般会引起进口部门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的下降, 出口部门产量和就业水平上升, 从而进一步就会影响到资源与要素的调整, 影响到要素收益。当要素收益发生变动时, 不同要素的所有者就会对贸易产生不同的看法与态度, 没有从贸易中获益的一部分要素所有者就会组织联合起来游说政府, 影响政府政策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除此以外, 外贸还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罗默和卢卡斯等人研究认为国际贸易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来影响技术水平变动, 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 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又会提高对外贸易水平。随着技术的提高, 可能会导致技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 而非技术劳动者的收入降低, 这又拉大了收入差距。有技术的高素质劳动力会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 寻求更高的收入与发展, 而较低素质的劳动力可能会留守在落后地区维持生活, 发达地区较高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竞争会让这一类劳动者退出该地区, 选择二三线城市生活, 这种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又逐步拉开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总而言之, 这些机制作用最终都会影响到收入的分配。Á
关于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或者模型一直以来都是分散于各个不同的理论之中, 并没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框架将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融合到一起, 以便于我们来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本文试图将现有的文献加以扩展和改进来进行分析。
(一) 数据与模型
本文中的数据来自于2002~2013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是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中经网数据库等数据资源。
1.经济发展水平 (pgdp) 。本文中用人均GDP水平来表示地区之间的不同发展水平, 以便考察经济增长对各省收入的影响。
2.人力资本水平 (h)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 它关系到劳动者工作技能与素质的提高。在本篇文章中我们采用各省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3.人均资本 (k)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明显的。一般而言, 资本与工资有着比较复杂的关系, 初始资本存量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影响, 可能会提高地区的收入水平。本文中用资本形成总额与各省人口的比来衡量人均资本。
4.人均收入水平 (pinc) 。该数据采用各省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加权平均值。
人均收入=城镇人口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人口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5.进出口总额 (open) 。该数据的统计口径是按照各地区经营单位所在地分货物进出口总额来表示, 并且根据同年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单位:亿元) 。
6.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P) 。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会与当地的价格水平相关。在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价格提高, 则收入水平相对下降;反之, 价格降低, 收入会相对提高。
7.年份虚拟变量 (dummy) 。通过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到全国贸易进出口总额在2008年开始下降, 到2009年时降到最低, 2010年又开始缓慢回升。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受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对贸易的影响产生了滞后效应。金融危机对进出口企业的生产、就业和薪酬等都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种偶然性的事件, 我们将2009年取1, 其余年份取0。
本文的实证分析采用2002~2013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静态面板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区截面单元和第t年。
(二) 实证结果
1.固定效应模型 (FE)
由于每个省的情况不同, 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 通过豪斯曼检验, 我们最终考虑对所有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用的回归分析。对静态面板数据做固定效用模型, 会消除组内的均值来进行回归, 可以消去个体的非观测效应。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 一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呈现正向关系, 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外贸易对居民收入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贸易发达的地区其居民会受益, 对外贸易不仅增加了居民的就业机会, 提高人均收入, 而且贸易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价格水平也会影响到居民收入情况, 物价水平上升时, 居民收入水平就相对下降。人力资本的提高也会提高收入水平, 教育水平与个人能力的提高都会增加个人收入。由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偶然性, 所以其中的虚拟变量并不显著。
2.IV-GMM模型
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不同省市的地理位置不同, 这一变量并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使距离具有动态性, 我们将其乘以时间虚拟变量, 从而获得12个新虚拟变量, 并将其作为进出口总额的工具变量。该模型为使用了工具变量的两步GMM。
注:依据stata12.0结果整理得出, 其中*、**、***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我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 各地区经济基础、自然区位条件、人文科技条件都有很大差异。由于受地理位置以及政策扶持等因素的影响, 对外贸易对各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影响也有差异。
从统计局2002~2013年全国各省对外贸易总额的增长情况图, 我们可以看到自2002年以来各省的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有些省份近年来贸易总额增长明显, 例如: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北京。这些省份都是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 由于自身具备地理区位条件及经济条件的优势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 对外贸易增长迅速, 仅在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 随后立即回暖。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省份, 对外贸易增长缓慢, 从改革开放的政策中获益不多。
四、结论建议
第一, 促进中西部出口贸易发展较弱的地区大力发展出口贸易。自对外开放以来, 东部地区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尤其是出口贸易, 贸易活动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交通和政策等因素的限制, 发展较东部地区落后, 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中西部地区也应该大力发展贸易,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事实上, 不仅仅东部地区有沿海交通便利的优势, 看似地理位置不便的西部地区也有其区位优势。早在西汉张骞出塞, 就开辟了丝绸之路;亚欧大陆桥也横贯亚欧大陆, 提供便捷的铁路交通。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与内陆中亚国家的对外贸易, 在资源、农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方面都可以有积极的贸易往来。
第二, 提高资源价格以及资源税率。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林业资源、水资源等。这些资源并没有被很有效的开发与保护。因此, 提高资源价格和税率, 通过价格机制保护环境, 不仅能够保证资源地有效开发与利用, 减少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浪费, 而且可以提高资源要素的报酬,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第三, 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让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中央财政投资应多照顾中西部地区有潜力的发展项目,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支出, 减缓由于历史原因积累下来的地区收入差距, 避免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四, 适当产业转移。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渐完善, 交通运输成本逐渐降低, 而劳动力的成本在提高。东部地区虽具有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优势, 但劳动力成本及土地成本的提高给出口贸易企业带来负担。因而, 东部地区可以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中西部地区,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利润。
摘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对外贸易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 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更加显著。文章利用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贸易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 结果表明对外贸易确实对收入差距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这也与中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贸易战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用开放政策促进农业等落后产业发展, 将有助于发挥贸易作用,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关键词：对外贸易,地区收入差距,贸易政策
参考文献
[1]Bourguignon, F., Morrisson, C..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ong World Citizens:1820-1990.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 92 (4) :727-744.
[2]Chor-ching Goh and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Trade Protection and Industry Wage Structure in Poland.NBER Working Paper11143, February, 2005.
[3]Jong-Eun Lee.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in Europe[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6, 28 (10) :791-796.
[4]Kumar U&Mishra P.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Evidence from India[J].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12 (2) :291-311.
[5]Redding, S., Venables, A.J..Economic Ge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Inequa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anuary2004, 62 (1) :53-82.
[6]黄玖立, 李坤望.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2006, (06) .
[7]李小平, 朱钟棣.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统计研究, 2004, (10) :27-32.
[8]鲁晓东.收入分配、有效要素禀赋与贸易开放度: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04) :53-64.
[9]邱立成, 王自峰.外国直接投资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评论, 2006, (05) :136-140.
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 篇3
关键词：战后；日本汉学；动态；特点
中图分类号：K20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4－0097－04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与日本近代国家的发展历程同步。上古以来的二千年中，日本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加深，由此诞生了被称为“汉学”的学问。“汉学”以儒学为中心，此外还包括诗文等知识，它对近代以前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说是必须的教养。
以明治维新(1868)为转机，日本开始迈向近代化，由此与近邻的朝鲜(李氏朝鲜，1392－1910)、中国(清朝，1636－1912)之间便形成了新的外交关系，这时也就有了建立近代亚洲史学的必要。现在日本仍在沿用的“东洋史”一词就出现在此时，它实际上是一个与欧美的历史即“西洋史”相对的概念。
此后，中国史研究作为东洋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逐渐发展。以“汉学”这门传统的学问为养分。吸收西欧近代史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中国史学作为近代历史学而得以诞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大约半个世纪之间，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说它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也不过分。在政治史、法制史、社会经济史、宗教史、文学史、思想史等各个研究领域里，通过实证性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其中大部分哪怕是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的时代区分论，就力图从体系上把握中国历史，这一构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影响。30年代以后，试图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解决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也相继问世。
不过后来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发展顺利的中国史研究不是受到压制就是遭到了歪曲，其中甚至出现了使战争目的合理化的主张。这就是所谓中国社会停滞的理论，它将日本与中国分别理解为进步和停滞，借此来鼓吹日本统治中国是正当合理的。
战争结束后，日本学界在反省过去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建学问的问题。对战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来说，最大的课题就是在新的理念指导下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体系化。新的理念包括以下一些观点：不用停滞而是用发展的思想来把握中国史；科学合理地理解中国史；认为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环是有其普遍原理的等等。
积极利用这些新的理念对中国史开展研究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历史学家们。战争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严厉弹压，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研究也不能公开发表。战后，由于思想上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又重新脱颖而出。1946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
历史学研究会是战前设在东京的学会。当时虽然各个大学都有与历史有关的学会，但是年轻的研究者们不能满足于那种类似讲坛上课的活动，他们越过学校，也越过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之别而走到一起，成立了上述研究会。那时发行的杂志虽然名为《历史学研究》，但对社会史、民众史也显示出了极大关心。
新生的历史学研究会急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围绕着奴隶制、封建农奴制、近代资本制的社会结构分别相当于中国的哪个时代这一问题而展开了讨论。
历史学研究会的目的是力图克服停滞论。停滞论在战争中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即主张专制国家与作为其基础的共同体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的长期存在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此相反，战后的历史学研究会则基本主张在私人土地所有上耕作的劳动者是从奴隶转变为农奴，由此他们批判了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战争中主张停滞论并企图使战争目的正当化的态度。这种看上去似乎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学术对立，后来却逐渐演变为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之间的论争。这是因为当试图用以生产形态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论来把握中国史时。最后必然要碰到时代区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必然要面对战前就存在的内藤湖南的学说。
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唐宋变革论。湖南认为以朝代来划分时代并不能说是正确的史学方法，他提倡应该用形成时代的“内容”来进行区分。也就是说，不用类似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这样权宜的称呼，而必须把构成时代的实质作为问题来研究。站在这种角度上，就可以看到唐与宋之间有着本质上的时代变化。用上述观点来划分时代显示了湖南非常近代的史学思想，其核心部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丝毫变化。
湖南认为唐与宋在政治上有着本质变化，这就是从贵族政治走向君主独裁政治。根据他的理解，从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贵族政治最为盛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贵族的地位，是因其家世自然的成为地方的名望家，并从这种持久的关系中得到的，这也是基于原来几代连续出过官僚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的名族就作不了高官。当时的政治可以说为全体贵族所专有，因此君主也只不过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而已。君主如果不承认贵族的特权就不能实行统治，此外也不能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在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由于贵族的没落，君主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因而就不再是贵族社会的私有物了。不过君主不是全体国民的代表者。其自身已经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
在君主性质发生变化的同时，人民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在贵族时代，人民似乎被视为贵族阶级全体的奴隶，他们没有私有财产。隋唐时代，人们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由国家直接来统治，但是政治权力实际上还在贵族那里。农民就好像是拥戴着君主的贵族团体的小作人。再来看租、庸、调制度，与从私有地上交的税不同。租是小作人向政府交纳的土地费用，庸则是无偿的义务劳动而非自由劳动。作为上交土地产品的调，是以人民定居于一定的土地作为条件的，当人民移动时便无法实施。上述租、庸、调制度在唐中期以后崩溃，变为两税法。在两税法制度下，人民可以自由居住，他们不再被认为是从属于土地的存在，因而也就可以在现住地交税。此外由于钱纳的出现，对收获物的处理也可以自由地进行。此时，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当然也就得到了认可。
内藤湖南还进一步指出，官僚性质的变化(门阀主义-人格主义-实务主义)以及经济、文化性质的变化也都发生在唐宋之间。也就是说，他所主张的唐宋变革实际上指的是社会所有方面的变革。湖南认为这种变革是自然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人的特定意志来决定、人为来进行的。上述湖南的史观被称为文化史观。这里的文
化不是与政治、经济等同列的狭义的文化，而是指包括人类社会所有现象在内的、广义的文化。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人类存在样式，这一样式就可以被称为文化。
湖南以唐宋变革作为分水岭，认为此前是贵族政治的时代，以后则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不过，唐宋变革并非只是政治形态的变化。在贵族政治中，出身于特定家族的一群人独占着政治权力，这就意味着政治是以人类生活中的自然关系为原理来进行的。与此相应的是，人民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在没有移动自由的状态下生活，整个经济也呈现出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唐宋变革导致了这种自然原理的崩溃，它给人民带来的是更加开放、社会性更强的时代。
湖南称唐宋变革以后的时代为近世，这一语气让人有一种时代在朝近代社会前进的感觉。对于唐宋变革以前的贵族政治的时代，他认为可以划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从文明产生的阶段至秦汉，可以叫做上古；后期则是六朝隋唐时代，也可称为中世或中古。当然，在这二个时期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期。
那么，上古和中古有何区别呢?湖南首先指出，中古的贵族政治与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同。大家知道周代也是一个贵族政治的时代，不过那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士族与庶族是有区别的)，而六朝贵族政治的特点却是代代为官之家成为地方的名望家。上述二种贵族政治之间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湖南认为，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动荡时期，人民的地位无论怎样提高，权力终归带有君主独裁政治的性质，也就是说，在氏族政治崩溃以后，产生了与后世君主独裁政治相似的政治现象。不过，这种现象没有继续延续下去，伴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贵族政治。
如上所述。内藤湖南用上古、中古、近世这样的概念来划分中国历史。其特点在于，先设定近世这么一个时代，然后设想在与欧美势力接触以前。中国就已经具有了迈向近代的可能。虽然湖南也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坎坷异常，但却深信中国的近代化决不是对欧美的模仿，而是有着中国独自的发展道路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近世这一历史时期的存在，才产生了中国独自的近代化历程这一构想。
历史学研究会所要批判的正是湖南的这一时代区分论。不过那时湖南早已去世，他的理论在其学生那里得到了继承，因此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些学生。前田直典的《在东亚的古代终结》(1948)是这类批判的先锋。前田把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称为京都学派，对他们的六朝隋唐中世论进行了如下批判。首先，六朝时代大土地经营的主要耕作者为奴隶，而唐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使用的主要是小作人。其次，由于均田农民以徭役为首的租赋过重，所以可以将其等同于奴隶。基于这种观点，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
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也称历研派)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前田论文在实证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其理论在以后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中之一为西岛定生的理论。西岛把秦汉时代划为奴隶制能时代，并认为这一时代一直延续到六朝隋唐。
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至秦汉时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豪族势力，西岛在分析了他们的阶级基础后，将其定为家父长式家内奴隶制。在西岛看来，中国没有盛行类似西洋古典古代那样的劳动奴隶制，而只产生了家内奴隶制，其原因在于，虽然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但氏族共同体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不过这时，豪族势力渗透到共同体里，产生了被称为假田制的小作制。这种小作制看上去类似农奴制，但却是依靠家内奴隶制的力量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视其为奴隶制的变种。秦汉帝国就是这种豪族阶级的代表，所以可以把这个时代规定为奴隶制社会。此时成为国家权力核心的只是豪族阶级的一员即刘氏的权力，而秦汉以后，国家渐渐成为豪族阶级的联合政权，隋唐帝国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因此奴隶制社会也就一直持续到了隋唐时代。
照这个思路，自然可以把宋代以后看成是中世封建制的时代，对此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是周藤吉之。周藤分析了唐中期以后盛行的大土地所有的经营内容，认为可以把直接生产者的佃户比作农奴。从法制史的观点来论述这种主户与客户身分关系的是仁井田隍，他根据当时被叫做“主仆之分”的事例来支持周藤的农奴制学说。
佃户制基本上持续到明清时代，因此中国的封建时代也就一直延续到了当欧美列强开始动摇中国传统的体制，即所谓西洋的冲击(westernimpact)之际。内藤湖南以来的京都学派将中国步入近代化以前的1000年称为近世，并以此作为近代化的前提，然而这一时期在历研派那里却变成了应该由近代化来否定的封建制时代。
如上所述，历研派以生产形态作为历史发展的指标而提出了新的时代区分论。对此，京都学派通过对各个时代的生产结构的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的反驳文章，其中以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为主。宫崎通过实证性研究指出，六朝、隋唐时代的大土地所有虽然是广大而统一的庄园，但在宋代以后逐渐出现分散的趋势，而且前者的直接生产者是具有农奴性质的佃客，后者的佃户则是契约性小作人。宇都宫也在分析了从东汉开始盛行的大土地所有以后，认为在那里的直接生产者主要不是奴婢而是佃客。
历研派马上展开了反论，论争于是愈演愈烈。在历研派与京都学派展开论战的同时，另外还有一个论争值得注意，即关于秦汉帝国的理解问题。对于西岛把秦汉帝国的性质定为奴隶制社会，守屋美都雄表示了疑问，并针对西岛用主奴关系来解释刘邦及其臣下的观点，展开了实证性的批判。增渊龙夫主要在中国史理解的方法问题上提出了与西岛不同的意见。增渊把焦点对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而出现的各种家父长制的集团上，他一方面对于西岛的论述，即这些集团是肩负秦汉时代的新兴集团的观点予以部分承认，但同时指出这些集团决没有西岛所说的那种奴隶制构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奴隶制是从欧洲历史发展史中导引出来的概念，如果将其原封不动地套用在中国史上，那就会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照增渊自己的看法，这些家父长制集团的成员在接受作为首领的家父长权支配的同时，对于首领还怀有个人的感情，比如任侠关系就是其中之一。增渊所用的方法可能学自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对于社会集团，不能简单地只看其表面形态，而应该站在促使集团形成的人的心情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即强调需要从社会集团的内面来理解。增渊的理论在当时作为观察历史的新方法，给予学界非常大的影响。从此以后，在历史分析法上，除了马克思以外，韦伯的观点也开始被人接受。针对西岛理论展开批判的还有滨口重国。他认为比起奴隶和小作人来，中国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一般庶民阶层，而西岛的理论对此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也就是
说，滨口认为国家权力和编户的关系才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即便是在秦汉时代也不例外。
上述三种针对西岛的批判中，尤以增渊和滨口的观点，不仅限于秦汉研究，对其它时代的研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西岛最后不得不撤回其奴隶制理论，转而以国家权力和自营农民的关系为基础来理解秦汉帝国。但在这里，西岛并不是以国家封建制来理解这种关系。他认为土地持有者的自营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并非通过向国家交纳租赋，而是通过农民本身作为个人受到国家的人身支配来体现，西岛将这种关系命名为个别人身的支配。西岛虽然没有使用奴隶制一词，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以奴隶制国家形态的存在作为思考前提的。西岛的理论转换，对于六朝、隋唐时代的理解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就是超越了象前田那样局限于奴隶或农奴这样的框框，而逐步开始用国家和编户的关系来考虑问题了。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围绕着对中国史的重新体系化这一目标，在历研派和京都学派之间展开了时代区分论争，此后，两个学派以外的研究者们也加入其中。与中国史学界的分期问题论争不同，日本的时代区分论争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论战以外，还有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进行论争。在不同的史观之间之所以能够产生论争，是因为大家都力图用发展的观点来理解中国史，而且也都使用相同的时代区分用语，如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等。论争虽然促进了实证研究的发展，但对于时代区分的方法至今仍无一致的意见。70年代以后，对时代区分问题的关心日趋淡薄，现在基本上看不到这方面的研究了。中国史研究从对大局、对理论的探讨转为细微实证性的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以6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为分水岭，日本社会为之一变，与此相应的是人们的生活意识也起了很大变化。战后，基于对战争的反省，人们的思想是与重建家园的理想紧密相连的，同时也很自然的产生了一种迫切的心情，即应该怎样思考日本的将来，如何去认识世界等等。当时充满了各种主义、主张，它们之间展开激烈的交锋。那时大家都用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历史，并具体地描绘这个发展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在勾画未来。可是，当高度成长结束以后，人们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把怀疑的目光对准历史，对未来也充满了疑虑。具体就学问研究而言，比起从体系上来把握历史，人们更热衷于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比起探讨论理及意义，人们更注重事物的形状与机能。
中国史研究也不例外，不过中国史研究还有其较为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动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来说，似乎看到了中国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新中国就是战后日本应该学习的榜样。
中国史研究 篇4
中国计量测试技术进展令世界瞩目-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钟华
作为我国计量学领域的.专家,张钟华院士对此认为,“过去我们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但不是很成功.现在我们提出要自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有准确的数据.所以计量工作才引起大家重视,这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作 者：胡杨 章廉 作者单位：刊 名：中国科技成果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
我与《中国高教研究》 篇5
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改革开放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如何改革、怎样发展,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这时,许多高校都成立了教育研究所室,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进行改革方案设计,提出改革措施建议,也开展一些教育理论研究。为适应形势发展,教育部及时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许多省市、部委(当时大多数部委管理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地方和行业的高教学会,开始成立一些专业学会, 逐渐形成高等教育研究全方位体系。为了加强高教研究的交流联系, 建立成果发布平台,中国高教学会于1985年创办了《高等教育学报》(季刊),即《中国高教研究》前身。这一阶段,我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工作,参与了高等教育研究活动,见证了高教学会的成立发展和《高等教育学报》的创刊。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 是中国高等教育大改革、大发展时期,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蓬勃开展的时期。体制改革经历了突破性进展, 教学改革全方位展开,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这时,中国高教学会及众多分支机构的活动也大大地增加,对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形势下,《高等教育学报》已不能满足需要,学会于1992年决定改为《中国高教研究》(双月刊)。我则于1991年底调至《中国高等教育》编辑部工作。《中国高等教育》是一份所谓“行政性机关刊物”,与作为高教学会“学术性刊物”的《中国高教研究》是当时多份高教刊物的两名排头兵,相互配合、协同工作,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两支助推火箭。所以,在整个90年代,我是《中国高教研究》的合作者。
进入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在跨入大众化阶段、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后,迎来了向高等教育强国进军的新阶段。新形势赋予高等教育研究以更高、更重的研究任务,高教学会的活动也空前活跃、蓬勃发展。《中国高教研究》不失时机于2000年改为月刊 ,每期96页,大容量刊发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成果 ,成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具有重大影响的刊物,先后获得“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称号。我由于在1999年退休,于2000年开始,到《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打工”,后来还担任编委会副主任,一干就是10多年。
回顾《中国高教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的经历,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工作有这样5点感想:
一是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必须十分重视,长期坚持。这一观点我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见《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7期)中做过阐述和讨论。在这里 ,我觉得仍然要强调: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要想掌握正确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研究。实践和研究是人们达到认识客观真理的唯一途径。当然,学习前人的理论成果也是掌握正确理论必不可少的一环,但如何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特别是面对新形势、新问题,需要发展、创新的时候,就不能不依靠认真的研究。我从高校到教育部、再到教育报刊社、最后到高教学会,50多年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看到凡是取得事业发展成果、特别是取得开创性成果的领导者、决策者、管理者,都是善于学习、重视研究的。学习和研究, 可以说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必由之路和必要前提。这和科学研究是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道理是一样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永恒的,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必须长期坚持。
二是要搞好高等教育研究,必须有激励研究的政策,创造推进研究活动的条件。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的统计情况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包括“文革”时期,虽然不乏教育改革甚至“教育革命”,但认真的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很少,所以“文革”以前的教育研究论文也十分稀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工作的进行,几乎完全听命行政领导的指示,或是照搬苏联经验。虽然高校体制中,院校下设系、系下设“教研室”,但都不做教育研究。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研究会迅速发展起来? 我认为,这和当时的形势和政策有关。从形势来说,当时打开国门,看到我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个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回顾历史上种种经验教训,改革又是“摸着石头过河”,迫使我们不得不好好研究。从政策来说,当时高教的主要政策方针是打破“统得过多,管得过细、过死”的弊病,“放开搞活”“下放自主权”。这就促使高校不得不自己好好研究。后来,规定提升副教授、教授必须在一级刊物上发表教育研究论文, 于是,就促使高校教师也不得不投入教育教学研究。3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提高,不能不说也是得益于教育研究的开展。当前,我国高教事业发展总的来说是朝着高等教育强国的方向迈进,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种种差距,以及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困难,依然使我们不能不继续认真研究。党的十八大以后,从中央到教育部,总的政策精神是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从而要求并激励高等教育界继续加强研究。高教学会和《中国高教研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必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研究和服务上承担起重任,发挥她应有的作用。
三是开展高教研究,必须走领导、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点我在《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中也曾着重讨论过。在这里,我觉得仍然要强调:领导者、管理者如果不重视并亲身参与研究,就很可能是一个平庸的、糊涂的、缺乏远见的领导者,甚至可能瞎指挥、犯错误;教育研究的专家,如果不了解管理、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关起门来光凭书本和文件资料搞研究,也绝不可能取得好成果;而在教育工作第一线的广大教师和干部,如果不结合本职工作开展研究,教师就可能沦为“教书匠”,干部、职工也只能是“撞钟的和尚”,不可能创造性地、出色地做好工作。
四是研究工作必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基本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注重开拓创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耳熟能详的基本原则,但要真正做到、做好却不容易。我们过去有些高教研究工作不被重视、成效不显著,常常是因为理论脱离了实际,不能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没有发挥理论指导实际的作用。因此,对不同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工作应有恰当的定位和恰当的要求。这就涉及基本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等实际问题研究的关系。政策研究等实际问题研究,是经常摆在高校和管理部门的任务,也是高教研究发挥作用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不从大量的实际问题和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带普遍性的基本理论问题加以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走不远、站不高,就会陷入问题堆里而不能自拔 , 也无法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样,要求所有教育研究机构特别是基层的高校教育研究室、所都开展基本理论研究,也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我们只能要求不同的研究机构各有分工侧重,同时善于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最后,所有的研究,都蕴含着创新的要求。我们过去的高教研究,常常被贬为“政策解释”,研究论文被说成“政策文件的重复”。其原因在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未能在政策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这样的研究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为贯彻正确的政策而做研究、写论文,是完全必要的、应该的,我们不反对;但我们更看重在贯彻政策的同时,能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研究》 篇6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茶业研究综述 篇7
一、茶业衰落的原因及挽救措施
关于茶业衰落的原因。袁欣认为,外茶的竞争使中国茶叶逐渐丧失了国外市场。通过计量分析,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价格指数、贸易条件指数、比较优势指数、延伸比较优势指数都呈下降之势。中国茶叶的衰弱,除了外部遭遇的歧视性政策因素以外,内部产业组织形式的原始和落后是其主要原因[1]。贺从1886年～1896年的中国红茶出口情况分析,认为由于政治上的弊端,经济上资金困难和厘金制度的困境,思想上传统民本思想意识形态的制约,清政府无力执行商业领导和管理职责,构成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主要原因[2]。徐方平认为,中国贸易主权的丧失和封建统治的反动,是中英茶叶贸易衰败的根本原因。落后的小农生产、加工和销售方式,是中英茶叶贸易衰败的直接原因。近代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也对中英茶叶贸易的衰败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3]。林齐模认为,19世纪后半叶,在国际茶叶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遭遇印度、锡兰和日本等新对手,在最重要的英国茶叶市场上,印度茶叶取得了对华茶的竞争优势。相对于印度茶叶,华茶出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国资本对国际茶叶市场的操纵,中印茶叶生产方式的差异以及国际茶叶市场结构的变化[4]。兰日旭认为,东印度公司华茶的垄断经营,刺激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导致中国茶叶生产盲目扩大[5]。林小梅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祁门红茶衰落的国际国内原因,认为祁门红茶由于制作方法陈旧、运销复杂、中间环节的层层剥削、茶农的投入减少、国内市场萎缩、国际汇兑的影响,印度、锡兰、日本、荷属东印度等国外红茶的竞争等等,促使了祁红在国际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6]。魏露苓认为国际市场上面临的挑战是日本、印度、意大利、法兰西、美国、俄罗斯等起而攘其利;国外的茶胜过中国茶的技术原因是茶园更新换代周期和茶叶加工的机械化、价格和质量问题。中国的茶价格高是生产成本与关税两个因素造成的;质量不高,一方面是技术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营掺杂使假造成的[7]。皮学军认为,民国晚期安化茶业衰落的原因是茶商与茶农之间的互动虽延缓了茶业的凋敝,但互动中的内损连同洋商与茶商之间互动的外耗与其他客观因素一起,最终导致了安茶的凋敝[8]。姜修宪认为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实在是以制度的变迁为旨归。制度因素才是造成中国茶业贸易衰退最为根本的内在原因[9]。陶德臣选取最能代表中印茶业发展命运的相关时段,运用对比研究法,揭示了两国茶业兴衰荣枯的根本原因。认为生产方式、种植技术、管理方式和贸易体制的根本差异是导致印茶兴盛、华茶衰落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种植园的生产方式是战胜小农个体经济的关健因素[10]。
关于茶业衰落的挽救措施。王力认为,中国茶叶出口的衰退对清政府、茶商、茶农都造成了损害。为此,各方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试图挽回已经衰退的茶叶贸易。其中包括引进制茶机器,控制伪劣茶叶出口,吸收和普及茶叶生产知识,拓展茶叶销路,减轻茶叶关税等[11]。张瑞分析了华茶的改良措施。包括:学习先进的茶业技术;兴办茶业教育;设立出口茶叶质量检查机构;运输、销售领域的改良和茶业公司的建立[12]。林小梅分析了祁门红茶的改良措施:南京国民政府在祁门红茶区建立祁门茶叶改良场;实行祁门红茶统制运销;地方政府在祁门红茶区培养地方茶叶技术人才,进行茶叶调查,重视茶区新思想的发展,使用新式交通工具,祁门红茶经过改良取得了成效,茶叶产量的增加,茶叶质量的提高,部分茶农经济水平得到了提高[13]。梁仁志则认为,“祁红统制”维护了官僚金融资本,忽视了广大茶农及普通中小商人的利益。这就决定了这个政策的失败,它不可能开启中国茶业的近代化之路[14]。
二、茶业的制度、资金、技术、经营与市场
制度方面。陶德臣认为,经营制度的创新是近代茶业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其目的是要通过经营方式企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摆脱茶业危机。对于茶业公司,他认为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茶业衰落之时,清末民初形成“高潮”,嗣后相对沉寂,30年代主要只有官僚性质的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派生公司康藏边茶股份有限公司[15]。姜修宪分析了福州港对外贸易的“称重标准、洋商的抑价、传统的公会组织、往来赊欠账户制度、中间人制度”等,对当地茶叶出口的影响[16]。
资金方面。陶德臣分析了近代中国茶业高利贷金融资本,外国银行、洋行、茶栈、钱庄,甚至地主、官僚、茶商、茶贩均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插手贷放。高利货资本的兴盛,强化了洋行对茶叶外销的控制,摧残了中国茶业,加速了茶业的衰败,茶商、茶农深受其害[17]。
科技方面。朱自振认为《茶务佥载》一书,对中国茶叶科技的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18]。他还分析了近代机械化制茶和种茶使用化肥问题。认为,1896年中国茶园开始试用外国化肥和其他肥料,主要有卡害你脱、苏潘福、客利沙发、克罗克利、阿玛尼沙发、拉害姆乃脱、气利沙批偷、土买美、干阿奴、豆粕等种类。19世纪60～70年代外商在中国设立砖茶厂,用机器生产,主要是压力机(气压和水压)。19世纪末年,中国官方和商人集资订购外国茶机制茶,以1896年福州的茶商为最早。宣统二年在南洋劝业会上展出的,并由技师梁祖禄专作介绍的“烘焙机”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第一台茶机[19]。
经营方面。陶德臣深入分析了1840年～1917年的中国茶农的经营方式、经营业务、经营规模、经营业绩及利益分配等诸方面的经营状况[20]。
市场方面。陶德臣认为近代茶叶市场,可分内销市场与外销市场两大类。外销市场又分为以产区为中心的初级市场,以茶埠为中心的周转中级市场及国际承销市场。无论是外销市场还是内销市场,各级各类市场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最终实现了茶叶从产品到商品,再到消费品的转化[21]。杜七红分析了茶叶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认为茶叶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庞大网络,丰富了汉口市场的商品流通体系;繁多的品种,巨额的货值,使茶叶成为汉口市场最大宗的商品;茶叶刺激了汉口商人集团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膨胀,使市场竞争呈现多元态势[22]。任放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茶的崛起,汉口茶市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猛烈冲击的原因,在于印度茶园采取的是在英国资本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并分析了晚清汉口茶叶市场虽然受到印度茶不同程度的挑战而时有剧烈波动,但整体贸易状况仍属繁盛的原因是:俄国市场需求旺盛;欧美市场仍看好华茶;国内需求大[23]。陶德臣分析了近代日本茶业勃兴的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日本茶叶市场以美国、加拿大为主,英国销数不多;20年代以后,日本加紧向北非市场渗透,并乘隙挤入苏联、蒙古市场。此外日茶还倒销中国天津、东北一带,给中国茶业造成很大危害[24]。
三、区域茶业
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种植面积、产量和茶叶加工技术、加工的生产方式、赣省茶号以及赣茶种植面积与产量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25]。陶德臣把近代浙江茶业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至1897年前的繁荣;1897年至抗日战争前夕的衰落;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破产[26]。他还把清代福建茶叶生产分为迅速发展、高度繁荣、急剧衰落三个明显的阶段,论述了其概况和原因,经重点分析,认为茶叶生产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推动了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外来人口大批涌入,推动了山区开发和经济的繁荣,促使了茶商人数骤然增加、势力空前膨胀[27]。他认为福州是近代中国著名茶市和三大砖茶中心之一,研究福州茶市的兴衰,揭示其在近代中国茶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他还对福州开埠及其对茶业的影响、福州茶市的衰落与教训进行了分析,认为根本原因是洋商对茶市的操纵,封建政府对茶业的盘剥以及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是造成闽茶衰败的重要因素[28]。熊英分析了道咸年间湖南茶业突然兴盛的原因,主要是英国从中国输入茶叶数量的激增,刺激了茶叶种植的发展;湖南所制红茶迎合了西方各国的口味,市场销路大开;湘省官方为获取更多的茶税,鼓励民间广植茶叶,促进了茶叶的生产以及茶商们的苦心经营。光绪中期以后湖南茶业的迅速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税厘较他省为重,扼杀了生产和销售;生产诸环节落后,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并分析了湖南茶业的衰落对近代湖南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29]。周付华对1861年～1949年九江传统的茶市、九江开埠与九江茶市、九江茶叶贸易、九江茶市衰落原因与振兴的尝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30]。陶德臣认为上海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茶埠,肩负着华东茶叶出口和华中茶叶转运出口的重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茶叶货源和运输路线。他探讨了上海茶市崛起的原因、茶市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等问题[31]。定光平和邱红梅以近代羊楼洞茶区制茶工业为例,分析了近代乡村工业形态的三元模式家庭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并对三者表现出的渐进性、粘连性、实用性等乡村工业形态演进的规律进行了探讨[31]。
四、茶商
群体方面。周娟美认为晚清晋商将茶叶贩运基地由武夷山区转向湖北,首开湖北的红茶生产,并推行砖茶方式运销。以市场为经营导向,开始产运销的一体化运作,不仅大大促进了我国茶叶经济的发展和近代民族加工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茶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3]。定光平和邱红梅以晋商在羊楼洞茶区的开发分析了晋商在茶庄的经营、由小作坊发展到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并向近代机器制茶工厂过渡中所起的作用[34]。周晓光认为茶叶贸易是徽州商帮在明代中叶形成以后最重要的经营活动之一。入清之后,徽商茶叶贸易经历了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经营方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性、兼营现象普遍和资本组合多样性等突出的特点。光绪中叶以后,因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国际市场上洋茶的冲击及徽商本身在非经营性消费方面投入过多等因素,徽商茶叶贸易最终走向衰落[35]。周晓光和周语玲进一步分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徽商的关系,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初期,徽州茶商抓着机会,及时调整,实现了从“内销”为主到“外销”为主,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从吸纳族人资金发展到借贷茶栈、洋行款,出现了“中兴”的盛况。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徽州茶商的压抑,徽州茶商走向衰落[36]。林立强对西方传教士与福州茶港开埠、茶叶贸易以及商务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等作了探讨[37]。
个人方面。刘锦萍探讨了山西榆次常家在近代与俄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兴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导致衰落的根本原因[38]。张其生回顾了茶人楷模王正容先生的一生对中国近代茶叶科技作出的贡献[39],“乌龙茶王”张天福先生在民国时期对茶叶品种的培育和开发的贡献[40],以及近代茶学科学家、茶史学家、贵州茶史研究的创始人邓乃朋先生在贵州的实验和研究为中国的茶业作出的突出贡献[41]。
总之,通过对中国近代茶业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的经济与社会,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研究近代茶业的生产、销售、管理制度,茶商与茶农的关系以及市场变化等对茶业的影响,为现代茶业的经营提供借鉴作用。所以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国近代茶业的研究。
摘要：茶,中国悠久的文化之一,从古到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在近代它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所以近代茶业的研究是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通过整理十年(1998年～2008年)来中国近代茶业的研究成果,从近代茶业衰落的原因、挽救措施、经营、市场、区域状况、茶商等方面进行了综述。
中国城市地价研究综述 篇8
关键词：地价；城市规划；地价时空演变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26-0091-02
2010年以来，由于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在限购、限贷、限价“三限”政策日趋严厉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收紧银根，上半年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加息，对开发企业资金面的持续施压，使企业高价抢地状况基本缓解，房价地价逐步平缓回调。但是强劲的刚性需求，加上通货膨胀率持续高涨、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境外热钱流入、持币观望者在“避胀”需求压力下开始入市等，土地价格总体水平反弹压力不容忽视。
一、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
土地价格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用货币表示的交换价值，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曾把土地价格概括为地租，地租的占有是土地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一般说来，土地价格应该在公开市场条件下形成，然而，在现实土地交易中，由于土地市场的特殊性，这种公开市场条件很难完全具备，因此，这种价格也就很难形成。从本质上讲，土地价格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凡是影响土地的供给与需求，或影响地租收益和土地还原利率的一切因素都是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
影响地价的因素多而且复杂，徐忆梅等人把影响地价变动的主要因素概括为以下4个大的方面：行政方面、社会和人口方面、经济方面、土地自身的物理条件方面。行政方面是针对政府调控而言，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土地出让方式、地价政策、税收政策等；社会和人口方面主要涉及到人口密度、社会治安程度、房地产投机、城市化进程等；经济方面包括国民收入、储蓄水平与房地产市场、财政与金融状况、物价变动和土地供求状况；土地自身的物理条件方面是指土地的位置、地质条件、土地利用方向以及其他交通、噪音、污染等方面的条件。[1]其中土地自身的物理条件对地价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行政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人口因素对地价的影响相对小。土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地价政策对地价的影响尤为重要，城市规划、税收政策、房地产投机、交通状况、噪音和空气污染以及地质条件都会对地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地价确定过程中，需要合理制定地价政策和税收政策，加强对房地产投机的管理力度，改善环境污染状况。
二、我国目前地价快速上涨的原因及其影响
（一）地价快速上涨的原因分析
1、土地出让方式的客观推动
我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包括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方式。“招拍挂”制度本身遵循“价高者得”的规则，对地价的上涨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招拍挂”纠正了以前对我国稀缺土地资源价值的低估，推高地价实属必然。
2、土地供需不平衡是地价上涨的直接原因
2001年到2004年期间，土地供应总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2004年达到398平方公里。自2005年起，土地出让面积呈下降态势，到2006年，全国购置土地面积达368平方公里，同比减少3.7%。[2]在土地供应减少的同时，全国房地产需求却在持续增长，开发商纷纷高价竞地实属正常。此外，土地开发前期动拆迁和规划周期拉长，占而不用的比例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地荒”，地价快速上涨势不可挡。
3、房地产价的持续攀升加剧了地价的上涨
我国房产销售价格上涨指数，2004年14.4％ ，2005年7.6％，2006年5.5％，2007年7.6％，2008年6.5％，2009年1.5％，2010年10.0％。[3]地价快速上涨，高房价起着主导作用，其原因为：房产供不应求，引起房价持续攀升；房价持续攀升，刺激开发商争先圈地；开发商争先圈地，激化土地供不应求的矛盾；土地供不应求的矛盾越尖锐，地价上升幅度就越大。
（二）地价快速上涨的影响
1、地价上涨将直接推高房价
我国的高房价与高地价是相辅相成的。土地供不应求是原因，高地价引发高房价是表现。地价作为房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价涨了房价必然会跟着涨。据统计，近五年来，地价在房价成本构成中的比重整体上在提高。需要指出的是，从拿地到销售，少则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因此，地价推高房价的作用力还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2、高地价导致市场分化，政府管理低效
随着我国城市土地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我国对城市土地的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并关注到了城市土地出让中出现的高地价问题，从制度、体制等多方面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了城市土地的有效配置需要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认识到政府对城市土地市场干预的必要性，但对于我国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上政府的职能范围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政府经济职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由于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决定了城市土地出让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多重目标，已有的研究缺乏对政府经济行为众多目标间关系和各目标实现效果的分析。我国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供应，政府兼具土地所有者和土地管理者的身份，从而未能对制度作出准确的评价。
三、我国土地价格体系与城市土地定价
（一）土地价格体系
在我国，公告地价和评估地价、交易地价等地价类型在一定的管理制度和市场条件下运行，相互联系，在我国土地管理尤其是地价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地价体系。[4]
政府公告地价(主要包括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和中介机构评估地价主要都是根据市场交易得出的，是对市场交易地价的反映；反之，公告地价和评估地价又对市场交易地价具有参考与指导作用。同时，在我国，政府公告地价(主要是基准地价)也对中介评估机构评估地价具有一定的参考与指导作用，地价评估机构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对宗地价格进行评估正是这种关系的反映。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地价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明显不足，法制化、 规范化进程亟待加强。
（二）城市规划下的土地定价
城市总体规划是影响城市基准地价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断深 化，能源开发及其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应加大了力度。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政策的扶持下，先后诞生了一批新的开发区，从而带动了其周边区域的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城市总体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尤为重要。它不仅设定了城市的发展规模，同时界定了各类用地的结构和布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价分布及地价水平。
1、我国城市地价评估的研究现状
我国城市土地市场建立的历程比较短，当前城市地价评估主要是建立以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为核心的城市地价体系，基准地价反映土地市场中的区域地价总体水平和变动趋势，标定地价是基准地价的延伸，反映具体宗地特定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价格。其中基准地价是我国城市地价管理的主要对象。我国对城市基准地价的研究与管理成果显著，但问题依旧存在，主要表现在：基准地价的成果管理、时空分布可视化的研究比较薄弱；城市空间发展与城市地价时空演变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多，城市发展与地价历史资料未得到更充分利用；城市地价动态监测体系还有待完善；城市地价时空分布研究方法尚有待改进，以体现城市地价影响因子的时空动态演变性。
区位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地价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规划在影响城市土地区位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带来的城市地价空间变化不断被人们认识。
2、城市规划对地价的作用机制
城市总体规划作为城市宏观发展战略，反映城市未来在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 处的地位、作用与职能，决定城市今后的发展潜力与城市土地质量等级的变化，从而影响基准地价整体水平变化趋势。城市未来的发展性质和规模提升，预示着城市区域地位的提高，政府投资强度的增大以及城市空间环境的优化可推动地价呈几何倍数递增。在城市规划驱 动下，城市地价空间分布伴随城市功能区域调整而处于动态变化中，特别是在新兴开发区前期规划中，产业导向决定了城市地价的空间分布结构，并直接导致工业地价的差异，其更新幅度则取决于聚集规模的形成与城市产业更替、城市经济增长的变化速度。此外，城市地域分化的形成机制是土地具有高价值利用而排斥低价值利用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土地质量等级空间的分异过程。不同性质用地的地价差别很大，商业用地的地价最高，居住用地次之，工业用地最低。各类用地地价之间的差异体现了土地评估的最佳用途及收益最大化原理，进而实现了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5]
3、城市地价时空演变研究方法
按时间顺序把城市地价变化发展过程记录下来就构成了一个城市地价时间序列。对城市地价时间序列进行观察、研究，找寻它变化发展的规律，并预测它将来的走势就是城市地价时间序列分析。目前对城市地价时序分析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地价指数的编制上。地价指数是反应特定区域范围一定时期内地价变动幅度与趋势的相对指数，测算方法主要有特征价格法、加权平均法。
4、主要研究成果
从地价空间变异来看，楼立明与汪应宏等得出的研究结论相类似：工业用地地价的空间相关距离最大，空间相关性最强；商业用地地价空间相关距离最小，区位性最强。商业地价的空间变异性最强，即空间相关性最强，即最容易受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价格变动也最大，住宅地价次之，工业地价相对最稳定。
四、抑制地价快速上涨的对策与建议
严格清查闲置土地和查处囤地企业，以增加土地的有效市场供应；控制上市公司大规模融资拿地冲动，以抑制其对土地需求的过快增长；控制单宗土地出让规模和开发商区域市场占有率；健全土地制度和完善土地运营机制，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以防止形成市场垄断。
参考文献：
[1]徐忆梅,叶春明.层次分析法在地价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J]. 安徽农业科学,2008,(9).
[2]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产业与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上海易居房地 产研究院.当前地价快速上涨的特点、成因、影响及对策建议[J]. 城乡建设,2008(3).
[3]许经勇.高房价、高地价与房产税的深层思考[J].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2).
[4]何芳,肖宗仁.发展完善我国公告地价体系研究[J].城市发展研 究,2008,(5).
[5]范静,付梅臣.浅析城市规划驱动下的地价时空演变[J].资源与 产业,2008,(2).
中国英语研究述评 篇9
摘要：文章就国内学术界对中国英语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中国英语的界定及其与中国式英语的区别;中国英语本土化问题;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并就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英语 中国式英语 中介语迁移理论 语际语用学
纵观国内探讨中国英语的文章，一般涉及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一，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别和定义;二，中国英语是否要本土化;三，分析中国英语产生的原因。对于前两个问题，研究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争议。本文试图对以往关于中国英语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价，并就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方向提出作者的看法。
一、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界定
关于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别及其定义，国内很多学者撰文作过探讨，但是关于以上问题以及中国英语本土化问题，还存在着很大争议。人们在使用这两个术语(包括对应的英文形式)时所指有差异，如张宏武的“中国式英语”在引言部分实际指中国英语，但后来举例却又是中国式英语。林琼举例阐述中国式英语时却包含了其他研究者用作中国英语的例子，如谈到句式层面的中国式英语时所举例子“Let’s go and eat our meals”，谢之君文中则指“客观存在的”中国英语。可见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和区别还存在混乱的现象。
中国英语最先由葛传规先生提出，后来榕培、李文中、谢之君都对此进行了定义。笔者认同谢之君的观点，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干扰性英语变体，且这种干扰表现在语言各个层面上，即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层面。因此笔者文中所指的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得到英语母语者认同的英语变体。而中国式英语是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因英语能力的欠缺和汉语母语的干扰(中国英语也有汉语母语的干扰)和影响而造成的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错误英语，是错误分析(error analysis)的对象。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虽然同在一个连续体上，但是后者向前者的转化非常有限。
二、中国英语本土化问题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已是共识。但是否应该把中国英语当作一种与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相提并论的英语变体，则仍存很大争议。笔者以为，中国英语的存在是因英、汉文化交流中前者缺乏对汉语文化中特有现象的表达结构而作的一种文化空缺的填补，是出于顺应交际目的的需要。这种文化空缺的填补不仅表现在词汇层面上，还表现在句式、语篇层面上，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中国英语因此就必须成为一种独立的英语国别变体，甚至还须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描述，成为后人学习的标准。首先从目前英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看，并没有普及到英语成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语言的程度。基本上只是少数人作为外语在学习或使用，而且英语使用者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加深对目标语文化的理解，以便更有效地与英语国家的人们交流。其次，不利于规范英语的学习和不同文化的有效交流。再说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能否成为国别变体还需看以后英语在中国的使用和自然发展情况而定，何况中国英语是否成为国别变体英语都不影响我们目前对英语的使用。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英语使用者总是能找到填补英语文化空缺的途径。
关于英语是否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不仅国内研究者有争议，国际研究界也同样有争议。如Greenbaum指出，由于受母语干扰以及各自文化与环境的影响，本土化英语很可能难以为外人理解。Kandiah认为在新加坡语境下，任何“新英语”的出现都是源于“不完善的学习”，第二语言使用者必须遵守本族语规范，决不能另立标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英语本土化是英语国际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该采取排斥的态度。如Kachru指出：“本土化是语言充满活力的表现，是语言创新的结果。它体现了外来语言的地方性功能、新语境下的‘会话文化’和交际策略，以及来自地方语言的‘迁移’”。Warschauer甚至相信未来国际化英语的标准会更多地以非本族语者使用的英语为参照标准。笔者以为，对待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我们不应采取极端的方式，而应该是提倡既有统一的英语核心标准，而又允许标准化层面下为了交际的需要有地方特色英语的存在。
Vamey指出，有时中国英语比地道的英语更有力、更有影响。如英语母语者不会把“litter”当动词用，因而在公园等地方的告示牌上，他们会用“The dropping of litter is prohibi.ted”，而中国有些地方则用“Do not litter”。他认为后者显得更直接、有力。一些国外媒体在报道有关中国的事物时，也常用一些中国特色的英语词汇。如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份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例1.But for now，most Chinese see the deal as a shuangy-ing，or win-win for both Beijing and Washington.(Newsweek，Nov.29，)
例2.The good intentions backfired when“bloodheads”。assome of the unofficial blood collectors came to be known.found 8way to extract more plasma from fewer donors.(Time，Dec.15，)
可见，交际中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说法通常都能被英语母语者理解并接受，取得较好的交际效果。它们不仅在中国本土上使用，国外媒体在涉及中国事物的报道时也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有些则已经被词典收录，如“yin”、“yang”、“fengshui”等等。
三、相关理论对中国英语的解释
1.中介语理论
中国粮食储藏问题研究 篇10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 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中, 百分之三十五由国家收购分别储存在国家储备粮库、地方粮库和粮食加工企业粮库, 而剩下的百分之六十五为农户储粮。而粮食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霉变、鼠害、虫害。我国每年由鼠害和霉变虫害导致的粮食损大致为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三, 按2011年的总产量来算, 粮食损失高达170亿公斤, 而其中霉烂造成的粮食损失是总损失的一半, 即85亿公斤, 这个数字接近于西藏2011一年的粮食总产量。因此解决粮食储藏问题, 大力发展粮食仓储技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粮食储藏管理的发展轨迹
根据史书记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粮食仓储管理理念和实际运作就已经开始成形。在前后两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统治者都把粮食仓储作为粮食安全管理最重要的工作来管理, 为当时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新中国建立以后, 我国先后建立了一批苏式粮仓, 建设了四无粮仓 (无虫, 无霉, 无鼠害, 无事故) 。并对稻谷和小麦大粮食品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50年代中期, 我国为了解决高水分粮,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储藏安全, 引进了烘干机。到50年代末期, 在技术方面我国开始研究和使用化学药剂, 以解决粮食储藏问题, 最早使用的是氯化苦, 后被60年代的磷化氢取代。
受文革影响, 60-70年代很多粮食储藏管理的理论研究都处于停滞状况, 但仓储设施方面仍然有进步。1965年开始我国在中西部黄土地带试点建设地下粮库。经过多年的努力,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地建造了适于在黄土层内的喇叭仓、平式仓、双曲拱仓、立筒仓等种地下粮食仓库, 统称为“土体地下粮仓”。到70年代还推广了砖石混凝土制造的立筒仓, 后来又有了钢板仓。至此, 中国粮食储藏科学技术在仓储设施方面, 已有了地下仓、平房仓、钢板仓和立筒库等仓型。钢板仓和立筒库又促进了粮仓机械化的发展。
到了80年代, 改革开放和教育兴盛, 为粮食储藏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相应学科得到建设, 应用基础理论有了长足发展应用技术研究 (粮食储藏技术、储粮害虫防治技术、高水分粮应急保管技术以及粮油品质检测技术) 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 提高了我国粮食储藏的技术水平。
进入90年代, 中国粮油储藏科学技术在科学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主要是数学的应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数学理论中的灰色系统理论、模糊数学、数理统计、偏微分方程等数学方法开始在粮食储藏科学中应用。国家粮食局统计信息揭示, 到1999年时, 我国共有粮食仓储企业5.4万户, 仓容量达2.05亿吨。到2007年, 由于体制改革等原因我国粮食仓储企业数量减少到1.8万户, 但仓容量却增加了1.15亿吨, 达到3.2亿吨, 增长率高达56.1%。1998-2001年我国先后3次大规模投资建设了一批技术含量高, 设施先进的储藏库, 使国家储备粮库储藏能力超过五百亿公斤。同时还兴建了一批与粮库配套的铁路专线等基础设施。
二、中国粮食储藏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有增无减。在这种背景下, “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成为21世纪粮食储藏管理的新理念。表现为粮食储藏技术由粗放型仓储管理向精细化仓储管理发展;由传统储粮技术向绿色储粮技术发展, 尤其是最近几年, 利用自然低温的控温技术、气调技术、替代甲基溴、粮食储藏计算机技术等许多新技术在粮食储藏中的应用, 大大提升了我国粮食储藏的技术水平, 同时也为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我国现阶段粮食储藏基础设施和基本设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也日趋缩小。我国现在的粮食仓储机械设备主要包括斗式提升机、托辊式胶带输送机、粮食干燥机、气垫式胶带输送机、刮板输送机、螺旋清仓机、粮食清选机、大产量自平衡振动筛、散粮料斗电子秤、电子称重包装机、铁路散粮专用漏斗车、圆筒仓循环熏蒸设备、粉尘控制设备、防爆系统设备, 以及谷物冷却机、高水分烘干机、谷物冷却机、自动测温仪、机械通风设备等。
总结我国粮食储藏的发展现状和学者的研究, 我国在粮食储藏管理方面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大型粮食仓储设备和基础设施与国外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形成较晚;计算机技术在粮食储藏中的运用程度和专业化水平还比较低;仓储粮库的类型比较单一;储藏技术理论研究转化为实际运用还存在一定难度等。
摘要：粮食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都必须关注的课题, 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稳定。如何保证粮食安全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而粮食的安全储存则构成了粮食安全的核心部分。由于我国地少人多, 可耕地日益减少, 如何解决好粮食问题, 尤其是如何解决好我国粮食的储藏问题是非常迫切的。本来将梳理我国粮食储存技术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我国粮食储藏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储藏,储藏技术,储藏设备
参考文献
[1]胡志超, 胡良龙, 高刚华, 王海鸥, 谢焕雄.我国粮食仓储技术的概况与发展[J].农机化研究, 2007, (04) :171-173.[1]胡志超, 胡良龙, 高刚华, 王海鸥, 谢焕雄.我国粮食仓储技术的概况与发展[J].农机化研究, 2007, (04) :171-173.
[2]王亚南.现代粮食仓储理念创新及实践价值初探[J].粮食问题研究, 2008, (06) :15-18.[2]王亚南.现代粮食仓储理念创新及实践价值初探[J].粮食问题研究, 2008, (06) :15-18.
[3]杨海鹰, 郭志涛.中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现状及发展[J].粮食科技与经济, 2009, (03) :31-33.[3]杨海鹰, 郭志涛.中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现状及发展[J].粮食科技与经济, 2009, (03) :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