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知识分子观四篇

鲁迅的知识分子观 篇1

“如果用西方传统的悲剧理论去衡量”五四”时期作家创作的悲剧作品, 或者直接分析和评价鲁迅的悲剧作品, 就会惊异地发现很少有几部作品是符合这一要求的悲剧。”我们在分析鲁迅的悲剧作品时, 也会发现两个矛盾现象, 一方面坚持要求悲剧要有崇高感, 要写出悲剧人物的斗争精神, 从而怀疑《药》、《故乡》、《阿Q正传》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作品。另一方面又每每称这些作品是悲剧。要解决这些矛盾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析评价鲁迅的作品,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学, 文学有发展和变化, 文学批评也应该随之发展和变化。因此, 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和分析鲁迅的悲剧观和他的创作实践。鲁迅的悲剧作品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 也不同于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 它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 这些悲剧作品不是以“崇高”、“悲壮”感动读者, 也不是单由人物的行动和语言体现对抗和冲突, 而是以“真悲”的美感激励读者, 它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是基于中国现实、合乎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鲁迅悲剧观的形成、发展乃至成熟的过程梳理和分析, 发掘其悲剧观和悲剧作品新的美学意蕴和历史价值。

一.从“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到“几乎无事的悲剧”

二十世纪之初, 东西方文化剧烈地大碰撞, 撼动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学, 作为时代的先驱者和启蒙者之一的鲁迅, 敏锐地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 早年鲁迅在对西方悲剧理论的研究和吸收中, 深受尼采悲剧观的影响, 同时又对俄国果戈理式的悲剧描写手法极为赞赏, 在1908年发表的长篇文言论文《摩罗诗力说》里, 他叙述了摩罗派诗人所处的历史背景, 并评析了他们“力主抗争、发扬真美的写作风格。”他略析俄国十九世纪的社会现实, 感觉到我国十九世纪末也有类似的情形, 接着指出十九世纪前叶“果戈理者以其不可见之泪痕悲色, 振其邦人。”这之后, 鲁迅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社会的“死相”、“国民灵魂的沉默。”他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沉痛地勾画了当时悲剧性的社会现实, 尤其是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如果显得慷慨, 他们就看了悲剧, 如果显得觳觫, 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在1925年《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 他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性格中致命的一个弱点正是与悲剧精神背道而驰的粉饰和修补, 提出了“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著名观点, 并预言“中国如十景病尚存, 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 而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悲剧家或讽刺诗人。”在这篇文章中, 他向我们表明, 他不认为中国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或喜剧诗, “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 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在这里, 鲁迅并不单纯地把悲剧性的问题看作是文艺问题, 而是认为中国文学最缺少悲剧精神乃是由于中国文化缺少现实的批判意识, 并直接造成了中华名族的国民劣根性。而新的文艺要想真正成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 就必须从‘瞒和骗’的陷坑中解放出来, 必须领会和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痛苦。”“不能真心领会痛苦, 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历史的反思使鲁迅把现实社会的悲剧实践和人物熔铸入他的创作实践中, 并出之以果戈理的“伟大写实本领”, 虽然不见泪痕, 也不会使人触目惊心, 然而会使读者在深思之下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同情, 在激愤中产生革旧立新、改造社会的勇气和行动。

鲁迅在晚年抱病翻译了果戈理的《死灵魂》的第一部, 在其后所著的《几乎无事的悲剧》、《且介亭杂文二集》里, 他评析了地主罗士特来罗夫要求乞乞科夫摸狗和狗的鼻子这一细节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 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 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 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 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在这里, 鲁迅最终提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概念。关于鲁迅有关悲剧的发展脉络, 我们对鲁迅的悲剧观可以有一个大致全面的了解:首先, 鲁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 就是将“极平常的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毁灭的原因是内在的、复杂的, 很不容易觉察。”其次, 悲剧人物是“非英雄的”、“一般的不同的”人们。第三, 因为是“无声的言语”, 悲剧冲突并非是明显的人物行为、言语之间的斗争、对抗, 而是思想意识和观念的颉颃。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矛盾冲突异常尖锐之时, 鲁迅先提出了“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观点, 进而又结合自己的创作, 融合西方特别是俄罗斯“为人生派”的悲剧思想, 独树一帜, 成熟地奠定了符合时代发展、符合悲剧创作实际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观。

二.鲁迅悲剧观的美学意蕴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鲁迅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分析中对一般的悲剧艺术精辟的概括性的论述。而“几乎无事的悲剧”观是鲁迅的开拓性的独创的见解。“几乎无事的悲剧”具有一般悲剧的共性审美特征, 但它又是一种更触及到深层结构意义上的悲剧, 具有特有的美学特征。

1.具有“真美”的内蕴

《庄子·渔父》篇中有这样一段话:“真者, 精诚之至也, 不精不诚, 不能动人, 故强哭者虽悲不哀, 真悲者无声而哀, 真在内者, 神动于外, 是所以贵真也。”这段话透彻地揭示了“真悲”的美学含义。

鲁迅赞赏果戈理善于“用平常的事、平常的话, 深刻地显示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 以及善于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中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手段, 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多有取法。比如《风波》写的是因“张勋复辟”在鲁镇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文中谣传皇帝要复辟了, 要将没有留辫子的人杀头, 七斤没有辫子, 赵七爷对此幸灾乐祸。正当七斤惊恐万状之时, 复辟丑剧湮然落幕。“风波”过后, 人们依旧回到本来“平静”和麻木的原地。这是一个典型的“几乎无事的悲剧”, 其中人都是“极平常”的人, 事也是“极平常”的事, 但在这平常的近乎纯客观的叙述中, 潜藏着作者内心深处沉重的“真悲”, 它引发读者的感受也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深沉的对历史和现实的哀婉和沉痛。

2.悲喜交融的美学特征

鲁迅的悲剧中通常含有喜剧因素, 其目的是以喜衬悲。在这些悲剧中, 鲁迅以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全面受害者—劳动群众和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人物为描写对象, 像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喜剧因素包含着对他们思想意识的否定, 悲剧因素包含着对他们生存权利和生活权利的肯定。在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的束缚中挽救他们的灵魂和肉体是这两种因素融合的内在思想本质。鲁迅对这一类人物的态度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因此作品中不仅写出了他们政治地位的低下, 物质的贫乏, 命运的悲惨, 同时还揭示了他们精神的麻木和愚昧。悲剧性地位和命运强化了他们的封建观念的不合理性、荒诞可笑性, 悲剧中有喜剧因素。他们封建观念意识的荒诞可笑愈加显示了他们处境的悲惨和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用喜剧因素反衬悲剧。我们可以用别林斯基评价果戈理的一段话来评价鲁迅悲剧的悲喜交融的美学特征:“开始可笑, 后来悲伤, 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 开始可笑, 后来悲伤, 这里有多少哲学, 多少真实。”

3.悲剧取材于平常的人, 平常的事, 主角都是弱者, 小人物。

鲁迅致力于对中国社会思想意识进行客观的、实际的改造, 他同时还要“让人们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意识到旧道德的虚伪、冷酷和陈腐, 唤醒被禁锢在封建思想和传统道德的铁屋子中的快要闷死而又几乎无事的人们,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消耗自己的血汗、青春和生命。”鲁迅的悲剧小说中的人物, 大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是弱者和不幸者, 他们对命运无力反抗, 甚至逆来顺受, 紧紧抱着腐朽的枷锁不放, “不是在麻木中苟活, 就是无可奈何的死去。”前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疯子、《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离婚》中的爱姑等, 后者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伤逝》中的子君、《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鲁迅认为这些小人物的悲剧比英雄悲剧更能全面地揭示社会本质, 更有启蒙与警世的力量, 将“谁也看不见的地狱”展示在人们面前, 忧愤更广。因而使读者惊异地发现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到了鲁迅的作品中便会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获得巨大的美感享受。

三.鲁迅悲剧观的现代意义

鲁迅从文化方面探究中国悲剧缺失的原因,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传统文化是人性压抑的罪魁祸首, 中国老百姓沉默的灵魂“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 已经有四千年。”悲剧就应该写出黑暗的社会重压、毁灭了的有价值的精神悲剧。他对悲剧成因的关注并没有止于历史的关照, 而是指向了现实, 不是逃避、解脱, 而是直视、面对, 从而达到唤醒人们改造国民性的目的。

鲁迅也曾经接受过尼采的美学思想, 但并没有笼罩在尼采思想的阴影里。他把尼采的“超人”变成了社会的叛逆者和抵抗者, 从那里汲取了现代主义对人类心灵探究的特征, 终身致力于勾画和剖析国民的灵魂, 是尼采使他尽快与封建文学告别, 然而鲁迅没有在尼采的思想面前止步, 他接受了苏联的“为人生”的文学观, 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悲剧, 无产阶级文学观的成熟使他完成了与资产阶级文学观的决裂。鲁迅的悲剧是平凡现实的人生写照, 但却是有价值的, 这与他早期所崇拜的尼采的悲剧观不同。鲁迅用“几乎无事的悲剧”表现社会最底层的弱者、最平凡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是不幸的, 但大都是善良的。鲁迅的悲剧观不是现实向审美的逃避, 而是一切为了现实, 完全表现现实, 使读者在深思现实和历史中, 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同情, 在激愤中革旧立新。鲁迅认为形成悲剧美感的并不是因为任务是否具有反抗精神, 而是由于代表正义、美和善的力量的毁灭。因而他提出了符合现代美感的悲剧观, 这种悲剧观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 这也使他的悲剧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生活真实, 又有现代主义的内心开掘, 具有现代性和超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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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知识分子观 篇2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五年间, 鲁迅创作有《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 其中写知识分子题材的有:《孔乙己》、《白光》、《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鲁迅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 其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都是极其深广的, 这与鲁迅革命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他抱着“启蒙主义”的创作宗旨, 目的是要揭出社会和人生的“病”苦, 引起注意, 以便设法加以疗治。他的作品, 执着于表现现实, 通过行为表现和思想折射, 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孔乙已》和《白光》艺术地再现了热衷科举的知识分子穷酸可笑的生活, 启发读者对照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社会现状, 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 从而达到否定当时复古逆流的目的。《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塑造了一些传播新思想的叛逆者形象:子君、涓生、吕韦甫、魏连殳, 他们敢破樊篱束缚而又失落迷惘、沉闷彷徨, 他们的生存环境就是当时混沌的社会现实。鲁迅从不同背景、不同角度表现他们受思想毒害而物质穷困、精神潦倒和接受“五四”新思想洗礼后激进开拓却又盲然不知所措的情状, 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画卷。

我们来认识一下孔乙己和陈士成。首先, 我们揣测一下作者给主人公取名的良苦用心和深含内蕴。孔乙己是《孔乙己》中主要人物的绰号。作者为什么要用绰号作人名呢?正是对这个社会“多余人”迂腐可笑性格的嘲弄, 同时也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讽刺和批判, 用它作人名给作品主题定下了讽刺的基调。陈士成是《白光》中的主要人物, 其姓“陈”, 不免要让读者联想到陈腐的科举制度;其名“士成”, 当然会让读者推测到通过科举考试, 实现进仕的梦想, 其姓名也同样具有强烈的嘲讽意味, 虽然作者在《白光》中并没有像《孔乙己》中写孔乙己名字由来那样具体交待, 但其深藏的讽刺内蕴也并非难以觅见, 只是因为孔乙己是喜剧性的悲剧形象, 有必要显现他无价值的可笑, 陈士成是悲悯性的悲哀形象罢了。

其次, 从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来看, 有评论家这样评论孔乙己:“孔乙己不是天生的废物, 但他被科举制度从思想到身体都毒害得残废不堪, ……他悲惨的一生真正可怜, 而欺侮压迫他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则不消说应引起我们的痛恨与诅咒。”的确, 孔乙己令人感到可悲、可笑又可怜。孔乙己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出现, 又在默默中死去;他的生存, 只是给那些无聊的酒徒带来一些谈资, 他的死, 也没有激起人们丝毫的同情;他潦倒的一生真是充满了人间辛酸, 但孔乙己周围的人并未感觉到, 正如:“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 可是没有他, 别人也便这么过。”孔乙己是封建科举制度奴役下的可怜的牺牲品。他的迂腐无能, 是封建文化毒害的结果, 他穷困潦倒, 但对仕途的梦想, 并未完全幻灭, 透过孔乙己的灵魂, 读者可以看清封建制度虚伪与反动的本质。

《白光》中的陈士成, 在第十六回县考落榜后, 感到“连一群鸡也在笑他”, 翌日黎明时刻跌入万流湖中淹死, 他的结局并非其生理气数已尽, 而是腐朽的科举制度迫使他早逝于人世。

孔乙己、陈士成生活在封建社会崩溃时期。鲁迅以孔乙己等为主人公, 反映了他对封建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清醒认识, 他通过对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揭示, 告诉读者:封建社会已经走向历史末路, 知识分子若还要执着于科举道路, 将死路一条, 要生存, 就必须另寻新路。

我们再看看《伤势》中的涓生、子君, 他们是接受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和受过“五四”洗礼的新青年, 他们具有叛逆精神, 耽于幻想, 勇于追求幸福。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豪言, 是妇女个性解放的强烈呼声, 她坚贞、执着, 不怕旁人的冷眼、猥亵、讥笑, 为自己爱的权利—婚姻自由而勇敢奋斗。他们遇到了众多旧势力压迫, “寻找住所极不容易, 大半被托辞拒绝”就是其中之一。她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 实现自己的追求, 但这胜利的喜悦一年后竟被局长的一纸解职令冲散。涓生没了工作, 小家庭的生活自然无着落。“子君整日难有笑容”, 日子久了, 涓生逐渐产生与子君分手的念头, 且最终分手。不难看出, 酿成这出悲剧的真正根源并不是子君和涓生感情的破裂, 完全是封建势力压迫、家庭经济拮据等外来因素所致。腐朽的封建势力视青年自由恋爱为伤风败俗, 总要百般戕害。当然, 子君和涓生信奉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 也是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他们独自反抗, 那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个人解放不可能离开社会而获得。他们的个性解放思想虽有一定的反封建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鲁迅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个性解放思想和未褪尽的旧思想是子君悲剧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子君和涓生的生活经历, 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些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言语激进而行动不成熟的缺陷, 他们有胆识, 但孤军抗争, 面对尽管腐朽但根基深厚的封建势力显得无助无措, 警醒人民:要革新社会, 必须广泛发动群众。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中国近代社会改革的闯将和有志之士。他们既受过封建教育的熏陶, 又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 对封建礼教制度具有反叛精神, 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封建势力作过斗争。但是, 他们都比较脆弱, 缺少韧性, 终于被封建黑暗势力打垮, 压碎。吕韦甫过去“眼光射人, 敏捷精悍”, 为破除迷信偶像, 宣传新思想, 他“到城隍庙里拔掉神像的胡子”, 为了探讨“改革中国的方法”, 他“连日议论以致于打起来”, 在革命起始之时可谓气势过人。魏连殳宣传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毫无顾忌, 被人说成是“一个可怕的‘吃洋教’的新党”、“异类”, 认识和了解他的人只能近而远之。他们出现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 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时的沉闷历史氛围中, 他们是中国近代社会中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 然而他们迫于强大旧势力的压迫, 又表现出动摇妥协、消沉颓废、改变初衷。吕韦甫和先前判若两人, “行动迂缓”, 生活“敷敷衍衍, 模模糊糊”, 这是小资产阶级斗争缺乏坚定性的充分暴露, 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表现出软弱妥协性。魏连殳“亲手造了独头茧, 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生活动荡不安, 精神陷入孤独和痛苦的境地。

子君、涓生、吕韦甫、魏连殳属于“五四”运动前幻想、抗争、失落和迷惘的一代知识分子, 他们梦醒后感到无路可走, 对前途感到茫然, 信心不足, 产生出沉落的情绪和精神的变态。正如:“哪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还很多, 我约略知道, 也间或依稀看见, 觉得就在我面前, 然而我还没有知道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方法。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 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

鲁迅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三个连续的历史时代在同一社会背景调侃下的悲剧典型。三个时代:封建科举走向衰亡的时代、辛亥革命时代、“五四”新文化启蒙时代;社会背景:新旧文化交替、新旧势力斗争的社会环境。塑造真实、鲜明、生动感人的悲剧形象, 是鲁迅作品之一大特色。从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看清两种思想、两种势力交替环境中生存的弱小者的精神状态, 这种弱小者精神状态的养成, 根源在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鲁迅从这样的思想深度去刻画知识分子, 描写弱小者注定的悲剧, 无比深刻地暴露了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积虑和贻笑大方的言行。孔乙己穷困、迂腐又可笑;陈士成落榜疯狂;子君和涓生欢聚离散;吕韦甫勇猛颓废;魏连殳孤独, 令读者触目惊心。

鲁迅对他所写知识分子的态度既有性格曝光, 也有憎恶讽刺, 遗憾抱歉, 除此之外还有贴心贴肺的同情。他的创作从来就是爱憎分明的, “能杀才能生, 能憎才能爱”。他视此为从事创作的天职,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憎与爱表现得同样鲜明, 人物美与丑的品行交织, 共同发展在人物生活过程中。

鲁迅的知识分子观 篇3

关键词：鲁迅；知识分子观；杂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05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5-011-03收稿日期：2012-03-12

鲁迅绝大多数的杂文都是论争的产物。一是干预生活，向生活论争，这就是他的社会批评；一是针对某些人事或派别的挑战与应战，其中既有敌对者，也有朋友和自己人。这些作品中所显示的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几乎从诞生那一天起，鲁迅和他的杂文就遭到批评否定，甚至抗拒和攻击，但鲁迅却依然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在他看来，“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要是发表意见，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惯用的夸张、反语和辛辣的讽刺使他的文章“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使对方被置于难以答辩，甚至是十分狼狈的境地。鲁迅自己也说过“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这种尖刻，在不少场合是由于冷嘲热讽产生，常常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妙，它主要用于对敌，目的在给予致命的一击。至于对朋友和自己人，他的讽刺常常是热情的、善意的，目的“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按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在鲁迅的眼里，就没有值得称赞的知识分子吗？肯定是有的。鲁迅是个现实主义者，无论是对文学作品还是对人，他只是尽力去改善，使其达到更好，却从不求全责备。他认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鲁迅批判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往往只是就他们思想的某一点错误进行揭露和讽刺，并且只是就事论事而不针对个人。

鲁迅称赞托尔斯泰，因为“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这就与我们国家还未落笔，就因为预料到批评而“搁笔”的“第三种人”之流的知识分子截然不同。鲁迅还颂扬尼采和他的“超人学说”，在他的杂文中不只一次引用尼采的言论，如在《随感录》中希望年轻人“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冷笑和暗箭”时，引尼采《扎拉图如是说》序言的第三节：“尼采说：‘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鼓励青年，即使只是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对于现实中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人们，鲁迅的揭露是不遗余力的。与此同时，鲁迅也竭力帮助青年——未来的知识分子成长。鲁迅曾在《青年必读书》中让青年“多看外国书”，“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对此观点他的解释是“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因此鲁迅的文学就超出了一般意义的所谓文学。与尼采直接关注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本身的文学相似，他不谈风月，不沉湎过去，也不空想未来，而是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大地上的人生此刻。所以他才会发出那样的呼喊“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所以他才会不断地提醒，不让人们忘记自己是抱在黄河决口后，淹得只露出水面一点儿的树梢头。

综观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我们不难探寻到他的关注点：从文学的创作者的角度而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担任社会批评者的角色，完成其对社会的责任，他必须具备以下４个方面的基本素质。

一、和民众站在一起

梁实秋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与文学无缘的”“创造文学固是天才，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的数目多寡而定。”于是引发了他和鲁迅之间的一场争论，被鲁迅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乏走狗”。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立场不同，目的不同，往往对事物的看法也就迥异了。创造文学作品的可能是少数，而受其益的却应当是多数。文字及文学的变革，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文化的普及，让更多的人接受智慧的浸染，驱其愚昧。一方面使他们精神自由、独立，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另一方面，使其有足够的智慧去思考自己的处境，摆脱被奴役的地位，过上与其他人平等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富足。如此看来，还是鲁迅的认识更为深刻一些：“抱在黄河决口之后，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的人是没有心情看《六朝文絮》的，更不会因此而忘了自己的处境。在太平盛世里，或许还可以容纳一些不切实际的声音存在，而在民族危难的时刻——何谓“民族”，总不至于是那些拥有“专利品”的少数人吧——大多数“与文学无关”的“蠢人”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时候，来抛却现实，高建空中楼阁，多少显得有些面目可憎。

二、直面现实的勇气

身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是站在社会潮流前端的人，无论迎面而来的事是好的或者坏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有抬头正视它的胆量，并对其做出评判。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对此做出了具体的描绘和批判。在“正视”的问题上，“先即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了，不见了。”“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的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没有冲破一切的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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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责任感和良知

责任感是对社会和人民的，良知是自己要面对的，这作为一个起码的人所应具备的东西，然而就有人没有。如鲁迅笔下的“正人君子”之流，顶的确实是公理道义的名义，做出一副舍己为人的姿态，而真正关心的只有他自己的利益。陈源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在《闲话》中讲到：“我们要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这样的言论只能出自两种人之口：一是对现实无知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事情的本质；一是没有良知的人，他们并非真的为当事人不平，而是借了他人的不幸来滋养自己“正义仁慈”的牌坊，所以他们的言论从未有过实质的价值，更像是隔岸观火的贵族，看的是人间疾苦，自恋的却是——哎，我太善良了！一个有良知的文人必须能感同身受民众的疾苦，进而担负起帮助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四、无愧于“知识分子”称号的学识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具尚不健全，如何让人相信你有能力完成这份任务。似《甲寅》《学衡》派的文人，企图捍卫文言文，而自己的功力尚且那么低乏，最终也只能招人笑料罢了。所以，一名合格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学识。

从文学作品的产生来看，知识分子创作一部著作，无论其中采用的方式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还是对其的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和引导社会向更健康、更文明的方向前进。这是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养育他的民众所应承担的责任。倘若一个知识分子，享受着民众所赋予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一面自我陶醉，领略世间美好风光无限；另一方面编织一些空中楼阁、风花雪月来麻醉人们的神经，而独独不告诉你不远处即将来临的洪水猛兽；不提醒你脚下踏的是千倾泥潭，只是一味教你如何去适应这恶劣的处境并在其中寻出乐趣来。这样丧失良知的文人有什么资格生活在民众的视野里，接受人们投向他的期望的目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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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青年必读书[M].?王得后.鲁迅杂文全编[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9.

［3］鲁迅.杂感[M].王得后.鲁迅杂文全编[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46.

［4］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M].傅光明.论战中的鲁迅[C].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285.

［5］陈源.闲话[M].傅光明.论战中的鲁迅[C].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105.

［6］鲁迅.论睁了眼看[M].王得后.鲁迅杂文全编[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6.

［7］陈源.闲话[M].傅光明.论战中的鲁迅[C].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105.

［8］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1-191.

观校史陈列室和鲁迅故居有感 篇4

5月25日中午，我们党课小组的同学有幸参观了我们二工大的校史陈列室。我们两两排队，整齐地走进陈列室，一进去就看到了墙上好多好多的题词、照片以及其他形式的东西。展厅的设计淡雅大气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那久远而珍贵史料图片，见证了我们二工大历史的悠久；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市长时为我校题的词成了展厅的一大亮点……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曾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也曾为我校提过词，此时我身为该学校的一员，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但现在我更想通过参观校史陈列室对学校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再走过去的墙上很清楚可以看到我校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照，黑白的照片更给人一种历史沉淀的感觉。还有看到刚建立的校舍很破旧，更让我觉得我们如今校舍的来之不易以及为学校做出贡献的人们的伟大。

我们学校以工科出名，因此在校史陈列室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学校的学生做的设备。它们被保护得很好，根本就看不出是多年之前的作品，我想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做出来的，还有就算他们画的图纸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精致，就像是电脑绘图一样。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校出的第一位女大学生技师，年轻又漂亮。不知不觉，已经参观到陈列室的出口了，展厅虽然不大，但是是承载了我们学校的历史，让我对学校有了好多的了解，亦让我印象深刻。

第二日，也就是5月26日，我们外国语学院党课第二组参观了位于虹口区的鲁迅故居。鲁迅故居占地78平方米，建筑面积222.72平方米。故居按照鲁迅生前居住时的情景复原；屋前有小花圃，种植桃树、紫荆、石榴等花木。底层前间是客厅，沿西墙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室，东墙放着西式衣架帽架。鲁迅故居内的家具，绝大部分是原物，鲁迅逝世后，许广平迁居淮海中路淮海坊时曾带走。1950年恢复鲁迅故居时由许广平捐赠。馆名为已故周恩来总理亲题。建筑外形具有鲁迅故乡绍兴民间住宅的传统风格。馆内的1.7万余件陈列品，概括地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和战斗历程，重点表现了他在上海10年中的社会和文化活动.鲁迅故居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侨占住。抗战胜利后，一度为茶叶专家吴觉农寓所的一部分。1949年让与民生实业公司，作为该公司投资的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职工宿舍。1950年春，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华东文化部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时，决定恢复鲁迅故居。同年9月征用了大陆新村9号，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鲁迅夫人许广平（时为政务院副秘书长）来沪指导筹建。经多方调查核实，在许广平指导下恢复。1951年1月7日作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组成部分对外开放，1952年5月改为内部开放，1989年3月起对外开放。1959年5月26日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一个入党积极分子，我想对鲁迅先生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通过对鲁迅故居的参观，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