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文化的鸿沟四篇

跨越文化的鸿沟 篇1

语文教材提供了优美而又经典的课文, 课文本身是美的, 关键是教师如何去看待它, 又如何展示给孩子们。让学生在愉悦的课堂环境中体味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 无限地伸展思维的触角, 喷涌写作的欲望, 直到作文时“吾意欲所言, 无不随吾所欲, 应答而出, 如泉之涌, 滔滔不竭。”这是阅读教学与作文教学有机整合的理想境界, 笔者以自己的教学实际, 粗浅地谈谈读与写的整合问题。

一、倡导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课堂应是快乐的场所”, 语文课更应如此。在愉悦的学习中, 只有学生的内心体验才能与作者的理解感受撞击出“火花”。当然, 这里的阅读, 不是无目标的学习, 而是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精心选择教学重点, 通过学生反复朗读玩味, 去体验文章的精髓, 从而达到在阅读中积累语言、感知语言、体会思想感情和表达方法。

如《黄继光》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 “啊!黄继光站起来了!”在教学过程中, 创设情境让学生反复诵读, 并根据自己的体会对“啊!”做出理解, 有的学生认为“啊!”是从战士们口中发出的, 表示惊喜;有的认为是黄继光自己发出的, 表示对敌人的仇恨和同敌人一拼到底的决心;甚至有学生认为应是敌人发出的, 表示他们的惊讶与恐惧。教师让他们有声有色地读出来后, 让他们展开丰富的想象, 描写他们发出“啊!”时的表情、动作及心理活动。学生兴致高涨, 思维也特别敏捷, 用极快的速度描写出人物的形象。

(学生例作:“啊!”暗堡里的一名敌人发出惊恐的声音, “他……他怎么又站起来了!”只见他瞪直了双眼, 抖动着双腿。忽然听到嘀嘀哒哒的声音, 低头一看, 原来被吓得尿湿了裤子。) 多么形象的夸张, 却完全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也从反面体验出了黄继光光辉的形象与伟大的精神。

只有在学生情趣高涨, 不断要求向上, 想把自己独特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气氛中, 在个性化的阅读中, 才能产生出丰富多彩的儿童的那些思想、感情和词语。

二、触发语言训练的生长点

陶行知说过:“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是经过不断练习, 锲而不舍, 养成习惯, 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凡是要练习的, 不要练一下就算, 总要经常引导督促, 直到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

如用《陶罐与铁罐》这篇课文来训练学生的语言描写。 (即说的三种形式及生动的提示语)

首先, 在掌握说的几种形式的前提下, 改写课文。假设铁罐还没有完全氧化, 它与陶罐见面了, 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对话呢?学生有了写的材料, 便有兴趣展开想象, 能很轻松地运用说的多种形式, 模仿课文, 把文章写好。其次, 让学生观察身边的人发生口角时的情形, 运用说的多种形式, 把这种情形描写下来。这一材料是学生生活中最容易捕捉且留在头脑中印象最深的场景。 (学生例作:妈妈下班回来, 推开门, 忽然瞄见桌子上有一部手机, 脸上顿时疑云四起, 她拿起手机, 快步走向正在厨房做饭的爸爸。“喂, 这哪来的?”爸爸被背后忽然想起的声音吓了一跳。一看妈妈举着的手机, 神色慌了慌, 忙支支吾吾地说:“人家送……送的!”“到底是送的还是买的?”妈妈显然不信, 语气加重了。“买的!”爸爸知道不招不行, 赶紧老实交代。“什么?”妈妈火大了, “你疯了是不是, 家里刚买了房子, 还欠了那么多钱, 你……还有闲钱买手机, 你还想不想过日子?”说到这里, 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了。爸爸赶紧上前, 安慰妈妈:“你是对的, 可你知道, 现在是信息时代, 我做生意, 消息不灵通, 钱就很难赚。厂办好了,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嘛!”妈妈听听也对, 神色缓了下来, 低头不语, 卷起袖管做饭了。) 学生的语言描写有血有肉, 人物形象生动、鲜活, 学生写起来也较轻松。最后, 把语文描写的技巧用在日记与作文中的人物形象上, 教师经常进行评点, 以激励与巩固学生的这种写作技能技巧。

这样, 学生课文中的作文知识经过不断练习, 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写作成了一种习惯, 也变成了一种乐趣。

三、营造全方位的语言实践

现在大多数教师对新课程关于作文教学要求理解不透, 对学生的习作定位太高, 脱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作文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是为了表达与交流, 尤其是生活中的实际运用。基于这个目标, 教师在阅读教学中与作文训练中要努力寻找与生活的关系, 让学生在生活中观察、学习、运用。如《新型玻璃》是一篇介绍新产品的说明文。在教学过程中, 我定位于让大多数学生能够自信、流畅地向别人推销新产品, 为他们日后可能成为一个推销商打下一个基础。

首先让学生以一个推销员的身份改写《新型玻璃》。如何改写, 让他们去关注生活, 尤其是看电视直销广告, 让他们从电视中学习推销的表达形式。使他们明白, 即使是广告也有学习的地方。这样, 他们就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看生活中的一切, 并用心去学习、体验生活。学生就会从封闭的世界中解脱出来, 进入广阔的思维空间。其次, 初步运用。我把新买的邦德胶棉拖把给他们观察, 了解产品的特点及使用方法。让他们运用新旧拖把对比的方法, 以推销员的身份写成文章, 并带回家读给父母听, 看哪些父母同意买这种拖把, 收集反馈意见并作出及时的评价。这时, 作文就改变了单一的教师—学生的交流方式, 用更生动的形式向家庭和社会展示。学生在展示中体会成功的喜悦。教师要善于运用激励机制, 尤其是对学生在生活中的成功体验, 激发学生写作动因。最后, 如果条件允许, 可让学生走向大街, 帮助厂家向群众推销产品。

跨越文化的鸿沟 篇2

对外宣传出版物中的编辑和翻译方针是：准确、简明和实用。对外宣传出版物，除有些是直接用外文撰写的以外，大部分是中文作品译成的英文稿。对外宣传出版物翻译中，有的文章非常地道，有些则相当生硬，甚至错误百出。在跨文化交际中从事对外出版物的中译英翻译，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 、跨越文化鸿沟——在编译对外宣传出版物的实践中研究文化差异性

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上存在明显不同。许多中文作品原封不动地翻译成英文后，难以传达原意，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例如：在一些对外学术出版物中，我国学者往往谦虚、含蓄，即使是水平超前的论著也会在前言里写到“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稍有谬误，敬请读者指正批评”。但在英美等国出版书籍中，习惯说“这是迄今为止，在这个领域中最为权威的著作”。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假如外国读者看了中国出版物中这种谦虚的文字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你内容不怎么样，甚至还有错误，为什么还要发表呢？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编译对外出版物时不仅要解决语言结构本身的问题，还要传达内容的信息度和文化含义。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中医西译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682年就出版了Andreas Cleyer翻译的拉丁文版《脉诀》，其后陆续有中医典籍被译为法文和德文。编辑中医对外出版物的目的是为了向全世界宣传中医，发展中医文化和医疗功能。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应以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程度为主要信息度来衡量编译的水平，让中医文化传播得到广泛的接受和理解。现阶段中医出版物的编译策略采用归化、异化和音译的翻译较为普遍，这些译法在中医翻译上也很适用。例如：中医中的“阴”一词的翻译，先采用异化音译的翻译策略译为Yin （阴），但对于外来读者来说，并不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所以同时还要采用归化的编译策略补充一定的文化背景信息“ Yin is a philosophical term in ancient china， referring to the things or characters opposite to yang”。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中医出版物的编译是完全可行的，在实践中延伸和运用得当能起到一般编译技巧难以达到的积极效果。

二 、在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辑和翻译中审视译语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

首先，人们往往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同，赋予了语言不同的含义。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词汇，如何翻译这些词，这就需要对社会、文化、历史等背景差异有深入的理解，弄清其所表达的语义。如在一些对外宣传出版物中经常出现“吃饭”一词，由于东西方文化、地理因素和风俗习惯不同，“吃饭”一词所指的文化含义有很大差异。在西方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因此主食是牛奶和面包，“吃饭”的主体食物指的是牛奶和面包。虽然西方每餐都有不同的叫法，其中“饭”一词指的是“bread”。而中国传统上的主食不是面包而是大米。我国水稻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明早期，而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生长。汉语中的“五谷”是以水稻为五谷之首。民以食为天，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每餐不管吃什么，都称为“吃饭”，“饭”一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指的是米饭。因此，“饭”在翻译成外文时可译为“rice”。由此可见，考虑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在对外出版物的编译中尤为重要，在编译过程中除了研究语言结构以外，还应掌握译语的风俗习惯。

其次，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译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换言之，社会制度相同，语言转换中的差异和文化空缺相对要少些，反之，差异就会多一些。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会影响文化含义和语言内涵，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的文化与封建社会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内涵相距甚远，在编辑和翻译时要考虑到社会制度对文化和语言的影响所带来的差异性。如对“下岗”一词的编译，“下岗”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殊国情下的产物，但不少国外的英文报刊和杂志在编译时误译为：“jobless”。这种编译是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下岗”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下岗”指的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但工作关系等均保留在原单位，而且还享受原单位（或企业）发给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当原单位（或企业）需要用人时，下岗者还可以再度“上岗”。因此“下岗”应编译为“leave one’s post temporary”，而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一词。

此外，在一些对外出版物中对“一国两制”的编译尤其容易出错。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已十几年，其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体现了“一国两制”这一构想付诸实践的巨大成功。“一国两制”目前存在两种翻译，“two systems，one country”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在英语中所强调的部分应前置，因此对比来看，后一个翻译的重心落到 “一国”上，使“one country”显得重于“two systems”。从信息结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中的“一国”作为主位成分指的是已知信息，而“两制”则指待传递的信息。“two systems”既是对“one country”的具体情况和国策的阐述，又是实现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统一的前提。由此在翻译时 “one country”应前置，译文“two systems，one country”欠妥当，而“one country，two systems”这一译法比较恰当。

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由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两种语言（特别是东、西方之间的两种语言）中的某些词语在某种特定的上下文或语言环境中会有某种特殊含义，这种含义甚至可能在任何一本字典上都无法查到，这就需要编译工作者对中西社会制度、文化差异和历史背景等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在翻译过程中运用各种手段来加以灵活处理，以期达到化解隔膜、消除差异、跨越障碍的目的。

对外宣传出版物的英译工作意义重大，有时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企业的命运，而编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宣传出版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题材可能是文学作品、学术论文或政府文告，在翻译对外宣传出版物时，应尽可能地源于原文的文体和内容。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辑应以最有效的方式让读者易于理解、乐于接受所传达的最实质性信息。而有些对外出版物往往按照中文的思维方式写初稿，形式上更是具有中国特有华丽辞藻和句式，但西方语言习惯了精炼、简明扼要的风格，因此，对外宣传出版物由产生到其被大众所接受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有时我们会认为编译者仅仅是根据国外读者的情况对原稿进行简单的编辑加工，但实践证明编辑者和翻译员不仅只是做一些小的技术性处理就可以了，他们要运用一些文化常识进行信息处理和转换。在对外宣传出版物中作者很难面面俱到，有许多问题需要编译者在翻译和推敲过程中去发现和修改。为了避免翻譯过程中出现问题，编译者应该提高自身素质、接受专业训练，在从业过程中持续发展职业素养。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编辑和翻译要求译者通盘考虑与之有关的各种因素对其语意的影响，准确把握语言的本意，弄清其所表达的概念、概念范畴和概念关系，进行两种语言的对比和翻译，谨慎而又灵活地做出正确的措词，以期在翻译过程中准确简明地再现对外宣传出版物的真正含义。

跨越文化的鸿沟 篇3

这些分析似乎都暗示着一个假设：如果企业并购在战略上是最佳的，那么并购就是成功的。而海外的舆论却有着不一样的声音。IBM的员工十分担心他们是否会被新的公司所认可并得到公正的待遇。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文章写到：中国的许多企业仍然面临许多内部问题，企业的成功往往来源于某个具有领导才能的个人，而整个公司的管理仍然十分粗放。

企业并购，特别是跨国的企业并购是一个“战场，而不是一个铺满了玫瑰的温床”。选择合适的并购目标并签订了有利的并购协议只是一切的开始。并购后企业战略框架的制定、业务的整合、并购后整合的管理，和对企业内外部的沟通都影响了企业并购的成功与否。而企业文化的整合又是在并购后整合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因为文化的整合涉及到对人的行为、行为规则乃至价值观的改变。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正面临着这种来自企业文化差异的挑战。海外投资银行的分析家普遍认为，联想除了面临着实现双方在业务上整合的挑战外，还面临着应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在文化上的差异的挑战。双方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建立一种文化融合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并购的成功。

来自员工、媒体、及投资者的担心并非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担心反映了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所面临的另外一个严峻的挑战：文化的冲突与整合。在对欧洲100位高管人员进行的他们所参与的700个并购案例的调研结果显示：企业并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文化和人”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的整合比技术或业务上的整合更难，因为文化的整合牵涉到消除员工的顾虑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从并购的成功要素来看，并购后整合应该是一种快速的整合，因为在整合的过程中员工生产率降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效益。因此，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文化的整合也就成了并购后整合的关键成功要素。

那么对于中国正在进行海外扩张的企业而言，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跨国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挑战及整合模式有几种？它与国内并购中的文化整合有什么差异？中国企业该如何进行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这些都是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跨国并购的中国企业所要思考的问题。

企业文化影响下的并购整合

对企业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不同的定义侧重于不同的问题或侧重不同的分析层次。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的文化并非是一元化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同一个企业中会存在不同的子文化（subculture）。这些子文化有可能是根据业务、根据职能、根据职业，或根据区域进行区分的。总体而言，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员工所共同拥有的信念（belief）、决策的前提（assumptions）、及行为准则（rules of the game）。企业文化与企业许多规章的区别在于企业文化是一种暗示或潜在的（implicit）指引行动的原则，而规章制度是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是明示（explicit）的制度。尽管规章制度是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而对企业起决定性作用则是企业文化中“看不见”的部分。

对企业文化的理解需要对企业总体的文化、子文化、及其这些文化是如何互相作用以影响企业的决策及行为进行分析。经验证明，企业文化不仅对企业的管理方式及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企业文化与其战略的匹配程度也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战略是否可以成功实施。

企业并购整合的目的是实现协同效益的最大化。而协同效应的实现往往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及问题：如管理方式的差异，薪酬体系的差异，员工对组织变革的反对，及员工对并购另一方文化及行为的不适应等等。企业如果不能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会导致效率的下降，人员的流失，乃至整个并购失败。

中国企业面临的跨文化整合难题

传统对并购中文化整合的分析往往侧重对企业文化层面文化差异的研究，及企业在整合过程中应对这样的差异。如前文所述，企业文化的差异是员工在共同信念、决策前提，及行为准则上的差异。它具体体现在：传统与创新、民主与集中、个人主义与团队协作等各个纬度。企业文化的冲突会给企业的并购带来多方负面的影响：首先，文化的冲突会使被并购方在与并购方合作时产生不信任感及对前途的不确定性。这会导致其对个人事务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从而降低工作效率甚至到竞争企业中去工作。其次，文化的冲突也会直接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和敬业精神。在与并购方进行合作时，在帮助并购方解决问题、信息提供，及共同工作方面员工的合作程度也会大大降低。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及跨国并购大幅度增长的前提下，对企业层面文化冲突的分析已经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指导意义，许多企业层面文化冲突的分析在跨国界的情况下并不适用。因为在一个国家内的企业文化是受国家文化的影响的。

难题一：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明显的文化差异加大了整合难度与国内企业并购（DM&.A）不同的是，跨国企业的并购（IM&.A）在文化整合上面临更大的挑战：并购方在并购时，面临的不只是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及冲突，还包括国家文化的差异及冲突。一般来看，国家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与权力的距离，对不确定性的接受程度等方面。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三个纬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

与美国文化相比，欧洲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和团队协作。而美国企业相对注重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文化的差异在企业文化中体现在对高管人员的薪酬体制上。因此，在美国企业与欧洲企业的并购案例中，薪酬往往都是整合的焦点及不和谐声音的根源。又如：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员工们不喜欢不确定性，他们需要知道并购对他们的企业和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国家的劳动法对解雇员工的严格规定及对员工的保护是对确定性的需求的体现。因此，这对在欧洲经营的美国公司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

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欧洲迪斯尼公司，他们吃惊地发现，在欧洲他们很难将员工数量与业务现状保持一致。美国“自由就业”的观念虽然可以在美国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但在欧洲并不适用。

而从中国企业的文化特征来看，一方面中国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高，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远离权力中心，这就导致了中国企业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企业最高领导。他们在组织职能并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对下级的直接干预来管理企业，而下级更多的是服从领导的安排。显然，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理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是行不通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企业中，企业中层往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国家在跨国并购过程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通常把自己定位于民族文化的代表精英，他们不愿意在文化整合上做出任何有损于民族文化的决策。同样，如果中国企业在短期内就照搬发达国家的管理模式，由于人才能力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使得这种做法也无法真正获得成功。这就使实施海外并购后的企业必然处于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加大了文化整合的难度（见图二）。

难题二：海外被并购企业对中国企业文化的认同度低显然，面对企业文化和国家文化的两层差异，并购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程度就成了文化整合的关键因素。

根据被并购企业对保留自身文化的认同程度及并购企业文化吸引力的不同，文化整合的模式主要有4种。在“整合”的情况下，被并购方对自身文化和对方的文化都有很高的认同感，企业文化整合的结果是双方基本保持文化上的相对独立。当然这样的独立必须是并购企业所允许的。在组织及业务上，双方的整合是完全的。在“同化”的情况下，被并购企业放弃自身的文化，完全接受了并购企业的文化。这样的文化整合往往是被并购企业的文化相对不成熟或不利于企业发展。例如，许多墨西哥企业在被美国企业收购后，放弃其以往的文化，接受了美国的企业文化。在“迷茫”的情况下，被并购企业的员工对自身文化认同度低，但又不希望被融入到新的文化中。这时的员工处于一种孤立、困惑的状态。虽然被并购企业的文化会迅速解体，但新文化的建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独立”的情况下，被并购方有着文化优越感，对并购方的文化认同度低。因此，双方在整合上是十分困难的，被并购方不愿意以任何形式与并购方进行整合（见图三）。

目前在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扩张的过程中，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员工、媒体、投资者甚至是工会仍然对中国企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和偏见。低价格的产品和低效率的企业往往还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在这样的印象下，被并购企业普通员工担心自己的就业，管理人员担心自己的职位，投资者担心自己的回报。由于他们普遍对中国企业文化的认同度低，同时由于这些被并购企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十分成熟的企业环境，他们往往会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度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将自身的文化强加给被并购企业，其结果往往是处于“独立”的各持己见状态。这样会使双方在业务及组织上的整合都受到阻碍，整合的难度将大幅度增加。

TCL在收购汤姆逊后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RCA还处于经营亏损的状态，但RCA依然拒绝接受TCL关于产品结构调整，引入中国设计的成本更具竞争力的产品的建议。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企业间并购后的文化整合相比，中国企业面临的文化整合难度将会大很多。

跨越信息鸿沟 破解技术难题 篇4

《汽车纵横》：博世的内燃机技术较为前沿，在可靠性技术开发上有哪些发现？

钱立彬：柴油喷射系统产品，通过可靠性工程，进行可靠性需求分析、仿真计算、健壮性验证、耐久性验证、客户验证和产品可靠性跟踪等一系列工作。

例如，在产品健壮性评估过程中，通过基于载荷分析的健壮性试验，可以验证柴油喷射系统部件对油品润滑性的健壮性、对油品颗粒污染的健壮性以及对极端运行条件的健壮性。最终，通过零部件试验、系统耐久性试验、整车试验等客户验证过程，形成高质量和高可靠性的产品。

奥地利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项目经理 IlonaWeber

《汽车纵横》：李斯特是世界三大权威内燃机研发机构之一，在系统开发方面有哪些好经验？

IlonaWeber：我们认为，对一个系统的开发，需要关于该系统使用惯例的深入知识。系统的关注点在各种不同车辆类型中典型的使用情况，车辆的使用惯例决定着动力系统的使用情况，而不同的参数会影响到车辆的使用情况。

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对于发动机及其零部件而言，一个负荷分布情况分析应当给出特定部件的特定负荷细节。通过负荷曲线分析，可以尽早地获得相关部件的负荷信息，并且在项目早期即获取较好的负荷评估及系统使用情况评估，以保证开发的进展和布局的精确性。

潍柴动力发动机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张展腾

《汽车纵横》：作为柴油发动机的核心——电控共轨燃油系统，其磨损诊断与发动机可靠性有着密切的关联。潍柴在这方面有哪些研究？

张展腾：在对喷油器所做的基于转速震荡的喷油器喷孔磨损控制分析软件中，当喷油器由于颗粒磨损造成喷孔变大时，相应的软件可以识别喷孔的磨损量，并对实际喷油量进行修正以保护发动机，并可根据喷孔磨损的程度进行相应的提示。通过从设定喷油量到喷油量预估、喷油器磨损量分析、修正MAP自学习、修正因子、外特性油量修正，直至发动机保护的策略架构，可形成喷孔磨损后的应对方案。

《汽车纵横》：能否举个例子？

张展腾：当喷孔磨损程度较小时，可通过限制发动机外特性喷油量在合理范围内，防止发动机的损坏；而当喷孔磨损程度较大时，发动机的排放及性能恶化较严重，此时通过限制喷油量已不能有效改善时，则进行OBD亮灯或进行限制扭矩的措施，并提示更换新的喷油器。

一汽技术中心发动机部机械开发室

主任 蒋文虎

《汽车纵横》：为了满足排放法规的要求，企业在产品技术更新换代时，往往注重产品性能开发，而忽略了产品可靠性的研究。一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蒋文虎：明确发动机可靠性与耐久性的定义与评价指标，是发动机可靠性开发的前提。一汽在发动机产品开发的策划阶段，要求详细定义出发动机的失效曲线，即在策划阶段就已经可预知发动机的可靠性水平。

《汽车纵横》：能否介绍下具体是怎么做的？

蒋文虎：在一汽基于失效模型所进行的零部件可靠性目标分解模型中，对失效原因进行分析判断，如结构性设计原因、供应商技术与质量控制水平、材料不当或工艺不满足设计要求以及潜在失效分析等多个方面。

《汽车纵横》：失效率是一汽格外看重的指标吗，为什么？

蒋文虎：是的。因为市场真实的失效率曲线是评价发动机开发及质量保证体系的标准，同时也是下一代产品开发的输入，而全生命周期发动机可靠耐久性开发、发动机的改进、升级、换代是不断修改失效曲线的过程。

《汽车纵横》：请介绍下整车可靠性面临的问题和今后发展方向。

蒋文虎：因中国自主汽车企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每个企业都会加大力度提升整车可靠性水平，可靠性或者质量都会是各企业的战略发展之一。一汽已经在两年前提出了质量致胜战略，支撑质量致胜战略的要素之一就是可靠性工程。各企业都会加大力度对内部的流程、管理、技术和人才的投入。

目前是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信息和大数据会改变传统的可靠性管理和技术，应该创新展开“互联网+整车可靠性”，车载故障与状态收集系统、实时回收载荷谱、建立区域故障模型，进行区域可靠性开发，互联网+可靠性工程技术将迅速使整车可靠性技术进入新阶段。

（以下为可靠性技术涉及的节能减排问题）

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帅石金

《汽车纵横》：有研究表明，提升发动机可靠性，可以较大程度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和排放耐久性，是这样吗？

帅石金：是的。柴油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根据其所匹配车辆类型的不同而不同。通常来讲，柴油车的载质量越大，对其寿命的要求则越高；欧洲第六阶段排放法规，对柴油机寿命的要求比第四、第五阶段要求则加严40%—60%；而在美国，2004年后的排放法规中，轻型、中型柴油机里程没有加严，但使用年限增加了两年，重型柴油机里程则加严了50%；中国的柴油机寿命要求则参照欧洲体系。

道依茨一汽（大连）柴油机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李来群

《汽车纵横》：节能减排方针给为内燃机可靠性带来了哪些挑战？

李来群：我认为主要是三方面的挑战：一是排放性能生产一致性质量控制；而是，影响排放的后处理关键零部件可靠性；三是按国家相关标准严格进行排放耐久试验。

潍柴集团技术中心主任 李云强

《汽车纵横》：潍柴这些年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研究，能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云强：节能减排对内燃机总体技术趋势要求是“三高”，即高喷射压力，高爆发压力，高平均有效压力，这就给内燃机可靠性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需要承受高机械负荷，高热负荷的材料，还要高可靠性、性量化的结构设计，整机及应用的可靠性，同时能够进行寿命预测的智能控制技术，这些均是目前内燃机可靠性面临的新挑战。

朝柴动力 总设计师 贾贵起

《汽车纵横》：内燃机企业在节能减排中还需要做哪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