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论十篇

2024-06-04

新帝国主义论 篇1

一、新帝国主义的腐朽表现与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

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然是帝国主义。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的新帝国主义仍然遵循帝国主义的理论逻辑思维。金融危机的频发打破了人们对新帝国主义的“普世价值”观的信仰。

(一)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思维及其表现形式

1. 反思性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逻辑起点

黑格尔认为,反思是矛盾解决的“绝对积极的环节”。反思是沿着“问题”展开思维的创造,向更高层次的思维运动。形成新的思维建构,把新“问题”纳入新的秩序,使“问题”不成问题[2]250-251。“9·11事件”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受损,传统思维方式受到质疑。针对新的威胁与挑战,制定新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建构,才能确保新帝国的安全与持久。

2. 多元化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显著特征

为了维护全球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帝国主义实行多元化的方针策略。在扩张的范围上,实现了从单渠道到多领域的转变,现在除了在军事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也在被广泛渗透,帝国主义全方位的出击更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扩张的手段上,实现了从单一到软硬兼施的转变,除了武力、制裁、恐吓外,还有遏制、分裂、拉拢、施舍等,多样化的侵略手段将造成更强的威慑力。

3. 独断性思维方式是新帝国主义新思维的内在痼疾

在扩张的道路上,帝国主义的独断性思维方式集中表现在其制定策略的单边主义上面。在以单边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下,帝国主义把恐怖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新“问题”纳入其理论视野,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恐战争,并以反恐名义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在对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布什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这是单边主义思维方式的宣言。

(二)新帝国主义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频发

通过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国际新格局的深刻反思,是帝国主义国家运用多元化策略的反应,其本质还是帝国主义独断独行的单边思维的体现。通过金融资本的扩张,国际社会频发根源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

1. 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发展新帝国主义的必然途径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3],“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4]。而在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中,货币资本的循环最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目的。在虚拟资本产生后,资本家所希冀的直接产生利润增量或价值增殖的资本形式似乎出现了,在这种形式中,“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动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4]在国内是通过政府发行的抵押证券及消费信贷等方式,在国际上则是通过直接输出金融资本和建立跨国公司。

2. 金融资本的扩张是新帝国主义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金融资本包含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我们通常所说的虚拟资本是指短期资本。随着战后金融资本的发展和资本全球化的展开,金融资本已不再紧密地与工业资本融合在一起,单纯通过金融资本形式的转换以及买卖来获取利润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亦即短期的虚拟资本规模占据了统治地位。虚拟资本的比例增大意味着财富的集中和买卖脱节现象的加剧,不仅为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且加剧了经济危机爆发的隐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有效需求进一步缩小,增加了危机发生的概率。

二、新儒学的兴起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新儒学是指在传统儒学基础上近现代儒学的复兴。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和”的思想、“义”的思想成为构建和谐新世界的新的理论渊源,是冲破新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一)新帝国主义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倒退

列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它有三个特点:(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704首先表现为生产发展的停滞。其次表现为资本输出过程中“食利”阶层的扩大。即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口减少了,专门从事消费的人口急剧增加,社会矛盾凸显丛生。当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失业,贫富分化严重导致人们生活的严重不平等时,新帝国主义宣扬的列宁把帝国主义阶段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是“错误的、过时的”论点的错误性。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尽管对资本主义制度即将灭亡的时间表下得为时过早,但它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分析,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及其历史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二)新儒学兴起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

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终将被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即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那么,这种新社会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新儒学的兴起为这种新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考。

从“儒”的存在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到中国近现代儒学的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于耳。新儒学的“仁爱”思想、“和”的思想、“义”的思想[7]能够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贡献自己的力量。

“仁爱”思想是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孔子的“仁”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是通过爱别人发生联系的。当今社会,区域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究其根本原因是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格局造成的。“仁爱”思想要求人们用泛爱化解仇恨,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和”的思想最能体现儒学基本理念的精髓。孔子说过:“和无寡”(《论语·季氏》),即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君臣、军民关系的和谐。冷战思维仍在当今社会蔓延。北约扩张,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等主权国家。说明当今世界并不真正是一个和平的世界。儒学正义中“和”的思想孕育了世间万物,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科学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有利于人的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和”的思想为秩序的、和平的世界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

“义”是传统儒学基本的思想基础,表现为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孔子认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然而,孔子说“义”并不反对“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欲也。”(《论语·里仁》)孟子更将“义”上升到“仁政”的高度。他从“无恒产则无恒心”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要给民以利,“治民之产”。为了构建以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为特征的和谐世界,关键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自身综合实力。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根本之途是改变本国国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处理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关系时,一定要义利并行。

三、新儒学的发展及对国际新秩序构建的现实意义

国际新秩序是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相对而言的。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表现更为严重。为了摆脱发端于本国的金融危机,帝国主义每一次的垂死挣扎和转嫁危机风险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构建国际新秩序势在必行。

(一)以人为本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

儒学基本理念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儒学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内在价值,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仅是一国治国的战略方针,而且还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国家。每个国家都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活跃于当今国际社会。以人为本要求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出发点是为了一切国家的人民的普遍利益。而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则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人民的不平等的剥削的基础之上,成为逆时代潮流而发展的反动思想。

(二)和谐世界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方向

一方面,儒学基本理念中的“仁爱”和“义”的思想可以用泛爱化解仇恨,用“和”处理解决争端,用沟通打破隔膜,使人类醒悟到利益彼此关心,树立共赢理念,学会理解和尊重别人,学会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和谐世界要求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谐相处,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普遍的合作和对话,也包含了非西方世界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与合作。

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和“新安全观”是希望对国际关系中不利于全球普遍和平与发展的消极因素进行改良。这是在新儒学复兴的国际思潮大背景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与西方话语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新帝国主义论 篇2

一、多渠道引入社会资本

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面体现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必须要有技术、资金和人力的投入, 必须要对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居民点、农村教育、饮水、电网、通讯、能源等多方面进行投资和建设。这样才能有效降低农产品总成本,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产品市场交换能力, 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然而, 现实的情况却是国家财力有限, 乡镇严重负债, 农村其他集资渠道不畅。涂雪峰等学者估计, 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 按一定标准兴建农村的道路、沼气、电网、通讯、广播电视等, 对全国农民平均需要投资 1700元至4900元。[1]如此庞大的资金从哪来?在这种状况下, 通过多种渠道引入社会资本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然选择。

笔者认为, 要解决资金不足问题, 一是靠农村自身的积累, 通过自己进行投资来完善公共产品;二是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 包括国家的投入和社会资本的注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我国广大农村, 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着先天不足现象。据《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的调查, 有66.5%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投入上缺少资金。[2]这说明, 农业生产的资金尚且缺乏, 更不用说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一方面, 外部资金的投入中, 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一条重要的渠道。但是, 政府的财力总是有限的, 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承担起新农村建设的全部费用。据有关专家测算, 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就大约需要4万亿元的资金。尽管国家总体上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但政府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 大量社会资本处于闲散状态, 仅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达14.7万亿元。在此条件下, 一个重要的发展途径就是通过外部资金的投入, 增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动力。

应该说, 引入大量的社会资本, 鼓励这些社会资本投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能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在社会资本的带动下, 有助于引入现代农业科技和经营理念, 引入现代农业规模的生产管理和营销人才, 引入农业先进生产方式并拉长产业链, 引入市场机制并建立长效机制。

从广西恭城新农村建设的经验来看, 社会资本已经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的新农村建设中, 当地后期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硬化和“桃花节”的相关配套设施主要是通过企业运作方式筹集而来。由于地方财政有限, 没有能力在新农村建设中承担这么大规模的投资, 因此, 外来社会资本的投入非常重要。截止2006年4月, 在大岭山和“桃花节”相关建设项目上, 外来投资多达500多万元, 仅2005年就投入了100多万元用于大岭山基础设施建设。[2]

如何有效地吸引社会资本注入广大农村?

首先, 应进行深层次土地制度改革, 并以此作为社会资本的吸引点。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曾在搞活农村经济、调动农民积极性和保障农民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存在农业经营分散、规模小、生产效益低、竞争力弱、不利于农业生产规模化的弊端。因此, 如何利用农村土地资源, 形成社会资本引入的有利条件, 是急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从全国各地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渠道。通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土地综合利用开发, 允许民营企业、合作组织和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化需要, 自主选择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吸引广大农户通过土地入股等形式, 搞规模化生产经营, 从而形成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机制, 带动农民发展产业化经营。同时, 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可采用转包、出租、转让、入股等形式, 使土地在农户之间、农户与企业之间形成流动, 最终逐步建立起规范的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

其次, 政府应从政策上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新农村建设。包括在继续实行和增加对农业补贴的基础上, 对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民营企业实施项目贴息和奖励政策, 支持民营龙头企业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的安全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在非农建设的用地指标及审批上适度放宽政策, 特别是应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及信贷政策等。

第三, 通过全方位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有道是:“栽得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吸引外来资本。在新农村建设中, 政府应科学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农业产业和城镇建设规划, 加快农村道路、饮水、用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同时, 还应引导农民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 为民营企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 以良好的投资基础环境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

二、部门联动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方方面面。因此, 推进新农村建设, 不仅需要农业和农村工作主管部门履行职责, 还需要交通、扶贫、民政、农牧、水利、国土、林业、教育、文化、卫生等相关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大力支持、积极参与, 从而形成强大合力。

在探索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恭城瑶族自治县不仅实施了“帮扶工程”, 建立和完善了部门联动、政策集成的推进机制, 整合了政策、资金、技术等各类资源, 统筹村镇规划, 联合制定实施方案和工作举措, 确保工程项目建设一个, 成功一个, 群众受益。政府各部门还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 落实好各自的工作措施, 积极主动地做好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各乡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前沿阵地, 更是责无旁贷地挑起重担, 扎扎实实地做好辖区内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农业部门则充分发挥牵头作用, 切实做好有关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水利、建设、交通、卫生、民政等职能部门也大力承担了有关的帮扶工作。相关单位则主动开设新农村建设的“绿色通道”, 做到优先考虑、优先办理、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自实施“帮扶工程”以来, 恭城瑶族自治县所属的94个县直部门、2536名干部职工参与了该活动, 结成帮扶对子1659户。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670多万元, 投入产业开发资金400多万元;新建橙类、月柿等特色产业种植示范基地16个, 黄牛、瘦肉型猪等养殖示范场8个。不仅如此, 还建立了县级主要领导联系镇、县直委、办、局包村的结对共建机制, 把新农村建设纳入了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为西部民族地区探索新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此外, 部门联动参与和支持新农村建设还表现出形式多样。①按照自主自愿和量力而行的原则, 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投资项目, 捐资家乡的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农村扶贫工程和慈善事业。②开展“一对一”式的帮扶工作。采用一企一村、一校一村、一机关一村、一医院一村等帮扶方式, 开展“支农、支医、支教”等形式的对口支援活动。③开展多种与新农村建设相关的捐赠活动,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捐物, 为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④开展灵活多样的志愿者行动, 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形式多样的服务农村志愿者行动, 开展送戏、送书、送教、送电影、送文化下村活动, 以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由于新农村建设涉及面广、难度大, 政府各部门只有树立“一盘棋”的思想, 始终围绕新农村建设这个中心, 齐心协力, 做到目标一致、方向一致、行动一致, 建立和完善部门联动、政策集成的推进机制, 把各方面的政策、各方面的项目集中到一块, 才能达到有效整合, 充分发挥聚集效应, 形成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建新农村的局面。

三、村企结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需要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来共同参与, 而村企结对则是其中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做法。所谓“村企结对”, 就是充分发挥企业的综合带动效应, 在企业与其所在村或基地所在村之间, 建立有组织、经常性、紧密型的联系, 形成利益共同体, 优化信息、技术、管理、资金、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 并以经济的联系和互动为发端, 继而促进科学文化知识、市场竞争意识、民主管理理念等的交融, 达到“以企带村、以企兴村、以村促企、村企互动、村企共赢”的效应。

目前, 在积极组织和引导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中, 恭城瑶族自治县采取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包括:①村企结对共建。由一个或多个企业与一个村结对共建, 由企业捐助资金, 与受捐村共同完成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②村企项目结对共建。村将整治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项目进行细化, 以项目来向企业筹资, 然后由镇或村负责项目的具体建设。③村企合作开发建设。以项目建设为纽带, 企业提供资金、人才和管理, 村提供资源, 共同开发物业、休闲旅游观光农业等经营性项目, 实现企业发展、村庄得以建设和农民增收。④担任村级经济顾问。由政府牵头协调, 聘请一批素质好、能力强的企业家担任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顾问, 帮助理清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思路, 提供决策建议。[4]

就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 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 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 财政收入达2.6万亿元, 人均GDP接近10000元, 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比重已降到58.2%。200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1000元左右, 城镇化水平达到40%。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表明: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 总体上已经发展到了以工业促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阶段, 初步具备了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基本条件。

同时, 也印证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的“两个趋向”的科学判断, 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 在工业化初始阶段, 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由此, 党中央才会提倡工业反哺农业, 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理应积极投入到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中。

参考文献

[1]涂雪峰, 胡小燕.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特区经济, 2006, (07) .

[2][3]钟瑞添, 贾仲益.印象恭城——恭城瑶族自治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的初步解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为“新帝国主义论”把脉 篇3

充满进攻性,软硬兼施。背离美国政治传统,内外都可能遭到强烈反弹。

金灿荣“新帝国主义论”的出台,以三个标志性的文章或讲话为代表。首先是英国外交政策顾问库珀4月7日在《观察家报》的一篇文章。库珀使用了“新帝国主义”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要回到殖民时代。他主要是指,欧盟要通过国际合作安全和集体领导,对世界事务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篇讲话既有针对第三世界“失败国家”的一面,也有针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一面。他的言论有些耸人听闻,但实际内容并非如此。

4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一篇讲话,则含有了较强的进攻性。她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民主国家、转型国家、流氓国家、失败国家,对不同的国家,美国的要求不一样。对第一类国家(民主国家),9.11之前美国只要求它们团结一致,而现在则要求它们有所作为。对转型国家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俄罗斯算半个民主国家、半个转型国家,至于中国,她在讲话的末尾才说“我们还是要同中国保持联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名义上把中国放在第二类国家里,实际上有一半放在了流氓国家行列。对第三类“流氓国家”,原先只是要孤立,现在则要进行打击。对第四类“失败国家”,则提出一定程度的国际管理。赖斯的讲话点到了“新帝国主义论”的实质。

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将美国“新帝国主义论”的意图讲得更明确:1.维持大国稳定;2.保护和扩展自由民主;3.对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可能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新帝国主义论”从库珀的言论,渐渐发展成为美国的一种政策,引起世人的关注。

这种新的政策与美国原来的做法是有距离的,而且真正对外实施可能带来混乱,因此,这一新政策的实施效果怎样,目前难以确定。

过去的老式帝国主义霸权,主要特点是使用武力。而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霸权,则不同于以往的老式霸权。除了使用武力这样的硬力量外,美国还同时运用软力量,即经济的、价值观的、文化的影响,不但征服对方,而且消除对方抵抗的意愿。美国不光凭实力,而且善于利用现行国际规则来做一个圈套,让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对手,都跳进这个圈里跟他游戏。但现在的“新帝国主义”政策脱离了这个传统。应该讲,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结构,对美国是最有利的。但现在美国率先把这些东西打破了,我想,美国国内肯定有人会提出不同的看法。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政府永远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和一部分人的观点。而美国的社会力量很强大,政府最终实施的政策必须反映社会的综合利益。现在布什政府的“新帝国主义论”,代表的是一种比较偏的政策,不符合美国长期的传统,对其他人的利益有所损害,因此会有所反弹。

另外,“新帝国主义论”所主张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逻辑,在国际上也可能引起强烈反弹。在对外政策、尤其是进行战争方面,美国历来是后发制人的。作为一个多元社会,要动员公众举国团结比较难。只有付出了一点代价,老百姓感到愤怒,才好顺势而为。如二战中的珍珠港事件。现在有的美国舆论认为,其实当时罗斯福总统已经得到了日本人将进行偷袭的可靠情报,但他一直压着……现在改为先发制人,背离了这个传统。先发制人,可能获得某种短期的效果(下一个可能打伊拉克),但这明显是在国际社会不认同的情况下硬干蛮干。它可能会在军事上取得有限的胜利,但由此也会产生对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影响的不确定性。

我的总体印象是,“新帝国主义论”正在变成美国的安全战略,这一点确实值得重视。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政策还在发展之中,其前途是很不确定的,内外都可能遇到强劲挑战。因此究竟如何还要进一步观察。

追求绝对的领导、绝对的霸权、绝对的安全、绝对的军事优势

阮宗泽其实早在库珀谈论“新帝国主义论”之前,许多美国学者已经在谈论这个问题。有人在今年4月撰文(《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认为,美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帝国,这并不是美国情愿的,是现实逼迫美国充当了帝国的角色。还有人撰文(《美利坚帝国》)认为,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得到大家拥护,是时代提出的要求。美国对帝国的追求就是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大国关系是竞争关系,如果美国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帝国,其他对手就会放弃与其争霸的意志,这时美国才是安全的,否则没有安全可言。“新帝国主义论”出台的潜台词是,美国是老大,其他国家不要想和我争第一。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卡普兰有一本书,叫《尚武政治》,据说这是布什最爱读的三本书之一。作者在书中提出:美国当仁不让就是要做帝国,这个帝国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不同,是“仁慈的和善意的”。要了解“新帝国主义论”,就要了解这些观点。

“新帝国主义论”的特点,在我看来有三:

一,对自己绝对安全的追求。特别是9.11之后,美国追求的是绝对的领导、绝对的霸权、绝对的安全、绝对的军事优势。我认为反恐战争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全球战略,实际上美国只是做了些战略调整,使其推行全球战略的速度加快。我同意金灿荣刚才讲的,实际上二战后的美国霸权可以说是一种机制霸权(美国主导建立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依靠此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建立起了霸权)。但现在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美国认为现存机制已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了,要重新进行修订。这种随心所欲破坏现行国际规则的行为,实质上是从法制世界向“霸权统治”的世界转变。

二,先发制人理论。即,美国是一个民主和开放的国家,这是美国力量之所在,也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但这个特点又是美国的“阿基琉斯之踵”(致命的弱点),使美国很容易受到攻击,而又不知道敌人在哪儿,所以要先发制人。

三,单极稳定论。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目前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不可能爆发大国间战争。美国实力超群,抑制了其他国家争霸的倾向,这种一超独大的局面对世界的和平起了稳定作用。

“新帝国主义论”出笼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战争对美国有好处,美国人不害怕战争。从历史上看,美国每一次获得大发展都是在一场大的战争之后。美国有位学者认为,美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五次大的挑战(独立战争、1812年第二次对英战争、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苏联的冷战),每次都使美国的国力更强盛更繁荣了。因此美国人形成一种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战争有利无害。美国认为,对恐怖主义的这场战争,美国能够战胜,并变得更强大。布什对9.11事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过去我们总是认为美国人害怕见到运尸袋,害怕伤亡,不敢打仗,其实不然。

再有,美国对威胁的判断出现变化。传统威胁是国家对国家的,对非传统威胁,美国也曾有所意识,但9.11才使美国有了切肤之痛。卡普兰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国际上的贫富悬殊,造成许多“失败国家”运转失灵。宗教极端主义泛滥,使这些地区怀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随时都可能向美国发起攻击。卡普兰因此提出:今天的美国应该汲取古希腊历史上特洛伊亡国的教训。当时特洛伊国富民安、兵强马壮、充满自信,但恰恰在此时被希腊入侵,亡国灭种。今天的美国很像当年的特洛伊,美国千万不能安于现状,否则将重蹈覆辙。

对“新帝国主义论”,我有几点初步看法:第一,它继承了以往老帝国主义的一些做法,但同时也有相当大的发展。正像金灿荣前面讲的,美国在动用武力、使用硬力量时,很注意用软力量影响世界。第二,“新帝国主义论”尽管还没有成为美国的主流,但它确实可以用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动向,不能轻视。第三,美国要实施“新帝国主义论”,尚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如国内外的反弹等等。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美国想在这种大趋势下为所欲为,是很困难的。

“反恐”与“谋霸”结合,以武力打造霸权。

周德武我是一个记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感觉可能和大家不太一样。我实际上更关注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特别是9.11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措施和价值取向。

布什从去年初上台,到9.11之后的所做所为,都加速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从布什去年9月18日的讲话,到10月3日四年一度的国防听证会,从今年1月20日的《国情咨文》,到3月份出台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乃至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的“先发制人”讲话和8月份将出台的布什政府的第一个安全报告,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论”已基本成形。9.11事件给美国提供了一次机会,使美国将“反恐”和“谋霸”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恐既是手段,也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目的。

布什政府的作法有几大特点。如以反恐划线,非敌即友。这种简单划分法本身就表现出一种霸气。再如“邪恶轴心论”、把中国也划进核打击目标之内,以及颇多争议的先发制人战略等,这其中的冒险倾向越来越浓,单边主义、进攻性越来越突出。但美国的政策实际上还在调整,现在的做法还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结合。我还注意到,今年4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哈斯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一个讲话,提出了“融合主义”,第一次提出,大国对抗时代已经结束。半个月后赖斯进一步提出,渴望大国对抗时代结束,迎来大国合作的时代。研读布什6月1日的讲话不难发现,布什又使这一观点发扬光大,使其从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政策规划,慢慢地落实在政策框架之中。据可靠消息,这一思想也将出现在8月布什的安全报告里。

“新帝国主义论”的关键之处,实际上是针对“失败国家”这个对象。如果把一些国家定性为失败国家,并与邪恶轴心联系起来,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在理论上、逻辑上形成了一种必然联系,我觉得这是对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挑战,是问题的要害,它为“新干涉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9.11之后美国立刻显示出了一种霸气。9.11检验了美国国家战争动员力、国家凝聚力,也检验了霸权的影响力。各种情况表明,美国确实呈现一种用武力打造新霸权时代或新帝国时代的态势。打造这么一种态势需要一种理论指导。“新帝国主义论”矛头直指失败国家,认为它们是现行秩序的挑战者,而且与邪恶相联系,所以必须对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进行打击。这就是它的理论指导。这是最可怕的东西。

在反恐的大形势下,美国确实需要大国合作。我们一定要看到目前美国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去年,我们都在谈论美国战略是否东移。目前看看中国周边的情况,与年初确实大不一样了。打开地图不难发现,美国借反恐之机,无论是重返,还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周边都插上了星条旗,从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驻军,到与缅甸在打恐方面合作,从在尼泊尔清剿游击队,到在菲律宾清除阿布沙耶夫武装、重谈租用基地,甚至不排除重返越南金兰湾,近来又表示与印尼加强反恐方面的合作……中国周边的这些地区确实是恐怖主义较为猖獗的地区,这就给美国借反恐加快战略东移进程提供了机遇。但对我们来讲,既要看到严峻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不要过分渲染。反恐还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有反恐这么一座大山挡住美国的视线,大山后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就有了缓冲的余地。

建立起由自己主导的可持续的新秩序,使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形成新的依附关系

张敏谦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不太同意用“新帝国主义论”这一提法,日本等国就用“新帝国时代”。“帝国时代”与“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差异。我个人认为日本的提法更贴切。

我觉得,观察美国的一系列战略选择或行为,首先要对9.11事件有个基本的估价。我认为,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转折性的。美国自认为是惟一超级大国,现在居然被几个恐怖分子折腾成这样,心里能不窝火吗?在这种情况下,在台上的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得不对9.11作出强烈的、甚至是极端的反应。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不太同意说美国正在追求所谓“单边”或“单极”,甚至强调绝对安全这种说法。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对此点讲得很周全。他说,美国之所以采用“先发制人”理论,是因为美国要防窃贼,却根本不知道窃贼在哪儿。9.11以后,美国对时代的判断有了明显的转变。拉氏的文章用“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来描述当前的世界,说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无法预测的和不可预期的。美国人的思维并不是单极的,在考虑对外政策时,它必须考虑世界其他大国。另外,“单极”的提法不科学,说美国要起主导作用可能更好些,比如说,“美国治下的和平”。

“霸权”这个词在中文里是含有贬义的,但在西方实际上是个中性词,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如美国人在使用霸权一词时,往往说他们是“仁慈霸权”、“自由主义霸权”。对美国目前的所做所为,我主张用一种“帝国式扩张”态势来描述,即以实力为后盾,突出军事力量,但同时也用外交等其他手段。只是今天由于反恐,使用军事手段较以往更加凸显了。另外还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这种扩张更是出于对世界秩序方面的考虑。说美国主宰世界也好,推行霸权也好,最重要的是美国要建立可持续的、它所能控制的秩序。过去,美国以大国或潜在的构成威胁的国家作为防御对象,现在它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认识到大国并不是(至少目前不是)现实的威胁,恐怖主义才是现实中最大的威胁。美国国内把对恐怖主义的行动称为“战争”,而且认为它是一种“思想之战”。我认为,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战争。一方面,我们看到有较多的军事行动,包括可能的对伊拉克的打击。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战线”,包括金融领域、情报领域等等。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也出现新的变化。9.11之前是根本不理,让其自生自灭。现在,美国要对这些国家施行援助。因为它涉及到阿拉伯、中亚、南亚甚至东南亚这么大的一个弧形地带,对反恐战争影响很大。正因为此,美国强调秩序的建立,防止世界失控。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加深的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这种状态可称为美国的制度霸权或叫软霸权。

另外一点,在看待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时,我们看问题要全面一些。我们往往更多地看到欧美关系中矛盾的一面,而看它们之间协调的方面少。欧美之间的分歧矛盾肯定有,而且还不少。但它们之间的协调,特别是私下里的动作比表面更多。例如美国提出“邪恶轴心”的说法,盟国反应强烈,但这是因为美国事前没跟它们打招呼,它们感到不满。对欧美关系中的协调一面,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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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英国外交政策顾问罗·库珀在《观察家报》发表文章,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文章认为:在古代,帝国即意味着秩序。帝国内的人有秩序、有文化并且有文明,帝国之外则是野蛮人、混乱和无秩序。

由失败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阿富汗、索马里等)已对世界构成一种新的严重的挑战。与之打交道时需要以前的较强硬的办法——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

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型帝国主义,一种符合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帝国主义。这个帝国依靠的是自愿原则,旨在带来组织和秩序。后现代的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合作帝国的憧憬,在这个帝国中有共同的自由和安全,它将提供一个国内政治框架,在此框架中每一个国家在政府中都有一个份额,但没有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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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题为“反恐战争与美国对外政策”。她说,当今的世界局势就像二战结束初期那样处于动荡之中。当时美国发挥了领导作用,建立起了有利于自由的实力均衡。9.11后的世界给美国带来的不只是巨大的危险,而且有巨大的机遇。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与盟国一定要充分把握机遇,采取决定性措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建立新秩序首先需要大国合作。大国能够使国际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使其向坏的发向转变,大国之间不能对抗。对大国来讲,光有共同利益是不够的,而且要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维护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秩序。

维护世界秩序必须铲除极端势力和“邪恶政权”,它们是不能改变的,只能与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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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这场反恐战争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无法预测,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恐怖分子十分隐蔽且不具理性,所以欲阻止其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没有约束力,必须依具体情况采取从财政、情报到武力的先发制人的打击。

《新共产主义萌芽论》 篇4

——高中历史教学教研毕业论文

张超

QQ:381794307 我于2015年3月10日正式登上讲台任教高中历史。今天是2016年3月9日,我想写一些话。

纵观当今世界(芬兰福利新政等),共产主义萌芽看似已经出现了。就像当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纺织业手工作坊中”一样,我推测,中国的共产主义萌芽必将出现在互联网信息行业中。

身处改革开放将近40年的中国的今天,谁再自私自利!谁再使用“封建独裁等级指令式管理”!谁再“吃独食”!谁就会发现钱越来越难赚!愿意听你话的人越来越少!人际关系越来越紧张!市场客户开拓越来越难!最终导致心情身体越来越差!

怎么办?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预言:未来必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我们现在能吃饱肚子了,甚至绰绰有余,闲置资源为什么不拿出去跟别人分享?自己的“传家宝”为什么不拿出来分享、杂交、互动、升级?

依托互联网,个体自由劳动力正在日益崛起!淘宝店主、微信微商、游戏解说播客、网络直播人、专车、上门美甲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拿我自己说事,央视春晚的魔术公布后,不到24小时我编辑的完整的解密教学视频已经出现在优酷网上了。这不就是陌生人之间通过互联网的自组织自协作吗?我们不是魔术师,我们不违法,我们只是怀着好奇去解密!一切只因为“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无秘密可言(严谨起见,重要机密除外)!我们只是谜底的搬运工。

同理,别再自私自利,别再守着“秘方”当个宝!鲁迅先生好像写过“拿来主义”,我说现在就要学会拿出去,通过互联网把“私有的宝贝”拿出去,去跟别人甚至全世界的陌生人协作、互惠、互利、共赢。

这就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我没在信口开河,瞅瞅美国,我认为所谓的“众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生产资料公有制演进”的一次美国式的自我微调整。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会像“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那样引起大的波动甚至浩劫吗?我看未必。有了前车之鉴,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例子,变革可以“不流血”。

新时期“无产阶级”手里的法宝是什么? 就是“分享精神”!就是“义务精神”!就是“工匠精神”!就是“契约精神”!就是“我先做出成绩(自觉劳动且劳动成果产权明确),工资薪酬看着给(按需分配)!”

“免费且优质”就是最有市场竞争力的广告——“物美价零”。有人问了,我免费义务工作那我吃什么?

诚然,受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目前“自觉劳动、按需分配”可能还实现不了,但“代偿”(代为偿还)一定能实现。还拿我自己说事,我在优酷网义务教学魔术不收学费,但我会有广告传媒效应啊!我赚稿费啊!这不就“代偿”回来了吗?“免费”是为了“推广”和吸引粉丝。列宁同志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早就说过“退一步是为了向前迈两步。”

最后,针对中国教育我也想进言献策: 我设想,未来的实体学校会逐渐演化为教育信息资源服务平台—— 电影院放映厅式的教室;

电影排场式的课程规划;

公交刷卡式的学费收缴;

宾馆式的配套食宿服务; 脱口秀主持人式的教师; 挑战升级式作业与练习; 驾校“题库+实践”的考试; 从统招统考到师徒传承。

莫言老师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建议变12年义务教育为10年义务教育,取消小升初、初升高考试,取消大学分级。借鉴德国经验,高中毕业生可考大学,可进职业技校。

我只从实践中知道:自从在班级里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张超超历史微课”,加上随堂解说后,班级学生睡觉率降为0。

我到底想说啥?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一定会看到!我们每个自由的劳动个体都去好好赚钱,赚干净的钱,这就是最有尊严的生存方式。

实干赚钱的人多一点,吐槽评论的人少一点,我们的中国梦会实现的。

新帝国主义论 篇5

关键词:新农村,农民道德素质,提升,探索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七年锁定了“三农”问题。特别是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历史任务后, 新农村建设成为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中心工作, 即要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2010年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再次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多年来, 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扶持之下我国农村的物质文明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通过减免农业税, 工业反哺农业, 粮种补贴等惠农措施, 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特别是我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的事实使得人们对党合国家更感亲切。同时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 农村人口素质在逐步提高, 法制观念和道德素质等精神文明现象明显提升。但是农村人口至今仍有8亿, 其文化素养普遍较低, 道德水准也有待提高, 很多农民不懂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 家族观念盛行, 一些懒散的生活作风依然存在……这些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极其不符的, 将严重影响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也将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更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因此加强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意义重大。

1 加速城镇化进程, 通过物质文明的发展, 重塑集体主义, 促进道德水平的提升

道德素质的提升依赖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满足, “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几年前农民还在为防偷、防盗而忧心忡忡,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农村农民自身的偷盗现象越来越少, 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城镇化的进行, 撤乡并村工作的开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原有的家庭经营模式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感受到的是土地越来越少, 农业劳动越来越轻松, 原有的随季节耕作也在发生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农民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生存危机已不是他们的主要威胁, 这种情况下其原有的道德规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原有的家族和宗法道德约束以及乡土观念正在被打破。但是集体劳动少了, 为集体服务的机会也少了, 集体概念也就淡化了。因此, 在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应增加集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提升集体意识、团队意识与合作意识, 变小家为大家。对个人利益、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加以引导, 避免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的膨胀, 重朔新集体主义。

2 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提升其文化品位

农民道德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它“既是一个悠久历史的职业概念、文化概念, 也是一个具有广泛联系的阶层概念、社群概念”, 没有新型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生产力水平提高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农民的劳动强度降低了, 生产效率提高了, 劳动的时间减少了, 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 所以在不少的农村就出现了三个月农忙、三个月农闲、三个月溜闲、三个月过年的现象, 一些地方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等现象较为严重, 赌博打牌、封建迷信等违法活动依然存在。这与农村缺少文明的娱乐活动, 以及充足的娱乐设施有直接的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劳动成果应为农民共享, 因此要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 修建公共文化娱乐场所, 加强生产技术的宣传, 增加文化下乡等就显得尤为珍贵。而现阶段的农民也更加注重文体休闲活动, 纷纷要求建立文化活动室, 读书看报下棋学科技等。因此, 基层组织要象抓经济一样抓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活动, 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形成崇尚科学, 相信科学的良好风气, 进而提升农民的文化生活品位。

3 加强亲情教育, 提升道德情感认知

现在农民的主体是60年代和70年代生人, 很多经济较好或相对较好的家庭, 甚至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 离开乡村进入县城, 出现了逃离现象, 原有的农村家庭亲情关系及邻里关系正随着空间距离的扩大而逐渐淡化。同时随着进城打工农民的增多, 农村留守儿童也在增多, 隔代教育与真空教育现象增多, 农村留守子女的受教育状态令人担忧, 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重养不重教现象。而且现如今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的速度还在加快,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更应引起重视, 避免孤寂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亲情作用极其浩大, 通过加强亲情教育, 广泛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 大力提倡孝道, 特别是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 增强道德情感认知, 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道德本身实现自觉的由知到行。

4 防止宗教活动在农村“过热”

现阶段我国农村信教群众越来越多, 这其中既有对本土宗教的信仰, 更有外来宗教在农村立足, 甚至还有封建迷信活动充斥其中。宗教的安于现状以及满足感严重影响了农村正常的农业生产, 使农民缺乏致富的动力, 缺少应有的进取精神和开拓意识。同时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多, 容易引起信教群众利益集团化对基层政府组织的挑战, 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列宁曾指出:“宗教偏见最深刻的根源是贫困和愚昧。”所以在我国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 各级组织要积极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宗教, 认识人生, 而不是盲目的寄托于子虚乌有的宗教教育, 安于现状, 寄托来世。宗教有教育人向善的一面, 但是它终究是唯心主义世界观, 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背离甚远。因此, 要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道德水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必须防止宗教活动“过热”。

5 加强引导, 完善道德建设的保障机制

中国自古就有讲求家国一体、先公后私的孝德思想, 也是每个社会成员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因此, 要大力宣讲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同时“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农村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努力建设共同理想、建设精神力量、建设道德风尚, 不断巩固和发展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在各类学习活动中, 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完善党的领导,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等直接影响着农村群众的法律及道德意识以及社会风气;其次要加强干部的廉政教育、服务意识教育, 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带头致富、带头奉献, 从而起到良好的先锋模范作用;再次要加强普法教育, 提高法律意识, 完善道德建设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刘建荣,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道德问题[J].道德与文明, 2007 (2) .

[2]列宁, 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163.

新帝国主义论 篇6

(一) 不断提升新农村的体育素质。

改革开放十年以来, 社会体育又有了全面的发展, 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城市体育发展较快, 职工体育呈现出新气象, 社区体育蓬勃开展, 小城镇体育活跃, 乡村体育业出现了新的势头。现阶段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农村体育上, 不断提升农村的体育素质。农村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 是在体育工作中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满足农村人民群众强身健体需求的生动体现。

(二) 转变新农村的观念与生活方式, 促进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诸多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村体育组织机构及其管理较城市相对滞后,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民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和强度逐渐减少, 慢慢地开始崇尚城市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 只有转变新农村的观念与生活方式, 才能更好的促进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 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经济的日益发展,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内容也在不断的提高要求: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环境、公益事业建设、促进教育事业和谐发展、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开展体育教育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农村体育在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的构建就不能说是全面的。

(四) 促进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与发展。

发展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 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健康水平,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同时, 有利于加快农村体育发展步伐, 促进全民健身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二、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体育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 农村体育管理制度、竞争和激励机制的不断完善。为表彰和利于鼓励农村基层开展群体工作的积极性, 推动农村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工作的普及与提高, 促进农村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二) 完善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体育场地设施和提供健身器材是农村体育发展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全民健身纲要”的指引下, 各省区市体育部门、社会职能部门应加大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的投入力度, 建设一批农民身边简便、经济、实用的体育娱乐健身场地设施, 逐步改善农村地区的体育锻炼的物质条件。

(三)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在新农村体育发展中的作用。政府职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领导与决策作用;二是服务与指导作用;三是组织与协调作用;四是基础设施提供与保障作用;五是督促与引导作用。政府要主动担负起调动民众主动性、积极性的责任和服务意识, 使农民群众不仅仅是农村体育事业的受益者, 也是主动的参与者、建设者, 把各项事业落到实处。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在新农村体育发展中的作用, 推进农村体育工作的局面才会大为改观。

(四) 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体育事业。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首先要有一支技能、道德和身体过硬的新型农民队伍。因而发展新农村体育是培养新型农民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向小康社会过渡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必经之路。社会发展了才有利于推动农村体育产业的发展, 可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 增加农民的收入;经济增长了又可解决农村体育经费的不足, 提高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广泛性和积极性, 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体育事业良性互动局面。

(五) 加强新农村社会体育指导类人才的培养。由于农村的特殊环境, 人口多、文化素质低、没有足够的场地与时间, 也缺乏专职农民体育工作者, 或专业的体育人员或体育指导员, 致使农村体育处在缺乏组织、缺乏管理状态, 影响了农村体育活动的健康发展。因此, 培养社会体育指导类人才是推动体育健身指导和体育科普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

(六) 发掘与传承优秀的民俗文化转农村变观念, 推进新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加强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 需要继承、发扬优秀的民俗文化, 这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和产物, 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 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发掘与传承优秀的民俗文化转农村变观念, 推进新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

(七) 发展农村学校体育是新农村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力。农村学校体育是我国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促进我国农村学校教育事业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农村学校体育是农村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匹配的“新农村体育”的基石。发展推进农村学校体育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于增进农民健康、提升农村的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文明素养、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移风易俗、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调查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我国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体育建设与发展的地位及策略进行了探讨。农村体育的不断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民的健康水平, 同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对农村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越来越大。

关键词:中小城市,新农村建设,体育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振涛等.试论社会主义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J].体育文化导刊, 2007

新帝国主义论 篇7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没有农村的健康发展就没有社会的整体发展,没有9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小康”,党中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而大力发展体育事业是当前推动农村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有效措施和手段。大力发展体育事业遵循、体现了新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既可以充分利用农村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又可以突破不利条件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拉动农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从而间接的创造农村社会财富。本文以新农村体育事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的关系为主线,探析新农村体育事业发展新的思路据有关资料显示体育事业具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以一定的目标、组织、系统活动为基本框架,在国家的相应部门领导下,由国家财政支持生产或创造具有公益性、福利性公共产品(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的组织单位的集合。一种是指由国家财政支出不进行财政核算的体育事业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事业工作意见》中对体育事业的论述,不难看出,相关政府部门认为体育事业主要包括竞技体育事业、群众体育事业、体育产业三部分。结合以上三种说法,本文认为体育事业主要由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四部分构成。农村体育事业是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下广大农民为提高生存和生活质量、在农闲或劳作休息时所开展的娱乐性体育活动,是以提高农民自身健康、丰富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其形成、发展受政治经济的影响,但也可为政治经济服务并可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相协调的事业。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CNKI)查阅相关资料,并阅读了体育经济学、体育营销学、农村体育现状等相关理论与资料,获得与本文研究有关的信息,为本文提供详细的理论依据。

1.2.2 逻辑分析法

运用归纳法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并运用逻辑分析法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与整理找出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从而提出建议。

2 新农村体育事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闲暇时间不断增多,这必将使广大农民对体育活动的需求欲望越来越大。同时这种需求欲所带来的结果必将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其二者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新农村建设是新世纪我国构建和谐、协调城乡发展的中的重大战略举措,它不仅是一个村镇建设问题,而且是一个城乡统筹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目前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对农村健康教育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工作重视不够、资金投入不足,这些方面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体育事业作为一项公共投资事业,其投资效益便会间接的表现出来,从而产生社会效益。体育事业推动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减少农民的发病率从而减少医疗开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培养农民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从而使生产与生活更加美好。

2.1 体育事业刺激农村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农村体育消费是基础性、根本性消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显然农村体育消费占据着整个国民健身体育消费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体育消费,通常指人们用于体育方面的个人支出。狭义的体育消费,主要指在参与体育运动活动中或观看运动比赛过程中,对体育服务性的产品及与体育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体育实物消费品、精神产品等体育资料的消费。广义的体育消费还包括各种间接的体育消费,即为参加体育活动和观看比赛而支付的交通费用、住宿费用、餐饮费用等。而农民作为我国基层建设的主力军,如果没有农民的体育消费、体育健身,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将会是不完整的,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现,因此农村体育消费的地位应该得到提升。为此必须利用市场经济的法则,通过市场激励,积极拓展农村体育市场,扩大体育内需。全国各地有很多传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如山东省内很流行的舞龙舞狮活动以及陕西的秧歌舞等,我们可以以节庆日为载体,把这些项目加以推广,全面提高体育运动的表演性和竞技性,从而形成一种以娱乐和休闲为特色的健身项目,并逐步形成以这种体育项目为主体的体育旅游产业。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参与到体育健身和体育消费中来,在发展农村体育经济的同时,又增强了农民的体育健身意识,促进了农民的体育消费。

2.2 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致农村体育事业发不平衡

据有关资料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农村体育发展水平。经济状况决定着农民的体育需求,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地区差异性造就了农村体育发展的不平衡。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发达农村,从经济基础、个人体育健身意识到经济、环境、社会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基本达到城乡一体化,由于当地经济发展很快,其体育设施条件甚至超过了国内中等城市水平。新农村经济的振兴、农民劳动条件的改善以及闲暇时间的时间增多,使得许多农民朋友对精神生活产生了内生性需求,体育成了人们娱乐消遣的重要活动内容和形式。然而,由于我国西部地区和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农村体育事业基本上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农民朋友的健身需求和愿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客观条件使得这种愿望难以得到基本满足。

2.3 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的制约点是农民的收入水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家对城市体育相应的增加了投资,使城市体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可由于国内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致使长期以来农村体育发展受到阻碍。农民的低收入导致农民不可能去参加体育活动,虽然不是所有的体育活动都需要资金消费,但收入水平低、闲暇时间少,农民的体育消费被限制到较低层次,因为体育消费水平本身就是判断体育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

3 社会主义新农村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对策

3.1 加大对全民健身的宣传力度

要切实转变农民不科学的健身观念,积极整合和发挥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乡镇画廊、宣传板媒介,以农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宣传全民健身途径,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提高农民的健身意识,转变传统的不科学的健身观念。对农村中的体育事件、体育赛事活动、农民健身经验和体会等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农村体育氛围。积极开展经常性的体育下乡活动,给农民送去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简便易学的体育图书、手册和传单等,不断转变农民的健身观念;组织农民开展健身锻炼培训,培养农村体育骨干,担当起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健身教练员、体育比赛裁判员等角色,带动、指导农民科学健身。

3.2 积极筹集资金,改善农村体育设施

由于农村体育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占我国国土总面积80%以上农村地区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而要改善全国农村体育的硬件设施,为农民参与体育提供必要的器材和场所,所需的资金投入也是相当惊人的,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也不现实。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并依靠社会力量,构建科学融资机制,多渠道筹措资金,以改善农村体育基础设施和体育环境状况,是现阶段以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的必由之路。要大胆尝试社会化、商业化融资渠道,广泛吸引社会各界投资农村体育公共设施。在条件具备的地区,通过企业或个人捐助,农村体育赛事冠名或广告回报等方式吸引企业赞助。同时要做好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使其效用最大化。

3.3 健全组织管理体系

发挥农村学校体育的示范作用,各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借鉴其它地区农村体育工作的先进经验,健全组织管理体系。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建立涵盖县、乡、村的多层次农民体育协会和民间体育组织,形成以乡镇为龙头、以村民委员会为基础、以农民体协为纽带的具有较强辐射力的农村体育组织网络。积极发挥农村学校体育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创新机制,以农村体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让农村学校体育走出校园,实现农村学校体育与农村群众体育的互动,以此带动整个农村体育的发展。

3.4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

本着小型、多样、文明、节俭的原则,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和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开展与农业生产条件相结合的群众体育活动,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集多样性、参与性、趣味性于一体的农村体育竞赛体制。结合农村的实际条件,积极开展器材要求不高,简单易学,便于推广的体育活动,如跑步、跳远、拔河等。要充分挖掘散存于各地的民俗体育文化项目,将其继承与发扬,利用各种节庆日、庙会等,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体育活动和竞赛,以吸引农民的广泛参与。

3.5 合理引导农村体育产业的发展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自然条件复杂,加之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程度不一,城市中心区与边远郊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可能一样,即使在同一省、市、镇内,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会完全一样,因此发展农村体育产业在形式上必须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向自然挑战和在健身中享乐已成为一种时尚。于是,野外体育便逐渐盛行,与之对应的野外体育产业也呈现了勃勃生机。农村具有广阔的、天然的健身场所,各地区、社区和郊区农村可根据附近地形优势,开发出登山、滑沙、攀岩、激流冲浪、蹦极、山野马拉松、漂流等项目,吸引城市居民在贴近大自然的同时,体验挑战自然、战胜自我的满足感,又能加快当地体育设施的健全、农民健身意识的增强。这样既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以刺激农民的体育消费需求,增加农民参与体育消费的欲望。其次要与农业生产特点相结合,灵活发展农村体育。由于农村客观上存在体育设施场地设施少、时间难以协调等实际困难,应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可以充分利用节日开展体育比赛活动。比赛项目也应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为主,比如舞龙、舞狮、赛龙舟、拔河等等,在一些软硬件设施较好的乡镇,可以逐步推广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此外,要加大经费投入,多方筹措资金,不拘一格培育农村体育市场。

4 结论

经济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状况对体育事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更是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农村体育市场将会打开市场发展之门,此时要彻底解放思想,积极提倡、鼓励和扶持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为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是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体育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体育事业在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者生活质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创造巨额资金收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体育事业发展的经济联动效应上看,农村体育事业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良性、快速发展。本文以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与体育事业的关系为切入点,以新农村体育事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互动的关系为主线。深入探讨了新农村体育事业发展应采取的举措与对策,进而揭示出新农村体育事业与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对今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体育事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育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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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小涛.中国全运会丑闻不绝的背后[N].亚洲时报,200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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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成立,严珍,王丽清.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村体育文化问题[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2):66-69.

[8]古维秋,涂传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0):1303-1311.

[9]方媛.我国农村体育发展中的问题解析及对策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9,17(6):86,110.

新帝国主义论 篇8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阶段论 殖民地半殖民后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学说,始终处于历史性的演进过程。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阶段论”原理的创新。

1.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阶段”的划分

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论述“资本积累历史趋势”时精辟地指出的那样:“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剥夺者将要被剥夺。” [2]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被更高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阶段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3]从这种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他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 [4]的社会形态。

2.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阶段特征的预想

马克思说:“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5]马恩对社会主义阶段的概括,一是生产资料公有;二是按“劳”分配;三是计划经济等。依照他们的阐述,包括以下几个具体特征:

2.1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经历一个“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是“在它们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社会形态,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6]因而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带有它脱胎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

2.2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7]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思想体系,是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直接进到社会主义,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它有许多特征:

2.2.1单一的社会公有制

马克思说:未来的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8]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至少要首先在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同时发生。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剥夺資产阶级、实现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共同占有。恩格斯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实现整个社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的直接占有,供全体为了全体利益而共同利用。”[9]

2.2.2按“劳”分配

一切生产资料由社会共同占有和利用,必然决定消费品的按“劳动”分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取回来。”[10]劳动力不是商品,劳动产品不再采取价值形式。全部社会产品作了必要扣除后,以劳动为尺度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一原则排除了剥削关系。但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在体力、智力、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家庭状况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即使劳动成果相同、领到的消费品数量相等,人们之间的富裕程度,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11]也就是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2.2.3消除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 [12]产品生产取代商品生产,消灭了货币,价值规律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2.2.4计划经济

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后,商品生产为产品生产所取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市场竞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也不再存在,“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3] “按照共同点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14]整个社会生产按照社会需要,由计划控制与调节。

2.2.5国家已经失去特有的政治统治的性质而只有管理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15]因为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政治对立,所以国家就不需要专政的智能了。

2.2.6有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产生的思想文化观念,推动了教育、科技、艺术等的充分发展,社会造就的是“全面发展”的新人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上述特征的概括,是他们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成果,是宝贵的科学预想。言其宝贵而科学,是因为他们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通过透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大趋势,而形成的政治体系,其中一些理论原则,对160余年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仍具有现实指导价值。譬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阶段一个特征是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裕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邓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选》中,发挥这一思想,强调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要发展生产力,二要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许方球.略论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J].2009.4(193-19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8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69页.

[4][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363、21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90页.

[6][8][10][11][12][13][14][15]《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04、303、303-304、305、757、757、60、754-755页.

作者介绍:许方球,女,1965--,吉林洮南人,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理论与实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红乡绅论 篇9

一、传统乡绅与民国新乡绅的历史功过

中国历史上的乡绅,由于具有官僚、地主、商人特质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性格,以及生员享有相当于九品官的免役特权,在地方行政中有一定的权限,曾经是与国家政权相辅相成,稳定与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在文化上传播儒教和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培育实施君主政治的官僚或隐士的沃土;在政治上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迎合以及对其过大压力的反弹,成为乡意代言人,改朝换代时或起兵勤王或反王保境,或加速或延缓新政权建立的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在经济上则是进行土地兼并、高利贷、垄断市场,结交官府,追求私利,以及各种地方公益活动等的农村社会的上流阶层,并分化成“升官敛财型”和“经世济民型”的两种类型。前者因包纳钱粮、恃顽抗纳、包充职役、欺压农民的恶劣行为,享有“劣衿”、“刁劣之徒”、“土豪劣绅”的恶称。后者则以“官督绅办”的“乡董制”机构,在县府指导下,经办水利、养救院、普济堂、育婴堂、义仓,以官民共营形式出资兴建和管理乡集(清初曾是可以免税的“义集”)等,在明清时代控制了社会福祉事业,享有“百姓之望”、“民之师表”,“齐民之表率”、“百姓之观瞻”、“庶民之坊表”的美称。

为揭示中国国情和把握中国变化进程,日本学者半个世纪前就根据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阶级理论和社会史理论,从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及赋役制度、社会控制、地域社会等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绅士的社会性格、社会特质、绅权的社会构造、绅士的角色功能等,最后把绅士界定为统治阶级或中间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了以研究土地、赋役问题为核心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以研究权力结构问题为核心的“乡绅统治论”两种意见。他们认为: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后四种人为乡绅。在经济上,绅士一般是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在政治上,与满洲贵族、汉族大商业家构成统治阶级,垄断国家政权;在文化上,则处于独占地位,是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由绅士组织领导的团练、乡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又显现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2)

中国学者则认为,近代中国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其政治地位主要显现为: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

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三,通过出租土地控制农民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四,作为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捍卫儒学,以此影响着周围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五,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等。(3)

直至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旧乡绅退出历史舞台后,农村仍广泛存在着一个依附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群体,并在国民党政权与乡村宗族社会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学者认为,新乡绅不是简单的国家代言人,而是社会的文化体现者和传播者。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此有过深刻的理论剖析。其“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文化”则是指这些组织和个人、群体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诸如信仰、爱憎、亲仇等。网络主要包括宗族、市场和水利管理等方面的组织(如庙会、水会、商会等),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庇护和被庇护、传教士和信徒的关系等)。(4)正是新乡绅掌握的这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构成了上世纪初主导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经济的风向标和活动范围。

然而,民国政权的转换虽改变了国家政权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没有改变政治文化,这使得新乡绅的行为价值观念,对新国家的理解、对权力的运用方式、对乡民的管理观念,以及对乡村文化建设与资本运作的理解等都还是旧的,难以担当时代改革家的重任。根据布迪厄关于资本体系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理论,经济资本是直接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源,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与社会组织,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资本,具有再生产性。致力于发“社会转型财”的新乡绅,于是合法利用象征资本积累他们自己的资源,但却偏离了正途。民国时期的阳村宗族和乡绅运用“象征资本再生产”的结果,之所以证实了民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新乡绅误解和曲解了

新的“国家”、“宗族”、“革命”等概念,使新文化、新制度、新国家在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中遭到“意义”生产的失败的结果。(5)这也说明民国时期掌握了新文化解释权的新乡绅,在权力文化网络里,力图运用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来决定国家命运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的两面性,那就是:“当政府权力直接施诸人民身上,绅士是保持中间姿态的;当政府权力施诸绅士身上,绅士是抗衡政府的;当他们自己将权力施诸或代政府将权力施诸人民时,绅士和人民是对立的;一旦民权强大时,他们是和政府皇权一致的”(6),这也是以往新乡绅利用权力文化网络进行象征再生产时,无法建立新制度来取代旧制度,无法建立新文化网络以取代旧文化网络的关键。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学者们有的强调近代乡绅是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有的认为乡绅应该与城绅相对应,乡绅就是乡居的士绅;有的指出,传统士绅的主体就是从国家获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识精英,他们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可以说,在北伐战争以前,实际上是土豪劣绅及传统士绅这些旧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直至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旧乡绅被打倒,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才逐渐取代旧乡绅而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早在1929年,中共文献就指出与旧豪绅相区别的新豪绅,其实也就是以接受新式教育为特征的新乡绅,其主体正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掌权者演化而来。(7)

新乡绅的兴起,与国民党强化基层政权,建立区乡镇政权机构,强化联保等准权力机构,造成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扩张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20-30年代乡村革命所打倒的,不具官僚身份,属于一种为官府所依靠的民间豪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同,新乡绅担当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县区乡镇长、联保主任等,大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的新式教育。在行为特征上,土豪劣绅行为往往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甚至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新乡绅则代表着国民党政权力量向乡村宗族社会扩张,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形成了民族为纲而家族为目的新理念。在宗族观念上,新乡绅保持了某种儒家的政治态度,但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号召,强调国家与宗族的连贯,甚至设计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适应近代发展的潮流。如制订新家法,组织农业合作社,制订合作社章程,提倡新族学,担任新族学校董并使之成为新乡绅民间身份的主要标志等。这表明了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影响下,新乡绅作为乡村宗族社会改良的政治力量,以国家统一意识形态连贯国家政权与乡村宗族,以保持社会的大一统局面,实现国家对乡村宗族的有效控制的积极一面。(8)

比较而言,旧乡绅具有国家赋予的身份特权,新乡绅却多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与国家基层政权关系的亲密度远高于旧乡绅,基本上控制了乡村;旧乡绅是伦理道德的化身与代表,多有赡济宗族的行为,新乡绅则多热衷于钻营官场与敛积更多的个人财富,其乡村宗族的道义性权威低于旧乡绅。但因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新乡绅也多有着儒家家族情怀,并与国民党官方越来越浓厚的儒家色彩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痛诋新文化及其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主张以儒家文化重构国家家族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统制乡村宗族的内在道义权威。(9)

二、当代农村红乡绅的构成与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可见乡绅是古代以至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要阶层。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古代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或近代国家基层政权授予的,同时也是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上层政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补充了地方行政的不足,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打下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结果。探讨新旧乡绅的特点,研究近代国家政权力量与乡村宗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解析乡绅现象,解决目前的三农困境。

观察当今,农村是否存在着既近似于又有别于以往乡绅阶层的新兴乡绅——“红乡绅”?这只要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就可以清楚。“绅士”的本意原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10)如果我们综合考察新旧乡绅的历史功过,承认其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乡里的历史贡献,重视其主导乡间舆论与阐释国家政策的桥梁作用和正负后果,不受历史上对“乡绅”定义的贬义或褒义影响,只是把“乡绅”作为一种拥有经济资本、政治影响、文化水平、社会资源的优势,在当今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具有基层的政治权力,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以及具有乡村的国家主流文化的解释权,需要予以关注、培育和引导的重要阶层的代名词,那么,红乡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农村的红乡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

一、乡镇党政部门与村委会里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干部,及其亲属;有功勋荣誉、海外关系、上层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乡村退休官员、复退军人、知名人士、乡镇村民及其家属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受过专业训练立志回乡发展,有文化资本、独到眼光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村首先富裕起来的有经济资本的乡镇民营企业家,外出经商、创业、务工致富的返乡农民等。其共同的特征是,有中等或高等文化程度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有较高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一定的基层组织的权力或支配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有代表民意肯定或批评地方决策的乡间舆论话语权;有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较为一致的官方或准官方的立场。

由此可见,红乡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所起的乡村发展的中坚作用已不容忽视。目前,我党的历史任务随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依靠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困农民,奋起推翻旧政权,分配土地,解放生产力,变成了今天依靠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益人民的中坚阶层,改革优化新政权,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伟大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好主导农村的新兴力量——红乡绅阶层。这首先需要发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社会经验较丰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和文化视野较宽广的优势,借助现代大众传媒的强势手段,引导他们学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国情和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理解和认同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将以人为本,科学执政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次要发挥他们掌握了乡间话语权的优势,消除其内部对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改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与落后观念的疑虑,坚定不移地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其三要发挥他们拥有基层组织的权力与左右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引导并支持他们由发家致富转向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阶层。

总而言之,只有从“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出发,根据中国国情需要,积极培育凝聚了时代先进文化力量的红乡绅阶层,才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11),使其带头完成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物质文明的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组织健全、政治文明的新农村等重要的时代任务;才能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完成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才能完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任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才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才能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包括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投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开辟增收新途径(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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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10)《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07页。

(11)《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新华网2005年10月11日。

新帝国主义论 篇10

关键词:群众观,公安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对新时期公安工作的重大意义

群众观是如何认识群众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对待群众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史观的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中, 提出了群众路线, 即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领导下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公安机关, 系国家安危、社会稳定于一身, 必须坚持群众观, 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道路。

(一) 坚持群众观是坚定公安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的保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公安机关的根本宗旨, 对“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这一问题的回答体现了公安机关的基本立场。由于公安机关的性质、特点和所担负的职责任务决定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 “为了谁”的立场不能变, 否则, 公安机关就会迷失方向, 丢失本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价值观、世界观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公安民警抵挡不住诱惑, 思想发生了偏差, 就会造成权力的滥用, 给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 坚持群众观是公安机关营造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公安工作要贯彻和谐社会的新理念, 即要努力做到“最大限度的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 做到两个“最大限度”包含着维护社会稳定, 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同时又要积极缓解社会冲突, 减少社会对抗。由于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利益的分化, 新旧机制的交替与重构引起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凸显, 群众利益受到侵害时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公安机关要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指导下正确处理社会冲突, 站到群众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使化解矛盾的过程成为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团结群众的过程。

(三) 坚持群众观是公安机关履行自身职能的必然选择

公安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没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 公安工作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 诱发犯罪的因素大量存在, 维护社会治安工作艰巨而繁重。警力有限, 但民力无穷, 公安机关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充分挖掘和运用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尽智慧和力量, 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对敌社情、犯罪和治安情报信息获取的普遍优势, 才能为公安机关履行职能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强有力的支持, 不断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复杂局势的能力和水平, 增强公安工作的后劲。

(四) 坚持群众观是公安机关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树立良好警风体现了公安机关自身发展的水平。多年来, 公安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明显提高, 但仍不同程度存在执法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现象, 一些现象伤害了群众对民警的感情, 使群众不信任、不支持公安工作, 所以在此时重提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非常必要。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执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此重新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从根本上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并籍此促进公安队伍素质在新时代的提升。

二、目前公安群众工作的现状

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变化, 公安机关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遇到了诸多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 群众基础出现弱化, 这极大影响和制约了公安工作的开展。及时扭转被动局面, 切实打牢群众基础, 已成为各级公安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

公安机关群众工作环境的变化。胡锦涛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分析我国面临的形势时指出:“新世纪新阶段, 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 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社会尚处于一个比较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中, 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不断推进。但是, 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经验, 当人均GDP在3000美金左右时, 社会治安形势必然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特点。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基层民警工作环境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但城市与农村有很大差别, 就是同一个城市的这一个社区与那一个社区、同一个乡镇的这一个村与那一个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基层民警群众工作的环境日趋复杂。

(二) 公安机关群众工作对象的变化

表现在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下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部分群众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发生了变化, 存在“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参与社会治安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下降;对公安工作不了解, 缺乏客观评价。由于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经费短缺、装备落后等诸多保障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安机关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而一些群众片面地认为社会治安不好, 是公安机关工作不力所致, 抱怨指责的多、关心支持的少, 缺乏客观的评价。还有个别群众由于对少数民警存在看法, 主观上对民警群体产生错误认识, 造成对整个公安队伍存在偏见。

(三) 公安机关群众工作的主体变化

一是对群众工作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不愿或不会做群众工作。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专门手段得到强化, 部分民警变得忽视群众工作, 认为群众工作可有可无, 缺乏做群众工作的积极性, 更有部分人存在畏难情绪, 主观认为群众素质低多, 群众工作耗费时间、精力多而且见效慢, 因而不愿做群众工作。由于对做群众工作理解不深、招法不多, 不会做群众工作。面对群众法制意识日益增强, 文化素质普遍提高, 而民警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简单, 缺乏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 不理解群众工作的深刻内涵, 简单地认为做几件好事、走访几户家庭就是做群众工作, 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缺乏创造性。

二是少数民警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的偏低, 影响了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当前, 少数民警仍存有特权思想, 以管人者自居, 滥用职权、执法不公、执法不严、办人情案、越权执法等问题仍然存在, 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一些民警工作责任心不强, 对群众缺乏感情, 把群众的“大事”当“小事”、“急事”当“闲事”, 造成了群众与公安机关的疏远。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关注和对公安机关的期望值不断提升, 而公安机关在应对复杂治安形势的能力和水平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打击犯罪的效率和质量与群众的期望值存有差距, 造成了一部分群众对公安机关履行职责不满, 信任度降低, 影响了群众工作的开展。

三、新时期公安工作落实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几点建议

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公安工作中要落实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就是要以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方向, 以落实民生、履行职能为工作手段, 严格执法、热情服务, 积极构建和谐警民关系, 将群众观渗透到公安工作的各方面。

(一) 加强宗旨意识, 深化对群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公安机关落实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 要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 充分认识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将感情和立场转到群众中间, 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宗旨教育, 切实解决好“为谁掌权, 为谁执法和为谁服务”的问题, 使民警真正从思想上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把做好群众工作视为公安工作的前提和根本, 紧紧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 坚持走专群结合路线, 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认知率和参与度。

(二) 忠实履行职责, 着力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涉及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只有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群众有了安全感, 才能够安居乐业, 才能够增加社会和谐度和群众的幸福感。所以各级公安机关要发挥自身优势, 在主动发现矛盾、积极化解矛盾上下功夫, 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重点解决群众关心的严重暴力案件、“两抢一盗”系列性侵财型案件等突出违法犯罪活动的预防和惩治工作, 为群众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要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依托出入境管理、户口管理、交警、消防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管理环节, 创新管理思路、机制、方式和手段, 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和社会服务的客观需要。

(三) 严格公正执法, 全面提升执法水平

随着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 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日益增强, 通过法律追求公平正义, 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的现实诉求。公安机关拥有刑事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 如何执法,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 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近几年通过法治理念的教育, 公安队伍的执法理念、水平有所提高, 但还是会存在与总体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譬如存在执法不规范、粗暴执法, 执法尺度宽严不一、随意性大等现象, 究其原因, 有法律法规本身的缺陷, 也有民警没有从整体上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单纯就案办案、和群众沟通不够、解释法律法规不到位等原因。公安机关要在群众中获得公信力, 靠的不是手中的权力, 而是将执法为民的理念深入于心, 通过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 以此来赢得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四) 树立良好形象, 促进警察公共关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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